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早報》｜對話鄭永年：中國為何必須超越西方以建構更先進的人工智慧？

導語：

當前，圍繞“中國故事”的種種闡釋，仍常見套用西方概念與命題的現象。AI時代，資料與演算法正加速影響知識的生產和傳播。若不能搶先以自己的知識和話語體系闡釋歷史經驗與現實治理，就可能被他國設定敘事，甚至在價值判斷上被牽著走。問題是：應以何種思維、什麼框架來認識並描述自身實踐，將數千年來的發展、變革講得既客觀又可信？這不僅是學界的一場自我校準，也關乎大國在國際舞台的話語主動權和持久競爭力。

在近日接受《南華早報》專訪時，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分享了對人工智慧時代知識創新與話語權塑造的思考。他指出，AI並未改變知識生產和傳播“輸入—提煉”的邏輯，因而擁有大量“輸入”的西方理論會在不知不覺間被覆制、被依賴。

那麼，我們應如何避免自身話語主動權被“知識殖民”的潛流所削弱？

鄭永年教授認為，我們需要追根溯源，重塑知識的供給方式。中國數千年綿延不絕的文明，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豐富實踐經驗和歷史記載，需將這些經驗和記載轉化為現代社會科學，建立強大的“中國輸入”。中國既要善於學習西方的方法，也必須超越西方的框架，以開放的姿態建構自身的社會科學體系，讓中國經驗不僅為世界所理解，更能為世界提供新的智慧與方案。

此外，在訪談中，鄭永年教授還就中美關係、南海局勢、烏克蘭戰爭等議題分享了觀察與思考。

訪談於2025年9月15日發佈於《南華早報》“plus”類股。原標題為“Open Questions | Zheng Yongnian on why China must look beyond the West to build a better AI”

問

多年來，您一直呼籲重建中國自身的知識體系。最近，您也表達了對人工智慧時代“知識殖民主義”（intellectual colonialism）的擔憂。您能詳細闡述一下嗎？

鄭永年：這些擔憂主要是指源自西方的對中國社會科學的挑戰。

正如塞繆爾·亨廷頓在其著作《文明的衝突》中所言，宗教、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對任何國家都至關重要。而社會和技術的意義則取決於人文和社會科學。

中國研究者學習和吸收了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但這些理論是基於西方的方法，總結西方的實踐和經驗，然後用它們來解釋西方社會。

這些理論無法解釋儒家文明、伊斯蘭世界和印度社會。我們應該充分擁抱我們的世俗文明，從而在國際秩序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人工智慧時代，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速度加快，但人工智慧在知識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的邏輯始終沒有改變：資訊的輸入和資訊的提煉。

中國的DeepSeek是成功的，但它產生知識的方式與OpenAI的ChatGPT等模型並沒有什麼不同。

在人工智慧時代，知識生產不再是發散過程，而是趨同過程，這加大了我們依賴西方知識體系的風險。

問

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學術界和戰略界在使用人工智慧工具時需要格外謹慎？建構符合中國國情的治理理念和知識體系，如此浩大的工程，該從何入手？如何學習西方，同時又不至於完全依賴西方的框架？

鄭永年：許多人在使用ChatGPT之類的工具時，卻沒有意識到其中存在的問題，這非常危險。問題在於模型的“喂食”（feeding）。

在自然科學領域，自近代以來，所有最優秀的論文都是以外語發表的，尤其是英語。即使是中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他們最好的論文也是用英文發表的，因為中國學者認可的頂級期刊主要來自西方。社會科學領域也是如此。

現在，如果你想使用ChatGPT、DeepSeek或類似的工具來建構知識體系，很難避免被殖民化的過程（process of colonisation）。

我們需要追根溯源，重塑知識的供給方式。

中國數千年綿延不絕的文明，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豐富實踐經驗和歷史記載。但要將這些經驗和記載轉化為現代社會科學，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

中國近代以來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更何況還有40年的改革開放。這些跨越幾代人的努力應該用來準備這份食物。否則，它仍然是單向的，只有西方的輸入，沒有來自中國的輸入。如果我們建立同樣強大的中國輸入，情況會更加平衡。

我並非排斥西方。問題在於社會科學缺乏真正的中國“故事”。即使我們講述中國故事，其理論框架仍然是西方的。中國僅僅提供證據——而且佐證往往是不正確的，因為命題本身就存在缺陷。

更危險的是許多中國學者的短視。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聲稱已經建立了“獨立的知識體系”。但他們只是自說自話。

一些經濟學書籍只是簡單地將書名中的“西方”替換成“中國”，這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知識體系。我們要腳踏實地、實事求是，這項工作不是一年兩年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一兩個人就能辦成的。

問

您提到建構獨立的中國知識體系要從實踐出發，您認為中國自身的那些實踐值得特別關注？

鄭永年：毛澤東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一個例子，它根植於實踐。

當時，歐洲革命理論強調城市鬥爭。一些失敗的經驗促使毛澤東重新審視正統馬克思主義，並進行創新。他提出“農村包圍城市”，開啟了農村革命。

鄧小平也有創新，例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貓論”等。

我們今天有很多創新實踐，但並沒有發展成為概念理論，而是經常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我們自己的實踐，但這並不奏效。這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東西。

社會上也有很多值得關注的做法，比如深圳發展背後自下而上（bottom-up）的故事。林毅夫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強調運作良好的政府和高效的市場。我認為這兩種理念在西方經濟學中已經存在。

在我看來，現在缺少的是第三個要素：“活躍的社會”。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是一個西方概念，隱含著對國家的反對，但中國社會從來都不是這樣的。

從國家到社會，沒有明確的界限——它是一個連續體（continuum）。我們的市場和國家也沒有嚴格區分。我們沒有西方那種絕對私有制或絕對公有制的概念。

中國古人在兩千年前就嘗試了井田制，這說明古人追求的是公私結合，這是用西方的框架無法理解的。

問

您還提到打破西方的學術壟斷至關重要。在當今中美緊張的環境下，一些人可能將此視為中國爭奪全球領導地位和話語權的舉動。您對此有何看法？

鄭永年：這就是用意識形態的眼光來看問題。但意識形態不是學者能夠掌控的，我們對此只能感到無能為力。

我一直主張，我們根本不排斥西方。我們需要學習西方的方法論，這很重要。但這些工具所衍生的概念和理論往往並不適合中國的現實。

中國應該借鑑他們的方法，拋開他們的理論建構，重新審視中國自身的實踐，發展自己的概念和理論，就像每個西方國家都有自己鮮明的社會科學特點一樣。

如果中國學者能夠建立一門中國社會科學，這將對全球社會科學做出巨大貢獻——但這並不是一種對抗行為。

一些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在歪曲事實，但我認為，從意識形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的人是少數。

主流社會看到了中國發展和轉型的現實，卻無法用西方的框架來解釋。他們在等待答案。如果我們不給出答案，誰來給出呢？

這並不是要我們封閉自己，反對一切西方的東西。一堆自說自話是行不通的——沒有人會理解或接受。

建構知識體系的關鍵在於溝通。我們接受西方理論，並非因為強加於人，而是因為其邏輯令人信服。中國應該創造一些同樣有效的理論。

問

您期待人工智慧時代中國知識體系的重建在“十五”規劃中如何體現？

鄭永年：我認為建立中文知識體系的努力將會加速，因為緊迫性已經存在。

我們常說西方不理解我們、誤解我們，甚至妖魔化我們。現在，我們有責任向西方解讀我們自己。隨著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我們不能讓別人等著我們自己去解讀。

我們也應該更加開放。西方的知識體系建立在開放的基礎上，我們也必須這樣做。真正的知識體系必須是人人都能理解的。

與此同時，我們常常假裝瞭解西方，但實際上只掌握了表面。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培養一大批精通各種文明的人才。

我認為現在的形勢比民國時期更嚴峻。

費孝通為什麼能寫出《江村經濟》？他用西方的方法論對中國現象進行了精彩的解讀，這可以說是中國獨立知識體系的一部分。

現在中西學是分開的，民國時期是融合的。

當前的學術培訓主要側重於可量化和可衡量的東西——ChatGPT可以做到的——但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真正有價值的方面是那些無法衡量的東西。

但中國也擁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豐富的實踐經驗。

問

在您的新書《AI時代的中國知識重建》中，您提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避免過度關注“政治正確”和“意識形態”的必要性。如何做到這一點？為什麼您呼籲知識界“去巫術化”（de-witching），即您用來形容獵巫心態（ witch-hunting mindset）的術語？

鄭永年：如今，許多人文學者更像是世俗的牧師，為了追求名氣，不斷炮製“心靈雞湯”之類的內容，這種做法在中國盛行一時。這對社會並沒有什麼益處，實在不好。

鄭永年教授著作《AI時代的中國知識重建》深度分析了AI時代，智庫如何建構有利於中國的全球話語體系和空間。

如果西方用意識形態的眼光妖魔化中國，中國學者也用意識形態來妖魔化西方，那不是知識體系的建構，而是針鋒相對的謾罵。

這毫無價值，是偽學術，或許引人入勝，卻不會留下任何持久的痕跡。我們需要自我認知。我們必須回歸基本事實、回歸科學、回歸理性。

問

中國智庫如何發展才能有效回應國際輿論，提升影響力？您之前對美國蘭德公司給予了積極評價。中國的智庫機構可以從中汲取那些經驗教訓？

鄭永年：美國是西方智庫最發達的國家，從服務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說，我認為蘭德公司做得最好。

中國的智庫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辯護”型，即政府要求其審查的事項，他們只會贊同；另一類是純粹的批評型，即認為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錯的。這兩種類型都不可避免地各有其用武之地。

每個政府都需要有人來評估一項政策是否科學合理。但如果它永遠無法斷言其不合理，那就不能算作真正的智庫。同樣，如果智庫只是簡單地宣稱政府的每項行動都無用，那它也不能算作智庫。

真正的智庫應該服務於國家利益。所有領導人也都應該服務於國家利益。例如，如果一家香港智庫只服務於特首本人，那就可能有問題。如果它服務於香港的利益，那就很好。

問

這不禁讓人想到軟實力的問題。中國如何才能建構一個既獨立自主又能普遍適用的知識體系？

鄭永年：我認為建設軟實力需要四個條件。首先，你寫的東西必須有人讀。如果沒有人願意讀，它就行不通。其次，它必須能被人理解。第三，理解之後，人們就會接受它。第四，人們不僅接受它，還會傳播給其他人。

目前，我們在所有四個階段都遇到了問題。然而，西方在其中一些領域取得了成功。

我們的老師一直在傳播西方知識，但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寫出能進入西方課堂的書籍呢？我們離這個目標還很遠。在理工科領域或許可以，但在社會科學領域呢？

以中國40年脫貧8億人的經驗為例，這在西方也被譽為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我們該如何講述扶貧故事呢？

我認為我們應該使用學術語言。如果我們只強調意識形態的正確性，那肯定不能展現全貌。用政治或意識形態的語言講述故事，也會阻礙別人向我們學習。

問

在除了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之外，您是否認為人工智慧會進一步加深國家間的差距和緊張關係？這會對國際關係產生影響嗎？

鄭永年：當然。國內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都需要一個基礎，就像前三次工業革命一樣。人工智慧時代，人工智慧正在成為基礎，國內和國際秩序都將有所不同。

我有點悲觀。

前三次工業革命將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但人工智慧正在將人類從腦力勞動中解放出來，這意味著許多人可能變得無法思考。這導致了我所說的“人工智障”（artificial ignorance），一種自我造成的智力傷害。

中美在人工智慧發展上呈現趨同（convergence）趨勢，特別是在開源條件下，未來內容會越來越趨同。

在人工智慧方面，鑑於美國的智慧財產權，美國採取的是發展導向的模式，目前聯邦層面沒有監管框架。

與此同時，歐盟監管過度，扼殺了創新——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悲傷的故事。

一些歐洲領導人呼籲放鬆管制以促進本土人工智慧公司的發展，但這將導致一個兩難境地，因為在歐盟致力於規則一致性的情況下，同時加強對美國公司的監管將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中國目前的監管水平介於美國和歐盟之間，存在一些過度監管的情況。武漢人工智慧初創企業Manus近期遷至新加坡就反映了這一點。

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改革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方面是放鬆商業管制——這是科技右翼倡導的技術加速主義。

如果美國放鬆管制，而歐盟、中國和印度不放鬆管制，那麼由於國內管制過度而無法在當地應用的新興技術很可能會流向美國——這種現像已經發生多年了。

中國應該確保對環境保護和勞工權利進行適當的監管，但在技術應用方面，我認為應該放寬監管。

否則，人們熱議的“新質生產力”（new productive forces）就無法真正落地，轉化為實體經濟活動，中國經濟就會陷入高度“內卷化”的境地。如果新的經濟活動更加豐富，內卷化現象就會減輕。

問

普丁與川普阿拉斯加峰會後，烏克蘭戰爭將發生那些變化？這些變化將如何影響中國？此外，鑑於印度與華盛頓之間的緊張關係，美中印三角關係的平衡是否可能出現傾斜？

鄭永年：烏克蘭戰爭的解決前景充滿不確定性。雙方均未展現出妥協的跡象。歐洲不會接受“土地換和平”計畫，並可能將其視為一場噩夢。

中國確實是個局外人，被戰爭挾持，卻在需要找到結束戰爭的解決方案時被徹底拒之門外。

中國的實力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可衡量的，比如GDP和國防進步——當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時。

另一方面——這又讓我們回到本土和獨立的知識體系的問題——它關乎我們如何認識自己，以及他人如何認識我們。這不僅關乎戰略思考，更是一個哲學問題。

無論是美中俄三國關係，還是美中印關係，從來就不存在固定的三角關係，美國雖然出現衰落跡象，但依然是全球霸主。

印度正在採取機會主義策略。儘管近期與川普的關係緊張，但印度與美國的關係有所拉近，但印度永遠不會成為美國的真正盟友。印度也在追求地區霸權，尤其試圖建立自己的“全球南方集團”來排擠中國。

我們仍然沒有完全理解或掌握西方的國際關係語言——或者西方敘事中的多邊主義和聯盟（multilateralism and alliances）。例如，在中國，我們所說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或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與美國所說的聯盟有所不同。

周邊外交也至關重要。中國在世界的崛起離不開其在亞洲的崛起。正如毛澤東所說，辨別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至關重要。把所有國家都當朋友往往意味著沒有真正的朋友。

問

北京和馬尼拉之間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菲律賓也加強了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安全。您曾表示，北京需要在南海保持戰略耐心。最近在黃岩島附近與菲律賓對峙期間，中國船隻發生碰撞，這是否意味著是時候採取不同的策略了？

鄭永年：美國的利益根植於全球，例如歐洲、中東和亞洲。但我們必須接受一個事實：美國無法被驅逐，也無法成功或徹底地從這些地區撤離。

解決南海爭端的前提是承認美國在南海的存在，同時也要意識到最終目的並不是要將美國的影響從西太平洋驅逐出去。

美國撤軍往往會導致混亂，就像我們在中東和烏克蘭所見的那樣。受影響的國家最終往往會要求美國重返。

我們或許需要打破固有思維，打破正統思維（orthodox thingking）。中國是全球化的堅定倡導者，這或許與我們過分強調外部力量的傾向不符。我們需要去拉丁美洲嗎？我們需要歐洲市場嗎？當然——我們彼此交織。

我們對事實的認知取決於我們的心態。在我看來，南海爭端本身並不是什麼大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理解這個問題。如果沒有正確的認知，就很難建立互信。

如果雙方都把將美國撤出西太平洋視為最終目標，那可能是最糟糕的情況。

正如我們過去允許美國軍艦停靠香港一樣，我們可以考慮將南海島嶼上的某些基礎設施作為國際公共產品向美國船隻開放。這可能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提供更多機會。

問

南海爭端因台灣問題而愈發複雜，該如何管控局勢，避免誤判，化解風險？

鄭永年：我們仍然需要戰略耐心。

鄧小平提出了“韜光養晦”的戰略——西方很多人將其解讀為等待報復。但這並非其真意。它指的是在保持耐心的同時，尋求理性、更好的解決方案。正如李強總理曾經說過的，解決辦法總比問題多。

我們需要實事求是，以史為鑑——比如西德曾為東德人提供公民身份，提供東德和西德貨幣平價匯率，並對西德人徵收5.5%的統一稅。

我們不會將軍事行動作為最後手段，也應該防止任何“台獨”企圖。但在社會和經濟方面，我們仍有很大的空間邁向統一，並吸引台灣民眾。

我們談論了很多關於統一的政治意願，以及意識形態層面的問題，卻很少思考如何以具體的行動去實現統一。現在是時候思考了。

問

中國針對STEM專業人士推出的新K簽證是否能有效吸引外國人才來華？

鄭永年：簽證政策至關重要。K簽證只是第一步。從政策角度來看，這可能是中國首個專門為人才設計的簽證。看看美國——它針對不同類型的人才設有不同的簽證類別。

但一旦有人獲得K簽證，你仍然需要考慮其他問題，比如如何安排其家人。吸引人才不僅僅是簽證或金錢的問題，而是關乎生態系統，而中國在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方向是對的，中國在教育和人才吸引方面一定會更加開放。

“十五”期間，中國可能會在高等教育領域推出一系列新舉措，包括有關外國大學在中國辦學的舉措。

中國幅員遼闊，不同社會群體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也存在差異。循序漸進固然有其優勢，但方向必須把握，應該繼續穩步向前。

問

中國電視劇、遊戲和玩具在國際上越來越受歡迎，這是否意味著放寬管制也有助於講好中國故事？

鄭永年：是的。中國故事可以有多種形式，包括文字形式，也包括你剛才提到的那些。放寬管制是必要的。

我們不能將西方視為同質化的社會。西方社會由多元化的社會群體組成，他們有著不同的需求。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多人，用不同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

我們確實需要一個活躍的社會，如果單靠一個政府委託的機構去講中國故事，肯定不行。 (IPP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