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而言，觀察當下發生的一切，就像在看一部我在歷史中已看過許多次的電影。”瑞·達利歐（Ray Dalio）用這句令人不寒而慄的開場白，以全球宏觀投資者的視角宣告：美國已站在系統性風險的懸崖邊緣，正從“財務狀況惡化”的第五階段，跨入“內戰與革命”的第六階段。2026年1月27日，隨著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局勢的急劇惡化，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發表一篇長文《貨幣、內戰與國際戰爭、明尼阿波利斯及更多——透視當下》。他不再含蓄，而是指出美國正在他所定義的“債務大周期”中，逼近最危險的臨界點。“離開——如果你不想捲入內戰或戰爭，你應該在情況尚可時離開。”達利歐所說的“債務周期”，並不僅僅指經濟衰退或金融危機，而是一個通常持續數十年的“大周期”。在這一周期中，債務累積、財富集中、政治博弈和社會情緒相互強化，經濟周期的終局往往伴隨著社會秩序的劇烈重塑。正文對我而言，觀察當下發生的一切，就像在看一部我在歷史中已看過許多次的電影。我是一名全球宏觀投資者，我的預測方法是通過學習歷史教訓來理解事物運作的機制。我發現，當前發生的事件正以相同的原因反覆上演，而理解這些因果關係對我助益極大。如今我已步入人生的一個階段，希望將對我有益的見解傳遞出去，而非僅為己利而獨享。正因如此，我在我的書《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中，描述了導致貨幣秩序、國內政治秩序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興衰的典型事件序列。我將這個事件序列稱為"大周期"，因為它規模宏大且歷時長久，通常持續約80年（即大約一代人的時間）。上一次這些秩序崩潰是在1930年至1945年期間，這導致了1945年開始的戰後貨幣、國內政治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而我們如今正目睹這些秩序的崩潰。我的書中全面描述了可用於識別我們處於大周期那個階段的跡象，以及驅動大周期的各種力量。最重要的是，我詳細闡述了通常導致貨幣秩序、國內政治秩序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崩潰的過程和事件序列，以便人們能將實際發生的事件序列與該範本中的描述進行比較。對於該書的讀者而言，現在應該很清楚，我們正處在從大周期的第5階段（現有秩序崩潰前）邁向第6階段（現有秩序崩潰）的邊緣。我寫那本書的意圖是：1）幫助政策制定者理解導致崩潰的過程並防止它們發生；2）幫助人們保護自己免受這些崩潰的傷害。我這樣做時，也意識到我的解釋可能不會對事態軌跡產生實質性影響。確實沒有。儘管如此，既然我們現在顯然正處在從第5階段（崩潰前）過渡到第6階段（崩潰）的邊緣，而做出的選擇可能對結果產生巨大影響，我覺得有必要重申我認為是當前事件背後動因的核心要點，並闡明那些可能導致更好或更壞結果的選擇。為此，我接下來將簡要分享我在《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一書中，與當前形勢最相關的部分，特別是關於第5階段（秩序崩潰前時期）如何導致第6階段（秩序崩潰時期）的要點。這將使您能將當前發生的情況與我的大周期範本進行比較。需要明確的是，儘管不太可能通過實現金融健康所需的財政紀律來修復貨幣秩序，而且能否回歸以規則為基礎的國內政治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也值得懷疑——這些秩序對於和平解決分歧和民主制度的運作至關重要——但這些改進仍然是可能的，因為我們尚未跨越從第5階段到第6階段的邊緣。以下是書中描繪這一圖景的摘錄。分享之後，我將解釋我五年前寫下的內容如何適用於當前形勢（參見下文"我們的現狀"）。"第5階段：當金融狀況糟糕且衝突激烈時""由於我在第3章和第4章已全面覆蓋了該周期，這裡就不再詳細解釋。但要理解第5階段，你需要知道它緊隨第3階段（存在和平與繁榮以及有利的債務和信貸條件）和第4階段（過度和頹廢開始導致情況惡化）之後。這個過程在最困難、最痛苦的階段——第6階段——達到頂峰，那時國家耗盡資金，通常會以革命或內戰的形式出現可怕的衝突。第5階段是伴隨金融狀況惡化而產生的階級間緊張關係達到頂點的時期。不同的領導者、政策制定者和人群如何處理衝突，對該國將以和平方式還是暴力方式經歷必要的變革，有著重大影響。""典型的'致命組合'""引發重大內部衝突的典型'致命組合'包括：1）國家及其人民（或州/市）處於糟糕的金融狀況（例如，背負巨額債務和非債務義務）；2）該實體內部存在巨大的收入、財富和價值觀差距；以及3）嚴重的負面經濟衝擊。""這種匯合通常會帶來混亂、衝突，有時是內戰。""要享有和平與繁榮，一個社會必須擁有惠及大多數人的生產力。平均數不如受苦人群的百分比及其力量重要。"換句話說，當缺乏廣泛的生產力和繁榮時，風險就會上升。成功的一個關鍵要素在於，所創造的債務和貨幣被用於提高生產力和帶來有利的投資回報，而不是僅僅被無償發放而未能產生生產力和收入增長。如果只是無償發放而未能產生這些收益，貨幣將會貶值到使政府或任何其他實體都幾乎失去購買力的地步。歷史表明，對那些能產生廣泛生產力提升且投資回報超過借貸成本的項目進行貸款和支出，能夠帶來生活水平的提高並償清債務，因此這些都是良好的政策。""歷史表明且邏輯推斷，在所有層級（包括職業培訓）、基礎設施以及能產生有效發現的研究方面進行良好的教育投資，效果會非常好。例如，大型教育和基礎設施項目幾乎總是帶來了回報（如唐朝和許多其他中國朝代、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倭馬亞王朝、印度的莫臥兒帝國、日本明治維新以及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教育發展計畫），儘管它們需要很長的準備時間。事實上，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改善，即使是債務融資的，也幾乎是所有帝國崛起背後的關鍵要素，而這些投資質量的下降幾乎總是帝國衰落的要素之一。如果做得好，這些干預措施完全可以抵消經典的'致命組合'。"在第5階段，這並未發生。所有這些都使經濟更易受到經濟衝擊的影響。"經濟衝擊可能由多種原因引發，包括金融泡沫破裂、自然災害（如大流行病、乾旱、洪水）和戰爭。它創造了一場金融壓力測試。在壓力測試發生時存在的金融狀況（以收入相對於支出、資產相對於負債來衡量）就是減震器。收入、財富和價值觀差距的大小是衡量系統脆弱程度的最佳指標。"當金融問題出現時，它們通常首先衝擊私營部門，然後是公共部門。因為政府永遠不會讓私營部門的金融問題拖垮整個系統，所以政府的財務狀況最為重要。當政府耗盡購買力時，崩潰就會發生。但在走向崩潰的過程中，會為金錢和政治權力展開大量爭鬥。""通過對50多場內戰和革命的研究，有一點變得很清楚：內戰或革命最可靠、最單一的領先指標是政府財政破產與巨大的財富差距相結合。這是因為當政府缺乏財力時，它無法從財力上拯救政府需要拯救以維持系統運轉的那些私營部門實體（正如2008年底以美國為首的大多數政府所做的那樣），它無法購買所需物資，也無法支付薪酬讓人們去做它需要他們做的事。它已無能為力。""處於第5階段的一個典型標誌，也是喪失借貸和支出能力（這是進入第6階段的觸發因素之一）的一個領先指標是，政府存在巨額赤字，導致需要出售的債務數量超出了政府自身央行以外的買家願意購買的數量。當無法印鈔的政府被迫增稅和削減支出，或者當能夠印鈔的政府大量印鈔並購買大量政府債務時，這個領先指標就被觸發了。更具體地說，當政府耗盡資金時（通過巨額赤字、龐大債務以及無法獲得充足信貸），其選擇有限。要麼大幅增稅並削減支出，要麼大量印鈔，導致其貨幣貶值。那些能夠選擇印鈔的政府總是選擇後者，因為這是痛苦小得多的路徑，但這會導致投資者逃離正在被印製的貨幣和債務。那些無法印鈔的政府則必須增稅和削減支出，這導致有錢人逃離該國（或州/市），因為增稅和服務削減令人無法忍受。如果這些無法印鈔的實體在其民眾中存在巨大的財富差距，這些舉措通常會導致某種形式的內戰/革命。""那些財富差距最大、債務最重、收入下降最嚴重的地方（城市、州和國家），最有可能爆發最嚴重的衝突。有趣的是，在美國，那些人均收入和財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市，往往也是負債最重、財富差距最大的州和市——例如，像舊金山、芝加哥和紐約市這樣的城市，以及像康涅狄格州、伊利諾伊州、馬薩諸塞州、紐約州和紐澤西州這樣的州。""面對這些狀況，必須削減支出或以某種方式籌集更多資金。接下來的問題就變成了：誰來支付修復的成本，是'有產者'還是'無產者'？顯然，不可能是無產者。削減開支對最貧困的人來說最難以忍受，因此需要對能夠支付更多的人徵收更多稅款，這增加了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的風險。但當有產者意識到他們將被徵稅以支付債務利息和減少赤字時，他們通常會離開，導致'空心化'過程。這目前正在推動美國國內一些州向另一些州的人口遷移。如果經濟狀況惡化，則會加速這一過程。這些情況在很大程度上驅動著稅收周期。""歷史表明，在存在巨大財富差距和糟糕經濟狀況時增稅和削減支出，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預示某種類型的內戰或革命。""民粹主義與極端主義""從無序和不滿中，會湧現出具有強勢人格、反精英、並聲稱代表普通民眾奮鬥的領導者。他們被稱為民粹主義者。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和社會現象，吸引那些認為精英階層不關心其訴求的普通民眾。它通常在以下情況發展起來：存在財富和機會差距，來自國內外持不同價值觀者的文化威脅感，以及身居要職的'建制派精英'未能有效為大多數人服務。當這些條件引發普通民眾的憤怒，並希望擁有政治權力者成為他們的鬥士時，民粹主義者就會上台。民粹主義者可以是右翼也可以是左翼，他們比溫和派要極端得多，並且傾向於訴諸普通民眾的情感。他們通常對抗而非合作，排他而非包容。這導致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因不可調和的差異而激烈爭鬥。在他們領導下發生的革命激烈程度各異。例如，在1930年代，左翼民粹主義表現為共產主義，右翼民粹主義表現為法西斯主義，而在美國和英國則發生了非暴力的革命性變革。並且有四個民主國家轉變為專制國家。最近，在美國，唐納德·川普在2016年的當選是向右翼民粹主義的轉變，而伯尼·桑德斯、伊麗莎白·華倫和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的受歡迎程度則反映了左翼民粹主義的流行。在多個國家，走向民粹主義的政治運動正在增加。""民粹主義與兩極分化是標誌。民粹主義和兩極分化越嚴重，一個國家就越處於第5階段的後期，也就越接近內戰和革命。在第5階段，溫和派成為少數。在第6階段，他們不復存在。""階級戰爭""在第5階段，階級戰爭加劇。這是因為，通常，在困難與衝突加劇的時期，人們更傾向於以刻板印象將他人視為一個或多個階級的成員，並將這些階級視為敵人或盟友。在第5階段，這一點開始變得更加明顯。到了第6階段，這變得危險。""一個在第5階段出現、並在第6階段增強的典型標誌是妖魔化其他階級的人，這通常會製造出一個或多個替罪羊階級，他們被普遍認為是問題的根源。這導致了排除、監禁或消滅他們的驅動力，而這發生在第6階段。民族、種族和社會經濟群體常常被妖魔化。這方面最經典、最駭人聽聞的例子來自納粹對猶太人的對待——他們幾乎被指責為德國所有問題的根源並遭受迫害。生活在非中國國家的華裔少數族裔在經濟和社會壓力時期也曾被妖魔化和當作替罪羊。在英國，天主教徒在多個艱難時期（如光榮革命和英國內戰期間）被妖魔化和當作替罪羊。富有的資本家也常被妖魔化，特別是那些被視為犧牲窮人利益牟利的人。妖魔化和尋找替罪羊是我們必須警惕的經典症狀和問題。""公共領域真相的喪失""由於媒體扭曲和宣傳，人們無法瞭解真相的情況，會隨著人們變得更加兩極分化、情緒化和受政治動機驅使而加劇。""在第5階段，爭鬥各方通常會與媒體人士合作，操縱民眾情緒以獲取支援並摧毀對手。換句話說，左翼媒體人與左翼其他人聯手，右翼媒體人與右翼其他人聯手，進行骯髒的鬥爭。媒體變得像私刑者一樣瘋狂：人們常常在媒體上被攻擊、本質上被審判並被判定有罪，在沒有法官和陪審團的情況下，他們的生活就被毀了。1930年代左翼（共產主義者）和右翼（法西斯主義者）民粹主義者的一個常見做法是控制媒體，並設立'宣傳部'來指導他們。他們製造的媒體明確旨在煽動民眾反對政府認定的'國家敵人'。民主體制運行的英國政府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了'資訊部'來傳播政府宣傳，領先的報紙出版商如果按照政府希望的方式去做以贏得宣傳戰，就會得到政府提拔，如果不合作則會遭到詆毀和迫害。革命者也通過各種出版物進行同樣的真相扭曲。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由革命者營運的報紙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緒，但當這些革命者掌權後，他們在恐怖統治時期關閉了持不同政見的報紙。在巨大的財富差距和民粹主義思想盛行的時代，扳倒精英的故事大受歡迎且有利可圖，尤其是在右翼媒體中扳倒左傾精英的故事，以及在左翼媒體中扳倒右傾精英的故事。歷史表明，這些活動的顯著增加是第5階段的典型問題，當結合施加其他懲罰的能力時，媒體就成為一種強大的武器。""遵循規則的消退與野蠻爭鬥的開始""當人們熱衷的‘事業’對他們而言比決策體系本身更重要時，這個體系就岌岌可危了。規則和法律只有在極其清晰且大多數人足夠重視在其框架內行事、並願意妥協以使其良好執行階段，才能發揮作用。""如果這兩方面都不夠出色，法律體系就處於危險之中。如果競爭各方不願意相互講理，不願意文明地做出決策以追求整體福祉（這需要他們放棄通過爭鬥可能贏得的東西），那麼就會出現一種內戰，來考驗相關各方的相對力量。在這個階段，不惜一切代價獲勝才是遊戲規則，手段卑劣成為常態。第5階段的後期，就是理性讓位於激情的時刻。""當獲勝成為唯一重要的事情時，不道德的爭鬥就會以自我強化的方式變得越來越強勢。當每個人都有自己為之奮鬥的事業且無法在任何事情上達成一致時，這個體系就處於內戰/革命的邊緣。""這通常以幾種方式發生：在第5階段後期，法律和警察體系被能夠控制它們的人用作政治武器的情況很常見。同時，私人警察體系也會形成——例如，毆打他人並奪取其資產的暴徒，以及保護人們免受此類傷害的保鏢。例如，納粹黨在掌權前就組建了准軍事組織，後在掌權時成為官方力量。1930年代曇花一現的英國法西斯聯盟以及美國的3K黨，實質上也是准軍事組織。這些情況相當普遍，因此應將其發展視為向下一階段過渡的標誌。""在第5階段後期，抗議活動越來越多，且暴力程度日益加劇。因為在良性抗議和革命開端之間並不總是存在清晰的界線，當權領導層常常掙扎於如何在不被視為給予反抗體系自由的前提下允許抗議。領導層必須妥善處理這些局面。一個經典的困境出現在示威活動開始演變為革命時。對於領導人來說，給予抗議自由和鎮壓抗議都是危險的道路，因為兩條路都可能導致革命力量壯大到足以推翻現行體系。沒有那個體系會允許人們去推翻它——在大多數體系下，試圖這樣做就是叛國，通常會受到死刑懲罰。然而，革命者的工作就是推翻體系，因此政府和革命者相互試探，看看界限在那裡。當廣泛的不滿情緒湧現而掌權者任其發展時，它可能沸騰到這樣的程度：當他們試圖壓制時，它就會爆發。第5階段後期的衝突通常累積到頂點，從而引發標誌著向歷史學家所認定的官方內戰時期過渡的暴力戰鬥——我在大周期中將其標識為第6階段。""人們在戰鬥中死亡，幾乎可以肯定是標誌著向更暴烈的內戰階段過渡的標誌，這個階段將持續到勝敗被清晰地決定為止。""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個原則：有疑問時，離開——如果你不想捲入內戰或戰爭，你應該在情況尚可時離開。""這通常發生在第5階段的後期。歷史表明，當情況惡化時，人們希望搬到狀況不那麼糟糕或更好的地方，而離開的大門通常會向想走的人關閉。對於投資和資金也是如此，因為國家在這種時期會實施資本管制和其他措施。""從第5階段（存在非常糟糕的金融狀況和激烈的內外衝突）過渡到第6階段（內戰）的分界線，發生在解決分歧的體系從運轉轉為失靈之時。換句話說，它發生在體系崩潰到無法修復、人們相互暴力相向以及領導層失去控制的時候。""當處於第5階段時（如美國現在的情況），最大的問題是體系在斷裂前能承受多大的彎曲。""民主制度允許民眾做出幾乎任何他們決定要做的事情，因而會產生更多的'彎曲'，因為人民可以更換領導層，並且只能責怪自己。歷史也表明，民主制度在大沖突時期也會崩潰。民主需要共識決策和妥協，這要求許多持對立觀點的人在體系內良好合作。這確保了擁有重要選民基礎的黨派能夠被代表，但就像所有由觀點迥異（甚至可能相互厭惡）的人組成的大型委員會一樣，決策體系效率不高。"兩千多年前，柏拉圖的《理想國》就很好地描述了民主是如何崩潰的；它可以用來描述現在發生的情況，所以這並非什麼新鮮事。"民主制度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它們會產生如此碎片化和對抗性的決策過程，以至於可能變得低效，這導致糟糕的結果，進而引發由代表大量民眾的民粹主義專制者領導的革命，這些民眾希望有一位強大、能幹的領導者控制混亂局面，讓國家為他們良好運作。""另一點值得注意：歷史表明，在大沖突時期，聯邦制民主國家（如美國）通常會發生州與中央政府之間關於相對權力的衝突。這是一個需要留意的標誌，目前在美國尚未大規模出現；它的發生將標誌著向第六階段的持續演進。"顯然，在2026年的當下，這種情況正在發生，並且可能會加劇。"第5階段是一個十字路口，一條路可能導致內戰/革命，另一條路則可能導向和平且理想的、繁榮的共存。顯然，和平繁榮的道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更難實現的道路。那條路需要一位強大的領導者，他擁有激勵大多數人（而非分裂他們）的力量，並推動他們做出艱難舉措來糾正問題，使國家再次強大。這類領導者，即柏拉圖所稱的'仁慈的專制者'，能將對立各方團結起來，共同完成重塑秩序所必需的艱難工作，使秩序以一種大多數人認為公平（即高效且惠及大多數人）的方式良好運行。歷史上此類案例極少。第二種類型是'強力戰士'，他帶領國家經歷內戰/革命的地獄。""第6階段：當內戰發生時""內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與其像大多數國家的人民在長期沒有內戰後那樣假定'這裡不會發生'，不如對內保持警惕，並尋找標誌來衡量距離內戰有多近。""儘管有無數的例子可供我研究以理解它們如何運作，但我選擇了我認為最重要的29個案例，如下表所示。我將它們分為導致體制/政權發生重大變革的，和沒有導致重大變革的兩類。例如，美國內戰是一場非常血腥的內戰，但未能推翻體制/秩序，因此它被歸入下表中第二類（底部），而那些推翻了體制/秩序的則被列在頂部。這些分類當然不夠精確，但我們再次不會讓不精確妨礙我們看到如果堅持精確就看不到的東西。這些衝突中的大多數（儘管不是全部）都以本節所述的典型方式發生。"一個打破舊體制並必須建立新體制的內戰的經典例子是1917年的俄國革命/內戰。這建立了共產主義內部秩序，該秩序最終在1980年代末進入第5階段，導致其嘗試在體制內進行革命性變革——被稱為'新思維改革'（在英語語境裡被翻譯為perestroika）——但失敗了，隨後是1991年蘇聯秩序的崩潰。共產主義國內秩序持續了74年（從1917年至1991年）。那個舊秩序被現在統治俄羅斯的新體制/秩序所取代，而新秩序是在舊秩序崩潰後，以本章前述第1和第2階段解釋中描述的經典方式建立起來的。""另一個例子是日本的明治維新，它是戊辰戰爭之前三年倒幕運動（1866-69年）的結果。倒幕運動的發生是因為日本閉關鎖國且未能取得進步。美國人強迫日本開放，這促使一個革命團體在戰鬥中擊敗了統治者（以軍事幕府將軍為首），從而推翻了當時由統治日本的四個階級（士、農、工、商）運行的內部秩序。這個由傳統人士運行的舊日本秩序極端保守（例如，社會流動性被法律禁止），被相對進步的、通過恢復現代化天皇的權力來改變一切的革命者所取代。在這一時期的早期，由於經典的財富差距和糟糕經濟狀況的觸發，發生了大量的勞資糾紛、罷工和騷亂。在改革過程中，領導層為男孩和女孩提供了普遍的初等教育，採納了資本主義，並向世界開放了國門。他們借助新技術做到了這一點，從而變得極具競爭力並獲得了財富。""有許多國家做了正確的事情，從而帶來了革命性的有益改進，同樣也有許多革命者做了錯誤的事情，給其人民帶來了數十年的巨大痛苦。順便提一下，由於改革，日本隨後經歷了大周期的經典階段。它變得非常成功和富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變得頹廢、過度擴張、分裂，經歷了經濟蕭條，並進行了代價高昂的戰爭，所有這些都導致了經典的衰亡。其明治秩序及其經典大周期從1869年持續到1945年，共76年。""內戰和革命不可避免地發生，以從根本上改變內部秩序。""它們包括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徹底重組，包括債務、金融所有權和政治決策的完全重構。這些變化是需要在現有體系內無法實現重大變革的自然結果。幾乎所有的體系都會遇到它們。這是因為幾乎所有的體系都以犧牲其他階級的利益為代價使某些階級受益，這最終變得令人無法容忍，以至於必須通過鬥爭來決定前進的道路。當財富和價值觀差距變得非常大，且隨之而來的糟糕經濟狀況導致體系無法為很大比例的人口服務時，人民將鬥爭以改變體系。在經濟上受苦最深的人會鬥爭，以從那些擁有財富和權力、並從現有體系中受益的人那裡獲取更多財富和權力。自然，革命者希望從根本上改變體系，因此他們自然也願意違反當權者要求他們遵守的法律。這些革命性變革通常通過內戰暴力地發生，但如前所述，它們也可以通過和平方式實現而不推翻整個體系。""內戰時期通常非常殘酷。典型的情況是，早期這些戰爭是為爭奪權力而進行的有力且有序的鬥爭，隨著戰鬥和情緒的激化，各方為取勝不擇手段，殘酷程度會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加劇，以至於在第6階段內戰和革命中實際發生的殘酷程度，在第5階段會被認為是難以置信的。精英和溫和派通常會逃亡、被監禁或被殺害。閱讀西班牙內戰、中國內戰、俄國革命、法國革命等內戰和革命的故事，會讓人毛骨悚然。""它們是如何發生的？先前我已經描述了導致跨過分界線進入第6階段的第5階段的動態。在這個階段，所有這些都會大大加劇。我將加以解釋。""內戰和革命如何發生""如前所述，財富積累和貧富差距的循環最終導致極少數人控制了異常大比例的財富，最終引發貧窮的多數人通過內戰和革命推翻富裕的少數人。這種情況發生的次數超乎想像。""雖然大多數典型的內戰和革命將權力從左翼轉向右翼，但也有許多將財富和權力轉移給右翼，使其遠離左翼。然而，這類案例較少，且情況不同。它們通常發生在現有秩序陷入功能失調的無政府狀態，並且很大一部分人口渴望強有力的領導、紀律和生產力的時期。從左翼轉向右翼的革命例子包括1930年代的德國、西班牙、日本和義大利；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1976年阿根廷政變，以軍政府取代伊莎貝爾·庇隆；以及1851年導致法蘭西第二帝國的政變。我所研究的所有這些案例，成功或失敗的原因相同。與左翼革命一樣，這些新的內部秩序在產生廣泛的經濟成功時就能成功，否則就會失敗。因為廣泛的經濟繁榮是新政權成敗的最大原因，長期趨勢是總財富增加和財富分配更廣泛（即普通人的經濟和健康狀況得到改善）。當一個人身處大周期的某個階段並經歷它時，很容易忽視這個大局。""通常，領導內戰/革命的人（現在依然如此）是來自中產階級背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例如，法國大革命的三個關鍵革命領袖是：喬治-雅克·丹東，一位在資產階級家庭長大的律師；讓-保羅·馬拉，一位在資產階級家庭長大的醫生、科學家和記者；以及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同樣來自資產階級家庭的律師和政治家。這場革命最初得到了許多自由派貴族的支援，如拉法耶特侯爵，他們都出身於相對富裕的家庭。同樣，俄國革命的領導人是學習法律的弗拉基米爾·列寧，和出身於知識分子資產階級家庭的列夫·托洛茨基。中國革命由毛澤東領導，他出身於相對富裕的家庭，學習過法律、經濟學、政治理論等多種學科；以及周恩來，他出身於一個書香門第的公務員中產階級家庭。這些領袖通常也（現在依然）具有個人魅力，能夠領導並與他人良好合作，以建立有實力實現革命的龐大、管理良好的組織。如果你想尋找未來的革命者，可以留意具有這些特質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通常會從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希望改革體系使其更公平）演變為不惜一切代價取勝的殘酷革命者。""儘管在經濟困難時期巨大的貧富差距通常是衝突的最大根源，但總存在其他導致衝突的原因，這些原因共同構成對領導層和體系的大量反對。通常，在革命中，有這些不同不滿的革命者聯合起來進行革命性變革；雖然他們在革命期間看似團結，但在贏得革命後，他們通常會就問題和權力相互鬥爭。""如前所述，在內戰/革命的循環階段，掌權政府幾乎總是嚴重缺乏資金、信貸和購買力。這種短缺引發了從有錢人那裡攫取資金的慾望，這導致擁有財富的人將財富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和資產，進而導致政府通過實施資本管制——即控制向其他司法管轄區（如其他國家）、其他貨幣或更難以徵稅和/或生產力較低的資產（如黃金）轉移——來阻止這些資金流動。""更糟糕的是，當內部發生混亂時，外國敵人更有可能挑戰該國。這是因為國內衝突造成了可利用的弱點，使得外部戰爭更有可能發生。內部衝突分裂了國家內部的人民，在財務上給他們造成負擔，並需要領導人投入精力，使其無暇顧及其他事務——所有這些都為外國勢力創造了可利用的弱點。這就是為什麼內部戰爭和外部戰爭往往接踵而至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還包括：情緒和脾氣高漲；此時往往會上台的強勢民粹主義領導人天生就是鬥士；當存在內部衝突時，領導人發現來自外部敵人的可感知威脅可以使國家團結起來支援領導人，因此他們傾向於鼓勵衝突；以及，物資匱乏導致個人/國家更願意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戰，包括其他國家擁有的資源。""幾乎所有的內戰都有外國勢力參與，試圖影響結果以符合其自身利益。""內戰和革命的開端在發生時並不明確，但當你深陷其中時則是顯而易見的。""儘管歷史學家為內戰的開始和結束指定日期，但這些都是武斷的。事實是，當時幾乎沒有人知道內戰已經開始或已經結束，但他們知道自己身處其中。例如，許多歷史學家將1789年7月14日定為法國大革命開始的日子，因為當天暴民襲擊了名為巴士底獄的軍火庫和監獄。但當時沒有人認為那是法國大革命的開始，也不知道那場內戰的殘酷程度會變得多麼可怕。雖然一個人可能不知道即將發生什麼，但可以有不精確的標誌來幫助自己定位所處的階段，看清前進的方向，並對下一階段的樣子有所瞭解。""內戰極其殘酷，因為它們是生死之戰。每個人都是極端分子，因為每個人都不得不選邊站隊並戰鬥——溫和派在殘酷的肉搏戰中也會落敗。""至於什麼類型的領導者最適合內戰和革命，他們是'鼓舞人心的將軍'——那些足夠強大，能夠動員支援並贏得他們必須贏得的各種類型戰鬥的人。因為戰鬥是殘酷的，他們必須足夠殘酷，能夠為取勝而不擇手段。""歷史學家標註的內戰時期通常持續數年，並決定官方的勝者和敗者，這體現在誰佔據了首都的政府建築。但就像開端一樣，內戰/革命的結束也並不像歷史學家描述的那樣清晰明確。權力鞏固的戰鬥可能在官方內戰結束後持續很長時間。""雖然內戰和革命通常極為痛苦，但它們常常帶來結構性重組，如果處理得當，能為未來的改進成果奠定基礎。內戰/革命之後的未來景象，取決於接下來的步驟如何處理。"（摘錄結束）我們目前的現狀現在讓我們聚焦過去幾天發生的大事件：第二位抗議明尼阿波利斯市ICE執法的抗議者被殺。目前似乎正在發生的、標誌從第5階段向第6階段過渡的兩個經典標誌是："人們在戰鬥中死亡，幾乎可以肯定是標誌著向更暴烈的內戰階段過渡的標誌，這個階段將持續到勝敗被清晰地決定為止"和"歷史表明，在大沖突時期，聯邦制民主國家（如美國）通常會發生州與中央政府之間關於相對權力的衝突。"美國現在就像一個火藥桶。根據最新的PBS新聞/NPR/Marist民意調查，近三分之一的美國人（30%）認為，為了讓國家重回正軌，人們可能不得不訴諸暴力。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9月至10月）發現，85%的美國成年人承認，美國出於政治動機的暴力事件正在增加。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一項分析發現，從2016年到2024年，發生了21起黨派政治襲擊或陰謀，而2016年之前的25年多里只有兩起類似事件。這意味著在相對較短的時期內，出於政治動機的陰謀/襲擊大約增加了十倍。美國的槍支數量比人口還多，而且很多人有暴力傾向。當然，中央政府與明尼蘇達州（以及其他州政府）之間的衝突是嚴重的，而且看起來可能會惡化。全世界都看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市兩名反對川普政府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行動的抗議者被殺，現在都在觀望那一方會退讓。許多人都在等待，看川普總統是會繼續對抗（我相信這會冒將我們推向更明確的戰爭邊緣的風險），還是會嘗試將我們從邊緣拉回，通過呼籲和平、承諾並展示司法系統將妥善處理槍擊事件，並限制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的活動。（他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表示，政府將審查此次殺戮事件，而且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不會永遠留在明尼阿波利斯。）儘管他的選擇將對後續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包括可能點燃這個火藥桶，但無論如何，重要的是在驅動大周期的所有力量和事件的背景下看待正在發生的一切。無論明尼阿波利斯事件如何發展，這些巨大的力量正在演變，將決定大周期如何推進。"結論"（摘自《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我對歷史的研究告訴我，除了進化本身，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在進化之中存在著周期，它們如同潮汐般漲落，難以改變或對抗。要妥善應對這些變化，必須瞭解自己處於周期的那個階段，並掌握應對它的永恆且普遍的原則。隨著條件變化，最佳方法也會改變——也就是說，什麼是最好的取決於具體情況，而具體情況總是以我們剛剛審視的方式不斷變化。因此，僵化地相信任何經濟或政治制度總是最好的，是一種錯誤，因為肯定會有該制度並不最適合當下情況的時候，如果一個社會不進行適應，它就會消亡。這就是為什麼不斷改革制度以適應環境才是最佳選擇。任何制度的考驗標準很簡單，就是它在實現大多數人想要的東西方面效果如何，這是可以客觀衡量的，我們能夠並且將繼續這樣做。話雖如此，歷史傳遞的最響亮、最清晰的教訓是：通過熟練的協作，建立富有成效的雙贏關係，在做好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讓大多數人滿意，這種方式遠比為了財富和權力而進行內戰、導致一方壓制另一方，更有益且痛苦更少。" (格上財富)

新年伊始，美國總統川普“反覆變卦”，攪動資本市場。23日，川普表態如果歐洲國家因他對格陵蘭島的關稅威脅而出售美國資產，美國將採取“大規模報復”，疊加其他地緣因素，現貨黃金強勢站上4900美元/盎司，本月漲幅已達13%，累計漲了近600美元。歐洲思索出售美國資產並非空穴來風。據報導，有私人銀行家和顧問透露，在川普就格陵蘭島發表聲明以及委內瑞拉和伊朗近期發生地緣政治動盪之後，一些歐洲富裕精英開始評估投資組合中對美國的風險敞口，考慮將部分資金撤出美國資產，以擴大投資的地域多元化，或者降低對美元的依賴。正在瑞士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的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也表示，市場一直整體上持續分散資產配置、減少對美國資產的依賴，尤其是各央行。達利歐表示，金價已飆升67%，金價上漲並非僅僅源於黃金的內在價值，而是因為各央行和其他投資者紛紛購買黃金，分散對包括美元在內的傳統法幣的依賴。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福爾曼（Jason Furman）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近期美元走弱而利率上升的市場走勢，“正是我們在去年4月金融市場看到的那種恐慌：對川普總統的不確定性又回來了。”歐洲富豪擔心成川普報複目標“許多客戶感到非常不安，這是可以理解的。”總部位於美國和瑞士的國際家族財富管理公司Creative Planning國際財富管理總監昆齊（David Kuenzi）表示，“歐洲客戶尤其如此，他們擔心自己可能成為（川普）總統下一個大規模報復的目標群體。”長久以來，大西洋兩岸的投資一直很通暢。譬如Zara創始人、西班牙人奧特加 (Amancio Ortega)在西雅圖擁有多處房產，其中包括亞馬遜公司的辦公樓。他還擁有曼哈頓歷史悠久的豪沃特大廈以及邁阿密最高的辦公大樓之一。法國韋特海默家族 (Wertheimer dynasty)在紐約“億萬富翁街”的辦公室裡管理著巨額財富，其中包括對美國化妝品零售商Ulta Beauty的投資。與此同時，過去二十年間，許多美國億萬富翁在歐洲各地收購了體育俱樂部。川普本人也曾收購了愛爾蘭和蘇格蘭的高爾夫度假村。一位市場資深人士對記者表示，圍繞著格陵蘭島事件，一家丹麥養老基金開始撤出美債投資，如果說該養老基金的體量較小，那麼瑞典最大私人養老基金——阿萊克塔養老基金的最新表態就令人擔憂了。據新華社報導，阿萊克塔養老基金21日說，鑑於“美國本屆政府的不可預測性以及不斷增長的美國債務”，該基金在過去一年內已出售其所持有的大部分美國國債。阿萊克塔養老基金共管理約1.3兆瑞典克朗（約合1433億美元）資產。其首席投資官巴勃羅·貝爾嫩戈稱，自2025年初以來，該基金已分階段減持了大部分美債。截至2024年底，阿萊克塔養老基金持有約1000億瑞典克朗（110.2億美元）美債。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該基金已出售了約700億至800億瑞典克朗的美債。“總的來說，你會看到投資者正在減少對美國的投資。”達利歐表示，“你會看到資產配置發生轉變。”彭博行業研究在回覆第一財經記者的郵件中表示，諸多問題依然存在，並非川普的所有威脅都會付諸行動。“國會共和黨人此前已對川普的格陵蘭島問題持懷疑態度，而最新舉措將進一步引發議員們的擔憂。”彭博行業研究表示，“然而，即便只是發出這樣的威脅，也是一種局勢升級。如果徵收關稅，歐美經濟將面臨新的壓力。即便不徵收關稅，大西洋兩岸的關係也已跌至新低。”達利歐現在怎麼配置資產在當地時間21日晚些時候，美國同歐洲進行的格陵蘭島談判取得明顯突破之前，瑞士私人銀行埃德蒙·德·羅斯柴爾德在一份研究報告中表示，正在考慮根據川普在格陵蘭島問題上的政策結果，對其目前超配的美國股票倉位進行策略性調整。儘管如此，也要看到，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的規模和影響力使得完全避免投資美國變得極其困難。瑞銀首席執行長安思傑(Sergio Ermotti)警告稱，將持有的美國國債作為武器是一種“危險的賭博”。瑞銀對300多家服務於超級富豪家族的投資公司進行的調查發現，全球貿易戰是他們今年最擔憂的問題之一。這些擔憂目前有所緩解，但歐洲領導人和富裕精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警惕川普利用進口關稅威脅來實現其政治野心。“關稅仍然是川普戰略的核心槓桿。”金融諮詢公司德維爾集團（deVere Group）首席執行長格林（Nigel Green）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投資者忽視這一點將自食其果。”達利歐在達沃斯分享了其資產配置的邏輯，稱從去年開始，黃金市場已經遠遠好於科技市場，美國市場表現不如外國市場。達利歐表示，持有國債的人必須對其有信心，但當出現地緣政治衝突時，即使是盟友也不想持有對方債務，他們更青睞使用硬通貨。他表示，央行、主權財富基金和其他機構正在購買黃金，用來分散投資，黃金不是投機金屬，而是世界第二大儲備貨幣。當被問及“達利歐現在怎麼配置資產”這一問題時，他表示，通常一個人應當配置一個多元化投資組合，裡面的資產能夠平衡相互風險，通常黃金的比例在5%-15%，不過當前各國央行的黃金持有比例會更高一點，“在我的戰略戰術中，我已經說過很多次，我會減少對債券的配置，同時我會向增加黃金持倉傾斜，配置水平超過常規比例。”同時，達利歐認為，世界正處於很棒的一場技術革命之中，這些變革不僅來自於超大型科技公司，而且還有對於採用新技術的企業所帶來的影響，“所以我希望我的投資組合的一部分也是這種類型的，總體來說，我現在的配置混合了對新技術的投資以及對黃金的持有。” (第一財經)

達利歐認為，貿易緊張局勢加劇和財政赤字增加可能削弱外界對美國債務的信心，促使投資者轉向黃金等硬資產。他建議投資者將黃金作為關鍵避險工具，在典型的投資組合中配置5%至15%的黃金。全球避險基金巨頭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的創始人達利歐（Ray Dalio）本周二警告，美國總統川普的政策可能導致其他國家政府和投資者減少對美國資產的投資，從而引發“資本戰”。這位億萬富翁投資者。在20日周二於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講話中，達利歐表示，貿易緊張局勢加劇和財政赤字增加可能削弱外界對美國債務的信心，促使投資者轉向黃金等硬資產。他重申多元化投資的重要性，建議投資者將黃金作為關鍵避險工具，在典型的投資組合中配置5%至15%的黃金。達利歐講話當天，周二美股午盤，黃金連續第二日創盤中歷史新高。現貨黃金史上首次漲至4760美元上方，日內漲約2%，體現了投資者在美歐可能爆發關稅戰之際紛紛湧入避險資產。據央視新聞，川普1月17日上周六表示，將從2月1日起對丹麥、挪威、瑞典、法國、德國、英國、荷蘭和芬蘭出口至美國的所有商品加征10%關稅，直至就“完全、徹底購買格陵蘭島”達成協議。這一將關稅與領土交易直接掛鉤的做法，迅速被歐洲方面定性為不可接受的政治脅迫。華爾街機構對這場潛在“資本戰”的後果發出警告。德意志銀行在最新研報中指出，作為美國最大“債主”之一，歐洲手握超過8兆美元的美國資產籌碼。一旦歐洲決定將資本“武器化”，爭端將不再侷限於關稅互搏，而是升級為直擊美債命門的資本層面衝突。“資本戰”風險浮現 黃金是關鍵避險達利歐本周二對媒體表示：“貿易逆差和貿易戰的另一面是資本和資本戰。如果考慮到這些衝突，你就不能忽視資本戰的可能性。換句話說，也許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熱衷於購買美國國債等資產。”達利歐擔心，在信任侵蝕的情況下，持有大量美元和美國國債的國家可能變得不太願意為美國赤字提供融資。與此同時，美國繼續大量發債，如果雙方信心減弱，將造成嚴重問題。達利歐指出：“我們知道，美元持有者和需要美元的美國，彼此都在擔心對方。如果其他國家持有美元，他們互相擔心，而我們又在大量發行美元，那將是個大問題。"達利歐表示，在歷史上有多個經濟衝突從貿易升級到資本流動和貨幣爭端的類似案例。“當你面臨衝突、國際地緣政治衝突時，即便是盟友也不想持有彼此的債務。他們更傾向於轉向硬通貨。這符合邏輯，也是事實，而且在世界歷史上屢見不鮮。”達利歐重申多元化投資的重要性，認為投資者不應過度依賴任何單一資產類別或國家。他強調黃金是金融壓力時期的關鍵避險工具，建議其在典型投資組合中佔比5%至15%。達利歐表示：“當其他資產表現不佳時，黃金表現很好。它是有效的多元化工具。”歐洲的反制選項華爾街機構正在評估歐洲可能採取的反制措施及其對資本市場的影響。據高盛分析，歐盟可能存在三種層級的回應路徑。最溫和的選項是擱置此前已談妥的歐盟-美國貿易協議。該協議需要歐洲議會批准，而在當前背景下，多名歐洲議會議員已明確表示"此時不具備批准條件"。第二種選項是動用去年已準備好的對等反制清單，對美國商品加征關稅。歐盟領導人正討論可能對930億歐元（108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征關稅。最具衝擊力的是第三種選項——啟動反脅迫工具（ACI）。該工具專為應對"第三國試圖通過經濟手段脅迫歐盟或成員國"而設計。與傳統關稅不同，ACI允許歐盟採取一系列非關稅反制措施，包括限制投資、限制進入公共採購市場、對外國資產和服務徵稅，甚至涉及數字服務和智慧財產權領域。德銀警告："8兆美元籌碼"德意志銀行在最新策略報告中指出，美國在歐洲擁有高達8兆美元的資產敞口，包括龐大的直接投資和金融資產。如果爭端升級到資本層面，這一規模遠超貿易逆差的影響。德銀分析認為，一旦歐盟啟動ACI工具，針對這8兆美元的美國資產進行監管收緊、稅務調查甚至限制利潤回流，將對美國企業界造成不對稱的打擊。"在貿易戰中美國或許佔優，但在資本戰中，深度交融的金融資產讓歐洲擁有了實質性的反制籌碼，"德銀表示。根據美國財政部資料，歐盟持有的美國資產總額超過10兆美元，英國和挪威還持有更多此類資產。這些資產包括美國國債和股票，部分由公共部門基金持有，其中最大的是挪威2.1兆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實施障礙與市場影響不過，多數策略師認為歐洲採取極端措施的可能性較低。荷蘭國際集團由Carsten Brzeski領導的研究團隊指出，歐盟幾乎無法強迫歐洲私營部門投資者出售美元資產，它只能嘗試激勵對歐元資產的投資。法國興業銀行的Juckes周一表示，歐洲公共部門的美國資產投資者可能會停止增持或開始拋售，但局勢需要進一步大幅升級，他們才會為了政治目的而損害投資業績。德銀同時提醒市場，不要忽視"資本戰"風險對美國本土資產定價的反噬。"8兆美元資產的安全性一旦受到地緣政治威脅，可能導致資金回流受阻或避險情緒急升，這將使得美債收益率曲線在通膨預期和增長擔憂的夾擊下出現劇烈波動。"高盛測算顯示，如果10%的關稅最終落地，將使受影響國家的實際GDP下降約0.1%至0.2%，其中德國受衝擊相對更大。如果稅率升至25%，GDP衝擊可能擴大至0.25%至0.5%。不過在通膨方面，高盛認為關稅對通膨的影響"非常小"，主要因為需求走弱本身具有抑制價格的作用。本周一市場已出現緊張情緒，美股期貨、歐洲股市和美元承壓，黃金、避險貨幣瑞郎和歐元成為主要受益者，顯示"拋售美國"交易可能捲土重來。 (invest wallstreet)

華爾街最具影響力的投資人之一瑞·達利歐近日發出警告稱，人工智慧的熱潮可能在2026年出現轉折。瑞·達利歐出席在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德舉行的2025年《財富》全球論壇。圖片來源：Getty Images—Amal Alhasan/Getty Images for Fortune Media2025年，美股大幅上漲，標普500指數全年上漲16%，連續三年實現顯著增長。科技股飆升是這輪漲勢的主要推手，背後是投資者持續對人工智慧前景抱有樂觀情緒。但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警告稱，投資者應該在2026年做好準備：那些漲幅過高的股票可能面臨“現實考驗”。達利歐在社交平台X上發佈的一篇2025年回顧文章中寫道：“當前正處於泡沫早期階段的人工智慧熱潮，對各行各業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儘管2025年市場最終表現強勁，但這一年對投資者而言並非始終一帆風順。除了川普政府推行關稅措施所引發的市場波動外，股市對人工智慧領域的任何預警訊號都格外敏感。去年8月，OpenAI的首席執行長薩姆·奧爾特曼親口承認人工智慧可能存在泡沫，並表示投資者或許“對人工智慧過度興奮”，隨後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指數在一個上午就下跌了1.4%。圍繞人工智慧泡沫的擔憂，很大程度上集中在這項技術的落地應用速度上。麻省理工學院去年發佈的一項研究發現，在企業開展的生成式人工智慧試點項目中，多達95%的項目迄今尚未盈利。達利歐在去年11月接受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的採訪時，並未否認人工智慧可能帶來的變革性影響，但他強調，在企業真正掌握如何全面整合人工智慧之前，當前估值高企的明星科技股可能面臨一輪迴調。他在採訪中表示，當前人工智慧泡沫的狂熱程度，已經達到1929年股市崩盤或2000年網際網路泡沫破裂前夕的“約80%”。此外，達利歐還指出，聯準會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是2026年的重大風險之一。聯準會主席傑羅姆·鮑爾的任期將於今年5月屆滿，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已表態將任命一位“強烈支援大幅降息”的繼任者。達利歐寫道，聯準會在2026年最有可能採取的鴿派立場，可能會繼續推高股價，進一步吹大人工智慧泡沫。對於2026年的投資策略，達利歐強調多元化配置的重要性。他指出，黃金在2025年成為“表現最好的主要市場”，這一避險資產去年回報亮眼，與白銀、鉑金等其他貴金屬一同刷新紀錄。達利歐稱，黃金去年跑贏標普500指數47%，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股表面的漲幅光環。達利歐還強調，2025年美元的走弱行情也影響著美股的實際表現。受降息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美元下跌10%，創下近年來最差表現之一。達利歐指出，美元疲軟可能掩蓋市場的深層隱患：“當本國貨幣貶值時，會讓以該貨幣計價的資產看似上漲。換句話說，從弱勢貨幣的視角來審視投資回報，會讓它們顯得比實際情況更強勁。”達利歐稱，從這個角度來看，歐洲、中國、英國和日本等多個海外股市的表現都跑贏了美國。新興市場去年的回報尤為突出，MSCI基準指數上漲33%，是標普500指數回報率的兩倍。達利歐進一步表示，這反映全球資本格局正在轉變，資金不再單向湧向美國。他總結道：“資金流動、資產估值和財富正大規模從美國撤離，這一趨勢很可能引發進一步的再平衡和多元化配置。”編者語聯準會的“人”與“政策”是中國投資者在2026年需密切關注的外部變數。川普任命的新聯準會主席若推行超預期降息，可能繼續吹大人工智慧泡沫並延遲風險釋放。 全球資本格局正發生重大轉變，這提示投資者，中國市場的投資邏輯可能正面臨系統性重構，需以更全球化的視野進行資產配置。人工智慧熱潮引發的樂觀情緒和高估值背後，投身這一領域的中國科技企業和投資者需要保持清醒，關注技術如何創造可持續的利潤，而非概念炒作。 (財富FORTUNE)

2026年到了。如果只看美股券商APP上的紅色數字，很多投資者大機率還沉浸在“美股又漲了18%”的虛假繁榮裡，正準備開香檳慶祝。但在康涅狄格州的橋水基金總部，瑞·達利歐（Ray Dalio）冷冷地看著螢幕，在他最新發佈的《2025》中，這位另類大佬照例潑了一碰冷水：如果你還在用美元計價你的財富，那你正在經歷一場昂貴的“貨幣幻覺”（Money Illusion）。同時，在達利歐眼裡，2025年並不是美股的勝利年，而是法幣信用崩塌、全球資本大輪動、以及美國資產“性價比”跌至冰點的一年。01 你以為你賺了 其實你虧了28%達利歐全篇復盤最核心的一句話是：“由於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再通膨政策，幾乎所有東西以美元計價都大幅上漲，現在的價格相對昂貴。”（just about everything went up a lot in dollar terms because of the big fiscal and monetary reflationary policies and are now relatively expansive.）達利歐在復盤中列出了一組詳細的資料，美元兌日元：跌 0.3%美元兌人民幣：跌 4%美元兌歐元：跌 12%美元兌瑞郎：跌 13%美元兌黃金：暴跌 39%是，2025年，標普500指數名義上確實漲了18%。但是，如果你用黃金——這個人類歷史上唯一的、不被政客操縱的“硬通貨”——作為計價單位，標普500指數在2025年實際上暴跌了28%。這是一個什麼概念？這意味著，你在2025年辛辛苦苦研究K線、聽信大V買入輝達、特斯拉，每天在焦慮中盯盤，最終的結果是：你的資產不僅沒跑贏通膨，甚至沒跑贏一塊靜靜躺在保險櫃裡的金條（黃金回報率+65%）。這是Dalio想說的第一個教訓：在法幣競相貶值的時代，如果不進行貨幣避險或持有硬資產，所謂的“投資收益”不過是通膨的代名詞。之前雷·達利奧提出的全天候投資組合概念模擬02 資本用腳投票美國不再是“唯一的遊戲”過去十年，“買入美國（Buy America）”是全球資金的信仰。但在2025年，這個信仰好像動搖了，而達利歐敏銳地捕捉到了資金流向的劇烈反轉。這一年，儘管川普政府拚命鼓吹“美國優先”，拚命用關稅保護本土企業，但聰明的錢（Smart Money）卻在逃離美國——資料不會撒謊，看看2025年誰在領跑：歐洲股市：跑贏美股 23%中國股市：跑贏美股 21%新興市場（EM）：整體回報率 34%為什麼？因為地緣政治的恐懼壓倒了對利潤的貪婪。川普政府在2025年推行的“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外交，雖然讓紅脖子們很爽，但卻嚇壞了全球資本，畢竟誰也不想自己的資產因為某天早上的一條推特而被制裁、被凍結。於是，為了避險，全球資本進行了大規模的“去美化”，轉向了歐洲、中國和新興市場。那些在2025年依然死守“美股科技七巨頭”的人，雖然賺了面子（EPS增長了22%），但卻輸給了那些配置了“全球一籃子爛資產”的土包子。這是Dalio帶給我們的第二個課：全球資產配置的鐘擺，已經從“美國獨大”擺向了“全球多元”。03 估值的死亡交叉 4.7%與4.9%達利歐在文章中首先拆解了美股看似強勁的“面子”：2025年標普500的每股收益（EPS）確實增長了12%（其中“七巨頭”狂飆22%，其餘493隻股票也溫和增長9%）。這種增長由兩大引擎驅動：57%來自把蛋糕做大（銷售額增長），43%來自切蛋糕的手法（利潤率提升）。但危險就藏在這個“切蛋糕”的邏輯裡，以及市場對它的定價中。達利歐敏銳地指出，這43%的利潤率提升，本質上可能是技術紅利被資本獨吞的結果——企業利用效率提升壓低了勞動力成本，資本家拿走了絕大部分改進成果，而工人所得寥寥。市場現在的極端高估值，是在賭這種“資本吃肉、工人喝湯”的暴利模式能永久持續，完全無視了左翼政治力量正在磨刀霍霍，準備奪回蛋糕的風險。在基本面極其脆弱的同時，金融帳目更是出現了教科書等級的“死亡交叉”。達利歐算了一筆帳：買美股： 基於當前被拉伸到極致的估值（P/E），你冒著崩盤風險，未來的長期預期回報率僅為 4.7%。買債券： 當時的無風險債券收益率約為 4.9%這在數學上是絕對的愚蠢。作為投資者，你承擔了股市崩盤的風險、承擔了公司倒閉的風險、承擔了宏觀波動的風險，結果你的預期收益竟然比躺著買債券還低0.2%？這就好比你去賭場，荷官告訴你：“這一把贏了賠你4塊7，輸了全光；但如果你不玩，出門左轉銀行穩給你4塊9。”只有瘋子才會繼續坐在桌上。但2025年的市場，依然在瘋狂下注。股權風險溢價（Risk Premium）已經徹底枯竭。Dalio的擔心是：現在的市場就如同在火藥桶上跳舞——無論是利率因10兆美債滾動而被迫上升，還是利潤率因政治博弈被強行壓縮，任何一點火星，都會讓這個估值泡沫瞬間破滅。04 紐約市長的就職典禮與階級戰爭咱們繼續講政治。達利歐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永遠把政治（Politics）視為宏觀經濟的第一驅動力。他在復盤中說到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場景，這可能是2025年被主串流媒體忽視、但卻決定未來的最重要瞬間：2026年1月1日，在佐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的就職典禮上，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緊緊站在一起，結成了新的“反億萬富翁”統一戰線。這一幕，標誌著美國內部矛盾的徹底爆發。2025年是川普掌權的第一年，他的減稅和去監管政策，被達利歐定義為：“一場對資本主義重振美國製造業和AI技術的加槓桿賭注（a levered bet）。”於是，前10%的資本家（持有股票的人）變得更富了，而且確實在短期內做大了蛋糕（銷售額增長7%），他們根本不在乎通膨。但對於剩下60%的普通美國人來說，關稅帶來的物價飛漲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達利歐預言：“可負擔性危機”（Affordability Issue）將成為2026年的頭號政治炸彈。左翼勢力的集結，意味著未來兩年，“向富人開刀”、“提高企業稅”、“瓜分AI利潤” 將成為國會山的主旋律。這對於美股的利潤率（Margins）來說，是致命的打擊。2025年企業利潤率的提升（貢獻了43%的盈利增長），在未來很可能被政治這只大手強行按下去。達利歐預言，“錢的價值”（即物價/通膨）將成為接下來的頭號政治議題。共和黨很可能會因此在2026年中期選舉中失去眾議院，而2027年和2028年的美國政治將變得“非常混亂”。04 達利歐眼裡的未來展望未來，達利歐眼中的那台“機器”正在發出危險的摩擦聲。一方面，債務海嘯正在逼近。美國未來需要滾動近10兆美元的債務。另一方面，為了維持經濟運轉和美股泡沫，聯準會（Fed）不僅不敢加息，反而傾向於降息（Ease）。達利歐指出，聯準會的新主席和FOMC顯然帶有明顯的偏見：他們試圖壓低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這雖然會暫時支撐資產價格（吹大泡沫），但會進一步削弱美元的價值。這是一個死循環：為了救債 -> 必須印鈔/降息 -> 導致美元貶值 -> 導致通膨/資產泡沫 -> 導致債券收益率曲線陡峭化（長端利率上升）-> 導致持有現金和長債成為最差的選擇。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2025年，10年期美債以黃金計價暴跌了34%。基於這套邏輯，達利歐也給出了隱含的生存建議——1. 極度、極度地分散（Radical Diversification），學學狡兔三窟：一窟在生產力（少量優質科技股，避險通膨）；一窟在硬資產（必須持有黃金！這是達利歐強調了一整年的重點，65%的漲幅不是頂，是貨幣崩潰的開始）；一窟在離岸（去買那些便宜的、美國製裁不到的資產，比如新興市場債券或資源國股票）。2. 警惕AI泡沫： 雖然AI能提高利潤率，但目前的估值已經透支了未來，且處於“泡沫早期階段”。3. 關注政治風向： 美國的左右之爭（資本主義 vs 社會主義）將在未來兩年決定稅收和利潤的分配，這比財報更重要。 (TOP創新區研究院)

達利歐稱，人工智慧（AI）熱潮目前已進入泡沫初期階段。2025年美國股市表現顯著落後於非美股市及黃金資產。相較於美國股票，投資者更願意配置非美股票；他們也更傾向於持有非美債券。新任聯準會主席及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大機率會傾向於壓低名義利率與實際利率。這一舉措雖會對資產價格形成支撐，但也會進一步吹大泡沫。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Ray Dalio）周一在社交媒體平台X上發文警告稱，推動華爾街科技股上漲的人工智慧熱潮，如今正處在泡沫的早期階段。華爾街主要股指在2025年均錄得兩位數漲幅，這是連續第三年上漲，上一次出現類似走勢還是在2019-2021年。最新的這輪上漲主要由投資者對人工智慧相關股票的強勁需求所推動，令美國股市基準指數屢創新高。達利歐表示，2025年美國股市的表現明顯落後於非美國股票和黃金。去年黃金價格大漲逾60%，新興市場迎來亮眼的一年，而英國藍籌股指數富時100（FTSE 100）的表現也跑贏了全球主要市場。顯然，投資者寧願持有非美國股票而不是美國股票；同理，他們更願意持有非美國債券，而不是美國債券或美元現金。去年秋季，隨著市場對人工智慧股票可能出現泡沫的擔憂不斷升溫，全球股市出現震盪，投資情緒受到拖累，拋售風險隨之上升。與此同時，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以及對聯準會利率路徑的不確定性，也加劇了投資者的不安。達利歐同時表示：“當然，未來關於聯準會政策和生產率增長仍存在重大疑問。看起來最有可能的是，新任命的聯準會主席及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將傾向於推動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下降，這將對資產價格形成支撐，同時也會助長泡沫。”分析人士稱，隨著市場對人工智慧泡沫的擔憂加深，投資者將不再侷限於估值已高企的科技股，而是在今年積極尋找金融市場中被低估的投資機會。達利歐於1975年共同創立了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文章提到，橋水基金旗下的主要宏觀基金在2025年取得了亮眼的業績，在現任CEO Nir Bar Dea帶領下創下50年來最高年度獲利：橋水的旗艦基金Pure Alpha II錄得34%的創紀錄回報，一掃2012年至2024年年度回報不足3%的低迷勢頭。橋水中國宏觀基金和All Weather策略基金也分別實現34%和20%的回報。 (invest wallstreet)

聖誕佳節，三代同堂的溫馨時光裡，我生出了幾分關於原則、善惡與當下困境的思考，這些感悟無關宗教教義，只關乎人與人相處的底層邏輯。一、 原則，是人生的底層作業系統在我看來，人生最重要的東西，莫過於一套立身行事的好原則。它決定了我們追求什麼、又該如何去追求，甚至包含了那些值得我們為之奔赴、為之堅守的終極信念。由此便引申出幾個值得反覆叩問的命題：我們當下奉行的原則是什麼？它與基督教等各類宗教倡導的理念有何異同？我們是否擁有可以共享的普世原則？這些原則從何而來，又經歷了怎樣的演變？回溯人類文明的軌跡，數千年前的世界尚未連成一體，各個社會便已孕育出屬於自己的原則與信仰。無論形式如何，它們的核心訴求高度一致——為人們的相處提供準則，讓社會得以有序運轉，這些智慧也被凝結成了各類典籍。從這個角度看，宗教的誕生本就是為了傳遞良善原則，引導人們向善而行。多數宗教——無論是否提及神明與來世，也包括儒家思想這類側重人際相處的理念——本質上都是兩部分的融合：一是維繫社會良性運轉的相處之道，二是超出邏輯實證範疇的迷信成分。那些關於神的具象化傳說、超自然敘事，若當作隱喻去理解會更具深意，且這類內容在不同宗教中差異顯著。但剝離掉這些外殼後，各宗教關於“如何與人相處”的核心原則，其實高度相似，也最值得我們深思。倘若我們能拋開宗教形式的差異，聚焦於各大信仰共通的目標與原則，那麼聖誕這樣的節日，便有了更普世的意義——它可以成為一場對人類共同良善準則的慶祝。這些共通的智慧一直存在，只是需要我們主動去發現。我並非宗教信徒，無法全然相信那些超自然的敘事，但我由衷認同多數宗教的核心追求與處世智慧——“願人間和平，善意長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還有因果循環的“業力”理念。簡言之，“予人多過取人，終將收穫更多”，這樣的相處模式，才能構築出讓彼此共贏的關係，讓社會與生活變得更好。從現實邏輯來看，助人的行為往往對受助者價值巨大，對施助者而言成本卻相對有限。這種付出帶來的價值增量遠高於成本，還能孕育出充滿愛的社群，催生令人愉悅的共贏關係——這遠比“損人利己”導向的雙輸局面要好得多。於我而言，“靈性”並非源於宗教教義，而是認清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選擇將集體福祉置於個人私慾之上，而非為了自身利益損害整體。這樣的選擇既正確，又切實有效。所以，我雖無宗教信仰，卻始終保有一份對世界的靈性感知。而如今，這些關於善惡的共識被漸漸淡忘，實在是一種遺憾。當然，我並非否定抗爭的必要性。當我們與他人在關乎生存的核心問題上存在無法調和的分歧，且彼此的關係無法割裂時，抗爭便成了不得不做的選擇。但在此，我想提出一個原則：不要為迷信或無關緊要的事爭鬥，更不能混淆善惡的邊界。二、 善惡與品性：別把“利己”當作“善惡”的標尺那麼，究竟何為善，何為惡？如今很多人判斷一件事、一個人的善惡，只看其是否對自己有利——這顯然曲解了善惡的本質。真正的**“善”，是能為絕大多數人帶來福祉的行為；“惡”，則恰恰相反**。我們曾在《烈火戰車》這類電影裡，見過純粹的善與高尚的品性，只是如今這類故事常被貼上“老套”的標籤。現在的作品更熱衷於刻畫善惡交織、正邪模糊的角色，因為這樣更“賣座”。我對品性優劣的判斷，也源於對善惡的理解。好的品性，是擁有為多數人謀福祉的定力與擔當；壞的品性，則是放任自身弱點，做出損害他人的行為。我始終堅信，存在一種既利於個人、又利於社會的行為模式，這種行為就是我們所說的“優良品性”與“道德”。儘管不同宗教、文化對道德的具體規範略有差異，但關於“何為善惡”的核心判定，卻在幾乎所有文明中高度趨同——這源於人類共通的本性。這些普世的行為準則本應是共識，可如今我們卻漸漸迷失了方向，這正是當下的癥結所在。三、 我們正在“走向地獄”：當共識崩塌，私慾成為唯一標尺我個人認為，人類正在一步步“走向地獄”——這當然是一種隱喻。它所指向的，是大多數人已經淡忘關於善惡、品性的核心準則，而我們終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具體而言，我們已經失去了對“何為良善原則”的共同認知，當下最普遍的共識，變成了“為自身利益而戰”——說白了，就是不顧一切地追逐金錢與權力。這幾乎成了衡量一切的標準，這種傾向在影視作品與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體現得淋漓盡致。那些堅守善念的榜樣，似乎越來越少了。如今，人們對“何為優良品性”“何為善”的認知愈發模糊，甚至將不良行為包裝成“正能量”——這對所有人都沒有好處，尤其是對需要榜樣指引的孩子。孩童的心智本就極易受外界影響，可我們非但沒有清晰地向他們展示“為了讓社會更美好而努力向善”的價值，反而在影視、遊戲中充斥著以自私為目的的暴力情節，新聞報導也將殘酷的殺戮當作尋常事件來呈現。這樣的環境，對個人（尤其是孩子）與社會的健康發展，都貽害無窮。毒品氾濫、暴力頻發、無家可歸者增多、自殺率上升、機會與生活條件的鴻溝擴大——這些問題既是我們淡忘善惡原則的結果，也是導致這種狀況愈發嚴重的原因。在我看來，宗教的衰落與道德準則的崩塌，是一個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宗教教義或許曾被當作“麻痺大眾的鴉片”，但其中也蘊含著歷經時間檢驗的相處智慧——那些寫在典籍裡的、關於如何建構美好社會的道理，即便剝離掉迷信成分，依然具有價值。諷刺的是，許多宗教信徒打著信仰的旗號，行的卻是與教義相悖之事：他們為了迷信分歧與一己私利爭鬥不休，全然忘記了宗教倡導的“共同福祉”。說到底，他們的爭鬥，正是因為迷失了方向，混淆了善惡的邊界。長此以往，宗教因迷信成分與信徒的不當行為愈發被質疑，而其中蘊含的良善原則，也被一併拋棄，且沒有新的共識來填補這個空白。當然，我們的世界並非全然灰暗——人類的認知在飛速提升，科技進步也帶來了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這些都是不容否認的成就。只是在我看來，這些進步的重要性，遠不及“人與人如何相處”這件事。歷史早已反覆證明：科技的發展確實延長了人類的壽命、提升了生活質量，但它從未阻止戰爭與災難的發生；恰恰相反，技術的進步讓人類擁有了更強的傷害能力，而世界的緊密相連，甚至催生了世界大戰。正因如此，我們才更需要重新錨定那些永恆的、普世的原則——畢竟，人類的福祉，終究取決於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而非技術的先處理程序度。好消息是，倘若我們能重拾善意、堅守良善原則，那麼當下的技術力量，便會成為解決一切問題的助力。而這一切的關鍵，就在於我們是否擁有，並且願意踐行那些好的原則。 (資訊量有點大)

導語：未來幾年，最重要的因素是其他幾種力量得到良好管理。應對這一系列情況有好的方法和不好的方法，而最佳方法是根據機率行事，進行良好的多樣化投資，並堅持遵循合理的基本面原則。至於身處那些地方最有利，我認為是那些正確掌握這些基本面的國家。這讓我想到最後一個原則：如果你毫無擔憂之心，那就應該感到擔憂；而如果你憂心忡忡，那麼反倒無須過於焦慮。願你找到有效原則，應對未來變局。在過去50多年的投資生涯裡，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曾多次得以成功預判重大趨勢。俗話說：「愚者把事情複雜化，智者把事情簡單化。」世間萬物皆有其運行規律，一切變化如同永動機般周而復始。在達利歐看來，世界這個機器的運作是由五大力量驅動的，包括債務/貨幣/經濟周期、內部秩序和混亂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亂周期、自然力量和人類的創造力。當這五種力量共同作用時，它們便構成了從「舊秩序」向「新秩序」演進過程中，和平繁榮與衝突蕭條交替出現的整體大周期。作為全球宏觀投資者，達利歐的成功更多的是靠應對未知，而非依賴已知。對這五大力量的深刻洞見，正是他對未來下注的關鍵所在。他坦言道，“在我50多年的專業投資生涯中，通過押注這種因果關係賺了很多錢......儘管很多關鍵的未知和不確定性仍然存在，但我確信這些是最大且最重要的力量。”未來5-10年是所有主要秩序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在警世新作《國家為什麼會破產：大周期》中，達利歐將基於這五大力量的未來預測，毫無保留地分享給大家。希望幫助你更理解當下和預測未來，找到值得押注的好機會。01. 債務/貨幣/經濟周期 未來5年，下一個重大危險訊號一直以來，短期債務周期始終存在，我預計它們將持續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短期周期將累積成「大債務周期」。短期債務周期的平均持續時間通常約為6年，上下浮動3年；長期債務周期平均持續時間約為80年，上下浮動25年。這些債務周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同時也反過來影響其他事物，其中最重要的是我提出的另外四大力量。如生命周期一樣，大周期也會經歷不同的階段。當下我們正處在「第5階段」的晚期階段，就在引發大周期終結的蕭條和戰爭階段之前。這是一個激進的且通常充滿出人意料的變化的時期，這些變化在人的一生中可能未曾出現過，但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根據我的衡量，美國和大多數主要國家（七國集團其他成員國和中國）都負債過重，處於大債務周期的後期階段，不得不經常依賴MP3（即通過央行購買債務來為大規模財政赤字融資）。因此，如果不以某種方式控制其長期債務周期問題，那麼以主要儲備貨幣計價的債務資產和債務負債發生非自願性重大重組/貨幣化的可能性非常高——未來5年內約65%的可能性，未來10年內約80%的可能性。我們需要警惕的下一個重大危險訊號（即債務危機即將發生的訊號）是，現有持有人大規模拋售政府債務資產（如債券）。這將與新政府債務的發行和銷售一起，造成相對於需求的巨大供給。這會迫使央行面臨兩難：要麼讓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大幅上升，要麼大量印錢並購買長期政府債務以維持這些利率的低位，從而使債務和貨幣貶值。顯然，消除如此龐大的債務負擔符合這些國家的利益。透過研究歷史，我發現當國家處於類似境地時，會使用各種在當時和現在看來都極端且難以想像的方式來減輕債務負擔。這些極端行動包括凍結債務支付、沒收敵對國家資產、徵收懲罰性稅收和實施資本/外匯管制、務違約/延長期限，以及改變流通貨幣類型（通過與黃金等硬資產脫鉤或創造新型貨幣）。我並不是說這些事情一定會發生，但我確實想指出領導人必須妥善管理債務供需問題。重要的是要意識到這些極端行動帶來的風險，並隨時關注局勢變化。在我看來，最好的方案是採用我的「3%三部分」解決方案，同時配合一個「和諧的去槓桿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通縮性去槓桿化方式（如財政緊縮和債務重組）與通膨性去槓桿化方式（如貨幣政策寬鬆和債務貨幣化）達到平衡。無論如何，為支撐非生產性人群過度消費而藉入遠超償還能力的債務的時代即將結束。展望未來，兩三年後同時發生債務緊縮和經濟衰退的風險相當大，為了規避風險，必須把主要目標放到同時提高生產力和減輕債務負擔上（這也將降低債務和貨幣的價值）。02. 內部秩序與混亂周期 從民主轉向專制，3-5年內會走向極端國家內部存在短期的政治波動，平均持續時間約為6年，上下浮動3年。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波動會累積成內部秩序的重大轉變，這種轉變通常持續約80年，上下浮動25年。在民主國家中，選舉周期與經濟周期大致同步，因為糟糕的經濟狀況通常會導致政治變革。當下，美國的政治分裂已經變得深刻且頑固。事實上，這一現像是全球性的，只是在不同的國家中程度不同。人們在生產力、財富和價值觀上的差距擴大，以及對民主制度運作方式的不滿情緒增加，導致了更多的民粹主義衝突，並催生了類似於1905—1914年和1933—1938年的政策。這種衝突時期往往是向更專制的政府形式過渡的時候。當民主制度失敗時，專制制度便會取而代之。在混亂時期，金融、政治和軍事力量比法律更為重要，而專制制度通常比軟弱、混亂的集體主義更為有效。在新興的秩序中，金融和政治權力比法律更為重要，而專制制度通常比軟弱、混亂的集體主義更為有效。在大多數情況下，從民主制向專制制度的轉變是在民主規則框架內進行的，並且會在幾年內（通常是3-5年）逐漸走向極端。我們現在正在目睹這部充滿戲劇性的電影的高潮：唐納德·川普和他的政府團隊掌控美國，試圖通過“讓美國再次偉大”來扭轉其衰落。他試圖透過重建美國的競爭力來實現這一目標。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許多國家、產業和公司的領導人，以及廣大民眾都在努力超越他人。這種競爭現在已經激烈到了一個程度：競爭者甚至願意消滅對手。就川普總統所推行的旨在節省成本的政府變革而言，這些舉措是非常激進的，而且為了取得成功必須迅速推行。然而，這些削減措施也帶來了負面影響，因為許多會因此受到傷害的人將進行反抗，而一些寶貴的支援體系也會被削弱或廢除。記住，要想取得成功，制度就必須為大多數人創造適當的生活條件。這種情況會發生嗎？美國的挑戰在於，教育、家庭和社會系統中一直存在著深層和普遍性的腐朽，導致許多孩子未能成長為有生產力、文明和健康的人。這是一個多代際的問題，幾乎不可能解決，尤其是在領導層分散且資源不足的情況下。目前，只有一小部分人具有極高的生產力並且生活富足。更確切地說，最頂尖的那1%的人正在帶來革命性的改變。他們加上協助他們的接下來的9%的人共同構成了最頂尖的10%且做得很好。接下來的30%的人情況一般，而最後60%的人的處境則非常糟糕，也就是說，他們是淨消耗者，而非淨貢獻者。川普政府的政策旨在透過將更多的資金、權力和自由轉移到最多產的人手中，來提高生產力。這將會產生一些次生影響，而這些影響是所有人都應該考慮的。要治理一個長期管理不善、陷入混亂的國家並非易事，我建議定期關注處於社會底層的60%的人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的感受。03. 外部秩序和混亂周期 相對中國而言，美國的衰退無可爭議正如國家內部存在內部秩序（和諧、生產力和繁榮）和混亂（重大沖突、破壞和蕭條）周期一樣，國家之間也存在外部秩序和混亂周期。作為大周期的一部分，歷史上也出現了以下兩種模式之間的巨大波動：（a）單邊主義，各國為自身利益而鬥爭，強者勝過弱者，遵循“叢林法則”或“適者生存”；（b）多邊主義，各國追求全球和諧、和平共處以及平等主義。我們現在看到國際秩序正在從一種更合作的、追求共同利益的多邊世界秩序，轉向一種更對抗的，透過大膽使用金融、政治和軍事力量追求自我利益的單邊世界秩序。在這個階段，強者霸凌弱者的現象越來越明顯。因此，弱勢帝國應該感到擔憂。誰是弱勢帝國？大家都知道，歐洲是軟弱的，容易成為獵物，俄羅斯可能會成為歐洲的敵人，而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很可能會導緻美國不保衛歐洲。此外，所有人都知道川普是極右翼，因此他傾向於讓美國與那些極右翼且有能力戰鬥的國家結盟，並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方式迫使民眾和各國做他想讓其做的事情。這正是推動新世界秩序重塑以及由美國領導的「同盟國」一方的因素。同樣重要的是，在大周期的這個階段，聯盟關係往往會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迅速改變，勝利比忠誠更重要。例如，在二戰中，德國和俄羅斯迅速從盟友變為敵人。我們應該預期聯盟關係會以難以想像的方式迅速變化。同樣，我們可能會發現歐洲與中國的關係比歐洲與美國的關係更緊密。在大周期的這個階段，這種難以想像的變化經常發生。就美國和中國的大國衝突而言，美國相對衰落以及與中國的衝突正在增加，這是客觀上無可爭議的。下面兩張圖顯示了我對中美綜合國力的衡量和衝突強度的評估。這顯示大國衝突和「修昔底德陷阱」效應正在發揮作用。川普總統正試圖扭轉美國的相對衰落，同時美國和中國顯然處於一場尚未升級為軍事戰爭的衝突中。我不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美中之間會發生軍事戰爭，因為雙方都知道這將導致相互毀滅，但美國和中國目前正在進行其他類型的戰爭，包括外交、網絡和貿易戰，其正在嚴重威脅和傷害對方。這對政策、投資和商業產生了影響。例如，為了贏得科技戰，各國政府正在自上而下地制定國內和國際政策，涉及晶片生產、資料中心投資與建設、電力生產、技術禁運、制裁、關稅措施、全球人才引進等領域。在我看來，最大的問題在於各國領導人的務實程度，他們及其對手將如何處理彼此的關係，以及在困難時期如何有序和明智地管理事務。我的觀點是，國際投資和商業交易將變得更加容易，數量也會增加。04. 大自然力量 自然災害機率增加，且代價日益高昂縱觀歷史，自然災害奪去的生命比戰爭更多，摧毀的秩序比其他4種力量的總和還要多。人類對自然的污染和破壞、更高的人口密度、全球範圍內更緊密的接觸（由國際旅行的增加而產生），以及因土地開發而與其他物種更密切的接觸（導致疾病在動物與人類之間傳播）都是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未來幾年，乾旱、洪水和疫情發生的機率正在增加，且代價日益高昂。鑑於世界主要國家目前債務沉重且面臨其他需求，幾乎沒有什麼措施會主動預防和應對自然環境變化所帶來的高昂成本。但無論如何，代價都將不可避免地產生——要麼是為了預防損害而投入資金，要麼是在因酷熱難耐的天氣、乾旱、洪水、海平面上升、健康問題、海洋遭到破壞、物種滅絕以及未來數年可能發生的許多其他情況而造成損害之後花錢去修復。這將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來適應這些變化。對那些正深受氣候變遷影響卻又沒有足夠資源來應對的全球南方國家而言，這可能會導致國內衝突和人口外流。而流離失所的人們又會給其他國家帶來壓力，就像我們已經在美國和歐洲的移民問題上所看到的那樣，這會使得國內和國際政治局勢變得更加不穩定。05. 人類的創造力 AI將推動GDP和預期壽命指數級成長儘管前4種力量的趨勢似乎在​​惡化，但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科技力量從未像現在這樣強大，並且在未來幾年內還將如此。在我看來，我們如今正處在一個新時代的邊緣，在這個新時代裡，機器思維將在許多方面對人類思維進行補充，甚至超越人類思維，就如同在工業革命時期，機器勞動對人類勞動的補充和超越一樣。未來5年，我們將在大多數領域看到巨大的進步，而創造出人工智慧能力只是人工智慧應用的開始。由於這些技術幾乎會影響到方方面面，因此，那些運用這些技術的國家、投資者和企業之間的業績水準將存在極大的差異。那些懂得如何有效利用這些工具的主體將獲得回報，而那些未能做到這一點的主體將受到懲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從投資的角度來看，相對於為投資和開發這些新技術所付出的成本而言，其能帶來的收益目前還不明確。美國和中國現在是設計這些強大新技術的主要競爭對手。美國在研發最先進的半導體晶片方面領先於中國，但在晶片生產方面處於弱勢；而中國在先進晶片的研發上緊隨其後，在以更低成本生產較低端晶片方面領先，並且在人工智慧的應用部署上也處於領先地位。在這場競賽中，雙方肯定都會全力以赴，試圖勝過對方，一方面會複製或藉鑑對方已有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會努力保護自己已取得的成果。我始終牢記一個原則：總的來說，知識產權保護並不奏效。儘管那些核心機密（如當年原子彈的研發）或許能夠被成功保護，但任何公開使用的技術幾乎都能瞬間被覆制。此外，法律體系在執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也做得不盡人意。基於這些原因，我們應該認為，那些公開展示且備受青睞的優秀創意，大多會在約6個月內就被覆制。還需要明確的是，人工智慧並不是唯一的影響國家相對力量的重要技術。除了晶片和人工智慧，美國和中國還在許多其他技術領域展開了主要競爭，包括量子計算、基因編輯及其他生物技術、機器人技術、太空技術等。中國擁有全球40個最佳電腦科學項目中的20個，在技術競爭方面是美國的一個強大對手。總之，我對可能發生的革命性進步感到非常興奮和樂觀，這些進步將來自富有創造力/實用精神的人與資本的結合，從而獲得所需的資源（也許最重要的是這些新的人工智慧技術），並在非常有利於取得進步的環境中運作。當然，新技術是雙刃劍。例如，它們既提高了我們互相傷害的能力，也提高了我們互相幫助的能力。如上圖所示，實際GDP和預期壽命呈指數級增長，這是因為知識的加速複合增長，這種增長應該會繼續，因為人工智慧正在推動其複合增長。尾聲 應對未來變局的最佳方法我相信，未來5-10年將是所有主要秩序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從現在到那時將感覺像是穿越時空進入一個非常不同的現實。最強大且最重要的力量是人們如何相處。人們如果能夠共同應對問題和把握機遇，而不是彼此爭鬥，就能獲得最理想的結果。不幸的是，儘管科技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人性並沒有太大改變，因此這很可能依然超出了人類的能力範圍。當今新技術的積極影響將是過去30年的約150%。今天的技術革命成為對市場和經濟狀況影響最大的一次，但這種積極力量不足以壓倒債務、內部衝突、外部衝突、氣候變化和人口結構等逆風。未來幾年，最重要的因素是其他幾種力量得到良好管理。應對這一系列情況有好的方法和不好的方法，而最佳方法是根據機率行事，進行良好的多樣化投資，並堅持遵循合理的基本面原則。至於身處那些地方最有利，我認為是那些正確掌握這些基本面的國家。這讓我想到最後一個原則：如果你毫無擔憂之心，那就應該感到擔憂；而如果你憂心忡忡，那麼反倒無須過於焦慮。願你找到有效原則，應對未來變局。 （格上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