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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觀點｜川普的貿易代表：我們為何重塑全球秩序
國際經濟秩序似乎總是在莊嚴的酒店中誕生，這大概是一條不成文的規則。
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如火如荼之際，同盟國代表齊聚新罕布什爾州一座風景如畫的度假村——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商議如何建立戰後經濟秩序，以在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中恢復貿易的正常流動。
儘管布列敦森林體繫於1976年終結，但它的遺產仍在延續。
我們當前這個無名的全球秩序，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主導，名義上旨在追求經濟效率並規範其166個成員國的貿易政策，然而這個體系如今已經站不住腳、難以為繼。
美國為維持這個體系付出了製造業崗位流失和經濟安全受損的代價；其他國家則難以推進必要的改革；最大的贏家則是◻️◻️——依賴國有企業與五年計畫的國家。
因此，過去十年來，國際社會以及美國兩黨對該體系未能順應主權國家的根本利益，表現出廣泛且持續的失望情緒。
如今，改革時機已然到來。上周，在位於蘇格蘭海岸的川普特恩貝里（Turnberry）度假村，美國總統川普與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達成一項歷史性協議——這是一份公平、均衡、以服務國家切實利益為導向的協議，而非空泛的多邊機構願景。
實際上，通過關稅、市場准入協議與投資協定的組合，美國已為一個全新的全球貿易秩序奠定了基礎。
舊有體系否定關稅作為公共政策工具的正當性，這意味著美國放棄了對關鍵製造業及其他行業的關稅保護。
過去三十年裡，美國大幅削減市場壁壘，允許外國商品、服務、勞動力與資本大量湧入。
與此同時，其他國家卻對美國產品保持市場封閉，並動用一系列政策手段——如補貼、壓低工資、寬鬆的勞動與環保標準、扭曲監管及操控匯率——以人為方式擴大對美出口。
這種做法導致美國及少數幾個經濟體淪為“最後的消費者”，成為那些奉行“以鄰為壑”經濟政策國家的出氣筒。
我們的貿易夥伴在這場博弈中遊刃有餘，而華爾街與華盛頓的精英則樂於通過全球套利獲取豐厚回報，將生產外包至海外。其最終結果是：
全球製造業大規模遷往如◻️◻️、越南和墨西哥等地，那些地方的企業要麼剝削弱勢勞工，要麼享受政府的巨額扶持；與此同時，美國創下全球絕對值最高的貿易逆差紀錄。
這直接導致美國製造能力和就業崗位的顯著流失，並使我們在關鍵供應鏈上對對手國家產生依賴。
我們為了追求全球共識中的“最低公約數”，犧牲了國家的經濟與國家安全利益。
這一做法傷害了美國工人、他們的家庭與社區，破壞了製造業這個高薪就業、創新驅動與投資催化的中樞產業。
當年在布列敦森林發起的重建全球貿易體系的必要努力，經過九輪貿易談判後，已演變為面目全非的怪物。
甘迺迪回合與東京回合期間確立的那些審慎克制的貿易準則，最終被烏拉圭回合所代表的全球“超級一體化”實驗所取代——該回合於1994年結束，並促成了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建立。
如今，我們見證著“川普回合”（Trump Round）的展開。
4月2日，川普總統宣佈以關稅應對貿易逆差帶來的國家緊急狀態。緊隨其後的，是遍佈全球的雙邊談判——從華盛頓到日內瓦，從濟州島到巴黎，從倫敦、斯德哥爾摩，再到特恩貝里。我們的貿易夥伴從未表現出如此強烈的意願，願意開放本國市場、在經濟與國家安全事務上達成共識，並推動貿易朝更可持續方向再平衡。
短短幾個月，美國就獲得了比多年WTO談判所得更多的外國市場准入。
要扭轉數十年來削弱美國製造能力與勞動力的錯誤政策，必然需要公共與私營部門的長期協調努力。但如果繼續維持現狀，只會加速去工業化的危險處理程序。
我們必須將重振製造業作為一項世代工程，時間緊迫。
今年6月，在巴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會議上，我與一批關鍵國家的貿易部長會面。我驚訝地發現，許多人都對宏觀經濟失衡、非市場行為威脅以及全球貿易體系僵化表示嚴重關切——這些問題正是川普總統多年來不斷指出並已採取緊急行動應對的。
曾被布魯塞爾、日內瓦與華盛頓的自由貿易原教旨主義者斥為異端的理念，如今正在成為主流共識。
上周宣佈美歐協議時，馮德萊恩主席也呼籲重塑全球貿易，使其能適應現實的經濟與政治條件。她向記者表示，跨大西洋經濟關係需要“再平衡”，以實現“更具可持續性”。
這一共識也通過美國與英國、柬埔寨、印度尼西亞、日本、馬來西亞、巴基斯坦、菲律賓、韓國、泰國與越南的多項協議進一步體現。據我們辦公室統計，這些國家合計佔美國貿易額近四成。
而與美國存在大額貿易順差的國家，通常面臨更高的關稅。
在特恩貝里正式確立的新經濟秩序，正在即時成型。
其成果令人驚豔。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每年都會發佈一份詳盡的《國家貿易估算報告》（National Trade Estimate），記錄美國企業在全球市場面臨的各種障礙，包括高關稅、強制本地生產、以及違反科學共識的農產品限制等。
以往，美國若想移除這些壁壘，往往不得不犧牲本國製造業所依賴的關稅保護。而川普總統徹底顛覆了這一邏輯：
我們現在正在有系統地消除海外障礙，同時確保國內產業擁有足夠的關稅屏障。
印尼同意大幅開放其市場，將99.3%的美國產品進口關稅予以削減，並同步取消一系列長期存在的非關稅壁壘；作為交換，印尼也接受其對美出口商品將被徵收19%的關稅。
韓國接受了美方汽車標準，並同意15%的關稅。
越南承諾全面降低其關稅與壁壘，以換取20%的稅率待遇。
多數與我們談判的國家也已同意在經濟安全領域展開合作，以保障關鍵供應鏈的安全與可靠。
此外，這些國家還承諾提升勞動標準並強化執法，以解決長期存在的勞動力套利問題，這些問題一直令美國工人和企業處於不利地位。
多國將與美國（以及歐盟、墨西哥和加拿大）一道，禁止進口使用強迫勞動製造的產品。
根除全球奴役一直是政策制定者與倡導者的長期目標，而正是川普總統所施加的關稅壓力，才最終推動了實質性進展。
同樣，這些國家也承諾提升資源利用效率並強化環保執法，尤其在非法伐木、非法捕撈與非法野生動物貿易等最為頑疾的領域。
國際貿易體系不應迫使美國人與那些利用我們“負責任資本主義”作為競爭優勢的國家展開不公平競爭。
更重要的是，這些承諾是可執行的，美國將確保其落實。
我們不會再依賴舊有貿易官僚推崇的曠日持久的爭端解決機制。新路徑是：緊密監督協議執行，若發現違約，將迅速恢復更高的關稅。
川普總統深知：進入全球最具價值的消費市場是一項特權；而關稅，則是強有力的槓桿。
在WTO，要修改貿易規則必須所有成員國一致同意。
事實上，最近一次嚴肅改革嘗試——“多哈回合”——之所以失敗，正是因為保護主義國家拒絕向美國開放市場。
此外，我們的對手樂於阻礙改革。他們偏愛現狀——持續擴大的美方貿易赤字將削弱美國工業實力，而正是這種實力造就並維繫了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
但國際貿易規則不該成為“自毀契約”。
通過徵收關稅重塑貿易逆差，並推進構成新秩序基礎的深層改革，美國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領導力，解決了長期被視為無解的難題。
許多協議還伴隨著大額對美投資承諾，例如歐盟將投入6000億美元，韓國也承諾3500億美元。
這些投資金額（按通膨調整後）是“馬歇爾計畫”重建戰後歐洲所用資金的10倍，將極大加速美國再工業化處理程序。
韓國還將協助重振美國造船業——這一產業長期被非市場競爭壓制。
這些投資承諾之外，還有累計近1兆美元的美國產品採購協議，涵蓋能源、農業、國防與工業產品。
對美國商品的強勁需求，加上便捷融資管道，將使美國製造業在多個戰略領域重新佔據主導地位。
懷疑者指出，關稅雖然曾是美國經濟政策的核心工具，但如今的使用強度是幾代人未見的。
然而如今我們已有資料表明：長期不使用關稅或類似保護手段，已造成美國經濟偏重金融與諮詢服務，而對“製造財富”與“保障安全”卻力不從心。
即便認同這一問題，有人仍會質疑總統的應對是否過激、是否操之過急，或認為短期內關稅可能過於劇烈。
但當前局勢緊迫，已容不得我們繼續在細枝末節上反覆爭論。
我們正面臨緊急狀態。我們知道問題所在，也知道解決之道。沒有時間可以浪費。
川普總統已證明，他能夠通過關稅與其他經濟工具，重塑供應鏈並重振製造業。
在他首個任期實施廣泛關稅時，專家預測的“天塌”並未發生，通膨反而有所下降。如今關稅範圍更廣，但通膨依然受到控制。
一個長期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過程也未必一帆風順，但當前局勢亟需堅決而果斷的行動，以強化美國的工業基礎。
自布列敦森林首次會議至今，WTO的建立用了五十多年。再到今天，已過去三十年。
而從“川普回合”啟動至今還不到130天，特恩貝里體系雖未完工，但已具雛形。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