聃丘泰：十五五規劃提出“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應如何做？減少居民整體非消費負債率、逐步改善居民風險偏好、穩定居民收入、逐步改變收入分配格局。眾所周知，經濟事物是互相關聯、彼此影響的，有些變數間關係比較直接，短期作用效果明顯。有些變數與眾多變數之間存在深刻複雜的關係，而且這些關係具有深刻的時代、社會背景，因為慣性等因素調整改變需要較長過程、存在時滯和短期陣痛，因此需要有深度變革的動力。中共中央關於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提出“明顯提高”而不是“顯著提高”就是考慮了提高消費率的時代性和複雜關係約束。因此，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於消費只提出“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釋放服務消費潛力”。按照常識和經典理論，作為居民支出的消費受到內生外生兩因素影響。內生因素就是經濟人消費獲得效用，影響效用的因素包括消費品對消費者需求的滿足程度（其和產品質量等有關），也和消費者偏好有關（其和消費者年齡文化習慣等有關）。外生因素主要是消費者收入、消費者流動性約束、消費者風險偏好、消費品價格等約束條件。一、影響消費的內生因素按照經典經濟理論，影響消費的內生因素一是消費品對人類生活的不可或缺性，核心是供給創造需求，高品質供給與時代、產品創新程度、產品創新速度有關（包括本國創新和國際創新）。比如70年代“老三件自行車、手錶和縫紉機”、改革開放初期“新三件，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以及此後的電話、電腦、汽車、智慧型手機等。這些和人們生活密不可分的商品迅速普及擴大了消費。其次是消費者偏好。因為消費習慣等偏好不同，收入相似地方消費差異很大。顯然，年齡是影響消費的最重要因素，這也是生命周期理論揭示的消費特徵。隨著年齡提高，一方面因為人生經歷閱歷等原因出於“新鮮”“獵奇”的消費顯著下降，另外一方面出於身體等因素年齡上漲傳統消費慾望顯著下降。日本等國家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無慾”社會與人口年齡也是有關係的。二、影響消費的外生因素影響消費的外生因素包括收入，當期收入和持久收入、預期收入，收入分配等。消費者金融約束，如信貸約束、家庭債務約束等。消費者風險偏好，即消費者在當期消費和未來消費之間的替代。在高通貨膨脹時期，價格也是影響消費的重要因素，但中國進入低物價時期，價格因素可以忽略。1. 收入、收入分配與消費顯然，消費對收入依賴最大，因此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但是隨著中國體量加大，經濟增長回歸常態，增長速度放慢在所難免，因此居民收入也隨之下降，消費必然也隨著下降。雖然低收入群體平均消費傾向高，高收入群體平均消費傾向低。但是2013年到2024年資料顯示，低收入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間偏下收入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間收入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間偏上收入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收入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平均增長7.29%、7.6%、7.26%、7.39%、6.89%，相對穩定。因此，建議提出“分配結構得到最佳化，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低收入群體收入大幅度提高有利於提高總體消費傾向。但是，收入分配改革一方面會有意識形態方面阻力，如“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爭論，也有“高福利養懶人”等爭論。而且分配改革也會受到利益集團阻力。因此，這個角度提高消費率可能比較漫長。2. 消費者風險偏好消費者風險偏好可以理解為跨期替代彈性，即消費者在收入較大變化（或者較小變化）情況下，對當期消費和未來消費的安排。理性經濟人最優做法是利用借貸、儲蓄等平滑消費，實現一生效用最大化。但是，中國居民消費水平1978年到2024年資料看，1990年居民消費水平下降很大，從1985年增長12.7%下降到1986年5.7%，六年之後的1992年回歸正常。2007年也顯著下降，2019年和2020年下降最多。外部衝擊影響收入不可避免，也難以預料。但是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確保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消費平滑的重要保障。因此，建立提出“分配結構得到最佳化，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社會保障制度更加最佳化更可持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升”。三、影響消費的外生因素：家庭債務和信貸約束筆者認為，影響消費的外生因素中債務約束和信貸約束在目前的歷史背景下是未來促進“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最容易實現的積極因素。1. 居民“看漲房價”對“更多消費”存在擠出、擠入兩個效應長期以來，中國高房價對消費是擠出效應還是擠入效應存在巨大爭論。筆者認為在財富、收入一定情況下，居民要理性安排食、衣、住、行等需求，若某一個層次需求的商品價格波動較大，居民需求層次會出現替代關係，尤其是佔居民支出較大的需求如房價上漲很快，會擠出其它方面的需求。當然，具體還要取決於房價看漲、看跌速度。2003年3季度到2025年3季度中國城鎮居民調查資料顯示，消費和房價的替代關係是居民“預期下季度房價上漲比例”減去“預期下季度房價下跌比例”下跌時候，總體“更多消費”增加，如2013.3季度到2015.1季度，2021.2季度到2024.4季度。消費和房價的互補關係是2015.1季度到2018.2季度房價上漲最快時候，兩者走向一致，即越看漲房價，消費越多。2015年以來，越看跌房價，“更多消費”越低。如果從家庭“花費”角度看居民家庭支出，考慮到房子支出在中國居民家庭支出不低。長期以來，普遍認為中國居民消費率偏低，按照現有統計制度，2013年《居民消費支出分類》第四類居住包括租賃房房租、住房保養維修及管理、水電燃料及其它、自有住房折算租金，沒有包括房屋購買。因此，從統計上看，房屋購買不是消費。但是，中國絕大多數家庭房屋購買是為了自住，不是為了買賣，因此其具備耐用消費品特點。如果將中國居民房屋購買視為消費，則中國消費不低。觀察1998年—2024年中國居民消費率和考慮住房的消費率，即個人新增住房貸款與居民消費之和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可見，考慮了居民住房，中國居民消費率大幅度提高，2016年最高時候高出6個百分點。2. 按揭貸款對消費貸款擠出效應明顯很多研究認為東方國家消費低，原因是居民以節儉為美德。但是，分析2007年到2024年中國居民新增加消費貸款與居民消費之比可以看到：2007年到2009年消費貸款佔比快速上升，2010年下降直到2011年，此後持續上升到2016年，達到20.5%最高點。2017年之後進入一個相對較長的下降周期，雖然2023年短暫上升。而2024年只佔1.4%。銀行卡授信使用率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了居民貸款消費情況。2013—2024年銀行卡卡均授信額度不斷提高，從2016年開始，銀行卡授信使用率卻開始持續下降。消費貸款下降也是從房價加速上漲的2016年開始的。3. 金融促進“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條件基本具備2025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指出“鼓勵金融機構在風險可控前提下加大個人消費貸款投放力度，合理設定消費貸款額度、期限、利率”。國家金融監管總局、中國人民銀行也採取相關行動。筆者認為，金融促進消費恰逢其時。提振消費，高收入群體消費多，但平均消費傾向低，低收入群體消費低但平均消費傾向高。因此，一方面要鼓勵富裕人群多花錢少儲蓄，另外一方面也要加大消費貸款投放，鼓勵收入較低群體從生命周期（如結婚、生育等大額消費）、職業周期（如預期未來收入不斷提高增加現實消費）考慮貸款消費。針對收入波動群體，如暫時遇到流動性約束利用貸款平滑消費。四、近年以減少家庭債務和信貸約束提高消費率筆者認為，近年減少家庭債務負擔、提高信貸可得性是提高消費率最積極因素。1. 中國居民家庭住房貸款與消費貸款演進按照人民銀行統計“金融機構本外幣信貸收支表”將住戶貸款區分為短期和長期、消費貸款和經營貸款。中國人民銀行貸款投向報告統計了住戶個人住房貸款資料。統計上將住戶消費貸款和個人住房貸款分開統計為消費和投資。統計局認為“商品房購買屬於投資範疇，不屬於消費行為。商品房購買與當期消費不同步，購買支出與當期實際住房消費不對等”。但是，現實中居民家庭卻要統籌房屋購買的投資和消費一體化，存在此消彼長關係。同時，從銀行角度看家庭總負債，即貸款額度等於住戶貸款和個人住房貸款加總。住戶消費貸款、住戶住房貸款與住戶貸款額度之比，2013年到2016年住戶住房貸款和住戶消費貸款共同增長；2016年到2019年住房貸款下降，消費貸款增長；2020年因為疫情等原因，住戶消費貸款下降，住房貸款也下降；2024年以來比較穩定。按照現有貸款政策，居民家庭不同負債彼此制約，較高的消費貸款影響按揭貸款，較高按揭貸款也影響居民消費貸款。中國銀行現有政策規定，“按揭貸款月供不能超過月收入的50%”。因此從銀行角度，同一個家庭不同消費貸款和按揭貸款是此消彼長關係。從中國最大銀行工商銀行資料看，2003年到2025年6月，個人住房貸款和個人消費貸款呈現比較強替代關係。2011年之前，個人住房貸款佔比下降，個人消費貸款佔比提高；2011年到2021年，個人消費貸款佔比下降，但是個人住房貸款佔比提高；2021年以來，個人消費貸款佔比提高，個人住房貸款佔比下降。其它五大行也基本具備這個規律。因此，筆者認為，隨著中國房價不斷回歸基本面，只要將房價下降控制在合理範圍，即不影響平均消費傾向較低群體收入，那麼隨著個人住房貸款佔比下降，個人消費和消費貸款將迅速提高，而這些群體都是平均消費傾向較高的人群。畢竟，消費最大化才是理性經濟人效用最大化唯一或者主要目標。2. 中國居民消費貸款需求兩個層次貸款消費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平滑生命周期，如年輕人提前消費，低收入者預測未來會更好而目前大膽消費；二是平滑暫時不利的衝擊使得消費更加平穩。中國社會這兩個群體規模較大。平滑生命周期消費者。居民追求效用最大化，最核心是消費最大化。而消費存在攀比效應和示範效應，“多多益善”。全國居民低收入者收入只佔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支出33%左右，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佔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支出70%左右。全國居民中間偏下收入組收入也只佔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支出80%以下。因此，面臨“全國平均消費水平”他們或者壓縮延遲消費升級，或者通過消費借貸平滑現在消費。暫時衝擊的消費平滑者。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與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之比在1.23—1.3之間。因此，筆者認為這個群體屬於消費貸款平滑意外衝擊。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筆者認為要科學看待，穩妥可行路徑是第一步減少居民整體非消費負債率、增加居民消費信貸數量的同時降低成本。第二步逐步改善居民風險偏好，第三步穩定居民收入，第四步逐步改變收入分配格局。 (FT中文網)

今日（12月16日），發改委黨組在《求是》發表《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一文，明確指出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其中特別提出將“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畫”，以切實提高居民消費能力。這從國家政策層面再次確認，擴大內需絕非權宜之計，而是在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外部環境複雜性嚴峻性上升的背景下，關乎中國長遠發展的戰略之舉。本文立足國際博弈態勢與國內發展實際，對這一命題作出深入回應。作者指出，擴大內需的首要任務是在初次分配中借鑑“華為模式”與“福特生產方式”的核心精神，實現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升同步，讓勞動者共享發展紅利；其次，應通過再分配改革充分釋放“福利國家”的潛在紅利，以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最佳化增值稅配套公共支出等方式，破解居民收入二次分配的結構性難題；面對川普可能升級的金融戰，文章進一步提出以金磚國家債券基金體系替代美元價值儲藏功能，為建構多極化國際貨幣體系、擺脫 “美元陷阱” 提供了創新性思路。當前，中美經貿博弈進入深水區，全球供應鏈與貨幣體系正經歷深刻調整，本文既回應了“如何擴大內需”的現實關切，也著眼於“如何應對金融博弈”的長遠佈局，為我們在複雜國際環境中統籌發展與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與實踐路徑。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5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應對川普關稅戰與金融戰的三件大事自從2025年4月2日川普宣佈所謂“對等關稅”的美國經濟“解放日”以來，中國政府、學界和民間形成了廣泛共識：最好的應對方案是擴大內需。習近平主席2025年10月30日在韓國釜山和川普的會談使得中美貿易衝突暫時有所緩解，但我們必須有應對川普貿易戰和金融戰的中長期方略。實際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雙循環”是在2020年5月23日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界委員時，他說：“面向未來，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建構完整的內需體系……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早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國政府就提出了擴大內需。201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也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等人的研究，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依然顯著低於發達國家，甚至其他大型開發中國家：2022年中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為GDP的60.8%，比日本（70.3%）、德國（69.5%）低10個百分點左右，比美國（84.9%）低20個百分點以上。同時，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增速，也低於國民收入的增速。有鑑於此，為了應對川普關稅戰，擴大內需，需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切實採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這件大事可以從推廣“華為模式”入手。1990年，華為首次提出員工持股的概念，當時職工參股的價格為每股10元，華為稅後利潤的15%作為股權分紅。2001年，華為推出“虛擬受限股”改革，此類“虛擬股票”享有一定分紅權和股價升值權，但不能轉讓和出售，員工離職時即失效。這和西班牙蒙德拉貢合作社的“職工內部資本帳戶”概念有一些共同點。2008年，華為進一步給所有工齡一年以上的職工配股，每股4.04元；如果員工沒有足夠現金購買股票，華為以公司名義向銀行提供擔保，讓職工可以貸款購買股票。2013年，華為又實施了“時間單位計畫”（Time-Based Unit Plan，TUP），這是一項以5年為一個周期的對中外職工都適用的利潤分享計畫。華為這一制度安排，屬於初次分配，但顯然不能用籠統的“靠市場”來解釋。正如《哈佛商學評論》的一篇文章指出的，華為選擇員工持股和利潤分享，是任正非的公平和效率相統一的理念所致。實際上，華為的員工持股制度（任正非本人至今只佔華為總股份的1.4%）是在初次分配上也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共同富裕”的成功案例。在初次分配上兼顧效率與公平，使得勞動者能夠分享企業生產率提高帶來的利潤增長，是擴大內需的關鍵。當然，我所說的推廣“華為模式”，並不是說所有企業都必須採用華為的員工持股制度，而是要借鑑其精神，即十二五規劃（2010年）中初次提出的“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其實，“福特生產方式”的發明者亨利·福特在1914年就把福特公司工人的工資提高到每天5美元，這是當時行業平均工資的兩倍，他說這樣才能讓福特汽車公司的工人買得起他們生產的T型車。“後福特主義”經典著作《第二次工業分水嶺》進一步論述了通用汽車公司和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的工資增長與生產率增長掛鉤的合約的重要性，認為這是在“非凱恩斯國家”的美國實行了“凱恩斯式收入政策”。令人欣慰和興奮的是，2025年10月發佈的中共中央十五五規劃建議稿明確提出：“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分配結構得到最佳化，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社會保障制度更加最佳化更可持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升。”這進一步為提高勞動者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比例指明了前進方向。除此之外，應對川普關稅戰，切實擴大內需所需要做的第二件大事，是通過再分配去吃“福利國家的免費午餐”。加州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彼德·林德特根據多國資料研究發現，一個國家在1880~2000年的社會轉移支付（退休金、失業救濟金、醫保和住房保障等補貼措施）和該國的經濟增長之間沒有大的負相關性，越是發達國家，社會福利就越發達。這說明“福利國家”是潛在的“免費午餐”，高達GDP的25%~35%的社會轉移支付並沒有降低經濟增長率，反而促進了經濟增長。與這一趨勢相反，盛松成等人的研究發現，“2000年以來，中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續低於居民部門佔初次分配收入比重，這反映出中國再分配的調節不夠合理，且居民部門轉移支付支出大於收入，致使再分配後居民部門的收入比重反而低於初次分配時”。也許正是因為中國建立“福利國家”的處理程序與成為經濟大國的處理程序不夠同步，最近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和中國證監會原主席郭樹清都提出了農民養老金過低問題（平均每月260元）。為此，郭樹清建議，統籌基本養老保險改革和國資國企改革，劃撥更高比例國有資本充實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彼德·林德特認為，“福利國家是免費午餐”的謎底在於，累退的消費稅（增值稅是消費稅的一種）和普遍主義的社會公共支出（較少對福利接受者的資格審查）的政治結合：前者提高了政府的徵稅效率，後者則以社會支出的普遍增加抵消了前者的累退性。增值稅之所以是累退的，核心原因在於：低收入者承擔的稅負佔其收入的比例，反而高於高收入者。儘管增值稅名義上是“統一的比例稅率”（中國以13%為標準檔），但由於消費佔收入比重隨收入上升而下降，導致其實際稅負分佈呈“倒金字塔”狀。因此，累退的增值稅需要用普遍化的公共支出來增加合法性。2024年全國人大通過的《增值稅法》將於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這可以成為給累退性增值稅注入普遍性社會公共支出的合法性的改革契機。在初次分配中增加勞動者收入，在再分配中改善勞動者收入，是我們擴大內需應對川普關稅戰需要做的兩件大事。但最近的跡象表明，川普關稅戰遇到了挫折，因為很多重要產品的供應鏈都在美國之外（例如，蘋果手機的很多配件在中國生產），川普關稅戰的自傷程度相當大。因此，他正在對包括中國出口在內的一些產品進行關稅豁免。不過，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關稅戰之後是金融戰，川普很可能對流入美國的資本徵稅。關於川普關稅戰和金融戰的關係，他新任命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史蒂芬·米蘭在所謂的“海湖莊園協議”裡已經做了系統的論述。“海湖莊園協議”的關鍵是關稅、美元和對同盟國的“安全保護傘”的“三位一體”，其主旨是改造布列敦森林體系，克服“特裡芬悖論”。聯準會前主席沃爾克在2013年接受米蘭的哈佛導師馬丁·費爾德斯坦的訪問時認為，1971年尼克松使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特裡芬悖論”仍然存在，只是美元和黃金掛鉤在美國巨大貿易逆差下的不可持續性，轉化為美國國庫券的價值穩定和各國對美順差（中國首當其衝）所積累的巨額美元之間的不可持續性。川普關稅戰部分受挫，不足以改變他改造布列敦森林體系，克服“特裡芬悖論”的決心，因此他下一步很可能將重點轉向金融戰。在“海湖莊園協議”的設計中，關稅本來就主要是談判手段，“對等關稅”的數值並非關鍵。但4月2日川普宣佈“解放日”後，出現了一個他沒有意料到情況，即國債市場的波動導致市場對美元的價值儲藏功能的信心下降。在貨幣的三種功能——計價單位、支付手段和價值儲藏中，美元的前兩種功能比較容易被替代。例如，在巴西與中國的大豆交易中，完全沒有必要以美元來記帳和支付。但是，由於美國擁有流動性和深度最強的國債市場，美元的價值儲藏功能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仍難被替代：在次貸危機縱深發展之時，美元竟然發生了大幅度升值。這在巴西和阿根廷等開發中國家的金融危機發生時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些國家的危機總是伴隨著貨幣貶值。“美國例外”的發生，和各國投資者在高度不確定的危機時期尋求價值儲藏的避風港有關，而美國國債市場的流動性和深度提供了這種避風港——儘管購買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並不高。正如康奈爾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薩德在《美元陷阱》一書中所形象比喻的那樣：當前以美元為“價值儲藏”的國際貨幣體系像一座沙丘，各國已經認識到其基礎不穩，但仍然不得不繼續維護這個體系，以免沙丘的倒塌傷及自身。但這次川普關稅戰後美元的下跌，顯示出國際市場對美元價值儲藏功能的懷疑在加深。著名國際經濟學家巴裡·艾肯格林等人用“原罪”一詞，比喻開發中國家本幣的長期國債市場不發達，以及無法用本幣在國外市場發債的情形。當然，開發中國家克服“原罪”並不容易，甚至連歐盟至今也沒能發展出統一的“歐洲債券”（Eurobond）。可喜的是，總部位於上海的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已經把克服這種“原罪”當成了重中之重。2017年，我應新開發銀行之邀為金磚國家廈門首腦峰會提供背景報告，其中建議新開發銀行借鑑“亞洲債券基金2”（ABF2），以之作為美元價值儲藏功能的替代。“亞洲債券基金2”是在新加坡註冊的單位信託（unit trust），並在中國香港股市上市。它由9個分基金構成，8個基金是單個成員基金（包括中國基金、中國香港特區基金、印尼基金、韓國基金、馬來西亞基金、菲律賓基金、新加坡基金和泰國基金），第9個基金則是上述8個基金的指數基金，其目的是吸引更多對具體債券產品瞭解不多的被動投資者。我們可以設想，金磚國家也像“亞洲債券基金2”一樣，分別在各成員國建立債券基金，同時再建立成員國債券基金的“指數基金”，這將使金磚國家在克服“原罪”上邁出更大一步，逐步替代美國國債市場的價值儲藏功能，為建立一個真正的多極化的國際社會做出貢獻。現在看來，我在2017年提出的這個建議，也正是我們應對川普的關稅戰和金融戰所需要做的第三件大事。在2023年金磚國家擴員後，用“金磚國家債券基金”來逐步替代美元的價值儲藏功能更具有現實可行性。 (文化縱橫)

根據彭博，美國經濟學家羅奇周四(10月23日)受訪時指出，中國需要新的經濟成長引擎，而消費者正是關鍵動力。 “中國必須更有進取心，為即將出台的第十五個五年規劃設定明確的目標。”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於星期一(20日)至星期四在北京召開，議程之一是審議「十五五」(2026年至2030年)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羅奇認為，鑑於當前中國經濟面臨房地產低迷，以及外部市場抵制情緒升溫，推動結構性改革的迫切性比以往更高。他呼籲中國在未來10年內，將居民消費佔GDP比重從目前約40%提升至50%。他說：“中國人擅長實現目標，他們只需要找到實現的方法。”羅奇的觀點與多位經濟學家和政策顧問的看法一致。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盧鋒也曾說，中國預計在未來5至10年內，將消費佔GDP比重提高5至10個百分點。儘管中國官方今年多次強調擴大內需、促進消費，但隨著補貼效應減弱，居民支出成長近月來停滯。世界銀行資料顯示，中國居民消費佔GDP比重僅約40%，顯著低於全球平均56%，也低於高收入國家近60%的水準。 （格隆匯電報）

特殊時刻，傳來非常訊號。5月26日，中辦、國辦聯合印發了一份重磅檔案《關於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意見》，再次強調推動企業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推動上市公司開展中長期激勵，制定穩定、長期的現金分紅政策。事實上，從去年年底以來，中央就密集發出“漲工資”的訊號。2個月前，在中辦、國辦聯合發佈的《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中，“城鄉居民增收促進行動”被列為八大行動之首。國家頻頻強調，訊號很不尋常。為什麼當下我們要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背後隱藏著怎樣的深遠考量?這是不是意味著，工資要全面上漲了?首先，提高居民收入對提振消費而言，極為必要。目前，拉動經濟的“三架馬車”裡頭，出口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投資的油門也差不多轟到頂了，增量有限，只有消費這輛“馬車”還有很大的發揮空間。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8227元，還不到美國的九分之一。去年年底舉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為2025年定調掌舵，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內部挑戰，就是需求不足。會議部署的2025年九大重點工作中，排在首位的是“全方位擴大內需”，重視程度前所未有。如何全方位擴大內需呢?說到底，就是要提高各個階層居民的收入，讓大家有錢花。比如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適當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都是在這個會上定下來的。要知道，中國經濟增長目標依然維持較高水平。3月5日，高層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佈，2025年實際經濟增長率目標仍定為“5%左右”，連續三年維持這一水平。要實現這個目標，保持居民收入增長既是手段，也是結果。中央發話後，各省也動作頻頻，目標直指漲工資。近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發佈了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最低工資標準情況。內蒙古、山西、福建、廣東、重慶、四川、貴州、新疆等地均上調了最低基本工資標準，漲幅不小。內蒙古最高一檔從1980元，上調到2270元，漲幅高達14.6%;山西最低一檔從1780元，上調到1950元，漲幅約為9.6%;福建省最低一檔從1660元，上調到1895元，漲幅約為14%;新疆由原來的四檔1900元、1700元、1620元、1540元調整為三檔2070元、1890元、1750元;……最低工資標準的作用，主要是“托底”，這可是要強制執行的，且和失業保險、病假工資的標準相關。一般來說，失業保險金標準為最低工資標準的90%，病假工資不得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的80%。除了托底的“下限”，企業工資指導線也被進一步提高。所謂的“企業工資指導線”，是政府給企業下達的“漲工資”建議，並非強制要求，企業可根據實際經營情況來調整。昨日，四川省人社廳也發佈了2025年企業工資指導線(徵求意見稿)，公佈了2025年企業工資指導線：企業貨幣工資增長基準線為5%，企業貨幣工資增長上線為7.5%，企業貨幣工資增長下線為2%。其他省份也在研究醞釀2025年企業工資指導線。根據往年慣例，企業貨幣工資增長基準線一般不會低於2025年GDP增速目標，也就是5%。如果企業能夠按照政府的建議，落地執行，工資普遍上漲就有望了。為什麼說在當前形勢下，增加居民收入已經是重中之重，是國之大事?試想一下，如果老百姓的錢包都是癟的，還拿什麼去買買買;如果大家都不消費，過剩的工業產能將難以被消化，汽車、太陽能等行業的價格戰就停不下來，經濟也就很難實現高品質增長。歸根結底，中國正在從“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型。做強國內大循環，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還得居民越來越有錢，才能真正拉動消費。刺激內需，是被寄予厚望的關鍵一招。2024年，中國的消費形勢一言難盡，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同比增長速度來看，跌宕起伏。全年增速最低的月份是6月，已經下滑到2.0%。在9月刺激政策出來之後，一度回暖到4.8%，但11月又回落到3.0%。可見，刺激消費依然任重道遠。頭號支柱產業——房地產還在低谷掙扎，市場行情並不樂觀，上下游幾十個行業也在拚命努力脫離泥沼。5月20日，國家統計局公佈了70個大中城市新房與二手房資料。2025年4月，新房價格環比上漲城市數量為22個，較上月減少2城;下跌城市有45個，較上月增加4城。二手房價格方面，有5城房價環比上漲，較上月減少5城;下跌城市64個，較上月增加8城。其中，連深圳新房與二手房也雙雙終止上漲，轉變為雙跌。可見，提振樓市也還有一段路要走。必須呵護預期、提振投資者的信心，同時也要千方百計，讓居民有錢消費。正因如此，國家才對“漲工資”的指導變得更細緻。比如，去年發佈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高品質充分就業的意見》就提出，要引導企業逐步提高技能人才薪酬待遇。昨天發佈的《關於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意見》更是提到：建立科學的企業高級管理人員薪酬和績效考核制度，合理確定企業高級管理人員薪酬水平;鞏固國有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成果，合理確定並嚴格規範國有企業各級負責人薪酬、津貼補貼等;注重發揮工會等群團組織作用，積極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可見，企業應該同時保障高管、技術專家和普通員工的權益。這三類人，對企業來說都很重要。該加薪的加薪，該發股票的發股票，該調績效的調績效。當然了，增加居民收入是一項綜合工程，不能純靠企業自發自覺，也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國家已經明確，就業工作要作為縣以上黨政領導成員績效考核重要內容，讓領導幹部們都來關心就業、支援就業，把就業當成民生頭等大事。實際上，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是走向共同富裕之路的關鍵一步。目前，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雖然突破了4億，但在14億人的總盤子裡佔比不高，潛力依然巨大。有專家就指出，如果中產階層能擴充到七八億人，那中國消費市場將會迎來一次大爆發。可見，“漲工資”這件事，不僅僅關係到每一個人的錢袋子，同時也是國之大計，關係到經濟社會的長期繁榮。不過，從短期來看，要實現“全民漲薪”目標，也有現實的困難。首先，不少企業的業績未達預期，整體來看利潤有所縮小。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24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74310.5億元，比上年下降3.3%。鋼鐵、煤炭、化工、建築等傳統產業都在過苦日子，相關企業還在生死線上掙扎。部分“濃眉大眼”的新興產業(如太陽能、風電、汽車製造業)，出現了“技術越來越強、利潤越來越薄”的窘境。統計資料顯示，2024年中國汽車製造業的利潤總額，同比下降了8.0%。這些企業的現金流非常緊張，能夠按時發工資就不錯了，就別指望它們給員工加薪了。其次，各省雖然陸續出台了指導意見，建議企業“漲工資”，但實操層面還是存在“落地難”。畢竟，中國很多地方的工資集體協商還不完善，甚至你都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詞。政府的企業工資指導線只是建議，並不構成對企業的硬性約束。畢竟，在市場經濟裡，政府是不能強制要求企業漲工資的。第三，從實際情況來看，對比前兩年，不少省份給出的“漲工資”指標，實際上也更謹慎了。比如，寧夏基準線就從6.5%下調到6%，河南基準線也從7.5%下調到6.5%。山西的工資指導線基準線，也從7%下調到6%，上線從12%下調到9%;這背後，其實都有經濟承壓的背景。由此可見，大規模提高居民收入是一項綜合工程，需要社會各界的持續發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實現的。好在，除了漲工資之外，國家還有其他提升老百姓消費能力和幸福感的辦法。其中，“最快到帳”的是——國家補貼、消費券。目前，多地正在開啟新一輪消費券發放，密集地讓居民“領錢”。經濟第一大市上海，今年傳送了四輪“樂品上海”餐飲消費券。餐飲消費滿300元，每次抵用一張90元面額的優惠券，大大刺激了上海市民的餐飲消費慾望。經濟第一大省廣東實施了31條促銷費舉措，加大對個人消費者開展舊房裝修、廚衛等局部改造、居家適老化改造的物料購置補貼力度，促進智能家居消費。更讓人期待的是“錢生錢”的大招——提高居民的財產性收入，最主要的是提振股市、樓市。從去年9月開始，中央各部委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政策，全力提振經濟與股市。今年4月底的政治局會議強調，要持續穩定和活躍資本市場。這條路雖然不易，但國家一定會堅持做下去。近幾年，中國還在不斷調整稅費政策，減輕了老百姓的稅費負擔。比如，2025年，個人所得稅專項扣除項目，從7個變成了8個。如何全面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費能力?在風雲變幻的2025年，這個從上到下都關注的問題，依然最為牽動人心。 (前瞻經濟學人)

上海樓市，又要放大招了？01 官宣！上海樓市，再傳大消息！就在昨天（5月21日），上海最新發佈了《上海市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行動方案》共七個部分，包括城鄉居民增收行動、消費能力保障支援行動、服務消費提質升級行動、大宗消費更新行動、新型消費培育行動、消費環境提升行動等六大行動及完善支援政策，共提出32項具體舉措。其中明確提及“加快建構房地產發展新模式”的部署，主要涉及4個方面：1、建造“好房子”建設安全、舒適、綠色、智慧的“好房子”；2、加快老破小小區更新改造擴大美麗家園綜合修繕範圍，滾動推進老舊小區更新改造；3、擴大保障性住房供應擴大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重點向青年群體傾斜；4、最佳化稅費政策支援居民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落實好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有關稅收政策。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上海首次將房地產發展新模式納入消費提振體系。這一政策訊號，恰逢上海樓市經歷4月“小陽春”後的降溫期，又疊加5月央行“三降”政策紅利，預示著上海正以更高維度重構房地產邏輯。02 接下來的上海樓市，或將出台這些政策…那麼作為樓市風向標，接下來的上海樓市又會出台那些刺激樓市的政策舉措呢？個人覺得會涉及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是限購政策。當前外環外社保年限到1年，還有鬆綁空間。接下來上海外環外限購政策或將進一步鬆綁，臨港、金山等區域或試點差異化政策等等。第二，是金融工具的“組合拳”。在5月LPR下調基礎上，接下來的房貸利率預計將與公積金利率形成雙降。第三，是稅費。《行動方案》中提到，要落實好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有關稅收政策。意味著後續的契稅可能還會降低，進一步降低買房成本。舉個例子：1000萬的房子1%契稅是10萬，降低到0.8%就是8萬，省了2萬，對於剛需來說省一點是一點，總是好事。當然，後續也有可能繼續縮短增值稅免徵年限，或擴大普通住宅認定標準，降低交易成本。對於剛需購房者，可能會擴大首套免稅面積或針對改善性住房給予階段性減免。寫在最後：上海樓市新政的本質，事實上是通過“制度創新+品質革命”重塑居住價值體系。 (上海樓市情報)

【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以前，我們視勤勞工作為美德；如今我們要把消費當成更大的美德。在供求失衡的當下，生產越多問題越多。多放假，才能多消費，何樂而不為？】風起於青萍之末。2025年有一個細微的政策變化，但卻預示著中國經濟未來的前途。這個變化就是今年增加了兩天公共假期。這看似簡單，其實是一場思維範式的重大轉變。中國經濟正在迎來改革開放以來一次歷史性的拐點：從“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型在改革開放前的計畫經濟時期，由於長期的“激勵不足”，導致了供給短缺。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在中國備受追捧。彼時，中國連生產電視機、冰箱這些基本的家電都很困難，更無論高科技產品了。上世紀70年代，中國流行自行車、手錶、縫紉機、收音機“四大件”；80年代，“四大件”變成了電視、冰箱、洗衣機、錄音機；到90年代，“四大件”變成了電視、冰箱、洗衣機、熱水器。當時張瑞敏在海爾砸冰箱之所以引發轟動，是因為大家覺得把冰箱砸了太令人心疼了，雖然這些冰箱質量不合格。改革開放後，中國逐步走向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開始顯示巨大威力。“中國製造”從“三來一補”起步，開始蓬勃生長，從鄉鎮企業、集體企業再到民營企業，經濟效率不斷提升。隨著外資企業的大量湧入，中國本地企業獲得了向外資企業學習的機會，中國企業展示出令人驚嘆的學習能力，以EMBA教育為代表的商學院也迅速提升了中國企業的管理能力。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極大提升了中國製造的全球市場空間。步入21世紀，“GDP崇拜”開始流行，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傾注巨大熱情，這大大刺激了企業的投資熱潮，中國步入了生產能力騰飛的階段。中國居民部門的高儲蓄率，則為投資提供了強大的資金來源。投資，意味著產能的躍進。中國“世界工廠”地位正式形成。2003年中國鋼鐵產量達到2億噸，成為世界第一鋼鐵生產國。從2001年到2007年，中國鋼產量每年以超過20%或接近20%的速度增長。2013年中國鋼鐵產量突破8億噸，生產能力超過了11億噸，比其他全部鋼鐵生產國的產量總和還要多。投資率國際比較如此龐大的生產能力，在2008年次貸危機前並未顯得過剩。原因在於，中國出口飛速增長，歐美龐大的市場需求與中國龐大的生產能力的“鏡像互補”，形成了歷史學家弗格森所謂的“中美國（ChiMerica）”現象。然而，“繁花”之下，危機的種子已經埋下：不僅僅是次貸危機，還有JD范斯後來風靡一時的那本《鄉下人的悲歌》以及全球民粹主義的崛起。2008年次貸危機提供了一次調整和市場出清的機會。然而，在“穩增長”壓力之下，產能被進一步提升。中國在2011年至2013年裡消耗的水泥量比美國在整個20世紀所使用的量還多！2018年貿易戰爆發，從國際大循環走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已成大勢所趨。有趣的是，雖然美國對中國製造進行了關稅戰、科技戰、實體清單等遏制，但“中國製造”卻越戰越勇，勢不可擋。究其原因：1）中國已經形成了最發達最完備的產業鏈體系；2）中國具有超級統一大市場優勢；3）中國產業工人的勤勞（參見紀錄片《美國工廠》）；4）中國擁有全世界最發達的基礎設施體系，尤其是高鐵奇蹟；5）中國企業開始沿著價值鏈攀升，“中國製造2025”86%的目標竟然在不知不覺中實現了。如今，“中國製造”不僅在玩具、服裝這樣的低端產業具有優勢，在新能源汽車、太陽能、無人機等前沿領域也所向披靡。以“內卷”最為突出的太陽能為例，中國的供應能力達到1036吉瓦，這是2023年全球需求（533吉瓦）的1.9倍。由於中國製造超強的“性價比”，歐美國家競爭不過，只好訴諸貿易保護主義。2024年9月26日政治局會議開啟新一輪穩增長以來，經濟呈現逐步恢復態勢。然而，當前壓力並未完全解除，其中價格水平是一個重要指標：截止2025年4月，PPI連續31個月為負，直逼2012-2016年的那次長期PPI負增長；CPI連續25個月在0%附近波動；GDP平減指數連續8個季度同比為負，時長創歷史新高。供求決定價格，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與2012-2016年的PPI負增長不同，本輪PPI負增長的核心原因是需求不足。需求之所以不足，是因為過去幾年需求受到幾輪強烈的衝擊：——疫情黑天鵝，對社會各階層（尤其是“手停口停”的流動性人口）收入和就業帶來很大衝擊——房地產三條紅線對不少行業的就業和收入帶來影響。更重要的是，由於居民財富70%集中於房地產，過去幾年房價下跌40%，對居民財富和收入預期影響頗大——民企投資低迷（2024年負增長），對就業和未來收入預期也產生顯著影響——關稅戰和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不確定性加劇“防守動機”，抑制了消費需求在過去5年平均經濟增速和中國接近的國家中，家庭消費在經濟中佔比，中國是39%，越南是55%，印度是60%，烏茲別克是68%，剛果是63%。如何提振消費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在“短缺經濟”時代，中國靠勤奮締造了經濟奇蹟，成就了世界工廠。在供大於求的當下，我們缺乏的不再是生產能力，而是消費能力。凱恩斯有句話非常深刻：消費是一種美德。以前，我們視勤勞工作為美德；如今我們要把消費當成更大的美德。提振消費，已經是社會共識，更被列為2025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務。就提升消費的方法而言，有很多：1）消費補貼（以舊換新）；2）發放消費券（以10兆消費券應對關稅衝擊）；3）穩定房地產（加碼穩樓市是打贏關稅戰之需）；4）穩定就業；5）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但在筆者看來，有一個方法最簡單、成本最低、收益最大，其效果堪稱“神奇”：多放假。1、多放假，意味著“少生產”。在產能利用率較低的當下，這並不會導致產出下降。同時，“少生產”也可以緩解“內卷焦慮”（內卷是向下沉淪，創新才是向上提升）。在供求失衡的當下，繼續加班加點生產不是好事而是壞事，甚至會出現“越努力越糟糕”的悖論；來源： 澎湃新聞2、多放假，民眾才有時間消費。現在中國已經到了“服務性消費”為主的階段，而服務性消費是需要“閒暇時間”的。今年4月初，筆者去洛陽旅遊，其場面令我震驚：洛陽白馬寺人頭攢動，不少殿堂擠不進去；龍門石窟看佛像排隊，其場面堪比迪斯尼網紅項目打卡......可見，不是大家不願意消費，而是假期太少導致沒時間消費。3、多放假，就會多消費。消費多了，企業利潤就會改善，社會就業就會增長，民眾信心進而提升，從而開啟良性循環。由此可見，“多放假”一舉多得，只有好處沒有害處，是中國經濟的“無痛自癒神藥”。何樂不為？讓假期來得更猛烈一些吧！ (劉勝軍大局觀)

4月13日，中國商務部會同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資訊化部、文化和旅遊部、市場監管總局、體育總局在海南第五屆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啟動“購在中國”系列活動。為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中國國務院關於提振消費、擴大內需的決策部署，加快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商務部等6部門近日聯合印發《關於組織開展“購在中國”系列活動的通知》，部署各地聚焦首發經濟，圍繞四大領域，舉辦首發首秀首展首演和豐富多彩、形式多樣的特色活動。其中，精品購物方面，組織重點步行街、商圈及商場、超市、奧特萊斯、離境退稅商店等企業，開展惠民促銷，首發新品優品，助力消費者惠購全球好物。精緻美食方面，組織各類美食集市、廚藝交流、食材博覽活動，推介美食榜單、美食地圖、美食名店。精彩旅遊方面，推出一批精品旅遊線路，發佈特色打卡地等旅遊消費指南。精美展演方面，引進、舉辦一批國內外精品文藝演出、高規格體育賽事、高品質文博展覽。通過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標誌性擴消費活動品牌，擴大優質商品和服務供給，創新多元消費場景，推動商旅文體健深入融合，打造國際友好消費環境，進一步釋放多樣化、差異化消費潛力，推動消費提質升級，持續提升中國消費市場吸引力和美譽度。 (華商報)

中國知名學者、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27日在京表示，今年是中國經濟增長轉暖的一年，暖意不僅體現在統計數字上，也將更多體現在民眾的實感上。而美國在技術領域對中國的限制，不可能阻擋中國科技的發展，甚至會適得其反，促進中國科技的進步。27日，李稻葵出席中國公共外交協會舉辦的“臨甲7號沙龍”專題吹風會，就兩會精神與中國經濟政策等話題與中外記者展開互動交流時作出上述判斷。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 李稻葵（周騰 攝）談及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列出今年工作的十大任務，李稻葵認為，從經濟增長角度而言，有兩項任務代表了未來若干年經濟政策的新方向。一是盡全力提升內需，即十大任務裡的首位：“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二是加快科技創新，推動新質生產力。《政府工作報告》首提“投資於人”意義重大李稻葵注意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投資於人”。報告提出，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於人”、服務於民生，支援擴大就業、促進居民增收減負、加強消費激勵，形成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環。李稻葵分析認為：狹義的“投資於人”指公共財政向民生領域傾斜，廣義則是全社會資源聚焦於提升百姓的獲得感、幸福感。他列舉了“投資於人”在教育領域的應用：中國老百姓非常關注下一代的高等教育，2024年，全國高校在校生有4700多萬人，毛入學率為60.2%，“但這個比例還不夠，未來若干年‘投資於人’的具體的一個方向就是要多辦大學”。李稻葵認為，現在上海、浙江、廣東等地出現了企業家捐贈辦學的現象，通過本地辦學既滿足民眾教育需求，又為區域經濟儲備人才，這正是“投資於人”的應用實踐。消費提振政策密集發力 多項政策或將加碼李稻葵觀察到，在全國兩會結束後10天左右，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於3月16日印發《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這種政策響應速度讓“促銷費”的效應值得期待。“今年很多政策會不會加碼？很有可能。”李稻葵指出，一季度過後，4月初前後將是評估消費、物價、房地產市場和股市等表現的關鍵觀察點。外界可以從消費回升速度、物價水平、重點城市樓市交易量以及資本市場表現等維度來進行觀測，是否出台額外的政策支援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些關鍵經濟指標的運行軌跡。現在國家的政策儲備空間很充裕，李稻葵表示，目前中國的國債規模佔GDP的比例約為25%，這個比例低於全球各大主要國家，中央財政有充分的加槓桿空間。以舊換新政策加碼既能撬動消費又可增加稅收，重點城市購房限制逐步鬆綁預期強烈，政府預計將出台更有針對性的措施來刺激消費、促進創新。“2025年是中國經濟增長轉暖的一年。這個轉暖主要體現在我們老百姓的感受，而不僅僅是統計數字，是實際感受轉暖的一年，這在公共財政收入上也會得到體現。”李稻葵如是說。美國無法阻擋中國科技創新近年來，美國針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實施了一系列打壓措施，外界普遍關注技術封鎖對中國科技發展的影響。在李稻葵看來，某些領域可能面臨短期挑戰，但整體影響可能適得其反，實際上可能推動中國技術進步，華為、深度求索（DeepSeek）的突破就是明證。某些美國政策制定者並不真正理解科技發展規律，也不清楚美國自身利益所在，他們出台的這些政策正在反噬自身，扼殺了晶片、人工智慧等領域通用技術的使用者基礎。作出這一判斷基於兩大因素：一是基礎科學研究的全球共享屬性。二是中國在技術商業化方面的人才規模優勢。“當今世界基礎研究是沒有任何溝通障礙的，基礎研究是全世界通用的。”包括英美等國在內的科學家們都有在全球分享成果的內在動力，沒人能阻斷這種知識流動，這也是科學界的普遍共識。而在技術轉化層面，中國龐大的工程師隊伍形成獨特優勢。當美國幾年前切斷供應後，中國很快就自主開發出來。中國憑藉龐大的工程師、架構師和程式設計師隊伍，建構替代方案並非難事。“在科技領域，當‘靶子’不再移動，後來者的追趕攻關只會越來越快。”李稻葵如是說。 (直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