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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lie Gifford新興市場投資專家Andrew Keiller在訪談中深入剖析了到2050年新興市場如何重塑全球經濟格局，及其背後蘊藏的長期投資機遇，核心邏輯可追溯至歷史上貿易限制與產業轉移的經典規律——就像400年前荷蘭東印度公司壟斷丁香貿易最終被阿曼蘇丹在桑給巴爾的種植園打破，如今新興市場正以相似路徑在多個領域打破西方主導。
驅動這一轉變的核心資料不容忽視：2050年全球約1/3人口將集中在中印兩國，如此龐大的人口基數不僅意味著消費市場的重構，更將深刻影響文化 norms、產品設計邏輯乃至全球權力結構。這已不是遙遠的預測，近年韓流從 niche 到主流、TikTok從中國席捲全球的案例，正印證新興市場企業開始登上全球創新與品牌頂端。
所謂“美國例外主義終結”的說法過於膚淺，更準確的趨勢是“西方影響力相對下降而新興市場集體崛起”。全球增長將進入“多引擎”時代，比如德國中小型工程企業正通過印度製造業崛起獲得新生——印度工廠對高精度自動化技術的需求，讓這些企業煥發第二春，這種“南南合作”帶來的協同效應將遠超單一國家的周期波動。
最具顛覆性的變化在於貿易流向：2000年新興市場僅25%出口流向其他新興市場，如今這一比例已接近50%。這意味著“美國打噴嚏新興市場感冒”的舊邏輯失效，增長動力更多來自區域內循環。典型如巴西大豆，過去主要出口歐美，現在70%流向中國，甚至由中企主導修建橫跨巴西農業腹地的鐵路——這種供應鏈重構讓新興市場經濟韌性顯著增強。
貿易夥伴的轉變倒逼產品本地化創新，而非簡單複製西方模式。中國電摩企業進入東南亞時，並非直接出口上海的車型，而是針對當地短途通勤、交通擁堵、熱帶氣候的特點，簡化設計以降低維護難度，改良電池耐高溫性能，甚至為現金主導的經濟體系重構支付模式——這種“因地制宜”的創新能力，正是新興市場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更深層的結構性變化是“去美元化”處理程序，這並非美元消失，而是終結其在全球貿易中的“排他性霸權”。印度與阿聯用盧比結算百萬桶原油交易，繞開SWIFT和紐約清算所，看似規模不大卻具有象徵意義——兩大經濟體證明“無需中間商也能完成交易”。未來可能出現亞洲區域貨幣、非洲數字貨幣等多元結算體系，削弱聯準會政策對新興市場的外溢影響。
新興市場在關鍵原材料領域的主導地位將成“綠色轉型剛需”。鋰、鈷、銅、鎳等新能源必需礦產，超半數供應來自新興市場，智利SQM在阿塔卡馬沙漠的鋰鹽湖開採就是典型——儘管需18個月蒸發周期、面臨水資源短缺和環保壓力，但其成本仍遠低於硬岩鋰礦，在當前鋰價低迷導致1/3產能虧損的背景下，這類低成本生產者將在周期反轉時率先受益。
數字經濟則為新興市場提供了“彎道超車”的捷徑。全球仍有1/3人口（約25億）未聯網，這些人群一旦通過30美元智慧型手機和3G網路接入數字世界，將直接跳過PC時代，形成獨特的消費習慣。哈薩克的Kaspi超級應用就是典範：覆蓋1300萬使用者（佔成年人口近全部），從 groceries購買到停車費支付、稅費繳納無所不包，部分商戶甚至只接受其QR碼支付，展現出數字平台對傳統經濟的徹底重塑。
基於這些趨勢，Baillie Gifford將投資標的濃縮為四類：一是關鍵投入品生產者，如SQM（鋰）、SK Hynix（為輝達AI晶片提供高頻寬記憶體，堪稱“AI供應鏈的寬吸管”）；二是數字優先企業，如Kaspi及拉美移動銀行；三是深耕新興市場間貿易的公司；四是國內市場足夠龐大的企業，如中國的Luckin Coffee——其以移動優先模式超越星巴克，通過“茅台拿鐵”等本土化創新，瞄準中國人均月咖啡消費量僅2杯的巨大提升空間。
中國仍是重要戰場，儘管地緣摩擦加劇，但多數中企以國內市場為主，出口業務也多豁免於嚴苛關稅。中國正加速關鍵領域自主化，從寧德時代的電池到DeepSeek的AI模型（開發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創新活力未減。所謂“中國不可投”的論調已過時，當前全球組合對新興市場的“系統性曝光不足”，恰恰意味著佈局窗口期的到來。
長期看，非洲可能成為下一個爆發點。正如《Time-Travelling Economist》指出，當一個國家實現電力普及和全民識字，發展就從“可能”變為“必然”。儘管當前受制於市場准入和治理挑戰，但25年內隨著基礎設施改善，非洲或將複製亞洲的增長奇蹟——或許未來真會出現“柏基非洲 equity 基金”。 (神經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