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利歐發出最新警告 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發出最新警告：未來兩年將是"特別危險的時期"，債務、地緣與技術三重風暴正在匯聚，而大多數投資者的應對方式——擇時——註定不會成功。 當地時間4月30日，在知名財經播客節目《Prof G Markets》中，橋水基金創始人、傳奇宏觀投資者達利歐（Ray Dalio）與D.A. Davidson科技研究主管吉爾·盧里亞（Gil Luria）分別就當前的宏觀周期與科技巨頭財報發表了深度看法。 達利歐的核心結論開門見山："我們正處於邊緣。接下來的兩到三年，將像穿越一個時間蟲洞。" 他明確點名，2026年中期選舉之後到2028年總統大選之前，將是"特別危險的時期"。

達利歐最新長文再談荷姆茲海峽局勢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發表最新文章，警告當前美以伊衝突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一場更大規模世界大戰的組成部分，且這場大戰短期內不會結束。達利歐援引其逾半個世紀的全球宏觀投資經驗及對500年歷史周期的系統研究指出，當前局勢與1913—1914年及1938—1939年高度相似，正處於從“戰前對抗”向“戰中實戰”過渡的關鍵階段。他強調，衝突在這一階段的典型走向是升級而非緩和，並判斷未來五年內至少爆發一起重大多區域衝突的機率超過50%。在這一框架下，達利歐對若干市場普遍預設提出質疑：其一，“戰爭很快結束、一切恢復正常”的市場預期存在低估風險；其二，“荷姆茲海峽關閉對中國造成明顯衝擊”的判斷並不成立；其三，美國儘管軍力最強，卻是擴張最為過度、長期承受戰爭代價能力最弱的一方。以下是全文翻譯，部分地方有所刪減：首先，我祝願大家在這些充滿挑戰的時期一切順利。同時，我要說明的是，我接下來的觀察所描繪的圖景，並非我希望成為現實的景象，而是我根據所學到的知識以及我用來客觀觀察事物的指標所認為的現實景象。作為一名擁有超過50年經驗的全球宏觀投資者，我需要研究過去500年來影響市場的所有因素，才能應對未來的挑戰。在我看來，大多數人往往只關注當下引人注目的事件——比如當前的伊朗局勢——卻忽略了那些規模更大、影響更深遠、持續更持久的因素，而這些因素才是當前局勢和未來走向的驅動力。就目前而言，最重要的是，美以伊戰爭，只是我們身處其中的世界大戰的一部分，而這場世界大戰不會很快結束。當然，荷姆茲海峽的局勢走向（最重要的是，伊朗是否會失去對其航道的控制權，以及那些國家願意為此付出多少代價）將對全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此外，還有伊朗是否仍有能力利用導彈和核武器威脅其鄰國、美國將派遣多少軍隊以及他們將採取何種行動、汽油價格，以及即將到來的美國中期選舉等問題。所有這些短期問題固然重要，但它們卻讓人們忽略了真正重大、甚至更為重要的事情。具體地說，由於大多數人傾向於這種短期視角，他們現在預期（市場也反映了這種預期）這場戰爭不會持續太久，結束後一切會恢復“正常”。幾乎沒有人談論我們正處於一場不會很快結束的世界大戰的初期階段。因為我持有不同的觀點，所以我想在此說明一下。以下是我認為我們需要關注的幾件大事：1、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場不會很快結束的“世界大戰”中這聽起來或許有些誇張，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如今身處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各種衝突同時爆發（例如，俄烏歐美衝突；以色列—加薩—黎巴嫩—敘利亞戰爭；葉門—蘇丹—沙烏地阿拉伯—阿聯戰爭，這場戰爭還牽涉到科威特、埃及、約旦和其他相關國家；以及美以—海灣合作委員會—伊朗戰爭）。這些衝突大多涉及主要核大國，此外，大多數國家還捲入了其他激烈的非軍事戰爭（例如，貿易戰、經濟戰、資本戰、技術戰和地緣政治影響力戰爭）。這些衝突共同構成了一場非常典型的世界大戰，與以往的"世界大戰"類似。以往的"世界大戰"是由相互關聯的戰爭組成的，這些戰爭通常沒有明確的開始日期或宣戰聲明。過去的戰爭相互交織，形成了一種典型的世界大戰動態，影響著所有參戰方，正如當前的局勢一樣。我在五年前出版的《應對不斷變化的世界秩序的原則》一書的第六章"外部秩序與混亂的大周期"中詳細描述了這種戰爭動態，如果您想瞭解更全面的描述，可以參考該章節。該章節涵蓋了我們正在目睹的事件發展軌跡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2、瞭解各方的立場和關係非常重要通過條約和正式聯盟、聯合國的投票、領導人的聲明和行動等指標，可以很容易地客觀看出各方的立場。例如，我們可以看到多個大國之間結盟，並且這一陣營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烏克蘭（烏克蘭與大多數歐洲國家結盟）、以色列、海灣合作委員會成員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對立。這些聯盟關係對於預測相關各方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因此在觀察當前局勢和未來走向時，必須將其納入考量。例如，我們可以從中俄在聯合國就伊朗應開放荷姆茲海峽問題上的行動中看到這一點。此外，雖然有人認為荷姆茲海峽的關閉對中國造成了明顯衝擊，但這種說法並不精準。其擁有豐富的能源（煤炭和太陽能）以及龐大的石油儲備（約夠90至120天的用量）。就石油/能源經濟而言，美國相對具有優勢，因為它處於令人羨慕的能源出口國地位。衡量這些聯盟的方法有很多，包括聯合國投票記錄、經濟聯絡和主要條約，所有這些都與我之前描述的情況相符。3、研究類似的歷史案例並將其與當前發生的事情進行比較，這種做法雖然並不常見，但對我來說一直非常有價值，對您來說也可能非常有價值例如，對歷史上幾個類似案例的考察以及邏輯分析都清楚地表明，美國（1945年後世界秩序的主導力量）在與伊朗（一個中等強國）的戰爭中的表現——其投入和消耗的資金和軍事裝備，以及其對盟友的防禦（或不防禦）情況——都將受到其他國家的密切關注，並將對世界秩序的演變產生巨大影響。更重要的是，我們知道，美國、以色列（以及現在的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與伊朗之間的戰爭，將對其他國家（尤其是亞洲和歐洲國家）的行動產生深遠影響，進而對世界秩序的演變產生重大影響。這些變化將以過去反覆出現的方式發生。例如，通過研究歷史，我們很容易識別出過度擴張的帝國，建立衡量其過度擴張程度的指標，並瞭解它們因過度擴張而遭受的損失。在審視當下局勢時，我們自然會關注美國的情況。美國目前在70至80個國家擁有750至800個軍事基地，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承諾造成了代價高昂的脆弱性。顯而易見，過度擴張的大國無法成功地在兩線或多線作戰，這不禁令人懷疑美國是否有能力在其他戰線（例如亞洲和/或歐洲）作戰。因此，這自然而然地讓我思考，當前與伊朗的戰爭對亞洲、歐洲以及中東的局勢意味著什麼。例如，亞洲出現一些問題，考驗並揭示美國應對挑戰的意願，這並不令人意外。由於伊朗在中東地區承擔著廣泛的、令人分心的軍事任務，而且在中期選舉前夕美國公眾對伊朗戰爭缺乏支援，因此美國很難在另一個戰線上同時作戰。這種動態或許會讓人預期，其他國家在密切關注美伊局勢時，可能會改變自身的考量和行為，從而重塑世界秩序。例如，那些境內駐有美軍基地、並期望美國保衛自身的國家領導人，很可能會從中東地區駐有美軍基地、同樣期望美國保衛自身的國家的事態發展中吸取教訓，並據此調整自身行為。同樣，任何靠近具有戰略意義的海峽，或在其領土上駐有美軍基地，且位於可能發生重大沖突的地區的國家，都會密切關注伊朗戰爭的進展並從中吸取教訓。我可以肯定地告訴大家，世界各國領導人目前正在進行這種思考，而且這種現像在世界大周期的類似階段也曾多次出現。世界各國領導人的這些考量，正是導致重大戰爭的經典步驟之一，這種步驟過去曾多次發生，現在也正在重演。縱觀當今局勢，並結合對經典國際秩序/衝突周期的瞭解，我認為我們已經進入了第九階段。以下是經典的步驟順序：1、世界主導強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相對於新興強國有所下降，導致它們實力大致相當，並開始因分歧而在經濟和軍事衝突中相互對抗。2、經濟戰大幅升級，主要表現為經濟制裁和貿易封鎖。3、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聯盟形成。4、代理人戰爭增多。5、財政壓力、赤字和債務不斷增加，尤其是那些財政過度擴張的主導強國。6、關鍵行業和供應鏈越來越受到政府的控制。7、貿易咽喉要道被武器化。8、強大的新型戰爭技術被研製出來。9、多區域衝突同時爆發的現象日益增多。10、在各國國內，要求民眾無條件支援政府領導層，對戰爭和其他政策的反對意見遭到鎮壓，因為正如林肯引用《聖經》所說，“分裂之家不能持久”，尤其是在戰爭時期。11、大國之間發生直接軍事衝突。12、為了籌集戰爭經費，稅收、債務發行、貨幣創造、外匯管制、資本管制和金融壓制都大幅增加。在某些情況下，市場甚至會關閉。（欲瞭解戰時投資的更詳細解釋，請閱讀《應對不斷變化的世界秩序的原則》第七章。）13、最終一方戰勝另一方，獲得對新秩序的絕對掌控權，新秩序由獲勝方制定。許多指標表明，我們正處於大周期中貨幣秩序、部分國內政治秩序以及地緣政治秩序瓦解的階段。這些指標表明，我們正處於從戰前階段向戰中階段過渡的時期，這與1913—1914年和1938—1939年這兩個時期大致類似。需要明確的是，這些指標、它們所描繪的圖景以及確切的時間點都並非精確無誤。這些指標僅供參考。例如，歷史告訴我們，戰爭通常沒有明確的開始日期（重大軍事事件之後有明確的宣戰聲明是例外，例如斐迪南大公遇刺、波德戰爭和珍珠港事件），經濟、金融和軍事衝突通常在正式宣戰之前就已經出現。重大戰爭通常也伴隨著以下發展和跡象：1）軍事儲備和資金減少；2）財政預算、債務、貨幣發行和資本管制增加；3）敵對國家觀察交戰國並瞭解其優勢和劣勢；4）過度擴張的世界領先強國面臨著在相距遙遠的不同戰線上作戰的挑戰。所有這些因素都至關重要，而我對它們的衡量表明，我們應該對此感到擔憂。在這個階段，衝突的典型發展趨勢是加劇而非緩和，因此接下來的局勢將受到美伊戰爭走向的影響。例如，一些國家對美國保護它們的信心已經下降，再加上人們認識到核武器既是強大的防禦力量又是進攻力量，導致各國高級決策者更多地討論獲取核武器並擴充核武器及其他武器（特別是導彈和導彈防禦系統）的儲備。重申一下，我並不是說事態一定會沿著這個周期發展到全面世界大戰。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但我仍然希望世界能夠和平發展，建立在互利共贏的關係之上，而不是被雙輸的局面所破壞。我盡我所能地為此做出貢獻。例如，我與中美兩國的高級政策制定者（以及一些非領導層人士）都保持著長達42年的良好關係，因此，在過去，尤其是在這段充滿爭議的時期，我一直努力以雙方領導人都能接受的方式支援互利共贏的關係。我這樣做是因為我關心雙方的人民，也因為互利共贏的關係遠勝於雙輸的關係。儘管現在這樣做越來越難，因為有些人認為“敵人的朋友就是敵人”。在大周期的這個階段，也就是重大戰爭爆發前夕，諸如無法通過妥協解決不可調和的爭端等情況，通常會不可避免地推動周期從一個階段進入下一個階段，直至最終以暴力方式解決。因此，瞭解典型的大周期並密切關注事態發展至關重要。我希望通過提供我的分析框架，並將其與實際發生的事件進行比較，能夠幫助您理解我所觀察到的現象，並最終決定您想要採取的行動。基於此，我認為必須認識到：世界秩序已經從以美國及其盟友（例如七國集團）為主導的多邊規則秩序，轉變為沒有單一主導力量維護秩序的強權即公理的秩序，這意味著我們可以預見更多沖突。一位歷史學者會意識到，當今的世界秩序更接近於1945年以前的大部分歷史時期，而非我們所熟悉的1945年後的秩序，並會理解這其中最重要的意義所在。4. 歷史表明，判斷那個國家可能獲勝的最可靠指標，不是那個國家最強大，而是那個國家能夠承受最大的痛苦且持續最久這無疑是美伊戰爭的一個重要因素。總統向美國民眾保證，戰爭將在幾周內結束，油價將會下降，我們將恢復往日的繁榮。有很多指標可以表明一個國家是否有能力長期承受痛苦，例如民意調查（尤其是在民主國家）和/或政府領導人維持統治的能力（尤其是在專制國家，民意並不那麼重要）。在戰爭中，勝利只有在投降後才算真正到來，因為不可能消滅所有敵人。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教訓顯而易見。勝利的標誌是戰勝國能夠全身而退，而戰敗國不再構成威脅。雖然美國看起來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它也是擴張最過度的大國，並且最不擅長長期承受痛苦。5. 這一切都以典型的大周期方式發生。我所說的“經典大周期方式”是指，事件主要由五大力量驅動：貨幣、債務和經濟在貨幣秩序和混亂的大周期中的作用；由於巨大的財富和價值觀差異，政治和社會秩序正在崩潰；由於巨大的財富和價值觀差異，區域和世界秩序正在瓦解；科技的巨大進步被應用於和平與戰爭目的，以及與之相關的金融泡沫，這些泡沫通常會破裂；自然災害，例如乾旱、洪水和流行病。雖然我不會用更深入的描述來詳細解釋大周期是如何運作的，以及驅動它的五大力量和其背後的18個決定因素，但我還是建議您理解它，並向您推薦我的書或YouTube視訊，兩者都名為《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6、建立有效的指標並遵循是非常寶貴的我用來追蹤事態發展的許多指標都在《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一書中有所闡述。我特別推薦第六章"外部秩序與混亂的大周期"。如果您對和平時期難以想像、但通常在戰爭期間發生的投資相關發展感興趣，我推薦第七章"在大周期背景下進行投資"。我最近在網上分享了這些章節，您可以在這裡和這裡找到它們。這就是我目前對大局的理解。綜合所有這些潛在衝突，我認為在未來五年內至少爆發一起多區域衝突的機率超過50%。■ (財經會議圈)

瑞·達利歐提出的貨幣、政治、地緣、技術、氣候五大危機，從來不是簡單的風險羅列，而是對一個百年大周期落幕的冷峻宣告——我們習以為常的穩定、增長、規則與安全感，正在集體失效。這不是局部的波動，而是文明層面的結構性陣痛。一、貨幣秩序瓦解：信用崩塌，財富的底層邏輯在改寫貨幣的根基從來不是紙張與數字，而是信任。當債務高到無法償還，當貨幣被不斷濫發、被武器化，當國家信用被透支，舊的貨幣霸權便走到了終點。這不是通膨與通縮的交替，而是財富分配規則的重構。儲蓄會被稀釋，資產會劇烈震盪，靠單一貨幣、單一市場躺贏的時代徹底結束。我們正在見證，人類對“財富安全”的認知，被重新定義。二、政治秩序撕裂：共識消失，社會從合作走向內耗當經濟蛋糕不再持續變大，分配矛盾便會擊穿所有溫情與妥協。貧富差距、意識形態對立、群體互相敵視，本質是舊制度無法承載新矛盾。政治不再是解決問題的工具，反而成為衝突的舞台。社會失去公約數，理性讓位於情緒，妥協讓位於對抗。一個國家最可怕的從不是外部強敵，而是內部的撕裂與不信任——這是所有帝國衰落的共同起點。三、地緣格局重組：規則讓位於實力，世界重回叢林二戰後建立的單極秩序與多邊體系，正在被實力對比徹底改寫。舊霸主不願退場，新力量不斷崛起，貿易、科技、資源、軍事的全方位博弈，不再是可選項，而是新常態。和平紅利、全球化紅利逐步消退，規則不再保護弱者，力量決定話語權。我們正在經歷的不是局部衝突，而是全球權力版圖的重新切割，每一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四、技術革命顛覆：進步與毀滅同行，人被重新定義AI、新能源、量子、生物科技，既是生產力的飛躍，也是對現有社會結構的碾壓。技術加速貧富分化，替代傳統崗位，重塑軍事與國家安全邊界，甚至改變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技術不再只是工具，它是最強的洗牌力量。跟上的人跨越階層，掉隊的人被時代拋棄。舊產業、舊職業、舊認知快速消亡，未來唯一的穩定，是持續迭代自身的能力。五、極端氣候加劇：自然開始反噬，生存底線被挑戰糧食、水源、能源、宜居空間，這些人類生存的基本盤，正被極端氣候不斷侵蝕。氣候災難不再是遙遠新聞，而是常態化衝擊，它會推高物價、引發資源爭奪、加重國家債務、放大社會動盪。自然從不站在任何一方，它只是客觀地懲罰脆弱的體系。當人類內部纏鬥不休，自然的壓力會成為壓垮平衡的最後一根稻草。真正深刻的地方：五大危機不是平行，而是共振它們互相催化、層層放大：貨幣亂則經濟衰，經濟衰則社會裂，社會裂則地緣斗，地緣斗則技術戰，再疊加氣候危機，整個系統進入負向循環。我們正在經歷的，是舊秩序解體、新秩序未立的真空期。動盪不是意外，而是常態；風險不是短期擾動，而是長期底色。對個體而言，這不是悲觀，而是清醒：放棄對“回到過去”的幻想，接受變化，守住底線，提升韌性。在一個重構的世界裡，真正的安全，從來不是依附某種秩序，而是擁有適應混沌、穿越周期的能力。 (楚軒書屋)

筆記君說：都說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總押著相同的韻腳。當債務“吸毒式”循環遇上政治極化，當AI奇蹟難填財政窟窿，當地緣博弈聚焦於一條海峽的控制權——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警告，美國已站在其“大周期”理論的“第五階段”：秩序崩潰的前夜。這位頂級宏觀投資者係統拆解了驅動世界劇變的五大力量，並指出，我們正在目睹的國內黨爭、黃金暴漲、中東危機，不過是同一檯曆史機器輸出的不同症狀。今天這篇文章，讓我們跟隨達利歐的“周期透鏡”，看清國家興衰的底層邏輯，並探討在這個動盪的時代，普通人該如何定位自己、保護資產、尋找機遇。一、驅動世界劇變的五大核心力量歷史裡有“秩序”，也有“系統”。1.貨幣體系：債務循環與崩潰機制首先，存在一個貨幣秩序。經濟怎麼運作？你投入資金，創造信用。擁有信用的人用它來做事情：他們借貸。如果他們能賺到足夠的錢來償還，系統就能良好運轉。於是生產力提高、機會出現、資本市場發展等等，這就是貨幣體系。在一個周期裡，貨幣體系的運作方式是：當沒有債務時，比如1945年，我們開啟一個新的貨幣秩序，那時候沒有債務，然後在一個金融體系中，債務會隨著時間推移不斷累積。它的機制是：當償債支出相對於收入增加時，就會擠佔其他開支，就像企業遇到的一樣——只不過政府可以印鈔。但印鈔也會擠佔支出，而這會成為問題。接著你還會面臨供需失衡：當你擁有一個新的貨幣體系，比如美國建立的新貨幣體系，當美元成為世界儲備貨幣，你就能出售更多的債務。然後這種情況積累起來——一個人的債務是另一個人的資產——大家持有大量以美元計價的債務。當你再出售更多債務時，就會出現供需機制上的變化。再往後，當政治、世界政治、地緣政治介入時，這套貨幣體系會因此更有風險。但這五種主要主導性因素裡，首要因素就是貨幣體系的機制。2.國內政治秩序：從極化、民粹到專制風險第二個因素是國內政治秩序。所有國家都有秩序和體系，而這些秩序會變化，會演進。當然它與經濟體系密切相關。當社會出現巨大的財富差距、價值觀分裂，人們會覺得現有體系不再為他們服務；再加上政治極化，民粹主義就會興起——就像20世紀30年代左右翼勢力崛起那樣。圖註：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魏瑪政權同時面對著左翼勢力（共產黨）和右翼勢力（納粹黨）的興起，1933年，納粹黨為栽贓德國共產黨而炮製了“國會縱火案”，並在之後一步步瓦解了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這種民粹主義會發展到不可調和：不願妥協，不願接受失敗，不願失去選票……最後變成“無論付出什麼代價，我要鬥爭，我要贏”。這種動態貫穿歷史反覆出現。你可以從中國歷代王朝看，也可以看羅馬——凱撒、元老院，以及凱撒在元老院被刺殺。柏拉圖大約公元前350年在《理想國》裡論述過這種循環。民主制度的挑戰在於投票等機制，但隨後會出現貧富差距、財富集中——誰掌握財富？以及出現不願投票的人群，推動變革的動能就出現了。所以黨派之爭變成僵局、不可調和，最終就必然演變為專制統治。當我們不再願意接受這個體系、接受體系的規則——大家都覺得它被操縱了——那麼你會開始質疑：最高法院是不是“被操縱了”，因為某一黨派任命更多大法官？司法系統在定罪時是否公正？等等。以前你相信體系，即便有缺陷。當這種相信不再存在，當人們支援的議程對他們來說比民主制度本身更重要時，體系就岌岌可危。3.地緣政治秩序：多邊體系的瓦解與力量考驗第三個主要因素是地緣政治秩序。國家之間怎麼運作？體系是什麼？二戰之後我們建立了一套多邊體系，也許它顯得有點天真，但它和以往的任何體系都截然不同：聯合國、世貿組織、世衛組織、國際法院等，以代表性為基礎，在一個特定的、基於規則的體系裡做決策。這是我們選擇的道路。但問題在於，任何體系都需要強制執行的機制。如果一個多邊體系整體與最強大國家的利益不一致，那麼強權就會主導，於是秩序就會發生瓦解。所以我們正在以一種非常經典的方式瓦解：我們在瓦解貨幣秩序，也在瓦解政治秩序，也在瓦解地緣政治秩序。必須認識到，歷史長河中，這些秩序一直在變化，從來沒有某個時刻不變化、不出現問題。某些方面，它們正在回到過去的模樣。4.自然災害與新技術：不容忽視的變數與勝負手第四個因素是自然災害。乾旱、洪水、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戰爭，不容忽視。第五個因素是新技術的發明。尤其是那些驚人的新技術。它們不僅對繁榮重要，對戰爭也重要。誰贏得科技戰，往往也能贏得經濟戰與地緣政治戰爭。新興力量挑戰既有力量時，沒有法庭可去，沒有解決機制可訴——力量在經受考驗，我們正處於這種力量動態之中。二、美國“大周期”第五階段：症狀、風險與貨幣危機1.美國的症狀診斷：處於“第五階段”目前，美國正處於關鍵時刻，比如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共和黨很可能失去眾議院，甚至參議院也可能不保。你要設想衝突會如何演變：是在法治的原則內進行競爭，還是變成“不惜一切代價地贏”？有沒有規則？人們是否還在規則框架內博弈？這種動態會反覆上演。當你理解這種動態隨時間如何運作之後，再看具體症狀——換句話說，我在《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裡（大概五年前寫的）把這個周期分解為六個階段，也列舉了18項衡量國家健康狀況的指標——教育、軍事、儲備貨幣等等，用來衡量國家實力。現在美國仍是最強大的國家，但處於相對衰落期，同時在經歷這些衝突：比如，移民潮、黨派紛爭、債務危機、資產分配不均等問題。如果你看這本書，會發現我們處於我所說的第五階段，這意味著我們處於某種邊緣，但尚未越過邊緣。也就是在一個可能發生貨幣秩序崩潰的大混亂時期之前。第六階段是這些秩序開始崩潰的時候，我們還沒到那個階段，但已經很接近，並且朝那個方向前進。比如，從貨幣角度看，就是對儲備貨幣的需求追不上供應的增速。你會看到供需問題：供給大量增加、需求不足；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長期利率會上升，而央行試圖通過降低短期利率、縮短債務期限來壓制長期利率——就是這種動態。然後這些債務和貨幣相對於黃金之類的非信用貨幣會貶值。你正在看到各國央行與國家持有黃金作為替代儲備資產的趨勢，部分原因正是這種供需狀況，部分原因是他們擔心可能會出現支付困難的問題。支付問題——就像二戰前日本經歷的那樣——會導致經濟問題。當時美國對日本實施制裁，沒有向日本兌現其購買的債券，這實質上就是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的支付問題。在類似情況中，俄羅斯能夠掌控局面，是因為它能控制國庫和相關資產。於是人們更不願持有那些法幣，而是轉向非信用貨幣——黃金。2.貨幣崩潰的“預演”：透過黃金看美元貶值我大約不到一年前新出版了一本書，叫《國家如何破產：大周期》，我在其中展示了35個案，目的就是要把債務危機的運作機制展示出來——讓人看到“它到底是怎麼運轉的”。最核心的動力，還是那種對支出、對供需的擠壓動態。你會開始看到：長期利率上升而短期利率下降，因為央行正在壓低短期利率，然後他們縮短債務的期限，接著央行購入這些債務，於是央行開始持有大量國債。隨後央行會開始虧損：它持有國債，而資產價格、利率等因素會讓它在帳面上承受損失。為了維持低利率，它就必須創造貨幣和信貸來把利率壓住；而它虧損的金額會越來越大。這種動態變化並不會阻止資本流向的轉變。因此在這些案例裡，你往往會看到人們轉向“硬通貨”，轉向黃金——我們現在也正在看到這種傾向。黃金作為貨幣，有兩個職能：作為交換媒介和財富儲存方式。因此，除了黃金之外，世界上沒有其他理想的儲備貨幣。它基本上是一個默認選項。因為通常來講，貨幣儲備是一種債務；而黃金——正如人們所說——是唯一一種不屬於“他人的負債”的資產。但事實上人們確實會誤解，他們以為黃金只是一種投機性的金屬，卻沒意識到黃金實際上是一種貨幣。對中央銀行們而言，黃金是第二大貨幣資產。圖註：2022年以來，中國官方黃金儲備量不斷上漲；2025年12月，中國官方黃金儲備已達約2306.32噸，佔總外匯儲備的約10.70%。當你透過“錢”的視角看世界時，就像戴上了一副濾鏡，你會用那副濾鏡看萬物的價值。人們卻僅僅透過美元的濾鏡觀察，只看到黃金價格上漲，但他們並沒看到問題的本質——如果透過“黃金”的濾鏡看世界，人們就會看到“法幣”紛紛貶值。鑑於人們的經歷和實際情況，這對很多人來說難以置信，就像讓他們去相信牙仙或聖誕老人一樣。但當你理解經濟循環，你就會明白“驚喜”為什麼會發生：因為大家以為不可能，但它其實是合乎邏輯的。3.技術並非萬能藥：AI奇蹟填不平債務壓力試圖通過經濟增長來擺脫債務困境，即刺激經濟——使用財政和貨幣刺激，寄希望於新技術帶來足夠的收入增長，讓赤字比例向3%靠攏。在我看來，這不太可能發生。人工智慧和技術奇蹟當然是偉大的奇蹟，非常有益。我研究過很多偉大的奇蹟，比如電的發明——想想如果沒有它我們會在那裡。但問題在於：在我們當下討論的時間尺度內，把AI轉化為“足夠顯著的生產力奇蹟”，這件事的可能性並不大。因此，債務問題那種動態仍然存在，它仍然不容易解決。而且這裡還有另一個關鍵問題：繁榮與生產力進步如何能被人們所共享？生產力的進步會造成巨大的財富差距，我們正在看到某些人群的財富急劇增長——“兆富翁”之類的現象。與此同時，還有60%的美國人的閱讀水平低於六年級。你必須考慮這些人群的生存狀態與福利。於是問題變成：有多少生產力能夠轉化為大眾的收入？政府如何獲得收入來處理債務，從而讓債務持有者獲得有效的實際回報，而不引發更大問題？如果要採用政治上可接受的方式，會有很多因素讓這一切變得非常、非常困難。說到債務，就不得不談財產和財產稅——這值得我們去理解。“財產”和“金錢”之間有很大的區別。財產很容易“創造”，幾乎像會計操作：我可以籌集5000萬美元，或者以10億美元估值獲得融資。人們就會說“那個人是億萬富翁，財富又增加了十億美元”。但這不意味著你真的有一堆現金能花。財產本身並不值多少錢，除非你把它轉換成錢。換句話說，你擁有很多財產，但你不能直接花費財產，除非賣掉一部分才能獲得金錢來支付。所以當資產相對於貨幣大幅增長時，你就面臨風險。因為一旦有風吹草動，泡沫就會破裂。當市場發生變化、你需要現金時——很多時候這筆現金需求來自債務償付——你就不得不想辦法把“資產”換成“錢”。而通常的情況是：人們會借貸來購買資產。借貸行為非常普遍，不僅個人買股票如此，企業自身也會通過借貸來創造資產。在所有股市泡沫時期都一樣：大量借貸以購買資產；當現金需求出現時，就不得不賣掉部分資產來換取現金，於是就催生出那種動態。這正是戳破泡沫的原因。還有一個關於資產的政治議題：要不要對資產徵稅？比如，加利福尼亞會發生什麼？對資產徵稅會給其他地方帶來什麼影響？如果你對資產徵稅，人們就必須出售資產來繳稅，這會產生一個“降低資產價值”的動態過程。我認為正在發生的一件事是：我們在世界各地以多種不同方式看到，人們——特別是加州的人——正在搬離。並不是因為有什麼事“正在發生”，而是人們擔心這樣的事情可能會發生。總的來說，人們常常會遷往文明與機遇並存、爭端和戰亂較少的地方。他們希望生活在稅收較低、同時充滿活力的地方：德克薩斯、佛羅里達，以及中東一些同樣充滿活力、事情不斷髮生的地方。你會看到這種遷移模式。但這會造成另一個問題：流出地會空心化。因為當他們離開時，稅基會下降。粗略講，一個地區前10%的人支付了大約80%的稅收。如果你失去這些人中的一半，你會損失大量稅收收入，然後又形成新的動態。所以技術問題也是資產問題，而資產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更是市場問題，這也是一個必須理解的重要問題。三、地緣博弈與技術幻象：荷姆茲海峽的終極考驗當前，中東局勢日趨緊張。在我看來，中東這場潛在的“最終之戰”，不僅關乎一場戰爭的勝負，更關乎全球金融體系、美元地位以及世界秩序的未來走向。在這場與伊朗有關的戰爭中，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並且幾乎得到了普遍共識：一切都取決於誰控制荷姆茲海峽。如果伊朗仍然掌握決定誰能夠通過荷姆茲海峽的權力，甚至僅僅保留用此作為談判籌碼的能力，那麼：美國將被認為輸掉了戰爭，而伊朗將被認為贏得了戰爭。原因在於，如果伊朗能夠控制荷姆茲海峽並將其作為武器使用，這將清楚地表明美國沒有能力解決這一局勢。如果允許伊朗關閉世界上最重要的海峽——一個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都必須確保航行自由的海峽——其後果將對美國、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尤其是海灣盟友）、那些高度依賴該海峽石油運輸的國家、世界經濟以及全球秩序造成巨大破壞。如果唐納德·川普和美國沒有贏得這場戰爭——而勝負的衡量標準其實很簡單：是否能夠確保荷姆茲海峽的安全通行——那麼他們也會被視為製造了一場自己無法解決的災難性局面。如果美國失去荷姆茲海峽控制權，對美國而言，很可能就像：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之於英國；18世紀荷蘭帝國的類似挫敗；以及17世紀西班牙帝國的類似失敗。帝國崩潰之前的事件模式幾乎總是相同的。這場決定勝負的“最終決戰”往往會重塑歷史，因為人和資本總是迅速而自然地從失敗者那裡流向勝利者。這些轉變會影響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貨幣市場和黃金市場——以及地緣政治力量的格局。當一個擁有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主導強國在財政上過度擴張，並在軍事與金融控制上同時顯露出弱點時，就要警惕其盟友和債權人信心的喪失、儲備貨幣地位的動搖、債務資產被拋售以及本國貨幣的貶值——尤其是相對於黃金。由於人、國家以及資本流動總是迅速地向勝利者聚集，如果美國和川普總統無法控制通過荷姆茲海峽的航運流量，這將威脅美國在世界上的權力以及現有的世界秩序。這場“最終之戰”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將擴散到世界各地，影響貿易流動、資本流動以及與相關國家的地緣政治發展。當前戰爭以及近期的其他戰爭，實際上只是更大規模“大周期”（Big Cycle）處理程序的一部分，這一處理程序同時包含金融、政治和技術層面的影響。理解這些影響的最好方式，是研究歷史上類似戰爭，並將經驗教訓應用於當前環境。四、穿越動盪周期：普通人的資產保護與機遇選擇基於此，我有一些建議：有一些基本的事情：掙得比你花得多；儘量存錢；分散投資組合，包括關於錢的配置。這些事情至關重要。同時要想想這個國家、想想機遇：機遇在那裡？人們一直在遷移，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以尋找機遇，跟著機遇走。最重要的是把孩子養育好，讓他們接受良好教育，能夠有所作為，同時具備文明素養，成為高效能的人。正如我所說，一個國家只需做好三件事——對個人也是一樣：好好養育孩子，讓他們受教育、能自食其力；去那些運作良好的地方，去那些有文明、有生產力、也有機遇的地方；遠離內戰和國際戰爭。那你把這些事情做好了嗎？我的意思是，只要把這些事情做好，幾乎其他所有事情都會自行解決。 (筆記俠)

筆記君說：都說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總押著相同的韻腳。當債務“吸毒式”循環遇上政治極化，當AI奇蹟難填財政窟窿，當地緣博弈聚焦於一條海峽的控制權——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警告，美國已站在其“大周期”理論的“第五階段”：秩序崩潰的前夜。這位頂級宏觀投資者係統拆解了驅動世界劇變的五大力量，並指出，我們正在目睹的國內黨爭、黃金暴漲、中東危機，不過是同一檯曆史機器輸出的不同症狀。今天這篇文章，讓我們跟隨達利歐的“周期透鏡”，看清國家興衰的底層邏輯，並探討在這個動盪的時代，普通人該如何定位自己、保護資產、尋找機遇。內容來源：本文彙編自網路公開資料。分享嘉賓：瑞·達利歐（Ray Dalio），橋水基金創始人，暢銷書《原則》作者。一、驅動世界劇變的五大核心力量歷史裡有“秩序”，也有“系統”。1. 貨幣體系：債務循環與崩潰機制首先，存在一個貨幣秩序。經濟怎麼運作？你投入資金，創造信用。擁有信用的人用它來做事情：他們借貸。如果他們能賺到足夠的錢來償還，系統就能良好運轉。於是生產力提高、機會出現、資本市場發展等等，這就是貨幣體系。在一個周期裡，貨幣體系的運作方式是：當沒有債務時，比如1945年，我們開啟一個新的貨幣秩序，那時候沒有債務，然後在一個金融體系中，債務會隨著時間推移不斷累積。它的機制是：當償債支出相對於收入增加時，就會擠佔其他開支，就像企業遇到的一樣——只不過政府可以印鈔。但印鈔也會擠佔支出，而這會成為問題。接著你還會面臨供需失衡：當你擁有一個新的貨幣體系，比如美國建立的新貨幣體系，當美元成為世界儲備貨幣，你就能出售更多的債務。然後這種情況積累起來——一個人的債務是另一個人的資產——大家持有大量以美元計價的債務。當你再出售更多債務時，就會出現供需機制上的變化。再往後，當政治、世界政治、地緣政治介入時，這套貨幣體系會因此更有風險。但這五種主要主導性因素裡，首要因素就是貨幣體系的機制。2.國內政治秩序：從極化、民粹到專制風險第二個因素是國內政治秩序。所有國家都有秩序和體系，而這些秩序會變化，會演進。當然它與經濟體系密切相關。當社會出現巨大的財富差距、價值觀分裂，人們會覺得現有體系不再為他們服務；再加上政治極化，民粹主義就會興起——就像20世紀30年代左右翼勢力崛起那樣。圖註：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魏瑪政權同時面對著左翼勢力（共產黨）和右翼勢力（納粹黨）的興起，1933年，納粹黨為栽贓德國共產黨而炮製了“國會縱火案”，並在之後一步步瓦解了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這種民粹主義會發展到不可調和：不願妥協，不願接受失敗，不願失去選票……最後變成“無論付出什麼代價，我要鬥爭，我要贏”。這種動態貫穿歷史反覆出現。你可以從中國歷代王朝看，也可以看羅馬——凱撒、元老院，以及凱撒在元老院被刺殺。柏拉圖大約公元前350年在《理想國》裡論述過這種循環。民主制度的挑戰在於投票等機制，但隨後會出現貧富差距、財富集中——誰掌握財富？以及出現不願投票的人群，推動變革的動能就出現了。所以黨派之爭變成僵局、不可調和，最終就必然演變為專制統治。當我們不再願意接受這個體系、接受體系的規則——大家都覺得它被操縱了——那麼你會開始質疑：最高法院是不是“被操縱了”，因為某一黨派任命更多大法官？司法系統在定罪時是否公正？等等。以前你相信體系，即便有缺陷。當這種相信不再存在，當人們支援的議程對他們來說比民主制度本身更重要時，體系就岌岌可危。3.地緣政治秩序：多邊體系的瓦解與力量考驗第三個主要因素是地緣政治秩序。國家之間怎麼運作？體系是什麼？二戰之後我們建立了一套多邊體系，也許它顯得有點天真，但它和以往的任何體系都截然不同：聯合國、世貿組織、世衛組織、國際法院等，以代表性為基礎，在一個特定的、基於規則的體系裡做決策。這是我們選擇的道路。但問題在於，任何體系都需要強制執行的機制。如果一個多邊體系整體與最強大國家的利益不一致，那麼強權就會主導，於是秩序就會發生瓦解。所以我們正在以一種非常經典的方式瓦解：我們在瓦解貨幣秩序，也在瓦解政治秩序，也在瓦解地緣政治秩序。必須認識到，歷史長河中，這些秩序一直在變化，從來沒有某個時刻不變化、不出現問題。某些方面，它們正在回到過去的模樣。4.自然災害與新技術：不容忽視的變數與勝負手第四個因素是自然災害。乾旱、洪水、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戰爭，不容忽視。第五個因素是新技術的發明。尤其是那些驚人的新技術。它們不僅對繁榮重要，對戰爭也重要。誰贏得科技戰，往往也能贏得經濟戰與地緣政治戰爭。新興力量挑戰既有力量時，沒有法庭可去，沒有解決機制可訴——力量在經受考驗，我們正處於這種力量動態之中。二、美國“大周期”第五階段：症狀、風險與貨幣危機1.美國的症狀診斷：處於“第五階段”目前，美國正處於關鍵時刻，比如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共和黨很可能失去眾議院，甚至參議院也可能不保。你要設想衝突會如何演變：是在法治的原則內進行競爭，還是變成“不惜一切代價地贏”？有沒有規則？人們是否還在規則框架內博弈？這種動態會反覆上演。當你理解這種動態隨時間如何運作之後，再看具體症狀——換句話說，我在《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裡（大概五年前寫的）把這個周期分解為六個階段，也列舉了18項衡量國家健康狀況的指標——教育、軍事、儲備貨幣等等，用來衡量國家實力。現在美國仍是最強大的國家，但處於相對衰落期，同時在經歷這些衝突：比如，移民潮、黨派紛爭、債務危機、資產分配不均等問題。如果你看這本書，會發現我們處於我所說的第五階段，這意味著我們處於某種邊緣，但尚未越過邊緣。也就是在一個可能發生貨幣秩序崩潰的大混亂時期之前。第六階段是這些秩序開始崩潰的時候，我們還沒到那個階段，但已經很接近，並且朝那個方向前進。比如，從貨幣角度看，就是對儲備貨幣的需求追不上供應的增速。你會看到供需問題：供給大量增加、需求不足；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長期利率會上升，而央行試圖通過降低短期利率、縮短債務期限來壓制長期利率——就是這種動態。然後這些債務和貨幣相對於黃金之類的非信用貨幣會貶值。你正在看到各國央行與國家持有黃金作為替代儲備資產的趨勢，部分原因正是這種供需狀況，部分原因是他們擔心可能會出現支付困難的問題。支付問題——就像二戰前日本經歷的那樣——會導致經濟問題。當時美國對日本實施制裁，沒有向日本兌現其購買的債券，這實質上就是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的支付問題。在類似情況中，俄羅斯能夠掌控局面，是因為它能控制國庫和相關資產。於是人們更不願持有那些法幣，而是轉向非信用貨幣——黃金。2.貨幣崩潰的“預演”：透過黃金看美元貶值我大約不到一年前新出版了一本書，叫《國家如何破產：大周期》，我在其中展示了35個案，目的就是要把債務危機的運作機制展示出來——讓人看到“它到底是怎麼運轉的”。最核心的動力，還是那種對支出、對供需的擠壓動態。你會開始看到：長期利率上升而短期利率下降，因為央行正在壓低短期利率，然後他們縮短債務的期限，接著央行購入這些債務，於是央行開始持有大量國債。隨後央行會開始虧損：它持有國債，而資產價格、利率等因素會讓它在帳面上承受損失。為了維持低利率，它就必須創造貨幣和信貸來把利率壓住；而它虧損的金額會越來越大。這種動態變化並不會阻止資本流向的轉變。因此在這些案例裡，你往往會看到人們轉向“硬通貨”，轉向黃金——我們現在也正在看到這種傾向。黃金作為貨幣，有兩個職能：作為交換媒介和財富儲存方式。因此，除了黃金之外，世界上沒有其他理想的儲備貨幣。它基本上是一個默認選項。因為通常來講，貨幣儲備是一種債務；而黃金——正如人們所說——是唯一一種不屬於“他人的負債”的資產。但事實上人們確實會誤解，他們以為黃金只是一種投機性的金屬，卻沒意識到黃金實際上是一種貨幣。對中央銀行們而言，黃金是第二大貨幣資產。圖註：2022年以來，中國官方黃金儲備量不斷上漲；2025年12月，中國官方黃金儲備已達約2306.32噸，佔總外匯儲備的約10.70%。當你透過“錢”的視角看世界時，就像戴上了一副濾鏡，你會用那副濾鏡看萬物的價值。人們卻僅僅透過美元的濾鏡觀察，只看到黃金價格上漲，但他們並沒看到問題的本質——如果透過“黃金”的濾鏡看世界，人們就會看到“法幣”紛紛貶值。鑑於人們的經歷和實際情況，這對很多人來說難以置信，就像讓他們去相信牙仙或聖誕老人一樣。但當你理解經濟循環，你就會明白“驚喜”為什麼會發生：因為大家以為不可能，但它其實是合乎邏輯的。3.技術並非萬能藥：AI奇蹟填不平債務壓力試圖通過經濟增長來擺脫債務困境，即刺激經濟——使用財政和貨幣刺激，寄希望於新技術帶來足夠的收入增長，讓赤字比例向3%靠攏。在我看來，這不太可能發生。人工智慧和技術奇蹟當然是偉大的奇蹟，非常有益。我研究過很多偉大的奇蹟，比如電的發明——想想如果沒有它我們會在那裡。但問題在於：在我們當下討論的時間尺度內，把AI轉化為“足夠顯著的生產力奇蹟”，這件事的可能性並不大。因此，債務問題那種動態仍然存在，它仍然不容易解決。而且這裡還有另一個關鍵問題：繁榮與生產力進步如何能被人們所共享？生產力的進步會造成巨大的財富差距，我們正在看到某些人群的財富急劇增長——“兆富翁”之類的現象。與此同時，還有60%的美國人的閱讀水平低於六年級。你必須考慮這些人群的生存狀態與福利。於是問題變成：有多少生產力能夠轉化為大眾的收入？政府如何獲得收入來處理債務，從而讓債務持有者獲得有效的實際回報，而不引發更大問題？如果要採用政治上可接受的方式，會有很多因素讓這一切變得非常、非常困難。說到債務，就不得不談財產和財產稅——這值得我們去理解。“財產”和“金錢”之間有很大的區別。財產很容易“創造”，幾乎像會計操作：我可以籌集5000萬美元，或者以10億美元估值獲得融資。人們就會說“那個人是億萬富翁，財富又增加了十億美元”。但這不意味著你真的有一堆現金能花。財產本身並不值多少錢，除非你把它轉換成錢。換句話說，你擁有很多財產，但你不能直接花費財產，除非賣掉一部分才能獲得金錢來支付。所以當資產相對於貨幣大幅增長時，你就面臨風險。因為一旦有風吹草動，泡沫就會破裂。當市場發生變化、你需要現金時——很多時候這筆現金需求來自債務償付——你就不得不想辦法把“資產”換成“錢”。而通常的情況是：人們會借貸來購買資產。借貸行為非常普遍，不僅個人買股票如此，企業自身也會通過借貸來創造資產。在所有股市泡沫時期都一樣：大量借貸以購買資產；當現金需求出現時，就不得不賣掉部分資產來換取現金，於是就催生出那種動態。這正是戳破泡沫的原因。還有一個關於資產的政治議題：要不要對資產徵稅？比如，加利福尼亞會發生什麼？對資產徵稅會給其他地方帶來什麼影響？如果你對資產徵稅，人們就必須出售資產來繳稅，這會產生一個“降低資產價值”的動態過程。我認為正在發生的一件事是：我們在世界各地以多種不同方式看到，人們——特別是加州的人——正在搬離。並不是因為有什麼事“正在發生”，而是人們擔心這樣的事情可能會發生。總的來說，人們常常會遷往文明與機遇並存、爭端和戰亂較少的地方。他們希望生活在稅收較低、同時充滿活力的地方：德克薩斯、佛羅里達，以及中東一些同樣充滿活力、事情不斷髮生的地方。你會看到這種遷移模式。但這會造成另一個問題：流出地會空心化。因為當他們離開時，稅基會下降。粗略講，一個地區前10%的人支付了大約80%的稅收。如果你失去這些人中的一半，你會損失大量稅收收入，然後又形成新的動態。所以技術問題也是資產問題，而資產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更是市場問題，這也是一個必須理解的重要問題。三、地緣博弈與技術幻象：荷姆茲海峽的終極考驗當前，中東局勢日趨緊張。在我看來，中東這場潛在的“最終之戰”，不僅關乎一場戰爭的勝負，更關乎全球金融體系、美元地位以及世界秩序的未來走向。在這場與伊朗有關的戰爭中，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並且幾乎得到了普遍共識：一切都取決於誰控制荷姆茲海峽。如果伊朗仍然掌握決定誰能夠通過荷姆茲海峽的權力，甚至僅僅保留用此作為談判籌碼的能力，那麼：美國將被認為輸掉了戰爭，而伊朗將被認為贏得了戰爭。原因在於，如果伊朗能夠控制荷姆茲海峽並將其作為武器使用，這將清楚地表明美國沒有能力解決這一局勢。如果允許伊朗關閉世界上最重要的海峽——一個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都必須確保航行自由的海峽——其後果將對美國、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尤其是海灣盟友）、那些高度依賴該海峽石油運輸的國家、世界經濟以及全球秩序造成巨大破壞。如果唐納德·川普和美國沒有贏得這場戰爭——而勝負的衡量標準其實很簡單：是否能夠確保荷姆茲海峽的安全通行——那麼他們也會被視為製造了一場自己無法解決的災難性局面。如果美國失去荷姆茲海峽控制權，對美國而言，很可能就像：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之於英國；18世紀荷蘭帝國的類似挫敗；以及17世紀西班牙帝國的類似失敗。帝國崩潰之前的事件模式幾乎總是相同的。這場決定勝負的“最終決戰”往往會重塑歷史，因為人和資本總是迅速而自然地從失敗者那裡流向勝利者。這些轉變會影響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貨幣市場和黃金市場——以及地緣政治力量的格局。當一個擁有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主導強國在財政上過度擴張，並在軍事與金融控制上同時顯露出弱點時，就要警惕其盟友和債權人信心的喪失、儲備貨幣地位的動搖、債務資產被拋售以及本國貨幣的貶值——尤其是相對於黃金。由於人、國家以及資本流動總是迅速地向勝利者聚集，如果美國和川普總統無法控制通過荷姆茲海峽的航運流量，這將威脅美國在世界上的權力以及現有的世界秩序。這場“最終之戰”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將擴散到世界各地，影響貿易流動、資本流動以及與相關國家的地緣政治發展。當前戰爭以及近期的其他戰爭，實際上只是更大規模“大周期”（Big Cycle）處理程序的一部分，這一處理程序同時包含金融、政治和技術層面的影響。理解這些影響的最好方式，是研究歷史上類似戰爭，並將經驗教訓應用於當前環境。四、穿越動盪周期：普通人的資產保護與機遇選擇基於此，我有一些建議：有一些基本的事情：掙得比你花得多；儘量存錢；分散投資組合，包括關於錢的配置。這些事情至關重要。同時要想想這個國家、想想機遇：機遇在那裡？人們一直在遷移，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以尋找機遇，跟著機遇走。最重要的是把孩子養育好，讓他們接受良好教育，能夠有所作為，同時具備文明素養，成為高效能的人。正如我所說，一個國家只需做好三件事——對個人也是一樣：好好養育孩子，讓他們受教育、能自食其力；去那些運作良好的地方，去那些有文明、有生產力、也有機遇的地方；遠離內戰和國際戰爭。那你把這些事情做好了嗎？我的意思是，只要把這些事情做好，幾乎其他所有事情都會自行解決。參考資料：1.《達利歐發文：終極決戰！一切都取決於誰控制荷姆茲海峽》，華爾街見聞；2.《達利歐：政治極化疊加債務失控，美國正處於“內戰前夜”？》，底線思維。 (筆記俠)

瑞·達利歐，這位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基金的掌舵人，曾憑藉其對歷史規律的深刻洞察和對宏觀經濟周期的精準預測，在金融領域樹立了不朽的聲望。近期，他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一篇名為《官方確認：世界秩序已崩潰》的長文，言辭冷峻，直指核心。在他看來，全球已經徹底告別了二戰後建立起來的規則體系，進入了一個叢林法則盛行、強者即正義的混亂時期。這種局面與 20 世紀 30 年代大蕭條及二戰前夕的局勢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歷史的鏡像：從 1933 年到 21 世紀的混亂回顧 1933 年，那是人類文明的一個至暗轉折點。當時的國際聯盟正處於名存實亡的邊緣，德國和日本在擴張野心的驅動下相繼退出，國際秩序分崩離析。外交協商讓位於武力威懾，條約協議被視為廢紙。達利歐指出，當前的國際局勢正精準地復刻著那段歷史。慕尼黑安全會議近期發佈的報告《正在毀滅中》提出了一個令人警醒的詞彙：破壞球政治。在這個時代，各國不再致力於精細的政策修正或溫和的改革，而是傾向於採取毀滅性的手段來重塑利益格局。這種大動盪的核心在於大國之間的正面碰撞。達利歐在其《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一書中，通過對過去 500 年人類歷史的研究，總結出了一個長達 80 年的典型周期。這個周期由六個階段組成，涵蓋了從新秩序的建立到債務擴張，再到內部衝突，直至最終崩潰的全過程。債務紅線與內部撕裂：從階段五到階段六的驚人躍遷在過去幾年裡，達利歐一直警告稱美國正處於第五階段，即預崩潰階段。這一階段的特徵極其明顯：糟糕的財政狀況、急劇增加的貧富差距、極端的政治極化以及愈演愈烈的內部矛盾。然而，他最新的研判卻更加激進且悲觀：美國及其主導的全球秩序已經正式跨入了第六階段。第六階段在達利歐的框架中被稱為暴力終局。這是一個發生革命與大規模戰爭的階段，類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最後時刻。他引用的佐證令人無法忽視：1. 不可持續的債務槓桿：美國的國債規模已經飆升至 38 兆美元的天文數字。這不僅僅是一個數字，它代表了貨幣體系的信用透支。達利歐向來認為，當一個主權國家的債務增長遠超其收入增長，且需要通過印錢來償還舊債時，貨幣貶值和嚴重的通膨將不可避免。政策制定者面臨著一個痛苦的二選題：是允許債務違約引發硬著陸，還是無限制印鈔引發惡性通膨？2. 內部秩序的動搖：達利歐提到了近期一些極具象徵意義的事件。例如，美國國內在邊境移民問題上的劇烈衝突，甚至引發了地方與聯邦層面的對峙。這種內部治理體系的裂痕，在歷史上往往是政權削弱、秩序崩壞的先兆。3. 規則意識的消失：在達沃斯論壇上，達利歐直言不諱地表示，某些針對主權領土的威脅言論或單邊制裁行為，已經標誌著那個曾經以規則為基礎的系統不復存在了。多維戰爭的連鎖反應：貿易、技術、地緣與資本達利歐預測，向第六階段的過渡不會是一個瞬間的爆炸，而是一系列多維度戰爭的交織和升級。這些衝突正在按照以下邏輯演進：貿易戰與關稅壁壘：這只是第一步，各國開始保護本土市場，全球化協作被供應鏈脫鉤所取代。技術戰爭：圍繞半導體、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核心技術的封鎖與反封鎖。這不僅僅是經濟競爭，更是生存權的爭奪。資本戰爭：利用金融手段進行制裁、沒收海外資產、限制投資。當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被當作武器使用時，全球金融市場的底層邏輯也就動搖了。地緣政治戰爭：從局部的代理人衝突到全球範圍內的陣營對抗。達利歐特別強調，地緣衝突目前最危險的引爆點在於東亞地區的權力制衡，一旦這些衝突被一方視為生存威脅，軍事對抗將不可避免。權力的囚徒困境：為何雙輸成為了必然在《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第六章中，達利歐詳細闡述了為什麼大國往往會陷入囚徒困境。當互信徹底喪失，任何一方為了自保而採取的防禦性舉措，在對方看來都是極具挑釁性的進攻。在這種邏輯下，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因為缺乏強制約束力，在面對強權利益時顯得異常蒼白。達利歐認為，目前國際社會幾乎達成了一個普遍共識：1945 年後建立的全球治理體系已經瓦解。法國總統馬克宏關於“歐洲必須為戰爭做好準備”的言論，以及美國國內政壇對“舊世界已去”的斷言，都在印證這一殘酷事實。樂觀與悲觀的博弈：人工智慧能拯救我們嗎？儘管達利歐描繪了一個充滿陰霾的未來，但世界上仍有不同的聲音。例如，Google DeepMind 的首席執行長德米斯·哈薩比斯就持有一種近乎相反的願景。哈薩比斯認為，人類正處於由於人工智慧進步帶來的基石性繁榮和激進豐饒的邊緣。他預言在未來十年內，科學發現和醫療技術的突飛猛進將把人類帶入一個新的文藝復興。然而，這兩者並不一定矛盾。達利歐的觀點更多是關於分配、權力和金融體系，而哈薩比斯的觀點關於生產力和技術上限。歷史上，技術革命往往伴隨著舊秩序的血腥崩潰。問題在於：在哈薩比斯所預言的光亮到來之前，人類是否必須先穿越達利歐所預言的漫長黑夜？在不確定的時代尋找生存之道達利歐的警告並非為了製造恐慌，而是基於歷史巨量資料的邏輯演進。正如他在研究 500 年帝國興衰史後得出的結論：在這個沒有規則、強者通吃的時代，唯一的確定性就是不確定性。這種大動盪周期通常伴隨著財富的劇烈重組、貨幣體系的更迭以及全球權力的易主。對於每一個身處其中的個體和組織而言，理解這種長周期的演變規律，或許是在即將到來的風暴中保持清醒、尋求自保的唯一路徑。我們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一邊是數字科技帶來的無限可能，另一邊是重蹈歷史覆轍的戰爭暗影。正如 1933 年的先輩們無法想像此後十二年的波瀾壯闊與慘烈，我們或許也正站在一個決定未來百年命運的門檻上。面對這種大動盪，與其祈禱秩序回歸，不如學會如何在秩序的廢墟上理解新的現實。 (技術前哨)

當地時間本周一(3月16日)，傳奇投資人、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在個人專欄中警告稱，美國和伊朗當前在荷姆茲海峽的爭奪將是一場“終極決戰”——它不僅會改變石油價格，還會改變這個世界。長期以來，達利歐就一直預言過美國霸權的終結。他在周一發表於Substack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儘管人們“一直認為”美國將繼續在世界秩序中佔據主導地位，但二戰後一系列事件的“累積效應”——包括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當前的伊朗戰爭——正在危及美國一直主導的全球權力格局。一些市場觀察人士目前正密切關注油價和全球經濟前景，而達利歐則認為一個“帝國”的終結可能即將到來。荷姆茲海峽爭奪影響深遠早在伊朗戰爭爆發前，不少市場專家就已注意到美元的衰落及其對美國在全球權力格局中地位的啟示——儘管自伊朗戰爭爆發以來美元的上漲表明，它仍被視為避險資產，但許多專家與達利歐的共識在於荷姆茲海峽的重要性。簡而言之，達利歐認為川普政府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通過從伊朗手中奪取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來證明美國的實力，此舉將重申美國的力量並“增強”外界對美國的信心。這是因為允許伊朗封鎖世界上最重要的海峽的後果，將對美國、其在該地區的盟友（特別是海灣盟友）、最依賴石油（通過海運）流動的國家、世界經濟以及世界秩序造成巨大破壞。如果川普和美國沒有贏得這場戰爭——勝利的衡量標準很簡單，即他們能否確保荷姆茲海峽的安全通行——他們也將被認為造成了一個他們無法修復的災難性局面。達利歐指出，如果美國以這種方式失敗，失去對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對美國而言，極有可能重演英國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的經歷，以及荷蘭帝國在18世紀和西班牙帝國在17世紀遭受的類似失敗。帝國崩潰的事件模式幾乎總是一樣的。當擁有世界儲備貨幣的世界主導大國在財政上過度擴張，並因同時失去軍事和金融控制權而暴露其弱點時，要警惕盟友和債權人失去信心、儲備貨幣地位喪失、債務資產被拋售以及貨幣貶值——尤其是相對於黃金。另一方面，達利歐表示，如果荷姆茲海峽落入伊朗手中，被其用作威脅美國在海灣地區的盟友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世界經濟的武器，那麼所有人都將受制於伊朗，而川普將被視為挑起爭端並最終失敗。他將給該地區的美國盟友留下一個巨大的難題，並且他的信譽也將喪失殆盡。爭奪海峽控制權的戰鬥將是衝突中“最糟糕的階段”達利歐進一步指出，雖然有人談論通過達成一份協議來結束這場戰爭，但人人都知道，任何協議都無法解決這場戰爭，因為協議毫無價值。接下來無論發生什麼——無論是讓荷姆茲海峽繼續留在伊朗手中，還是美國奪取控制權——都可能是衝突中最糟糕的階段。這場“最終決戰”將徹底決出勝負，而這場決戰很可能規模巨大。達利歐表示，這場“最終決戰”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將波及全球，波及貿易流動、資本流動以及與俄羅斯、朝鮮、古巴、烏克蘭、歐洲、印度、日本等國的地緣政治發展。當前的戰爭，連同其他近期發生的戰爭，都是規模更為龐大的經典大周期處理程序的一部分，具有金融、政治和技術層面的影響。達利歐提到，一個國家發動戰爭的財政和軍事能力會受到其所參與戰爭的數量和嚴重程度、其內部政治以及與擁有共同利益的國家關係的影響。美國沒有能力同時發動多場戰爭（沒有那個國家能夠做到），在一個如此緊密相連的世界裡，戰爭就像流行病一樣，會以難以想像的方式迅速蔓延。最後，達利歐強調自己並非政治人物——其分享自己摸索出的原則和想法，是希望能幫助其他人應對這動盪的時代。正如達利歐以前解釋過的，通過研究過去500年歷史中帝國的興衰及其儲備貨幣，有五種巨大的、相互關聯的力量驅動著貨幣秩序、政治秩序和地緣政治秩序的更迭。它們分別是：1）長期債務周期；2）與之相關的國內政治秩序與混亂周期；3）與之相關的國際地緣政治秩序與混亂周期；4）技術進步——既能改善生活，也能毀滅生活；5）自然災害。目前中東發生的事情只是當前時刻這個“大周期”中的一小部分。達利歐總結稱，雖然不可能預見並精準掌握所有的細節和具體情況，但測量這五種力量以及整個“大周期”的健康狀況和進展其實相當容易。對人們來說重要的事情是問問自己，這個“大周期”的演進是否屬實，以及這些指標是否預示了我們在“大周期”中所處的位置——如果是這樣，我該怎麼辦？ (財聯社)

將當前正在發生的事情與歷史上類似情境進行比照，並與聰明、消息靈通的領導人和專家們校準自己的判斷，這一直是我做出更好決策的方法。歷史告訴我，大多數戰爭充滿了對結局的巨大分歧，也充滿了巨大的意外。然而，就這場伊朗戰爭而言，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幾乎所有人都達成了共識：一切都取決於誰來控制荷姆茲海峽。我從各國政府領導人、地緣政治專家以及世界各地的人士那裡聽到同一個判斷：一、控制霍爾木茲，就是輸贏的標準如果伊朗仍然保有對荷姆茲海峽通行權的控制，甚至僅僅保留談判籌碼，那麼：美國將被判定為戰敗，伊朗將被判定為獲勝。原因很簡單——伊朗將霍爾木茲作為武器加以控制，這將清楚地證明美國沒有能力解決這一問題。允許伊朗封鎖這條世界上最重要的海峽——一條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確保通行自由的航道——其後果將對美國、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尤其是海灣盟友）、最依賴石油流通的國家、世界經濟以及世界秩序造成巨大傷害。如果川普和美國無法贏得這場戰爭——而勝利的衡量標準很清晰：能否確保荷姆茲海峽的安全通行——他們同樣會被視為製造了一場無力收拾的災難。無論是什麼原因導致美國未能控制霍爾木茲——是反戰政治在中期選舉前威脅到川普的政治掌控、是他和美國選民缺乏承受戰爭傷亡與代價的意願、是美國軍事實力不足以取勝並維持控制，還是他無法召集其他國家組成聯盟來確保海峽暢通——這些原因都不重要。川普和美國，都將輸掉這場戰爭。二、歷史的鏡子：蘇伊士運河危機的警示我對歷史的解讀，以及對當前局勢的直覺，讓我相信：如果美國以這種方式落敗，將存在重大風險——失去對霍爾木茲的控制，將成為美國的”蘇伊士運河時刻”，正如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之於英國，正如18世紀荷蘭帝國的類似失敗，正如17世紀西班牙帝國的衰落。帝國崩潰的事件模式幾乎總是如出一轍。在我的著作《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中有更為詳盡的闡述，但在這裡我可以告訴你：歷史上有無數案例，都是一個被認為較弱的勢力向世界主導力量挑戰，爭奪某條關鍵貿易航線的控制權（例如埃及挑戰英國對蘇伊士運河的控制）。在這些案例中，主導力量（如英國）向較弱勢力（如埃及）施壓，要求其開放航道，而全世界都在旁觀，並根據最終結果調整自己對這兩方的態度，以及資金的流向。這場決定勝負、決定帝國存亡的”終極一戰”之所以能改寫歷史，正是因為人心與資本會迅速、自然地流向勝利者。這些轉變深刻影響著市場，尤其是債券、貨幣與黃金市場，以及地緣政治格局。正是從如此眾多的類似案例中，我得出了以下原則：★ 當世界主導力量持有世界儲備貨幣，卻因財政過度擴張而暴露其弱點，同時失去軍事與金融雙重控制時，要警惕：盟友與債權人將喪失信心、儲備貨幣地位將動搖、債務資產將遭拋售、貨幣將走軟，尤其是相對於黃金。由於人心、國家與資本流動會迅速、自然地向勝利者聚攏，如果美國和川普無法控制霍爾木茲的通行，將威脅到美國的世界地位與現有的世界秩序。人們一直以來都默認美國是主導力量，能夠在軍事與財政上擊敗對手（尤其是中等強國對手）。然而，越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可能還要加上這場伊朗戰爭，其累積效應對美國以及1945年後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可持續性，並不樂觀。反過來看：★ 當世界主導力量展示其軍事與財政實力時，將增強外界信心，也增強持有其債務與貨幣的意願。里根在當選後立即促成伊朗釋放人質，隨後在兩伊戰爭期間伊朗襲擊海灣航運時，下令美國海軍為油輪護航，由此展現了他和美國對伊朗的強大掌控力。如果川普同樣能兌現他所承諾的事——贏得這場戰爭，實現荷姆茲海峽的自由通行，並消除伊朗對鄰國和世界的威脅——將極大增強外界對他和美國實力的信心。三、若霍爾木茲留在伊朗手中另一方面，如果荷姆茲海峽仍由伊朗掌控，作為威脅美國海灣盟友和世界經濟的武器，那麼所有人都將淪為伊朗的人質。川普將被視為挑起事端卻無力收場，將把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置於巨大困境之中，並嚴重損害自身公信力——尤其是鑑於他此前的種種表態。例如，川普曾說：“如果有人布設水雷，且未能立即清除，伊朗將承受前所未有的軍事後果。”“我們將輕易摧毀那些脆弱的目標，讓伊朗幾乎不可能再作為一個國家重建——死亡、烈火與憤怒將降臨在他們身上。”“伊朗的新領導人必須獲得我們的批准，否則他活不長。”我經常聽到其他國家的高層政策制定者私下說：“他嘴上說得漂亮，但當真正艱難的時刻來臨，他打得贏嗎？“有些觀察者看待這場較量，就像古羅馬人坐在鬥獸場裡，或是球迷等待最終決賽一般。川普眼下正在呼籲其他國家加入美國，共同確保荷姆茲海峽的自由通行；他能否做到這一點，將體現他組建聯盟、匯聚力量的能力，如果成功，將是一次重大勝利。四、即將到來的”最後決戰”僅憑美國和以色列，將很難確保船隻安全通行——要真正將霍爾木茲從伊朗手中奪回，很可能需要一場大規模戰役。這場戰爭的結果對伊朗領導層以及伊朗最龐大、最強硬的民眾群體而言，關乎生死存亡。對伊朗人來說，這場戰爭在很大程度上關乎復仇，以及對某種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的堅守。他們願意犧牲——而這種願意赴死的姿態，本身就是自我尊嚴的體現，也是獲得最高精神回報的途徑——而與此同時，美國人在擔憂油價上漲，美國領導人在擔憂中期選舉。★ 在戰爭中，一方承受痛苦的能力，甚至比其施加痛苦的能力更為重要。伊朗的策略，是設法拖延戰爭、逐步升級，因為眾所周知，美國公眾和美國領導人承受痛苦與持久戰爭的能力極為有限。因此，如果這場戰爭被打得足夠痛苦、足夠漫長，美國將放棄這場戰鬥，放棄其海灣”盟友”，而世界各地其他處境類似的”盟友”，也將由此看清：美國不會在關鍵時刻保護他們。這將從根本上動搖美國與結盟國家之間的關係。雖然目前有關於通過協議結束這場戰爭的討論，但所有人都清楚：任何協議都無法真正解決這場戰爭，因為協議毫無價值。無論接下來發生什麼——是將霍爾木茲留在伊朗手中，還是將其控制權奪走——都很可能是這場衝突中最為慘烈的階段。這場”最終決戰”將清晰呈現那一方勝、那一方敗，很可能將是一場規模極大的戰役。援引伊朗軍事指揮部的話：“該地區所有屬於與美國有合作關係的石油公司的石油、經濟和能源設施，將被立即摧毀，化為灰燼。“這正是他們將嘗試做的。如果川普政府成功爭取到其他國家加入、派遣軍艦提供護航——且航道尚未被佈雷——我們將拭目以待，看這是否能成為一個解決方案。雙方都清楚，那場決定性的最終對決尚未到來。他們也都清楚：如果川普和美國未能兌現重開海峽的承諾，後果將是災難性的。反之，如果川普贏得這場最終決戰，並至少在未來數年內消除伊朗威脅，將令所有人深感震撼，極大增強川普的權威，也將展示美國的強大實力。五、更大的漣漪：大周期中的這場戰爭這場”最終決戰”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將在全球範圍內產生連鎖反應，影響貿易流動、資本流動，以及與中國、俄羅斯、朝鮮、古巴、烏克蘭、歐洲、印度、日本等國的地緣政治格局。當前這場戰爭，連同其他近期戰爭，是更宏觀的經典大周期演進的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金融、政治與技術含義。理解這些含義的最佳方式，是研究過去類似戰爭的歷史，並將從中汲取的教訓應用於當前形勢。★ 一個國家的財政與軍事戰爭能力，受制於其正在進行的戰爭的數量與烈度、國內政治生態，以及與利益相關國之間的關係（例如伊朗、俄羅斯、中國與朝鮮之間的協同）。美國沒有能力同時打多場戰爭（任何國家都沒有）。在這個高度互聯的世界裡，戰爭就像疫情一樣，會以難以預料的方式迅速蔓延。與此同時，在各國內部，尤其是在貧富差距懸殊、價值觀分歧巨大的民主國家，關於”該怎麼做”以及”誰應該以什麼形式承擔多少代價”（金錢、生命）的內部爭鬥從未停止。這些直接與間接的連鎖反應幾乎可以肯定會出現，且極難預判，結果也不會樂觀。結語：大周期中的此刻最後，我想強調：我不是政治人物，我只是一個必須對未來下注的務實之人，通過研究歷史來汲取教訓，幫助自己做出更好的判斷。我現在將這些原則和思考分享出來，希望能幫助其他人在這個動盪時代找到方向。正如我之前所解釋的，通過研究過去500年帝國興衰及其儲備貨幣的更替——這是我為了更好地做全球宏觀投機而進行的研究，並在我的著作和YouTube視訊《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中有所分享——有五大相互關聯的力量驅動著貨幣秩序、政治秩序與地緣政治秩序的興衰：1. 長期債務周期（在我的著作《國家如何破產：大周期》中有詳盡闡述）2. 相關的政治秩序與失序周期（以清晰可辨的階段推進，最壞情況下會引發內戰）3. 相關的國際地緣政治秩序與失序周期（同樣以清晰可辨的階段推進，最壞情況下會導致毀滅性的世界大戰）4. 技術進步（可以改善或摧毀生活）5. 自然事件中東當前正在發生的一切，只是這個大周期在當下這一刻的一個小小組成部分。雖然不可能對所有細節和具體情況都預判精準，但衡量這五大力量以及整體大周期的健康狀態與推進階段，其實並不難。重要的是，你需要問自己：這個大周期的演進框架是否成立？這些指標是否反映了我們在大周期中所處的位置？如果是，我應該怎麼做？ (美股財經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