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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作為新時代以來黨中央制定的第三個五年規劃建議，這是國家對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的關鍵部署。本文採訪鄭永年教授，總結了理解“十五五”的十個要點。
今天，中國正站在新發展階段的歷史關口。面對過去五年國際變局與“卡脖子”挑戰，“十四五”以其非凡的定力，完成了從追求增速到夯實經濟韌性、保障產業鏈安全的關鍵轉身，“行穩致遠”，為未來奠定了基石。“十五五”時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仍是興國之要，但內涵已深化為通過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破除內卷、依靠科技自立自強點燃新質生產力引擎、拓展“中國人經濟”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等。而一切努力的最終坐標，則牢牢定位於“人民至上”——從“投資於物”轉向“投資於人”，讓發展成果惠及民生。
“十五五”時期，中國依然需要面對外部的高度不確定性，但我們正從適應規則的“跟跑”轉向主動塑造未來的“領跑”， “十四五”期間暴露的問題也使中國積累了豐富的應對經驗，政策準備更充足。
大灣區評論：今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明年將進入“十五五”時期。您認為“十四五”留下了那些寶貴經驗？為“十五五”奠定了怎樣的基礎？
鄭永年：“十四五”非常重要。我用四個字概括：“行穩致遠”。這五年，從川普到拜登，再到川普重返白宮，期間還有各種黑天鵝事件。中國在這樣的亂局和變動中保持了總體穩定，實屬不易。我們不能只看GDP增速。在經貿上，拜登政府在對華策略上提出“小院高牆”，精準脫鉤、卡脖子。因此，“十四五”期間，我們特別強調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著力補短板。從總體上看，經濟結構在最佳化，社會治理在提升，體制機制在改革。
國家之間的競爭，不是誰打敗誰，而是比綜合國力，比經濟韌性。而韌性正來自這種系統性改革——“十四五”的深度調整，為“十五五”的高品質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可以說，正因為“十四五”做到了“行穩”，我們才有底氣在“十五五”實現“致遠”。
大灣區評論：“十四五”展現“行穩”定力。下一步“十五五”應該如何“致遠”？
鄭永年：首先，中國這條大船本身要堅固——也就是國家的制度韌性、經濟基礎、社會結構要紮實。這些年我們推動高品質發展，就是在不斷夯實這艘船的質量。
當然，治理國家遠比開船複雜，“船老大”至關重要。總書記在座談會曾指出“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下一步，兩個判斷非常重要——一個是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一個是對國內主要矛盾的判斷——要先看清世界走向，再明確發展重心。
這兩個判斷一旦出錯，再多努力也可能南轅北轍。方向對了，即使途中有些顛簸，也不影響大局。“十四五”期間，我們已形成清晰判斷：國際層面，“和平發展”不再是自然趨勢，而要成為我們主動追求的目標；國內層面，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因此，必須推進高品質發展。
大灣區評論：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繼續把推動高品質發展確定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並要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明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如何看待“十五五”再次重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鄭永年：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開發中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仍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可以說，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仍是“十五五”時期中國制定各項政策的基本立足點。
為什麼要再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主要是因為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過去幾年，國際社會出現了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等現象，增加了國際環境變化帶來的壓力。而國內也面臨一些內部改革發展的難題。
發展是硬道理，高品質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當然無論是國際環境變化帶來的壓力，還是國內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需要，要解決方方面面的問題，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而且很多問題其實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會隨著發展而逐漸被解決。如果不發展，問題就談不上解決。
大灣區評論：《建議》提出統一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規範地方政府經濟促進行為，統一市場監管執法，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等舉措，將更加有力有效地破除各種市場障礙，充分釋放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紅利。關於“建設統一的大市場”，我們應該如何去做？
鄭永年：有了統一大市場，才能暢通大循環。市場是全球最稀缺的資源，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和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客觀要求。
要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就是要建設規則的統一。正因為各地的規則不統一，大家才會產生惡性競爭。實際上現在地方政府能用的手段越來越少，以前還有土地等很多的優勢，那現在這些優勢沒有了。內卷的結果，使得地方債務越來越多。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需要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這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做大量工作。它不僅要統一規則、規制，比如廣東的招商和湖南的要統一起來，廣州和深圳的招商規則要統一起來。還要改變對幹部的考核標準，如果對幹部的考核標準還是招商引資的話，那他就很難避免會動用各種方法來競爭，最終就會陷入惡性競爭。企業之間也是這樣，價格戰也是同一個邏輯。
從歐洲的經驗來說，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不容易的，要有很多的協調機構。歐洲第一步先形成國家內部的統一大市場，然後再形成了歐洲層面的統一大市場。舊金山灣區也可以看成是統一大市場，它也有很多層面的協調機構，有政府的、民間的、NGO的、企業的。
長三角這方面做得非常好，三省一市有很多統籌協調機構。其地方政府不是沒有競爭，而是基於勞動分工之上的良性競爭。全國統一大市場建立起來以後，一定也會有競爭，這就迫使地方政府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找到基於勞動分工之上的良性競爭，從而促進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大灣區評論：如何看待“內卷”？如何科學出台產業政策，避免逐底競爭？
鄭永年：首先，政府要明確企業不能做什麼，同時要明確企業應該做什麼。例如不能無限降價造成內卷；不能一哄而上，也不能一哄而散。
此外，政府應當發展新的產業。內卷的本質是對存量經濟的競爭，新增的經濟量還不多。原因之一是有些經濟領域監管過度，導致了發展不足，有大量的經濟活動潛力沒有釋放出來。比如城市裡面的各種服務業，北上廣深這些大城市，有的是“城大市小”，甚至“有城無市”。還有些原因比如低空經濟政策導致很多地方“一哄而上”，造成內卷。其實我們的海岸線那麼長，完全可以開拓“私家船”產業這樣的新領域。我們要充分發展新的經濟活動，釋放新的經濟活力，通過體制機制改革，讓新質生產力落地。
更重要的是，圍繞著第四次產業革命和新質生產力層面有很大的空間。比如創新藥，我們因為審批時間太長、缺少風投資金、藥價偏低等原因，產業發展受阻，白白流失到美國，就很可惜。人工智慧更是重中之重，前段時間Manus團隊從武漢搬到新加坡，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融資。我們不缺資本，但我們缺耐心資本。無論是國資也好，民間私募基金也好，大家不敢投。所以政府還是需要體制機制改革，讓大量的新質生產力落地。
大灣區評論：關於“十五五”時期開放工作，商務部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既要重視中國經濟也要重視中國人經濟。您怎麼看？
鄭永年：我的理解是，中國人既可以“走出去”，也可以“走進來”。這裡面的深刻意義在於外延，我們一定要擴大中國經濟的外延。
中國經濟就是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經濟，而中國人遍佈全世界，中國人在全世界開展經濟活動就構成了“中國人經濟”。這也是對外開放的一部分，這個提法包含著哲學的思辨，對於當下中國企業的發展戰略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任何一個經濟體發展到一定水平，都必然會出現企業的國際化、全球化，現在的中國也是如此。那麼企業全球化具體是什麼？就是“中國人經濟”，是中國人到東南亞、中東、拉美等地區做生意，而這些“中國人經濟”與當地經濟又互相強化、互相促進。所以，歸根結底就是，“十五五”時期不只要做好中國經濟，還要通過中國人經濟來拓展中國經濟的外延。
公報把“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也擺在很靠前的位置，提到制度型開放、自主開放。一方面，這是為了中國可持續發展，因為開放狀態下，生產要素才能自由流動；另一方面，開放也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國際公共產品。現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搞封閉主義，中國更要在開放方面堅持下去。
大灣區評論：《建議》明確把“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擺在戰略任務的第一條，其中提出要建構以先進製造業為骨幹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鄭永年：中國的頂層設計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協調性。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次公報中，“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被放在最前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什麼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具體怎麼做的總體構架。
製造業是一個國家經濟構架最根本的東西，是中國比較優勢裡的比較優勢。從低端、中端到高端，中國的製造業種類最齊全。在一些尖端領域，中國也正在奮起直追。所以製造業，尤其是先進製造業是我們絕對不能放棄、絕對不能動搖的戰略領域，應在這個前提條件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大灣區評論：《建議》提出打造新興支柱產業，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叢集發展；還提出前瞻佈局未來產業，推動量子科技、生物製造、氫能和核聚變能、腦機介面、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動通訊等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鄭永年：儘管圍繞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核心和外延還在不斷挑戰過程中，但學界和政策研究界已經形成一個初步的共識，即第四次產業革命=（生物工程+人工智慧）x 能源。中美都在圍繞著這個構架來佈局。人工智慧既是技術，也是工具，未來可賦能千行百業。
大灣區評論：《建議》還有一個提法，要發揮重點區域增長極作用。您怎麼看？
鄭永年：中國的頂層設計與地方發展實際高度契合。我們比較世界第四次產業革命競爭，技術、產能越來越集中在中美兩國，但中美兩國又存在內部高度集中的情況。美國集中在矽谷，中國有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可以說，大家未來五年發展方向也非常明確，在人工智慧、生物工程等領域的競爭也將非常激烈。
大灣區評論：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其中之一是“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怎麼理解這個目標？
鄭永年：這是一個新的提法。首先，這是一個信心的問題。“十四五”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之路走得很不容易。過去五年，我們遭遇了美國發起的貿易戰、科技戰，從川普的“脫鉤”和“卡脖子”，到拜登的“小院高牆”，同時還有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
這改變了我們的“範式”。以前人們總覺得科技只要“國際市場上有，我們就可以採購”，但美國發起的貿易戰要求我們改變認知，促使了中國對發展科技的需求從前期“量的投入”轉向更加注重“質的突破”。在外部發展形勢日趨複雜多變的背景下，我們必須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大科技投入和研發。
“十四五”期間，中國在科技領域實現了很多突破，這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大的信心，也為“十五五”打下了良好基礎。所以，“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這樣的發展目標，在當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大灣區評論：如何理解“科技自立自強”與“新質生產力”？
鄭永年：這個目標與新質生產力密切相關。“十四五”規劃還沒有這個概念，但在“十五五”時期，這個概念被提出並被賦予戰略性意義，它背後反映的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思維方式和理論體系的調整。
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的戰略安排是分兩步走：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前距離完成“第一步”還有十年時間，所以接下來“十五五”這五年至關重要，需要在科技領域實現更大突破。這也是為什麼中國需要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
大灣區評論：《建議》中提到要“確保社會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您怎麼看？
鄭永年：關於“安全與發展”，我把它理解為社會活力，也就是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有機統一。在安全與發展方面強調社會生機勃勃，這一點非常重要。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要有一個均衡的關係。如果社會沒有活力，就很難做事情。大灣區評論：如何實現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機統一，既“管得住”又“放得開”？
鄭永年：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概念上很好理解，但體現到制度層面是一門大學問。有為政府，管得太嚴了，社會就沒有活力了；市場太有效了，就可能把老百姓當“韭菜”割完了。
現在一些平台企業有海量資料，應該向上、向高、向外競爭，像馬斯克那樣做企業，而不是向下去搶老百姓的白菜。我們需要好的有為政府、好的有效市場，這需要在體制機制方面做更多的改革。
大灣區評論：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您如何理解？
鄭永年：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六個堅持”中，第一個是黨的領導，第二個就是堅持人民至上。其中，“人民至上”是目標，“黨的領導”是保障，其他都是方法論和路徑。如果人民沒有獲得感，就是偏離了“人民至上”的原則。
近年來中國一直在大力發展“軟基建”，包括醫療、教育、住房、公共服務等，對底層來說是兜底，這也是中等收入群體積極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基礎。中國的公路、橋樑、高鐵等“硬基建”已經做得非常完善。從以前大力“投資於物”，到現在更多地“投資於人”，我們正在經歷發展方式的重大轉型。
“投資於人”更多地強調人力投資，而且一定要跟高科技創新發展的需求關聯起來。全球科技競爭的本質是人的競爭，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要統籌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並且要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這些工作的核心都是培養人才、投資人才。
經濟和科技發展的落腳點還是民生，在於能否更好地“投資於人”。在一些西方國家，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水平都十分領先，但是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巨大的民生問題——貧富差距加大、中產階級萎縮，經濟體發展的成果並沒有惠及全體民眾，導致社會高度分化，各種社會問題頻發。
我們要從這些西方國家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因此當前中國對民生問題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因為“人”就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
大灣區評論：《建議》指出，“十五五”時期中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中國發展處於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如何看待“十五五”時期中國的發展環境？有那些確定性和不確定性？
鄭永年：從國際上觀察，外部不確定性很強。在“十四五”時期，我們經歷不少“黑天鵝”事件。先是美國搞貿易保護主義，之後拜登政府在意識形態、地緣政治、“卡脖子”脫鉤三條戰線上圍堵中國；趕上世紀疫情，又出現烏克蘭危機、以巴衝突等區域熱點。這些年國際上近乎“亂世”，地緣政治風險升高，區域衝突不斷，西方主要經濟體也面臨強烈的內部不確定性，如美國國內撕裂、歐洲右翼崛起等。國際秩序劇烈變動，需要重建、重塑。
“十四五”不確定性很多，“十五五”我們的確定性反而更大了。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十四五”時期暴露了很多問題，我們也找到瞭解決方法。我們的制度優勢、經濟基礎這些確定性因素，使我們更加堅定有能力勇於面對“十五五”時期可能出現的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可以確定的是我們政策準備更充足了。
“十五五”的國際環境，不確定性中有確定性，至少我們確定它有不確定性。改革開放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是中國適應國際環境，是“跟跑”；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們現在能主動塑造自己的國際環境，從“跟跑”變成了“領跑”。面對“黑天鵝”事件，我自巋然不動，我們有定力、有能力來應對各種風險挑戰。
大灣區評論：中美關係是國際形勢變化的關鍵。如何看待“十五五”時期中美關係的變化？
鄭永年：未來五年，中美關係反而可能更明朗。是不確定性中有確定性。當然川普是不確定的，但川普在任是確定的。中國跟川普已經“斗”成“老朋友”了，他的套路我們熟悉了。比如最近的稀土新規，我們是唯一一個拿出對等反制措施的。
所以，中美關係儘管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是很多東西已經暴露出來了，這是確定的。“十五五”前幾年大機率是川普執政期，而且今天的共和黨已是“川普化的共和黨”，即使新人上台，也難脫離其框架。
也基本可以確定，中美作為兩個核大國，不會發生“戰爭”。川普不喜歡意識形態，不會像拜登那樣，召開一個“民主峰會”來圍堵我們，也不會在中國周邊建構六七個團團夥伙針對中國。他只在乎經貿上的鬥爭，當然這裡面有很多不確定性。
總體地看，大國關係牽動國際形勢，國際形勢演變反過來又會影響國內發展。但危中有機、危可轉機。“十五五”時期，既要迎難而上，也要乘勢而上。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