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改委的一篇雄文，預示收入分配製度將迎來重大突破

今日（12月16日），發改委黨組在《求是》發表《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一文，明確指出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其中特別提出將“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畫”，以切實提高居民消費能力。這從國家政策層面再次確認，擴大內需絕非權宜之計，而是在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外部環境複雜性嚴峻性上升的背景下，關乎中國長遠發展的戰略之舉。

本文立足國際博弈態勢與國內發展實際，對這一命題作出深入回應。作者指出，擴大內需的首要任務是在初次分配中借鑑“華為模式”與“福特生產方式”的核心精神，實現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升同步，讓勞動者共享發展紅利；其次，應通過再分配改革充分釋放“福利國家”的潛在紅利，以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最佳化增值稅配套公共支出等方式，破解居民收入二次分配的結構性難題；面對川普可能升級的金融戰，文章進一步提出以金磚國家債券基金體系替代美元價值儲藏功能，為建構多極化國際貨幣體系、擺脫 “美元陷阱” 提供了創新性思路。

當前，中美經貿博弈進入深水區，全球供應鏈與貨幣體系正經歷深刻調整，本文既回應了“如何擴大內需”的現實關切，也著眼於“如何應對金融博弈”的長遠佈局，為我們在複雜國際環境中統籌發展與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與實踐路徑。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5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應對川普關稅戰與金融戰的三件大事

自從2025年4月2日川普宣佈所謂“對等關稅”的美國經濟“解放日”以來，中國政府、學界和民間形成了廣泛共識：最好的應對方案是擴大內需。習近平主席2025年10月30日在韓國釜山和川普的會談使得中美貿易衝突暫時有所緩解，但我們必須有應對川普貿易戰和金融戰的中長期方略。實際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雙循環”是在2020年5月23日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界委員時，他說：“面向未來，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建構完整的內需體系……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早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國政府就提出了擴大內需。201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也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等人的研究，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依然顯著低於發達國家，甚至其他大型開發中國家：2022年中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為GDP的60.8%，比日本（70.3%）、德國（69.5%）低10個百分點左右，比美國（84.9%）低20個百分點以上。同時，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增速，也低於國民收入的增速。

有鑑於此，為了應對川普關稅戰，擴大內需，需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切實採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這件大事可以從推廣“華為模式”入手。1990年，華為首次提出員工持股的概念，當時職工參股的價格為每股10元，華為稅後利潤的15%作為股權分紅。2001年，華為推出“虛擬受限股”改革，此類“虛擬股票”享有一定分紅權和股價升值權，但不能轉讓和出售，員工離職時即失效。這和西班牙蒙德拉貢合作社的“職工內部資本帳戶”概念有一些共同點。2008年，華為進一步給所有工齡一年以上的職工配股，每股4.04元；如果員工沒有足夠現金購買股票，華為以公司名義向銀行提供擔保，讓職工可以貸款購買股票。2013年，華為又實施了“時間單位計畫”（Time-Based Unit Plan，TUP），這是一項以5年為一個周期的對中外職工都適用的利潤分享計畫。華為這一制度安排，屬於初次分配，但顯然不能用籠統的“靠市場”來解釋。正如《哈佛商學評論》的一篇文章指出的，華為選擇員工持股和利潤分享，是任正非的公平和效率相統一的理念所致。實際上，華為的員工持股制度（任正非本人至今只佔華為總股份的1.4%）是在初次分配上也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共同富裕”的成功案例。

在初次分配上兼顧效率與公平，使得勞動者能夠分享企業生產率提高帶來的利潤增長，是擴大內需的關鍵。當然，我所說的推廣“華為模式”，並不是說所有企業都必須採用華為的員工持股制度，而是要借鑑其精神，即十二五規劃（2010年）中初次提出的“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其實，“福特生產方式”的發明者亨利·福特在1914年就把福特公司工人的工資提高到每天5美元，這是當時行業平均工資的兩倍，他說這樣才能讓福特汽車公司的工人買得起他們生產的T型車。“後福特主義”經典著作《第二次工業分水嶺》進一步論述了通用汽車公司和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的工資增長與生產率增長掛鉤的合約的重要性，認為這是在“非凱恩斯國家”的美國實行了“凱恩斯式收入政策”。

令人欣慰和興奮的是，2025年10月發佈的中共中央十五五規劃建議稿明確提出：“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分配結構得到最佳化，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社會保障制度更加最佳化更可持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升。”這進一步為提高勞動者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比例指明了前進方向。

除此之外，應對川普關稅戰，切實擴大內需所需要做的第二件大事，是通過再分配去吃“福利國家的免費午餐”。加州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彼德·林德特根據多國資料研究發現，一個國家在1880~2000年的社會轉移支付（退休金、失業救濟金、醫保和住房保障等補貼措施）和該國的經濟增長之間沒有大的負相關性，越是發達國家，社會福利就越發達。這說明“福利國家”是潛在的“免費午餐”，高達GDP的25%~35%的社會轉移支付並沒有降低經濟增長率，反而促進了經濟增長。與這一趨勢相反，盛松成等人的研究發現，“2000年以來，中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續低於居民部門佔初次分配收入比重，這反映出中國再分配的調節不夠合理，且居民部門轉移支付支出大於收入，致使再分配後居民部門的收入比重反而低於初次分配時”。

也許正是因為中國建立“福利國家”的處理程序與成為經濟大國的處理程序不夠同步，最近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和中國證監會原主席郭樹清都提出了農民養老金過低問題（平均每月260元）。為此，郭樹清建議，統籌基本養老保險改革和國資國企改革，劃撥更高比例國有資本充實基本養老保險基金。

彼德·林德特認為，“福利國家是免費午餐”的謎底在於，累退的消費稅（增值稅是消費稅的一種）和普遍主義的社會公共支出（較少對福利接受者的資格審查）的政治結合：前者提高了政府的徵稅效率，後者則以社會支出的普遍增加抵消了前者的累退性。增值稅之所以是累退的，核心原因在於：低收入者承擔的稅負佔其收入的比例，反而高於高收入者。儘管增值稅名義上是“統一的比例稅率”（中國以13%為標準檔），但由於消費佔收入比重隨收入上升而下降，導致其實際稅負分佈呈“倒金字塔”狀。因此，累退的增值稅需要用普遍化的公共支出來增加合法性。2024年全國人大通過的《增值稅法》將於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這可以成為給累退性增值稅注入普遍性社會公共支出的合法性的改革契機。

在初次分配中增加勞動者收入，在再分配中改善勞動者收入，是我們擴大內需應對川普關稅戰需要做的兩件大事。但最近的跡象表明，川普關稅戰遇到了挫折，因為很多重要產品的供應鏈都在美國之外（例如，蘋果手機的很多配件在中國生產），川普關稅戰的自傷程度相當大。因此，他正在對包括中國出口在內的一些產品進行關稅豁免。不過，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關稅戰之後是金融戰，川普很可能對流入美國的資本徵稅。

關於川普關稅戰和金融戰的關係，他新任命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史蒂芬·米蘭在所謂的“海湖莊園協議”裡已經做了系統的論述。“海湖莊園協議”的關鍵是關稅、美元和對同盟國的“安全保護傘”的“三位一體”，其主旨是改造布列敦森林體系，克服“特裡芬悖論”。聯準會前主席沃爾克在2013年接受米蘭的哈佛導師馬丁·費爾德斯坦的訪問時認為，1971年尼克松使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特裡芬悖論”仍然存在，只是美元和黃金掛鉤在美國巨大貿易逆差下的不可持續性，轉化為美國國庫券的價值穩定和各國對美順差（中國首當其衝）所積累的巨額美元之間的不可持續性。川普關稅戰部分受挫，不足以改變他改造布列敦森林體系，克服“特裡芬悖論”的決心，因此他下一步很可能將重點轉向金融戰。在“海湖莊園協議”的設計中，關稅本來就主要是談判手段，“對等關稅”的數值並非關鍵。但4月2日川普宣佈“解放日”後，出現了一個他沒有意料到情況，即國債市場的波動導致市場對美元的價值儲藏功能的信心下降。

在貨幣的三種功能——計價單位、支付手段和價值儲藏中，美元的前兩種功能比較容易被替代。例如，在巴西與中國的大豆交易中，完全沒有必要以美元來記帳和支付。但是，由於美國擁有流動性和深度最強的國債市場，美元的價值儲藏功能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仍難被替代：在次貸危機縱深發展之時，美元竟然發生了大幅度升值。這在巴西和阿根廷等開發中國家的金融危機發生時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些國家的危機總是伴隨著貨幣貶值。“美國例外”的發生，和各國投資者在高度不確定的危機時期尋求價值儲藏的避風港有關，而美國國債市場的流動性和深度提供了這種避風港——儘管購買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並不高。正如康奈爾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薩德在《美元陷阱》一書中所形象比喻的那樣：當前以美元為“價值儲藏”的國際貨幣體系像一座沙丘，各國已經認識到其基礎不穩，但仍然不得不繼續維護這個體系，以免沙丘的倒塌傷及自身。但這次川普關稅戰後美元的下跌，顯示出國際市場對美元價值儲藏功能的懷疑在加深。

著名國際經濟學家巴裡·艾肯格林等人用“原罪”一詞，比喻開發中國家本幣的長期國債市場不發達，以及無法用本幣在國外市場發債的情形。當然，開發中國家克服“原罪”並不容易，甚至連歐盟至今也沒能發展出統一的“歐洲債券”（Eurobond）。可喜的是，總部位於上海的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已經把克服這種“原罪”當成了重中之重。2017年，我應新開發銀行之邀為金磚國家廈門首腦峰會提供背景報告，其中建議新開發銀行借鑑“亞洲債券基金2”（ABF2），以之作為美元價值儲藏功能的替代。

“亞洲債券基金2”是在新加坡註冊的單位信託（unit trust），並在中國香港股市上市。它由9個分基金構成，8個基金是單個成員基金（包括中國基金、中國香港特區基金、印尼基金、韓國基金、馬來西亞基金、菲律賓基金、新加坡基金和泰國基金），第9個基金則是上述8個基金的指數基金，其目的是吸引更多對具體債券產品瞭解不多的被動投資者。我們可以設想，金磚國家也像“亞洲債券基金2”一樣，分別在各成員國建立債券基金，同時再建立成員國債券基金的“指數基金”，這將使金磚國家在克服“原罪”上邁出更大一步，逐步替代美國國債市場的價值儲藏功能，為建立一個真正的多極化的國際社會做出貢獻。現在看來，我在2017年提出的這個建議，也正是我們應對川普的關稅戰和金融戰所需要做的第三件大事。在2023年金磚國家擴員後，用“金磚國家債券基金”來逐步替代美元的價值儲藏功能更具有現實可行性。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