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像極了1936：達利歐的終極警告與世界秩序崩塌前夜一、引言：當歷史的幽靈再次徘徊2026年2月14日，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Bridgewater Associates）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一篇標題僅為一句話的長文：《It’s Official: The World Order Has Broken Down》（正式宣告：世界秩序已崩塌）。這篇文章迅速在全球範圍內引發軒然大波，而在國內，一句“2026年，像極了1936年”的論斷更是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在社交媒體上激起千層浪。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喧囂背後，達利歐看到了更本質的東西：世界已經換軌。他警告稱，我們正處於“大周期”的第六階段，即一個沒有規則、充滿混亂、強權即公理的時期。這一階段通常伴隨著內部動盪與外部戰爭的交織，直至新的秩序在衝突中確立。這並非危言聳聽。1936年，大蕭條的餘波未平，全球貿易萎縮、債務高企，一戰後建立的凡爾賽體系名存實亡，地緣衝突頻發，各國在恐慌中相互提防，最終一步步滑向全面戰爭。而在90年後的今天，我們似乎正站在一個驚人相似的歷史節點上。本文將基於達利歐的最新論斷，結合詳實的經濟、政治資料，深入剖析2026年與1936年的歷史鏡像，探討世界秩序崩塌的深層邏輯，並為投資者和普通人提供應對這一“大混亂時代”的生存策略。二、歷史的鏡像：2026與1936的驚人相似（一）經濟底層：債務-蕭條-復甦-再緊縮的完全重合1936年，世界仍未走出1929年大蕭條的陰霾。全球經濟陷入通縮性蕭條，債務危機蔓延，各國貿易往來大幅萎縮，需求疲軟形成自我強化的下行螺旋。為了保護本國經濟，各國紛紛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關稅戰愈演愈烈，進一步割裂了全球經濟體系，讓本就低迷的世界經濟雪上加霜。2026年的全球經濟，同樣面臨著增長乏力、債務高企、貿易壁壘林立的困境。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的資料，2025年底全球債務總額攀升至348兆美元的歷史峰值，較上年增加29兆美元，創下疫情後最快年度增速。其中政府債務增長佔據主導地位，新增規模超過10兆美元，美國、中國和歐元區貢獻了約四分之三的增幅。儘管債務佔GDP比重微降至308%，但新興市場債務比率持續攀升至235%的歷史高位。更嚴峻的是，2026年全球將面臨高達29兆美元的債務到期再融資壓力，其中新興市場將面臨逾9兆美元的債務償還壓力，而成熟市場則需應對超過20兆美元的到期債券和貸款。這意味著，全球經濟將在2026年迎來一場巨大的“還債潮”，任何輕微的流動性緊縮都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在貨幣政策方面，1936年聯準會收緊貨幣，次年直接引爆了“羅斯福衰退”，而如今的邏輯也完全一致。當利率見頂、赤字遮羞布失效，一場劇烈的去槓桿風暴已箭在弦上。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預測顯示，在現行政策基本不變的假設下，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佔GDP比重將在2026年達到101%，到2036年將進一步飆升至120%，超過1946年創下的歷史高位。（二）社會撕裂：貧富差距與民粹主義的致命共振1936年，大蕭條加劇了各國國內的財富衝突，導致民粹主義、獨裁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興起。無論是德國、日本的法西斯化，還是美國和英國加強貿易保護主義，都是對經濟危機的極端反應。而在2026年，全球貧富差距已攀至“歷史高點”。《2026年世界不平等報告》顯示，全球最富10%的人群掌握著75%的財富，而底層50%群體僅掌握2%。更極端的是，全球0.001%的超級精英（約6萬人），掌控著超過6%的全球財富，這一數字是底層50%人口總財富的3倍，他們人均資產高達10億歐元。這種極端的不平等正在撕裂社會結構。在美國，兩黨對立、制度信任度低於30%，甚至有25%的人口表示願意為自己的陣營進行暴力對抗。達利歐警告，美國正發展出某種形式的“內戰”，存在無法調和的分歧，有效治理能力喪失。這種內部撕裂不僅限於美國，在歐洲、拉美等地區同樣明顯，社會共識的缺失正在侵蝕民主制度的根基。（三）舊秩序失效：從規則主導到叢林法則1936年，凡爾賽體系崩潰，國際聯盟失去作用，法西斯國家肆意擴張，無人能約束。希特勒悍然進軍萊茵蘭非軍事區，英法因經濟泥潭選擇沉默退讓，這無疑讓希特勒更加膽大妄為。如今，1945年布列敦森林體系、聯合國等二戰後建立的多邊主義體系正在崩潰，美國作為單極主導力量的時代已經結束。在2026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德國總理梅爾茨直言：“持續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法國總統馬克宏警告歐洲必須為戰爭做準備。美國國務卿盧比歐承認“舊世界已經消失”。這場會議被達利歐視為一個歷史節點：1945年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正式宣告死亡。國際關係正從“規則主導”轉向“叢林法則”，貿易戰、科技戰、地緣衝突成為新常態。達利歐將當前的大國衝突歸納為五種形式：貿易戰、技術戰、資本戰、地緣政治戰和軍事戰。他警告說，這些衝突不再是局部摩擦，而是全面升級的系統性對抗。“當大國之間不再遵守共同的規則，衝突就會從經濟領域蔓延到軍事領域，就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四）軍備競賽：從經濟絞殺到軍事對抗1936年，德國、日本等國開始大規模擴軍備戰，軍備競賽愈演愈烈。而在2026年，全球軍費開支預計將首次突破2.6兆美元，創下歷史新高。美國2026財年國防預算約9010億至1兆美元，佔其GDP約3.3%；波蘭敲定2026年軍費預算，直接把軍費佔GDP比例提升至4.81%，遠超北約要求的2%最低標準；日本2026財年的國防預算初案也達到了歷史新高。這種開支的增長不僅僅是總量的增加，更代表了一種深層次的範式轉移。各國政府的預算邏輯正從過去三十年的“和平紅利”導向轉向“安全優先”模式。這一轉變的底層動力在於，各國普遍認識到傳統戰爭形態與高科技消耗戰共存的現實，迫使國防預算必須同時覆蓋昂貴的現代化項目（如人工智慧、高超音速武器）和海量的傳統彈藥儲備。三、達利歐的“大周期”理論：世界為何會走到今天？（一）三大周期的同步觸頂達利歐在其著作《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中，通過復盤500年全球歷史，總結出驅動全球秩序更替的三大核心周期：債務貨幣經濟周期、內部秩序周期、外部秩序周期。當這三大周期同步進入衰退末期，必然引發舊秩序的徹底崩塌。債務貨幣經濟周期：全球債務累積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無論是國家、企業還是個人，都背著沉重的包袱。當債務無法持續時，危機便會來臨。各國只能印鈔稀釋債務，貨幣持續貶值、普通人財富縮水。內部秩序周期：社會內部的矛盾加劇，不同群體間的對立和不滿情緒上升，這會影響政策的穩定性和社會的凝聚力。最富0.1%的財富等於底層90%的總和，社會撕裂、民粹與極端主義抬頭。外部秩序周期：國家間的競爭從合作轉向對抗，貿易、科技甚至地緣政治領域的摩擦不斷。當主導大國開始衰弱，或者一個新興大國在實力上開始接近它時，衝突就會產生。達利歐指出，當崛起國達到守成國實力約60%時，衝突機率陡增，而中美競爭正是當前的核心風險點。（二）第六階段：舊秩序崩潰，強權即公理達利歐將國家興衰的大周期劃分為六個階段，而我們現在正處於極其關鍵的第六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徵非常鮮明且令人不安：舊秩序徹底瓦解：1945年後的全球治理體系、美元主導的多邊規則不再有效，國際社會從“規則至上”退回叢林法則、強權即公理。多維衝突全面升級：貿易戰、科技戰、地緣戰、金融戰常態化，制裁、資產凍結、技術封鎖成為常規手段，風險不斷向軍事衝突邊緣試探。內部動盪與外部戰爭交織：國內的貧富衝突、政治極化與國際的大國博弈相互作用，形成一個危險的反饋循環，直至新的秩序在衝突中確立。四、資本戰：新時代的“熱戰”前奏達利歐特別強調，在熱戰爆發前的十年裡，經濟戰和資本戰早已打響。例如，美國在1930年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挑起貿易戰，隨後在二戰爆發前夕對日本實施了毀滅性的石油禁運和資產凍結。這種經濟上的“絞殺”迫使日本在妥協與開戰之間做出了選擇。如今，我們正處於一場“資本戰”的邊緣。達利歐警告，世界正處於“資本戰”的邊緣，各國將通過制裁、資產凍結、資本管制等手段，將貨幣本身武器化。SWIFT系統武器化：俄羅斯3000億美元外匯儲備遭凍結，這一先例讓全球各國對美元主導的金融體系產生了深刻的不信任。美元霸權遭遇信任危機：中國和部分歐洲國家開始減少購買美國國債，擔心未來可能面臨的制裁。這種趨勢如果持續，將導致美國債券收益率飆升、借貸成本大幅上升，或迫使聯準會大量印鈔，進一步削弱美元價值。去美元化加速：中國推動的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已經覆蓋了110個國家的部分貿易，雖然總量還不大，但已經使既往世界的金融體系出現裂痕。五、生存之道：在大混亂時代如何自處？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達利歐為投資者和普通人提供了一系列應對策略。他強調，過去幾十年我們習以為常的“和平與發展”環境正在遠去，投資邏輯和生存法則都需要根本性重構。（一）投資策略：從效率優先到安全優先黃金是終極壓艙石：達利歐建議將黃金配置比例提升至15%-20%，認為黃金已經從“避險資產”升級為“全球第二大儲備貨幣”。黃金的核心價值在於其不依賴任何政府信用，是唯一“不依賴他人”的普世貨幣。遠離長期國債：在通膨高企、債務過剩的環境下，長期國債是“價值陷阱”，久期債將大幅跑輸。擁抱硬資產與現金流：投資邏輯應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優先、現金流優先”。重點關注與國家安全、供應鏈本土化、關鍵技術相關的公司，如國防軍工、半導體、新能源等行業。地域與資產多元化：通過地理分散和資產多元化降低風險，避免將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二）普通人生存建議（2026-2030窗口期）最佳化資產結構：除自住外，出清低效房產，優先持有流動性強的資產。控制槓桿，持有現金：減少債務槓桿，預留足夠的現金或現金等價物，以應對突發的資金需求或市場波動。提升核心技能：在動盪時期，個人的核心競爭力是抵禦風險的最佳屏障。不斷學習，提升自己在關鍵領域的技能，增強不可替代性。保持理性，避免極端：在資訊爆炸和情緒極化的時代，保持獨立思考和理性判斷至關重要。避免被民粹主義和極端思潮裹挾，堅守常識和底線。六、結語：歷史不會重演，但會押韻2026年與1936年的相似之處令人不寒而慄，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歷史不會簡單重演。與90年前相比，當今世界擁有核威懾這一終極制衡力量，這使得全面熱戰的成本極高，衝突更多表現為代理人戰爭、貿易戰、科技封鎖。同時，全球產業鏈深度互聯，完全脫鉤的代價巨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國衝突的極端化。然而，達利歐的警告依然振聾發聵。他提醒我們，速度不會改變結局，只會讓結局來得更突然。我們正站在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舊的秩序已經崩塌，新的秩序尚未成型。在這個“大混亂時代”，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本身。對於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需要徹底重構自己的投資框架，從追求高收益轉向保障本金安全。對於普通人而言，這意味著需要更加審慎地規劃自己的財務和人生，提升自己的抗風險能力。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我們無法阻止它，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應對。正如達利歐所說：“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理解並適應大周期的變化。”資料來源Ray Dalio, "It’s Official: The World Order Has Broken Down", LinkedIn, February 14, 2026.Fortune, "Ray Dalio warns of ‘great disorder’ period for world economy, marked by ‘clash of great powers’—just like the 1930s", February 17, 2026.Nasdaq, "Will the Stock Market Crash in 2026? Billionaire Ray Dalio Just Gave a Clear Warning to Investors", February 15, 2026.國際金融協會（IIF）, "Global Debt Monitor", February 2026.《2026年世界不平等報告》, World Inequality Lab, December 2025.SIPRI,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25", April 2026.瑞·達利歐, 《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 中信出版集團, 2021.慕尼黑安全會議, 《2026年安全報告：正在解構》, February 2026. (i財經)

筆記君說：歷史的洪流從不提前打招呼，但總有人能通過周期讀懂它的走向。瑞·達利歐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喧囂背後，看到了更本質的東西：世界已經換軌。在最新長文中，他詳細拆解了從“有秩序”到“失序”的臨界點。當大國博弈不再尋求法律仲裁，而是回歸原始的叢林法則，我們習以為常的和平紅利、全球化紅利，或許都將被重新定價。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被大多數領導人宣告死亡，其背後的圖景在題為《正在解構》的《2026年安全報告》中得以呈現。更具體地說，德國總理弗裡德里希·梅爾茨表示：“持續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我們正處於一個“強權政治”時期。他明確表示，在這個新時代，自由“不再是理所當然”。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呼應了梅爾茨的判斷，並表示歐洲與先前世界秩序掛鉤的舊安全架構已不存在，歐洲必須為戰爭做準備。美國國務卿馬可·盧比歐表示，我們正處於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時代”，因為“舊世界”已經消失。用我的話來說，我們正處於大周期中的第六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出現巨大失序，源於我們身處一個沒有規則、強權即公理、大國衝突的時期。鑑於現在幾乎普遍認同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已經瓦解，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一、外部秩序與失序的大周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支配它們的秩序，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其運作方式基本相同，並且相互交融。事實上，不久之前，內部秩序和外部秩序之間還沒有區別，因為國家之間沒有明確界定和相互承認的邊界。因此，關於國家內部從有序到無序循環的六個階段，在國家之間也同樣適用，但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國際關係更多地受制於赤裸裸的權力動態。這是因為所有治理體系都需要有效且商定的：1.法律和立法能力；2.執法能力（例如，警察）；3.裁決方式（例如，法官）；4.明確且具體的、與罪行相適並得到執行的後果（例如，罰款和監禁）。而這些要素要麼不存在，要麼在指導國家間關係方面不如在指導國內關係時有效。儘管人們曾試圖讓外部秩序更遵守規則（例如，通過國際聯盟和聯合國），但總體上它們都失敗了，因為這些組織沒有比最強大的國家擁有更多的財富和權力。當單個國家比國家集體擁有更多權力時，更強大的單個國家就會統治。這是因為權力至上，而平等的財富和權力很少能在不經鬥爭的情況下被放棄。當強國發生爭端時，它們不會讓律師向法官陳述案情。相反，它們相互威脅，要麼達成協議，要麼開戰。國際秩序遵循的是叢林法則，而非國際法。國家之間主要有五種類型的鬥爭，它們分別是貿易/經濟戰、科技戰、資本戰、地緣政治戰和軍事戰。貿易/經濟戰主要指關於關稅、進出口限制以及其他在經濟上損害競爭對手的方式的衝突。科技戰則是關於那些技術可以共享、那些技術作為國家安全保護層面的衝突。地緣政治戰指關於領土和聯盟的衝突，這類衝突通常通過談判和明確或隱含的承諾解決，而非戰鬥。資本戰是通過金融工具施加的衝突，例如實施制裁，通過懲罰提供資金和信貸的機構及政府來切斷其資金和信貸，或是限制外國進入本國資本市場。軍事戰則是涉及實際射擊和部署軍隊的衝突。國家間的大多數鬥爭都屬於上述一個或多個類別（例如，網路戰在所有類別中都有一席之地）。這些鬥爭關乎財富和權力，以及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雖然大多數此類戰爭不涉及射擊和殺戮，但它們都是權力鬥爭。在大多數情況下，前四種戰爭會隨著時間推移，演變為競爭對手的國家之間的激烈競爭，直到軍事戰爭開始。這些鬥爭和戰爭，無論是否涉及射擊和殺戮，都是一方對另一方施加權力的行為。它們可能是全面的，也可能是克制的，取決於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對手的相對實力。但一旦軍事戰爭開始，其他四個維度都將被最大限度地武器化。正如前幾章所討論的，推動內部和外部周期的所有因素往往同時改善或惡化。當情況變糟時，可爭論的事情增多，導致更強的鬥爭傾向。這是人性，也是我們擁有大周期的原因，這個周期在好時期和壞時期之間搖擺。全面戰爭通常發生在當存在（對國家存續至關重要，以至於人民願意為之戰鬥和犧牲的）生存問題，且這些問題無法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時。由此引發的戰爭將明確那一方勝出並在後續事務中擁有霸權。這種關於誰制定規則的明確性，隨後成為新國際秩序的基礎。以下圖表顯示了自1500年以來歐洲內部與外部和平及衝突的周期，反映在它們造成的死亡人數上。如你所見，有三個衝突起伏的大周期，平均每個約150年。雖然大型內戰和對外戰爭只持續很短時間，但它們通常是導致其發生的長期衝突的頂點。雖然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各自由經典周期驅動，但它們也是相互關聯的。如你所見，每個周期都由一段相對較長的和平與繁榮時期（例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構成，這些時期為可怕而暴力的對外戰爭（例如，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種子。上行期（和平與繁榮時期）和下行期（蕭條和戰爭時期）都影響著整個世界。並非所有國家都會在主導大國繁榮時繁榮，因為一些國家的獲得是以他國為代價的。在你繼續閱讀時，請記住：關於戰爭，最可以確信的兩件事是：1.它不會按計畫進行；2.它會遠比想像的糟糕。正是出於這些原因，後續的許多原則都涉及避免熱戰的方法。儘管如此，無論出於好的還是壞的原因，熱戰還是會發生。需要明確的是，雖然我認為大多數戰爭是悲劇性的、為荒謬的理由而戰，但有些戰爭值得一打，因為不打的後果（例如，失去自由）是不可接受的。二、導致外部秩序變化的永恆普適力量在自身利益和自身生存之後，對財富和權力的追求是最能激勵個人、家庭、公司、國家和民族的因素。因為財富等同於權力——即建立軍事力量、控制貿易和影響他國的能力——國內實力和軍事實力相輔相成。購買槍支（軍事力量）需要錢，購買黃油（國內社會開支需求）也需要錢。當一個國家未能提供足夠的任何一種時，它就容易受到國內外的反對。通過研究歷代王朝和歐洲帝國，我瞭解到，在開支上勝過競爭對手的財政實力是一個國家能擁有的最重要的實力之一。這就是美國在冷戰中擊敗蘇聯的方式。以正確的方式花足夠的錢，你就不必進行熱戰。長期成功取決於在不產生導致自身衰落的過度行為的情況下，維持“槍支”和“黃油”。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必須在財政上足夠強大，才能為其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水平和抵禦外敵的保護。真正成功的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長達200至300年。沒有一個國家能永遠做到這一點。當主導大國開始衰弱，或者一個新興大國在實力上開始接近它——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時，衝突就會產生。軍事戰爭的最大風險在於雙方同時擁有：大致相當的軍事實力，以及不可調和且關乎存亡的分歧。對立國家面臨的選擇——要麼戰鬥，要麼退讓，非常難以做出決定。兩者代價都很高：戰鬥以生命和金錢為代價，退讓則以地位喪失為代價，因為這顯示出軟弱，會導致支援減少。當兩個競爭實體各自擁有摧毀對方的能力時，雙方都必須有極高的信任，確信自己不會遭受對方不可接受的傷害或殺戮。然而，能夠妥善處理囚徒困境的情況極為罕見。雖然國際關係中除了最強大者強加給自己的規則外，沒有其他規則，但某些方法確實能比其他方法產生更好的結果。具體來說，那些更有可能帶來雙贏結果的方法，優於那些導致雙輸結果的方法。因此，這個至關重要的原則是：要獲得更多雙贏的結果，就需要在談判中考慮到對方和自身最重要的事項，並知道如何交換它們。熟練的合作以產生雙贏的關係，既能增加財富和權力，又能很好地分配它們，這遠比導致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戰爭更有回報，痛苦也少得多。通過對手的眼睛看問題，並清晰地向他們識別並傳達你的紅線（即，不能妥協的事項），是做好這一點的關鍵。勝利意味著在不失去最重要事物的前提下得到最重要的事物，因此那些在生命和金錢上耗費遠超其收益的戰爭是愚蠢的。但“愚蠢”的戰爭仍然時有發生，原因我稍後會解釋。由於以下原因，人們太容易滑入愚蠢的戰爭：a.囚徒困境；b.針鋒相對的升級過程；c.衰落方認為退讓的代價過高；d.在需要快速決策時存在的誤解。競爭對手的大國通常發現自己處於囚徒困境；他們需要方法讓對方確信自己不會試圖殺死對方，以免對方先下手為強。針鋒相對的升級是危險的，因為這要求每一方要麼升級，要麼失去對手在上一步行動中奪取的東西；這就像一場“膽小鬼遊戲”——逼得太緊就會迎頭相撞。不真實和情緒化的煽動性言論會增加愚蠢戰爭的危險，因此領導人最好在解釋局勢及其應對方式時做到真實和深思熟慮（這在民主國家尤其重要，因為民眾的意見至關重要）。最糟糕的情況是領導人在與其民眾打交道時不真實且情緒化，更糟的是他們接管媒體。總的來說，在雙贏關係和雙輸關係之間轉換的傾向以周期性方式發生。人們和帝國更可能在好時期合作，在壞時期鬥爭。當現有大國相對於崛起大國衰敗時，它自然傾向於維持現狀或現有規則，而崛起大國則希望改變它們，以符合實地不斷變化的事實。雖然我不知道“愛情和戰爭中一切都是公平的”這句話中關於愛情的部分，但我知道關於戰爭的部分是正確的。例如，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當英國人排成排準備戰鬥，而美國革命者從樹後向他們射擊時，英國人認為這不公平並抱怨。革命者贏了，他們認為英國人愚蠢，並且獨立和自由的事業證明了改變戰爭規則是正當的。事情就是這樣。這引出了我的最後一條原則：擁有權力，尊重權力，並明智地使用權力。擁有權力是好的，因為權力總能戰勝協議、規則和法律。當事情發展到緊要關頭，那些有能力強制執行自己對規則和法律的解釋，或者有能力推翻它們的人，會得到他們想要的。尊重權力很重要，因為打一場會輸的戰爭是不明智的；更可取的是通過談判達成儘可能最好的解決方案（除非你想成為烈士，這通常是出於愚蠢的自我原因，而非明智的戰略原因）。明智地使用權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權力不一定意味著強迫他人給你想要的東西——即欺凌他們。它包括認識到慷慨和信任是產生雙贏關係的有力因素，雙贏關係比雙輸關係有利得多。換句話說，很多時候，使用“硬實力”並非最佳途徑，而使用“軟實力”更為可取。在考慮如何明智地使用權力時，決定何時達成協議、何時開戰也很重要。為此，一方必須設想其權力將如何隨時間變化。在自己的權力最大時，利用權力談判達成協議、執行協議或發動戰爭是可取的。這意味著，如果自己的相對權力在下降，那麼早打有利；如果自己的權力在上升，那麼晚打有利。如果處於雙輸關係中，必須以某種方式擺脫它，最好是通過分離，儘管也可能通過戰爭。要明智地處理自己的權力，通常最好不要顯露它，因為這會讓他人感到威脅，並建立他們自己的威脅性力量，導致相互升級，危及雙方。權力通常最好被當作一把隱藏的刀，在發生戰鬥時可以拿出來。但有時，展示權力並威脅使用它，對於改善談判地位和防止戰鬥最為有效。瞭解對方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事項，特別是他們願意為什麼而戰、不願意為什麼而戰，能讓你找到雙方都認為是解決爭端的公平平衡點。雖然擁有權力通常是可取的，但不擁有自己不需要的權力也是可取的。因為維持權力會消耗資源，最重要的是你的時間和金錢。而且，權力伴隨著責任的重擔。我常常驚訝於權力較小的人可能比權力較大的人幸福得多。三、案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既然我們已經涵蓋了驅動外部秩序和失序周期的動態和原則（這些是通過研究許多案例得出的），我想簡要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案例，因為它提供了從和平走向戰爭的典型動態的最新例證。雖然這只是一個案例，但它清晰地展示了三大周期——即貨幣和信貸周期、內部秩序/失序周期以及外部秩序/失序周期——的交匯如何為災難性戰爭創造了條件，並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礎。這個時期的故事本身就非常有趣，但它們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們提供了幫助我們思考當前局勢和未來可能性的經驗教訓。1.通往戰爭之路為了幫助描繪20世紀30年代的圖景，我將簡要回顧導致1939年歐洲戰爭正式爆發和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地緣政治要點。然後，我將快速掠過戰爭本身以及1945年美國處於權力巔峰時新世界秩序的開端。1929年大崩盤之後的全球蕭條導致幾乎所有國家都出現了關於財富的巨大內部衝突。這導致它們轉向更民粹主義、威權主義、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領導人和政策。這些轉向要麼偏右，要麼偏左，程度因各國國情及其民主或威權傳統的力量而異。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極其糟糕的經濟狀況和不那麼完善的民主傳統導致了極端的內部衝突，轉向了右翼的民粹主義/威權領導人，就像在蘇聯，它同樣經歷了極端狀況且沒有民主經驗，在不同時期轉向了左翼的民粹主義/威權領導人。美國和英國擁有更強大的民主傳統，經濟狀況也不那麼嚴峻，因此它們變得比過去更民粹主義和威權主義，但遠不及其他國家。2.德國和日本雖然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背負了巨額賠款債務，但到1929年，通過楊格計畫該計畫提供了可觀的債務減免，並要求外國軍隊在1930年前撤出德國），它開始擺脫枷鎖。但全球蕭條嚴重打擊了德國，導致近25%的失業率、大規模破產和普遍貧困。典型的情況是，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之間發生了鬥爭。主要的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阿道夫·希特勒，利用了民族屈辱的情緒，煽動起民族主義狂熱，將《凡爾賽條約》及其施加國視為敵人。他制定了一個25點民族主義綱領，並圍繞它爭取支援。為了應對內部鬥爭和恢復秩序的願望，希特勒於1933年1月被任命為總理。兩個月後，納粹黨在德國國會贏得了最多的支援和席位。希特勒拒絕支付任何進一步的賠款債務，退出國際聯盟，並於1934年對德國實行威權控制。身兼總理和總統雙重職務，他成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民主國家中，總有一些法律允許領導人攫取特殊權力；希特勒攫取了所有這些權力。他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終止了許多公民權利，並強行通過了《授權法》，允許他在不經國會和總統批准的情況下通過法律。他對任何反對派都毫不留情——他審查或控制報紙和廣播公司，建立秘密警察（蓋世太保）來剷除和鎮壓反對派，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沒收新教教會的資金，並逮捕反對他的教會官員。他宣稱雅利安人種優越，禁止非雅利安人在政府任職。希特勒採取同樣的威權/法西斯主義手段重建德國經濟，同時實施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畫。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鼓勵企業投資，積極行動以提高雅利安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創立大眾汽車公司，讓汽車變得負擔得起、觸手可及，並指導建設高速公路。他通過強迫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來為這些大幅增加的政府開支融資。所產生的債務由公司收益和中央銀行（帝國銀行）將債務貨幣化來償還。這些財政政策大體上有效地實現了希特勒的目標。這是另一個例子，說明如果借來的資金投入到能提高生產力並產生足夠現金流來償還債務的投資中，用本國貨幣借款、增加本國債務和赤字可以非常有成效。即使不能覆蓋100%的償債成本，它也能在實現國家經濟目標方面極具成本效益。至於這些政策的經濟效果，當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時，失業率為25%。到1938年，失業率為零。希特勒掌權後的五年裡，人均收入增長了22%，1934年至1938年間，實際增長率平均超過8%。如下圖所示，1933年至1938年間，德國股市穩步上漲了近70%，直到熱戰開始。1935年，希特勒開始建立軍隊，規定雅利安人必須服兵役。德國的軍費開支增長速度遠超任何其他國家，因為德國經濟需要更多資源來為其提供動力，並且它打算利用其軍事力量奪取這些資源。與德國一樣，日本也受到蕭條的異常嚴重打擊，並因此變得更加威權。日本尤其容易受到蕭條的影響，因為作為一個沒有足夠自然資源的島國，它依賴出口獲取收入來進口必需品。當1929年至1931年間日本出口下降約50%時，其經濟遭受重創。1931年，日本破產了——即被迫耗盡黃金儲備，放棄金本位制，讓其貨幣貶值，導致其購買力枯竭。這些可怕的條件和巨大的貧富差距導致了左翼和右翼之間的鬥爭。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大規模抬頭，希望能強行恢復秩序和經濟穩定。日本開始通過從其他國家奪取所需自然資源（例如，石油、鐵、煤和橡膠）和人力資源（即奴隸勞工），並向亞洲各地擴張。與德國一樣，可以說日本通過軍事侵略獲取所需資源的途徑，比依賴傳統貿易和經濟做法更具成本效益。1934年，日本部分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導致更多政治動盪，並加強了右翼、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運動。在隨後的幾年裡，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統制經濟日益強大，建立了軍事工業複合體，以保護其在東亞和北部的現有基地，並支援其對其他國家的侵犯。與德國的情況一樣，雖然大多數日本公司仍為私有，但其生產受政府控制。要理解什麼是法西斯主義，我們可以考察一個國家在選擇其治理方式時通常需要做出的三個重大選擇。首先是決策方式，是採取自下而上的民主模式，還是自上而下的威權模式。其次是生產所有權的歸屬。最後是價值觀導向，是將個人福祉視為首要的個人主義，還是將整體福祉視為首要的集體主義。法西斯主義在這三個維度上的選擇是明確的：它奉行威權的決策方式，堅持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並強調以集體利益為最高導向。法西斯主義者相信，自上而下的威權領導——即政府指導私營公司的生產，使個人滿足感服從於國家成功——是使國家及其人民更富裕、更強大的最佳途徑。3.美國與盟國在美國，1929年後債務問題對美國銀行來說是毀滅性的，這限制了它們在全世界範圍內的貸款，損害了國際借款者。與此同時，蕭條造成了需求疲軟，導致美國進口和其他國家對美銷售崩潰。隨著收入減弱，需求下降，更多的信貸問題發生，形成自我強化的經濟下行螺旋。美國的回應是轉向貿易保護主義以保障就業，通過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提高關稅，這進一步加劇了其他國家的經濟狀況。在經濟不景氣時提高關稅以保護本國企業和就業是常見的做法，但這會導致效率降低，因為生產不在最具效率的地方進行。最終，關稅會導致全球經濟更加疲軟，因為關稅戰會使施加關稅的國家失去出口。不過，關稅確實使受其保護的實體受益，並且可以為施加關稅的領導人創造政治支援。蘇聯尚未從其1917-22年毀滅性的革命和內戰中恢復過來，還有一場輸給德國的戰爭、一場代價高昂的對波蘭戰爭以及1921年的饑荒，並且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飽受政治清洗和經濟困境的折磨。因此，當1930年情況惡化且關稅開始實施時，這些國家糟糕的狀況變成了絕望的境地。更糟糕的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和蘇聯都發生了乾旱。自然災害（例如，乾旱、洪水和瘟疫）常常導致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當與其他不利條件相結合時，就會導致劇烈的衝突時期。加上極端的政府政策，蘇聯有數百萬人死亡。與此同時，內部政治鬥爭和對納粹德國的恐懼導致數十萬人被清洗，他們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並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槍決。通縮性蕭條是由債務人手中沒有足夠的資金償還債務而引發的債務危機。它們不可避免地導致印鈔、債務重組以及政府支出計畫，這些計畫會增加貨幣和信貸的供應，並降低其價值。唯一的問題是政府官員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採取這一舉措。以美國為例，從1929年10月的崩盤到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1933年3月的行動，花了三年半時間。在羅斯福上任的頭一百天裡，他建立了幾個大規模的政府支出計畫，這些計畫通過大幅增稅和由聯準會貨幣化的債務融資的巨大預算赤字來支付。他實施了就業計畫、失業保險、社會保障支援以及有利於勞工和工會的計畫。在他1935年的稅收法案（當時俗稱“向富人徵稅”）之後，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升至75%（而1930年最低為25%）。到1941年，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為81%，公司稅最高稅率為31%，而1930年為12%。羅斯福還徵收了其他一些稅種。儘管有所有這些稅收以及經濟回升帶來的稅收增加，但由於支出增長如此之大，預算赤字仍從GDP的1%左右增加到約4%。從1933年到1936年底，股市回報率超過200%，經濟以驚人的平均實際增長率約9%增長。1936年，聯準會收緊貨幣和信貸以抗擊通膨並減緩過熱的經濟，這導致脆弱的美國經濟重新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經濟體也隨之走弱，進一步加劇了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的緊張局勢。與此同時，在歐洲，西班牙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之間的衝突爆發為殘酷的西班牙內戰。右翼的佛朗哥在希特勒的支援下，成功清除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對派。在嚴重經濟困境和巨大貧富差距的時期，通常會發生革命性的大規模財富再分配。當以和平方式進行時，這些是通過對富人大幅增稅以及增加貨幣供應使債務人債權貶值來實現的；當以暴力方式進行時，則是通過強制沒收資產來實現的。在美國和英國，雖然發生了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再分配，但資本主義和民主得以維持。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情況則並非如此。在熱戰開始之前，通常先有經濟戰。同樣典型的是，在宣佈全面戰爭之前，大約有十年的經濟、技術、地緣政治和資本戰爭，在此期間，衝突中的大國相互威懾，試探對方力量的極限。雖然1939年和1941年被認為是歐洲和太平洋戰爭的正式開始，但衝突實際上大約在十年前就開始了。除了國家內部出於經濟動機的衝突及其引發的政治轉變外，所有這些國家都面臨著日益加劇的外部經濟衝突，因為它們爭奪著不斷縮小的經濟蛋糕中更大的份額。由於支配國際關係的是權力而非法律，德國和日本變得更加擴張主義，並開始在爭奪資源和領土影響力的競爭中越來越多地試探英國、美國和法國。在繼續描述熱戰之前，我想詳細說明經濟資本工具被武器化時使用的常見策略。這些策略在過去是常見的做法，如今也依然被沿用。其中包括資產凍結或沒收，即阻止對手使用或出售其賴以生存的外國資產。這類措施的範圍很廣，既可以是針對一國境內特定群體的資產凍結，例如美國目前對伊朗革命衛隊的制裁，或是二戰初期美國對日本資產的凍結；也可能升級為更嚴厲的手段，比如單方面拒絕償還債務，甚至直接沒收一個國家的資產。另一種策略是阻斷資本市場准入，即阻止一個國家進入其本國或另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例如1887年德國就曾通過禁止購買俄羅斯證券和債務，來阻礙俄國的軍事建設。此外，禁運與封鎖也是常用手段，其目的在於通過阻止本國境內的商品或服務貿易，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阻斷與中立第三方的貿易，來削弱目標國家或阻止其獲得必需物資。這方面的典型案例包括二戰期間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以及切斷日本船隻通過巴拿馬運河的通道。同樣，也可以阻止目標國家的出口流向其他國家，從而切斷其收入來源，正如拿破崙戰爭期間法國對英國實施的封鎖。4.熱戰開始1937年11月，希特勒秘密會見他的高級官員，宣佈他為獲取資源、統一雅利安人種而進行德國擴張的計畫。隨後他將這些計畫付諸行動，首先吞併奧地利，然後奪取了當時屬於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含石油資源的地區。歐洲和美國警惕地注視著，不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之後這麼快就被捲入另一場戰爭。與所有戰爭一樣，未知遠大於已知，因為a）競爭對手大國只有在實力大致相當的情況下才會開戰（否則對於明顯較弱的一方來說，這將是愚蠢的自殺行為），並且b）有太多可能的行動和反應無法預料。熱戰開始時唯一知道的是，它可能會極其痛苦，甚至可能具有毀滅性。因此，明智的領導人通常只在對方將他們逼到要麼戰鬥、要麼因退讓而失敗的境地時才會開戰。對盟國來說，那個時刻在1939年9月1日到來，當時德國入侵波蘭。德國看起來勢不可擋；它很快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並加強了與日本和義大利的聯盟，後兩者有共同的敵人且在意識形態上一致。通過迅速奪取領土（例如，石油資源豐富的羅馬尼亞），希特勒的軍隊得以保存其現有石油資源並迅速獲得新資源。對自然資源的渴望和獲取，仍然是納粹戰爭機器將戰役推向俄羅斯和中東的主要驅動力。與蘇聯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問題是何時。儘管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德國還是在1941年6月入侵了蘇聯，這使德國陷入了一場代價高昂的兩線戰爭。1940年11月，羅斯福在承諾讓美國遠離戰爭的競選綱領後贏得連任，儘管美國已經在採取經濟行動保護其利益，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區，通過經濟支援幫助其同情的國家，並對不同情的國家實施經濟制裁。早在1940年，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就發起了對日本的經濟制裁，最終在1940年出台了《出口管製法》。1940年中，美國將美國太平洋艦隊調往夏威夷。10月，美國加強禁運，限制“向除英國和西半球國家以外的所有目的地出口所有鋼鐵”。該計畫旨在切斷日本的資源，以迫使其從佔領的大部分地區撤退。1941年3月，國會通過了《租借法案》，允許美國向其認為行為“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的國家出借或租賃戰爭物資，這些國家包括英國、蘇聯。幫助盟國對美國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都有利，因為它通過向這些在戰時掙扎維持生產的准盟國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品賺了很多錢。但其動機並非純粹是僱傭兵式的。英國資金（即黃金）耗盡，因此美國允許他們推遲到戰後付款（在某些情況下完全免除付款）。雖然不是明確的宣戰，但《租借法案》實際上結束了美國的中立地位。當國家衰弱時，對立國家會利用其弱點獲取利益。法國、荷蘭和英國在亞洲都有殖民地。由於在歐洲戰事中戰線過長，它們無力保衛這些殖民地抵禦日本。從1940年9月開始，日本入侵了東南亞的幾個殖民地，從法屬印度支那開始，將其所謂的“南方資源區”納入其“大東亞共榮圈”。1941年，日本奪取了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石油儲備。日本的領土擴張對美國自身的太平洋野心構成威脅。1941年7月和8月，羅斯福的回應是凍結日本在美國的所有資產，對日本船隻關閉巴拿馬運河，並對日本禁運石油和天然氣。這切斷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貿易和80%的石油供應。日本估計其石油將在兩年內耗盡。這使日本面臨要麼退讓，要麼攻擊美國的選擇。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對美國在珍珠港和菲律賓的軍事力量發動了協同攻擊。這標誌著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並使美國也捲入了歐洲的戰爭。雖然日本沒有一個得到廣泛認可的贏得戰爭的計畫，但最樂觀的日本領導人相信，美國會因為兩線作戰而失敗，並且因為其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不如日本和德國的威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制度及其指揮軍事工業複合體。他們還相信，他們更有意願為國家忍受痛苦和犧牲，這是決定那方獲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戰爭中，忍受痛苦的能力甚至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重要。5.戰時經濟政策正如值得注意典型的國際經濟戰策略一樣，也值得注意國家內部典型的戰時經濟政策。這些包括政府幾乎對所有事情的控制，因為國家將其資源從盈利轉向戰爭。例如，政府決定：a）允許生產那些物品；b）那些物品可以以何種數量買賣（配給制）；c）那些物品可以進出口；d）價格、工資和利潤；e）對自己金融資產的訪問權；f）將個人資金轉移出境的能力。由於戰爭代價高昂，通常情況下，政府會：g）發行大量被貨幣化的債務；h）依賴黃金等非信貸貨幣進行國際交易，因為其信用不被接受；i）更威權地治理；j）對敵人實施各種類型的經濟制裁，包括切斷其進入資本市場的途徑；k）遭遇敵人對它們實施這些制裁。當美國在珍珠港事件後加入歐洲和太平洋戰爭時，大多數國家都實施了典型的戰時經濟政策，領導人們更威權的手段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援。熱戰期間的市場波動深受政府控制以及隨著勝負機率變化，各國在戰役中表現的影響。許多國家普遍關閉了股市，使股票投資者被困，無法動用他們的資本。我還應該指出，在戰爭期間，貨幣和信貸在非盟國之間通常不被普遍接受，因為人們有理由擔心貨幣是否還有價值。如前所述，黃金——或者在某些情況下，白銀或實物交易——是戰爭時期的硬通貨。在這種時候，價格和資本流動通常受到控制，所以很難說許多東西的真實價格是多少。因為輸掉戰爭通常會導致財富和權力完全喪失，那些在戰爭年代仍保持開放的股市的走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在關鍵戰役中的表現，因為這些結果改變了雙方勝利或失敗的機率。例如，德國股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表現優於他國，當時德國佔領了領土並確立了軍事優勢，而在美國、英國等盟國力量扭轉戰局後，其表現落後。1942年中途島海戰後，盟國股市幾乎持續上漲直到戰爭結束，而軸心國股市則持平或下跌。如圖所示，德國和日本股市在戰爭結束時都關閉了，大約五年後才重新開放，重新開放時幾乎價值全無，而美國股市則極為強勁。在戰爭時期保護財富是困難的，因為正常經濟活動受限，傳統上的安全投資並不安全，資本流動性受限，當人民和國家為生存而戰時，還會徵收高額稅收。相對於將財富再分配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的需求，保護既有者的財富並非優先事項。至於投資，應該賣出所有債務，買入黃金，因為戰爭是通過借貸和印鈔來融資的，這會貶低債務和貨幣的價值，而且人們有理由不願接受信貸。結論每個世界強國都有其輝煌時期，這得益於其獨特的環境和其性格與文化的本質（例如，他們擁有強烈的職業道德、智慧、紀律、教育等基本要素），但它們最終都會衰落。有些國家衰落得比其他國家更平穩，創傷更小，但終究會衰落。創傷性的衰落可能導致歷史上最糟糕的時期，屆時圍繞財富和權力的大戰在經濟和人類生命方面都證明是代價極其高昂的。儘管如此，如果處於富強階段的國家保持生產力，收入超過支出，使制度為其大多數民眾良好運作，並設法與其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建立並維持雙贏關係，那麼這種周期就不必如此發展。許多帝國和王朝維持了數百年，而美國，已經245歲了，已經證明自己是壽命最長的國家之一。 (筆記俠)

2月15日，橋水基金的達利歐在推特上發佈了《官方共識：世界秩序已崩塌》的萬字長文，在全球各種社交媒體上被瘋狂刷屏。這篇萬字長文提出來了一個鮮明的觀點，那就是在全球各主權國家的官方敘事中，世界秩序已崩塌，我們正進入500年來最危險的無序期。在此之時，普通人將被動面臨命運轉折點。因為當桌子上的規則不再管用，決定勝負的，就不再是你的牌面，而是你的出牌策略。我們將達利歐的萬字長文總結了幾條生存博弈論，這些總結對於我們普通人，也會很有啟發：第一、二戰後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轉向“實力決定一切”的模式。用川普最喜歡的語境，就是全球進入叢林法則時代，一切以交易為主。所謂盟友、規則、秩序的合法性，將不再由共識主導，而是徹底的交易利益。換句話說，全球秩序將由地緣衝突、經濟不平等和大國競爭驅動。第二、這意味著全球話語權從規則到實力的轉變；那種有事在聯合國的主導下，大家一起商量、討論、仲裁的模式，已經失效了。對話與談判正是美國在“二戰”後國際秩序中所確立的解決衝突的基石，如今卻正被美國自身以單邊要求和脅迫手段所取代。川普希望回到19世紀的國際秩序。大國將直接靠實力對抗，弱國再難中立，必須選邊站隊，類似冷戰格局。第三、全球化之下的債務和貨幣體系崩潰風險。全球的資產錨是美元，美元的基礎是美債，但全球最大的安全資產美債已經到了危險拐點。最後的結果終將是貨幣貶值、通膨，削弱美元霸權。第四、財富差距加劇引發社會動盪和政治極端化，與歷史帝國衰落周期相似，可能導致國內秩序混亂。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全球財富的K型分化日趨加深，越是危機加深，這個趨勢就越陡峭。全球貧困人口比例及人數（資料：世界銀行）第五、以上種種，能導致貨幣、經濟和政治秩序聯動衰落。在經濟上行期，會形成全球穩定秩序和秩序繁榮；但是在這種繁榮中，會不自然的堆積債務；發達國家越來越實業空心化、產業完成大轉移，發達國家徹底金融化。這終將導致泡沫難以持續。結果就會是貨幣貶值和秩序重塑。這是盛衰周期的必經之路，當前階段類似於荷蘭、英國帝國轉折點。第六、最近的黃金敘事主要來源於此。在不確定期，黃金優於現金或短期信貸，不受政府操控，在貨幣動盪中保值。第七、政策和底層之間的錯配感越來越嚴重，全球經濟衰退時，會帶來政策密集期，但低利率，以及政策刺激推高了資產價格，但掩蓋底層問題。2025市場上漲主要是政策驅動，非基本面。2025年，美國GDP增幅在4.5%。但是在穿透之後，發現這些增長主要來自於AI投資,已經投資帶動的股市瘋狂增長.並由此帶來的富人財富升值,最終又帶動了富人消費.而這一切和普通人沒有任何關係.財新的資料是,1%的頂級富豪佔了美股整體市值的10%;10%的富豪佔了美股市值的50%;而最基層的50%的窮人,佔得市值只有1.5%.第八、關稅並非核心，表面是貿易戰，本質則是經濟/貨幣秩序崩潰。投資者關注債務增長和還債能力，而非單一政策。這時，投資者需要關注的是資產修正而非對未來的預測。因為市場轉嚮往往在“意識到錯誤”時已走完大半。所以，建立可修正的投資體系無比重要。槓鈴策略可能是對於普通人來講，在危機時代的最好投資策略。第九、我們要逼自己養成長期視角，當前全球格局是歷史大周期的重複，包括信用/債務、政治秩序和國際關係。所以，要從過往的歷史轉型模式中，找到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基礎法則。 (成竹海外)

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2026年2月15日發帖，宣佈世界秩序已經崩潰，一天之內吸引了5300萬點選量。以下是他的長文原文。It’s Official: The World Order Has Broken Down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大多數領導人宣佈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已經終結，而其背後的圖景則在題為《走向毀滅》的《2026年安全報告》中有所闡述，您可以閱讀該報告。如果您感興趣的話。更具體地說，德國總理弗裡德里希·梅爾茨表示，“幾十年來維持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我們正處於“大國政治”時代。他明確指出，在這個新時代，自由“不再是理所當然的”。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也呼應了梅爾茨的觀點，並表示與舊世界秩序相關的歐洲舊安全體系已不復存在，歐洲必須做好戰爭準備。美國國務卿馬可·盧比歐表示，我們正處於“新的地緣政治時代”，因為“舊世界”已經不復存在。依我之見，我們正處於大周期的第六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缺乏規則、強權即公理，以及大國之間的衝突，由此引發了巨大的混亂。第六階段的運作機制在我的著作《應對不斷變化的世界秩序的原則》第六章“外部秩序與混亂的大周期”中有詳細闡述。此前，我曾分享過第五章（“內部秩序與混亂的大周期”）的大量節選，以便大家瞭解美國目前的狀況如何契合該章所闡述的經典周期。在此，我將第六章全文附上，供您參考。鑑於目前幾乎所有人都認同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已經瓦解，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我認為閱讀第六章絕對值得。第六章：外部秩序與混亂的大循環人與秩序之間的關係，無論內部還是外部，其運作方式基本相同，並且相互交融。事實上，不久之前，內部秩序和外部秩序之間並無區別，因為國家之間沒有明確界定且相互認可的邊界。因此，我在上一章中描述的國家內部秩序與混亂的六階段循環，在國家之間也同樣適用，只有一個重大例外：國際關係更多地受到原始權力動態的驅動。這是因為所有治理體系都需要有效且各方認可的：1）法律和立法能力；2）執法能力（例如，警察）；3）裁決方式（例如，法官）；以及4）明確且具體的、既能與犯罪行為相匹配又能得到執行的後果（例如，罰款和監禁）。而這些要素在指導國家間關係時要麼不存在，要麼遠不如指導國家內部關係時那樣有效。儘管人們曾嘗試使外部秩序更加合乎規則（例如，通過國際聯盟和聯合國），但總體而言，這些嘗試都以失敗告終，因為這些組織所擁有的財富和權力並不比最強大的國家更多。當單個國家的權力超過國家集團時，更強大的單個國家就會佔據主導地位。例如，如果美國、中國或其他國家比聯合國擁有更大的權力，那麼決定局勢走向的將是美國、中國或其他國家，而不是聯合國。這是因為權力至上，而平等國家之間的財富和權力很少會輕易放棄。當強國之間發生爭端時，它們不會讓律師向法官陳述案情，而是互相威脅，要麼達成協議，要麼開戰。國際秩序遵循的與其說是國際法，不如說是叢林法則。國家間的衝突主要有五種類型：貿易/經濟戰、技術戰、資本戰、地緣政治戰和軍事戰。我們先來簡要定義一下它們。1. 貿易/經濟戰：圍繞關稅、進出口限制以及其他損害競爭對手經濟利益的方式而發生的衝突2. 技術戰爭：圍繞那些技術可以共享以及那些技術被視為國家安全保護要素而產生的衝突3. 地緣政治戰爭：因領土和聯盟關係而產生的衝突，通過談判和明確或隱含的承諾解決，而非通過武力解決。4. 資本戰爭：通過制裁等金融手段（例如，通過懲罰提供資金和信貸的機構和政府來切斷資金和信貸）以及限制外國進入資本市場等方式引發的衝突。5. 軍事戰爭：涉及實際槍戰和軍事力量部署的衝突大多數國家間的衝突都屬於上述一個或多個類別（例如，網路戰在所有這些類別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些衝突的根源在於財富、權力以及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雖然大多數這類戰爭並不涉及槍林彈雨，但它們本質上都是權力鬥爭。在大多數情況下，前四種類型的戰爭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敵對國家之間演變為激烈的競爭，直至最終爆發軍事衝突。這些鬥爭和戰爭，無論是否涉及槍林彈雨，都是一方對另一方展現權力的表現。它們可能是全面戰爭，也可能是有限度的，這取決於問題的嚴重程度以及交戰雙方的相對實力。但一旦軍事衝突爆發，其他四個維度的所有因素都將被最大限度地武器化。正如前幾章所述，所有驅動內外周期的因素往往同步好轉或惡化。當情況惡化時，爭論的焦點增多，從而導致更強烈的爭鬥傾向。這是人之常情，也是我們經歷“大周期”（即好壞交替的周期）的原因。全面戰爭通常發生在關乎國家存亡的重大問題（即那些對國家生存至關重要，以至於人們願意為之戰鬥甚至犧牲的問題）受到威脅，且無法通過和平手段解決之時。戰爭的結果會明確那一方能夠佔據主導地位，並在後續事務中擁有絕對優勢。這種對規則制定者的清晰認知，便成為建構新的國際秩序的基礎。下圖展示了自1500年以來歐洲內部和外部和平與衝突的周期，並以衝突造成的死亡人數作為衡量標準。如圖所示，歐洲經歷了三個主要的衝突興衰周期，每個周期平均持續約150年。儘管大規模的內戰和對外戰爭持續時間較短，但它們通常是長期衝突最終爆發的結果。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分別是由古典周期驅動的，但它們之間也存在關聯。正如你所見，每個周期都包含一段相對較長的和平繁榮時期（例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而這段時期也埋下了可怕的外部戰爭的種子（例如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無論是上升期（和平繁榮時期）還是衰退期（蕭條和戰爭時期），都影響著整個世界。並非所有國家都能隨著強國的繁榮而繁榮，因為有些國家的繁榮是以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的。例如，中國從1840年左右到1949年的衰落，被稱為“百年屈辱”，正是由於西方列強和日本對中國的剝削造成的。在您繼續閱讀的過程中，請記住，關於戰爭，最可以確定的兩件事是：1）戰爭不會按計畫進行；2）戰爭的後果將遠超想像。正因如此，接下來的許多原則都旨在避免戰爭。然而，無論戰爭的理由是正當還是邪惡，它都會發生。需要明確的是，雖然我認為大多數戰爭都是悲劇，而且起因荒謬，但有些戰爭是值得打的，因為不打的後果（例如失去自由）將不堪設想。導致外部秩序發生變化的永恆而普遍的力量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解釋的，除了自身利益和生存之外，對財富和權力的追求是驅動個人、家庭、公司、州和國家的最主要動力。因為財富等同於權力，它決定了人們建立軍事力量、控制貿易和影響其他國家的能力，所以國內實力和軍事實力密不可分。購買槍支（軍事力量）需要資金，購買黃油（國內社會支出需求）也需要資金。當一個國家無法提供足夠的槍支或黃油時，它就容易受到國內外的反對。通過對中國王朝和歐洲帝國的考察，我瞭解到，擁有比對手更雄厚的財力是國家最重要的優勢之一。這正是美國在冷戰中戰勝蘇聯的關鍵所在。只要把錢花在刀刃上，就無需發動戰爭。長期的成功取決於維持“槍支”和“黃油”的穩定，同時避免過度消費導致其衰落。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必須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才能保障人民享有良好的生活水平並免受外敵入侵。真正成功的國家已經能夠做到這一點兩三百年。但沒有那個國家能夠永遠做到這一點。當主導力量開始衰落或新興力量開始在實力上逼近它時——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衝突就會產生。*軍事戰爭的最大風險在於雙方都具備以下條件：1）軍事實力大致相當；2）存在不可調和的、關乎存亡的分歧。截至本文撰寫之時，最具潛在爆發性的衝突是中美之間圍繞台灣問題的爭端。對立國家面臨的選擇——要麼開戰，要麼退讓——極其艱難。兩者都代價高昂：開戰會造成生命和金錢的損失，而退讓則會失去地位，因為它會暴露軟弱，導致支援率下降。當兩個競爭實體都擁有摧毀對方的能力時，雙方都必須對彼此抱有極高的信任，相信自己不會遭受無法接受的傷害或死亡。然而，能夠妥善處理囚徒困境的情況卻極其罕見。國際關係中除了強權者強加的規則外，並無其他規則可循。然而，某些方法確實比其他方法更能帶來理想的結果。具體而言，那些更有可能實現雙贏的方法優於那些導致雙輸的方法。因此，至關重要的原則是：*為了獲得更多雙贏的結果，談判者需要充分考慮對方和自身最重視的利益，並懂得如何權衡取捨。巧妙的合作能夠建立雙贏關係，既能增加財富和權力，又能合理分配，這遠比導致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戰爭更有價值，也更省力。關鍵在於能夠站在對手的角度思考問題，並清晰地向他們明確劃定和傳達你的底線（即不可妥協的原則）。*勝利意味著在不失去最重要的東西的前提下獲得最重要的東西，因此，那些生命和金錢損失遠大於收益的戰爭是愚蠢的。然而，出於我將要解釋的原因，這種“愚蠢的”戰爭仍然屢見不鮮。人們很容易陷入愚蠢的戰爭，原因有以下幾點：a) 囚徒困境；b) 以牙還牙式的升級過程；c) 衰落一方退讓的代價；d) 決策必須迅速做出時產生的誤解。敵對的大國通常會陷入囚徒困境；他們需要找到方法來確保自己不會先發制人，以免被對方先下手為強。以牙還牙式的升級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它要求雙方要麼升級衝突，要麼失去對方在上一回合中奪取的資源；這就像一場膽量遊戲——一旦過度，就會正面相撞。煽動民眾、捏造事實的言論會加劇愚蠢戰爭的風險，因此領導人最好坦誠而周全地解釋局勢及其應對措施（這在民主國家尤為重要，因為民眾的意見至關重要）。最糟糕的情況莫過於領導人在與民眾溝通時弄虛作假、情緒化，而當他們掌控媒體時，情況則更加糟糕。總體而言，雙贏關係和雙輸關係之間的轉換往往呈周期性變化。人們和帝國在順境中更傾向於合作，在逆境中則更傾向於爭鬥。當現有大國相對於新興大國衰落時，它自然傾向於維持現狀或現有規則，而新興大國則希望改變這些規則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現實情況。雖然我對“愛情和戰爭中無所不用其極”這句諺語中關於愛情的部分不太瞭解，但我知道關於戰爭的部分是對的。舉個例子，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當英軍列隊迎戰，而美國革命者躲在樹後射擊時，英軍認為這不公平，並提出了抗議。革命者最終獲勝，他們認為英軍愚蠢至極，為了獨立和自由，改變戰爭規則是正當的。事實就是如此。這引出了我的最後一個原則：* 擁有權力，尊重權力，並明智地運用權力。擁有權力是好事，因為權力總能凌駕於協議、規則和法律之上。當事情發展到關鍵時刻，那些有權強制執行他們對規則和法律的解讀或推翻規則和法律的人，最終會如願以償。尊重權力至關重要，因為打一場註定失敗的戰爭並非明智之舉；最好是協商達成儘可能好的解決方案（除非你想成為烈士，而這通常是出於愚蠢的虛榮心，而非明智的戰略考量）。明智地運用權力同樣重要。明智地運用權力並不一定意味著強迫他人滿足你的要求——也就是欺凌他人。它包含著這樣的認知：慷慨和信任是建立雙贏關係的強大力量，而雙贏關係遠比雙輸關係更有價值。換句話說，很多時候，運用“硬實力”並不是最佳途徑，而運用“軟實力”則更為可取。在思考如何明智地運用權力時，決定何時達成協議、何時開戰也至關重要。為此，各方必須預估自身權力隨時間推移的變化。理想情況下，應在自身權力最強時運用權力進行談判、執行協議或發動戰爭。這意味著，如果自身相對權力正在下降，則應儘早開戰；如果自身權力正在上升，則應在後期開戰。如果身處一段雙輸的關係中，就必須想辦法擺脫，最好是通過分離，但也可能需要通過戰爭。為了明智地運用權力，通常最好不要輕易示人，因為這往往會讓對方感到威脅，並促使他們也建立起自己的威脅力量，從而導致雙方衝突升級，最終危及彼此。權力最好像一把隱藏的匕首，在衝突爆發時才拿出來使用。但有時，展現權力並威脅使用權力反而能最有效地提升談判地位，避免衝突。瞭解對方最看重和最不看重的是什麼，尤其是他們會為之抗爭和不會抗爭的是什麼，才能幫助你找到雙方都認為公平的解決爭端的平衡點。雖然擁有權力通常是件好事，但擁有不必要的權力也是件好事。這是因為維持權力會消耗資源，尤其是時間和金錢。此外，權力也伴隨著責任的重擔。我常常驚訝地發現，權力較小的人往往比權力較大的人更快樂。案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既然我們已經探討了驅動外部秩序與混亂周期的動力機制和原則（這些機制和原則是通過分析眾多案例得出的），我想簡要地談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案例，因為它提供了從和平走向戰爭這一標誌性動態的最新例證。儘管這只是一個案例，但它清晰地展現了三大周期——即貨幣信貸周期、內部秩序/混亂周期以及外部秩序/混亂周期——的交匯如何為一場災難性戰爭的爆發創造了條件，並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的故事本身就非常引人入勝，但它們之所以尤為重要，是因為它們為我們思考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戰爭之路為了更好地展現 20 世紀 30 年代的景象，我將回顧導致 1939 年歐洲戰爭正式爆發和 1941 年珍珠港事件發生的重大地緣政治事件。然後，我將快速介紹戰爭以及 1945 年新世界秩序的開始，當時美國正處於其權力的巔峰時期。1929年大蕭條之後的全球經濟衰退導致幾乎所有國家都陷入了嚴重的內部財富衝突。這促使它們轉向更加民粹主義、專制、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領導人和政策。這些轉變或向右傾斜，或向左傾斜，程度也因各國的具體情況及其民主或專制傳統的強弱而異。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極其糟糕的經濟狀況和相對薄弱的民主傳統導致了嚴重的內部衝突，並轉向了右翼民粹主義/專制領導人（即法西斯主義者）。美國和英國擁有更強大的民主傳統和相對寬鬆的經濟環境，因此它們也變得比以往更加民粹主義和專制，但程度遠不及其他國家。德國和日本儘管德國在一戰後背負了巨額賠款，但到1929年，通過楊格計畫，德國開始擺脫賠款的束縛。該計畫大幅減免了德國的債務，並要求外國軍隊在1930年前撤離德國。然而，全球經濟大蕭條重創德國，導致近25%的失業率、大規模破產和普遍貧困。正如以往一樣，左翼民粹主義者（共產黨）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之間爆發了鬥爭。作為民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的領軍人物，阿道夫·希特勒利用民族屈辱的情緒，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將《凡爾賽條約》及其締造國視為敵人。他制定了25點民族主義綱領，並以此為核心爭取支援。為了應對內部紛爭和恢復秩序的願望，希特勒於1933年1月被任命為總理，他的納粹黨獲得了眾多工業家的支援，這些工業家懼怕共產黨。兩個月後，納粹黨贏得了德國議會（帝國議會）中最多的支援和最多的席位。希特勒拒絕支付任何進一步的賠款，退出國際聯盟，並於1934年獨裁統治德國。他身兼總理和總統兩職，成為國家的最高領袖。在民主國家，總會有一些法律允許領導人攫取特殊權力；希特勒則攫取了所有這些權力。他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終止了許多公民權利，鎮壓來自共產黨的政治反對派，並強行通過了《授權法》，使他無需國會和總統批准即可頒布法律。他對任何反對派都毫不留情——他審查或控制報紙和廣播公司，建立秘密警察部隊（蓋世太保）來剷除和鎮壓反對派，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沒收新教教會的財政，並逮捕反對他的教會官員。他宣稱雅利安人種優越，禁止非雅利安人擔任政府職務。希特勒採取了同樣的專制/法西斯手段來重建德國經濟，並輔以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畫。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鼓勵企業投資，積極提升雅利安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創立了大眾汽車公司，使汽車價格親民，普及大眾；他還主導修建了高速公路。為了大幅增加政府支出，他強制銀行購買政府債券。這些債務由企業盈利和中央銀行（帝國銀行）通過貨幣化債務來償還。這些財政政策總體上有效地實現了希特勒的目標。這再次表明，如果借入的資金用於提高生產力並產生足夠現金流來償還債務的投資，那麼以本國貨幣借款並增加自身債務和赤字也能產生巨大的效益。即使無法完全償還債務，也能以極高的成本效益實現國家的經濟目標。至於這些政策的經濟影響，希特勒1933年上台時，失業率為25%。到1938年，失業率降至零。希特勒掌權後的五年內，人均收入增長了22%，1934年至1938年間，實際年均增長率超過8%。如下圖所示，1933年至1938年間，德國股市穩步上漲近70%，直至熱戰爆發。1935年，希特勒開始擴充軍備，並強制雅利安人服兵役。德國的軍費開支增長速度遠超其他任何國家，因為德國經濟需要更多資源來維持運轉，而且德國也打算利用其軍事力量來攫取這些資源。與德國一樣，日本也遭受了經濟大蕭條的重創，並因此變得更加專制。日本尤其容易受到經濟蕭條的影響，因為作為一個自然資源匱乏的島國，它依賴出口來獲取收入，進而進口必需品。1929年至1931年間，日本的出口下降了約50% ，經濟遭受重創。1931年，日本破產——也就是說，它被迫動用黃金儲備，放棄金本位制，實行貨幣浮動，導致貨幣大幅貶值，日本的購買力幾乎耗盡。這種糟糕的狀況和巨大的貧富差距引發了左右兩派之間的鬥爭。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勢力大規模抬頭，希望能夠以武力恢復秩序和經濟穩定。日本為了獲取所需的自然資源（例如石油、鐵礦、煤炭和橡膠）和人力資源（即奴隸勞動力），採取了掠奪手段。1931年，日本入侵滿洲，並向中國和亞洲擴張。與德國類似，可以說，日本通過軍事侵略獲取所需資源的方式比依賴傳統的貿易和經濟手段更具成本效益。1934年，日本部分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導致政治局勢更加動盪，並進一步強化了右翼、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運動。在隨後的幾年裡，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計畫經濟體制日益強大，建立起一套軍工複合體，以保護其在東亞和中國北方的現有基地，並支援其對外擴張。與德國的情況類似，雖然大多數日本公司仍為私營企業，但它們的生產卻受到政府的控制。什麼是法西斯主義？一個國家在選擇其治理方式時，必須做出以下三個重大選擇：1）自下而上（民主）或自上而下（專制）的決策方式；2）生產資料所有制是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居於中間）；3）個人主義（將個人福祉置於首位）還是集體主義（將整體福祉置於首位）。請從每個類別中選擇你認為更可取的做法。法西斯主義是專制、資本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認為，自上而下的專制領導，即政府指導私營企業的生產，使個人滿足服從於國家成功，是使國家及其人民更加富裕和強大的最佳途徑。美國及其盟國1929年後，美國的債務問題對美國銀行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導致其在全球範圍內縮減貸款規模，損害了國際借款人的利益。與此同時，經濟大蕭條造成需求疲軟，進而導致美國進口和其他國家對美出口大幅下降。隨著收入減少，需求進一步下降，信貸問題也隨之加劇，形成惡性循環的經濟下行螺旋。為了保護就業，美國採取了保護主義政策，於1930年通過了《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提高了關稅，這進一步加劇了其他國家的經濟困境。在經濟不景氣時期，提高關稅以保護國內企業和就業崗位的做法很常見，但這會導致效率降低，因為生產無法在效率最高的地方進行。最終，關稅會加劇全球經濟疲軟，因為關稅戰會導致徵收關稅的國家出口受損。然而，關稅確實會使受其保護的企業受益，並且能夠為徵收關稅的領導人贏得政治支援。蘇聯尚未從1917年至1922年革命和內戰的毀滅性打擊中恢復過來，也未從對德戰爭的失敗、與波蘭的代價慘重的戰爭以及1921年的饑荒中恢復過來，並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飽受政治清洗和經濟困境的折磨。中國在1928年至1930年也經歷了內戰、貧困和饑荒。因此，當1930年局勢進一步惡化，關稅開始徵收時，這些國家的困境就從糟糕的境地演變成了絕望的境地。更糟糕的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和蘇聯都遭遇了乾旱。*有害的自然災害（例如乾旱、洪水和瘟疫）常常導致嚴重的經濟困難，而這些困難與其他不利因素疊加，又會引發大規模衝突。在蘇聯，由於政府的極端政策，數百萬人喪生。與此同時，內部政治鬥爭和對納粹德國的恐懼導致了數十萬人遭到清洗，他們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未經審判就被槍決。通縮性蕭條是指由於債務人手中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償還債務而引發的債務危機。它們必然導致政府增發貨幣、進行債務重組，以及推出增加貨幣和信貸供應量、降低其價值的支出計畫。唯一的問題是，政府官員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採取這些措施。以美國為例，從1929年10月的經濟大蕭條到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1933年3月採取行動，歷時三年半。羅斯福上任後的頭100天裡，推出了一系列大規模政府支出計畫，這些計畫的資金來源包括大幅增稅和巨額財政赤字，而這些赤字則由聯準會貨幣化的債務融資。他推行了就業計畫、失業保險、社會保障體系以及有利於勞工和工會的各項政策。在他1935年提出的稅收法案（當時俗稱“劫富濟貧稅”）之後，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飆升至75%（而1930年時僅為25%）。到1941年，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達到81%，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也達到31%（1930年時為12%）。羅斯福還徵收了其他一系列稅項。儘管徵收了各種稅款，經濟復甦也促進了稅收增長，但由於支出增長幅度巨大，預算赤字仍從佔GDP的1%左右上升到4%左右。從1933年到1936年底，股市回報率超過200%，經濟以驚人的平均實際增長率增長，約為9%。1936 年，聯準會收緊貨幣和信貸以對抗通貨膨脹，減緩經濟過熱，導致脆弱的美國經濟再次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經濟體也隨之疲軟，進一步加劇了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緊張局勢。與此同時，在歐洲，西班牙左翼民粹主義者（共產黨）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演變為殘酷的西班牙內戰。右翼的佛朗哥在希特勒的支援下，成功地清洗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對派。在經濟嚴重衰退和貧富差距巨大的時期，通常會發生革命性的大規模財富再分配。和平的再分配是通過大幅提高富人的稅收和增加貨幣供應量來實現的，這樣可以降低債務人的債權價值；而暴力的再分配則通過強制沒收資產來實現。在美國和英國，儘管發生了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再分配，但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仍然得以維持。而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情況則並非如此。在爆發戰爭之前，通常會先發生一場經濟戰。同樣典型的是，在全面戰爭爆發之前，往往會有長達十年的經濟、技術、地緣政治和資本戰爭，在此期間，衝突各方相互威懾，試探彼此的實力極限。雖然1939年和1941年分別被認為是歐洲和太平洋戰爭的正式開端，但衝突實際上早在十年前就已經開始了。除了各國國內的經濟衝突及其引發的政治變革之外，所有這些國家都面臨著日益加劇的外部經濟衝突，因為它們都在爭奪日益縮小的經濟蛋糕。由於強權而非法律主導著國際關係，德國和日本變得更加擴張主義，並開始在資源和領土影響力的競爭中不斷試探英國、美國和法國的底線。在繼續描述熱戰之前，我想詳細闡述一下當經濟和資本工具被武器化時常用的策略。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1. 資產凍結/扣押：阻止敵對勢力/競爭對手使用或出售其賴以生存的海外資產。這些措施的範圍很廣，從針對特定群體在一國境內的資產凍結（例如，美國目前對伊朗革命衛隊的制裁，或二戰期間美國最初對日本的資產凍結）到更嚴厲的措施，例如單方面拒付債務或直接扣押一國的資產（例如，一些美國高層決策者一直在討論不償還對中國的債務）。2. 阻止資本市場准入：阻止一個國家進入本國或他國的資本市場（例如，1887 年德國禁止購買俄羅斯證券和債務，以阻止俄羅斯的軍事擴張；美國現在威脅要對中國這樣做）。3. 禁運/封鎖：為了削弱目標國家或阻止其獲得必需品（例如，二戰期間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和切斷其船隻進入巴拿馬運河的通道），或者為了阻止目標國家向其他國家出口商品和/或服務，從而切斷其收入（例如，拿破崙戰爭期間法國對英國的封鎖），而阻止本國以及在某些情況下與中立第三方之間的商品和/或服務貿易。熱戰開始了1937年11月，希特勒秘密召集高級官員，宣佈其德國擴張計畫，旨在獲取資源並統一雅利安人種。隨後，他開始實施這些計畫，先是吞併奧地利，然後又奪取了當時捷克斯洛伐克境內蘊藏石油資源的部分地區。歐洲和美國密切關注著事態發展，不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蹂躪之後如此迅速地捲入另一場戰爭。如同所有戰爭一樣，未知因素遠大於已知因素，原因有二：一是敵對勢力只有在實力大致相當時才會發動戰爭（否則對於明顯較弱的一方而言，無異於自殺）；二是可能出現的行動和反應實在太多，難以預料。一場熱戰爆發之初，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它很可能極其痛苦，甚至可能造成毀滅性後果。因此，明智的領導人通常只有在對方將自己逼入絕境——要麼戰鬥要麼退讓——時才會發動戰爭。對於盟軍而言，這個時刻出現在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之時。德國勢不可擋；它迅速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並加強了與日本和義大利的聯盟，這兩個國家擁有共同的敵人，且在意識形態上也立場一致。通過迅速佔領領土（例如石油資源豐富的羅馬尼亞），希特勒的軍隊得以保存現有的石油資源並迅速獲取新的資源。對自然資源的渴求和攫取仍然是納粹戰爭機器的主要驅動力，它不斷將戰事推進到俄羅斯和中東地區。與蘇聯開戰已不可避免，唯一的問題是何時開戰。儘管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但德國還是在1941年6月入侵了蘇聯，使德國陷入了代價極其慘重的兩線作戰。1937年，日本在太平洋地區擴大了對中國的佔領，殘酷地佔領了上海和南京，僅在南京一地就造成約20萬中國平民和解除武裝的戰鬥人員喪生。儘管美國仍然奉行孤立主義，但它還是向蔣介石政府提供了戰鬥機和飛行員以對抗日本，從而間接捲入了戰爭。美日之間的衝突開始升級。一名日本士兵在南京襲擊了美國領事約翰·摩爾·艾利森，日本戰鬥機還擊沉了一架美國炮艇。1940年11月，羅斯福在競選期間承諾讓美國置身戰爭之外，並成功連任。然而，儘管美國當時已採取經濟措施保護自身利益，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區，它通過經濟援助幫助其同情的國家，並對不認同的國家實施經濟制裁。早在1940年，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就對日本發起了嚴厲的經濟制裁，最終促成了1940年《出口管製法》的頒布。1940年年中，美國將太平洋艦隊調往夏威夷。10月，美國進一步加強了禁運，限制“除英國和西半球國家以外的所有鋼鐵出口”。此舉旨在切斷日本的資源來源，迫使其從已佔領的大部分地區撤退。1941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了《租借法案》，允許美國向其認為“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的國家提供戰爭物資的租借或租賃，這些國家包括英國、蘇聯和中國。援助盟國對美國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都有利，因為美國通過向這些即將成為盟國的國家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資賺取了大量利潤，而這些國家在戰爭期間正努力維持生產。但美國的動機並非完全出於經濟利益。英國當時資金（即黃金）短缺，因此美國允許英國將付款推遲到戰後（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完全免除付款）。儘管《租借法案》並非直接宣戰，但它實際上結束了美國的“中立”政策。當一個國家虛弱時，敵對國家就會利用其弱點來獲取利益。法國、荷蘭和英國都曾在亞洲擁有殖民地。由於歐洲戰事纏身，它們無力抵禦日本的入侵。從1940年9月開始，日本入侵了東南亞的多個殖民地，首先是法屬印度支那，並將所謂的“南方資源區”納入其“大東亞共榮圈”。1941年，日本又奪取了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石油儲備。日本的領土擴張威脅到了美國在太平洋的野心。1941年7月和8月，羅斯福總統採取了應對措施，凍結了所有日本在美國的資產，關閉了巴拿馬運河，禁止日本船隻通行，並禁止對日石油和天然氣出口。這切斷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貿易和80%的石油供應。日本估計兩年內石油就會耗盡。這使得日本不得不在退讓和進攻美國之間做出選擇。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對珍珠港和菲律賓的美軍發動了協同攻擊。這標誌著太平洋戰爭的開始，也使美國捲入了歐洲戰場。儘管日本並沒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取勝計畫，但最樂觀的日本領導人認為美國將會戰敗，因為美國同時在兩線作戰，而且其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政治體制不如日本和德國的威權主義/法西斯體制，後者擁有強大的軍工複合體。他們還相信，日本人更願意為國捐軀，而這正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在戰爭中，承受痛苦的能力甚至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為重要。戰時經濟政策正如我們有必要瞭解經典的經濟戰爭策略一樣，我們也有必要瞭解各國在戰時採取的經典經濟政策。這些政策包括政府對幾乎所有方面進行管控，因為國家會將資源從盈利轉向戰爭——例如，政府決定：a) 允許生產那些商品；b) 那些商品可以買賣以及買賣的數量（配給制）；c) 那些商品可以進出口；d) 價格、工資和利潤；e) 個人獲取自身金融資產的權限；以及 f) 將個人資金轉移出境的能力。由於戰爭耗資巨大，因此，政府通常會：g) 發行大量貨幣化債務；h) 由於信用不被接受，在國際交易中依賴黃金等非信用貨幣；i) 採取更加專制的統治方式；j) 對敵方實施各種經濟制裁，包括切斷其資金來源；以及 k) 承受敵方對其施加的制裁。珍珠港事件後，美國捲入歐洲和太平洋戰爭，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採取了經典的戰時經濟政策，這些領導人的專制手段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援。下表列出了各主要國家的經濟管制措施。戰爭年代的市場走勢深受政府管制和戰局走向的影響，因為勝負的機率會隨之改變。下表列出了主要國家在戰爭年代實施的市場管制和資本流動管制措施。許多國家股市關閉是常態，導致股票投資者無法動用資金。我還應該指出，由於擔心貨幣價值，戰爭期間非盟國之間普遍不接受貨幣和信貸。如前所述，黃金——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是白銀或以物易物——是戰爭時期的流通貨幣。在這樣的時期，物價和資本流動通常受到控制，因此很難說很多東西的真實價格是多少。由於戰敗通常會導致財富和權力的徹底喪失，戰爭年代那些仍然開放的股市的走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在關鍵戰役中的表現，因為這些戰役的結果會影響交戰雙方的勝負機率。例如，二戰初期，隨著德國佔領領土並確立軍事優勢，德國股市表現優異；而隨著美國和英國等盟軍扭轉戰局，德國股市則表現不佳。1942年中途島海戰後，盟軍股市幾乎持續上漲直至戰爭結束，而軸心國股市則持平或下跌。如圖所示，德國和日本股市在戰爭結束時關閉，大約五年後才重新開放，重新開放後幾乎被完全摧毀，而美國股市則表現異常強勁。戰時保護財富十分困難，因為正常的經濟活動受到限制，傳統上安全的投資不再安全，資本流動受限，而且當人們和國家為了生存而戰時，還會徵收高額稅款。相比之下，將財富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才是當務之急，保護現有財富並非首要任務。至於投資，應該拋售所有債務，購買黃金，因為戰爭的資金來源是借貸和印鈔，這會導致債務和貨幣貶值，而且人們也理所當然地不願接受信貸。結論每個世界強國都曾有過輝煌的時期，這得益於它們獨特的環境、性格和文化（例如，它們擁有強大的職業道德、智慧、紀律、教育等基本要素），但它們最終都會走向衰落。有些強國衰落得更為優雅，創傷也較小，但它們終究都會衰落。而那些創傷性的衰落則可能導致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那時圍繞財富和權力的激烈爭奪會造成極其慘重的經濟和人員傷亡。然而，如果那些處於富裕強盛階段的國家能夠保持生產力，收入大於支出，使體制惠及大多數民眾，並找到與最主要競爭對手建立和維持雙贏關係的方法，那麼這種循環就未必會如此發展。許多帝國和王朝都延續了數百年，而擁有245年歷史的美國也證明了自己是其中延續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 (invest wallstreet)

達利歐宣告世界進入“大周期”第六階段：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已瓦解，強權即公理，大國衝突將回歸原始權力博弈，貿易戰、技術戰、資本戰將常態化並可能升級為軍事衝突。慕尼黑安全會議共識印證這一判斷：舊秩序已不復存在，歐洲安全架構失效。達利歐警告經濟工具將被武器化，傳統避險邏輯可能失效，黃金成為最可靠的財富貯藏手段。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創始人達利歐2月14日發佈重磅長文，正式宣告世界已進入“大周期”的第六階段，即一個沒有規則、充滿混亂、強權即公理的時期。達利歐的核心觀點在於，二戰後建立的1945年世界秩序已徹底瓦解，大國之間的衝突將不再受國際法約束，而是回歸原始的權力博弈。他警告稱，這一階段通常伴隨著內部動盪與外部戰爭的交織，直至新的秩序在衝突中確立。據達利歐引用的最新動態，在2026年2月14日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全球主要領導人已就“舊秩序的終結”達成罕見共識。德國總理梅爾茨直言“維持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並指出自由在這一新時代不再是理所當然的。法國總統馬克宏呼應了這一評估，警告歐洲舊有的安全架構已失效，必須備戰。美國國務卿Marco Rubio則明確表示，世界已進入“新地緣政治時代”。達利歐指出，在這一階段，國際關係將遵循“叢林法則”。與國家內部擁有警察和法官不同，國際體系缺乏具有強制力的超國家機構來裁決糾紛。當大國發生衝突時，它們不會尋求法律途徑，而是通過威脅或戰爭來解決。這意味著貿易戰、技術戰、地緣政治戰和資本戰將成為常態，並可能最終升級為軍事衝突。對於資本市場而言，這標誌著一個極度不確定時期的開始。達利歐強調，歷史表明，當兩個對立的大國在軍事力量上勢均力敵且存在不可調和的生存分歧時，戰爭風險最高。投資者必須意識到，在這一階段，經濟工具將被全面武器化，傳統的避險邏輯可能失效，財富與權力的轉移將以劇烈的方式進行。五種戰爭形式與權力博弈達利歐在文中詳細拆解了國家間衝突的五種主要形式：貿易/經濟戰、技術戰、地緣政治戰、資本戰以及軍事戰。他指出，前四種戰爭通常作為激烈的競爭手段，在熱戰爆發前就會長期存在並不斷升級。目前，全球正處於大國博弈的典型困境中——即“囚徒困境”。對立雙方都無法確信對方不會發動攻擊，從而陷入針鋒相對的升級循環。達利歐分析稱，雖然大多數競爭旨在爭奪財富和權力，但一旦這種競爭升級為軍事戰爭，所有維度的衝突都將被極大化。他在文中警告，“贏得”戰爭的關鍵在於在不失去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達成目標，但歷史往往充斥著由於誤判和情緒化決策導致的“愚蠢戰爭”。歷史鏡像：1930年代的經濟戰與市場文章通過詳盡回顧二戰前的歷史，為當前局勢提供了參照。達利歐指出，1930年代的大蕭條加劇了各國國內的財富衝突，導致民粹主義、獨裁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興起。無論是德國、日本的法西斯化，還是美國和英國加強貿易保護主義，都是對經濟危機的極端反應。達利歐特別提到，在熱戰爆發前的十年裡，經濟戰和資本戰早已打響。例如，美國在1930年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挑起貿易戰，隨後在二戰爆發前夕對日本實施了毀滅性的石油禁運和資產凍結。這種經濟上的“絞殺”迫使日本在妥協與開戰之間做出了選擇。從市場角度看，當時的德國股市在戰爭初期因軍事勝利而上漲，但最終隨著戰敗而歸零；而美國股市則在政府巨額支出和戰爭需求的刺激下走強。這表明，戰爭期間的市場表現高度依賴於國家在戰場上的勝算。資本戰：資產凍結與市場封鎖在當前的“第六階段”，資本戰的工具正被頻繁提及和使用。達利歐列舉了三種經典的資本戰手段：資產凍結/扣押： 阻止對手使用或出售其依賴的外國資產，極端情況下包括單方面債務違約或直接沒收資產。切斷資本市場准入： 禁止對手進入本國或第三國的資本市場融資。禁運與封鎖： 切斷關鍵物資（如能源、技術）的貿易流。達利歐提醒，由於權力即公理，強者往往會利用對手的弱點進行掠奪。在衝突激化時，在此類制裁下，傳統的金融資產安全將面臨巨大挑戰。戰爭時期的財富邏輯達利歐最後分析了戰爭環境下的經濟政策與財富保護邏輯。他指出，戰爭時期政府通常會實施嚴格的管制，包括配給制、價格控制、資本管制以及沒收資產。為了資助戰爭，政府會大量發行債務並將其貨幣化，導致貨幣貶值。因此，達利歐建議投資者在這一階段應極度警惕債務資產。歷史經驗表明，戰爭期間最好的財富貯藏手段通常是黃金，因為信貸在戰爭中往往不被接受或大幅貶值。他總結道，儘管大國興衰是歷史的必然，但若能明智地使用權力並維持生產力，周期演變的創傷程度是可以被管理的。但在當下，世界必須為即將到來的動盪與新秩序的痛苦磨合做好準備。以下是原文：官宣：世界秩序已瓦解 瑞·達里歐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被大多數領導人宣告死亡，其背後的圖景在題為《正在解構》的《2026年安全報告》中得以呈現。更具體地說，德國總理弗裡德里希·梅爾茨表示："持續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我們正處於一個"強權政治"時期。他明確表示，在這個新時代，自由"不再是理所當然"。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呼應了梅爾茨的判斷，並表示歐洲與先前世界秩序掛鉤的舊安全架構已不存在，歐洲必須為戰爭做準備。美國國務卿馬可·盧比歐表示，我們正處於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時代"，因為"舊世界"已經消失。用我的話來說，我們正處於大周期中的第六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出現巨大失序，源於我們身處一個沒有規則、強權即公理、大國衝突的時期。第六階段如何運作，在我的《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一書第六章"外部秩序與失序的大周期"中有詳細解釋。鑑於現在幾乎普遍認同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已經瓦解，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我認為值得你花時間一讀。第六章：外部秩序與失序的大周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支配它們的秩序，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其運作方式基本相同，並且相互交融。事實上，不久之前，內部秩序和外部秩序之間還沒有區別，因為國家之間沒有明確界定和相互承認的邊界。因此，我在上一章中描述的關於國家內部從有序到無序循環的六個階段，在國家之間也同樣適用，但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國際關係更多地受制於赤裸裸的權力動態。這是因為所有治理體系都需要有效且商定的1）法律和立法能力，2）執法能力（例如，警察），3）裁決方式（例如，法官），以及4）明確且具體的、與罪行相適並得到執行的後果（例如，罰款和監禁）。而這些要素要麼不存在，要麼在指導國家間關係方面不如在指導國內關係時有效。儘管人們曾試圖讓外部秩序更遵守規則（例如，通過國際聯盟和聯合國），但總體上它們都失敗了，因為這些組織沒有比最強大的國家擁有更多的財富和權力。當單個國家比國家集體擁有更多權力時，更強大的單個國家就會統治。這是因為權力至上，而平等的財富和權力很少能在不經鬥爭的情況下被放棄。當強國發生爭端時，它們不會讓律師向法官陳述案情。相反，它們相互威脅，要麼達成協議，要麼開戰。國際秩序遵循的是叢林法則，而非國際法。國家之間主要有五種類型的鬥爭，它們分別是貿易/經濟戰、科技戰、資本戰、地緣政治戰和軍事戰。貿易/經濟戰主要指關於關稅、進出口限制以及其他在經濟上損害競爭對手的方式的衝突。科技戰則是關於那些技術可以共享、那些技術作為國家安全保護層面的衝突。地緣政治戰指關於領土和聯盟的衝突，這類衝突通常通過談判和明確或隱含的承諾解決，而非戰鬥。資本戰是通過金融工具施加的衝突，例如實施制裁，通過懲罰提供資金和信貸的機構及政府來切斷其資金和信貸，或是限制外國進入本國資本市場。軍事戰則是涉及實際射擊和部署軍隊的衝突。國家間的大多數鬥爭都屬於上述一個或多個類別（例如，網路戰在所有類別中都有一席之地）。這些鬥爭關乎財富和權力，以及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雖然大多數此類戰爭不涉及射擊和殺戮，但它們都是權力鬥爭。在大多數情況下，前四種戰爭會隨著時間推移，演變為 競爭對手的國家之間的激烈競爭，直到軍事戰爭開始。這些鬥爭和戰爭，無論是否涉及射擊和殺戮，都是一方對另一方施加權力的行為。它們可能是全面的，也可能是克制的，取決於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對手的相對實力。但一旦軍事戰爭開始，其他四個維度都將被最大限度地武器化。正如前幾章所討論的，推動內部和外部周期的所有因素往往同時改善或惡化。當情況變糟時，可爭論的事情增多，導致更強的鬥爭傾向。這是人性，也是我們擁有大周期的原因，這個周期在好時期和壞時期之間搖擺。全面戰爭通常發生在當存在（對國家存續至關重要、以至於人民願意為之戰鬥和犧牲的）生存問題，且這些問題無法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時。由此引發的戰爭將明確那一方勝出並在後續事務中擁有霸權。這種關於誰制定規則的明確性，隨後成為新國際秩序的基礎。以下圖表顯示了自1500年以來歐洲內部與外部和平及衝突的周期，反映在它們造成的死亡人數上。如你所見，有三個衝突起伏的大周期，平均每個約150年。雖然大型內戰和對外戰爭只持續很短時間，但它們通常是導致其發生的長期衝突的頂點。雖然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各自由經典周期驅動，但它們也是相互關聯的。如你所見，每個周期都由一段相對較長的和平與繁榮時期（例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構成，這些時期為可怕而暴力的對外戰爭（例如，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種子。上行期（和平與繁榮時期）和下行期（蕭條和戰爭時期）都影響著整個世界。並非所有國家都會在主導大國繁榮時繁榮，因為一些國家的獲得是以他國為代價的。在你繼續閱讀時，請記住：關於戰爭，最可以確信的兩件事是：1）它不會按計畫進行，2）它會遠比想像的糟糕。正是出於這些原因，後續的許多原則都涉及避免熱戰的方法。儘管如此，無論出於好的還是壞的原因，熱戰還是會發生。需要明確的是，雖然我認為大多數戰爭是悲劇性的、為荒謬的理由而戰，但有些戰爭值得一打，因為不打的後果（例如，失去自由）是不可接受的。導致外部秩序變化的永恆普適力量正如我在第二章中解釋的，在自身利益和自身生存之後，對財富和權力的追求是最能激勵個人、家庭、公司、國家和民族的因素。因為財富等同於權力——即建立軍事力量、控制貿易和影響他國的能力——國內實力和軍事實力相輔相成。購買槍支（軍事力量）需要錢，購買黃油（國內社會開支需求）也需要錢。當一個國家未能提供足夠的任何一種時，它就容易受到國內外的反對。通過研究歷代王朝和歐洲帝國，我瞭解到，在開支上勝過競爭對手的財政實力是一個國家能擁有的最重要的實力之一。這就是美國在冷戰中擊敗蘇聯的方式。以正確的方式花足夠的錢，你就不必進行熱戰。長期成功取決於在不產生導致自身衰落的過度行為的情況下，維持"槍支"和"黃油"。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必須在財政上足夠強大，才能為其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水平和抵禦外敵的保護。真正成功的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長達200至300年。沒有一個國家能永遠做到這一點。當主導大國開始衰弱，或者一個新興大國在實力上開始接近它——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時，衝突就會產生。軍事戰爭的最大風險在於雙方同時擁有：1）大致相當的軍事實力，以及2）不可調和且關乎存亡的分歧。對立國家面臨的選擇——要麼戰鬥，要麼退讓——非常難以做出。兩者代價都很高——戰鬥以生命和金錢為代價，退讓則以地位喪失為代價，因為這顯示出軟弱，會導致支援減少。當兩個競爭實體各自擁有摧毀對方的能力時，雙方都必須有極高的信任，確信自己不會遭受對方不可接受的傷害或殺戮。然而，能夠妥善處理囚徒困境的情況極為罕見。雖然國際關係中除了最強大者強加給自己的規則外，沒有其他規則，但某些方法確實能比其他方法產生更好的結果。具體來說，那些更有可能帶來雙贏結果的方法，優於那些導致雙輸結果的方法。因此，這個至關重要的原則是：要獲得更多雙贏的結果，就需要在談判中考慮到對方和自身最重要的事項，並知道如何交換它們。熟練的合作以產生雙贏的關係，既能增加財富和權力，又能很好地分配它們，這遠比導致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戰爭更有回報，痛苦也少得多。通過對手的眼睛看問題，並清晰地向他們識別並傳達你的紅線（即，不能妥協的事項），是做好這一點的關鍵。勝利意味著在不失去最重要事物的前提下得到最重要的事物，因此那些在生命和金錢上耗費遠超其收益的戰爭是愚蠢的。但"愚蠢"的戰爭仍然時有發生，原因我稍後會解釋。由於以下原因，人們太容易滑入愚蠢的戰爭：a）囚徒困境，b）針鋒相對的升級過程，c）衰落方認為退讓的代價過高，以及d）在需要快速決策時存在的誤解。 競爭對手的大國通常發現自己處於囚徒困境；他們需要方法讓對方確信自己不會試圖殺死對方，以免對方先下手為強。針鋒相對的升級是危險的，因為這要求每一方要麼升級，要麼失去對手在上一步行動中奪取的東西；這就像一場"膽小鬼遊戲"——逼得太緊就會迎頭相撞。不真實和情緒化的煽動性言論會增加愚蠢戰爭的危險，因此領導人最好在解釋局勢及其應對方式時做到真實和深思熟慮（這在民主國家尤其重要，因為民眾的意見至關重要）。最糟糕的情況是領導人在與其民眾打交道時不真實且情緒化，更糟的是他們接管媒體。總的來說，在雙贏關係和雙輸關係之間轉換的傾向以周期性方式發生。人們和帝國更可能在好時期合作，在壞時期鬥爭。當現有大國相對於崛起大國衰敗時，它自然傾向於維持現狀或現有規則，而崛起大國則希望改變它們，以符合實地不斷變化的事實。雖然我不知道"愛情和戰爭中一切都是公平的"這句話中關於愛情的部分，但我知道關於戰爭的部分是正確的。例如，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當英國人排成排準備戰鬥，而美國革命者從樹後向他們射擊時，英國人認為這不公平並抱怨。革命者贏了，他們認為英國人愚蠢，並且獨立和自由的事業證明了改變戰爭規則是正當的。事情就是這樣。這引出了我的最後一條原則：擁有權力，尊重權力，並明智地使用權力。擁有權力是好的，因為權力總能戰勝協議、規則和法律。當事情發展到緊要關頭，那些有能力強制執行自己對規則和法律的解釋，或者有能力推翻它們的人，會得到他們想要的。尊重權力很重要，因為打一場會輸的戰爭是不明智的；更可取的是通過談判達成儘可能最好的解決方案（除非你想成為烈士，這通常是出於愚蠢的自我原因，而非明智的戰略原因）。明智地使用權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權力不一定意味著強迫他人給你想要的東西——即欺凌他們。它包括認識到慷慨和信任是產生雙贏關係的有力因素，雙贏關係比雙輸關係有利得多。換句話說，很多時候，使用"硬實力"並非最佳途徑，而使用"軟實力"更為可取。在考慮如何明智地使用權力時，決定何時達成協議、何時開戰也很重要。為此，一方必須設想其權力將如何隨時間變化。在自己的權力最大時，利用權力談判達成協議、執行協議或發動戰爭是可取的。這意味著，如果自己的相對權力在下降，那麼早打有利；如果自己的權力在上升，那麼晚打有利。如果處於雙輸關係中，必須以某種方式擺脫它，最好是通過分離，儘管也可能通過戰爭。要明智地處理自己的權力，通常最好不要顯露它，因為這會讓他人感到威脅，並建立他們自己的威脅性力量，導致相互升級，危及雙方。權力通常最好被當作一把隱藏的刀，在發生戰鬥時可以拿出來。但有時，展示權力並威脅使用它，對於改善談判地位和防止戰鬥最為有效。瞭解對方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事項，特別是他們願意為什麼而戰、不願意為什麼而戰，能讓你找到雙方都認為是解決爭端的公平平衡點。雖然擁有權力通常是可取的，但不擁有自己不需要的權力也是可取的。因為維持權力會消耗資源，最重要的是你的時間和金錢。而且，權力伴隨著責任的重擔。我常常驚訝於權力較小的人可能比權力較大的人幸福得多。案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既然我們已經涵蓋了驅動外部秩序和失序周期的動態和原則（這些是通過研究許多案例得出的），我想簡要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案例，因為它提供了從和平走向戰爭的典型動態的最新例證。雖然這只是一個案例，但它清晰地展示了三大周期——即貨幣和信貸周期、內部秩序/失序周期以及外部秩序/失序周期——的交匯如何為災難性戰爭創造了條件，並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礎。這個時期的故事本身就非常有趣，但它們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們提供了幫助我們思考當前局勢和未來可能性的經驗教訓。通往戰爭之路為了幫助描繪20世紀30年代的圖景，我將簡要回顧導致1939年歐洲戰爭正式爆發和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地緣政治要點。然後，我將快速掠過戰爭本身以及1945年美國處於權力巔峰時新世界秩序的開端。1929年大崩盤之後的全球蕭條導致幾乎所有國家都出現了關於財富的巨大內部衝突。這導致它們轉向更民粹主義、威權主義、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領導人和政策。這些轉向要麼偏右，要麼偏左，程度因各國國情及其民主或威權傳統的力量而異。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極其糟糕的經濟狀況和不那麼完善的民主傳統導致了極端的內部衝突，轉向了右翼的民粹主義/威權領導人，就像在蘇聯，它同樣經歷了極端狀況且沒有民主經驗，在不同時期轉向了左翼的民粹主義/威權領導人。美國和英國擁有更強大的民主傳統，經濟狀況也不那麼嚴峻，因此它們變得比過去更民粹主義和威權主義，但遠不及其他國家。德國和日本雖然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背負了巨額賠款債務，但到1929年，通過楊格計畫該計畫提供了可觀的債務減免，並要求外國軍隊在1930年前撤出德國），它開始擺脫枷鎖。但全球蕭條嚴重打擊了德國，導致近25%的失業率、大規模破產和普遍貧困。典型的情況是，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之間發生了鬥爭。主要的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阿道夫·希特勒，利用了民族屈辱的情緒，煽動起民族主義狂熱，將《凡爾賽條約》及其施加國視為敵人。他制定了一個25點民族主義綱領，並圍繞它爭取支援。為了應對內部鬥爭和恢復秩序的願望，希特勒於1933年1月被任命為總理。兩個月後，納粹黨在德國國會贏得了最多的支援和席位。希特勒拒絕支付任何進一步的賠款債務，退出國際聯盟，並於1934年對德國實行威權控制。身兼總理和總統雙重職務，他成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民主國家中，總有一些法律允許領導人攫取特殊權力；希特勒攫取了所有這些權力。他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終止了許多公民權利，並強行通過了《授權法》，允許他在不經國會和總統批准的情況下通過法律。他對任何反對派都毫不留情——他審查或控制報紙和廣播公司，建立秘密警察（蓋世太保）來剷除和鎮壓反對派，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沒收新教教會的資金，並逮捕反對他的教會官員。他宣稱雅利安人種優越，禁止非雅利安人在政府任職。希特勒採取同樣的威權/法西斯主義手段重建德國經濟，同時實施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畫。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鼓勵企業投資，積極行動以提高雅利安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創立大眾汽車公司，讓汽車變得負擔得起、觸手可及，並指導建設高速公路。他通過強迫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來為這些大幅增加的政府開支融資。所產生的債務由公司收益和中央銀行（帝國銀行）將債務貨幣化來償還。這些財政政策大體上有效地實現了希特勒的目標。這是另一個例子，說明如果借來的資金投入到能提高生產力並產生足夠現金流來償還債務的投資中，用本國貨幣借款、增加本國債務和赤字可以非常有成效。即使不能覆蓋100%的償債成本，它也能在實現國家經濟目標方面極具成本效益。至於這些政策的經濟效果，當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時，失業率為25%。到1938年，失業率為零。希特勒掌權後的五年裡，人均收入增長了22%，1934年至1938年間，實際增長率平均超過8%。如下圖所示，1933年至1938年間，德國股市穩步上漲了近70%，直到熱戰開始。1935年，希特勒開始建立軍隊，規定雅利安人必須服兵役。德國的軍費開支增長速度遠超任何其他國家，因為德國經濟需要更多資源來為其提供動力，並且它打算利用其軍事力量奪取這些資源。與德國一樣，日本也受到蕭條的異常嚴重打擊，並因此變得更加威權。日本尤其容易受到蕭條的影響，因為作為一個沒有足夠自然資源的島國，它依賴出口獲取收入來進口必需品。當1929年至1931年間日本出口下降約50%時，其經濟遭受重創。1931年，日本破產了——即被迫耗盡黃金儲備，放棄金本位制，讓其貨幣貶值，導致其購買力枯竭。這些可怕的條件和巨大的貧富差距導致了左翼和右翼之間的鬥爭。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大規模抬頭，希望能強行恢復秩序和經濟穩定。日本開始通過從其他國家奪取所需自然資源（例如，石油、鐵、煤和橡膠）和人力資源（即奴隸勞工），於1931年入侵滿洲，並向亞洲各地擴張。與德國一樣，可以說日本通過軍事侵略獲取所需資源的途徑，比依賴傳統貿易和經濟做法更具成本效益。1934年，日本部分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導致更多政治動盪，並加強了右翼、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運動。在隨後的幾年裡，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統制經濟日益強大，建立了軍事工業複合體，以保護其在東亞和北部的現有基地，並支援其對其他國家的侵犯。與德國的情況一樣，雖然大多數日本公司仍為私有，但其生產受政府控制。要理解什麼是法西斯主義，我們可以考察一個國家在選擇其治理方式時通常需要做出的三個重大選擇。首先是決策方式，是採取自下而上的民主模式，還是自上而下的威權模式。其次是生產所有權的歸屬。最後是價值觀導向，是將個人福祉視為首要的個人主義，還是將整體福祉視為首要的集體主義。法西斯主義在這三個維度上的選擇是明確的：它奉行威權的決策方式，堅持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並強調以集體利益為最高導向。法西斯主義者相信，自上而下的威權領導——即政府指導私營公司的生產，使個人滿足感服從於國家成功——是使國家及其人民更富裕、更強大的最佳途徑。美國與盟國在美國，1929年後債務問題對美國銀行來說是毀滅性的，這限制了它們在全世界範圍內的貸款，損害了國際借款者。與此同時，蕭條造成了需求疲軟，導致美國進口和其他國家對美銷售崩潰。隨著收入減弱，需求下降，更多的信貸問題發生，形成自我強化的經濟下行螺旋。美國的回應是轉向貿易保護主義以保障就業，通過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提高關稅，這進一步加劇了其他國家的經濟狀況。在經濟不景氣時提高關稅以保護本國企業和就業是常見的做法，但這會導致效率降低，因為生產不在最具效率的地方進行。最終，關稅會導致全球經濟更加疲軟，因為關稅戰會使施加關稅的國家失去出口。不過，關稅確實使受其保護的實體受益，並且可以為施加關稅的領導人創造政治支援。蘇聯尚未從其1917-22年毀滅性的革命和內戰中恢復過來，還有一場輸給德國的戰爭、一場代價高昂的對波蘭戰爭以及1921年的饑荒，並且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飽受政治清洗和經濟困境的折磨。因此，當1930年情況惡化且關稅開始實施時，這些國家糟糕的狀況變成了絕望的境地。更糟糕的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和蘇聯都發生了乾旱。自然災害（例如，乾旱、洪水和瘟疫）常常導致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當與其他不利條件相結合時，就會導致劇烈的衝突時期。加上極端的政府政策，蘇聯有數百萬人死亡。與此同時，內部政治鬥爭和對納粹德國的恐懼導致數十萬人被清洗，他們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並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槍決。通縮性蕭條是由債務人手中沒有足夠的資金償還債務而引發的債務危機。它們不可避免地導致印鈔、債務重組以及政府支出計畫，這些計畫會增加貨幣和信貸的供應，並降低其價值。唯一的問題是政府官員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採取這一舉措。以美國為例，從1929年10月的崩盤到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1933年3月的行動，花了三年半時間。在羅斯福上任的頭一百天裡，他建立了幾個大規模的政府支出計畫，這些計畫通過大幅增稅和由聯準會貨幣化的債務融資的巨大預算赤字來支付。他實施了就業計畫、失業保險、社會保障支援以及有利於勞工和工會的計畫。在他1935年的稅收法案（當時俗稱"向富人徵稅"）之後，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升至75%（而1930年最低為25%）。到1941年，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為81%，公司稅最高稅率為31%，而1930年為12%。羅斯福還徵收了其他一些稅種。儘管有所有這些稅收以及經濟回升帶來的稅收增加，但由於支出增長如此之大，預算赤字仍從GDP的1%左右增加到約4%。從1933年到1936年底，股市回報率超過200%，經濟以驚人的平均實際增長率約9%增長。1936年，聯準會收緊貨幣和信貸以抗擊通膨並減緩過熱的經濟，這導致脆弱的美國經濟重新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經濟體也隨之走弱，進一步加劇了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的緊張局勢。與此同時，在歐洲，西班牙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之間的衝突爆發為殘酷的西班牙內戰。右翼的佛朗哥在希特勒的支援下，成功清除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對派。在嚴重經濟困境和巨大貧富差距的時期，通常會發生革命性的大規模財富再分配。當以和平方式進行時，這些是通過對富人大幅增稅以及增加貨幣供應使債務人債權貶值來實現的；當以暴力方式進行時，則是通過強制沒收資產來實現的。在美國和英國，雖然發生了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再分配，但資本主義和民主得以維持。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情況則並非如此。在熱戰開始之前，通常先有經濟戰。同樣典型的是，在宣佈全面戰爭之前，大約有十年的經濟、技術、地緣政治和資本戰爭，在此期間，衝突中的大國相互威懾，試探對方力量的極限。雖然1939年和1941年被認為是歐洲和太平洋戰爭的正式開始，但衝突實際上大約在十年前就開始了。除了國家內部出於經濟動機的衝突及其引發的政治轉變外，所有這些國家都面臨著日益加劇的外部經濟衝突，因為它們爭奪著不斷縮小的經濟蛋糕中更大的份額。由於支配國際關係的是權力而非法律，德國和日本變得更加擴張主義，並開始在爭奪資源和領土影響力的競爭中越來越多地試探英國、美國和法國。在繼續描述熱戰之前，我想詳細說明經濟資本工具被武器化時使用的常見策略。這些策略在過去是常見的做法，如今也依然被沿用。其中包括資產凍結或沒收，即阻止對手使用或出售其賴以生存的外國資產。這類措施的範圍很廣，既可以是針對一國境內特定群體的資產凍結，例如美國目前對伊朗革命衛隊的制裁，或是二戰初期美國對日本資產的凍結；也可能升級為更嚴厲的手段，比如單方面拒絕償還債務，甚至直接沒收一個國家的資產。另一種策略是阻斷資本市場准入，即阻止一個國家進入其本國或另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例如1887年德國就曾通過禁止購買俄羅斯證券和債務，來阻礙俄國的軍事建設。此外，禁運與封鎖也是常用手段，其目的在於通過阻止本國境內的商品或服務貿易，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阻斷與中立第三方的貿易，來削弱目標國家或阻止其獲得必需物資。這方面的典型案例包括二戰期間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以及切斷日本船隻通過巴拿馬運河的通道。同樣，也可以阻止目標國家的出口流向其他國家，從而切斷其收入來源，正如拿破崙戰爭期間法國對英國實施的封鎖。熱戰開始1937年11月，希特勒秘密會見他的高級官員，宣佈他為獲取資源、統一雅利安人種而進行德國擴張的計畫。隨後他將這些計畫付諸行動，首先吞併奧地利，然後奪取了當時屬於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含石油資源的地區。歐洲和美國警惕地注視著，不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之後這麼快就被捲入另一場戰爭。與所有戰爭一樣，未知遠大於已知，因為a） 競爭對手 大國只有在實力大致相當的情況下才會開戰（否則對於明顯較弱的一方來說，這將是愚蠢的自殺行為），並且b）有太多可能的行動和反應無法預料。熱戰開始時唯一知道的是，它可能會極其痛苦，甚至可能具有毀滅性。因此，明智的領導人通常只在對方將他們逼到要麼戰鬥、要麼因退讓而失敗的境地時才會開戰。對盟國來說，那個時刻在1939年9月1日到來，當時德國入侵波蘭。德國看起來勢不可擋；它很快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並加強了與日本和義大利的聯盟，後兩者有共同的敵人且在意識形態上一致。通過迅速奪取領土（例如，石油資源豐富的羅馬尼亞），希特勒的軍隊得以保存其現有石油資源並迅速獲得新資源。對自然資源的渴望和獲取，仍然是納粹戰爭機器將戰役推向俄羅斯和中東的主要驅動力。與蘇聯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問題是何時。儘管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德國還是在1941年6月入侵了蘇聯，這使德國陷入了一場代價高昂的兩線戰爭。1940年11月，羅斯福在承諾讓美國遠離戰爭的競選綱領後贏得連任，儘管美國已經在採取經濟行動保護其利益，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區，通過經濟支援幫助其同情的國家，並對不同情的國家實施經濟制裁。早在1940年，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就發起了對日本的經濟制裁，最終在1940年出台了《出口管製法》。1940年中，美國將美國太平洋艦隊調往夏威夷。10月，美國加強禁運，限制"向除英國和西半球國家以外的所有目的地出口所有鋼鐵"。該計畫旨在切斷日本的資源，以迫使其從佔領的大部分地區撤退。1941年3月，國會通過了《租借法案》，允許美國向其認為行為"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的國家出借或租賃戰爭物資，這些國家包括英國、蘇聯。幫助盟國對美國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都有利，因為它通過向這些在戰時掙扎維持生產的准盟國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品賺了很多錢。但其動機並非純粹是僱傭兵式的。英國資金（即黃金）耗盡，因此美國允許他們推遲到戰後付款（在某些情況下完全免除付款）。雖然不是明確的宣戰，但《租借法案》實際上結束了美國的中立地位。當國家衰弱時，對立國家會利用其弱點獲取利益。法國、荷蘭和英國在亞洲都有殖民地。由於在歐洲戰事中戰線過長，它們無力保衛這些殖民地抵禦日本。從1940年9月開始，日本入侵了東南亞的幾個殖民地，從法屬印度支那開始，將其所謂的"南方資源區"納入其"大東亞共榮圈"。1941年，日本奪取了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石油儲備。日本的領土擴張對美國自身的太平洋野心構成威脅。1941年7月和8月，羅斯福的回應是凍結日本在美國的所有資產，對日本船隻關閉巴拿馬運河，並對日本禁運石油和天然氣。這切斷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貿易和80%的石油供應。日本估計其石油將在兩年內耗盡。這使日本面臨要麼退讓，要麼攻擊美國的選擇。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對美國在珍珠港和菲律賓的軍事力量發動了協同攻擊。這標誌著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並使美國也捲入了歐洲的戰爭。雖然日本沒有一個得到廣泛認可的贏得戰爭的計畫，但最樂觀的日本領導人相信，美國會因為兩線作戰而失敗，並且因為其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不如日本和德國的威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制度及其指揮軍事工業複合體。他們還相信，他們更有意願為國家忍受痛苦和犧牲，這是決定那方獲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戰爭中，忍受痛苦的能力甚至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重要。戰時經濟政策正如值得注意典型的國際經濟戰策略一樣，也值得注意國家內部典型的戰時經濟政策。這些包括政府幾乎對所有事情的控制，因為國家將其資源從盈利轉向戰爭——例如，政府決定：a）允許生產那些物品，b）那些物品可以以何種數量買賣（配給制），c）那些物品可以進出口，d）價格、工資和利潤，e）對自己金融資產的訪問權，以及f）將個人資金轉移出境的能力。由於戰爭代價高昂，通常情況下，政府會：g）發行大量被貨幣化的債務，h）依賴黃金等非信貸貨幣進行國際交易，因為其信用不被接受，i）更威權地治理，j）對敵人實施各種類型的經濟制裁，包括切斷其進入資本市場的途徑，以及k）遭遇敵人對它們實施這些制裁。當美國在珍珠港事件後加入歐洲和太平洋戰爭時，大多數國家都實施了典型的戰時經濟政策，領導人們更威權的手段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援。熱戰期間的市場波動深受政府控制以及隨著勝負機率變化，各國在戰役中表現的影響。許多國家普遍關閉了股市，使股票投資者被困，無法動用他們的資本。我還應該指出，在戰爭期間，貨幣和信貸在非盟國之間通常不被普遍接受，因為人們有理由擔心貨幣是否還有價值。如前所述，黃金——或者在某些情況下，白銀或實物交易——是戰爭時期的硬通貨。在這種時候，價格和資本流動通常受到控制，所以很難說許多東西的真實價格是多少。因為輸掉戰爭通常會導致財富和權力完全喪失，那些在戰爭年代仍保持開放的股市的走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在關鍵戰役中的表現，因為這些結果改變了雙方勝利或失敗的機率。例如，德國股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表現優於他國，當時德國佔領了領土並確立了軍事優勢，而在美國、英國等盟國力量扭轉戰局後，其表現落後。1942年中途島海戰後，盟國股市幾乎持續上漲直到戰爭結束，而軸心國股市則持平或下跌。如圖所示，德國和日本股市在戰爭結束時都關閉了，大約五年後才重新開放，重新開放時幾乎價值全無，而美國股市則極為強勁。在戰爭時期保護財富是困難的，因為正常經濟活動受限，傳統上的安全投資並不安全，資本流動性受限，當人民和國家為生存而戰時，還會徵收高額稅收。相對於將財富再分配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的需求，保護既有者的財富並非優先事項。至於投資，應該賣出所有債務，買入黃金，因為戰爭是通過借貸和印鈔來融資的，這會貶低債務和貨幣的價值，而且人們有理由不願接受信貸。結論每個世界強國都有其輝煌時期，這得益於其獨特的環境和其性格與文化的本質（例如，他們擁有強烈的職業道德、智慧、紀律、教育等基本要素），但它們最終都會衰落。有些國家衰落得比其他國家更平穩，創傷更小，但終究會衰落。創傷性的衰落可能導致歷史上最糟糕的時期，屆時圍繞財富和權力的大戰在經濟和人類生命方面都證明是代價極其高昂的。儘管如此，如果處於富強階段的國家保持生產力，收入超過支出，使制度為其大多數民眾良好運作，並設法與其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建立並維持雙贏關係，那麼這種周期就不必如此發展。許多帝國和王朝維持了數百年，而美國，已經245歲了，已經證明自己是壽命最長的國家之一。 (invest wallstreet)

核心要點“二戰後世界秩序已死”成為主流共識：在慕安會，多國領導人用不同措辭表達同一判斷，舊秩序不再成立，進入強權政治時代，自由與安全不再是默認配置，歐洲甚至要按備戰思路重建安全結構。外部秩序和內部秩序一樣有周期，但國際關係更“叢林”：國家間缺乏像國內那樣有效的立法、執法、司法與懲罰機制，所以規則最終靠實力背書，誰更強誰說了算，國際組織難以約束頂級強國。大國衝突主要表現為“五種戰爭”：貿易/經濟戰（關稅、進出口限制等）技術戰（技術封鎖、國家安全紅線）資本戰（制裁、切斷金融與資本市場）地緣政治戰（領土與聯盟，談判+威懾）軍事熱戰（真槍實彈） 前四類往往會逐步升級，最終可能走向熱戰；一旦熱戰爆發，其他維度會被全面武器化。最危險的情形：當既有霸主相對走弱、新興強權走強，且雙方在生存性議題上不可調和、軍力又接近時，熱戰風險最高。Dalio直接點名：美中在台灣問題上具備潛在最爆炸的結構性風險。“愚蠢戰爭”為什麼容易發生：囚徒困境、以牙還牙式升級、衰落方不敢退讓的面子與地位成本、以及快速決策下的誤判與情緒動員。Dalio給出的對策原則：爭取雙贏：理解對方最在乎什麼，用交換去談判。設清晰紅線、學會從對手視角看問題。有力量、尊重力量、明智用力：軟硬兼用，避免無謂炫耀導致軍備螺旋。選擇開打或和解時要看力量變化：相對走弱者傾向“早打”，相對走強者傾向“晚打”。  二戰案例的“範本”：經濟崩盤→國內撕裂與極端政治上台→外部資源與勢力範圍競爭→先經濟/資本工具武器化（凍結資產、切斷資本市場、禁運封鎖）→最終被逼到“退讓或開打”的拐點→全面熱戰。戰爭年代的經濟金融特徵：國內強管制，配給與價格控制，資本流動受限，債務貨幣化，黃金/實物替代信用；傳統資產並不安全，股市可能關閉，財富保護變難。正文：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大多數領導人宣佈1945年後世界秩序的死亡，而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大多數領導人宣佈1945年後世界秩序的死亡，而在《2026年安全報告》中詳細闡述了這一背景，報告標題為“在毀滅之下”。德國總理弗裡德里希·梅茨表示：“幾十年來的世界秩序不再存在”，並指出我們正處於“強權政治”的時期。他明確表示，自由在新時代“不再是理所當然”。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呼應梅茨的評估，表示與以往世界秩序相關的歐洲舊安全結構已經不存在，歐洲必須為戰爭做好準備。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稱，我們正處於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時代”，因為“舊世界”已經消失。用我的話說，我們正處於大周期的第六階段，出現了巨大的混亂，因為我們處於一個沒有規則、強權至上的時期，大國之間發生了衝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支配他們的秩序基本上是相似的，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它們相互交融。事實上，不久前內部和外部秩序之間沒有明顯的區別，因為國家之間沒有明確界定和相互承認的邊界。因此，我在上一章中描述的國家內部秩序與混亂之間的六階段循環在國家之間同樣適用，唯一的重大例外是：國際關係更多地受原始權力動態的驅動。這是因為所有治理系統都需要有效和公認的：1）法律及立法能力，2）執法能力（例如，警察，3）裁決方式（例如，法官）4）明確和具體的後果這些後果既適合犯罪又得以執行（例如，罰款和監禁），而這些在國家的關係中要麼不存在，要麼沒有在內部關係中那麼有效。儘管曾嘗試使外部秩序更加遵循規則（例如，通過國際聯盟和聯合國），但總體來說，這些組織未能擁有比最強大的國家更多的財富和權力。當單個國家的權力超過國家集體時，更強大的單個國家將主導。例如，如果美國、中國或其他國家的權力超過聯合國，那麼美國、中國或其他國家將決定事態的發展，而不是聯合國。這是因為權力佔據主導地位，而在平等者之間，財富和權力通常不會輕易放棄。當強國發生爭端時，它們不會請律師向法官陳述案件。相反，它們相互威脅，要麼達成協議，要麼開戰。國際秩序更遵循叢林法則，而不是國際法。國家之間主要有五種類型的衝突：貿易/經濟戰爭、技術戰爭、資本戰爭、地緣政治戰爭和軍事戰爭。讓我們先簡要定義一下它們。貿易/經濟戰爭：圍繞關稅、進出口限制以及其他損害對手經濟的方式的衝突。技術戰爭：圍繞那些技術可以共享、那些技術作為國家安全的保護方面而保留的衝突。地緣政治戰爭：圍繞領土和聯盟的衝突，通過談判和明確或隱含的承諾解決，而不是通過戰鬥。資本戰爭：通過金融工具（如制裁）施加的衝突（例如，通過懲罰提供資金的機構和政府來切斷資金和信貸）以及限制外國進入資本市場。軍事戰爭：涉及實際交火和軍事力量部署的衝突。大多數國家之間的衝突都屬於一種或多種這些類別（例如，網路戰爭在所有類別中都扮演著角色）。這些衝突圍繞財富和權力及其相關的意識形態展開。然大多數這些戰爭不涉及射擊和殺戮，但它們都是權力鬥爭。在大多數情況下，前四種戰爭將隨著時間的推移演變為對抗國家之間的激烈競爭，直到軍事戰爭開始。這些鬥爭和戰爭，無論是否涉及射擊和殺戮，都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權力施加。它們可以是全面的或有限的，具體取決於問題的重要性和對手的相對實力。但一旦軍事戰爭開始，其他四個維度將儘可能武器化。如前幾章所述，推動內部和外部循環的所有因素往往是一起改善和惡化的。當情況變壞時，爭論的事情會增多，這導致更強烈的衝突傾向。這是人性，也是我們為什麼會有大周期的原因，它在好時光和壞時光之間波動。全面戰爭通常發生在生死攸關的問題（對國家生存至關重要的問題，以至於人們願意為之戰鬥和犧牲）無法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時。這些戰爭明確表明那一方獲得了勝利，並在隨後的事務中擁有主導權。對規則的清晰認識隨後成為新國際秩序的基礎。以下圖表展示了自1500年以來歐洲內部和外部和平與衝突的循環，以及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數。如您所見，衝突的上升和下降經歷了三大周期，平均約為150年。儘管重大的內戰和外戰持續時間較短，但它們通常是導致這些戰爭的長期衝突的頂點。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各自由經典周期驅動，但它們也是相互關聯的。如您所見，每個周期都包括一個相對較長的和平與繁榮時期（例如，文藝復興、啟蒙時代和工業革命），為可怕而暴力的外部戰爭播下了種子（例如，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上升期（和平與繁榮時期）和下降期（蕭條與戰爭時期）影響了整個世界。當主要大國繁榮時，並不是所有國家都能共享繁榮，因為一些國家是在其他國家的犧牲上獲利的。例如，中國從1840年至1949年的衰退，被稱為“百年屈辱”，就是因為西方列強和日本對中國的剝削。在閱讀時，請記住關於戰爭最值得信賴的兩件事是：1）它不會按計畫進行，2）它將比想像中更糟。正因為如此，後面許多原則都是關於如何避免戰爭的方式。儘管如此，無論是出於正當理由還是不當理由，戰爭依然發生。明確一點，雖然我認為大多數戰爭都是悲劇性的，且出於無意義的理由而進行，但有些戰爭是值得打的，因為不打的後果（例如，失去自由）將是不可容忍的。產生外部秩序變化的永恆和普遍力量正如我在第二章中解釋的那樣，在自我利益和自我生存之後，追求財富和權力是最能激勵個人、家庭、公司、國家和國家的動力。因為財富等於權力，能夠建立軍事力量、控制貿易和影響其他國家，因此國內和軍事力量是密切相關的。購買武器（軍事力量）需要錢，提供社會支出需求（如黃油）也需要錢。當一個國家未能提供足夠的兩者時，它就會變得容易受到國內和外國反對的影響。通過對中國王朝和歐洲帝國的研究，我瞭解到，超越競爭對手的財務實力是一個國家可以擁有的最重要的實力之一。這就是美國在冷戰中戰勝蘇聯的原因。以正確的方式花費足夠的錢，就不必進行武裝戰爭。長期成功依賴於維持“槍”和“黃油”，而不產生導致其衰退的過度。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必須在財務上足夠強大，以便為其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標準和保護免受外敵的侵害。真正成功的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長達200到300年，但沒有國家能夠永遠做到。當主導力量開始削弱或新興力量開始接近其實力時，衝突就會產生。* 軍事戰爭的最大風險是當雙方都擁有1）大致相當的軍事力量和2）不可調和的、生死攸關的分歧時。截止到本文撰寫時，美國和中國之間圍繞台灣的衝突是最具潛在爆炸性的。對立國家面臨的選擇——要麼交戰，要麼退讓——是非常艱難的決定。兩者都代價高昂——交戰在生命和金錢上付出代價，退讓則在地位上付出代價，因為這表明弱點，導致支援減少。當兩個競爭實體都有能力摧毀對方時，雙方必須對彼此不會受到不可接受的傷害或死亡有極高的信任。然而，妥善管理囚徒困境是極其罕見的。雖然國際關係中除了最強者自己施加的規則外沒有其他規則，但某些方法產生的結果往往優於其他方法。具體而言，那些更可能導致雙贏結果的方法優於那些導致雙輸結果的方法。因此，這一重要原則是：* 為了獲得更多雙贏結果，需要在談判中考慮對方和自己的重要事項，並知道如何進行交易。熟練的合作能夠產生雙贏關係，既能增加財富又能合理分配財富，遠比導致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戰爭更具回報且痛苦更小。從對手的角度看待問題，並清楚地向他們傳達和識別你的底線（即不可妥協的事項）是做好這一切的關鍵。* 勝利意味著獲得最重要的東西，而不失去最重要的東西，因此那些在生命和金錢上付出遠超收益的戰爭是愚蠢的。但“愚蠢”的戰爭仍然因我將要解釋的原因而頻繁發生。由於以下原因，很容易滑入愚蠢的戰爭：a）囚徒困境，b）以牙還牙的升級過程，c）對衰退力量退讓所帶來的成本的感知，以及d）在決策必須迅速時的誤解。競爭的大國通常發現自己處於囚徒困境中；它們需要有辦法向對方保證自己不會試圖殺死對方，否則對方會率先出手。以牙還牙的升級是危險的，因為它要求每一方都要升級，否則就會失去敵方在上一輪中獲得的東西；這就像一場勇氣的遊戲——推得太遠就會發生正面碰撞。不真實和情緒化的呼籲激起人們的憤怒，增加了愚蠢戰爭的危險，因此領導者在解釋情況及其處理方式時最好保持真實和深思熟慮（這在民主國家尤其重要，因為民眾的意見至關重要）。最糟糕的情況是，當領導者在處理其民眾時不真實且情緒化，尤其是當他們控制媒體時。總體而言，雙贏關係和雙輸關係之間的轉變往往是循環發生的。在好時光中，人們和帝國更可能建立合作關係，而在壞時光中則更可能發生衝突。當現有大國相對於崛起的力量衰退時，它自然傾向於維持現狀或現有規則，而崛起的力量則希望根據不斷變化的現實來改變這些規則。雖然我不知道“愛情和戰爭中一切皆公正”這句話中的愛情部分，但我知道戰爭的部分是正確的。例如，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當英國軍隊整齊劃一地站成一排作戰，而美國革命者則在樹後向他們開火時，英國人認為這是不公平的並表示不滿。革命者獲勝，認為英國人愚蠢，獨立和自由的事業證明了改變戰爭規則的合理性。這就是現實。這使我得出最後一個原則：擁有權力，尊重權力，並明智地使用權力。擁有權力是有益的，因為權力總是會勝過協議、規則和法律。當局勢緊急時，擁有權力的人可以強制執行他們對規則和法律的解釋或推翻它們，從而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尊重權力也很重要，因為與其打輸的戰爭，不如儘量談判達成最佳解決方案（除非一個人想成為烈士，這通常是出於愚蠢的自尊心，而非明智的戰略原因）。明智地使用權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權力並不一定意味著強迫他人給予你想要的東西——即欺負他們。它還包括認識到慷慨和信任是產生雙贏關係的強大力量，而雙贏關係的回報遠遠超過雙輸關係。換句話說，使用“硬權力”往往不是最佳途徑，而使用“軟權力”更為可取。在考慮如何明智地使用權力時，決定何時達成協議和何時交戰也很重要。為此，一方必須想像其權力將隨時間變化。希望在自身權力最強大時使用權力進行談判、執行協議或打仗。這意味著如果相對實力在下降，儘早交戰是有利的；如果實力在上升，則應推遲交戰。如果處於雙輸關係，則必須以某種方式擺脫，最好是通過分離，雖然可能通過戰爭。為了明智地處理自己的權力，通常最好不要展示權力，因為這通常會導致他人感到威脅並建立自己的威脅力量，從而導致雙方的相互升級，威脅到雙方。權力通常最好像一把隱藏的刀，在發生戰鬥時可以拿出來。但有時展示自己的力量並威脅使用它對改善談判地位和防止衝突是最有效的。瞭解對方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事情，尤其是他們願意為之戰鬥和不願意為之戰鬥的事情，可以使你朝著雙方都認為是公正解決爭端的平衡點努力。雖然通常希望擁有權力，但也希望不要擁有不必要的權力。這是因為維持權力會消耗資源，尤其是你的時間和金錢。此外，擁有權力還伴隨著責任的負擔。我常常被相對不那麼有權勢的人相對更幸福的狀態所震驚。案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在我們已經討論了驅動外部秩序與混亂循環的動態和原則，這些原則是通過研究許多案例得出的，我想簡要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案例，因為它提供了從和平走向戰爭的標誌性動態的最新例子。儘管這只是一個案例，但它清楚地展示了三大周期的匯合——即貨幣與信貸周期、內部秩序/混亂周期以及外部秩序/混亂周期的重疊和相互關聯的力量——如何創造了災難性戰爭的條件，並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礎。儘管這一時期的故事本身非常有趣，但它們尤其重要，因為它們提供了幫助我們思考當前局勢及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的教訓。最重要的是，美國和中國正處於一場經濟戰爭中，這場戰爭可能演變為軍事戰爭，而對1930年代與今天的比較提供了有價值的見解，幫助我們避免一場可怕的戰爭。通往戰爭的道路為了更好地傳達1930年代的圖景，我將回顧導致1939年歐洲戰爭正式開始和1941年珍珠港轟炸的地緣政治亮點。然後，我將快速回顧戰爭及1945年新世界秩序的開始，當時美國處於其權力的巔峰。1929年大崩盤後，全球大蕭條導致幾乎所有國家在財富上發生了嚴重的內部衝突。這使得它們轉向更具民粹主義、專制、民族主義和軍事主義的領導人和政策。這些變化有的向右，有的向左，程度各異，取決於各國的具體情況以及其民主或專制傳統的強弱。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極端糟糕的經濟環境和不夠成熟的民主傳統導致了極端的內部衝突，轉向了右派的民粹主義/專制領導人（即法西斯），而在不同的歷史時刻，蘇聯和中國也經歷了極端的環境並沒有民主經驗，轉向了左派的民粹主義/專制領導人（即共產黨）。美國和英國則擁有更強的民主傳統和較輕的經濟壓力，因此它們的民粹主義和專制傾向比其他國家有所上升，但遠不及其他國家嚴重。德國與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曾背負巨額賠款債務，但到1929年，它通過《青年計畫》開始逐步擺脫這一枷鎖，該計畫提供了可觀的債務減免，並要求外國軍隊在1930年前撤出德國。然而，全球大蕭條對德國的打擊極為嚴重，導致失業率接近25%，大規模破產和廣泛貧困。正如典型情況那樣，左派民粹主義者（共產黨）與右派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之間發生了鬥爭。阿道夫·希特勒作為領先的民粹主義/法西斯人物，利用民族屈辱的情緒激發民族主義熱潮，將《凡爾賽條約》及其強加的國家視為敵人。他制定了一個25條的民族主義綱領，並圍繞此獲得支援。為了應對內部鬥爭和恢復秩序的願望，希特勒於1933年1月被任命為總理，獲得了來自害怕共產主義者的工業界的大力支援。兩個月後，納粹黨在德國議會（國會）中贏得了最多的支援和席位。希特勒拒絕支付任何進一步的賠款債務，於1934年退出國際聯盟，並對德國實施專制控制。作為總理和總統，他成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民主國家中，總會有一些法律允許領導人獲得特殊權力；希特勒全部奪取了這些權力。他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結束了許多公民權利，並壓制來自共產黨人的政治反對派，強迫通過《授權法》，使他能夠在沒有國會和總統批准的情況下通過法律。他對任何反對派都毫不留情——他審查或控制報紙和廣播公司，建立了秘密警察（蓋世太保）來剷除和鎮壓反對派，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沒收新教教會的財務，並逮捕反對他的教會官員。他宣稱雅利安人種優越，禁止非雅利安人擔任政府職務。希特勒採取了同樣的專制/法西斯方式重建德國經濟，並實施了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畫。他私有化國有企業，鼓勵企業投資，積極提升雅利安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設立了大眾汽車公司，使汽車變得負擔得起並可獲得，並指示建設高速公路。他通過強迫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來資助大幅增加的政府支出。這些產生的債務通過企業的盈利和中央銀行（德國銀行）貨幣化債務來償還。這些財政政策在實現希特勒目標方面總體上取得了良好效果。這是另一個例子，說明如果借入的資金用於提高生產力的投資，並產生足夠的現金流來償還債務，那麼以本幣借款和增加自有債務和赤字是非常有效的。即使沒有覆蓋100%的債務服務，也能在實現國家經濟目標方面非常具有成本效益。關於這些政策的經濟效果，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時的失業率為25%。到1938年，這一數字降至零。希特勒上台後五年，人均收入增長了22%，而1934年至1938年間的實際增長率平均超過8%。如以下圖表所示，德國股票在1933年至1938年之間的穩定趨勢中幾乎上漲了70%，直到熱戰的開始。1935年，希特勒開始建設軍隊，要求雅利安人服兵役。德國的軍事開支增長速度遠超其他國家，因為德國經濟需要更多資源來維持自身，並打算利用其軍事力量來奪取這些資源。與德國一樣，日本也受到大蕭條的嚴重衝擊，因而變得更加專制。日本作為一個缺乏自然資源的島國，特別容易受到經濟蕭條的影響，依賴出口收入來進口必需品。當其出口在1929年至1931年間下降約50%時，日本的經濟遭到重創。到1931年，日本破產——即被迫耗盡黃金儲備，放棄金本位，浮動其貨幣，導致貨幣貶值至極限，購買力幾乎消失。這些可怕的條件和巨大的財富差距導致了左右兩派之間的鬥爭。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義和軍事主義大幅抬頭，希望通過武力恢復秩序和經濟穩定。日本開始通過侵略其他國家獲取所需的自然資源（如石油、鐵礦、煤和橡膠）和人力資源（即奴隸勞動力），於1931年入侵滿洲，並擴展到中國和亞洲。與德國一樣，可以說日本為獲取所需資源而採取軍事侵略的道路比依賴傳統貿易和經濟做法更具成本效益。1934年，日本部分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導致更大的政治動盪，加劇了右翼、軍事主義、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運動。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日本的自上而下的法西斯指揮經濟變得更加強大，建立了軍事工業複合體，以保護其在東亞和華北的現有基地，並支援其對其他國家的遠征。與德國一樣，儘管大多數日本公司仍然是私有的，但它們的生產受到政府的控制。什麼是法西斯主義？考慮一個國家在選擇治理方式時必須做出的以下三個重大選擇：自下而上（民主）或自上而下（專制）的決策，2) 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中間是社會主義）對生產的所有權，3) 個人主義（將個人的福祉置於首位）或集體主義（將整體的福祉置於首位）。從每個類別中選擇你認為更優的方式。法西斯主義是專制、資本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結合。法西斯主義者相信，自上而下的專制領導，政府指導私有公司的生產，使個人的滿足服從於國家的成功，是使國家和人民更富裕、更強大的最佳方式。美國與盟國在美國，1929年後，債務問題使美國銀行陷入困境，限制了它們在全球的放貸，傷害了國際借款者。同時，經濟蕭條導致需求疲軟，導致美國進口崩潰，其他國家對美國的銷售也大幅下降。隨著收入減弱，需求下降，更多的信貸問題發生，形成了自我強化的經濟下行螺旋。美國的回應是轉向保護主義，以保護就業，通過1930年通過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提高關稅，進一步加劇了其他國家的經濟困境。在經濟困難時期提高關稅以保護國內企業和就業是常見做法，但這會導致效率降低，因為生產不再發生在最有效的地方。最終，關稅會導致更大的全球經濟疲軟，因為關稅戰爭使施加關稅的國家失去出口。然而，關稅確實使受到保護的實體受益，並可能為施加關稅的領導者創造政治支援。蘇聯尚未從其1917年至1922年的革命和內戰、對德國的失利、與波蘭的代價高昂的戰爭和1921年的饑荒中恢復過來，並在整個1930年代經歷了政治清洗和經濟困難。中國也遭受了內戰、貧困和1928年至1930年的饑荒。因此，當1930年的情況惡化，關稅開始生效時，這些國家的糟糕條件變得絕望。更糟糕的是，1930年代美國和蘇聯都發生了乾旱。* 有害的自然現象（例如乾旱、洪水和瘟疫）通常會導致嚴重的經濟困難，當與其他不利條件結合時，會引發嚴重衝突。由於極端的政府政策，蘇聯數百萬人死於饑荒。同時，內部政治鬥爭和對納粹德國的恐懼導致數十萬人被指控為間諜而遭到清洗和槍決。通貨緊縮性蕭條是由於債務人手中沒有足夠的錢來償還債務而引發的債務危機。它們必然導致貨幣印刷、債務重組和政府支出項目的推出，從而增加貨幣供應，降低貨幣和信貸的價值。唯一的問題是政府官員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採取這一措施。在美國的案例中，從1929年10月崩潰到羅斯福總統在1933年3月採取行動，花了三年半的時間。在羅斯福擔任總統的頭100天內，他建立了幾個大規模的政府支出項目，這些項目通過大幅增稅和通過聯準會貨幣化的債務融資的預算赤字來支付。他實施了就業項目、失業保險、社會保障支援以及友好對待工人和工會的項目。在他1935年的稅收法案通過後，最高邊際個人所得稅率上升到75%（而在1930年最低時為25%）。到1941年，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達到81%，公司稅的最高稅率為31%，而在1930年起初為12%。羅斯福還實施了許多其他稅收。儘管所有這些稅收和經濟復甦幫助提高了稅收收入，但由於支出增加幅度過大，預算赤字從GDP的約1%上升到約4%。從1933年到1936年底，股市回報超過200%，經濟以約9%的驚人實際增速增長。1936年，聯準會收緊貨幣和信貸以對抗通貨膨脹並減緩過熱的經濟，導致脆弱的美國經濟再次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經濟體也隨之減弱，進一步加劇了國內和國際之間的緊張局勢。與此同時，在歐洲，西班牙左派民粹主義者（共產黨）與右派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之間的衝突升級為殘酷的西班牙內戰。右翼的弗朗哥在希特勒的支援下成功清除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對派。在嚴重的經濟困境和巨大的財富差距期間，通常會發生革命性的大規模財富再分配。當和平進行時，這些再分配通過對富人徵收大量稅收和大幅增加貨幣供應來實現，從而貶值債務人的債權；而當暴力進行時，則通過強制沒收資產來實現。在美國和英國，儘管財富和政治權力發生了再分配，但資本主義和民主得以維持。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則並非如此。在一場射擊戰爭之前，通常會發生經濟戰爭。典型情況下，在全面戰爭宣告之前，大約有十年的經濟、技術、地緣政治和資本戰爭，在此期間，衝突的力量互相威脅，測試彼此的力量極限。雖然1939年和1941年被稱為歐洲和太平洋戰爭的正式開始，但衝突實際上早在十年前就開始了。除了國內經濟動機引發的衝突和由此產生的政治變化，這些國家還面臨著增加的外部經濟衝突，因為它們爭奪日益縮小的經濟蛋糕份額。由於權力，而非法律，主導國際關係，德國和日本變得更加擴張，並開始在資源和對領土的影響競爭中不斷測試英國、美國和法國。在描述熱戰之前，我想詳細說明經濟和資本工具被武器化時常用的戰術。這些戰術包括：資產凍結/沒收：阻止敵人/對手使用或出售他們依賴的外國資產。這些措施可以從針對國家中目標群體的資產凍結（例如，美國目前對伊朗革命衛隊的制裁或二戰初期美國對日本的資產凍結）到更嚴厲的措施，如單方面債務否認或完全沒收國家資產（例如，一些美國政策制定者談論不償還對中國的債務）。阻止資本市場准入：阻止一個國家進入其自身或另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例如，1887年德國禁止購買俄羅斯證券和債務，以阻礙俄羅斯的軍事擴張；美國現在威脅對中國採取類似措施）。禁運/封鎖：阻止本國及在某些情況下與中立第三方的商品和/或服務貿易，以削弱目標國家或阻止其獲得必需品（例如，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和切斷其船隻對巴拿馬運河的通行）或阻止目標國家向其他國家出口，從而切斷其收入（例如，法國在拿破崙戰爭中對英國的封鎖）。熱戰開始1937年11月，希特勒秘密與他的高級官員會面，宣佈他的德國擴張計畫，以獲取資源並團結雅利安人。隨後，他付諸實踐，首先吞併奧地利，然後奪取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該地區擁有石油資源。歐洲和美國對此保持警惕，不想在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毀滅後再次捲入戰爭。與所有戰爭一樣，未知因素遠遠大於已知因素，因為a）對立的力量只有在實力大致相當時才會進入戰爭（否則明顯弱者的自殺行為不合理），b）可能的行動和反應太多，難以預測。熱戰開始時唯一確定的是，它可能會極其痛苦，甚至可能是毀滅性的。因此，聰明的領導者通常只有在對方將他們推入“非打則輸”的境地時才會選擇開戰。對盟國來說，這一時刻出現在1939年9月1日，當時德國入侵波蘭。德國看似不可阻擋；不久，它迅速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並加強了與日本和義大利的聯盟，雙方有共同的敵人並意識形態一致。通過迅速佔領領土（例如，石油豐富的羅馬尼亞），希特勒的軍隊能夠節省現有的石油資源並迅速獲得新資源。對自然資源的渴求和獲取成為納粹戰爭機器的主要驅動因素，因為它將其戰役推向俄羅斯和中東。與蘇聯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問題是何時。儘管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不侵略條約，但德國於1941年6月入侵俄羅斯，這使德國陷入了兩線作戰的極其昂貴的戰爭。在太平洋，1937年日本擴大了對中國的佔領，殘酷地控制了上海和南京，僅在南京的佔領中就殺害了約20萬中國平民和解除武裝的戰鬥人員。儘管美國保持孤立主義，但仍向蔣介石政府提供戰鬥機和飛行員，以對抗日本，開始插足戰爭。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衝突開始升級。一名日本士兵在南京襲擊了美國領事約翰·摩爾·艾利森，而日本戰鬥機則擊沉了一艘美國炮艇。1940年11月，羅斯福在競選承諾中贏得連任，承諾讓美國遠離戰爭，儘管美國已經採取經濟行動來保護其利益，尤其是在太平洋，利用經濟支援幫助其同情的國家，並對不支援的國家實施經濟制裁。1940年早些時候，戰爭部長亨利·斯廷森對日本實施了激進的經濟制裁， 1940年中，美國將太平洋艦隊移至夏威夷。10月，美國加大了禁運力度，限制“所有鐵和鋼的出口到英國和西半球國家以外的目的地”。計畫是切斷日本的資源，以迫使其撤出大部分佔領區。1941年3月，國會通過了《租借法》，允許美國向被視為“對美國防禦至關重要”的國家提供戰爭物資，包括英國、蘇聯和中國。幫助盟國對美國來說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都是有利的，因為向這些即將成為盟國的國家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品可以賺取豐厚利潤，但其動機並不僅僅是出於利潤。英國的資金（即黃金）即將耗盡，因此美國允許他們在戰爭結束後推遲付款（在某些情況下完全免除付款）。儘管這不是明確的戰爭宣言，但租借法實際上結束了美國的中立。當國家處於弱勢時，對立國家會利用其弱點來獲取利益。法國、荷蘭和英國在亞洲都有殖民地。由於在歐洲的戰鬥過於疲憊，它們無法保護這些殖民地免受日本的侵略。從1940年9月開始，日本入侵了東南亞的幾個殖民地，首先是法國印度支那，將其稱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南方資源區。1941年，日本奪取了荷蘭東印度的石油儲備。日本的領土擴張威脅到了美國在太平洋的雄心。1941年7月和8月，羅斯福通過凍結所有日本在美國的資產、關閉巴拿馬運河對日本船隻的通行和對日本實施石油和天然氣禁運作出回應。這切斷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貿易和80%的石油。日本計算出，它將在兩年內耗盡石油。這使日本不得不在退讓和攻擊美國之間做出選擇。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對美國在珍珠港和菲律賓的軍事力量發起協調攻擊。這標誌著太平洋戰爭的開始，也將美國捲入了歐洲的戰爭。儘管日本並沒有廣泛認可的贏得戰爭的計畫，但最樂觀的日本領導人相信，美國會失敗，因為它在兩線作戰，且其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不如日本和德國的專制/法西斯制度及其指揮型軍事工業複合體。他們還認為，他們更願意為國家忍受和犧牲，這是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 在戰爭中，承受痛苦的能力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為重要。戰時經濟政策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經典的經濟戰爭戰術是什麼，戰時各國的經典經濟政策也值得關注。這些政策包括政府對幾乎所有事物的控制，因為國家將資源從盈利轉向戰爭生產——例如，政府決定a）允許生產那些物品，b）可以購買和銷售那些物品及其數量（配給），c）可以進口和出口那些物品，d）價格、工資和利潤，e）對自己的金融資產的訪問，以及f）將自己的資金移出國境的能力。由於戰爭是昂貴的，通常政府g）發行大量債務並貨幣化，h）依賴黃金等非信用貨幣進行國際交易，因為其信用不被接受，i）更專制地治理，j）對敵人施加各種經濟制裁，包括切斷其資本流動的能力，以及k）經歷敵人對他們施加這些制裁。當美國在珍珠港遭受攻擊後進入歐洲和太平洋戰爭時，絕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實施了經典的戰時經濟政策，其更專制的做法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援。以下表格顯示了各主要國家的經濟控制情況。在熱戰期間，市場的波動受到政府控制和各國在戰鬥中的表現的重大影響，因為勝負的機率在不斷變化。下表顯示了各主要國家在戰爭期間實施的市場和資本流動控制。在一些國家，股市關閉是常見的，導致投資者無法訪問其資本。我還應該提到，在戰爭期間，非盟國之間的貨幣和信貸通常不被接受，因為人們對貨幣的價值充滿合理的警惕。如前所述，黃金——在某些情況下，白銀或以物易物——是戰爭時期的主要貨幣。在這種情況下，價格和資本流動通常受到控制，因此很難判斷許多物品的真實價格。由於輸掉戰爭通常會導致財富和權力的完全消失，因此在戰爭期間仍然開放的股市的波動主要受到各國在關鍵戰鬥中的表現影響，因為這些結果改變了每一方的勝負機率。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隨著德國佔領領土並建立軍事優勢，德國股票表現優異，而在美國和英國等盟國扭轉戰爭局勢後，其表現則下降。在1942年的中途島戰役後，盟國股票幾乎持續上漲，直到戰爭結束，而軸心國股票則持平或下跌。如所示，德國和日本的股市在戰爭結束時關閉，約五年後才重新開放，並在重新開放時幾乎被抹去，而美國股票則表現極為強勁。在戰爭時期保護自身財富是困難的，因為正常經濟活動受到限制，傳統的安全投資並不安全，資本流動受到限制，並且在人民和國家為生存而戰時徵收高額稅收。保護那些擁有財富的人的財富相對而言並不是優先事項，因為需要重新分配財富以將其送到最需要的地方。至於投資，賣出所有債務並購買黃金，因為戰爭通過借款和印鈔來融資，這會貶值債務和貨幣，同時人們對接受信用有合理的顧慮。結論每個世界強國都有其輝煌的時刻，這得益於它們獨特的環境以及其性格和文化的特質（例如，它們具備強烈的工作倫理、智慧、紀律、教育等基本要素），但它們最終都會衰退。有些衰退得更加優雅，創傷更小，但無論如何都會衰退。創傷性衰退可能導致歷史上最糟糕的時期，圍繞財富和權力的大規模鬥爭在經濟和人命上都極其代價高昂。然而，如果國家在其富裕和強大的階段保持生產力，賺得比支出更多，使系統能夠為大多數民眾良好運作，並找到與其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建立和維持雙贏關係的方法，則這一周期不必以這種方式發展。一些帝國和王朝能夠維持數百年，而245年的美國則證明自己是最長壽的國家之一。 (機構調研記)

【導讀】橋水基金2025年四季度大舉增持輝達和黃金概念股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剛剛披露了最新美股持倉報告。2025年第四季度，橋水增持輝達、亞馬遜和美光科技等科技股，還增持了黃金生產商股紐蒙特。增持科技股和黃金概念股美東時間2月13日，橋水基金披露了最新美股持倉報告（13F）。13F報告顯示，橋水基金去年第四季度持倉總市值達274億美元，而第三季度總市值為255億美元。截至2025年第四季度末，橋水的前十大標的分別是標普500指數ETF-SPDR（SPY）、標普500指數ETF-iShares（IVV）、輝達、拉姆研究、賽富時、Google、微軟、亞馬遜、奧多比、GE Vernova，前十大持倉標的佔總市值的36.35%。2025年第四季度，橋水基金增持最多的五大標的分別是標普500指數ETF-SPDR（SPY.US）、美光科技、甲骨文、輝達和全球最大的黃金生產商之一紐蒙特礦業（Newmont Corporation.）。其中，橋水大幅增持了135萬股輝達，從2025年第三季度的251萬股增持至第四季度的 387萬股，增持幅度高達54%。此外，橋水還增持了82萬股亞馬遜股票，截至2025年第四季度持有195萬股。橋水減持最多的前五大標的分別是UBER、跨國金融科技公司費哲（Fiserv公司）、Google、META和微軟。達利歐：收益源於財政與貨幣刺激、生產率變化以及資產配置從美國向外轉移的重大調整在近期發佈的年度報告與展望中，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系統性地回顧了2025年市場運行機制和收益歸因。他強調，對收益結果的理解，不能停留在表面敘事。在多數人看來，2025年最重要的投資主線是美國股票，尤其是AI類股。在達利歐看來，全年最大的收益來源其實來自兩個方面：其一，貨幣價值的變化（尤其是美元、其他法幣與黃金）；其二，美國股票顯著跑輸非美股票及黃金，而黃金是全年表現最好的主要資產。達利歐認為，這一結果源於財政與貨幣刺激、生產率變化，以及資產配置從美國向外轉移的重大調整：一、貨幣價值的變化。2025年，美元對日元下跌0.3%，對人民幣下跌4%，對歐元下跌12%，對瑞士法郎下跌13%，對黃金下跌39%。黃金作為全球第二大儲備資產、唯一主要非主權法幣資產，成為最強“硬貨幣”，全年表現最好的投資是做多黃金。二、美國股票跑輸非美市場。資本、估值與財富正在從美國向外再平衡，這一趨勢或將延續。四、關於估值與風險溢價。當前市盈率高企、信用利差處於低位，整體估值偏貴。基於當前收益率與正常生產率假設，長期股票預期回報約4.7%，處於歷史低位；債券預期回報約4.9%，股票風險溢價有限。信用利差進一步壓縮空間不大，若利率因貨幣貶值與供需壓力上行，股債均可能承壓。六、2025年美國政策強調資本主義取向，通過財政刺激、放鬆監管與產業支援推動製造業和AI發展，同時擴大財政赤字與貧富差距。對外政策加劇制裁與衝突擔憂，推動黃金需求與資產分散。(中國基金報)

“對我而言，觀察當下發生的一切，就像在看一部我在歷史中已看過許多次的電影。”瑞·達利歐（Ray Dalio）用這句令人不寒而慄的開場白，以全球宏觀投資者的視角宣告：美國已站在系統性風險的懸崖邊緣，正從“財務狀況惡化”的第五階段，跨入“內戰與革命”的第六階段。2026年1月27日，隨著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局勢的急劇惡化，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發表一篇長文《貨幣、內戰與國際戰爭、明尼阿波利斯及更多——透視當下》。他不再含蓄，而是指出美國正在他所定義的“債務大周期”中，逼近最危險的臨界點。“離開——如果你不想捲入內戰或戰爭，你應該在情況尚可時離開。”達利歐所說的“債務周期”，並不僅僅指經濟衰退或金融危機，而是一個通常持續數十年的“大周期”。在這一周期中，債務累積、財富集中、政治博弈和社會情緒相互強化，經濟周期的終局往往伴隨著社會秩序的劇烈重塑。正文對我而言，觀察當下發生的一切，就像在看一部我在歷史中已看過許多次的電影。我是一名全球宏觀投資者，我的預測方法是通過學習歷史教訓來理解事物運作的機制。我發現，當前發生的事件正以相同的原因反覆上演，而理解這些因果關係對我助益極大。如今我已步入人生的一個階段，希望將對我有益的見解傳遞出去，而非僅為己利而獨享。正因如此，我在我的書《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中，描述了導致貨幣秩序、國內政治秩序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興衰的典型事件序列。我將這個事件序列稱為"大周期"，因為它規模宏大且歷時長久，通常持續約80年（即大約一代人的時間）。上一次這些秩序崩潰是在1930年至1945年期間，這導致了1945年開始的戰後貨幣、國內政治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而我們如今正目睹這些秩序的崩潰。我的書中全面描述了可用於識別我們處於大周期那個階段的跡象，以及驅動大周期的各種力量。最重要的是，我詳細闡述了通常導致貨幣秩序、國內政治秩序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崩潰的過程和事件序列，以便人們能將實際發生的事件序列與該範本中的描述進行比較。對於該書的讀者而言，現在應該很清楚，我們正處在從大周期的第5階段（現有秩序崩潰前）邁向第6階段（現有秩序崩潰）的邊緣。我寫那本書的意圖是：1）幫助政策制定者理解導致崩潰的過程並防止它們發生；2）幫助人們保護自己免受這些崩潰的傷害。我這樣做時，也意識到我的解釋可能不會對事態軌跡產生實質性影響。確實沒有。儘管如此，既然我們現在顯然正處在從第5階段（崩潰前）過渡到第6階段（崩潰）的邊緣，而做出的選擇可能對結果產生巨大影響，我覺得有必要重申我認為是當前事件背後動因的核心要點，並闡明那些可能導致更好或更壞結果的選擇。為此，我接下來將簡要分享我在《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一書中，與當前形勢最相關的部分，特別是關於第5階段（秩序崩潰前時期）如何導致第6階段（秩序崩潰時期）的要點。這將使您能將當前發生的情況與我的大周期範本進行比較。需要明確的是，儘管不太可能通過實現金融健康所需的財政紀律來修復貨幣秩序，而且能否回歸以規則為基礎的國內政治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也值得懷疑——這些秩序對於和平解決分歧和民主制度的運作至關重要——但這些改進仍然是可能的，因為我們尚未跨越從第5階段到第6階段的邊緣。以下是書中描繪這一圖景的摘錄。分享之後，我將解釋我五年前寫下的內容如何適用於當前形勢（參見下文"我們的現狀"）。"第5階段：當金融狀況糟糕且衝突激烈時""由於我在第3章和第4章已全面覆蓋了該周期，這裡就不再詳細解釋。但要理解第5階段，你需要知道它緊隨第3階段（存在和平與繁榮以及有利的債務和信貸條件）和第4階段（過度和頹廢開始導致情況惡化）之後。這個過程在最困難、最痛苦的階段——第6階段——達到頂峰，那時國家耗盡資金，通常會以革命或內戰的形式出現可怕的衝突。第5階段是伴隨金融狀況惡化而產生的階級間緊張關係達到頂點的時期。不同的領導者、政策制定者和人群如何處理衝突，對該國將以和平方式還是暴力方式經歷必要的變革，有著重大影響。""典型的'致命組合'""引發重大內部衝突的典型'致命組合'包括：1）國家及其人民（或州/市）處於糟糕的金融狀況（例如，背負巨額債務和非債務義務）；2）該實體內部存在巨大的收入、財富和價值觀差距；以及3）嚴重的負面經濟衝擊。""這種匯合通常會帶來混亂、衝突，有時是內戰。""要享有和平與繁榮，一個社會必須擁有惠及大多數人的生產力。平均數不如受苦人群的百分比及其力量重要。"換句話說，當缺乏廣泛的生產力和繁榮時，風險就會上升。成功的一個關鍵要素在於，所創造的債務和貨幣被用於提高生產力和帶來有利的投資回報，而不是僅僅被無償發放而未能產生生產力和收入增長。如果只是無償發放而未能產生這些收益，貨幣將會貶值到使政府或任何其他實體都幾乎失去購買力的地步。歷史表明，對那些能產生廣泛生產力提升且投資回報超過借貸成本的項目進行貸款和支出，能夠帶來生活水平的提高並償清債務，因此這些都是良好的政策。""歷史表明且邏輯推斷，在所有層級（包括職業培訓）、基礎設施以及能產生有效發現的研究方面進行良好的教育投資，效果會非常好。例如，大型教育和基礎設施項目幾乎總是帶來了回報（如唐朝和許多其他中國朝代、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倭馬亞王朝、印度的莫臥兒帝國、日本明治維新以及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教育發展計畫），儘管它們需要很長的準備時間。事實上，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改善，即使是債務融資的，也幾乎是所有帝國崛起背後的關鍵要素，而這些投資質量的下降幾乎總是帝國衰落的要素之一。如果做得好，這些干預措施完全可以抵消經典的'致命組合'。"在第5階段，這並未發生。所有這些都使經濟更易受到經濟衝擊的影響。"經濟衝擊可能由多種原因引發，包括金融泡沫破裂、自然災害（如大流行病、乾旱、洪水）和戰爭。它創造了一場金融壓力測試。在壓力測試發生時存在的金融狀況（以收入相對於支出、資產相對於負債來衡量）就是減震器。收入、財富和價值觀差距的大小是衡量系統脆弱程度的最佳指標。"當金融問題出現時，它們通常首先衝擊私營部門，然後是公共部門。因為政府永遠不會讓私營部門的金融問題拖垮整個系統，所以政府的財務狀況最為重要。當政府耗盡購買力時，崩潰就會發生。但在走向崩潰的過程中，會為金錢和政治權力展開大量爭鬥。""通過對50多場內戰和革命的研究，有一點變得很清楚：內戰或革命最可靠、最單一的領先指標是政府財政破產與巨大的財富差距相結合。這是因為當政府缺乏財力時，它無法從財力上拯救政府需要拯救以維持系統運轉的那些私營部門實體（正如2008年底以美國為首的大多數政府所做的那樣），它無法購買所需物資，也無法支付薪酬讓人們去做它需要他們做的事。它已無能為力。""處於第5階段的一個典型標誌，也是喪失借貸和支出能力（這是進入第6階段的觸發因素之一）的一個領先指標是，政府存在巨額赤字，導致需要出售的債務數量超出了政府自身央行以外的買家願意購買的數量。當無法印鈔的政府被迫增稅和削減支出，或者當能夠印鈔的政府大量印鈔並購買大量政府債務時，這個領先指標就被觸發了。更具體地說，當政府耗盡資金時（通過巨額赤字、龐大債務以及無法獲得充足信貸），其選擇有限。要麼大幅增稅並削減支出，要麼大量印鈔，導致其貨幣貶值。那些能夠選擇印鈔的政府總是選擇後者，因為這是痛苦小得多的路徑，但這會導致投資者逃離正在被印製的貨幣和債務。那些無法印鈔的政府則必須增稅和削減支出，這導致有錢人逃離該國（或州/市），因為增稅和服務削減令人無法忍受。如果這些無法印鈔的實體在其民眾中存在巨大的財富差距，這些舉措通常會導致某種形式的內戰/革命。""那些財富差距最大、債務最重、收入下降最嚴重的地方（城市、州和國家），最有可能爆發最嚴重的衝突。有趣的是，在美國，那些人均收入和財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市，往往也是負債最重、財富差距最大的州和市——例如，像舊金山、芝加哥和紐約市這樣的城市，以及像康涅狄格州、伊利諾伊州、馬薩諸塞州、紐約州和紐澤西州這樣的州。""面對這些狀況，必須削減支出或以某種方式籌集更多資金。接下來的問題就變成了：誰來支付修復的成本，是'有產者'還是'無產者'？顯然，不可能是無產者。削減開支對最貧困的人來說最難以忍受，因此需要對能夠支付更多的人徵收更多稅款，這增加了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的風險。但當有產者意識到他們將被徵稅以支付債務利息和減少赤字時，他們通常會離開，導致'空心化'過程。這目前正在推動美國國內一些州向另一些州的人口遷移。如果經濟狀況惡化，則會加速這一過程。這些情況在很大程度上驅動著稅收周期。""歷史表明，在存在巨大財富差距和糟糕經濟狀況時增稅和削減支出，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預示某種類型的內戰或革命。""民粹主義與極端主義""從無序和不滿中，會湧現出具有強勢人格、反精英、並聲稱代表普通民眾奮鬥的領導者。他們被稱為民粹主義者。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和社會現象，吸引那些認為精英階層不關心其訴求的普通民眾。它通常在以下情況發展起來：存在財富和機會差距，來自國內外持不同價值觀者的文化威脅感，以及身居要職的'建制派精英'未能有效為大多數人服務。當這些條件引發普通民眾的憤怒，並希望擁有政治權力者成為他們的鬥士時，民粹主義者就會上台。民粹主義者可以是右翼也可以是左翼，他們比溫和派要極端得多，並且傾向於訴諸普通民眾的情感。他們通常對抗而非合作，排他而非包容。這導致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因不可調和的差異而激烈爭鬥。在他們領導下發生的革命激烈程度各異。例如，在1930年代，左翼民粹主義表現為共產主義，右翼民粹主義表現為法西斯主義，而在美國和英國則發生了非暴力的革命性變革。並且有四個民主國家轉變為專制國家。最近，在美國，唐納德·川普在2016年的當選是向右翼民粹主義的轉變，而伯尼·桑德斯、伊麗莎白·華倫和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的受歡迎程度則反映了左翼民粹主義的流行。在多個國家，走向民粹主義的政治運動正在增加。""民粹主義與兩極分化是標誌。民粹主義和兩極分化越嚴重，一個國家就越處於第5階段的後期，也就越接近內戰和革命。在第5階段，溫和派成為少數。在第6階段，他們不復存在。""階級戰爭""在第5階段，階級戰爭加劇。這是因為，通常，在困難與衝突加劇的時期，人們更傾向於以刻板印象將他人視為一個或多個階級的成員，並將這些階級視為敵人或盟友。在第5階段，這一點開始變得更加明顯。到了第6階段，這變得危險。""一個在第5階段出現、並在第6階段增強的典型標誌是妖魔化其他階級的人，這通常會製造出一個或多個替罪羊階級，他們被普遍認為是問題的根源。這導致了排除、監禁或消滅他們的驅動力，而這發生在第6階段。民族、種族和社會經濟群體常常被妖魔化。這方面最經典、最駭人聽聞的例子來自納粹對猶太人的對待——他們幾乎被指責為德國所有問題的根源並遭受迫害。生活在非中國國家的華裔少數族裔在經濟和社會壓力時期也曾被妖魔化和當作替罪羊。在英國，天主教徒在多個艱難時期（如光榮革命和英國內戰期間）被妖魔化和當作替罪羊。富有的資本家也常被妖魔化，特別是那些被視為犧牲窮人利益牟利的人。妖魔化和尋找替罪羊是我們必須警惕的經典症狀和問題。""公共領域真相的喪失""由於媒體扭曲和宣傳，人們無法瞭解真相的情況，會隨著人們變得更加兩極分化、情緒化和受政治動機驅使而加劇。""在第5階段，爭鬥各方通常會與媒體人士合作，操縱民眾情緒以獲取支援並摧毀對手。換句話說，左翼媒體人與左翼其他人聯手，右翼媒體人與右翼其他人聯手，進行骯髒的鬥爭。媒體變得像私刑者一樣瘋狂：人們常常在媒體上被攻擊、本質上被審判並被判定有罪，在沒有法官和陪審團的情況下，他們的生活就被毀了。1930年代左翼（共產主義者）和右翼（法西斯主義者）民粹主義者的一個常見做法是控制媒體，並設立'宣傳部'來指導他們。他們製造的媒體明確旨在煽動民眾反對政府認定的'國家敵人'。民主體制運行的英國政府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了'資訊部'來傳播政府宣傳，領先的報紙出版商如果按照政府希望的方式去做以贏得宣傳戰，就會得到政府提拔，如果不合作則會遭到詆毀和迫害。革命者也通過各種出版物進行同樣的真相扭曲。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由革命者營運的報紙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緒，但當這些革命者掌權後，他們在恐怖統治時期關閉了持不同政見的報紙。在巨大的財富差距和民粹主義思想盛行的時代，扳倒精英的故事大受歡迎且有利可圖，尤其是在右翼媒體中扳倒左傾精英的故事，以及在左翼媒體中扳倒右傾精英的故事。歷史表明，這些活動的顯著增加是第5階段的典型問題，當結合施加其他懲罰的能力時，媒體就成為一種強大的武器。""遵循規則的消退與野蠻爭鬥的開始""當人們熱衷的‘事業’對他們而言比決策體系本身更重要時，這個體系就岌岌可危了。規則和法律只有在極其清晰且大多數人足夠重視在其框架內行事、並願意妥協以使其良好執行階段，才能發揮作用。""如果這兩方面都不夠出色，法律體系就處於危險之中。如果競爭各方不願意相互講理，不願意文明地做出決策以追求整體福祉（這需要他們放棄通過爭鬥可能贏得的東西），那麼就會出現一種內戰，來考驗相關各方的相對力量。在這個階段，不惜一切代價獲勝才是遊戲規則，手段卑劣成為常態。第5階段的後期，就是理性讓位於激情的時刻。""當獲勝成為唯一重要的事情時，不道德的爭鬥就會以自我強化的方式變得越來越強勢。當每個人都有自己為之奮鬥的事業且無法在任何事情上達成一致時，這個體系就處於內戰/革命的邊緣。""這通常以幾種方式發生：在第5階段後期，法律和警察體系被能夠控制它們的人用作政治武器的情況很常見。同時，私人警察體系也會形成——例如，毆打他人並奪取其資產的暴徒，以及保護人們免受此類傷害的保鏢。例如，納粹黨在掌權前就組建了准軍事組織，後在掌權時成為官方力量。1930年代曇花一現的英國法西斯聯盟以及美國的3K黨，實質上也是准軍事組織。這些情況相當普遍，因此應將其發展視為向下一階段過渡的標誌。""在第5階段後期，抗議活動越來越多，且暴力程度日益加劇。因為在良性抗議和革命開端之間並不總是存在清晰的界線，當權領導層常常掙扎於如何在不被視為給予反抗體系自由的前提下允許抗議。領導層必須妥善處理這些局面。一個經典的困境出現在示威活動開始演變為革命時。對於領導人來說，給予抗議自由和鎮壓抗議都是危險的道路，因為兩條路都可能導致革命力量壯大到足以推翻現行體系。沒有那個體系會允許人們去推翻它——在大多數體系下，試圖這樣做就是叛國，通常會受到死刑懲罰。然而，革命者的工作就是推翻體系，因此政府和革命者相互試探，看看界限在那裡。當廣泛的不滿情緒湧現而掌權者任其發展時，它可能沸騰到這樣的程度：當他們試圖壓制時，它就會爆發。第5階段後期的衝突通常累積到頂點，從而引發標誌著向歷史學家所認定的官方內戰時期過渡的暴力戰鬥——我在大周期中將其標識為第6階段。""人們在戰鬥中死亡，幾乎可以肯定是標誌著向更暴烈的內戰階段過渡的標誌，這個階段將持續到勝敗被清晰地決定為止。""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個原則：有疑問時，離開——如果你不想捲入內戰或戰爭，你應該在情況尚可時離開。""這通常發生在第5階段的後期。歷史表明，當情況惡化時，人們希望搬到狀況不那麼糟糕或更好的地方，而離開的大門通常會向想走的人關閉。對於投資和資金也是如此，因為國家在這種時期會實施資本管制和其他措施。""從第5階段（存在非常糟糕的金融狀況和激烈的內外衝突）過渡到第6階段（內戰）的分界線，發生在解決分歧的體系從運轉轉為失靈之時。換句話說，它發生在體系崩潰到無法修復、人們相互暴力相向以及領導層失去控制的時候。""當處於第5階段時（如美國現在的情況），最大的問題是體系在斷裂前能承受多大的彎曲。""民主制度允許民眾做出幾乎任何他們決定要做的事情，因而會產生更多的'彎曲'，因為人民可以更換領導層，並且只能責怪自己。歷史也表明，民主制度在大沖突時期也會崩潰。民主需要共識決策和妥協，這要求許多持對立觀點的人在體系內良好合作。這確保了擁有重要選民基礎的黨派能夠被代表，但就像所有由觀點迥異（甚至可能相互厭惡）的人組成的大型委員會一樣，決策體系效率不高。"兩千多年前，柏拉圖的《理想國》就很好地描述了民主是如何崩潰的；它可以用來描述現在發生的情況，所以這並非什麼新鮮事。"民主制度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它們會產生如此碎片化和對抗性的決策過程，以至於可能變得低效，這導致糟糕的結果，進而引發由代表大量民眾的民粹主義專制者領導的革命，這些民眾希望有一位強大、能幹的領導者控制混亂局面，讓國家為他們良好運作。""另一點值得注意：歷史表明，在大沖突時期，聯邦制民主國家（如美國）通常會發生州與中央政府之間關於相對權力的衝突。這是一個需要留意的標誌，目前在美國尚未大規模出現；它的發生將標誌著向第六階段的持續演進。"顯然，在2026年的當下，這種情況正在發生，並且可能會加劇。"第5階段是一個十字路口，一條路可能導致內戰/革命，另一條路則可能導向和平且理想的、繁榮的共存。顯然，和平繁榮的道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更難實現的道路。那條路需要一位強大的領導者，他擁有激勵大多數人（而非分裂他們）的力量，並推動他們做出艱難舉措來糾正問題，使國家再次強大。這類領導者，即柏拉圖所稱的'仁慈的專制者'，能將對立各方團結起來，共同完成重塑秩序所必需的艱難工作，使秩序以一種大多數人認為公平（即高效且惠及大多數人）的方式良好運行。歷史上此類案例極少。第二種類型是'強力戰士'，他帶領國家經歷內戰/革命的地獄。""第6階段：當內戰發生時""內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與其像大多數國家的人民在長期沒有內戰後那樣假定'這裡不會發生'，不如對內保持警惕，並尋找標誌來衡量距離內戰有多近。""儘管有無數的例子可供我研究以理解它們如何運作，但我選擇了我認為最重要的29個案例，如下表所示。我將它們分為導致體制/政權發生重大變革的，和沒有導致重大變革的兩類。例如，美國內戰是一場非常血腥的內戰，但未能推翻體制/秩序，因此它被歸入下表中第二類（底部），而那些推翻了體制/秩序的則被列在頂部。這些分類當然不夠精確，但我們再次不會讓不精確妨礙我們看到如果堅持精確就看不到的東西。這些衝突中的大多數（儘管不是全部）都以本節所述的典型方式發生。"一個打破舊體制並必須建立新體制的內戰的經典例子是1917年的俄國革命/內戰。這建立了共產主義內部秩序，該秩序最終在1980年代末進入第5階段，導致其嘗試在體制內進行革命性變革——被稱為'新思維改革'（在英語語境裡被翻譯為perestroika）——但失敗了，隨後是1991年蘇聯秩序的崩潰。共產主義國內秩序持續了74年（從1917年至1991年）。那個舊秩序被現在統治俄羅斯的新體制/秩序所取代，而新秩序是在舊秩序崩潰後，以本章前述第1和第2階段解釋中描述的經典方式建立起來的。""另一個例子是日本的明治維新，它是戊辰戰爭之前三年倒幕運動（1866-69年）的結果。倒幕運動的發生是因為日本閉關鎖國且未能取得進步。美國人強迫日本開放，這促使一個革命團體在戰鬥中擊敗了統治者（以軍事幕府將軍為首），從而推翻了當時由統治日本的四個階級（士、農、工、商）運行的內部秩序。這個由傳統人士運行的舊日本秩序極端保守（例如，社會流動性被法律禁止），被相對進步的、通過恢復現代化天皇的權力來改變一切的革命者所取代。在這一時期的早期，由於經典的財富差距和糟糕經濟狀況的觸發，發生了大量的勞資糾紛、罷工和騷亂。在改革過程中，領導層為男孩和女孩提供了普遍的初等教育，採納了資本主義，並向世界開放了國門。他們借助新技術做到了這一點，從而變得極具競爭力並獲得了財富。""有許多國家做了正確的事情，從而帶來了革命性的有益改進，同樣也有許多革命者做了錯誤的事情，給其人民帶來了數十年的巨大痛苦。順便提一下，由於改革，日本隨後經歷了大周期的經典階段。它變得非常成功和富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變得頹廢、過度擴張、分裂，經歷了經濟蕭條，並進行了代價高昂的戰爭，所有這些都導致了經典的衰亡。其明治秩序及其經典大周期從1869年持續到1945年，共76年。""內戰和革命不可避免地發生，以從根本上改變內部秩序。""它們包括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徹底重組，包括債務、金融所有權和政治決策的完全重構。這些變化是需要在現有體系內無法實現重大變革的自然結果。幾乎所有的體系都會遇到它們。這是因為幾乎所有的體系都以犧牲其他階級的利益為代價使某些階級受益，這最終變得令人無法容忍，以至於必須通過鬥爭來決定前進的道路。當財富和價值觀差距變得非常大，且隨之而來的糟糕經濟狀況導致體系無法為很大比例的人口服務時，人民將鬥爭以改變體系。在經濟上受苦最深的人會鬥爭，以從那些擁有財富和權力、並從現有體系中受益的人那裡獲取更多財富和權力。自然，革命者希望從根本上改變體系，因此他們自然也願意違反當權者要求他們遵守的法律。這些革命性變革通常通過內戰暴力地發生，但如前所述，它們也可以通過和平方式實現而不推翻整個體系。""內戰時期通常非常殘酷。典型的情況是，早期這些戰爭是為爭奪權力而進行的有力且有序的鬥爭，隨著戰鬥和情緒的激化，各方為取勝不擇手段，殘酷程度會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加劇，以至於在第6階段內戰和革命中實際發生的殘酷程度，在第5階段會被認為是難以置信的。精英和溫和派通常會逃亡、被監禁或被殺害。閱讀西班牙內戰、中國內戰、俄國革命、法國革命等內戰和革命的故事，會讓人毛骨悚然。""它們是如何發生的？先前我已經描述了導致跨過分界線進入第6階段的第5階段的動態。在這個階段，所有這些都會大大加劇。我將加以解釋。""內戰和革命如何發生""如前所述，財富積累和貧富差距的循環最終導致極少數人控制了異常大比例的財富，最終引發貧窮的多數人通過內戰和革命推翻富裕的少數人。這種情況發生的次數超乎想像。""雖然大多數典型的內戰和革命將權力從左翼轉向右翼，但也有許多將財富和權力轉移給右翼，使其遠離左翼。然而，這類案例較少，且情況不同。它們通常發生在現有秩序陷入功能失調的無政府狀態，並且很大一部分人口渴望強有力的領導、紀律和生產力的時期。從左翼轉向右翼的革命例子包括1930年代的德國、西班牙、日本和義大利；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1976年阿根廷政變，以軍政府取代伊莎貝爾·庇隆；以及1851年導致法蘭西第二帝國的政變。我所研究的所有這些案例，成功或失敗的原因相同。與左翼革命一樣，這些新的內部秩序在產生廣泛的經濟成功時就能成功，否則就會失敗。因為廣泛的經濟繁榮是新政權成敗的最大原因，長期趨勢是總財富增加和財富分配更廣泛（即普通人的經濟和健康狀況得到改善）。當一個人身處大周期的某個階段並經歷它時，很容易忽視這個大局。""通常，領導內戰/革命的人（現在依然如此）是來自中產階級背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例如，法國大革命的三個關鍵革命領袖是：喬治-雅克·丹東，一位在資產階級家庭長大的律師；讓-保羅·馬拉，一位在資產階級家庭長大的醫生、科學家和記者；以及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同樣來自資產階級家庭的律師和政治家。這場革命最初得到了許多自由派貴族的支援，如拉法耶特侯爵，他們都出身於相對富裕的家庭。同樣，俄國革命的領導人是學習法律的弗拉基米爾·列寧，和出身於知識分子資產階級家庭的列夫·托洛茨基。中國革命由毛澤東領導，他出身於相對富裕的家庭，學習過法律、經濟學、政治理論等多種學科；以及周恩來，他出身於一個書香門第的公務員中產階級家庭。這些領袖通常也（現在依然）具有個人魅力，能夠領導並與他人良好合作，以建立有實力實現革命的龐大、管理良好的組織。如果你想尋找未來的革命者，可以留意具有這些特質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通常會從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希望改革體系使其更公平）演變為不惜一切代價取勝的殘酷革命者。""儘管在經濟困難時期巨大的貧富差距通常是衝突的最大根源，但總存在其他導致衝突的原因，這些原因共同構成對領導層和體系的大量反對。通常，在革命中，有這些不同不滿的革命者聯合起來進行革命性變革；雖然他們在革命期間看似團結，但在贏得革命後，他們通常會就問題和權力相互鬥爭。""如前所述，在內戰/革命的循環階段，掌權政府幾乎總是嚴重缺乏資金、信貸和購買力。這種短缺引發了從有錢人那裡攫取資金的慾望，這導致擁有財富的人將財富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和資產，進而導致政府通過實施資本管制——即控制向其他司法管轄區（如其他國家）、其他貨幣或更難以徵稅和/或生產力較低的資產（如黃金）轉移——來阻止這些資金流動。""更糟糕的是，當內部發生混亂時，外國敵人更有可能挑戰該國。這是因為國內衝突造成了可利用的弱點，使得外部戰爭更有可能發生。內部衝突分裂了國家內部的人民，在財務上給他們造成負擔，並需要領導人投入精力，使其無暇顧及其他事務——所有這些都為外國勢力創造了可利用的弱點。這就是為什麼內部戰爭和外部戰爭往往接踵而至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還包括：情緒和脾氣高漲；此時往往會上台的強勢民粹主義領導人天生就是鬥士；當存在內部衝突時，領導人發現來自外部敵人的可感知威脅可以使國家團結起來支援領導人，因此他們傾向於鼓勵衝突；以及，物資匱乏導致個人/國家更願意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戰，包括其他國家擁有的資源。""幾乎所有的內戰都有外國勢力參與，試圖影響結果以符合其自身利益。""內戰和革命的開端在發生時並不明確，但當你深陷其中時則是顯而易見的。""儘管歷史學家為內戰的開始和結束指定日期，但這些都是武斷的。事實是，當時幾乎沒有人知道內戰已經開始或已經結束，但他們知道自己身處其中。例如，許多歷史學家將1789年7月14日定為法國大革命開始的日子，因為當天暴民襲擊了名為巴士底獄的軍火庫和監獄。但當時沒有人認為那是法國大革命的開始，也不知道那場內戰的殘酷程度會變得多麼可怕。雖然一個人可能不知道即將發生什麼，但可以有不精確的標誌來幫助自己定位所處的階段，看清前進的方向，並對下一階段的樣子有所瞭解。""內戰極其殘酷，因為它們是生死之戰。每個人都是極端分子，因為每個人都不得不選邊站隊並戰鬥——溫和派在殘酷的肉搏戰中也會落敗。""至於什麼類型的領導者最適合內戰和革命，他們是'鼓舞人心的將軍'——那些足夠強大，能夠動員支援並贏得他們必須贏得的各種類型戰鬥的人。因為戰鬥是殘酷的，他們必須足夠殘酷，能夠為取勝而不擇手段。""歷史學家標註的內戰時期通常持續數年，並決定官方的勝者和敗者，這體現在誰佔據了首都的政府建築。但就像開端一樣，內戰/革命的結束也並不像歷史學家描述的那樣清晰明確。權力鞏固的戰鬥可能在官方內戰結束後持續很長時間。""雖然內戰和革命通常極為痛苦，但它們常常帶來結構性重組，如果處理得當，能為未來的改進成果奠定基礎。內戰/革命之後的未來景象，取決於接下來的步驟如何處理。"（摘錄結束）我們目前的現狀現在讓我們聚焦過去幾天發生的大事件：第二位抗議明尼阿波利斯市ICE執法的抗議者被殺。目前似乎正在發生的、標誌從第5階段向第6階段過渡的兩個經典標誌是："人們在戰鬥中死亡，幾乎可以肯定是標誌著向更暴烈的內戰階段過渡的標誌，這個階段將持續到勝敗被清晰地決定為止"和"歷史表明，在大沖突時期，聯邦制民主國家（如美國）通常會發生州與中央政府之間關於相對權力的衝突。"美國現在就像一個火藥桶。根據最新的PBS新聞/NPR/Marist民意調查，近三分之一的美國人（30%）認為，為了讓國家重回正軌，人們可能不得不訴諸暴力。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9月至10月）發現，85%的美國成年人承認，美國出於政治動機的暴力事件正在增加。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一項分析發現，從2016年到2024年，發生了21起黨派政治襲擊或陰謀，而2016年之前的25年多里只有兩起類似事件。這意味著在相對較短的時期內，出於政治動機的陰謀/襲擊大約增加了十倍。美國的槍支數量比人口還多，而且很多人有暴力傾向。當然，中央政府與明尼蘇達州（以及其他州政府）之間的衝突是嚴重的，而且看起來可能會惡化。全世界都看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市兩名反對川普政府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行動的抗議者被殺，現在都在觀望那一方會退讓。許多人都在等待，看川普總統是會繼續對抗（我相信這會冒將我們推向更明確的戰爭邊緣的風險），還是會嘗試將我們從邊緣拉回，通過呼籲和平、承諾並展示司法系統將妥善處理槍擊事件，並限制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的活動。（他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表示，政府將審查此次殺戮事件，而且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不會永遠留在明尼阿波利斯。）儘管他的選擇將對後續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包括可能點燃這個火藥桶，但無論如何，重要的是在驅動大周期的所有力量和事件的背景下看待正在發生的一切。無論明尼阿波利斯事件如何發展，這些巨大的力量正在演變，將決定大周期如何推進。"結論"（摘自《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我對歷史的研究告訴我，除了進化本身，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在進化之中存在著周期，它們如同潮汐般漲落，難以改變或對抗。要妥善應對這些變化，必須瞭解自己處於周期的那個階段，並掌握應對它的永恆且普遍的原則。隨著條件變化，最佳方法也會改變——也就是說，什麼是最好的取決於具體情況，而具體情況總是以我們剛剛審視的方式不斷變化。因此，僵化地相信任何經濟或政治制度總是最好的，是一種錯誤，因為肯定會有該制度並不最適合當下情況的時候，如果一個社會不進行適應，它就會消亡。這就是為什麼不斷改革制度以適應環境才是最佳選擇。任何制度的考驗標準很簡單，就是它在實現大多數人想要的東西方面效果如何，這是可以客觀衡量的，我們能夠並且將繼續這樣做。話雖如此，歷史傳遞的最響亮、最清晰的教訓是：通過熟練的協作，建立富有成效的雙贏關係，在做好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讓大多數人滿意，這種方式遠比為了財富和權力而進行內戰、導致一方壓制另一方，更有益且痛苦更少。" (格上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