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查理·柯克遇刺後的美國抉擇

政治暴力可能會走向常態化，但並非必然如此。

在查理·柯克出生前五年，加利福尼亞州斯托克頓一所學校裡，一名男子闖入開槍，打死了五名兒童。如今沒人記得他的名字了，這類名字終究都會被遺忘。他在槍托上刻了幾個抽象詞語，比如“freedom”“victory”。儘管他是個在加州北部長大的白人男子，卻似乎同情真主黨與巴勒斯坦解放事業。他的夾克上寫著“death to the Great Satin”。他很可憐，大概有精神疾病，是個噩夢般的怪誕異類。

等到柯克上初中時，這類槍擊即使稱不上常見，也已不再令人驚訝。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斯托克頓槍手出現了模仿者。隨後，1999 年科羅拉多州的哥倫拜恩高中發生校園槍擊。此後，校園槍擊似乎呈現傳染之勢。精神疾病與無法通過控槍立法的結合，使這類事件看起來更像是自然災害，如龍捲風或洪水，人們以堅忍與決心面對，而非認為其可以被根除。在柯克遇刺之後，合理的問題是政治謀殺在美國是否也正在變成同樣的常態。

今年六月，明尼蘇達州眾議員梅麗莎·霍特曼被害。四月，有人試圖縱火燒死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喬什·夏皮羅。十二月，聯合健康集團首席執行官布賴恩·湯普森在紐約遇害。唐納德·川普在競選途中遭到槍擊。2021 年 1 月 6 日衝入國會的人群中，有些人打算絞死眾議院議長與副總統。現任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史蒂夫·斯卡利斯在 2017 年遭槍擊。亞利桑那州眾議員加比·吉福茲在 2011 年也曾中槍。

美國此前經歷過政治暴力的高峰，先是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之交，隨後自 20 世紀 60 年代再度抬頭。1968 年，羅伯特·F·甘迺迪遇刺，此前他的兄長約翰·F·甘迺迪與馬丁·路德·金也先後遇刺。英國記者阿拉斯泰爾·庫克因此感嘆，美國似乎在更晚的時代重新燃起其“邊疆傳統”。1975 年 9 月，對傑拉爾德·福特的兩起刺殺未遂接連發生。1981 年，羅納德·里根遭槍擊。從 20 世紀 6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槍擊彷彿從未停歇。

之後它們停止了。要麼是因為總統安保嚴密到了極致，要麼是因為那些瘋狂、暴力而孤獨的男人改變了目標與手段。到了 1990 年代，聯邦執法機構最擔心的是本土極端分子，比如蒂莫西·麥克維，他在 1995 年炸燬了俄克拉荷馬城的一座聯邦大樓，造成 150 餘人喪生。9·11 之後，威脅又發生變化。隨後那股威脅也消退了。

柯克之死是否是一個轉折點尚不可知，但現在的感覺像是如此。一個可能的未來是，即便是政治活動人士也將需要格外嚴密的安全保護。政客們早就知道自己的工作伴隨著死亡威脅，卻仍繼續履職。但人們無疑會因此被勸退，不再願意為國家服務，或者不再願意充分參與民主生活。即便在那種貧瘠的新常態之下，政治生活仍會繼續，就像哥倫拜恩案之後，父母仍會把孩子送去上學一樣。

還有一種更為陰暗的圖景，總統的一位親密政治盟友遇害，會被用作建立永久性政治緊急狀態的契機。在那樣的未來裡，人們會以秩序交換自由。政權更替將遠不止於像節拍器般的在野與執政之間的例行擺動。在這種體制下，失去權力的後果將充斥著對生計與自由的陰暗威脅。把政治對手視為生死仇敵的觀念，本已對正常政治具有劇毒，也將由觀念化為現實。

第三種可能則是，這一時刻終將過去。但這不會自行發生。柯克或許不是民選官員，卻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將年輕的保守派與政治連接起來。他的傳播技巧部分在於，把主流保守派的觀點說得引人注目。他也曾有煽動性，甚至冒犯性。

他有過這樣的表述：“猶太捐助者一直是激進的、開放邊界的新自由主義、准馬克思主義的政策、文化機構與非營利組織的第一號資金來源。”他還說，應當對幫助兒童進行性別轉換的醫生舉行“紐倫堡式審判”。他聲稱“遊蕩的黑人”在美國各地“為了好玩而專挑白人下手”。他也說過更為審慎的話：“當人們停止交流，暴力就會出現。內戰也就發生了。因為你開始覺得對方極其邪惡，他們就失去了人性。”

就在他去世後的這些天裡，他的反對者尤須不要喪失人性，也要承認柯克是在從事政治活動時遇害的。他在做的是談論觀念，試圖鼓舞盟友，更重要的是，試圖說服他的反對者。

民調顯示，美國人過於容易相信對手是縱容暴力的極端分子，而他們自己則是和平而理性的。遺憾的是，柯克遇害後數小時裡，總統川普只譴責了來自左翼的言論，從而在右翼陣營中強化了這種看法。伊利諾伊州州長、總統參選人傑伊·羅伯特·普利茨克也火上澆油。他在哀悼柯克遇害的同時，指責川普煽動暴力。

民主是一種用來管理衝突的機制。要讓它有效運轉，不僅需要同理心，也需要自我省察。散佈“選舉被竊取”的陰謀論，把對手稱作激進極端分子，會侵蝕民主。從成千上萬小時的播客內容裡只剪出柯克最糟糕的片段，再給他貼上“法西斯”的標籤，同樣如此。人們常說，美國人需要更認真地傾聽對手的聲音，這話不錯。他們也同樣需要更認真地聽一聽自己在說些什麼。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