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美元與權力：無法建立一個帝國

2025/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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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的話

英國格萊德斯通爵士曾說過，被貨幣愚弄的人比被愛情愚弄的人還要多。這句話用在“美元體系”上也恰當。

時下，“美元崩潰論”、“穩定幣拯救美元”的宏大敘事很受追捧。研究者還是得透過敘事看本質。溫故而知新，需要回歸的歷史，是布列敦森林體系瓦解之前，而非之後。

本文摘自弗朗西斯 · 加文的專著《黃金、美元與權力》（英文版2004年發行）。本書是詮釋安全、貨幣與國際收支平衡“不可能三角”問題的必讀書目。

摘選最重要的一段話，以免遺漏：

也許本研究得出的關鍵論點就是，聯盟政治、貨幣關係以及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緊密關聯的。正如我們已經認識到的,這段時期的國際收支政治學不可能脫離美國與歐洲的總體關係問題得以理解。這意味著美元和黃金問題絕不僅限於貨幣和貿易政策，而是與像美國對北約政策以及尤其是德國問題和核問題這樣一些基本的政治問題密不可分的。這就突出了方法論上的一個重要觀點。我們不能以相互孤立的視角看待經濟政策、戰略和對外政策問題。對大多數美國決策者而言，美元和黃金問題在本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考慮到如今的國際貨幣體系也非常混亂，記住這個教訓顯得非常重要。

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裡,美國高層決策者一直深受國際收支赤字和黃金外流問題的困擾。在1960年倫敦黃金危機之後,艾森豪威爾政府擔心如果赤字不能消除,西方聯盟的經濟將會徹底崩潰。甘迺迪總統坦承,他對國際收支赤字的擔憂與核武器一樣深切,有時甚至還要更加嚴重。儘管林登.B.約翰遜有許多需要關注的事情,但是他也被一種想法所困擾,如果美元和黃金問題失控,一場全球性的蕭條將接踵而至。從20世紀50年代末直到20 世紀70年代,美元和黃金問題一直是美國對外經濟政策的最重要事務-比我們以前理解的還要重要得多。

而且,這些貨幣問題影響到了財政政策、有關美國在歐洲軍事戰略的爭論,以及美國與北約之間的關係。埃夫里爾·哈里曼 ( Averell Harriman)於1966年寫給約翰遜總統的一份引人關注的文件,揭示了國際收支與世界政治之間更加廣泛的關聯。其中,哈裡曼提出了一個計畫來處理冷戰中一些最棘手的問題。俄羅斯人將被告知德國永遠不會獲得核設施，以使蘇聯能簽署不擴散協議。作為回報，俄羅斯人將“承諾使河內在東南亞實現和平”。最後, 美國將“通過在國際收支問題上做出讓步來補償德國”。最終，沃爾特·羅斯托反對該計畫，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錯誤地使德國人逃脫了國際收支的補償”。雖然難以想像這種交易得以達成的情景，更加令人驚嘆的是，一個可以結束越南戰爭並簽訂核不擴散協議的機會，竟然因為破壞了約翰遜總統執行美國國際貨幣政策的能力而被否決。

這個事情是如何改變我們對美國這段時期對外政策的理解的？乍一看，黃金和美元的故事似乎證實了經濟考慮在冷戰時期的首要性。許多研究者已經識別出實利主義(materialist)和經濟因素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驅動力量。在最極端的情況下，這些論述解釋了冷戰是世界資本主義出現危機時的一種產物,是美國為了在海外擴張並支援國內的軍事工業複合體的產物。

35年前，加佈雷爾·科爾克(Gabriel Kolko)在《美國對外政策的基礎》一書中宣稱, “美國的主導利益在於世界經濟的穩定，任何會破壞這些條件的東西都對其現有的霸權形成了威脅”。托馬斯·麥考密克 (Thomas McCormick)在總結世界體系觀點時說，“單一的霸權國家有內在的動機迫使其他國家放棄經濟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控制措施，接受一個貿易自由開展、資本自由流動,以及貨幣自由兌換的世界”。即便一些同情這種國際經濟秩序的學者也相信它促進了美國的霸權。按照傑出的政治科學家羅伯特.吉爾平 (Robert Gilpin)的說法,美國之所以能維持相對於西歐的霸權實力,是“基於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以及能容納其盟國的核威脅擴張”。

按照這些解說,這種帝國權力的基礎就在於布列敦森林國際貨幣體系。美國借助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創立布列敦森林多邊貨幣體系”，使“世界經濟更加單一、更加相互依賴”。結果是“資本主義在1950~1973年之間出現了一個黃金時期”，這個時代“如此繁榮以至於主要的受益者，那些強大的核心國家都覺得沒有必要以戰爭為手段去重新分配全球的資源和財富”。布列敦森林體系在20世紀60年代尤為成功，因為它“解決了世界經濟中的一些根本問題”。分配問題在國家層面和國際層面都得到瞭解決，"國家的獨立自治”問題從未興起，而“國際體制”也在有效地運轉，因為美國負責任地做出行動，體系面臨的問題“相對比較簡單”。絕大多數“美國的盟國都默認這種霸權體系,它與美國可以在海外單邊行動以促進美國利益的特權相一致”。既然布列敦森林體系是“美國維持其全球霸權的一個前提條件”,美國就不會“容忍在結構上改革”該體系,因為這會威脅到“美元繼續保持領先的地位”。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些材料講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通過年復一年地維持赤字局面，美國確實是受益了。但是隨著像法國、聯邦德國、日本以及其他積累這些赤字美元的國家不斷出現,一種經濟不安全和脆弱的感覺-而不是霸權-在美國高層決策者中逐漸浮現。隨著美國的盟國越來越願意利用它們的貨幣權力顯示對美國安全政策的不滿，這種感覺更加強烈了。許多政府官員覺得被這個體系困住了,由於其他國家肯定會進行相同程度的貶值，所以美國不能單邊貶值。這使得美國決策者早在1962年——比越南戰爭升級或偉大社會計畫出台要早許多——就考慮推行劇烈的改革以徹底改變國際貨幣體系，並且在很多情況下限制美元所享有的特權。

而且,國際貨幣體系非常混亂,容易發生破壞穩定的危機。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瓦解始於它真正開始運轉之時-大部分西歐國家在1958年底對其通貨實現了經常帳戶的自由兌換之後。全世界各國政府,包括據稱奉行“門戶開放政策”的美國,對這些危機的反應都是增加對貿易和資本流動的限制,而且普遍接受其他國家所施加的一些限制。這凸顯了一個未被認識但很關鍵的方面: 布列敦森林時期不是“門戶開放”下資本自由流動的一個黃金時期。資本流動在全世界激增是在實行固定匯率的布列敦森林體系以及20世紀70年代初美元——黃金自由兌換崩潰之後。僅僅在20 世紀70年代末,大多數國家才開始放棄一系列的資本控制措施, 這些措施對維持嚴格的平價是非常必要的。匯率彈性，加上金融市場解除管制、技術進步以及創新型金融避險工具的發展,推動了跨境資本流動的迅猛增長,尤其是流向東亞和拉美。

這種對美國國際貨幣政策的新理解,對有關這段時期一些過於簡單的“門戶開放”、“帝國”或者“世界體系”等解釋提出了質疑。針對20世紀後半葉美國外交政策的動機和認識,存在大量爭論的空間。但是如果美國的目標就是在冷戰時期建立一個獲益豐厚經濟帝國，那麼它不會採取一種如此糟糕的方式。美國的冷戰政策鼓勵一些主要的盟國設定資本控制並且形成貿易和貨幣聯盟，而且這些聯盟對美元商品實施歧視。日本和西歐依靠保護主義的貿易和貨幣壁壘重建了被戰爭摧毀的經濟,在接受美國數以億計的援助的同時又因為美國的安全政策而避免擔負高昂的軍事開支。有多少帝國見識過它們在世界GDP中的份額像美國在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這段時間那樣如此迅猛地下降？儘管這些政策是出於地緣政治方面的考慮，但是如果美國對主導全球經濟感興趣,會有很多可獲利的方式去處理這種問題。

這是否意味著，只用“國家安全”框架就能更好地理解這段時期？對此，國際收支的故事再一次提供了模棱兩可的證據。黃金和美元危機發生於與蘇聯競爭的冷戰巔峰時期,按照權力政治 (Realpolitik)的框架，這種“高級的”政治問題應該很容易就壓倒“低級的”國際收支赤字問題。然而，艾森豪威爾、甘迺迪和約翰遜都曾數次考慮過為了緩解美國的外匯困局而撤回在北約歐洲區域的駐軍。雖然軍隊沒有被撤回,但它與蘇聯在歐洲的威脅或者所謂的靈活反應戰略關聯度更小,更大程度上是需要憑藉美國龐大的軍事存在去壓制容易爆發的“德國”與“核”問題。

修正主義者的視角在解釋美國國際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時是正確的——它深深地受到決策者對大蕭條理解的影響。但是這種看法的形成主要不是因為對利益或帝國的渴望，而是擔心國際經濟崩潰將會引起又一次的世界大戰，這種可能性在核時代是不敢想像的。那些將大衰退轉變成一次世界災難的事件——信貸 (Creditanstalt)銀行的垮台，英國停止英鎊——黃金的自由兌換，1933年倫敦經濟會議的失敗，美元貶值，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閉關自守政策的興起，以及最後的世界大戰——都烙進了大多數決策者的集體記憶之中。在大多數人看來，貨幣關係與戰爭之間有著一種因果關聯：貨幣混亂和貶值滋生以鄰為壑的政策和經濟民族主義，經濟民族主義產生獨裁，獨裁引發世界災難。回過頭來看，在20世紀60年代驅動美國貨幣政策的大蕭條的類比，與在越南戰場上預示災難的慕尼黑的類比一樣過於簡單，一樣是錯誤的。但是這個類比對決策者的想像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這些擔心普遍都被誇大了。正如我們已經看到過的，很大一部分赤字根本不是赤字，而是各國央行和國際企業出於儲備和干預的目的而需要的美元。儘管彈性匯率沒有完全實現支持者的厚望，但是也沒有帶來所擔心的災難、蕭條和政治混亂。最重要的是，貨幣混亂沒有引發戰爭。而且，彈性匯率極大地解決了布列敦森林體系的兩個結構性問題，即流動性與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問題。而且，關於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政治學的故事突出了代際間的教訓是如何影響政策爭論的。它也凸顯了歷史學家去審視這些教訓是多麼重要，以便從事實中剝離迷思。 (Global Macro 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