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當今國際秩序，正走向“群雄逐鹿”的“封建化”

鄭永年：全球秩序正走向“封建化”，中美關係進入“平視時代”

11日至12日，“第五屆中國外部環境的變化與評估：地緣衝突與全球秩序重構”2025研討會在深圳舉行。鄭永年教授受邀參會並作主旨演講。他指出，當今國際秩序的演變，與其說是“多極化”，不如說更接近一種“封建化”趨勢；與此同時，中美關係也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正從“俯視”轉向“平視”。

鄭永年教授在主旨演講中指出，儘管多數人將當今國際秩序的演變視為“多極化”，但我認為更多的是“封建化”。今天的美國，如同春秋戰國時代的周天子，雖居中心，卻難以掌控各大諸侯——俄羅斯、土耳其、印度、德國和日本等區域強國紛紛崛起，“群雄逐鹿”。

正因如此，當前的區域化趨勢並非開放包容，而是日益排他。他強調，若是開放的，全球化將得以延續；若是排他的，國際秩序則走向更加“封建化”，甚至“土豆化”——像一個個彼此隔絕的塊莖，互不往來。

談及中美關係，鄭永年教授認為，川普在中美元首釜山會晤後重提“G2”概念，其潛台詞是一種平等的夥伴關係。這種平等或許並非美國本意，而是在現實壓力下的權宜之計。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正從“俯視”轉向“平視”。傳統的“舊現實主義”帶有濃厚冷戰色彩，強調遏制、圍堵甚至擊敗中國；而川普的“新現實主義”則更傾向於與中國正常相處，在競爭中尋找平衡。

鄭永年：中國的開放是對APEC成員最好的公共產品

11日至12日，2026年APEC非正式高官會（ISOM）在深圳舉行，拉開了APEC“中國年”的帷幕。來自21個經濟體的高官代表、專家學者及工商界人士齊聚一堂，最終達成了重要共識：2026年APEC將以“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為主題，並鎖定“開放、創新、合作”為三大優先合作領域。

鄭永年教授受邀參加會議，並圍繞“開放”這一核心議題在主題和優先領域研討會上發言。他表示，APEC為成員提供了“能夠坐下來討論下一步怎麼走”的平台，對國際經濟走向尤為重要。會後接受採訪時，他進一步指出，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背景下，APEC將繼續成為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平台，而“開放的中國”將在其中發揮更積極作用。

鄭永年教授指出，當世界經濟面臨不確定性之時，開放與合作仍是區域增長最重要穩定器。APEC為成員提供了“能夠坐下來討論下一步怎麼走”的平台，對國際經濟走向尤為重要。

他認為，與偏重地緣政治的所謂“印太”概念不同，APEC經濟體的合作根植於經貿往來。在供應鏈產業鏈受到衝擊的當下，中國接棒APEC東道主後的首場活動，恰是成員就未來路線作出溝通和協調的關鍵時點。中國堅持包容性多邊主義和制度型開放，以自主開放舉措向區域提供公共產品。

明年11月，中國將在深圳舉辦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對此，鄭永年教授表示，深圳的經驗說明開放與產業能力如何相互促進。中國也在探索以共建“一帶一路”、推動均衡發展等方式，為全球經濟結構提供穩定性。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背景下，APEC將繼續成為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平台，而“開放的中國”將在其中發揮更積極作用。

鄭永年教授在會議間隙接受South南方國際傳播中心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APEC部分發展中經濟體對開放產生了疑慮。在這一背景下，深圳作為開放的產物，其發展經驗本身就具有重要借鑑意義。深圳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典型，深圳的開放故事，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

在接受《深圳特區報》記者採訪時，鄭永年教授表示，深圳是中國工業體系的典型代表，特別是在網際網路、人工智慧等領域擁有非常完整的產業鏈和產能。同時，作為一個年輕的城市，深圳也是活力的象徵。舉辦中國第三次APEC會議，深圳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

鄭永年：深圳如何抓住APEC這一重大機遇？

深圳成為國內第三個承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城市。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中國“外貿出口第一城”和新興移民城市，深圳應如何抓住機遇，通過APEC框架，達成合作，強化優勢，彌補短板？

另外，“逆全球化”衝擊亞太經濟合作和地區貿易體系，亞太各國發展不平衡和訴求不一致，區域經濟合作存在結構性矛盾。在此背景下，深圳如何實現對APEC的“反向賦能”，推動更具包容性的區域合作共同體建設？

12月9日，鄭永年教授受邀參加第十七屆深圳學術年會主題研討會，並行表主旨演講，圍繞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

當前，深圳發展面臨內外雙重挑戰。鄭永年教授認為，深圳可通過以下三個層面的開放，以APEC賦能自身發展。

一是包容性多邊主義。針對周邊賭博、電詐、毒品走私等非傳統安全議題，可與APEC經濟體共商議程、凝聚共識。同時，借助移民城市及工商組織海外網路優勢，深圳可通過APEC工商界會議，對接各國工商界，圍繞共同發展形成共識。

二是制度型開放。在各國推動建構高標準規則體系的背景下，制度型開放是中國引領新一輪全球化的關鍵。深圳應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並推動出海企業以“優質產能”走出去，化解“內卷”引發的海外民粹情緒。

三是單邊開放。作為最具條件的城市經濟體，深圳可率先深化對港澳單邊開放，並積極對接CPTPP、DEPA等國際經貿規則。

深圳還可通過APEC實現“反向賦能”：一是展示從“改革開放窗口”到“先行示範區”的發展經驗；二是系統總結開放實踐，推動APEC成員實現更高水平開放，例如在數字貿易、人工智慧規則塑造、區域創新資源整合等方面發揮節點作用，共建亞太創新共同體。

此外，承辦APEC也標誌著深圳從“物的國際化”邁向“人的國際化”。相比紐約等國際都市，深圳的國際化程度仍有差距。要成為第四次產業革命的領軍城市，深圳亟需加強國際化人才培養，並助力各國培養知華人才。

鄭永年：建設國家金融中心必須堅守實體經濟之本

據上觀新聞報告，從十個針對全球城市的權威榜單排名情況看，上海“五個中心”（國際經濟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持續進位，綜合經濟能級穩步進階，創新相關排名實現躍升，金融航運指標穩居前列，軟實力排名亦有提升，體現了上海近年來在全球位勢的變化軌跡。

12月7日舉行上海加快“五個中心”建設研討會，鄭永年教授受邀出席並作主旨演講。他表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在於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上海要把握好“五個中心”建設有利條件，充分發揮系統整合優勢，以科技創新帶動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打造經濟高品質發展的強大動力。

鄭永年教授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十五五”時期的核心任務——這與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的戰略定位高度契合。上海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窗口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核心引擎，在這一國家戰略處理程序中肩負重要使命。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關鍵，在於建構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金融服務這“三駕馬車”深度協同的大科創體系。回溯歷史，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等東亞發達經濟體長期聚焦科創領域的持續投入，以技術突破推動重大產業升級，最終形成“技術進步-產業提質-就業擴容-稅收增長-再投入創新”的閉環式良性循環。

而上海正憑藉長三角區域協同優勢，成為建構這一良性閉環的核心承載地。一方面，上海集聚了密集的頂尖高校與科研院所，且已啟動“基礎研究先行區”建設；另一方面，江蘇、浙江、安徽均為製造業強省，產業基礎雄厚、應用場景豐富，為技術成果提供了廣闊轉化空間；與此同時，上海匯聚了多元資本力量，能夠為硬科技項目提供覆蓋研發、中試、量產全周期的長期耐心資本支援。

鄭永年教授強調，建設國家金融中心必須堅守實體經濟之本。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四中全會已明確“十五五”時期的核心任務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釋放出了中國不會過早或過度推動實體經濟金融化的清晰訊號——意味著金融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助推器”，而不是自我循環的“泡沫池”。故而，上海應聚焦發展風險投資、產業基金、科技金融等“好金融”。

放眼全球科創格局，第四次產業革命的“主戰場”高度集中於中美兩國。美國依託矽谷與波士頓-紐約創新帶；中國則形成三大戰略支點：北京強在基礎科研，粵港澳大灣區重在市場應用，而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兼具科研、製造與金融優勢，最具系統整合潛力。

鄭永年教授建議，上海下一步應優先完善風投生態，同時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理順“五個中心”之間的內在邏輯，讓科創、產業與金融形成高效閉環。 (IPP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