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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檳城華人超50%，為何無法像新加坡那樣從馬來西亞獨立？
新加坡因過高的華人佔比（75%）被馬來西亞踢出，被迫獨立。新加坡獨立後，馬來西亞華人比例從40%下降到如今的約22%。
如今在馬來西亞有16個一級行政區，檳城州是馬來西亞唯一華人主導的州份，華人長期占人口50%以上。
檳城州的歷史、族群構成與地緣條件與新加坡極為相似，二者均由英國割佔的沿海島嶼（檳島、新加坡島）發展而來。
二者與馬六甲港共同構成海峽殖民地，與馬來半島分屬不同的政治系統。華人在兩地是絕對主導力量。最高峰時，華人分別佔檳島和新加坡人口的64%、77%。
新加坡1965年獨立時，政治地位、環境相似的檳城華人也產生了聲勢浩大的分離運動，最終的結果卻是檳城留在了馬來西亞境內，如今的檳城都市區是馬來西亞僅次於首都吉隆坡的第二大都市圈。
檳城為何無法像新加坡那樣建立獨立的華人國家？
一、荒島開埠
18世紀末，在大英帝國鯨吞印度半島的同時，英國人又瞄準了海運發達的馬六甲航線，意圖染指宗教上信仰伊斯蘭教，政治上分裂為多個蘇丹國的馬來半島。
1782年，馬來半島西部的吉打蘇丹國面臨被暹羅（今泰國）入侵的威脅，吉打向英國求助，英國開出的條件是吉打割讓檳榔嶼（今稱檳島）。檳島位於馬六甲海峽北端，面積約295平方公里，人口僅百餘人。
此時的英國正需要這樣戰略位置重要、本地人口稀少（便於控制）的沿海據點。1786年，英國人弗朗西斯·萊特率船隊佔領檳島，英國宣佈這裡為貿易自由港，免徵關稅並提供配套設施及服務政策。
此時英國忙於征服印度，沒有額外力量開發檳城。當地馬來人發展滯後，能夠在商業領域充當英國助手的，唯有在此前百餘年間不斷移民東南亞的華人群。
英國任命辜禮歡為檳城首任甲必丹（西方國家在東南亞殖民地任命的華人領袖），作為華人與殖民政府間的橋樑，管理稅收並調解糾紛。
1808年，英國從吉打手裡獲得檳島海峽對面750平方公里土地，英國稱其為威利斯省（簡稱威省），華人移民隨之來到這裡。
1820年，檳城已成為馬來半島的橡膠、錫礦和棕油集散地，貿易額佔馬來半島地區的25%，檳城華人已近萬人，佔當地人口的50%以上。
檳城快速發展的同時，英國試圖擴大在馬來半島的存在。1819年，英國通過介入當地政治爭端，誘使馬來半島南部的柔佛蘇丹國割讓扼守馬六甲海峽南側出口的新加坡島。
1826年，英國將檳城、新加坡、馬六甲（1824年從荷蘭手中換取）這三個戰略價值極高的貿易港口組合成海峽殖民地，首府位於檳城。為促進發展，英國開始將華人移民大規模引入海峽殖民地。
華人隨後又大規模進入馬來半島內陸，發展當地錫礦、橡膠產業，同時成為英國人制衡馬來人的棋子。
新加坡面積是檳島的四倍，地理位置更靠近主航道且港口水深達16米（檳城12米），在同樣的自由港政策吸引下，華人大規模湧入新加坡。至1825年，新加坡的貿易收入就超越了開埠更早的檳城。
1832年，英國將海峽殖民地首府從檳城遷往新加坡，檳城在發展速度和政治地位上被新加坡超越，但仍是當時英屬東南亞殖民地的第二大華人城市，在東南亞貿易網路中仍發揮著重要作用。
為拉攏地方勢力並提升殖民地運作效能，英國於1857年在檳城舉行了首次市議會選舉，當地有選舉權的商人、居民從5名候選者中選舉3人，由此開啟了檳城自治的先河。
19世紀末，中國的下南洋運動讓更多華人來到東南亞。海峽殖民地各港口面積狹小且馬來人較少，華人大量湧入後便佔據了人口的多數。
華人根據祖籍組成社團，如廣府人的義興公司、客家人的海山公司和閩南人的建德堂，英國將鴉片、賭博、酒類、典當等特定領域的徵稅權承包給華人（餉碼制），依託華人社團建構的“影子政府”統治檳城。
壯大的華人社團開始內鬥，如1867年建德堂與義興公司因錫礦權及檳城餉碼承包權爆發衝突，檳城超過84%的華人男性捲入衝突。
為期十日的廝殺導致全城癱瘓，見識到華人力量的英國人開始立法限制華人結社，但檳城華人力量依然強大，華人的婚喪嫁娶都依託華人公司社團，而非英國殖民政府。
英國建立海峽殖民地並引入華人的目的，是依託沿海港口向馬來半島內陸滲透，此時的馬來半島分裂為9個蘇丹國。
1874-1914年，馬來半島上的9個馬來邦國陸續臣服於英國，英國建立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馬來屬邦三級殖民體系。直轄的海峽殖民地是核心，半島的馬來各邦國英國則依託地方王公實行間接統治。
二、華人之國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華人移民大都先行抵達新加坡、檳城兩處華人區域，再進入馬來半島內陸，經商或進入錫礦、橡膠園工作。
新加坡作為英國在遠東最重要的戰略支點，獲得了大量資金投入，對華人等移民的吸引力始終高於馬來亞其他地區。至1931年，新加坡已躋身全球前十大港口，擁有渣打、匯豐等大型銀行分部。新加坡人口56萬人，其中華人佔75.3%。
檳島面積僅為新加坡的46%，且港口水深、地理位置都不如新加坡。同期檳城人口約35萬，華人佔64%。檳城的金融影響力和港口吞吐量不及新加坡，仍憑藉自身優勢發展成馬來亞的丁香菸、椰油和錫礦冶煉中心。
但檳城在經濟發展上更依賴馬來半島市場和原料供應，而非新加坡那樣與全球貿易網路對接，所以檳城與馬來半島往來更密切，檳城馬來人比重要高於新加坡。
二戰後，在去殖民化浪潮下，英國計畫撤離東南亞。但為了儘可能保留對當地的影響，英國人開始調整其在東南亞的行政架構。
一條重要原則就是扶持政治地位高但經濟實力差的馬來人，這既能避免中國通過華人染指東南亞，還能通過經濟手段籠絡馬來人。
英國在1946年拆解海峽殖民地，將地位重要的新加坡納入直轄，戰略性放棄了檳城和馬六甲。這兩處港口城市在政治地位上降級，並與馬來半島各邦國合併，成立了由英國操控、馬來人主導的馬來亞聯合邦。
合併後，檳城成為聯合邦內唯一華人佔多數的州，首府喬治市擁有55萬人口，是全國第一大城市，（首都吉隆坡28萬），擁有全國最高水平的城市化和教育程度。
馬來人認為自己是土著民族，應比華人、印度人這些“外來人”享受更多權利資源，即“馬來人至上”原則。
華人精英擔心檳城將淪為較貧窮的馬來各州的搖錢樹，牴觸融入馬來人主導的國家。檳城海峽英籍華人公會主席何如群曾說“我無法理解接受馬來亞公民身份這頂帽子有何好處……這樣做有失我的尊嚴”。
事實上，馬來人控制的聯邦政府確實在公民權、關稅比例、商業政策上設定諸多限制，試圖削弱華人的經濟主導權，檳城分離運動隨之產生。
1947年3月，華人精英組成的檳城憲法諮詢委員會向英國殖民部提交請願書，稱在未徵得檳城居民同意的情況下將檳城併入馬來亞，違背了聯合國關於非自治領土的宣言。此舉得到檳城英國商人的認同。
在檳城華人看來，同樣是華人主導發展的沿海島嶼殖民地，檳城就應該和新加坡一樣繼續保持英國直轄地位或者乾脆獨立，而不是併入馬來亞。
在開埠近200年後，華人佔檳城人口的55%以上，餘下為印度裔、馬來人及歐洲移民。當時檳城華人工會主席林學翼公開表態支援分離。此外，檳城印度商會、檳城歐亞混血人協會和檳城穆斯林商會等極具影響力的組織都宣佈支援分離運動。
1947年12月中旬，檳城各商業團體領袖組成臨時分離委員會，該委員會提議“檳城殖民地應採取一切憲法手段，爭取將檳城殖民地從馬來亞聯邦中分離出來” 。
馬來人為反制檳城分離運動，針鋒相對的成立了“馬來民族統一機構”，該機構宣稱：“如果檳城的馬來人不同意，分離就不可能實現”。
華人主導的“分離委員會”積極活動，他們接連求見英國殖民地高級專員亨利·葛尼、東南亞專員麥克唐納，表明檳城華人的自治訴求。
英國認為檳城一旦獨立，將引起馬來亞華人的連鎖反應，馬來人會對英國不滿，整個馬來亞也將陷入族群衝突，這不符合英國利益。因此回絕了檳城分離訴求，而分離派在檳城議會提出的分離提案最終以15：10的投票結果宣佈流產。
多次受挫的分離派決定直接到倫敦上訴，向英國政府痛陳利害。1951年，殖民地大臣吉姆·格里菲斯表示檳城的命運“與馬來亞不可分割地聯絡在一起”時，檳城分離運動陷入死局。
看似聲勢浩大的檳城分離運動，為何沒能取得半點成果呢？
從外在原因看，檳城的地理位置、經濟、軍事價值都不如新加坡，英國希望檳城融入馬來亞，以維持地區穩定。
英國不希望檳城華人跳出來當刺頭，破壞英國在馬來亞的整體戰略佈局。檳城華人在百餘年間一直依附在殖民統治下發展，沒有實力與英國叫板。
從內在原因看，檳城的馬來人佔比超過35%（新加坡馬來人佔比不足20%），是僅次於華人的第二大族群，馬來人並不希望獨立，而他們的呼聲顯然不能被忽視。
檳城經濟更加依靠馬來亞內陸的原材料及市場，獨立意味著與馬來亞決裂，弱小的檳城是難以維持運轉的。即便是華人族群，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反對直接與馬來人做切割。
檳城由檳島、威省兩部分構成，單一的檳島面積太小，連同大陸部分的威省一起獨立就會和馬來亞產生陸上邊界，或將引發邊境糾紛等潛在問題。
這並非危言聳聽，當時吉打州的激進馬來人就宣稱，檳城是從吉打分離出去的，檳城不僅無法獨立，還應該併入吉打州。
檳城大量的馬來人也是經陸路遷居到檳城，如果當年英國不割佔大陸上的威省，或許檳城還有機會像新加坡那樣，與馬來人劃海峽而治並最終獨立。
新加坡經貿活躍，催生了當地華人的政黨運動，新加坡在1954年就成立了人民行動黨（PAP），李光耀等律師精英與林清祥等左翼工會領袖結成聯盟，依託華人草根力量迅速壯大。
檳城開埠時間早，早在19世紀，檳城華人社團就掀起了“檳城十日動亂”、爭奪馬來半島錫礦開採權的拉律戰爭（波及多個馬來邦國）等，檳城華人因此受到英國的嚴格管控，嚴禁組成社團等政治組織。
檳城華人沒有成立政黨，僅依靠共同利益推動，爭奪權益的執行力遠遠弱於新加坡華人。
1957年，馬來亞聯合邦宣佈脫離英國殖民獨立，檳城正式成為該國的一部分。該國人口628萬，其中華人佔比約39%，馬來人佔比49%，印度人佔比11%。
獨立之初，馬來人的巫統、華人的馬華公會和印度人的國大黨組成的聯盟在選舉中獲勝。巫統在聯盟中處於領導地位，馬華公會和國大黨也得以分享權力。
檳城華人的政治訴求從分離改為自治，馬來人在確保檳城不獨立的前提下，承認華人在檳城的地位。如馬來亞各州最高負責人州元首均由馬來人擔任，其中9個由原來的馬來蘇丹世襲，馬六甲和檳城則選舉產生。
但各州的實際運作由首席部長負責，自1957年以來，檳城的首席部長始終由華人出任。在兩族妥協下，檳城局勢穩定下來。
隨著全球殖民體系瓦解，1963年，新加坡、砂拉越、沙巴三個英屬殖民地即將獨立。新加坡面積狹小難以獨立運轉，希望加入馬來亞聯合邦。
馬來亞現有華人群體在經濟和人數上的優勢，本就讓馬來人十分警惕。當時新加坡181萬人口中華人佔比72%。馬來亞首相東姑就表示“新加坡130萬華人的加入會打破馬來亞的平靜”。
為避免其他民族規模超過馬來人，當新加坡獲允加入聯合邦時，巫統也邀請沙巴和砂撈越一同加入，於1963年組建馬來西亞，華人以44%的佔比成為馬來西亞第二大族群，僅比馬來人少3%。
馬來西亞成立後，新加坡華人在李光耀的領導下積極爭取族群利益，反對馬來人特權政策。這觸怒了馬來西亞執政黨巫統，後者認為新加坡華人在挑戰馬來人主導地位。
1964年，新加坡爆發嚴重的種族騷亂，造成數十人死亡。巫統指責李光耀煽動華人情緒，雙方互信破裂。
為削弱華人力量，馬來西亞在1965年將新加坡逐出聯邦，馬來西亞華人佔比從44%下跌至36%。隨著華人力量被削弱，馬來人幾乎獨佔了馬國公務、軍隊、教育系統。
三、檳城歸途
新加坡獨立給了檳城華人極大的觸動。畢竟新加坡華人本想憑藉族群體量，讓華人與馬來人共同主導馬來西亞。但在“馬來人至上”原則下，彈丸小國的新加坡如同被流放一般，讓馬來人踢出了聯邦。
新加坡人並不想獨立，新加坡人均淡水佔有位居全球倒數、轉口貿易雖然發達，但本土製造業佔比不足18%，淡水、生活用品，基本需要從馬來西亞進口。獨立之初的新加坡變成了孤島，民生、經濟發展都陷入困頓。
檳城華人知道，激烈對抗馬來人就會落得新加坡一樣的下場，族群規模不如新加坡華人的檳城華人選擇溫和的方式爭取權益。
馬來人政治地位穩固後，馬來人至上原則被貫徹到社會各個層面，即各行各業都要為馬來人預留一定份額（固打製），馬來人還計畫削弱少數族裔經濟地位。
1969年正值馬來西亞大選年，大量非馬來人參加的反對黨陣營獲得多數選票，這激起馬來族激進分子的不滿，進而演變為馬來西亞歷史上最嚴重的族群衝突——5.13事件。官方宣佈事件造成196人死亡，其中143人為華人，民間則認為此次事件中超過1200名華人被殺。
“5.13”事件割裂了馬來西亞多民族社會，馬來人溫和派勢力下台後，因為華人、印族沒有足夠的政治實力，巫統激進派上台，他們操縱政府強硬推行馬來人至上。
根據馬來西亞成立時的約定，砂拉越、沙巴兩地本來是與整個馬來亞（含馬來各邦國、檳城、馬六甲）平級，隨著馬來人激進派上台，兩地被降級為馬來西亞普通州屬，地方石油收入的大部分被中央政府收走。
體量更小的檳城在政治經濟上遭受了更大的打壓。馬來西亞政府於1969年取消了檳城延續近200年的自由港身份。檳城經濟遭受重創。
檳州首席部長林蒼佑力挽狂瀾，推動“東方矽谷”計畫——在峇六拜設立自由貿易區，以稅收優惠吸引英特爾、戴爾等科技巨頭。
至1980年代，檳城實現經濟轉型，外資佔加工區總資本的86%，檳城發展成著名的“東方矽谷”，馬來西亞借此躍升為全球主要積體電路出口國。
進入21世紀，檳城的政權仍由華人掌握，但出任首席部長的華人多來自執掌馬來西亞政權的巫統，因此執政的華人也選擇與馬來人合作。
2008年檳城地方大選，華人的行動黨擊敗巫統贏下選舉。該黨由華人獨立主導，並非此前從屬於巫統的華人政黨，華人有了更多政治自主權。
隨著檳城華人政治地位達到頂峰，檳城州政府更加注重華文教育發展（如制度化撥款華校）、基礎設施建設（如海底隧道計畫）和招商引資，華人社群在政治決策中的影響力顯著提升。
截至2024年，檳城人均GDP約1.6萬美元，居馬來西亞13個州首位（不含首都及直轄區）。
作為馬來西亞最具經濟活力的州，檳城吸引了大量馬來人移入。與之相對的，檳城華人佔比卻在下降。
一方面，馬來人生育率攀升而華人在生育率下降。另一方面，新加坡華人生育率也在下降，新加坡為維持華人優勢佔比，歡迎馬來西亞等地華人移民。
新加坡人均GDP是檳城的5.6倍，自然對華人移民頗具吸引力，外加馬來人的馬來至上政策打壓，檳城華人開始外流。
截至2024年，檳城華人占人口的41%，馬來人卻提升至45.1%，自檳城開埠以來首次超越華人。但檳城主要城鎮仍是華人佔多數，華人繼續控制檳城的政治、經濟。
時代大潮中，檳城被新加坡全面超越，分離運動無疾而終，最終成為馬來西亞唯一華人主導的州。
但檳城比新加坡開埠更早，當地保留了更多原汁原味的南洋華人文化。這座馬來半島最早的華人城市，華人不僅記錄著檳城的曾經，更在書寫著檳城的未來。
(環球情報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