【我的許多朋友都勸我不要公開談論這些有爭議的問題,說這樣做很可能會被人“媒體圍剿”。我認為他們也許說得沒錯,但我不會因此而沉默。——達利歐】
洛杉磯騷亂,川普猶如鯊魚聞到了血液的味道一樣亢奮,他迅速派出國民警衛隊和海軍陸戰隊去彈壓,不怕事大,就怕事不大。
事出反常必有妖。川普2.0以來,他毫不掩飾要成為美國的“國王”。不過,在美國現行政治制度安排下,這似乎是“mission impossible”。歷史昭示我們,“緊急狀態”是擴大總統權力、通往獨裁的捷徑。川普一定研究過這段歷史:1933年,上台不久的希特勒利用“德國國會縱火案”,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通過緊急法案,賦予其極大權力,最終確立了獨裁統治。
川普已經對“緊急狀態”產生了迷戀:1)今年3月,川普援引1798年《敵對外國人法》——該法案授權總統驅逐與美國處於戰爭、入侵或“掠奪性侵犯”狀態的國家的公民——聲稱委內瑞拉暴力犯罪集團“阿拉瓜火車”正在入侵美國。這項法律此前僅被用過三次,分別是在1812年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2)川普在4月加征關稅時也使用了類似的理由——“外國的貿易和經濟行為已造成國家緊急情況”。
這次由驅逐非法移民引發的洛杉磯騷亂,川普稱之為“暴力的叛亂暴徒入侵和佔領.....將洛杉磯從移民入侵中解放出來。”川普甚至威脅逮捕拒絕配合的加州州長民主黨人紐森。
對川普而言,“緊急狀態”簡直是“銷魂丸”:這可以讓他繞開國會煩人的羈絆而行使權力;通過“創造危機”,更能展示其作為拯救者的英勇形象;通過頻繁地使用“緊急狀態”,令民眾逐漸適應,為其在2028年的大選中攫取權力做好預演......
去年,我看了《美國內戰》那部電影,大致劇情是:
——一場介於第三任期總統領導的聯邦政府與多個分離主義陣營之間的內戰在全美爆發。雖然總統聲稱政府正在取得勝利,但事實上,由加州與德州領導的起義軍“西部力量”(Western Forces, WF)已逼近首都華盛頓......西部力量最終殺入白宮,特勤局特工試圖與小隊談判向其投降並請求保住總統性命,但遭到對方擊斃,雙方陣營隨之爆發激烈交火。士兵拖曳出躲在辦公桌下的總統將其擊斃。
不能不佩服好萊塢導演的想像力。“第三任期總統”說的是誰?
美國真的會發生內戰嗎?筆者認為,雖然這並非迫在眉睫的現實,但絕對不能排除可能性。想想看,川普上台後的諸多匪夷所思的政策和言論,你能事先想像得到嗎?
國有疑難可問誰?基辛格去世了,芒格去世了,巴菲特退休了。環顧當今美國,有智慧、有理性、有大格局的“智者”寥寥無幾。
達利歐還算一個。
近日,達利歐冒著危險與世界分享了他對美國內戰的洞見。為什麼說著很危險?達利歐說:
——我認識的許多應當被社會聆聽的人,現在都害怕公開講話,因為他們擔心被極端分子攻擊,而這種攻擊會通過聳動的媒體被放大。我的許多朋友都勸我不要公開談論這些有爭議的問題,說這樣做很可能會被人“媒體圍剿”。我認為他們也許說得沒錯,但我不會因此而沉默。
達利歐這篇長文的標題就是《內戰?》,很有衝擊力。
達利歐曾提出六階段的“內部周期”:(1)新秩序開始,新領導層鞏固權力(2)資源配置體系與政府官僚機建構立和完善(3)出現和平與繁榮(4)支出和債務嚴重過度,貧富差距和政治分歧擴大(5)財政狀況糟糕,衝突激烈(6)出現內戰或者革命。
這是他分析當下美國內戰的範本。達利歐寫道,“鑑於政府的債務問題以及洛杉磯騷亂,川普總統派遣國⺠警衛隊鎮壓騷亂,我認為現在是時候提醒大家這個範本了。”
達利歐認為,美國當前正處於關鍵性的第5階段——財政惡化導致階級衝突爆發的前夜。在這一階段,不同領導人及各群體如何處理衝突,將決定國家是否能和平變革或走向暴力。
在第5階段,經典的“有毒組合”引發重大內部衝突:國家與民眾處於財政困境(如債務與未償義務龐大);社會內部存在巨大收入、財富與價值觀差距;遭遇劇烈的經濟衝擊。這種多重因素的匯聚通常會帶來混亂、衝突,甚至是內戰。
當金融問題發生時,通常首先衝擊的是私營部門,然後是公共部門。因為政府絕不會讓私營部門的金融問題拖垮整個系統,政府的財務狀況才是關鍵。當政府失去購買力時,就會發生崩潰。【註:美國當下的財政狀況已經搖搖欲墜,馬斯克猛藥治病,卻被川普的《大而美法案》攪局】
達利歐指出,內戰或革命最可靠的領先指標是政府財政破產與巨大的財富差距並存。這是因為當政府失去財政能力時,它就無法資助那些必須被救助以維持系統運轉的私營實體(如2008年底美國等政府所做的那樣),也無法購買所需物資,更無法僱人完成必要工作。政府失去了“權力”。
處於“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標誌、也是借貸和支出能力喪失的領先指標是政府巨額的赤字,債務超出除本國央行外其他買家的購買意願。
當政府資金枯竭時,可選擇的餘地極為有限:要麼大幅加稅和削減開支,要麼大量印錢,從而導致貨幣貶值。如今這種晚周期債務動態正出現在美國的聯邦和州層面。
面對這些情況,要麼必須削減支出,要麼必須以某種方式籌集更多資金。削減支出對最貧困的人來說是最難以忍受的,因此必須對有支付能力的人徵收更多稅款,而這也加劇了爆發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的風險。但當富人意識到他們將被徵稅以償還債務和彌補赤字時,他們通常會選擇離開,從而引發“空心化”過程。目前,這正在推動美國一些州之間的人口遷移。
達利歐指出,民粹主義與極端主義在混亂和不滿中,常常會出現一些具有強烈個性、反精英並自稱為“普通人而戰”的領導者。民粹主義通常出現在財富與機會差距擴大、國內外不同價值觀被視為文化威脅,以及“體制精英”掌握權力卻未能有效為大眾謀福利的情境下。當這些因素激起普通人的憤怒時,民粹主義者便乘勢上台。
民粹主義與極化現象越嚴重,一個國家越接近內戰與革命。在第五階段,中間派成為少數;到第六階段,中間派幾乎不復存在。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特徵,是對其他階級的“妖魔化”,這通常導致某一或數個階級成為替罪羊,被普遍認定為問題的根源。結果便是排斥、監禁,甚至消滅這些階級成員的衝動。種族、民族和社會經濟群體經常在社會經濟壓力下被妖魔化(川普的哈佛戰役:美國版階級鬥爭與文化革命)。
達利歐認為,媒體在社會亂局是一個關鍵角色。今天,傳統媒體已經失去社會信任,這給了川普、馬斯克這樣的“網路意見領袖”巨大的動員能力。
公共領域真相的喪失隨著人們變得更加分裂、情緒化和政治化,由媒體歪曲和宣傳導致的資訊失真使人們愈發難以辨別真相。在第五階段,交戰各方往往與媒體合作,操縱公眾情緒以獲取支援、打擊對手。媒體變得像義警一樣肆無忌憚:人們經常在沒有法院審判的情況下被媒體“定罪”,生活被徹底摧毀。在財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時期,揭露精英階層的故事在媒體中尤為受歡迎且具有商業價值。當媒體的輿論能力疊加其他懲罰手段時,媒體就變成了一個強大的武器。
如今,美國傳統和社交媒體的“可信度”已跌至我們有生以來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項2019年蓋洛普民調顯示,僅有13%的美國受訪者對媒體“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點”或“很信任”媒體。這一數字在1976年曾高達72%。就連曾被視為新聞誠信典範的《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也經歷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
在這個階段,“不惜一切代價獲勝”成為遊戲規則,“不擇手段”成為常態。人們不再講理,而是徹底被情緒主導。當“獲勝”成為唯一重要的目標時,不道德的鬥爭會以自我強化的方式不斷升級。當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信念而戰,卻沒人能達成共識時,整個系統便瀕臨內戰或革命的邊緣。控制權在手的人往往會將法律與警察系統當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組織也會興起——比如打人奪財的流氓團夥,或者保護富人免受這些威脅的保鏢力量。抗議活動數量明顯上升,且愈發趨於暴力化。當廣泛的不滿在社會中爆發,且當權者放任其蔓延時,最終可能演變為暴亂;而一旦他們試圖強力壓制,局勢反而可能爆炸。
達利歐提出一個原則:當你猶豫不決時,就離開——如果你不想捲入內戰或戰爭,就應趁還能走的時候儘早離開。
這種情況通常出現在第五階段的晚期。歷史表明,當局勢惡化時,想要離開的人往往會發現“大門已經關閉”。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投資和資金流動,在這種時期,國家往往會實施資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
“一人一票”的民主過程存在缺陷,即選民通常並不會像企業選高管那樣仔細評估候選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氣左右。歷史也表明,在劇烈衝突時期,民主容易崩潰。民主制度要求通過協商達成共識並妥協,這意味著觀點對立的人必須在體系內有效合作,決策效率極低。民主制度的最大風險是其決策過程可能變得支離破碎、充滿敵意,導致治理失效、結果惡劣,最終引發由民粹主義強人領導的革命——這些強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領導的大眾。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歷史顯示,在嚴重衝突時期,聯邦制國家(如美國)常出現中央與地方(州)之間關於權力劃分的衝突。
當第五階段的各種因素被推向極端時——尤其是糟糕的財政狀況、社會奢靡、內亂和外患等,就會形成一個功能紊亂的局面,進而引發由強人領導的權力爭奪。
第五階段是一個十字路口,一條路可能通向內戰/革命,另一條則可能通向和平與(理想狀態下的)繁榮共處。顯然,和平繁榮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難實現的路徑。這條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強有力的和平締造者”,他必須竭力團結國家,包括主動接觸對立方,將他們納入決策過程,並以一種多數人認為公平且運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會秩序(即高度生產性、惠及多數人的新秩序)。歷史上這種領導者極為罕見,我們唯有祈禱其出現。第二種則是“強有力的戰鬥者”,他具備帶領國家穿越內戰/革命烈焰的能力。
川普會帶來和平繁榮還是內戰?相信地球人都知道。
達利歐指出,內戰和革命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從而徹底改變內部秩序。這是因為,幾乎所有制度都會讓某些階級受益而讓另一些階級受損,而當這種失衡發展到一定程度,變得無法忍受時,就會爆發鬥爭,以決定未來的方向。當財富和價值觀差距極端擴大,併疊加經濟困境,導致體制對大多數人而言無法運作時,民眾就會奮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經濟上最受打擊的人群會試圖從現有體制中受益的富裕階層手中爭奪更多財富與權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徹底改變體制,因此也自然會違反掌權者制定的法律。
內戰時期通常極為殘酷。 戰爭初期可能還表現為相對有組織的權力鬥爭,但隨著衝突與情緒升級,各方為勝利不擇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級,遠超第五階段人們所能想像的程度。精英和中間派通常會逃亡、被監禁,或遭殺害。
領導這些內戰或革命的人,通常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層出身者。這些領導人往往極具個人魅力,擅長組織並領導強大高效的革命組織,推動變革。
在內戰/革命階段,執政政府幾乎總是面臨嚴重的財政、信貸和購買力短缺。這種短缺促使政府尋求從富人手中掠奪資源,而富人則將資產轉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國家、外幣、黃金等難以徵稅或不產生生產力的資產),這又促使政府實施資本管制,阻止這些外逃。
內戰極其殘暴,因為這是一場生死之爭。 每個人都被迫選邊站隊,中間派在刀光劍影中最容易出局。在這種局勢下,最適合成為領導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將領型人物”——他們既能聚攏支援,也能贏得各類戰鬥。由於鬥爭極為慘烈,他們也必須夠強硬,願意採取一切必要手段贏得勝利。
達利歐對美國時局的剖析,入木三分。幾點感受:
1、美國正處在一場社會亂局甚至內戰的前夜。給定川普的個性、野心和理念,川普就是美國內戰的最佳催化劑。
2、洛杉磯騷亂,是川普擴大權力的天賜良機。強勢反非法移民,是川普2.0獲得支援度最高的政策,他擁有民意支撐。這場危機更有利於川普而非民主黨。
3、這是一場社會革命,帶有強烈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色彩。在革命敘事的洗禮下,馬斯克等美國精英可能面臨被時代洪流裹挾的危險。
4、達利歐的分析角度,讓我們對美國的債務問題、馬斯克變法、馬斯克與川普的決裂等問題,有了更深的理解。
5、不能不說,中國的國運來了。面對美國的遏制,中國必須保持戰略定力,沒準美國發生“內戰”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提振消費、擴大開放、推進改革,從而穩定經濟和就業。看到令人振奮的消息,中國單方面免簽“朋友圈”已增至47國,這是胸懷、格局,更是智慧。 (劉勝軍大局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