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未曾親歷19世紀60年代的美國內戰，在20世紀60年代那場民權運動與馬丁·路德·金遇刺引發的第二次內戰般的抗爭中，我還只是個孩子。但如今，我無疑正親歷美國的第三次內戰。每隔幾年，我就會想起自己新聞業的核心準則之一：一旦看到大象在天上飛，別急著發笑，先記錄下來。因為如果大象真能飛上天，那麼必然正在發生某種你尚未理解，但你與讀者都亟須弄清的反常之事。今天提起這個準則，是針對川普政府日前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報告概述了美國在全球的利益佈局，但我最關注的是它對歐洲盟友及歐盟的描述。報告稱，歐洲的部分行為“損害了政治自由與主權，其移民政策正在改變歐洲大陸並引發衝突，存在言論審查與壓制政治反對力量現象，出生率暴跌，國家身份認同與自信心喪失”。事實上，這份戰略檔案明確指出，除非歐洲盟友選舉出更多致力於遏制移民的“愛國”民族主義政黨，否則歐洲將面臨“文明抹除”。這正是一頭不容忽視的飛天大象。這種表述在以往任何一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都未曾出現，在我看來，它揭示了第二屆川普政府的一個深刻真相：入主白宮在多大程度上是為了打響美國的第三次內戰，而不是為西方面臨的新冷戰而戰。美“第三次內戰”的五條戰線沒錯，在我看來，我們正處於一場關於何為“家園”的新內戰之中。我未曾親歷19世紀60年代的美國內戰，在20世紀60年代那場民權運動與馬丁·路德·金遇刺引發的第二次內戰般的抗爭中，我還只是個孩子。但如今，我無疑正親歷美國的第三次內戰。與前兩次一樣，這場內戰圍繞兩個核心問題展開：“這個國家究竟屬於誰？”以及“誰能在我們的國家裡找到歸屬感？”如今這場內戰目前比前兩次暴力程度低，但一切才剛剛開始。在我們所在的西半球，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報告顯示，2023年南部邊境移民遭遇事件創下歷史新高；皮尤研究中心估計，同年美國非法居留人口增至1400萬人，打破了長達十年的相對穩定期。但這不僅僅與移民有關。美國第三次內戰正在多條戰線展開：其中一條戰線是以白人為主的基督教美國人抵制少數族裔主導美國的趨勢，這一趨勢將在21世紀40年代某個時候成為既定事實。第二條戰線是，非洲裔美國人仍在與那些試圖築起新壁壘、阻止他們獲得家園歸屬感的力量抗爭。還有一條戰線來自各個背景的美國人試圖在瞬息萬變的文化洪流中穩住陣腳，關於身份認同、衛生間使用，甚至字型選擇的新規範，以及在公共場合如何打招呼的社交禮儀。在第四條戰線上，由人工智慧驅動的技術變革正以颶風之勢席捲職場，其速度遠超人們適應的步伐。而在第五條戰線，各個種族、信仰和膚色的美國年輕人，即便想擁有一套普通的住房都備感壓力，而住房這一實體與心理的港灣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夢的核心錨點。“保護美國文化”成核心需求我的感受是，如今，有數以百萬計美國人每天醒來，都不確定自己在這個“家園”中應遵循的社會規則、可依賴的經濟階梯，或是可踐行的文化規範。他們在心理上處於無家可歸的狀態。當川普把美墨邊境的高牆作為首次競選的核心主題時，他本能地選擇了一個對成百上千萬美國人而言具有雙重意義的詞。“牆”既指阻擋失控移民的物理屏障，這些移民正加速推動美國向少數族裔主導的國家轉型；“牆”也像征著壁壘，抵禦著那些快速和大規模的變革，就是那些重塑日常生活的文化、數字與代際風暴。在我看來，這正是川普國家安全戰略的深層背景。他無意重新打響冷戰，去捍衛和擴大民主疆域，而是一心想打響一場關於“美國家園”與“歐洲家園”本質的文明之戰，其核心是種族與猶太-基督教信仰，並界定誰是盟友，誰是敵人。經濟專欄作家諾亞·史密斯本周在美國“訂閱堆疊”網站上撰文指出，如今，由“讓美國再次偉大”主導的美國右翼“本質上並不關心民主、盟友關係、北約或歐洲一體化項目，他們關心的是‘西方文明’。除非歐洲大規模驅逐穆斯林移民，開始強調基督教遺產，否則共和黨不太可能出手幫助歐洲解決任何問題”。換言之，當保護以種族和信仰為核心的“西方文明”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時，最大的威脅就變成湧入美國和歐洲的不受控移民。正如國防分析師裡克·蘭德格拉夫所指出的，“保護美國文化、‘精神健康’和‘傳統家庭’被定義為核心國家安全需求”。正因如此，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並非偶然。事實上，它就像一塊羅塞塔石碑，闡釋著本屆政府國內外政策的真正驅動力。本文由美國《紐約時報》網站12月12日發表，原題為《川普對新冷戰不感興趣，他想打的是新文明之戰》，作者是該報專欄作家托馬斯·佛里曼。 (譯通社)

就說是不是內戰吧！據新華社報導，美國白宮發言人表示，面對芝加哥發生的“暴亂”，伊利諾伊州官員“置身事外”，但川普總統“不會視而不見”。光說不練假把式！白宮於當地時間10月4日宣佈，美國總統川普決定向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部署國民警衛隊，授權派遣300名國民警衛隊員保護芝加哥的聯邦官員和資產。019月26日，在位於美國芝加哥西郊布羅德維尤市的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辦事機構外，抗議者在衝突中將執法人員發射的催淚彈瓶扔回圖：新華社白宮話音剛落，即有美國媒體稱，聯邦執法人員開始行動。芝加哥，是不是在巷戰？海叔看到相關報導，有此疑問！且看新華社援引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報導，“幾天前，執法人員深夜突擊搜查一棟公寓樓，逮捕37名沒有身份證明的人和一些美國公民”。相關報導寫到執法過程的細節：他們將大人和小孩一併拖曳出房間，現場哭聲、尖叫聲不斷，“黑鷹”直升機在附近盤旋。目擊者說，當時場面好似軍事“入侵”。這是針對敵軍，還是恐怖分子呢？還要動用“黑鷹”直升機？要知道，目前世界上除了美、俄、中等有限的幾個國家之外，沒有那家能夠生產類似直升機。動用“黑鷹”直升機做這些執法工作，簡直大炮打蚊子的節奏。看看美國聯邦執法人員是怎麼幹的吧！以當地時間9月30日一次針對非洲裔社區的行動為例：“黑鷹”直升機及卡車將一棟五層公寓樓包圍，聯邦執法人員從懸停的直升機滑降至樓頂，挨家挨戶吵醒居民，不分男女老少，先用紮帶捆束手腕，再行甄別，共逮捕37人。注意，是“不分男女老少”，先逮捕，再甄別！當地時間10月4日，芝加哥布萊頓公園社區，美國聯邦執法人員在逮捕抗議者憑什麼做如此有罪推定？美國人是如此注重人權的嗎？還是完全沒有將非法移民以及接近非法移民的人甚至普通公民當人？否則如何解釋？據新華社報導，伊利諾伊州民主黨籍州長普里茨克已指示該州有關機構就兒童遭紮帶束縛、被迫與父母分開拘留等指控展開調查。普里茨克甚至在當地時間10月5日接受媒體採訪時，直言芝加哥已經“淪為戰區”。02何所謂戰區？海叔要說，總起來看，這一輪美國國內衝突，當然有種種緣由。比如美國聯邦政府希望打擊非法移民。無論如何說，高舉法律的旗幟，高喚“打擊非法移民”，起碼從法理層面說，並沒有錯。但是否依法執法，就另當別論了。比如州權與聯邦權之爭。拋卻普里茨克的民主黨人背景，他的一些言辭，意指聯邦武裝人員沒有資格被派到州裡武裝執法，似乎有些道理啊！9月26日，在位於美國芝加哥西郊布羅德維尤市的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辦事機構外，執法人員發射的催淚彈傷及一名抗議者，同伴在為他進行緊急處置圖：新華社比如再是非法移民，並非暴徒，更非非法武裝。這些擁有別樣“美國夢”的人抵達美利堅合眾國，並沒有準備顛覆州乃至聯邦政府。這些人大抵是為了混口飯吃，或者生活得比在祖國好那麼一些。可受到的卻是被清剿的待遇。輕則被紮帶捆綁，重則絕對有可能在聯邦工作人員執法過程中直接喪命！更有甚者，既然聯邦執法人員是無差別抓捕，大機率就會逮到無辜者。無辜者是否會尋求美國國家賠償？9月26日，美國總統川普在首都華盛頓白宮回答記者提問圖：新華社海叔注意到，早在9月下旬，當美國總統川普宣佈將向俄勒岡州派遣軍隊，以應對國內恐怖分子之際，俄勒岡州嚴詞拒絕。川普在社交媒體上說，應國土安全部長請求，他已“指示戰爭部長派遣軍隊”，“保護被戰爭蹂躪的波特蘭，以及正遭到‘反法西斯運動’和其他國內恐怖分子攻擊的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設施”。但俄勒岡州州長蒂娜·科特克當天直接回擊，“波特蘭市安全狀況一切正常，川普向該市派軍是濫用職權”。科特克在新聞發佈會上說，自己已經與川普和國土安全部長諾姆進行“直接對話”。“我已經非常明確地表明，波特蘭市和俄勒岡州相信法治，有能力處理好我們自己地方的公共安全需求。這裡沒有叛亂。沒有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她說。此前，川普曾向洛杉磯、華盛頓派遣部隊，遭遇強烈抵制。從川普屢屢想動用聯邦武裝力量到州“執法”，可以看到，他認識到槍桿子的重要性不僅僅在全世界能夠為美國謀得利益，也可以幫助他、幫助共和黨穩固政權。歸根結底，川普希望動用武裝力量參與到共和黨與民主黨的黨爭之中。03從普里茨克認為芝加哥處於內戰狀態，海叔還觀察到一個情況——芝加哥“戰事”起來的時候，正是美國國防部長——現在其自認為是“戰爭部長”赫格塞思在弗吉尼亞州匡蒂科海軍陸戰隊基地組織美軍軍官大會以後。川普在弗吉尼亞州匡蒂科美軍陸戰隊基地會議上發表講話在這場全球美軍海軍、陸軍准將以上軍官近千人大會上，川普在咒罵民主黨，在宣稱“不服”的軍官可以辭職。緊接著，果然連續有美軍上將主動捲鋪蓋走人。川普這是希望將美軍改變為效忠於他個人的部隊嗎？反正，經過這一會議，川普、赫格塞思似乎誓師成功。緊接著，其果然又繼續在諸如芝加哥等國內大城市“執法”。未來，美國聯邦國民警衛隊、美軍將觸角繼續深入到州一級，特別是民主黨控制的州的國民警衛隊、民兵等武裝如果不服，那“戰事”是否會升級？難以想像！ (新民周刊)

據說每任美國總統都要打至少一場戰爭，川普也未能免俗。6月7日，洛杉磯市騷亂升級，川普下令，兩千多國民警衛隊士兵開著裝甲車、坦克車開進市區，海軍陸戰隊也集結待命，一場現實版「美國內戰」 上演，洛杉磯街頭亂象叢生。這騷亂背後有著複雜緣由。美國本來就是移民國家，可拜登上台後，大敞南部邊境大門，任由非法移民湧入，據說其任內非法移民數量飆至上千萬，致使美國各地社會系統崩潰，治安惡化，就業結構受衝擊，上街都成高風險事。2024 年川普上台，為兌現驅逐所有非法移民的競選承諾，給移民局定下每天抓3000 人的KPI 考核指標。移民局為完成任務不擇手段，降低標準，將一些長期定居無大問題的移民也劃進非法名單，還突襲購物中心、工廠，連黑幫成員都抓，恐慌情緒迅速蔓延。畢竟被驅逐出境意味著斷了很多人一家老小的生路，人們只能拚命反抗，移民問題逐漸演變成執法部門與整個社會的對抗，暴力騷亂壓力大增。而這次暴亂發生在洛杉磯也有其必然性。加州是民主黨的鐵票倉，非法移民對他們來說那是重要的選票來源，加州政府公開給非法移民群體站隊，讓紐森直接跟川普槓上了。不但不配合移民局，還公開庇護非法移民。今年年初，聯邦移民局好不容易抓了25個重罪犯，結果還來不及遣返，就被州長給赦免了。這可把川普氣得不行，威脅要斷加州的聯邦撥款。紐森那邊更硬氣了，直接回嘴說，那就不繳聯邦稅了。神仙隔空罵戰，底下的洛杉磯街頭那可就炸開鍋了。這幾天洛杉磯的騷亂現場已經升級成了武裝衝突，聯邦這邊跟抗議人群打起了巷站，催淚瓦斯、震爆彈滿天飛，抗議者也沒任人宰割，燃燒瓶、煙火齊上陣。同時除非法移民外，安提法、黑名貴等專業鬧事組織也加入，讓場面更加失控。俄勒岡反川普組織也號召民眾圍攻聯邦移民局，白宮定性為叛亂，威脅動用更大武力。這場騷亂實則是美國社會深層矛盾的集中爆發。非法移民雖帶來廉價勞工，支撐著農場、建築工地等，但也搶本地人飯碗、壓低工資，還帶來毒品、黑幫等問題。川普驅逐行動理論上能緩解問題，可執行太糙，副作用大。再加上美國經濟前景黯淡、貧富差距加大，民眾本就壓抑，被暴力執法一點燃，迅速成燎原大火。而且建制派想藉騷亂搞川普，推波助瀾，讓事情越複雜。騷亂後續發展難測，川普若下死手，雖可能短期內壓下騷亂，但可能激起更大反彈，畢竟美國人有槍。且暴動已從洛杉磯蔓延到其他州的苗頭，如紐約、俄勒岡州。總之，這場洛杉磯暴動就是川普驅逐非法移民的粗暴行動，撞上了美國社會這一火藥桶，未來還不知有多少隱憂會被引爆。最後不要忘記還有幾天美國就要閱兵了！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國家大事需要耐住性子守住底氣才能以不變應萬變。那麼聯繫到個人當然也是要放平心態，否極泰來。有時候太折騰反而會像川普一樣搬石頭打自己的腳。 （明人明察）

當地時間周一，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發表長文——《內戰？》。而達利歐發表此文的時間，正值洛杉磯動盪升級之際：據新華社報導，加利福尼亞州政府9日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裁定美國總統川普7日發佈的總統備忘錄和美國防部據此調遣加州國民警衛隊進入洛杉磯地區的命令違法，並請求法院撤銷相關命令。同時，美國總統川普則公開支援逮捕加州州長紐森的建議，稱派遣國民警衛隊是很好的決定，不想發生內戰。達利歐稱，考慮到目前政府的債務問題，以及洛杉磯的騷亂正在被川普總統出動國民警衛隊鎮壓，我認為現在正是提醒大家這一範本的合適時機。達利歐圍繞國家內部的周期中的“第五階段”與“第六階段”進行分析。根據達利歐的總結，第五階段正是財政惡化導致階級衝突爆發的前夜，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周期中具有關鍵意義，美國正處於這一階段。主要要點如下：1、相信我們（美國）目前正處於第五階段，也就是“內戰前階段”。不要盲目相信“這（內戰）不會發生在我們這裡”。成功的國家，是那些能在周期中不斷自我修復、不斷適應變化的國家。2、當一個國家處於第五階段（如當前的美國），最關鍵的問題是：這個體系還能承受多大壓力而不至於崩潰？3、第五階段後期的衝突通常積累至高潮，最終觸發暴力衝突，這也標誌著正式進入被歷史學家稱為“內戰期”的階段，我稱之為“大周期”中的第六階段。這引出了我的下一個原則：當你猶豫不決時，就離開——如果你不想捲入內戰或戰爭，就應趁還能走的時候儘早離開。這種情況通常出現在第五階段的晚期。歷史表明，當局勢惡化時，想要離開的人往往會發現“大門已經關閉”。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投資和資金流動，在這種時期，國家往往會實施資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4、（美國）傳統和社交媒體的“可信度”已跌至我們有生以來的最低水平。我認識的幾乎每一個人都認為，在公眾面前高調、為真理和正義發聲的人很危險。5、歷史表明，當政府破產時，為了提高能惠及多數人的生產力，有一條路徑是有效的：重組和/或貶值足夠多的既有債務及非債務義務。這在第五階段和第六階段是常見做法。雖然這種重組或貶值在當下通常是痛苦的，但它能減少債務負擔，繼而為重建創造條件。6、引發重大內部衝突的“有毒組合”，包括：國家與民眾處於財政困境（如債務與未償義務龐大）；社會內部存在巨大收入、財富與價值觀差距；遭遇劇烈的經濟衝擊。“毒性混合”通常伴隨著其他問題。以下因素出現得越多，發生嚴重衝突（如內戰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包括：頹廢、官僚主義、民粹主義與極端主義、階級鬥爭、公共領域真相的喪失、規則被拋棄、赤裸的鬥爭開始......7、內戰與革命的開端在發生時往往並不明顯，只有置身其中時，人們才意識到。雖然歷史學家會為其劃定起止時間，但這些日期往往是人為設定的。8、歷史學家標註的“內戰時期”通常只持續幾年，並以掌控首都政府機構的一方為勝者。但如同開端模糊一樣，戰爭的結束也往往不如歷史記載那般清晰——戰後爭權仍可能持續多年。文章強調，解決之道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強有力的和平改革者。國家要避免災難性崩潰，就必須在第五階段發力，推動真正有效、全民受益的改革，實現更公平的財富與機會分配，保持社會凝聚力。這種領導人需要具備團結全社會的能力，而不是激化對立。以下為達利歐最新發表的萬字長文，部分內容有刪減：美國正處於第五階段：內戰前看到如今正在發生的事情，就像是在看一部我已經看過很多次的電影。我的視角來自於我作為一名全球宏觀投資者超過50年的經驗，以及我對過去500年歷史的研究。在我2021年出版的《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一書中，我描述了一個範本，可以用來與實際發展進行對照，從而幫助理解世界秩序是如何演變的。我還解釋了那些推動世界秩序變動的大周期中，永恆且普遍的因果關係。這個範本讓我相信，貨幣體系、國內政治秩序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有很大可能會出現趨同式的崩潰。不幸的是，現實中發生的事件正與這一範本高度吻合。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能幫助你從我提出的這個範本的角度來理解近期的發展，尤其是如何理解國內秩序的瓦解（我將其描述為某種形式的“內戰”，不過這不一定意味著人們會互相殘殺）。本書第五章描述的是“內部秩序與混亂的大周期”。這一過程以一個包含六個階段的大周期展開，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特徵。考慮到目前政府的債務問題，以及洛杉磯的騷亂正在被川普總統出動國民警衛隊鎮壓，我認為現在正是提醒大家這一範本的合適時機。我相信我們目前正處於第五階段，也就是“內戰前階段”，所以我將分享我對這一階段的描述，以及第六階段，也就是“內戰階段”的內容。我相信這些內容是對未來可能發生情況的良好指引。像往常一樣，我歡迎你提出任何問題或評論。大周期中最核心的影響因素是債務、貨幣與經濟活動。我在第3章和第4章已詳細論述此循環，不過，要理解第5階段，需明白其銜接在第3階段（和平繁榮、債務與信貸環境良好）與第4階段（奢靡墮落、條件開始惡化）之後。本過程最終走向最痛苦階段——第6階段，即資金耗盡，通常伴隨革命或內戰爆發。而第5階段正是財政惡化導致階級衝突爆發的前夜。不同領導人及各群體如何處理衝突，將決定國家是否能和平變革或走向暴力。現今許多國家已經顯現這種趨勢。那些財政健康（收入高於支出，資產大於負債）的國家狀況相對良好；反之則處境危險。他們會想從經濟更穩健者那裡“拿錢”。而問題關鍵在於：財政好的比起財政不好的是少數，多數處於惡劣狀態。這種現狀的不均，正是當前各國、各州、各城市、各公司乃至個人在諸多方面（例如教育、醫療、基礎設施以及整體福祉）產生差異的主要推動力。同時，各國在面對這些壓力時的文化反應也存在顯著差異，有些國家傾向於以更和諧的方式應對，而另一些國家則更傾向於對抗。由於第5階段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周期中具有關鍵意義，而且許多國家（最重要的是美國）正處於這一階段，我將花些時間詳細闡述這一階段中的因果關係機制，以及在觀察其演變時應關注的關鍵指標。隨後我將更具體地討論美國當前所處的狀態。經典的“有毒組合”引發重大內部衝突的“有毒組合”包括：1）國家與民眾處於財政困境（如債務與未償義務龐大）；2）社會內部存在巨大收入、財富與價值觀差距；3）遭遇劇烈的經濟衝擊。這種多重因素的匯聚通常會帶來混亂、衝突，甚至是內戰。經濟衝擊可能由多種原因引起，包括金融泡沫破裂、自然災害（如疫情、乾旱和洪水）以及戰爭。這種衝擊就像一次金融壓力測試。壓力測試發生時的財務狀況（用收入與支出、資產與負債的關係衡量）就像是緩衝器。收入、財富和價值之間的差距越大，系統的脆弱性就越高。當金融問題發生時，通常首先衝擊的是私營部門，然後是公共部門。因為政府絕不會讓私營部門的金融問題拖垮整個系統，政府的財務狀況才是關鍵。當政府失去購買力時，就會發生崩潰。但在崩潰發生之前，會出現大量圍繞金錢和政治權力的爭鬥。通過研究50多次內戰和革命，可以清晰地看出，內戰或革命最可靠的領先指標是政府財政破產與巨大的財富差距並存。這是因為當政府失去財政能力時，它就無法資助那些必須被救助以維持系統運轉的私營實體（如2008年底美國等政府所做的那樣），也無法購買所需物資，更無法僱人完成必要工作。政府失去了“權力”。處於“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標誌、也是借貸和支出能力喪失的領先指標、也是進入“第六階段”的觸發因素之一，是政府巨額的赤字，是政府赤字龐大，債務超出除本國央行外其他買家的購買意願。當不能印鈔的政府不得不加稅並削減開支，或者可以印鈔的政府大量印鈔並買入政府債務時，這個領先指標就被啟動了。具體而言，當政府資金枯竭（即赤字龐大、債務高企、融資管道枯竭）時，可選擇的餘地極為有限：要麼大幅加稅和削減開支，要麼大量印錢，從而導致貨幣貶值。有印鈔能力的政府通常都會選擇印錢，因為這是相對“無痛”的路徑，但這會讓投資者逃離貶值的貨幣與債務。不能印鈔的政府則必須加稅與減支，這會導致富人逃離，因為他們難以忍受更高的稅負和服務的喪失。如果這些不能印鈔的地方本身又存在嚴重的財富不平等，最終往往會導致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撰寫本文時，這種晚周期債務動態正出現在美國的聯邦和州層面，其主要區別在於：州政府無法印鈔還債，而聯邦政府可以。聯邦和許多州、市政府都面臨赤字龐大、債務沉重和財富差距懸殊的問題，而聯準會擁有印鈔能力。聯準會印錢並購買聯邦政府債務，可以資助支出遠大於收入的聯邦政府。這雖然在幫助聯邦政府及其扶助對象，但也讓持有美元和美元債務的人在實際購買力上遭受了巨大損失。那些財富差距最大、債務最重、收入下降最嚴重的地區（包括城市、州和國家）最可能爆發沖突。有趣的是，美國那些人均收入和財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城市，往往也是債務最重、財富差距最大的地區，例如舊金山、芝加哥、紐約市，以及康涅狄格州、伊利諾伊州、馬薩諸塞州、紐約州和紐澤西州。面對這些情況，要麼必須削減支出，要麼必須以某種方式籌集更多資金。接下來的問題是：由誰來承擔解決這些問題的費用，是“富人”還是“窮人”？顯然，不可能是窮人。削減支出對最貧困的人來說是最難以忍受的，因此必須對有支付能力的人徵收更多稅款，而這也加劇了爆發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的風險。但當富人意識到他們將被徵稅以償還債務和彌補赤字時，他們通常會選擇離開，從而引發“空心化”過程。目前，這正在推動美國一些州之間的人口遷移。如果經濟狀況惡化，這一過程會加速。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稅收周期的發展。歷史表明，在財富差距大、經濟狀況糟糕的背景下加稅和削減支出，是導致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的最強領先指標。需要明確的是，這些變動未必是暴力形式的，儘管它們可以是暴力形式。我在個人生活中看到了這些循環正在發生。例如，我住在康涅狄格州，這是美國人均收入最高的州，擁有全美最嚴重的財富和收入差距，也有全美最高的人均債務和養老金缺口之一。我看到富人與窮人各自專注於自己的生活，幾乎不會互相關心，因為彼此接觸很少。我通過接觸我們社區中的富人，和我妻子為幫助弱勢群體中失學高中生所做的工作，得以窺見兩個群體的生活。我看到了窮人社區中極其惡劣的生存環境，也看到了富人（在窮人眼中顯得富有和奢靡）其實並不覺得自己富裕。我看到他們都在為自己的困難而掙扎——富人困於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子女教育等；窮人則為收入、食品、避免暴力、子女接受優質教育而努力。我看到這兩個群體更容易對彼此持批判性、刻板印象的看法，傾向於相互厭惡，而不是將彼此視為同一個社區中應互助的成員。我看到由於這些刻板印象，以及富人認為自己並不富有，也不認為窮人值得他們的資助，導致互相幫助變得非常困難。我對未來感到擔憂，因為現有狀況可能會進一步惡化。我親眼看到，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健康與財政衝擊揭示了窮人社區的惡劣狀況，並正在加劇可能引發“有毒組合”動態的財政差距。平均數並不如受苦人數的數量及其所擁有的權力重要。那些支援對整體有利的政策——比如自由貿易、全球化、取代人力的技術進步，卻沒有考慮如果整體的利益分配無法讓大多數人受益會發生什麼，這樣的觀點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整體本身也會因此處於危險之中。若要實現和平與繁榮，社會必須具備能讓大多數人受益的生產力。你認為我們今天有做到這一點嗎？歷史表明，當政府破產時，為了提高能惠及多數人的生產力，有一條路徑是有效的：重組和/或貶值足夠多的既有債務及非債務義務。這在第五階段和第六階段是常見做法。雖然這種重組或貶值在當下通常是痛苦的，但它能減少債務負擔，繼而為重建創造條件。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是：新創造的債務和貨幣必須被用於提升生產力、帶來良好投資回報，而不是無條件地分發出去卻無法帶來生產或收入增長。若後者發生，這些貨幣將貶值至幾乎失去購買力，政府或任何人都無法從中獲益。歷史顯示，把借來的錢用於能帶來廣泛生產力提升、投資回報率高於借款成本的項目，可以提升生活水平並償還債務，因此這類政策是有效的。如果用於融資債務的資金不足，中央銀行印鈔並作為最後貸款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這些資金被用於有足夠回報、能夠償還債務的投資上。歷史與邏輯都表明，對各個層次的教育（包括職業培訓）、基礎設施和能夠帶來成果的科研進行良好投資非常有效。例如，大規模的教育和基礎設施計畫幾乎總是取得成功，儘管這些投資見效通常需要較長時間。實際上，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改善，即便是通過舉債融資，幾乎是所有帝國崛起的關鍵要素，而這類投資質量的下降幾乎也總是帝國衰落的先兆。如果執行得當，這些干預措施完全可以抵消“毒性混合”效應。這些因素出現時，內戰發生的可能越大“毒性混合”通常伴隨著其他問題。以下因素出現得越多，發生嚴重衝突（如內戰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1）頹廢在周期的早期，時間和金錢通常更多用於生產性事務；但在周期的後期，時間和金錢則更多地花在享樂上（例如豪華住宅、藝術品、珠寶和服飾等精緻消費品）。這種現象始於第四階段，當時這種支出被視為一種時尚；但到了第五階段，它開始顯得令人反感。通常，這種奢靡消費是通過舉債來實現的，從而加劇了金融狀況的惡化。與這種轉變同時出現的心理變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富人覺得自己賺來的錢理應可以自由支配，用來享受生活無可厚非；而窮人在忍受苦難的同時看到這種消費行為，則認為這是不公和自私的。除了激化社會怨恨，奢靡消費（與儲蓄和投資相對）還會削弱生產力。一個社會把錢花在那裡非常重要。如果是用於能夠帶來生產力和收入提升的投資項目，就會帶來更好的未來；如果是用於不能提高生產力和收入的消費項目，未來則會惡化。2）官僚主義在內部秩序周期的早期，官僚主義較低；而在周期後期，官僚主義高度膨脹，這使得做出理性且必要的決策變得更加困難。這是因為隨著社會發展，事情趨於複雜化，最終甚至連一些顯而易見的好事都無法推進——這往往需要通過革命性變革才能解決。在一個以法律和契約為基礎的體系中，這種問題會尤為突出，因為法律本身可能成為推進顯然有益之事的障礙。以下是一個我親身接觸的例子，因為我和我的妻子對此非常關心。由於美國憲法未將教育列為聯邦政府職責，因此教育主要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負責，學校經費主要來自城市和鄉鎮的地方稅收。雖然不同州之間有所不同，但通常富裕州中的富裕城市的孩子能接受到遠比貧困州中貧困城市孩子更好的教育。儘管大多數人都認為孩子應該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但現實卻顯然不公平且低效。然而，這種制度結構在政治體系中根深蒂固，幾乎不可能在不進行革命性改革的情況下改變。還有很多例子說明官僚主義妨礙了明智和有成效的行動，但我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篇幅一一列舉。這在今天的美國，已成為一個嚴重問題。3）民粹主義與極端主義在混亂和不滿中，常常會出現一些具有強烈個性、反精英並自稱為“普通人而戰”的領導者，他們被稱為民粹主義者。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和社會現象，訴諸於那些認為自身關切未被精英階層重視的普通民眾。它通常出現在財富與機會差距擴大、國內外不同價值觀被視為文化威脅，以及“體制精英”掌握權力卻未能有效為大眾謀福利的情境下。當這些因素激起普通人的憤怒時，民粹主義者便乘勢上台。這些民粹主義者可以來自左翼或右翼，其政治立場往往遠比中間派更為極端，且傾向於訴諸普通人的情緒。他們通常具有對抗性而非合作性，傾向於排他而非包容。這會導致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者之間因無法調和的分歧而爆發激烈衝突。他們主導的“革命”所呈現的極端程度不盡相同。近年，美國在2016年選舉中川普的當選反映出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而桑德斯、Elizabeth Warren、AOC等人的受歡迎則體現了左翼民粹主義的影響力。多個國家的政治運動中，民粹主義勢頭正在增強。將民粹主義與政治極化作為關鍵指標來觀察。民粹主義與極化現象越嚴重，一個國家越可能處於第五階段，越接近內戰與革命。在第五階段，中間派成為少數；到第六階段，中間派幾乎不復存在。4）階級鬥爭在第五階段，階級鬥爭會加劇。這是因為，在困境和衝突加劇的時期，人們更傾向於以刻板印象將他人歸類為某一階級成員，並將這些階級視為敵人或盟友。在第五階段，這種現象開始明顯加劇；到了第六階段，則可能演變為極端危險的局面。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特徵，並在第六階段進一步惡化的，是對其他階級的“妖魔化”，這通常導致某一或數個階級成為替罪羊，被普遍認定為問題的根源。結果便是排斥、監禁，甚至消滅這些階級成員的衝動，這種情況會在第六階段出現。種族、民族和社會經濟群體經常在社會經濟壓力下被妖魔化。“妖魔化”與“替罪羊化”是典型且危險的現象，需要我們密切關注。5)公共領域真相的喪失隨著人們變得更加分裂、情緒化和政治化，由媒體歪曲和宣傳導致的資訊失真使人們愈發難以辨別真相。在第五階段，交戰各方往往與媒體合作，操縱公眾情緒以獲取支援、打擊對手。換句話說，左翼媒體人與左翼政治力量合作，右翼媒體人與右翼政治力量聯手，在“骯髒的戰鬥”中互相攻訐。媒體變得像義警一樣肆無忌憚：人們經常在沒有法院審判的情況下被媒體“定罪”，生活被徹底摧毀。在一戰和二戰期間，英國這個民主國家也設立了“新聞部”來發佈政府宣傳。順從政府宣傳需求的主串流媒體出版商受到提拔，不配合者則被抨擊和邊緣化。革命者也同樣在各種出版物中歪曲事實。法國大革命時期，革命者經營的報紙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緒，但這些革命者掌權後又在“恐怖統治”期間封殺持不同政見的報紙。在財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時期，揭露精英階層的故事在媒體中尤為受歡迎且具有商業價值——尤其是右翼媒體攻擊左派精英、左翼媒體抨擊右翼精英的內容。歷史顯示，這種活動的大規模增加是第五階段的典型問題，而當媒體的輿論能力疊加其他懲罰手段時，媒體就變成了一個強大的武器。這一現像在當前已經廣泛被認知。傳統和社交媒體的“可信度”已跌至我們有生以來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項2019年蓋洛普民調顯示，僅有13%的美國受訪者對媒體“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點”或“很信任”媒體。這一數字在1976年曾高達72%。這不僅是邊緣媒體的問題，也是主串流媒體和整個社會的問題。就連曾被視為新聞誠信典範的《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也經歷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除了政治動機外，在當前媒體行業財務狀況緊張的背景下，聳人聽聞的故事也變得更加有利可圖。我接觸的大多數媒體人士都與我有相同的擔憂，儘管他們通常不會公開表達這些看法。這種動態正在阻礙言論自由，因為人們擔心自己會在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中被故意扭曲和攻擊，從而不敢開口。即便是非常有能力、有影響力的人，如今也因懼怕媒體而不願公開發聲或參選公職。由於幾乎所有高知名度人物都會遭到抨擊，我認識的幾乎每一個人都認為，在公眾面前高調、為真理和正義發聲的人很危險，尤其是那些可能冒犯到擅長操控媒體的極端分子的人。這類問題雖然鮮少在公眾場合被談及，卻在私下頻繁被討論。例如，我不久前與一位曾在政府擔任高級職務的退役將軍共進午餐，我們談到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我問他最熱衷的是什麼，他說：“當然是幫助我的國家。”當我問他是否願意競選公職時，他回答說，儘管他願意為國家犧牲生命，但他無法忍受敵人通過媒體和社交平台編造謊言來傷害他和他的家人。像他這樣的將軍，以及我認識的許多應當被社會聆聽的人，現在都害怕公開講話，因為他們擔心被極端分子攻擊，而這種攻擊會通過聳動的媒體被放大。我的許多朋友都勸我不要公開談論本書中這些有爭議的問題，說這樣做很可能會被人“媒體圍剿”。我認為他們也許說得沒錯，但我不會因此而沉默。6）規則被拋棄，赤裸的鬥爭開始當人們為之激情澎湃的“訴求”比維護決策體系本身更重要時，這個體系就處於危險之中。規則和法律只有在兩個前提下才能發揮作用：一是它們必須極其清晰，二是大多數人必須足夠重視在規則體系內協作、願意妥協以使體系良好運作。若這兩個條件都未能達成，法律體系就岌岌可危。如果對立的各方不願以理性方式彼此溝通，不願為了集體福祉而做出讓步（即放棄自己通過鬥爭可能獲得的利益），那麼就會出現某種形式的內戰，考驗相關各方的力量對比。在這個階段，“不惜一切代價獲勝”成為遊戲規則，“不擇手段”成為常態。在第五階段的後期，人們不再講理，而是徹底被情緒主導。當“獲勝”成為唯一重要的目標時，不道德的鬥爭會以自我強化的方式不斷升級。當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信念而戰，卻沒人能達成共識時，整個系統便瀕臨內戰或革命的邊緣。這種局面通常會以幾種方式表現出來：在第五階段後期，控制權在手的人往往會將法律與警察系統當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組織也會興起——比如打人奪財的流氓團夥，或者保護富人免受這些威脅的保鏢力量。第五階段後期，抗議活動數量明顯上升，且愈發趨於暴力化。當廣泛的不滿在社會中爆發，且當權者放任其蔓延時，最終可能演變為暴亂；而一旦他們試圖強力壓制，局勢反而可能爆炸。第五階段後期的衝突通常積累至高潮，最終觸發暴力衝突，這也標誌著正式進入被歷史學家稱為“內戰期”的階段，我稱之為“大周期”中的第六階段。這引出了我的下一個原則：當你猶豫不決時，就離開——如果你不想捲入內戰或戰爭，就應趁還能走的時候儘早離開。這種情況通常出現在第五階段的晚期。歷史表明，當局勢惡化時，想要離開的人往往會發現“大門已經關閉”。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投資和資金流動，在這種時期，國家往往會實施資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從第五階段（即財務狀況極其糟糕，內外衝突激烈）過渡到第六階段（即進入內戰）的關鍵點，是社會中解決分歧的體系從“還能運作”變成“徹底失靈”。換句話說，就是系統崩潰到無法修復，人們開始彼此使用暴力，而領導層已失控。可以想像，徹底破壞一個體系/秩序並建立一個新的，比在原有體系內進行革命性改革要困難得多。雖然破壞體系會帶來更多創傷，但它未必比繼續在原有體系中運作更差。決定是否保留並修復一個運行不良的舊體系，或是徹底廢除它並另起爐灶，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當這個“舊體系”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內部秩序時更是如此。但這種情況終究還是會發生，而且多數時候是出於情緒推動而非理性思考。當一個國家處於第五階段（如當前的美國），最關鍵的問題是：這個體系還能承受多大壓力而不至於崩潰？“一人一票”的民主過程存在缺陷，即選民通常並不會像企業選高管那樣仔細評估候選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氣左右。歷史也表明，在劇烈衝突時期，民主容易崩潰。民主制度要求通過協商達成共識並妥協，這意味著觀點對立的人必須在體系內有效合作。這雖保障了各大群體的代表性，但也像所有成員觀點分歧甚大的大委員會一樣，其決策效率極低。民主制度的最大風險是其決策過程可能變得支離破碎、充滿敵意，導致治理失效、結果惡劣，最終引發由民粹主義強人領導的革命——這些強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領導的大眾。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歷史顯示，在嚴重衝突時期，聯邦制國家（如美國）常出現中央與地方（州）之間關於權力劃分的衝突。這種現像在當今美國尚不明顯，但一旦出現，將標誌著社會進一步向第六階段演進。民主崩潰的案例實在太多，難以一一探討。我雖然研究過其中一些案例並觀察其模式，但尚未全面深入，這裡也不會展開詳述。不過我可以說，當第五階段的各種因素被推向極端時——尤其是糟糕的財政狀況、社會奢靡、內亂和外患等，就會形成一個功能紊亂的局面，進而引發由強人領導的權力爭奪。典型案例包括：公元前400年代末至300年代的雅典、27年前的羅馬共和國解體、1920年代的德國魏瑪共和國，以及20世紀20-30年代轉向右翼獨裁（法西斯主義）以恢復秩序的義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不同階段需要不同類型的領導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階段是一個十字路口，一條路可能通向內戰/革命，另一條則可能通向和平與（理想狀態下的）繁榮共處。顯然，和平繁榮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難實現的路徑。這條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強有力的和平締造者”，他必須竭力團結國家，包括主動接觸對立方，將他們納入決策過程，並以一種多數人認為公平且運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會秩序（即高度生產性、惠及多數人的新秩序）。歷史上這種領導者極為罕見，我們唯有祈禱其出現。第二種則是“強有力的戰鬥者”，他具備帶領國家穿越內戰/革命烈焰的能力。六階段：當內戰爆發時內戰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與其像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人在長期沒有內戰後所做的那樣，盲目假設“這在我們這兒不會發生”，不如保持警惕，關注那些能表明其臨近的標誌。上一節我們探討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內發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節則聚焦於幾乎總是暴力性的內戰和革命——它們推翻舊有秩序，並建立新的體制。我本可以研究無數實例來理解其運作方式，但最終我選取了我認為最具代表性的29個案例。我將這些案例分為兩類：一類是導致體制或政權發生重大變革的，另一類是雖然爆發了激烈內戰但未能推翻體制的。例如，美國內戰是一場極其血腥的戰爭，但它未能徹底推翻當時的國家制度，因此歸類為第二組。儘管這種分類不夠精確，但我們不應因追求精準而阻礙我們識別原本無法看見的模式。大多數沖突基本符合本節所描述的典型路徑，儘管也有例外。內戰和革命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從而徹底改變內部秩序。這類變革通常伴隨著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全面重組，包括債務結構、金融所有權以及政治決策體系的全面重建。這些改變是對原有制度無法內部解決的根本性問題的自然回應。幾乎所有制度最終都會面臨這種挑戰。這是因為，幾乎所有制度都會讓某些階級受益而讓另一些階級受損，而當這種失衡發展到一定程度，變得無法忍受時，就會爆發鬥爭，以決定未來的方向。當財富和價值觀差距極端擴大，併疊加經濟困境，導致體制對大多數人而言無法運作時，民眾就會奮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經濟上最受打擊的人群會試圖從現有體制中受益的富裕階層手中爭奪更多財富與權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徹底改變體制，因此也自然會違反掌權者制定的法律。這類革命性變革通常通過暴力的內戰實現，儘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過和平方式實現，且不必徹底推翻體制。內戰時期通常極為殘酷。戰爭初期可能還表現為相對有組織的權力鬥爭，但隨著衝突與情緒升級，各方為勝利不擇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級，遠超第五階段人們所能想像的程度。精英和中間派通常會逃亡、被監禁，或遭殺害。內戰與革命如何發生這些內戰是如何發生的？前文中我已經描述了第五階段的一系列動態，正是它們推動社會越過界限，進入第六階段。在這一階段，所有這些動態都會極度強化。接下來我將繼續說明。如前所述，積累財富並伴隨財富差距擴大的周期，最終會導致極少數人掌控極大比例的財富，而多數貧困群體則通過內戰與革命推翻富人統治。這種情況的發生次數遠超人們的想像。雖然大多數典型的內戰與革命將權力從右派轉移到左派，但也有許多情況是將財富與權力從左派轉移到右派。這類情況較少且表現方式不同，通常發生在現有秩序陷入無序與無能狀態、大多數民眾渴望強有力領導、紀律和效率時。這些新體制，無論左派還是右派，之所以成敗，原因相同：成功的關鍵是是否能實現廣泛的經濟繁榮；若不能，則失敗。因為廣泛的經濟繁榮是新政權成敗的決定性因素，所以長期趨勢是總體財富和財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眾的經濟與健康狀況改善）。在親歷“大周期”的某一階段時，人們常會忽視這種宏觀圖景。領導這些內戰或革命的人，過去如此，現在亦然，通常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層出身者。這些領導人往往極具個人魅力，擅長組織並領導強大高效的革命組織，推動變革。雖然巨大的財富差距和經濟困難通常是衝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種不滿疊加的結果。革命過程中，不同訴求的群體通常聯合起來推動變革，但在勝利後，他們之間往往會因權力和政策分歧發生內鬥。如前所述，在內戰/革命階段，執政政府幾乎總是面臨嚴重的財政、信貸和購買力短缺。這種短缺促使政府尋求從富人手中掠奪資源，而富人則將資產轉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國家、外幣、黃金等難以徵稅或不產生生產力的資產），這又促使政府實施資本管制，阻止這些外逃。更糟的是，內部混亂會引來外部敵對勢力的挑戰。因為內戰削弱了國家的統一與能力，吸引外國趁虛而入。這也是為什麼內戰與外戰往往同時爆發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緒高漲、民粹主義者傾向於戰鬥、領導者發現對外衝突能團結國內民眾，因而故意製造衝突，以及在極端匱乏中，為獲取所需資源而更願意對外發動戰爭。幾乎所有內戰都伴隨著外部勢力干預，試圖左右戰爭結果以謀取自身利益。內戰與革命的開端在發生時往往並不明顯，只有置身其中時，人們才意識到。雖然歷史學家會為其劃定起止時間，但這些日期往往是人為設定的。內戰極其殘暴，因為這是一場生死之爭。每個人都被迫選邊站隊，中間派在刀光劍影中最容易出局。在這種局勢下，最適合成為領導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將領型人物”——他們既能聚攏支援，也能贏得各類戰鬥。由於鬥爭極為慘烈，他們也必須夠強硬，願意採取一切必要手段贏得勝利。歷史學家標註的“內戰時期”通常只持續幾年，並以掌控首都政府機構的一方為勝者。但如同開端模糊一樣，戰爭的結束也往往不如歷史記載那般清晰——戰後爭權仍可能持續多年。儘管內戰與革命代價慘重，但若改革得當，往往能為未來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礎。內戰或革命之後的未來走向，取決於戰後的應對與重建方式。結 論我對歷史的研究告訴我，除了“演化”，世上沒有什麼是永恆的。在演化過程中存在著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環——潮起潮落，難以抵擋或逆轉。要想應對這些變化，關鍵在於瞭解自己正處於周期的那個階段，並掌握應對這一階段的永恆和普遍原則。隨著環境條件的變化，應對方式也必須隨之調整——換句話說，什麼方式最優取決於所處的環境，而環境始終處於我們剛剛探討過的那些動態變化之中。如果一個社會無法順應變化，它終將走向衰亡。這就是為什麼持續不斷地改革、以適應變化才是最優之道。判斷一個體系優劣的標準非常簡單：它是否能有效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這一點可以通過客觀指標加以衡量，我們也確實正在並將繼續這樣做。話雖如此，從歷史中傳遞出最響亮、最明確的教訓是：通過高效協作建立共贏關係、共同擴大併合理分配“蛋糕”，讓大多數人都感到滿意，比為財富與權力而內戰、導致一方壓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報、也少得多的痛苦。 (格上財富)

【我的許多朋友都勸我不要公開談論這些有爭議的問題，說這樣做很可能會被人“媒體圍剿”。我認為他們也許說得沒錯，但我不會因此而沉默。——達利歐】洛杉磯騷亂，川普猶如鯊魚聞到了血液的味道一樣亢奮，他迅速派出國民警衛隊和海軍陸戰隊去彈壓，不怕事大，就怕事不大。事出反常必有妖。川普2.0以來，他毫不掩飾要成為美國的“國王”。不過，在美國現行政治制度安排下，這似乎是“mission impossible”。歷史昭示我們，“緊急狀態”是擴大總統權力、通往獨裁的捷徑。川普一定研究過這段歷史：1933年，上台不久的希特勒利用“德國國會縱火案”，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通過緊急法案，賦予其極大權力，最終確立了獨裁統治。川普已經對“緊急狀態”產生了迷戀：1）今年3月，川普援引1798年《敵對外國人法》——該法案授權總統驅逐與美國處於戰爭、入侵或“掠奪性侵犯”狀態的國家的公民——聲稱委內瑞拉暴力犯罪集團“阿拉瓜火車”正在入侵美國。這項法律此前僅被用過三次，分別是在1812年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2）川普在4月加征關稅時也使用了類似的理由——“外國的貿易和經濟行為已造成國家緊急情況”。這次由驅逐非法移民引發的洛杉磯騷亂，川普稱之為“暴力的叛亂暴徒入侵和佔領.....將洛杉磯從移民入侵中解放出來。”川普甚至威脅逮捕拒絕配合的加州州長民主黨人紐森。洛杉磯騷亂將成為紐森參選總統之路的關鍵一戰對川普而言，“緊急狀態”簡直是“銷魂丸”：這可以讓他繞開國會煩人的羈絆而行使權力；通過“創造危機”，更能展示其作為拯救者的英勇形象；通過頻繁地使用“緊急狀態”，令民眾逐漸適應，為其在2028年的大選中攫取權力做好預演......去年，我看了《美國內戰》那部電影，大致劇情是：——一場介於第三任期總統領導的聯邦政府與多個分離主義陣營之間的內戰在全美爆發。雖然總統聲稱政府正在取得勝利，但事實上，由加州與德州領導的起義軍“西部力量”（Western Forces, WF）已逼近首都華盛頓......西部力量最終殺入白宮，特勤局特工試圖與小隊談判向其投降並請求保住總統性命，但遭到對方擊斃，雙方陣營隨之爆發激烈交火。士兵拖曳出躲在辦公桌下的總統將其擊斃。不能不佩服好萊塢導演的想像力。“第三任期總統”說的是誰？《美國內戰》劇照美國真的會發生內戰嗎？筆者認為，雖然這並非迫在眉睫的現實，但絕對不能排除可能性。想想看，川普上台後的諸多匪夷所思的政策和言論，你能事先想像得到嗎？國有疑難可問誰？基辛格去世了，芒格去世了，巴菲特退休了。環顧當今美國，有智慧、有理性、有大格局的“智者”寥寥無幾。達利歐還算一個。近日，達利歐冒著危險與世界分享了他對美國內戰的洞見。為什麼說著很危險？達利歐說：——我認識的許多應當被社會聆聽的人，現在都害怕公開講話，因為他們擔心被極端分子攻擊，而這種攻擊會通過聳動的媒體被放大。我的許多朋友都勸我不要公開談論這些有爭議的問題，說這樣做很可能會被人“媒體圍剿”。我認為他們也許說得沒錯，但我不會因此而沉默。達利歐這篇長文的標題就是《內戰？》，很有衝擊力。達利歐曾提出六階段的“內部周期”：（1）新秩序開始，新領導層鞏固權力（2）資源配置體系與政府官僚機建構立和完善（3）出現和平與繁榮（4）支出和債務嚴重過度，貧富差距和政治分歧擴大（5）財政狀況糟糕，衝突激烈（6）出現內戰或者革命。這是他分析當下美國內戰的範本。達利歐寫道，“鑑於政府的債務問題以及洛杉磯騷亂，川普總統派遣國⺠警衛隊鎮壓騷亂，我認為現在是時候提醒大家這個範本了。”達利歐認為，美國當前正處於關鍵性的第5階段——財政惡化導致階級衝突爆發的前夜。在這一階段，不同領導人及各群體如何處理衝突，將決定國家是否能和平變革或走向暴力。債務與貧富差距是內戰之源在第5階段，經典的“有毒組合”引發重大內部衝突：國家與民眾處於財政困境（如債務與未償義務龐大）；社會內部存在巨大收入、財富與價值觀差距；遭遇劇烈的經濟衝擊。這種多重因素的匯聚通常會帶來混亂、衝突，甚至是內戰。當金融問題發生時，通常首先衝擊的是私營部門，然後是公共部門。因為政府絕不會讓私營部門的金融問題拖垮整個系統，政府的財務狀況才是關鍵。當政府失去購買力時，就會發生崩潰。【註：美國當下的財政狀況已經搖搖欲墜，馬斯克猛藥治病，卻被川普的《大而美法案》攪局】令人心驚肉跳的美國債務達利歐指出，內戰或革命最可靠的領先指標是政府財政破產與巨大的財富差距並存。這是因為當政府失去財政能力時，它就無法資助那些必須被救助以維持系統運轉的私營實體（如2008年底美國等政府所做的那樣），也無法購買所需物資，更無法僱人完成必要工作。政府失去了“權力”。處於“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標誌、也是借貸和支出能力喪失的領先指標是政府巨額的赤字，債務超出除本國央行外其他買家的購買意願。當政府資金枯竭時，可選擇的餘地極為有限：要麼大幅加稅和削減開支，要麼大量印錢，從而導致貨幣貶值。如今這種晚周期債務動態正出現在美國的聯邦和州層面。面對這些情況，要麼必須削減支出，要麼必須以某種方式籌集更多資金。削減支出對最貧困的人來說是最難以忍受的，因此必須對有支付能力的人徵收更多稅款，而這也加劇了爆發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的風險。但當富人意識到他們將被徵稅以償還債務和彌補赤字時，他們通常會選擇離開，從而引發“空心化”過程。目前，這正在推動美國一些州之間的人口遷移。民粹主義者粉墨登場達利歐指出，民粹主義與極端主義在混亂和不滿中，常常會出現一些具有強烈個性、反精英並自稱為“普通人而戰”的領導者。民粹主義通常出現在財富與機會差距擴大、國內外不同價值觀被視為文化威脅，以及“體制精英”掌握權力卻未能有效為大眾謀福利的情境下。當這些因素激起普通人的憤怒時，民粹主義者便乘勢上台。民粹主義與極化現象越嚴重，一個國家越接近內戰與革命。在第五階段，中間派成為少數；到第六階段，中間派幾乎不復存在。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特徵，是對其他階級的“妖魔化”，這通常導致某一或數個階級成為替罪羊，被普遍認定為問題的根源。結果便是排斥、監禁，甚至消滅這些階級成員的衝動。種族、民族和社會經濟群體經常在社會經濟壓力下被妖魔化（川普的哈佛戰役：美國版階級鬥爭與文化革命）。媒體是強大的武器達利歐認為，媒體在社會亂局是一個關鍵角色。今天，傳統媒體已經失去社會信任，這給了川普、馬斯克這樣的“網路意見領袖”巨大的動員能力。公共領域真相的喪失隨著人們變得更加分裂、情緒化和政治化，由媒體歪曲和宣傳導致的資訊失真使人們愈發難以辨別真相。在第五階段，交戰各方往往與媒體合作，操縱公眾情緒以獲取支援、打擊對手。媒體變得像義警一樣肆無忌憚：人們經常在沒有法院審判的情況下被媒體“定罪”，生活被徹底摧毀。在財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時期，揭露精英階層的故事在媒體中尤為受歡迎且具有商業價值。當媒體的輿論能力疊加其他懲罰手段時，媒體就變成了一個強大的武器。如今，美國傳統和社交媒體的“可信度”已跌至我們有生以來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項2019年蓋洛普民調顯示，僅有13%的美國受訪者對媒體“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點”或“很信任”媒體。這一數字在1976年曾高達72%。就連曾被視為新聞誠信典範的《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也經歷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在這個階段，“不惜一切代價獲勝”成為遊戲規則，“不擇手段”成為常態。人們不再講理，而是徹底被情緒主導。當“獲勝”成為唯一重要的目標時，不道德的鬥爭會以自我強化的方式不斷升級。當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信念而戰，卻沒人能達成共識時，整個系統便瀕臨內戰或革命的邊緣。控制權在手的人往往會將法律與警察系統當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組織也會興起——比如打人奪財的流氓團夥，或者保護富人免受這些威脅的保鏢力量。抗議活動數量明顯上升，且愈發趨於暴力化。當廣泛的不滿在社會中爆發，且當權者放任其蔓延時，最終可能演變為暴亂；而一旦他們試圖強力壓制，局勢反而可能爆炸。洛杉磯騷亂儘早離開達利歐提出一個原則：當你猶豫不決時，就離開——如果你不想捲入內戰或戰爭，就應趁還能走的時候儘早離開。這種情況通常出現在第五階段的晚期。歷史表明，當局勢惡化時，想要離開的人往往會發現“大門已經關閉”。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投資和資金流動，在這種時期，國家往往會實施資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一人一票”的民主過程存在缺陷，即選民通常並不會像企業選高管那樣仔細評估候選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氣左右。歷史也表明，在劇烈衝突時期，民主容易崩潰。民主制度要求通過協商達成共識並妥協，這意味著觀點對立的人必須在體系內有效合作，決策效率極低。民主制度的最大風險是其決策過程可能變得支離破碎、充滿敵意，導致治理失效、結果惡劣，最終引發由民粹主義強人領導的革命——這些強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領導的大眾。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歷史顯示，在嚴重衝突時期，聯邦制國家（如美國）常出現中央與地方（州）之間關於權力劃分的衝突。當第五階段的各種因素被推向極端時——尤其是糟糕的財政狀況、社會奢靡、內亂和外患等，就會形成一個功能紊亂的局面，進而引發由強人領導的權力爭奪。第五階段是一個十字路口，一條路可能通向內戰/革命，另一條則可能通向和平與（理想狀態下的）繁榮共處。顯然，和平繁榮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難實現的路徑。這條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強有力的和平締造者”，他必須竭力團結國家，包括主動接觸對立方，將他們納入決策過程，並以一種多數人認為公平且運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會秩序（即高度生產性、惠及多數人的新秩序）。歷史上這種領導者極為罕見，我們唯有祈禱其出現。第二種則是“強有力的戰鬥者”，他具備帶領國家穿越內戰/革命烈焰的能力。川普會帶來和平繁榮還是內戰？相信地球人都知道。當內戰爆發時達利歐指出，內戰和革命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從而徹底改變內部秩序。這是因為，幾乎所有制度都會讓某些階級受益而讓另一些階級受損，而當這種失衡發展到一定程度，變得無法忍受時，就會爆發鬥爭，以決定未來的方向。當財富和價值觀差距極端擴大，併疊加經濟困境，導致體制對大多數人而言無法運作時，民眾就會奮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經濟上最受打擊的人群會試圖從現有體制中受益的富裕階層手中爭奪更多財富與權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徹底改變體制，因此也自然會違反掌權者制定的法律。內戰時期通常極為殘酷。 戰爭初期可能還表現為相對有組織的權力鬥爭，但隨著衝突與情緒升級，各方為勝利不擇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級，遠超第五階段人們所能想像的程度。精英和中間派通常會逃亡、被監禁，或遭殺害。馬斯克現在跑路還來得及領導這些內戰或革命的人，通常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層出身者。這些領導人往往極具個人魅力，擅長組織並領導強大高效的革命組織，推動變革。在內戰/革命階段，執政政府幾乎總是面臨嚴重的財政、信貸和購買力短缺。這種短缺促使政府尋求從富人手中掠奪資源，而富人則將資產轉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國家、外幣、黃金等難以徵稅或不產生生產力的資產），這又促使政府實施資本管制，阻止這些外逃。內戰極其殘暴，因為這是一場生死之爭。 每個人都被迫選邊站隊，中間派在刀光劍影中最容易出局。在這種局勢下，最適合成為領導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將領型人物”——他們既能聚攏支援，也能贏得各類戰鬥。由於鬥爭極為慘烈，他們也必須夠強硬，願意採取一切必要手段贏得勝利。幾點讀後感達利歐對美國時局的剖析，入木三分。幾點感受：1、美國正處在一場社會亂局甚至內戰的前夜。給定川普的個性、野心和理念，川普就是美國內戰的最佳催化劑。2、洛杉磯騷亂，是川普擴大權力的天賜良機。強勢反非法移民，是川普2.0獲得支援度最高的政策，他擁有民意支撐。這場危機更有利於川普而非民主黨。3、這是一場社會革命，帶有強烈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色彩。在革命敘事的洗禮下，馬斯克等美國精英可能面臨被時代洪流裹挾的危險。4、達利歐的分析角度，讓我們對美國的債務問題、馬斯克變法、馬斯克與川普的決裂等問題，有了更深的理解。5、不能不說，中國的國運來了。面對美國的遏制，中國必須保持戰略定力，沒準美國發生“內戰”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提振消費、擴大開放、推進改革，從而穩定經濟和就業。看到令人振奮的消息，中國單方面免簽“朋友圈”已增至47國，這是胸懷、格局，更是智慧。 (劉勝軍大局觀)

早上收到讀者留言想看達利歐的《內戰》，之後打開信箱，正好就看到了領英的推送。（約稿之風漸盛......， 行吧，安排。）達利歐文章Civil War?《內戰?》： 美國社會危機與內戰風險的深度剖析當前，美國社會正面臨諸多挑戰，洛杉磯等地發生騷亂，總統川普派遣國民警衛隊進行鎮壓。這一幕如同瑞·達利歐（Ray Dalio）筆下所描述的劇本般上演。達利歐憑藉其豐富的全球宏觀投資經驗以及對歷史的深入研究，建構了一套獨特的分析範本，精準預測了全球局勢的動盪。本文將基於達利歐的最新文章，深入剖析他對當前美國社會危機的洞察以及內戰風險的警示，為讀者揭示潛在風險與應對策略，助力在動盪時代把握發展方向，避免陷入社會衝突與經濟困境的漩渦。達利歐其人與研究方法瑞·達利歐（Ray Dalio）是橋水基金的創始人、首席投資官導師以及董事會成員，擁有超過 50 年的全球宏觀投資經驗。他通過深入研究過去 500 年的歷史，建構了一套分析世界秩序變遷的範本。達利歐的研究方法具有跨學科的特點，他不僅關注經濟資料和市場動態，更從歷史周期的角度剖析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演變規律。他將歷史事件歸納為一系列可循環的周期模式，如債務周期、政治周期和國際秩序周期等。文章核心觀點與內容概述Civil War? 《內戰?》（一）內戰的周期性規律達利歐在《應對變化的世界秩序的原則》一書中詳細闡述了內部秩序與無序的大周期，該周期分為六個階段，每個階段具有獨特特徵。他指出，當前美國正處於第五階段，即內戰前階段，這一階段的核心特徵是財務狀況惡化與社會衝突加劇。1. 財務狀況惡化達利歐強調，債務、貨幣和經濟活動是大周期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當一個國家經歷了和平與繁榮的第三階段以及過度消費和墮落的第四階段後，必然會進入財務狀況惡化的第五階段。目前，美國聯邦政府和許多州、城市政府都面臨巨大赤字、債務以及財富差距問題。例如，聯準會大量印鈔購買政府債務，以維持政府支出，但這導致美元購買力下降。2. 社會衝突加劇在財務狀況惡化的背景下，不同階層之間的緊張關係達到頂點。達利歐認為，收入、財富和價值觀差距是引發社會衝突的關鍵因素。當經濟衝擊發生時，如金融危機、自然災害或戰爭，這些差距會引發社會動盪，甚至內戰或革命。當前，美國社會的分裂程度不斷加深，不同政治派別、種族和階層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二）美國當前面臨的內戰風險達利歐詳細分析了美國當前所面臨的內戰風險，從多個方面揭示了社會動盪的潛在因素。1. 財務狀況困境美國政府的財務狀況正面臨嚴峻挑戰。聯邦政府和許多州、城市政府都背負著巨額債務和財政赤字。例如，美國的國債規模不斷攀升，已達到歷史高位。這種財務困境使得政府在應對經濟衰退和社會危機時，可操作的財政空間極為有限。為了彌補財政缺口，政府不得不通過大量印鈔來購買債務，這進一步導致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削弱了民眾的購買力。2. 財富與價值觀差距美國社會的財富分配極不平等，少數富人掌握著大量財富，而廣大中產階級和貧困人群則面臨生活困境。這種財富差距不僅體現在收入和資產上，還反映在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和生活質量等方面。例如，美國東海岸和西海岸的富裕地區與中西部和南部的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福利存在巨大差異。同時，不同群體之間的價值觀差異也不斷擴大，導致社會凝聚力下降。一些群體倡導自由主義價值觀，強調個人自由和平等權利；而另一些群體則秉持傳統保守價值觀，強調家庭、宗教和社會秩序。這種價值觀的對立使得社會在許多關鍵問題上難以達成共識。3. 政治極化與民粹主義美國政治的極化現象日益嚴重，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分歧加劇，導致政策制定和決策過程陷入僵局。在國會中，兩黨議員常常為了黨派利益而爭執不休，難以通過有效的立法。民粹主義領導人通過煽動民眾情緒，獲得了廣泛支援。這些領導人通常具有強烈的反精英色彩，聲稱代表普通民眾的利益。然而，他們的政策往往加劇社會分裂，引發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激烈對抗。例如，川普政府時期推行的移民政策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引發了國內不同群體的強烈反應，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性。4. 社會秩序與法律體系的挑戰隨著社會衝突的加劇，美國的法律體系和執法機構面臨著巨大挑戰。抗議活動頻繁發生，部分地區甚至出現暴力衝突。執法機構在維護社會秩序時，既要保障公民的抗議權利，又要防止暴力行為的發生，這一平衡難以把握。例如，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全國性抗議活動，暴露了美國社會在種族問題和執法公正性方面的深層次矛盾。當法律和秩序無法有效維護時，社會將陷入混亂，為內戰埋下隱患。（三）避免內戰的策略與建議儘管美國社會面臨著諸多內戰風險，但達利歐也提出了一些避免內戰的策略和建議。1. 促進經濟生產力與公平分配達利歐強調，社會的和平與繁榮取決於生產力的提升以及財富和資源的公平分配。政府應加大對教育、基礎設施和科研的投入，以提高全民的生產力和生活水平。例如，投資建設現代化的交通網路、提升教育質量、支援科技創新等，都可以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同時，稅收政策應更加公平，確保富人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通過合理的稅收制度，調節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2. 加強社會凝聚力與對話為了緩解社會衝突，美國需要加強不同群體之間的對話與合作。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應共同努力，促進跨階層、跨種族和跨文化的交流與理解。例如，開展社區活動、舉辦文化節日、推動志願者服務等，都可以增進不同群體之間的相互瞭解和信任。通過對話，各方可以尋求共同利益，減少誤解和偏見。3. 改革政治體制與決策機制達利歐認為，美國的政治體制需要進行改革，以提高決策效率和代表性。例如，可以考慮調整選舉制度，減少金錢對政治的影響，確保領導人能夠真正代表民眾的利益。同時，加強政治倫理建設，遏制腐敗和濫用權力現象。此外，改革立法程序，提高立法效率，使政府能夠更快地應對社會和經濟問題。啟示與思考達利歐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啟示。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和經濟周期的客觀存在，這些周期如同自然界的潮汐般不可避免。在不同的周期階段，社會面臨著不同的挑戰和機遇。因此，我們需要具備敏銳的洞察力，及時識別所處的周期階段，並採取相應的應對策略。其次，財富和價值觀差距是引發社會衝突的重要根源。政府和社會應共同努力，通過合理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這不僅有助於維護社會穩定，還能激發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最後，政治體制的改革和完善至關重要。一個高效、公正的政治體制能夠協調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關係，避免社會分裂和衝突的加劇。同時，公民應積極參與政治過程，提高自身的政治素養和社會責任感，為建設更加美好的社會貢獻力量。 (晚筀筆記)

Ray Dalio 是全球最大避險基金公司 Bridgewater（橋水）的創始人，以其對經濟周期的深刻洞察聞名於世。最近他接受了美國保守派記者卡爾森的訪談，對美國社會、AI和中美競爭做了深入的探討。在這個訪談中，他甚至提出美國已經處於內戰邊緣，社會矛盾已到了需要靠直接鬥爭來解決的地步。關心未來趨勢的朋友都應該聽一下這次訪談： 以下是訪談的精華，提取了達利歐本身的回答： 一、美國內部衝突：財富與價值觀分歧下的“內戰” 1.1 “內戰”的定義與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