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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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懿的詛咒

如果這幾年你關注國際形勢，就會發現一個現象： 全世界所有成文的不成文的規矩，都在以一種肉眼可見的速度瓦解。 中東的停火協議簽了又撕，撕了又打。 全球通用的契約精神，被變卦的西方人踩得粉碎。
司馬懿的詛咒
宏觀#司馬懿#歷史#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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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為何砸爛國際秩序？要從美國戰後“初心”說起

我們的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結構性轉變——從相互依存的地球村，轉向一個多中心、多規則、多聯盟的碎片化時代。 川普就是那個闖入房間的大象，從對盟友“背信棄義”到覬覦他國領土，從突發奇想要建立“和平委員會”到對聯合國體系口誅筆伐，在在顯示當今世界正面臨國際秩序的崩潰。 但結束往往醞釀於開始，是開始在另外一個時段的最終表現形式。精準解讀戰後秩序便成為關鍵。對戰後秩序為何建構、由誰建構、如何建構的“現場”回溯，直接關係對當前美國川普政府作為和世界局勢的認識。 國際秩序的底色是權力。邁克爾·曼（Michael Mann）認為經濟、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四種權力的擴張推動了全球化，也是國際秩序的內在基礎。喬萬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指出，現代國際體系的重要特徵，一直表現為資本主義和領土主權統治的權力邏輯之間恆定不變的對立，以及由當時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周期性地通過重組世界政治-經濟空間來解決它們的矛盾。
川普為何砸爛國際秩序？要從美國戰後“初心”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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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金磚國家要堅定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勇做時代先鋒

當地時間9月12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八次會晤第一階段會議，發表題為《共擔時代責任 勇做先鋒力量》的重要講話。 習近平強調，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全球南方卓然壯大，世界多極化不可阻擋。與此同時，單邊主義、強權政治逆流湧動，多邊主義和國際秩序受到衝擊，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無減。金磚國家要堅定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勇做時代先鋒，引領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攜手推動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 (新聞聯播)
習近平：金磚國家要堅定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勇做時代先鋒
國際#習近平#金磚國家#多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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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全文】達利歐：世界秩序真的要崩了

世界秩序真的要崩了Ray Dalio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大多數國家領導人都宣告，1945年建立的戰後世界秩序，已正式成為過去式，會議發佈的《2026年安全報告》深入地闡述了這個圖景，報告題目非常應景，《大廈將傾》（Under Desctruction），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在這裡閱讀全文（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en/publications/munich-security-report/2026/）。具體的例子有很多，德國總理梅爾茨說，“過去幾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我們正式進入“大國政治”時代。他明確表示，在這個新時代，自由“不再是理所當然的前提”。法國總統馬克宏與梅爾茨的觀點不謀而合，他說，歐洲舊的安全結構的基礎就是舊的世界秩序，現在已不復存在，歐洲必須為戰爭做好準備。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表示，我們正處於“新地緣政治時代”，因為“舊世界秩序”已經結束了。用我的話說，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世界大周期的第六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極度混亂，沒有規則，強權即真理；這是大國衝突的時代。第六階段的規律邏輯，我在《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第六章“外部秩序與混亂大周期”中做了詳細解釋。此前，我在部落格里長篇摘錄過第五章“內部秩序與混亂的大周期”的內容，向大家講解了美國國內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這些事情與第五章所講的經典周期正好吻合。這一篇部落格，我會附上第六章的全部內容。鑑於幾乎所有人都一致認同1945年戰後世界秩序已經崩潰，我們正在進入新的世界秩序，我認為，這一章的內容值得大家花時間認真閱讀。第6章：外部秩序與混亂大周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際關係所遵守的秩序，無論是內部秩序還是外部秩序，運作方式基本一致，而且內外部經常相互交織。其實，內外部秩序分明的歷史並不久遠。以前，內部和外部秩序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因為當時國與國之間並沒有清晰勘定、相互承認的邊界線。也正因此，第5章裡，每個國家由治及亂循環往復的（興、治、盛、奢、衰、亂）六階段興亡周期，同樣適用於國與國之間的國際關係，只有一個因素需要特別區分：國際關係中，純粹的實力對比，能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是因為，一國之內，所有的治理體系都需要有效實施且廣泛認可的 1）法律法規和立法能力，2）執法能力（如警察），3）司法能力（如法官），以及4）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後果，這些後果既要與罪行相稱，又要得到執行（如罰款和徒刑）。然而，在國與國之間，要麼沒有這些要素，要麼有也不像在一國之內那樣落實有效。歷史上，我們也嘗試過建立更尊重規則的國際秩序，比如建立了國聯和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但都失敗了，因為這些國際組織在大國面前，財富和實力都相形見絀。而一旦強國的實力超過國際組織裡的其他國家，那麼擁有話事權的就必然是強國了。比如，假設美國、中國或別的什麼國家，實力比聯合國諸國都強，那麼主導事態走向的就是美國、中國或別的那些強國，而不是聯合國。畢竟，“強權即公理”，而在勢均力敵的對手之間，不經歷一場較量，財富和權力不會輕易易手。如果強國之間有分歧齟齬，它們當然不會請律師找法官打官司；而是相互威脅，要麼達成協議，要麼兵戎相見。國際秩序更遵循叢林法則，而非國際法。國與國之間的較量，主要有五種方式：貿易/經濟戰、科技戰、資本戰、地緣政治戰和軍事熱戰。我們先簡單定義一下這幾種戰爭。1.貿易/經濟戰： 包括關稅戰，進出口限制，使用其他經濟打擊手段損傷對手經濟2.科技戰： 以保護國家安全為由，限制技術出口和共享3.地緣政治戰： 圍繞領土和聯盟而產生的衝突，通常通過談判和公開或保密的承諾來解決，一般不會訴諸武力4.資本戰： 通過金融工具開展的鬥爭，手段包括制裁（如懲罰提供資金和信貸的機構和政府來切斷一國的資金和信貸），以及限制外國資本進入其金融市場5.軍事熱戰： 正式交火，通過軍事力量開展的衝突大多數國與國之間的較量，都可以歸入上述爭戰類型，有時候會發生不止一種（例如，不管發生那種戰爭，幾乎都會伴隨網路戰）。這些較量的核心，是爭奪財富和權力，也是意識形態的鬥爭。雖然上述戰爭類型中，大多數沒有真槍實彈的交火廝殺，但都是實力的較量。多數情況下，國與國之間的激烈競爭主要以前四種戰爭的形態演進，隨著時間推移，鬥爭愈演愈烈，直到軍事熱戰爆發。這些鬥爭和戰爭，不管有沒有真刀真槍的殺伐，都是國與國之間的實力展現和過招。根據爭議的重要程度和對手的相對實力，出手可以是毫無保留，也可能是點到為止。但是，一旦軍事熱戰打響，其他四種戰爭手段會被極致武器化，用以強力殺傷。前幾章說過，驅動內外部周期的所有因素，往往是同起同落，好時一起好，壞時一起壞。局勢變差了，爭議矛盾也會變多，鬥爭意願也會增強。這是人性使然，也是興衰罔替大周期的根源。一般而言，只有事關國家存亡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脅，而又無法通過和平手段解決的時候，才會爆發全面戰爭（因為國家的核心利益至關重要，國民願意為之戰鬥甚至犧牲生命）。全面戰爭的結果，會毫無爭議地明確勝利一方，勝者為王敗者寇，誰勝利，誰就能制定戰後世界的規則，奠定國際新秩序的基礎。下圖展示了公元1500年以來歐洲內外部和平與衝突的周期，以不同時期不同因素導致的死亡人數為指標。可以看出，五百年來，歐洲經歷了三個衝突興衰大周期，平均每個周期150年。雖然大規模內戰和對外戰爭持續的時間較短，但它們通常是衝突長期累積後的總爆發。雖然一戰和二戰各自有典型周期驅動的獨特原因，但兩次大戰也相互關聯。這張圖展示了 1400–2000 年間歐洲因衝突導致的死亡率（佔總人口比例），並用 15 年移動平均平滑資料，以便更清楚地看到長期趨勢。橫軸是年份，縱軸是死亡率；圖中藍色代表內部衝突導致的死亡率（如內戰），紅色代表外部衝突導致的死亡率（如國家間戰爭），灰色線是兩種死亡率相加的總值。從整體形態看，歐洲的衝突死亡率呈現出典型的“長時間低位 + 少數時期劇烈爆發”結構：大多數年份的死亡率接近低基線，但在若干關鍵歷史階段會出現陡峭高峰。圖上標註的主要峰值分別對應宗教戰爭與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以及 20 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其中世界大戰階段的峰值最高，說明那一段時間衝突對人口的殺傷強度遠超其他時期。圖中同時標註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相對繁榮的階段，與戰爭高峰並列呈現出一種“周期性”：和平與發展往往持續較久，但矛盾可能在長期累積後以短促而猛烈的方式集中釋放。二戰後曲線快速回落並長期處於低位，可能是因為戰後“歐洲一體化（EU integration）”制度整合與安全架構變化。如圖所示，每個大周期都經歷一段相對漫長的和平繁榮期（比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時期），而和平繁榮期也為後來血腥恐怖的對外戰爭埋下了種子（比如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無論是上升期（和平繁榮時期）還是下降期（蕭條與戰爭時期），都對整個世界產生了影響。在主要強國繁榮時，並非所有國家都能共享繁榮，因為國與國之間，通常是零和遊戲，我之所得，往往是彼之所失。比如，中國從1840年到1949年的衰落期，被稱為“百年屈辱”，就是因為西方列強和日本對中國的剝削掠奪。讀到這裡，請記住，只要發生戰爭，就有兩件事板上釘釘：第一，戰爭絕不會按計畫發展；第二，戰爭的殘酷程度一定會始料未及。正因如此，接下來我要講的原則，很多都是避免真槍實彈熱戰的原則。然而，熱戰還是時不時發生，有時候是出於正當理由，有時候藉口則很荒謬。有一點要說清楚，雖然我認為大多數戰爭都是人間悲劇，起因也往往荒唐可笑，但有些戰爭值得打——因為不打的話，後果不堪設想（比如會失去自由）。塑造外部秩序的永恆力量我在第二章解釋過的，除了自身利益和生存之外，對財富和權力的追求是個人、家族、企業、國家最主要的驅動力。又因為財富等於權力，畢竟有了錢可以建設軍事力量、控制貿易、影響他國，所以國內執政實力與軍事實力是相輔相成的。買槍火彈藥（建設軍事力量）需要錢，買柴米油鹽（滿足國內社會支出需求）也需要錢。如果一個國家無法提供足夠的強大軍備或足夠的物質幸福，這個國家在國內外反對勢力面前就會變得不堪一擊。通過研究中國曆朝歷代和歐洲各大帝國的歷史，我認識到，財富雄厚，能在開支上壓倒對手，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優勢之一。美國就是這樣在冷戰中擊敗蘇聯的。只要能在對的地方花足夠多的錢，就不必打熱戰。而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關鍵，就是在強大軍備和物質幸福之間取得平衡，不要因為走極端而導致衰落。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必須有足夠的財力，既能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又能保護人民免受外敵侵略。能將這樣的強盛維持兩三百年的國家，就已經是非常成功的國家了，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那個國家能永遠保持這樣的盛世。一旦既有霸權開始衰落，或新興大國的實力逐漸逼近既有霸權，或兩件事同時發生，衝突就必然出現。如果雙方同時具備兩個條件，爆發軍事戰爭的風險就極大：第一，雙方軍事實力旗鼓相當；第二，彼此存在不可調和的生死矛盾。截至本文發表時（2026年2月14日），最有可能一觸即發的軍事衝突，就是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的對抗。對決雙方的選擇不多，要麼開戰，要麼退讓，但兩個選擇都極其艱難。兩種選擇代價都很高：開戰，就有人員傷亡和軍費開支；退讓，就是放棄影響力和地位，因為這是軟弱的表現，軟弱就會失去別國的支援。如果競爭的兩強有相互摧毀的實力，雙方必須對彼此保持極高的信任，確信對方不會對自己造成難以承受的傷害或致命威脅。然而，能妥善處理這種“囚徒困境”的情況極其罕見。雖然，國際關係中其實沒有什麼規則可言，只不過是實力最強的國家給自己定的規則而已，這些規則的結果也有好有壞。具體來說，那些能讓雙方共贏的規則，肯定比導致兩敗俱傷的規則好。因此，這一條原則就至關重要：要想更多地實現雙贏，就需要在談判時充分考慮對方和自己各自最看重的是什麼，並懂得如何進行交易。高明的合作共贏，既能增加雙方的財富和實力，又能合理分配財富和權力，比兵戎相見要有利可圖得多，也比一方成王一方敗寇的痛苦小得多。只是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要懂得站在對手的角度看問題，還要劃清楚和講清楚你的紅線在那裡（也就是絕不可妥協的底線）。所謂“贏”，就是在得到最重要的利益同時，沒有失去最重要的東西。所以，如果一場戰爭在人員傷亡和軍費開支上的代價，遠遠超過它能帶來的收益，那開戰就是愚不可及。但“愚不可及”的戰爭還是有人在打，原因容我慢慢道來。陷入愚蠢的戰爭實在太容易了，原因有以下幾點：a) 囚徒困境，b) 針鋒相對的態勢升級，c) 衰落大國認為退讓的代價太大，d) 在需要快速決策時發生誤判。兩強爭霸常常陷入囚徒困境；雙方都需要有途徑讓對方相信，自己不會先動手消滅對方，不然對方就會搶先下手。針鋒相對的態勢升級也很危險，因為一方升級之後，另一方要麼跟著升級對抗，要麼就失去對方在上一輪奪走的利益；這就像“膽小鬼博弈”一樣，逼得太緊，必然導致正面對抗。如果用虛假言論煽動民眾情緒，爆發愚蠢戰爭的危險會加劇，所以領導人最好實事求是、深思熟慮地向老百姓說明局勢以及應對之策（在民主國家，民意至關重要，這樣做尤其關鍵）。最糟糕的情況是，領導人在面對民眾時既不誠實又情緒化，如果他們還掌控了媒體，那就更加雪上加霜了。總的來說，從雙贏到兩敗俱傷再到雙贏，往往有周期規律。在形勢大好時，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更願意合作；而到了艱難時期，就更容易發生衝突。當既有霸權相對於新興大國走向衰落時，既有霸權自然而然希望維持現狀或推崇既有規則，而新興大國則希望改變規則，以適應新的現實局勢。俗話說“情場如戰場，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雖然我不太懂“情場”那部分，但“戰場”這部分我很清楚，的確是不擇手段。舉個例子，在美國獨立戰爭中，英軍排成佇列準備交戰，而美國革命軍躲在樹後射擊，英軍覺得這不公平，還提出了抗議。最後，美國革命軍獲勝，在他們看來，英軍太迂腐愚蠢，為了美國獨立自由的建國大業，改變交戰規則算什麼。戰爭就是這樣。接下來，是最後一條原則：要有實力，尊重實力，明智地運用實力。有實力是好事，因為實力永遠比協議、規則和法律更可靠。到了關鍵時刻，註定勝出的國家，是有實力按自己的解讀執行規則和法律的國家，是有實力重新解讀既有規則和法律的國家。尊重實力也很重要，因為明知必敗還要開戰，實在不智；還不如通過談判達成對自己最有利的和解方案（前提是有理智的戰略考量，也不排除因為愚蠢的自負，非要求死當烈士）。明智地運用實力同樣重要。明智地運用實力，不是逼別人就範逆來順受，更不是恃強凌弱。而是要知道，慷慨大度和真誠相待是實現雙贏關係的強大力量。不論如何，雙贏關係比兩敗俱傷要有價值得多。換句話說，動用“硬實力”通常並非上策，運用“軟實力”才更可取。要明智地運用實力，還應該懂得判斷什麼時候該“文”（達成協議），什麼時候該“武”（動手開戰）。要做判斷，就必須先判斷自己的相對實力會隨時間增強還是變弱。最有利的，是在自己實力最強時，談判達成協議、強制執行協議或發動戰爭。也就是說，如果自己的相對實力在走下坡路，那就趁早開戰；如果相對實力還在爬坡，那就推遲開戰。如果陷入了兩敗俱傷的關係，就必須想辦法脫身，最好脫鉤，雖然很有可能難免一戰。明智地運用實力，最好不要耀武揚威，不然會讓別國感到威脅，繼而建立自己的威懾力量，導致雙方相互升級對抗，最終兩敗俱傷。運用實力，最好像運用一把隱藏的匕首，只在真正近身開打時才亮出來。但也有時候，為了改善談判地位、避免衝突，最好的辦法就是展示實力並威脅使用武力。充分瞭解對方最看重什麼、最不在乎什麼，尤其是對方的“必救”“必戰”，這樣才能找到一個平衡點，雙方都認為能公平地解決爭端。有實力當然很好，但對於本來就不需要的實力，沒有也挺好。因為維持實力必然消耗資源，尤其是消耗時間和金錢。而且，實力越強，責任就越大。我常常驚訝地發現，實力較弱的人和更有實力的人相比，往往更幸福。秩序崩解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戰上文，我們瞭解了外部環境興衰治亂周期的驅動規律和應對原則，都是我研究大量案例得出的結論。本文，我想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案例，對上文的內容做簡要回顧，畢竟二戰是人類從和平走向戰爭最具有標誌性的最鮮活的例子。通過二戰這一個案例，可以清楚地瞭解三大周期的共振疊加能帶來什麼樣的巨大影響。這三大周期就是貨幣與信貸周期、內部興衰治亂周期以及外部興衰治亂周期。它們的力量交相呼應，為災難性世界大戰創造了條件，並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礎。雖然二戰時期的故事本身就引人入勝，但它們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那就是為我們提供了經驗和教訓，幫助我們思考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未來可能發生什麼。尤其是，中美兩國正在經濟戰場上酣戰，且完全有可能演變為軍事熱戰。借古鑑今，通過研究1930年代的往事，可以為我們當下提供寶貴的思路，幫助我們理解接下來可能發生什麼，以及如何避免中美兵戎相見。通往戰爭的不歸路為了更生動地還原1930年代的歷史畫卷，我會先梳理一下1939年歐洲戰場正式開戰之前，到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之間的地緣政治重點事件，然後快速回顧戰爭處理程序，再講講1945年美國實力巔峰時期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歷史。1929年，股市大崩盤，全球經濟大蕭條，導致幾乎所有國家都因資產貶值蒸發而陷入嚴重的內部衝突。這促使各國政治轉向，推舉民粹主義、專制主義、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領導人和政策。這些政治轉向的國家，有的偏右，有的偏左，程度各異，因各國國情以及民主或專制傳統的強弱，而各有不同。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極其糟糕的經濟狀況加上根基不牢的民主傳統，導致內部爆發極端衝突，並轉向擁護極右翼（法西斯）民粹或專制領導人，而在蘇聯和舊中國，在經歷極端困境的歷史時期，同樣因為缺少民主經驗，轉而擁護左翼（共產主義）民粹或專制領導人。在美國和英國，由於民主傳統相對較深，經濟狀況也沒那麼嚴峻，所以，雖然也變得更加民粹化和專制化，但遠不及其他國家那麼嚴重。法西斯德國與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因為戰爭賠款而背上了沉重的債務，但到了1929年，由於協約國推出“揚計畫”(Young Plan)【注】，德國開始擺脫這一枷鎖。“揚計畫”為德國提供了相當大的債務減免，外國軍隊也於1930年撤出德國。然而，全球經濟大蕭條依舊重創了德國，導致失業率接近25%，企業大量破產，貧困現象蔓延。果不其然，左翼民粹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之間展開了激烈鬥爭。阿道夫·希特勒，作為右翼民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的領軍人物，利用民族屈辱情緒煽動民族主義狂熱，將《凡爾賽條約》及其簽署國刻畫為德國的敵人。希特勒制定了民族主義25條綱領，並圍繞綱領凝聚支援力量。為應對內部鬥爭和恢復秩序的需求，希特勒於1933年1月被任命為德國總理，他的納粹黨從懼怕共產黨人的工廠主那裡獲得了大量支援。兩個月後，納粹黨在德國議會（國會大廈）選舉中贏得最高票和多數席位。譯者註：1929 年，美國銀行家歐文·揚主持提出揚計畫（Young Plan），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協約國針對德國賠款制定的第二個賠款方案。該計畫把德國賠款總額從 1320 億馬克削減為約 1139 億馬克，並把償付年限延長到大約 59 年，同時由協約國向德國提供貸款。這個計畫取消了對德國財政經濟的直接監督，希望在減輕德國負擔的同時維持戰後“賠款—戰債”體系的運轉。希特勒不願再支付戰爭賠款，退出了國聯，並於1934年掌控德國，形成獨裁統治。他身兼德國總理與總統雙重身份，成為國家最高領袖。在民主制度下，一直有合法途徑，允許國家領導人取得各類特殊權力；希特勒將所有特殊權力悉數攫取。他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許多公民權利遭到限制，他鎮壓政治反對派共產黨，並強行通過《授權法案》，使他無需國會大廈和總統的批准即可頒布法律。他對任何反對勢力都毫不留情，不僅審查或接管報紙和廣播公司，還成立秘密警察，也就是蓋世太保，替他清除和鎮壓反對派，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沒收新教教會的財產，逮捕反對他的教會官員。他宣揚雅利安種族是優越的主宰種族，禁止非雅利安人在政府任職。憑藉同樣專制/法西斯的手段，希特勒重建百廢待興的德國經濟，推出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畫。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鼓勵企業投資，積極提高雅利安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指示成立大眾汽車公司，生產平價汽車，讓人人都買得起，使汽車更加普及，還主導修建了高速公路（Autobahn）。他強制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以資助大幅增加的政府支出。由此產生的債務，則通過企業收益和中央銀行（德意志帝國銀行）貨幣化來償還。這些財政政策大體上行之有效，幫助希特勒實現了他的目標。這也再次證明，如果以本幣借款、增加債務和赤字，並將借來的資金投入能夠提高生產力的投資，並能夠產生足夠現金流來償債，那這樣的債務和赤字就能產生極高的效益。即使無法完全覆蓋債務成本，在實現國家經濟目標方面，也極具成本效益，極其划算。至於這些政策的經濟效果：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德國失業率高達25%。到1938年，失業率已經降到了零。希特勒執政後的五年裡，德國人均收入增長了22%，1934年至1938年間，實際平均經濟增長率超過8%。如下圖所示，從1933年到1938年，德國股市穩步上漲近70%，直到熱戰爆發。左圖展示的是“德國股票收益（以本幣計）”。橫軸是時間範圍（1933年到1939年），縱軸是股票累積超額回報率。紅色曲線整體由左下向右上爬升，雖然中間有幾次明顯回呼，但趨勢始終向上；圖中的文字說明指出，從1933年1月到1938年，德國股市總體上漲了接近70%。右圖展示的是“德國人均收入（以2017年美元計）”。橫軸同樣是1933年到1939年，縱軸則是折算為2017年美元匯率的人均收入水平。可以看到，德國人均收入在這幾年呈現階段性爬升的趨勢，整體穩步上升。圖中的文字寫明：1933到1938年間，德國人均收入總共提高了約22%。1935年,希特勒開始擴軍備戰，實施雅利安人強制兵役制度。德國軍費開支的增速遠超其他國家，因為德國經濟需要更多資源來維持運轉，德國打算動用軍事力量來奪取所需資源。日本與德國一樣，也因大蕭條受到嚴重打擊，並因此走向專制道路。作為一個島國，日本的自然資源同樣缺乏，難以自給自足，並且依賴出口創收，並進口生活必需品，因此特別容易受到大蕭條的衝擊。1929年至1931年間，日本出口下降了約50%，經濟遭受重創。1931年，日本破產，被迫動用黃金儲備，放棄金本位，實行浮動匯率，這導致日元大幅貶值，日本的購買力耗盡。嚴峻的經濟狀況，加上巨大的貧富差距，引發日本左翼和右翼之間的激烈鬥爭。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大肆抬頭，他們希望通過武力恢復日本的秩序和經濟穩定。日本決意從其他國家掠奪自然資源（如石油、鐵、煤和橡膠）和人力資源（也就是奴隸勞工）。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國東北，並逐步擴張入侵中國內陸和亞洲其他地區。有人認為，日本與德國通過軍事侵略獲取所需資源的方式，比傳統貿易和經濟手段更具成本效益，更划算。1934年，日本部分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導致政治動盪加劇，進一步強化了右翼、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運動。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日本實行自上而下的法西斯計畫經濟，經濟實力不斷壯大，建立起軍工複合體，保護其在東亞和中國華北的佔領區，並繼續支援向其他國家的侵略擴張。與德國類似，雖然大多數日本企業是私有企業，但其生產活動受政府控制。何為法西斯主義呢？選擇治理方式時，一個國家需要做出以下三個重大選擇：1）決策方式是自下而上（民主）還是自上而下（專制）；2）生產資料所有制是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介於兩者之間）；3）個人主義（個人福祉優先）還是集體主義（全民福祉優先）。你可以試著從每個類別中選擇你認為最理想的方式。而法西斯主義結合了專制、資本主義和集體主義。法西斯主義者認為，使國家及人民富裕、繁榮、強盛的最佳治理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專制領導，由政府指導私有企業生產，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美國與同盟國1929年之後的美國，債務問題對銀行造成毀滅性打擊，導致其在全球範圍內的放貸大幅縮減，傷害了國際借款方。與此同時，經濟大蕭條導致需求疲軟，美國進口和其他國家對美出口雙雙暴跌。隨著美國人收入下降，需求進一步萎縮，信貸問題不斷惡化，形成自我強化的經濟下行惡性循環。美國的應對措施是轉向保護主義，以求保障美國就業，1930年，美國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提高關稅，進一步加劇了其他國家的經濟困境。* 經濟不景氣時，為了保護本國企業和就業，提高關稅是常見的做法，但這通常也會降低效率，因為生產不得不轉移到效率更低的地方進行。結果，高關稅會導致全球經濟進一步疲軟，因為關稅戰之下，出台關稅政策的國家會失去出口市場。不過，受到關稅保護的企業則會受益，他們因此會幫助增加關稅的領導人贏得政治支援。蘇聯尚未從1917-1922年的（二月、十月）革命和（蘇俄）內戰中恢復過來，加上對德戰敗、與波蘭的戰爭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1921年還發生大饑荒，整個1930年代又飽受政治清洗和經濟困境的折磨。1928-1930年，中國也遭受內戰、貧困和饑荒的摧殘。因此，1930年局勢惡化、各國開始徵收關稅時，中國、蘇聯的情況更加急轉直下，看不到生機和希望。1930年代，美國和蘇聯都遭遇了旱災，這讓局勢更加雪上加霜。* 自然災害（如乾旱、洪澇和瘟疫）往往會造成嚴重的經濟困境，自然災害一旦疊加其他不利條件，就很容易引發激烈的衝突。在蘇聯，極端的政府政策加上自然災害，導致數百萬人死亡。與此同時，蘇聯國內的政治鬥爭和對納粹德國的恐懼，導致數十萬人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未經審判就被處決。* 本質上，通縮性經濟蕭條就是債務危機，其根源在於債務人手中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償還債務。這種危機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印鈔、債務重組以及政府推出刺激計畫，增加貨幣和信貸的供應，貨幣和信貸的價值則會降低。唯一的問題是，政府官員有多少耐心、在何時採取行動。從1929年10月股市崩盤，到羅斯福總統於1933年3月採取行動，美國等了三年半。羅斯福就任後的頭100天，推出了多項大規模政府支出計畫，資金來源是大幅度加稅和提高預算赤字，而提高預算赤字則是聯準會通過債務貨幣化來融資。羅斯福推出了促就業計畫、失業保險、社會福利保障，以及親勞工、親工會的政策。1935年，稅收法案出台，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升至75%（而1930年時僅為25%），被當時的民眾戲稱為“劫富稅”。到1941年，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達到81%，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為31%，而1930年時僅為12%。羅斯福還徵收了許多其他稅種。儘管徵收了上述各類稅收，經濟復甦還帶來了稅收增長，預算赤字佔比仍從GDP的約1%增加到約4%，因為美國政府的支出增長實在太多了。從1933年到1936年底，美國股市回報率超過200%，美國經濟平均實際增長率高達驚人的9%。1936年，為了平抑通膨、給過熱的經濟降溫，聯準會收緊貨幣和信貸政策，結果導致脆弱的美國經濟再次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經濟體也隨之走弱，國內和國際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與此同時，在歐洲，西班牙左翼民粹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演變為血腥的西班牙內戰。在希特勒的支援下，右翼的佛朗哥成功清除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對派。* 經濟衰退嚴重和貧富差距巨大時，通常會出現革命性的大型財富再分配。來文的和平手段，是對富人大幅加稅，或者大量增加貨幣供應讓債權人的債權貶值；來武的暴力手段，就是強制沒收財產。在美國和英國，雖然也進行了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再分配，但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得以保留。而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這些制度則未能倖存。* 在全面熱戰爆發之前，通常會先爆發經濟戰。正式開戰之前，通常會有十年左右的經濟戰、科技戰、地緣政治戰和資本戰，在此期間，衝突各方相互威脅升級，試探對方實力的極限。雖然普遍認為，1939年是歐洲戰場衝突的開端，1941年是太平洋戰場衝突的開端，但其實，衝突早在大約十年前就已經開始了。除了各國內部因經濟問題而引發的衝突以及造成的政治轉向之外，這些國家還面臨著日益加劇的外部經濟衝突，因為經濟蛋糕在不斷縮小的同時，它們都想爭奪更大的份額。由於國際關係遵循的是弱肉強食法則，法律其實是中看不中用，於是德國和日本的擴張性越來越肆無忌憚，在爭奪資源、領土、政治領地上，開始不斷試探英國、美國和法國的底線。在深入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我想先詳細說一下，把經濟和資本工具用作武器時常見的策略。一直以來，常用的策略就是下面幾個：1. 凍結/沒收資產：阻止敵國/競爭對手使用或出售所需的境外資產。這種措施的力度可大可小，小可能只凍結一部分人的資產（例如美國現在對伊朗革命衛隊的制裁，或二戰初期美國對日本的資產凍結），大可以單方面拒絕償還債務，或直接沒收一國資產（例如，部分美國高層決策者曾提出，美國可以不償還欠中國持有的美債）。2. 封鎖資本市場：禁止一國進入本國或他國的資本市場（例如，1887年德國禁止購買俄羅斯證券和債券，以打壓俄羅斯的軍事建設；美國現在威脅要對中國採取同樣的措施）。3. 禁運/貿易封鎖：禁止在本國進行商品、服務貿易，有時還會要求中立的第三方跟進，目的是削弱目標國家實力，或阻止其獲得關鍵物資（例如，二戰期間美國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並切斷日本船隻通過巴拿馬運河的通道），或者封鎖目標國家向其他國家出口商品，從而切斷其外匯收入來源（例如，拿破崙戰爭期間法國對英國的封鎖）。如果你想瞭解這些策略從1600年至今的應用歷史，可以訪問 economicprinciples.org 查看詳細資料。熱戰爆發1937年11月，希特勒秘密召集高層官員，宣佈計畫擴張德國領土，以獲取資源並團結雅利安民族。隨後他就付諸行動了，先是吞併奧地利，然後奪取捷克斯洛伐克境內蘊含豐富石油資源的地區。歐洲和美國警惕地觀望著，不想在一戰的慘痛之後這麼快又捲入另一場戰爭。和所有戰爭一樣，不確定因素從來都遠遠多於確定因素，因為：a) 敵對雙方只有在實力相當時才會開戰（否則明顯較弱的一方發起戰爭無異於愚蠢至極的自殺行為），b) 你來我往的進攻反擊行動五花八門，根本無法預測。熱戰開始後，唯一能夠確定的是，戰爭會帶來極大的苦難，甚至可能導致毀滅。因此，理智的領導人只有在被對方逼到不戰鬥就只能屈服退讓的境地時，才會開戰。對同盟國而言，那個時刻發生在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德國來勢洶洶，勢不可擋；它迅速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並加強了與日本、義大利的同盟關係，三國有共同的敵人且意識形態一致。通過快速奪取領土（例如石油儲量豐富的羅馬尼亞），希特勒的軍隊得以留存現有石油資源，並迅速獲得新資源。對自然資源的渴求和掠奪，始終是納粹戰爭機器的主要驅動力，推動其戰爭行動深入俄羅斯和中東。與蘇聯的戰爭註定不可避免；唯一不確定的是何時開戰。儘管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德國還是在1941年6月入侵俄羅斯，這使德國陷入兩線作戰，並付出了慘痛代價。在太平洋戰場，1937年，日本擴大在中國的佔領區，控制了上海和南京，並進行殘暴屠殺，僅在佔領南京時就殺害了約20萬中國平民和解除武裝的戰鬥人員（中國記錄是30萬受害者）。雖然美國保持孤立主義立場，但向蔣介石政府提供了戰鬥機，並派飛行員（飛虎隊）對抗日本，也算是參與了中國的抗日戰爭。美日之間的衝突開始爆發。在南京，一名日本士兵打了美國領事約翰·艾利森的面部，日本戰鬥機擊沉了一艘美國炮艇。1940年11月，羅斯福在美國總統競選中承諾美國將遠離戰爭，贏得連任。可實際上，美國已經採取經濟行動保護自身利益。特別是在太平洋地區，美國向它同情的國家提供了經濟支援，對它不支援的國家實施了經濟制裁。1940年初，戰爭部長（國防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對日本實施強硬經濟制裁，促成1940年出台《出口管製法》（Export Control Act）。1940年年中，美國將太平洋艦隊移防部署至夏威夷。10月，美國加大禁運力度，限制“除英國和西半球國家以外的所有鋼鐵出口”。這一計畫的目的，是切斷日本的資源供應，迫使其從佔領的大部分地區撤退。1941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了《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這個法案規定，如果美國認為那個國家“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那美國就可以向它出借或出租戰爭物資，這些國家包括英國、蘇聯和中國。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向同盟國施以援手，對美國是有利可圖的，畢竟，這些准盟國在戰爭中連維持生產都很艱難，美國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資，能賺得盆滿缽滿。但美國也不完全是唯利是圖。英國很快就無力支付（黃金儲備消耗殆盡），於是美國允許英國等戰後再付款（甚至免除部分欠款）。雖然這時美國沒有正式宣戰，但是《租借法案》頒布後，美國其實已經結束中立狀態。* 國家一旦國力虛弱，敵對國家就會趁虛而入謀取利益。法國、荷蘭和英國在亞洲都有殖民地，但由於在歐洲戰場消耗過度，它們無力保衛這些殖民地抵禦日本侵略。從1940年9月開始，日本入侵東南亞的幾個殖民地，首先是法屬中南半島，將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擴張，吞併”南方資源區”。1941年，日本奪取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石油儲備。日本擴張領土，威脅到美國在太平洋擴張的野心。1941年7月和8月，羅斯福出手回擊，凍結日本在美國的所有資產，關閉巴拿馬運河，禁止日本船隻通行，並對日本禁運石油和天然氣出口。這切斷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貿易和80%的石油供應。日本計算，它的石油儲備將在兩年內耗盡，因此必須在屈服退讓或攻擊美國之間做出抉擇，陷入兩難境地。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協調多部力量，先後襲擊了美國在珍珠港和菲律賓的駐軍，正式揭開太平洋戰場上美日對抗的序幕，並在隨後幾天促成美國對日、德、意宣戰，從而全面捲入亞歐兩大戰場。雖然廣泛觀點認為，日本當時要想取得勝利，根本沒有可行的方案，但日本領導人卻極度樂觀，認為美國在兩條戰線上作戰，註定會一敗塗地，而且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政治體制，肯定打不過日本和德國的威權主義/法西斯主義體制和軍工指揮系統。他們還盲目地相信，自己有更強的意志和意願，願意為國赴湯蹈火、犧牲捐軀，這也是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 在戰爭中，承受痛苦的意志力有時比造成痛苦的殺傷力還重要。戰時經濟政策經典的經濟戰打法值得關注，各國在戰時採取的典型經濟政策同樣值得研究。這些政策包括，政府幾乎全面管控所有事務，因為國家要將資源從逐利賺錢轉向戰爭武備。例如，政府能決定 a) 生產那些物資，b) 那些物資可以買賣、買賣數量多少（也就是配給制），c) 那些物資可以進出口，d) 物資價格、職工工資和企業利潤，e) 個人能否持有金融資產，以及 f) 資金能否轉移出境。由於戰爭必然耗資巨大，通常政府會 g) 發行大量債務並將其貨幣化，h) 依賴黃金等非信用貨幣進行國際交易，因為其信用貨幣已不被接受，i) 採取更專制的統治方式，j) 對敵國實施各種經濟制裁，包括切斷其資本來源，以及 k) 承受敵國對其實施的制裁。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全面參戰，歐洲和太平洋戰場的主要國家領導人紛紛實施典型的戰時經濟政策，採取更專制的統治手段，而這些做法也得到了各國民眾的廣泛支援。下表列出了各主要國家實施的經濟管制措施。熱戰期間的市場走勢深受兩方面因素影響：一是政府管控措施，二是戰場形勢變化帶來的勝負機率波動。下表列出了各主要國家在戰爭年代對市場和資本流動實施的管制措施。各國股市停市的情況十分普遍，持股投資者無法變現，資金被徹底套牢。而且，戰爭期間，非盟國之間通常不接受貨幣和信用交易，因為大家都擔心對方貨幣會變成一堆廢紙，這種擔憂完全合理。如前所述，戰時真正流通的“硬通貨”就是黃金，有時也用白銀或以物易物。在這種時期，物價和資本流動通常受到管制，因此很難說清楚商品的真實價格到底是多少。戰敗，通常意味著徹底喪失財富和權力，所以戰爭期間仍在開市交易的股市走勢，主要取決於各國在關鍵戰役中的勝負成敗，因為戰果直接影響了勝利的天平向誰傾斜。比如二戰初期，德國攻城略地、摧枯拉朽、佔據上風，德國股市就表現強勁；而當美英等同盟國扭轉戰局後，德國股市便開始走弱。1942年中途島海戰後，同盟國股市幾乎持續上漲直至戰爭結束，而軸心國股市則橫盤或下跌。如圖所示，德國和日本股市在戰爭結束時雙雙停市，近五年後才重新開市，而開市時基本上已經血本無歸；相比之下，美國股市則極為強勁。這張圖顯示的是二戰前後（大約 1938–1950 年）四個國家股市的回報指數（以美元計）：藍色=美國、灰色=英國、黃色=德國、黑色=日本。縱軸是指數水平（可以理解為戰前投入 1 美元，後面不同的年份市值是幾美元），橫軸是年份。•1939–1942 年：德國股市表現很好，原因是軸心國在戰爭初期節節勝利，市場對德國前景樂觀。•1942 年之後：美國和英國股市幾乎一路上漲，圖中標出“1942 年中途島海戰”之後，美英戰局好轉，投資者預期勝利、經濟復甦，因此指數持續抬升。•日本：早期也有“戰時繁榮”，但很快被嚴格的政府管制壓住，股價長期幾乎走平，圖中文字說明“日本戰時繁榮更快消退，股票價格受抑制走平”。•圖上有一條橫線標註“德國和日本市場關閉”，說明戰時後期證券市場被關閉、指數（黃色線和灰色線）無資料顯示。•戰後德國和日本市場重新開放時，“指數大幅下跌”，說明一旦恢復交易，價格立刻大幅向下調整，把戰時被管制、被人為維持的價格一次性修正。•到 1950 年：美國和英國指數都顯著高於 1，特別是美國線衝到接近 3，說明如果戰前持有美國股票並一直持有到 1950 年，實際回報非常可觀；而德國、日本因為戰敗和資產重組，長期回報遠落後於美英。在戰爭年代，保護自己的財富極其困難：正常經濟活動受到嚴重限制，傳統的避險資產不再安全，資金流動受阻，而且國家和民族在為生存而戰時，還要面臨沉重的稅負。此時此刻，保護富人的財富根本不是優先事項，當務之急是把財富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至於投資的話，則是清倉所有債務資產、買入黃金，因為戰爭要靠舉債和印鈔來籌資，這會讓債務和貨幣貶值；而且人們有充分理由不接受信用支付。結論得益於強國獨特的環境條件以及自身的性格特質和文化底蘊(比如強烈的職業道德、聰明才智、嚴明紀律、良好教育等核心要素)，每個強國都有其輝煌強盛的時刻，但它們最終都會走向衰落。有些國家衰落得比較體面，創傷代價較小，但衰落終究無法避免。有些強國衰落則會導致生靈塗炭，使歷史進入至暗時期，對財富與權力的激烈爭奪，會付出經濟和生命上極其慘重的代價。然而，如果各國在富強階段能夠保持生產力，量入為出，讓體製為大多數國民服務，並與主要競爭對手建立和維持互利共贏的關係，歷史大周期未必要以這種方式演進。歷史上有許多帝國和王朝延續了數百年之久，而美國建國245年，也證明了自己是最持久的國家之一。 (萬事如譯)
【中文全文】達利歐：世界秩序真的要崩了
國際#慕尼黑安全會議#人際關係#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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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襲擊伊朗】外交事務：美國“改造中東”幻想破滅

美以與伊朗的軍事衝突進入第12天，並正向消耗戰與心理戰發展。雖然以色列仍堅持加大軍事打擊力度，但美國已轉向如何盡快結束這場衝突。3月9日，川普在記者會上稱戰爭“即將結束”，宣稱已摧毀伊朗海軍、空軍及通訊系統。他甚至考慮部分解除（針對俄羅斯的）石油相關制裁，以平抑油價飆升對美國經濟及全球市場的衝擊。面對油價飆升、股市震盪、供應鏈中斷和共和黨中期選舉風險的上升，川普團隊正想方設法將這場軍事行動包裝為“勝利”從而體面地收場，同時內部圍繞這場衝突的起因、目標和撤出策略方面的分歧也開始顯現。但與川普政府“後撤”的姿態不同，伊朗政府態度強硬，強調戰事的結束將由伊朗決定，並繼續對以色列實施報復性打擊。早在美以發起對伊軍事行動的第一周，美國國內就開始質疑這場行動的目標。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布克國際關係中心高級研究員、中東問題專家凱伊（Dalia Dassa Kaye）3月6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文稱，美國與伊朗的戰爭不會按照美國想要的方式塑造中東。文章批判稱，川普通過戰爭尋求伊朗“政權更迭”的做法充滿幻想，非但不會帶來親美的“新中東”，反而可能製造權力真空、激化地區仇恨，損害美國盟友的信任。戰爭拖得越久，風險越大，因此，作者呼籲美國國會和地區盟友現在必須推動停火，以降低這些戰後潛在風險。美國的誤判凱伊認為，美以對伊朗開戰，是一場影響全球的地區戰爭，擾亂了石油和金融市場、供應鏈、海上貿易和航空旅行。這場戰爭如何結束仍不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川普對戰爭目標的制定過於樂觀，充滿幻想。川普政府假設認為，斬首伊朗領導層可能引發政權更迭、削弱伊朗革命衛隊實力將會讓伊朗不再對地區或美國利益構成威脅，進而迎來一個更符合美國利益的“新中東”。但凱伊稱，這些假設都缺乏現實基礎。轟炸結束後，伊朗和該地區可能比戰前更糟糕，至少不會更好。凱伊提到，伊朗不是委內瑞拉，沒有內線人在幕後等著執行華盛頓的命令。美國短期內也無法扶持親美政權。伊朗反對派也比較分裂，沒有清晰的替代方案。更有可能的結果是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強硬派繼續統治，或政權崩潰造成政治真空，將伊朗拖入長期混亂和暴力。但兩種情景對美國而言都不利。▲3月7日，人們在美國華盛頓參加集會，抗議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而且，伊朗被削弱或政權倒台，也不會自然解決中東的各種問題。比如，以巴衝突、利比亞和蘇丹等國內部衝突，主要和阿拉伯國家及土耳其有關。其中，以巴衝突早在伊朗伊斯蘭革命前就已存在。而伊拉克民兵、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賽武裝等伊朗的“代理人”擁有各自的國內政治議題和權力來源，不完全依賴伊朗。比如，真主黨就發展了自己的無人機生產能力；胡塞武裝也有自己分散的武器供應網路。文章稱，這並不是說削除伊朗影響力無關緊要，但總體而言，即使伊朗被擊敗，地區激進主義也不會被消滅。即使沒有了伊朗的支援，真主黨也能生存，並催生新的反以、反美的激進團體。戰爭不太可能推動地區國家民眾更強烈支援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中國和俄羅斯也可能從中獲益。俄羅斯不想在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倒台後又失去另一個地區盟友。目前來看，這次美以針對伊朗的戰爭至少暫時給俄羅斯帶來了優勢。川普9日和普丁通話，考慮取消對俄羅斯石油的制裁就是例證。“升級陷阱”凱伊在文章中提到，伊朗“橫向升級”（horizontal escalation）攻擊地區國家的經濟和基礎設施，使得後者付出了代價，可能會強化反伊朗情緒，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海灣國家會更親美。鑑於廣泛的經濟聯絡和地理鄰近，海灣國家戰後仍需與伊朗維持某種關係。而且，戰爭反而可能在中東激起對美國和以色列的怨恨。海灣國家民眾可能會怨恨美國把它們拖入戰火。美國研究空中力量和戰爭升級的專家、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特·佩普（Robert A. Pape）3月9日在《外交事務》的一篇文章也提到了伊朗“橫向升級”所帶來的優勢，認為美以的初始打擊看似成功，但實際陷入了“升級陷阱”（Escalation Trap）。佩普在文章中稱，美以起初通過精確空中打擊（包括殺死伊朗最高領袖和革命衛隊高級將領）展示了強大的技術優勢，試圖通過“斬首”迅速癱瘓伊朗政權、實現政權更迭。但是，僅僅數小時之內，美以通過“斬首”來限制戰爭規模的希望徹底落空。伊朗的反擊嚴重損害了海灣地區的穩定，美軍第五艦隊高度戒備。衝突爆發後不久，石油期貨價格大幅上漲。伊朗作為較弱一方，不試圖在正面戰場與美以硬碰硬，而是“橫向”擴大沖突範圍，延長戰爭時間，以此來改變美以的戰略算計。具體方式就是攻擊美國在中東的盟友的油氣設施或者美軍基地。▲3月9日在法國巴黎拍攝的一座加油站的油價牌。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來，法國加油站燃油價格明顯上漲。佩普認為，伊朗這一策略的目標不是在軍事上擊敗美以，而是製造足夠的政治和經濟代價，讓美國及其盟友的國內民眾、盟國政府難堪其重，從而被迫停止此次行動或開啟和伊朗的談判。而且，過去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證明，單純靠空中轟炸無法推翻政權。佩普提到，在越南戰爭和科索沃戰爭中，美國空中力量佔絕對優勢，但對手通過橫向升級，製造了更高的政治代價，最終挫敗了美國目標。另外，在“斬首”行動後，如果對方政權沒有崩潰，就會有更強烈的“橫向升級”的動機，以此展示自身的韌性，因為它需要快速證明自己的政權“還活著、還能繼續戰鬥”。此次美以的“斬首”行動反而強化了伊朗的民族主義和政權韌性。川普不但沒有看到街上的民眾反政府遊行，反而美以的行動讓伊朗民眾更加團結、一致對外。佩普最後稱，美以可能“自不量力”，以為精確打擊就能速勝，結果是“吃不了兜著走”。及時止損凱伊在文章中認為，現在沒有任何“靈丹妙藥”能夠帶來一個更加穩定的中東。現在，川普政府能夠做的就是盡一切努力減輕此次戰爭帶來的負面影響。美國需要避免戰爭造成的動盪演變成更廣泛的人道主義危機。同時，美國還需要協助該地區國家抵禦難以預測的攻擊，並幫助修復在戰爭中因伊朗多輪打擊而受損或被摧毀的基礎設施。凱伊提到，現在就該結束戰爭，轉向及時止損，而不是繼續幻想“改造中東”。儘管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反對這場戰爭，但仍有太多美國政治人物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可以通過美國的“硬實力”來塑造中東格局。現實情況卻是，這場又一次魯莽且代價高昂的戰爭只會進一步削弱美國的實力。這場戰爭不僅不會幫助塑造一個符合美國利益的“新中東”，相反，它很可能維持甚至延長舊有的中東格局，包括持久的衝突、代理人戰爭、地區不穩以及伊朗施加地區影響力等老問題。 (中美聚焦)
【以美襲擊伊朗】外交事務：美國“改造中東”幻想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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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主導的規則秩序到多極國際法

在最近一次演講中，加拿大總理卡尼宣稱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已經終結。其實，美國單邊主義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加速，只要有利可圖，西方大部分國家都予以配合。如今這種局面已不復存在。最近，加拿大總理卡尼（或許是自由派的終極代表）在達沃斯發表了一篇具有開創性的演講。他宣稱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已經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基於強權的外交新時代。但這一主流敘事存在漏洞。美國主導的規則秩序並非在達沃斯終結，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它一直都是虛構的概念。規則秩序與國際法1945年後，美國及其盟友建立了基於規則的的國際秩序。它包括條約、規範、慣例、機構以及由實力支撐的預期。其關鍵的跨國支柱，是戰後從布列敦森林體系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等知名多邊機構。理論上，這套規則具有普遍適用性。但實際上美國保留了諸多特權，包括制裁、域外管轄和軍事干預。它表面上看似普世，實則是美國制定、美國管理、為美國服務的秩序。從一開始，這種秩序就受到追求國際法力量的挑戰。與單邊強權政治不同，全球南方國家和許多小國將國際法視為主權平等國家之間協商一致的法律體系，其根基不僅在於條約，還在於習慣法和《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這是它們的夢想：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1945年6月26日，《聯合國憲章》簽字儀式在美國舊金山“老兵戰爭紀念館”舉行。國際法基本原則包括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領土完整、和平解決爭端以及禁止使用武力。唯一的例外是自衛或聯合國安理會授權，這也印證了規則本身。冷戰的大部分時間裡，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與國際法看似基本保持一致，儘管這種一致性主要侷限於西方陣營內部。《聯合國憲章》的規範之所以能發揮作用，是因為美國的利益仍與體系的穩定大體一致。而蘇聯的存在形成相互制約，促成雙方的克制。而反過來也一樣。隨著蘇聯解體，聯合國式的多邊主義對華盛頓來說失去了意義。多邊主義的興衰讓我們把聯合國投票的一致性作為全球規範共識指標，即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中與國際多數立場投票一致的頻率。契合度越高，表明對多邊共識的融入越深；反之亦然。相反，契合度低則表明存在規範分歧或單邊立場。聯合國成立以來，全球南方在大部分時間裡都表現出最高的協調性。1970 年達80%左右峰值，如今徘徊在70%左右。中國從較低起點（65%）起步，其軌跡與全球南方國家相似。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比例上升至聯合國標準，1980年達到80%峰值，如今穩定在70%-75%之間。中國既不是聯合國規則的破壞者，也不是美國那樣的單極規則制定者。▲2024年1月19日在烏干達首都坎帕拉拍攝的不結盟運動第19次峰會會場。通常，美國、歐洲和日本被統稱為“西方”。但根據聯合國投票結果看，這種歸類並不精準。它們的一致性僅持續了十幾或二十年。上世紀60年代以來，歐洲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步調一致。它們對國際法原則的維護力度不及全球南方國家和中國，但也沒有追隨美國的路線。歐洲和日本的投票模式更接近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它們奉行的是法治。“美國優先”規則全球所有主要發達經濟體裡，美國是一個極其反常的特例。美國在上世紀50年代建立起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後，便開始背離這一秩序的多邊原則。此後，這種偏離趨勢愈加嚴重。到了21世紀初，美國已成為國際社會的異類。它不追求中國或全球南方國家倡導的國際法、多邊主義和普世性，它追求單邊霸權的傾向也與歐洲和日本等主要盟友大相逕庭。在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核心始終潛藏著根本性裂痕。在國際法層面，各國在形式上平等，但實踐中它們從未真正平等過。在基於規則的的國際秩序中，大國與小國之間始終存在著等級差別。選擇性適用法律在這一秩序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許多例子都證明了這一點，包括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人道主義干預（1999年科索沃）；打著維護規則旗號的非法戰爭（2003年伊拉克）；未經安理會批准、單邊實施、具有域外效力且造成嚴重人道後果的制裁製度；以及，美國要求國際刑事法院問責他國，卻拒絕法院對美國自身特別是其軍事干預的管轄。毫不奇怪，在全球南方國家眼中，這套基於規則的秩序一直被視為虛偽的雙重標準——“規則用於他人，而規則制定者可以有變通空間”。在冷戰後長達十年的“單極時刻”，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與國際法之間的分歧急劇加劇。美國從受法律約束的領導者，變成可以自由裁量的執法者。事實上，“美國優先”的例外主義遠早於川普政府，後者只是撕下了多邊主義的所有偽裝。制裁政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聯合國多邊主義到美國單邊制裁作為單邊強制性措施，美國的制裁正是單極野心的體現。冷戰結束以來，由於技術進步（可實現精準制裁）和多邊合法性的削弱（不再對單邊強制措施構成約束），制裁的使用激增。冷戰期間，三分之一的制裁由聯合國及多邊共識授權，美國發起的制裁約佔五分之二，其餘部分由歐洲或美歐聯合實施。西方制裁全球南方國家，讓人想起舊時的殖民依附關係。相比之下，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的制裁佔比微乎其微。冷戰結束後，聯合國授權的多邊制裁佔比從30%降至近於零，美國單邊制裁的比例則從38%升至55%左右。與此同時，歐洲的佔比翻倍至26%，美歐聯合制裁更是增長兩倍，達24%。相比之下，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發起的制裁仍極少，甚至幾乎不存在。單邊或西方主導的制裁（美國和歐盟）已成為常用手段。其中許多並非聯合國安理會授權，這引發了人們對選擇性執法與國際法授權合法性的爭議。全球南方國家認為，單邊制裁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尤其在沒有獲得廣泛多邊認可且具有脅迫性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最後一顆釘子在達沃斯，加拿大總理卡尼稱：“世界秩序出現斷裂，美好的虛構已經終結，殘酷的現實就此開啟，地緣政治中，尤其是主要大國，將不受限制，不受約束。”▲1月20日，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表演講，宣佈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已經終結。這是一篇極具衝擊力的演講，反映了許多西方人的觀點。但是，這種斷裂並非近期才出現的。充滿殘酷大國競爭的世界，早在19世紀的現代資本主義和血腥殖民主義時期就已存在。在當時的世界，一直是“強者為所欲為，弱者逆來順受”。這正是百年殖民屈辱給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帶來的教訓。美國主導的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這一併不美好的虛構從上世紀70年代起已經開始褪色。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盟友們一直享受它帶來的物質好處，當這些好處不再時，卡尼親手為這個鏽跡斑斑的棺材釘上了最後一顆釘子。 作者：丹·斯坦伯克（Dan Steinbock）全球諮詢機構Difference Group創始人 (中美聚焦)
從美國主導的規則秩序到多極國際法
宏觀#國際秩序#國際法#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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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3月封面文章丨羅伯特·卡根：美國對陣全世界

America vs. the World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return to the 19th century’s international order. He will leave America less prosperous—and the whole world less secure.By Robert Kagan川普希望重返19世紀的國際秩序。結果將是美國不再繁榮，全世界也不再安全。插圖：Ben Hickey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正式宣告：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然終結。這並非因為美國在物質上無力維繫這一秩序，而是因為美國已決定不再扮演其史無前例的全球安全提供者角色。過去80年支撐世界秩序的美國實力，如今將被用來摧毀這一秩序本身。美國人正步入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危險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冷戰將顯得如同兒戲，後冷戰時代則宛如天堂。事實上，這個新世界將酷似1945年以前的世界：多個大國林立，競爭與衝突四處蔓延。美國將不再擁有可靠的盟友，只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求生存、謀發展。這意味著軍費開支必須增加而非減少，因為美國過去憑藉聯盟關係所享有的對海外資源、市場和戰略基地的開放准入，今後將不得不與其他大國激烈爭奪並加以捍衛。無論在物質層面還是心理層面，美國人都尚未準備好迎接這樣的未來。八十年來，他們生活在一個由美國主導力量塑造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早已習慣於世界以某種特定方式運行：歐洲和亞洲那些大體順從且軍事上相對克制的盟友，在經濟與安全事務上與美國合作；俄羅斯等挑戰者，則受到美國及其盟友聯合財富與實力的制約；全球貿易總體自由，不受地緣政治競爭干擾；海洋航行安全；核武器的生產與使用受條約限制。美國人如此習慣於這個基本和平、繁榮而開放的世界，以至於他們將其視為國際事務的常態，並認為這種狀態理應無限期延續下去。他們無法想像這一秩序會瓦解，更無法預見瓦解之後對他們意味著什麼。誰又能責怪他們呢？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宣稱，歷史在1989年隨著自由主義的勝利而“終結”——甚至連人類原始的暴力本能也已“發生根本性轉變”。既然自由主義註定勝出，又何需一個強大的美國去捍衛它？冷戰結束後，許多有影響力的聲音一直告訴我們：美國的霸權充其量是多餘而昂貴的，最壞情況下則是破壞性且危險的。一些歡迎“後美國時代”和多極世界回歸的評論人士聲稱，美國仍可保有其在舊秩序下享有的大部分利益。正如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言，美國只需學會自我克制，放棄改造世界的烏托邦式努力，接受“其他國家尋求建立由自身規則主導的國際秩序”這一“現實”。艾利森等人甚至認為，正是美國對主導地位的執著，才引發了與俄羅斯等國家的大多數沖突。他們主張，美國應擁抱多極格局，因其更加和平、負擔更輕。最近，川普在外交政策精英中的支持者甚至開始推崇19世紀初的“歐洲協調”作為未來範本，聲稱大國間嫻熟的外交比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更能有效維護和平。然而，僅從歷史角度看，這種想法純屬妄想。即使管理得最好的多極秩序，也遠比過去80年美國人所熟知的世界更加殘酷、更易爆發戰爭。例如，在所謂1815至1914年歐洲“長期和平”期間，包括俄國和奧斯曼帝國在內的列強彼此之間或與小國之間爆發了數十場戰爭，以保衛或爭奪戰略優勢、資源和勢力範圍。這些並非小規模衝突，而是全面戰爭，通常造成數萬乃至數十萬人死亡。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約有50萬人喪生；普法戰爭（1870–1871）在不到一年的戰鬥中造成約18萬軍人和最多25萬平民死亡。從1815到1914年，幾乎每十年都至少發生一場涉及兩個或更多列強的戰爭。當今若重現19世紀式的多極格局，就意味著俄羅斯、美國、德國、日本及其他大國將以某種組合形式，至少每十年打一場大規模戰爭——重劃國界、驅逐人口、擾亂國際貿易，並冒著引發毀滅性全球衝突的風險。這正是1945年之前數個世紀的世界常態。若相信這樣的世界永不會重現，那才是真正的烏托邦幻想。正是為了擺脫這種衝突循環，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幾代美國人奠定了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基礎。他們才是真正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們對多極格局毫無幻想——他們一生都飽嘗其恐怖後果。1945年後，他們沒有重建多極體系，而是將美國轉變為一股全球性力量，肩負起不僅保衛自身安全、更維護世界安全的責任。這麼做並非出於將世界重塑為美國模樣的願望，而是因為他們認識到，現代世界高度互聯，歐亞大陸的大國衝突終將把美國捲入其中。此前從未有任何國家扮演過美國在1945年後所承擔的角色。部分原因在於，沒有任何其他強國享有美國的獨特條件——由於其實力強大且遠離其他列強，美國基本上不受外國入侵威脅，因而能將武力投射至數千英里之外而無需擔憂本土安全。這種地理與投送能力的結合，使美國在二戰後得以為歐洲和東亞帶來和平與安全。飽受戰爭創傷的國家得以將精力集中於經濟發展，從而促成全球繁榮與國際合作。或許比美國有能力且願意擔當主導角色更非凡的，是其他絕大多數列強竟願意接受併合法化美國的霸權——即便這會削弱它們自身的實力。1945年後的幾十年裡，幾乎所有參與過世界大戰的國家都放棄了領土野心、勢力範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權力本身。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不僅摒棄了數百年來的列強思維與行為模式，還將本國安全與人民福祉託付給遙遠的美國超級大國。這確實是反常之舉，違背了所有國際關係理論和歷史先例。面對新興主導強國的崛起，正常反應應是聯合制衡。歷史上，針對路易十四、拿破崙、德意志帝國與納粹德國、以及日本帝國的崛起，均形成了遏制聯盟。然而，世界各國非但未將美國視為需遏制的威脅，反而視其為可爭取的夥伴。美國的盟友做出了兩項非凡的賭註：一是相信美國會在需要時可靠地保衛它們；二是相信美國不會利用其不成比例的實力損人利己，反而會促進並受益於盟友的經濟繁榮。這便是1945年後美國秩序的偉大交易，也是此後數十年非凡和平與穩定的根源，即便在冷戰期間亦是如此。美國秩序在其內部實現了列強間的和諧，而將外部的俄羅斯等國相對孤立和邊緣化——它們雖不滿全球安排，卻無力改變現狀。如今，這一切正在終結。川普公開慶祝這一偉大交易的終結。他的政府已告知歐洲國家須在2027年前自行承擔防務，並暗示日本、韓國等盟友及戰略夥伴應向美國支付保護費。川普對幾乎所有美國盟友發動了激進的關稅戰，對歐洲政府發起意識形態與政治攻擊，並公然威脅對兩個北約盟國——加拿大和丹麥——實施領土侵略。與此同時，本屆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不再將俄羅斯等國視為對手甚至競爭者，而是視為瓜分世界的合作夥伴。該戰略高度重視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首要地位”，實質上擁抱了一個多極世界：俄羅斯等國和美國各自在其勢力範圍內行使絕對主導權。川普及其支持者似乎相信，世界其餘部分將簡單地接受美國的新方針，尤其是盟友將繼續追隨一個在戰略上拋棄它們、在經濟上向它們索取巨額貢賦、並試圖與直接威脅它們的大國建立“協調機制”的美國。然而，美國戰略的根本性轉變，必然迫使昔日的朋友與盟友做出同樣根本性的調整。例如，面對東西兩翼皆出現敵對且具侵略性的列強，歐洲將何去何從？不僅俄羅斯，如今連美國也威脅著歐洲國家的安全與領土完整，並致力於顛覆其政府。一個被動的歐洲可能淪為若干封地——部分受俄國影響，部分受美國影響——各國主權受限，經濟遭三大帝國之一或多個掠奪。曾經偉大的歐洲國家會甘心接受這種命運嗎？若歷史可作指引，它們將選擇重新武裝。這項任務極為艱巨。要同時有效抵禦俄羅斯進一步的領土侵略並威懾美國的侵略行為，所需遠非小幅增加國防開支，而是全面轉向自力更生的戰略與經濟重構——重組歐洲的工業、經濟與社會。但如果德國、英國、法國和波蘭都全力武裝自己（包括發展核武器），並決心強力捍衛經濟獨立，它們將共同擁有足夠力量既威懾俄羅斯，又讓美國總統在欺凌它們前三思。若別無選擇唯有屈服，歐洲人很可能迎難而上。美國的亞洲夥伴也將面臨類似抉擇。日本領導人早已質疑美國的可靠性，而川普的姿態迫使問題浮出水面。他已對亞洲盟友加征關稅，並多次暗示它們應為美國的保護付費（“與保險公司無異”）。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聚焦西半球，忽視亞洲。日本或將不得不在接受附庸地位與建設獨立軍事能力之間做出選擇。近期右翼民族主義首相高市早苗的當選，暗示了日本可能的選擇方向。川普及其顧問或許以為看到了志同道合者，正試圖“讓日本再次偉大”，但日本民族主義的興起實則是對恐懼的直接回應——日本已無法再依賴美國保障其安全。韓國和澳大利亞也在重新審視其防務與經濟政策，以應對來自東西方的雙重挑戰。因此，一個變得不可靠甚至敵對的美國，很可能促使前盟友大規模擴軍。但這並非分擔集體安全責任，因為這些重新武裝的國家將不再是美國盟友。它們將成為追求自身戰略利益的獨立列強，在多極世界中行動。它們對美國毫無虧欠；相反，它們將以看待俄羅斯等國同樣的敵意與恐懼看待美國。事實上，由於在戰略上被美國拋棄，同時遭受美國經濟掠奪甚至可能的領土侵略，它們很可能成為反美主義的溫床。至少，它們將不再是美國人今天所熟知的那些國家。以德國為例。今日民主、愛好和平的德國成長於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中。該秩序促成了1950年代西德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奇蹟，進而使德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及歐洲繁榮與民主穩定的基石。過去那種追求正常、獨立列強外交政策的誘惑，因經濟利益及德國人所處的相對良性環境而被抑制——這種環境與他們過去所知截然不同。即便在當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開始瓦解之前，人們就已質疑：德國願做多久的“非正常國家”——放棄地緣政治野心、自私利益與民族自豪感？如今，由於美國戰略轉向，德國別無選擇，只能迅速回歸“正常”。正如美國戰略迫使德國重新武裝，它也確保德國將在一個日益民族主義化、分裂的歐洲中這樣做。戰後美國秩序的締造者曾致力於抑制歐洲民族主義，部分通過支援泛歐機構實現。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認為，歐洲一體化是解決“德國問題”的“唯一可行方案”。然而如今，這些機構正承受壓力，若川普政府得逞，它們或將徹底消失。與此同時，本屆政府正試圖煽動歐洲民族主義，尤其在德國——它很可能成功。“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已是德國議會第二大黨，正如1930年的納粹黨。無論德國是否滑向極右，一個失去美國安全保證的重新武裝的德國，必然對其利益採取更民族主義的視角。其所有鄰國亦將如此。波蘭夾在強大的德國與強大的俄羅斯之間，幾個世紀以來屢遭瓜分、佔領，甚至一度喪失主權。若無遠方超級大國保護，波蘭人很可能會決定自主建設軍事能力（包括核武器）。與此同時，法國距民族主義政黨勝選僅一步之遙，一旦發生，將如地震般撼動歐洲。法國領導人已要求國家為對俄戰爭做準備。但試想一個重新武裝、民族主義的法國面對一個重新武裝、民族主義的德國：兩國或可在應對美俄威脅時找到共同立場，但它們也有複雜的歷史——在1945年美國幫助確立持久和平之前的70年裡，兩國曾三次爆發大戰。日本重新武裝也將產生類似影響。這將加劇其鄰國（包括同樣不確定華盛頓防務承諾的韓國）的不安。面對曾三次入侵併佔領的重新武裝（可能擁核）的日本，韓國人何時才會決定自己也需要重新武裝（包括發展核武器）？在多極世界中，一切皆可爭奪，潛在衝突的引爆點層出不窮。過去80年，美國秩序不僅向盟友與夥伴提供安全承諾，還保障了對關鍵資源、軍事基地、航道與空域的共同使用權——理論家稱之為“公共產品”。一旦美國不再扮演這一角色，所有這些都將再度成為多方競爭的目標。這種競爭不會侷限於歐洲和東亞。迄今為止，德國和日本滿足於依賴美國保障波斯灣石油的海上通道。如今，它們及其他重新武裝的大國（包括印度、英國和法國）將需尋找新的自保之道。在多極世界中，勢力範圍將再度重要。數個世紀以來，維持並保護勢力範圍本就是列強身份的一部分，也是戰爭最常見的根源之一——因為勢力範圍往往重疊。俄、奧、奧斯曼三國對巴爾幹控制權的無休止三方爭奪，引發了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內的眾多沖突。渴望收復或建立勢力範圍，是導致二戰的三個“無產”列強（德國、日本、義大利）的主要動機。二戰的結束促使全球放棄勢力範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之所以“自由”，部分在於《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憲章》所載的民族自決原則。儘管這一原則有時被違反（包括被美國違反），但在過去的多極秩序中，列強根本無需考慮小國權利，也從未考慮過。相比之下，美國秩序的自由主義迫使強國向其勢力範圍內的小國讓渡主權與獨立。英國和法國逐步拆解了各自的帝國。德國被迫放棄其中歐夢想，日本也接受了其在亞洲大陸勢力範圍的終結——為此它曾在1895至1945年間發動多場戰爭。在美國主導的秩序下，這些強國從未試圖重獲那些勢力範圍。除美國外，唯一殘存的勢力範圍是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贏得的中東歐地區。但該範圍從一開始就面臨壓力，維持它所需的努力最終超出蘇聯能力，導致其崩潰。美國及其所支援的自由主義秩序的存在，為中小國家提供了數個世紀多極格局所否認的機會。若非有處可逃，莫斯科的中東歐衛星國不會如此渴望逃離。美國秩序承諾更高的生活水平、國家主權及法律與制度上的平等。這為生活在蘇聯陰影下的國家提供了選擇，一旦有機會擺脫莫斯科控制，它們便抓住了機會。近年來，一些自稱現實主義者的人呼籲美國接受勢力範圍的回歸，作為單極格局的替代方案。但他們主要只承認俄羅斯等國的勢力範圍——這已足夠成問題。自彼得大帝時代起，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始終包括波羅的海國家及至少部分波蘭領土。普丁公開效仿彼得大帝，並坦率表示希望恢復冷戰時期的蘇聯帝國版圖。承認俄羅斯等國的勢力範圍，意味著接受它們對目前享有主權獨立的一系列國家的霸權。而在這個新興世界中，俄羅斯等國並非唯一尋求擴張勢力範圍的國家。若德國和日本需再度成為列強，它們也將擁有自己的勢力範圍，這些範圍必然與俄羅斯等國重疊，從而在未來的多極世界中引發無數沖突——正如多極的過去一樣。這就引出了備受吹捧的美俄新協調機制構想——相當於19世紀的“歐洲協調”。成功的安排必須劃定各方勢力範圍的邊界。這樣的協議可能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新的多極世界不具備兩個世紀前的特質。梅特涅的奧地利是現狀維持者，只求保守秩序免受自由主義挑戰。俾斯麥在19世紀末視其新統一的德國為“饜足”國家。兩者都尋求均勢以保住既有成果，而非獲取更多。但俄羅斯等國絕非饜足的現狀維持者。它們是不滿的“無產”強國。自冷戰結束以來，它們始終對美國全球霸權深感不滿，並尋求恢復其自認天然且傳統的區域主導地位。俄羅斯也僅處於重建其傳統中東歐勢力範圍的初期階段。烏克蘭並非普丁構想秩序的終點，而是起點。什麼樣的對美安排能滿足這些野心？絕非像“歐洲協調”那樣僅固化現狀的協議。它必須容納俄羅斯等國各自視為必要的歐亞地緣政治劇變——至少俄羅斯已為此不惜一戰。對被迫放棄獨立、接受莫斯科或華盛頓（或許最終還有柏林、東京或其他未知方）統治的中小國家而言，這一轉型過程絕不會愉快。20世紀前四十年的歷史教訓表明：與“無產”強國達成穩定和平極其困難。每一次向它們讓步的國家或領土，都會增強並鼓勵它們提出下一個要求。事實上，俄羅斯等國既無意願也無必要與美國達成任何約束性協議。相反，它們有充分理由相信此刻正是推進良機。對普丁而言，川普對跨大西洋聯盟的破壞正是這樣的“大變局”。他為何不抓住這一機遇？他無法預知川普時代在美國將持續多久，且若歐洲重新武裝，克里姆林宮的機遇窗口可能關閉。此前，普丁行動緩慢——2008年入侵喬治亞與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相隔六年，此後又隔八年才發動全面侵烏戰爭（且因美國及其盟友而嚴重受阻）。如今美國人已粉碎了這種團結，普丁很可能認為加速其征服計畫的時機已到。這意味著新多極時代的最初幾年不會以巧妙、相互遷就的外交為標誌，而將以激烈競爭與對抗為特徵。世界將更像20世紀初那個殘酷的多極時代，而非19世紀那個雖仍殘酷但更有秩序的世界。當俄羅斯等國開戰時，它們孤軍奮戰；當美國開戰時，即使在伊拉克這樣不得人心的衝突中，也有數十個盟友支援。美國的軍事力量投射依賴於全球各地的基地——這些基地由信任美國為夥伴、並願意容忍駐軍不便的國家提供。但如果美國不再保障這些國家的安全，反而對其發動經濟戰並提出令其反感的要求，它們可能會重新考慮。川普官員似乎期望歐美國家在華盛頓需要或想要時仍會加入美國——即便美國不提供任何回報。但你能拋棄盟友的同時還指望擁有它們嗎？若美國真退回西半球，重拾19世紀的孤立主義與對全球事務的漠然，那倒另當別論。但本屆政府外交政策最驚人之處在於：儘管高喊“美國優先”，川普卻展現出看似無限的全球野心。他一邊揮霍美國實力，一邊享受行使權力的快感。重返白宮的第一年，他便對伊朗和敘利亞發動打擊；威脅奪取加拿大和格陵蘭；推翻委內瑞拉政府並承諾“接管”該國；無效干預東南亞、中非和中東的戰爭；甚至提議在加薩地帶開展需美軍防衛的建設項目。這就是所謂的“克制”嗎？川普的智囊們一面稱讚他摒棄了“無知精英”的“荒謬烏托邦目標”，一面又讚揚他志在“重塑”整個世界。重塑為何？為充實川普的錢包並為他帶來榮耀嗎？川普的狂妄自大正將美國從國際領導者變為國際棄兒，美國人民將在未來多年承受其後果。1916年，德意志帝國總理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曾擔憂，其國家的行為恐使其淪為“萬國眼中的瘋狗”，招致“整個文明世界的譴責”。他言中了。德國領導人以毫不妥協的“現實主義”為傲，認為赤裸裸地追求自身利益本就是國家天性。但正如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所指出，德國不斷訴諸“赤裸裸的強權政治（Machtpolitik）準則”，反而促使世界列強聯合起來擊敗德國。川普政府沉溺於自私自利的追求與為力量而力量的行使，對他人利益嗤之以鼻。正如川普首任國家安全顧問H·R·麥克馬斯特（H. R. McMaster）與經濟學家加里·科恩（Gary Cohn）合著文章所言，世界並非“全球共同體”，而是“各國、非政府行為體與企業競相爭奪優勢的競技場”，在此強權政治世界中，美國擁有“無與倫比”的力量。但還能維持多久？麥克馬斯特的表述，如同川普對自私的頌揚，都深深誤解了美國實力的真正源泉。美國在世界上的諸多影響力，恰恰源於將他國視為戰略夥伴的一部分。常被視為典型美國現實主義者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雖擅用武力，卻相信偉大國家最終必須受“國際社會良知”指引，不僅考慮自身利益，也顧及“他國利益”。他指出，成功的強國不能“無視真正道德的基本準則”行事。數十年來，世界之所以支援奉行這些原則的美國，並接受其權力（儘管存在缺陷與錯誤），正是因為美國並非僅出於狹隘自利——更非出於單一統治者的狹隘私利——而行動。那個時代已經結束。川普僅用一年時間便摧毀了既有的美國秩序，並削弱了美國在未來世界中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如果美國人覺得捍衛世界秩序代價太高，那就等著為接下來的一切買單吧。 (邸報)
《大西洋月刊》3月封面文章丨羅伯特·卡根：美國對陣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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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當今國際秩序，正走向“群雄逐鹿”的“封建化”

鄭永年：全球秩序正走向“封建化”，中美關係進入“平視時代”11日至12日，“第五屆中國外部環境的變化與評估：地緣衝突與全球秩序重構”2025研討會在深圳舉行。鄭永年教授受邀參會並作主旨演講。他指出，當今國際秩序的演變，與其說是“多極化”，不如說更接近一種“封建化”趨勢；與此同時，中美關係也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正從“俯視”轉向“平視”。鄭永年作主旨演講。圖源：主辦方鄭永年教授在主旨演講中指出，儘管多數人將當今國際秩序的演變視為“多極化”，但我認為更多的是“封建化”。今天的美國，如同春秋戰國時代的周天子，雖居中心，卻難以掌控各大諸侯——俄羅斯、土耳其、印度、德國和日本等區域強國紛紛崛起，“群雄逐鹿”。正因如此，當前的區域化趨勢並非開放包容，而是日益排他。他強調，若是開放的，全球化將得以延續；若是排他的，國際秩序則走向更加“封建化”，甚至“土豆化”——像一個個彼此隔絕的塊莖，互不往來。談及中美關係，鄭永年教授認為，川普在中美元首釜山會晤後重提“G2”概念，其潛台詞是一種平等的夥伴關係。這種平等或許並非美國本意，而是在現實壓力下的權宜之計。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正從“俯視”轉向“平視”。傳統的“舊現實主義”帶有濃厚冷戰色彩，強調遏制、圍堵甚至擊敗中國；而川普的“新現實主義”則更傾向於與中國正常相處，在競爭中尋找平衡。鄭永年：中國的開放是對APEC成員最好的公共產品11日至12日，2026年APEC非正式高官會（ISOM）在深圳舉行，拉開了APEC“中國年”的帷幕。來自21個經濟體的高官代表、專家學者及工商界人士齊聚一堂，最終達成了重要共識：2026年APEC將以“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為主題，並鎖定“開放、創新、合作”為三大優先合作領域。鄭永年教授受邀參加會議，並圍繞“開放”這一核心議題在主題和優先領域研討會上發言。他表示，APEC為成員提供了“能夠坐下來討論下一步怎麼走”的平台，對國際經濟走向尤為重要。會後接受採訪時，他進一步指出，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背景下，APEC將繼續成為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平台，而“開放的中國”將在其中發揮更積極作用。2026年APEC非正式高官會主題與優先領域研討會現場。圖源：新華社鄭永年教授指出，當世界經濟面臨不確定性之時，開放與合作仍是區域增長最重要穩定器。APEC為成員提供了“能夠坐下來討論下一步怎麼走”的平台，對國際經濟走向尤為重要。他認為，與偏重地緣政治的所謂“印太”概念不同，APEC經濟體的合作根植於經貿往來。在供應鏈產業鏈受到衝擊的當下，中國接棒APEC東道主後的首場活動，恰是成員就未來路線作出溝通和協調的關鍵時點。中國堅持包容性多邊主義和制度型開放，以自主開放舉措向區域提供公共產品。明年11月，中國將在深圳舉辦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對此，鄭永年教授表示，深圳的經驗說明開放與產業能力如何相互促進。中國也在探索以共建“一帶一路”、推動均衡發展等方式，為全球經濟結構提供穩定性。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背景下，APEC將繼續成為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平台，而“開放的中國”將在其中發揮更積極作用。鄭永年教授在會議間隙接受South南方國際傳播中心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APEC部分發展中經濟體對開放產生了疑慮。在這一背景下，深圳作為開放的產物，其發展經驗本身就具有重要借鑑意義。深圳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典型，深圳的開放故事，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在接受《深圳特區報》記者採訪時，鄭永年教授表示，深圳是中國工業體系的典型代表，特別是在網際網路、人工智慧等領域擁有非常完整的產業鏈和產能。同時，作為一個年輕的城市，深圳也是活力的象徵。舉辦中國第三次APEC會議，深圳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鄭永年：深圳如何抓住APEC這一重大機遇？深圳成為國內第三個承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城市。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中國“外貿出口第一城”和新興移民城市，深圳應如何抓住機遇，通過APEC框架，達成合作，強化優勢，彌補短板？另外，“逆全球化”衝擊亞太經濟合作和地區貿易體系，亞太各國發展不平衡和訴求不一致，區域經濟合作存在結構性矛盾。在此背景下，深圳如何實現對APEC的“反向賦能”，推動更具包容性的區域合作共同體建設？12月9日，鄭永年教授受邀參加第十七屆深圳學術年會主題研討會，並行表主旨演講，圍繞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12月11日至12日，2026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非正式高官會在廣東省深圳市舉行，拉開APEC“中國年”序幕。圖源：新華社當前，深圳發展面臨內外雙重挑戰。鄭永年教授認為，深圳可通過以下三個層面的開放，以APEC賦能自身發展。一是包容性多邊主義。針對周邊賭博、電詐、毒品走私等非傳統安全議題，可與APEC經濟體共商議程、凝聚共識。同時，借助移民城市及工商組織海外網路優勢，深圳可通過APEC工商界會議，對接各國工商界，圍繞共同發展形成共識。二是制度型開放。在各國推動建構高標準規則體系的背景下，制度型開放是中國引領新一輪全球化的關鍵。深圳應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並推動出海企業以“優質產能”走出去，化解“內卷”引發的海外民粹情緒。三是單邊開放。作為最具條件的城市經濟體，深圳可率先深化對港澳單邊開放，並積極對接CPTPP、DEPA等國際經貿規則。深圳還可通過APEC實現“反向賦能”：一是展示從“改革開放窗口”到“先行示範區”的發展經驗；二是系統總結開放實踐，推動APEC成員實現更高水平開放，例如在數字貿易、人工智慧規則塑造、區域創新資源整合等方面發揮節點作用，共建亞太創新共同體。此外，承辦APEC也標誌著深圳從“物的國際化”邁向“人的國際化”。相比紐約等國際都市，深圳的國際化程度仍有差距。要成為第四次產業革命的領軍城市，深圳亟需加強國際化人才培養，並助力各國培養知華人才。鄭永年：建設國家金融中心必須堅守實體經濟之本據上觀新聞報告，從十個針對全球城市的權威榜單排名情況看，上海“五個中心”（國際經濟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持續進位，綜合經濟能級穩步進階，創新相關排名實現躍升，金融航運指標穩居前列，軟實力排名亦有提升，體現了上海近年來在全球位勢的變化軌跡。12月7日舉行上海加快“五個中心”建設研討會，鄭永年教授受邀出席並作主旨演講。他表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在於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上海要把握好“五個中心”建設有利條件，充分發揮系統整合優勢，以科技創新帶動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打造經濟高品質發展的強大動力。鄭永年教授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十五五”時期的核心任務——這與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的戰略定位高度契合。上海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窗口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核心引擎，在這一國家戰略處理程序中肩負重要使命。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關鍵，在於建構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金融服務這“三駕馬車”深度協同的大科創體系。回溯歷史，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等東亞發達經濟體長期聚焦科創領域的持續投入，以技術突破推動重大產業升級，最終形成“技術進步-產業提質-就業擴容-稅收增長-再投入創新”的閉環式良性循環。而上海正憑藉長三角區域協同優勢，成為建構這一良性閉環的核心承載地。一方面，上海集聚了密集的頂尖高校與科研院所，且已啟動“基礎研究先行區”建設；另一方面，江蘇、浙江、安徽均為製造業強省，產業基礎雄厚、應用場景豐富，為技術成果提供了廣闊轉化空間；與此同時，上海匯聚了多元資本力量，能夠為硬科技項目提供覆蓋研發、中試、量產全周期的長期耐心資本支援。鄭永年教授強調，建設國家金融中心必須堅守實體經濟之本。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四中全會已明確“十五五”時期的核心任務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釋放出了中國不會過早或過度推動實體經濟金融化的清晰訊號——意味著金融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助推器”，而不是自我循環的“泡沫池”。故而，上海應聚焦發展風險投資、產業基金、科技金融等“好金融”。放眼全球科創格局，第四次產業革命的“主戰場”高度集中於中美兩國。美國依託矽谷與波士頓-紐約創新帶；中國則形成三大戰略支點：北京強在基礎科研，粵港澳大灣區重在市場應用，而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兼具科研、製造與金融優勢，最具系統整合潛力。鄭永年教授建議，上海下一步應優先完善風投生態，同時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理順“五個中心”之間的內在邏輯，讓科創、產業與金融形成高效閉環。 (IPP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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