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價值鏈與製造業“內卷式”競爭
編者按
“內卷式”惡性競爭已然成為阻礙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2025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發佈《2025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價格調控思路上，從以前的管高價轉向管低價，從支援規模擴張轉向高品質發展，從防壟斷轉向防無序競爭”；2025年7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將“依法依規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和“引導企業提升產品品質，推動落後產能有序退出”置於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突出位置。從外部機制來看，全球價值鏈體系乃至中國價值鏈體系所蘊含的獨特治理機制和利益分配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國“內卷式”競爭格局的形成。
01 製造業“內卷式”惡性競爭的事實
“內卷式”競爭是指企業在中國市場上以優勝劣汰的形式爭奪消費者和使用者的競爭性現象[1]。這種現像是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必然的、正常的產物。“決戰於中國、決勝於國際”，波特用這一思想生動地描述了日本企業如何通過中國市場“內卷式”競爭，逐步成長為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性企業[2]。從產業經濟學的角度看，在一定市場規範制約下的“內卷式”競爭，其演化的結構通常是通過優勝劣汰機制，使落後低效產能退出，從而實現市場集中並生成寡頭壟斷企業。在新一輪技術革命到來之前，市場競爭將趨於穩定，“內卷式”競爭現象減少。
不過，如果這種“內卷式”競爭缺乏統一的規則規制與政策指導，就有可能演化為“內卷式”惡性競爭。近幾年，一些製造業領域出現無底線“卷價格”、跟風式“卷賽道”、圍剿式“卷人才”的情況，陷入“價格戰”“專利戰”和同質化競爭。低價、低質、低水平競爭之下，一些廠商不惜以次充好、跟風抄襲，對創新者產生了擠出效應，擠壓企業利潤空間，“內卷式”惡性競爭已然成為阻礙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1]。
從宏觀資料來看，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趨勢上行；而PPI持續較弱，截至2025年8月已連續35個月負增長；2022年至2024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連續三年下滑，2025年1-7月延續跌勢，同比下降1.7%。
“內卷式”惡性競爭成為社會各界熱議的焦點，更受到國家層面的高度關注。202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分析中國經濟形勢時首次提出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202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作為重點任務之一；2025年5月，央行發佈的《2025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價格調控思路上，從以前的管高價轉向管低價，從支援規模擴張轉向高品質發展，從防壟斷轉向防無序競爭”[3]；2025年7月1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將“依法依規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和“引導企業提升產品品質，推動落後產能有序退出”置於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突出位置。
當下部分行業與1998年前後中國製造業普遍經歷的產能過剩危機高度相似。彼時，紡織、家電等行業因重複建設與低價競爭陷入全行業虧損，最終依賴行政手段強制淘汰落後產能。中國人民大學何青教授等提出了“中國工業企業無利潤擴張之謎”，即經濟增長逐步放緩，企業的盈利能力變得越來越差，但是企業仍在不斷地進行擴張，同時伴隨著不斷提升的融資成本和居高不下的財務槓桿[4]。近三十年來，中國學者圍繞“產能過剩”“重複建設”“過度投資”等，對製造業“內卷”的成因展開了充分研究，主流觀點可歸納為“市場失靈”[5-6]、“體制扭曲”[7-8]、“有效需求不足”。余文結合專家觀點，試以全球價值鏈的視角分析其外部機制。
02 製造業“內卷式”惡性競爭的成因：全球價值鏈的視角[9]
部分研究認為，中國全面參與到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與貿易體系，使得中國本土企業能夠利用更為龐大的國外需求市場建構規模經濟優勢，中國本土企業對國外需求市場的積極開拓和滲透，在一定程度可以緩解企業在中國市場所面臨的同質化競爭行為和低價格競爭行為，進而成為緩解中國“內卷式”競爭的重要外部機制。
然而，中國人民大學張傑教授等學者認為，發達國家主導和控制的全球價值鏈的分工和貿易體系以及蘊含的利益分配機制，非但沒有成為緩解中國“內卷式”競爭的外部機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演變為助推中國“內卷式”競爭的重要機制。其中的核心機制在於：
一方面，從中國中國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的構成來看，在中國全面實施對外資企業開放政策之後，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外資企業利用自身長期積累形成的技術優勢、生產工藝領先優勢、先進裝置和先進零配件元器件優勢，甚至低成本資金融資優勢，迅速佈局和搶佔了中國中國重點產業鏈供應鏈的龍頭環節和關鍵配套環節，對比而言，多數處於創新研發劣勢和技術劣勢的中國本土企業被動地集中在那些產業鏈供應鏈的勞動密集型、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生產製造組裝配套環節，被迫集中在市場進入門檻和技術壁壘較低的行業和環節領域，不可避免地成為刺激中國中國行業本土企業之間“內卷式”競爭機制形成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發達國家主導和控制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最為核心的驅動機制仍然是發達國家企業和資本投資者試圖在全球範圍內更大程度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動機。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國際大買家和資本擁有者，主動利用開發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低成本勞動力和低約束的環境成本，將自身產業鏈供應鏈之中的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勞動密集型和環境依賴環節轉移和佈局在上述國家和地區。為了確保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國際大買家和資本擁有者自身在全球價值鏈貿易和分工體系之中的利益最大化，有效保障其在全球貿易和分工利益分配格局之中的絕對控制權和分配權，針對開發中國家中國產業鏈供應鏈所需要的國外核心原材料、關鍵零配件和國外產品訂單，均傾向於採取壟斷價格效應和縱向價格壓榨效應策略，採取針對外包訂單的企業分散競爭策略和強迫外包訂單採購價格逐年壓低策略，試圖迫使中國的本土出口企業長期被限制或者壓制在依賴低成本競爭優勢的發展軌道之中[10-12]。這顯然是造成中國出口部門本土企業同質化競爭格局形成和低價格競爭策略盛行的重要因素。
而這種全球價值鏈體系之中的龍頭企業和國際大買家對從事外包訂單生產和出口活動的中國本土企業改採取的縱向價格壓榨行為，也逐步在中國中國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的運行體制之中日益凸顯和暴露。處於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之中的中國龍頭企業和主導企業，利用自身在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體系之中的控制地位和壟斷勢力，強迫為其提供零配件、元器件和其他配套材料產品的企業持續性降低供貨產品價格，甚至採取長期拖欠應付帳款策略來緩解自身資金鏈壓力，事實上形成了中國產業鏈供應鏈體系之中龍頭企業和主導企業對配套企業和供應鏈企業的壓榨效應，進而加劇了中國中國“內卷化”競爭格局的形成。
同時，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11年歐債危機的影響，為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復甦低迷，外需疲軟導致全球貿易增長基本處於停滯狀態[13]。近幾年來的新變化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拔河博弈”日趨激烈，美國拜登政府施行“在岸外包”“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的產業外交政策；川普第二任期開始後堅決貫徹“美國優先”，欲通過貿易保護主義、中國經濟刺激等政策恢復美國往日輝煌[14]。歐洲先後提出“脫鉤斷鏈”和“去風險”，以安全穩定為前提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組加速。中國製造業面臨著部分高端製造業和傳統製造業向發達經濟體回流及中低端製造業向墨西哥、印度和東盟等低成本國家或地區轉移的雙重擠壓困境[1]。
03 啟示：“反內卷”應內外兼修
當前“內卷式”競爭局面的成因十分複雜，核心原因依然在於各級各地政府競相實施以財政資金補貼為主的招商引資政策和產業培育扶持政策[9]。財政補貼和優惠利率等政府政策支援作為隱形的力量，進一步扭曲了中國的經濟結構。受政策支援的企業不顧融資成本盲目擴張，對利率呈現出不敏感；不受支援的企業難以以低廉的成本融資，甚至融不到資金，其資金的需求無法反映到利率中去，弱化了利率指標的市場資訊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而擴張中會累計巨額的債務，如果在盈利能力沒有保障的情況下，勢必不斷依靠再融資的過程，進入典型的“存量”吃“增量”的過程。因此，執行寬鬆的貨幣政策時機很重要，尊重經濟周期運行的基本規律，避免無法被實體經濟吸納的貨幣蔓延形成資產泡沫進而對系統性安全造成衝擊[4]。
同時中國部分行業企業缺乏以高成本投入營造產品差異化競爭優勢的激勵動機，智慧財產權保護和執行制度自身存在多重缺陷，部分居民群體真實收入水平下滑及增長乏力所帶來的消費能力下降和消費層次降低，這些都是需要重點關注的客觀因素，而全球價值鏈的視角能深化我們對“反內卷”的認識。具體而言：
一方面，應“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以制度創新推進科技創新和市場創新，共同推動製造業去“內卷式”惡性競爭。可以借鑑浙江為促進高新技術關鍵環節創新而創立的“治決會”模式——治理決策參與委員會。通過搭建由政府、行業協會、製造業“鏈主”等代表性企業組成的“三位一體”的決策協調機制，推進產業科技創新政策共商、產業發展規劃共執、產業空間佈局共謀、關鍵核心技術共破、市場競爭秩序共治，以全鏈條科技創新提升產業關鍵技術創新突破能力，提振創新主體活力和競爭力[1]。
另一方面，應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致力於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15]。多邊主義是解決世介面臨困難挑戰的必然選擇，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是國際貿易的基石。當前，世界開放指數不斷下滑，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加劇，多邊主義、自由貿易受到嚴峻挑戰，我們應堅守世貿組織理念和規則，持續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各國通過開放做大共同發展的“蛋糕”；依託鏈博會、進博會、服貿會等國家級平台，推動全球要素資源高效對接，讓平台成為展示制度型開放成效、凝聚國際共識的重要窗口。
同時，應積極實施自貿區戰略突破價值鏈低端鎖定[16-17]。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確面臨著“低端鎖定”的風險和困境。而以區域價值鏈為切入點，通過建構區域價值鏈並不斷培育出眾多“鏈主”企業，進而可以更好地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不失為突破發達國家“低端鎖定”的一條重要發展路徑。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的另一重要趨向就是區域化發展，其中各種形式的自由貿易區或自由貿易協定成為區域價值鏈發展的重要平台。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有助於中國依託區域價值鏈建構，突破以往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當前，全球經貿規則體系正朝著高標準方向發展，在此背景下，自由貿易協定的內容和議題已經遠遠超越了傳統“邊境開放”，涉及更多的則是邊境後開放即所謂“境內開放”問題。因此，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不僅有助於顯著最佳化區域內的整體營商環境，而且有助於推動制度型開放，在開放倒逼改革中推動規則等制度體系的最佳化。
最後，全球價值鏈的視角更適於分析中國製造業“內卷”，當前平台企業[18-19]、商業銀行[20]也都有“內卷”的表現，同樣不應忽視。 (IMI財經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