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持續推動區域協調發展12月19日，國家發改委在其官方發佈了一篇文章《持續深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文章總結了過去“十四五”區域協調發展的成功，同時對“十五五”區域協調發展提出了建議。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是去年召開的重要會議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明令要求。國家發改委的最新文章，是對過去要求的進一步深化，以及對即將到來的“十五五”謀篇佈局。文章對未來五年持續深入推薦區域協調發展制定的要求：第一，關於三大頂級城市群的要求。也即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這三個頂級城市群分佈在中國的華北、華東和華南。《發展》要求：提升北京城市副中心綜合服務功能。以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為牽引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當好科技和產業創新開路先鋒，協同推進引領性制度型開放。發揮橫琴、前海、南沙、河套等合作平台先行先試作用，帶動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這段話點名提到了北京副中心通州，上海，珠海橫琴、深圳前海、廣州南沙以及深港合作的河套。由此來看，這些被點名的片區，被寄予了促進各自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任務。第二，對於華北、華中、華南、華東、東北、西部每個區域的要求。西部：圍繞大保護、大開放、高品質發展，在西部地區實施一批重要生態系統保護修復工程，加快對外開放通道建設，大力發展特色優勢產業。東北：支援東北地區聚焦維護國家“五大安全”，持續鞏固提升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推動科教、農業、生態等資源優勢轉化為發展成效。華中：鞏固提升中部地區“三基地一樞紐”功能，推進先進製造業發展、糧食能源資源保障能力提升和內陸高水平開放。華東：鼓勵東部地區加快推進現代化。推動浦東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浙江共同富裕示範區、山東綠色低碳高品質發展先行區等建設。華南：推動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高標準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02胡煥庸線以東，人口占比93.5%無論是去年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還是發改委最新發佈的《持續深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對於區域發展強調的關鍵詞是“協調”而非均衡。因為無法均衡。發改委發佈的《持續深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也強調了這一點：“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要在發展中促進相對平衡”“協調發展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更注重發展機會公平、更注重資源配置均衡”。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是客觀事實，只有認清、基於這個客觀事實，才能更好地去執行區域協調發展的策略，有針對性地解決當中的困難。本篇文章的目的，就是用資料來呈現一下當下的中國東西、南北發展的客觀差異。中國地大物博，地形條件、資源稟賦、交通成本、政策導向，決定了各省市之間的發展程度註定是巨大的。平原地區（如東部沿海、華北平原）交通建設成本低，便於形成產業叢集和物流網路，更易發展製造業、服務業。山地、高原地區（如西南、西北部分省份）交通不便，基礎設施建設難度大，產業發展受限。沿海省份依託港口優勢，最早參與全球貿易，形成外向型經濟。而內陸省份則需通過 “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 等戰略逐步彌補區位差距。先天因素再疊加後天的政策導向，形成了目前東南強、西北弱的格局。先看東西差異。由於東西沒有明確的分界線，無法進行量化分析，因此只能引用“胡煥庸線”來做一個大概分析。“胡煥庸線”是著名地理學家胡煥庸提出所提出的，這條線北起黑龍江璦琿（今黑河市），南至雲南騰沖，大致為傾斜45度直線，將中國人文自然地理版圖一分為二。這條線1935年被提出，根據胡煥庸當時的計算，線以東的中國東半部面積約佔全國的36%，而人口卻佔全國的96%；線以西的中國西半部面積佔全國的64%，而人口僅佔全國的4%。九十年過去了，這個比例依舊大差不差。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東側人口占中國總人口的93.68%，西側人口占比為6.32%。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胡煥庸線”西側區域人口占比6.5%，東側區域人口占比93.5%。經濟差距，同樣巨大。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四巨頭，均在東南沿海。經濟倒數五省中，除了海南，均在胡煥庸線西側。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省市自治區統計局經濟第一強省廣東的GDP是倒數第一西藏的51.22倍。03中國南北差異有多大與東西相比，南北則有以秦嶺淮河為界限的明確分野，對比起來南強北弱的局面會更加直觀。版圖遼闊的中國，北方與南方強弱之勢，縱觀歷史，曾幾度變換。古代的中華文明，其實就是兩河文明，和已經消失的美索不達亞文明一樣（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構築了其文明的基座）。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且是唯一一個沒有斷代、延續至今的中國，也是標準的兩河文明，黃河與長江。只不過有先後之分。在東晉之前，以黃河文明為主導的北方佔據絕對優勢。那時候，西安與洛陽，成為正統王朝定都的首選。南方還處於蠻荒地帶，尤其是東甌和南越，也即今天的浙江、福建、廣東等地。長江文明在戰國時期的屈原時代，才開始嶄露頭角。以長江文明為主導的南方，在歷史上第一次北人南渡，也即東晉的衣冠南渡之後，才開始逐漸與黃河文明形成並駕齊驅之勢。自東晉開始，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原文化毫無保留地移植到了南京，在此生根發芽，並與長江文明碰撞出了更加絢爛的華夏文明。但是，在南宋之前，黃河文明的北方，依舊是主角。北方實力遠超南方。那怕是在宋朝建立之前五代十國，北方的五代（後樑、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由於佔據中原之地，被周圍各國視作正統。直到北宋建立，雖然都城定在開封，但在當時，南方經濟已經超越北方。蘇杭的繁華已然形成。這時候，南方人口超越了北方。在以農業為主的古代中國，人口多意味著財賦多、甲兵多、財力強。來源：歷史文獻元明清時代，這種南強北弱的格局依然沒有改變。朱元璋創立明朝時，甚至把都城定在了南京，直到他兒子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摘取勝利果實後遷都至北京。打破這種格局要到清末、民國。清朝末年，歐洲工業革命的成果——堅船利炮——轟開了清政府封閉的大門，逼著清朝與他們做生意。北方的天津、青島在這種背景下強勢崛起。彼時東北在沙俄、奉系軍閥、日本輪番坐鎮下，工業也得到了長足發展，直到新中國成立後20年，東北一直都是中國的經濟擔當。這段時間，中國經濟的重心重回北方，南強北弱再次變成北強南弱。打破這種格局的，是改革開放。1978年改革開放，為沿海城市送來了發展東風，紛紛強勢崛起。同時，管理層在南方劃定了五個經濟特區，深圳、廈門、珠海、汕頭、海南。改革開放，讓老牌的千年商都廣州強勢崛起，代替了天津，與北京、上海一起組成了中國三個一線城市，北上廣。後來深圳以奇蹟般的速度崛起，成功躋身一線城市，組成了北上廣深內地四個一線城市。北強南弱再次變成南強北弱。而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則是南北差距拉大的四十多年。改革開放，打開了東南沿海地區的思維，東南沿海先是從最基本的轉口貿易做起，積累了一定的原始資金。此後利用三來一補政策，大面積開展密集型勞動產業。在這種模式下，資本進一步積累，同時也在積累技術，推動了產業走向仿造階段，也就是山寨階段。這一階段，資本與技術繼續積累，最終擺脫以往的複製模式，走向自主模式，新興產業在東南沿海遍地開花。而北方始終跟不上步調，尤其是東北，計畫經濟的慣性太重，一步沒跟上步步沒跟上，產業老舊，跟不上時代發展，漸漸被南方甩開。資本和人口用腳投票，湧向南方。所以，我們看到，如今GDP十強城市，北方只有一個北京，其餘全是南方城市。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城市統計局經濟二十強城市中，南方15個，北方5個。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城市統計局非省會地級市十強，隨著溫州取代徐州，北方城市僅2個，南方8個。這是中國經濟、產業、人口繼續南移的又一佐證。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城市統計局工業10強城市，北方僅2個，南方8個。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城市統計局一般預算內財政收入20強城市，北方6個，南方14個。創稅能力15強城市，北方3個，南方12個。資金總量（年末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餘額）20強城市，北方5個，南方15個。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城市統計局A股上市公司數量30強城市，北方6個，南方24個。人口超千萬的17個城市，南方佔10個，北方7個。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城市統計局2022年人口下降以來至2024年，人口增量二十強城市，北方僅4個，南方16個。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城市統計局人口第一大省，是南方的廣東。人口前十的省，7個在南方。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省市自治區統計局人口減少最多的省份，前五中有四個在北方。人口減少最多的區域，前三都在北方。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省市自治區統計局綜上可以看到，這一次南北的轉向，幾乎在所有維度有利於南方。更重要的是，這種差距並非周期性波動，而是結構性結果。當前中國正處在從“工業化後期”向“創新驅動階段”轉型的關鍵時期，而這一階段對城市和區域的要求，恰恰放大了南方的優勢、壓縮了北方的空間。因此，今天的“南強北弱”，不僅是現實狀態，更是一種趨勢判斷：只要人口、資本、產業和創新繼續沿既有方向流動，這一格局在相當長時期內都將延續，甚至進一步強化。正因如此，中央協調區域發展，顯得尤為必要，尤為迫切。 (城市財經)

今日（12月16日），發改委黨組在《求是》發表《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一文，明確指出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其中特別提出將“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畫”，以切實提高居民消費能力。這從國家政策層面再次確認，擴大內需絕非權宜之計，而是在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外部環境複雜性嚴峻性上升的背景下，關乎中國長遠發展的戰略之舉。本文立足國際博弈態勢與國內發展實際，對這一命題作出深入回應。作者指出，擴大內需的首要任務是在初次分配中借鑑“華為模式”與“福特生產方式”的核心精神，實現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升同步，讓勞動者共享發展紅利；其次，應通過再分配改革充分釋放“福利國家”的潛在紅利，以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最佳化增值稅配套公共支出等方式，破解居民收入二次分配的結構性難題；面對川普可能升級的金融戰，文章進一步提出以金磚國家債券基金體系替代美元價值儲藏功能，為建構多極化國際貨幣體系、擺脫 “美元陷阱” 提供了創新性思路。當前，中美經貿博弈進入深水區，全球供應鏈與貨幣體系正經歷深刻調整，本文既回應了“如何擴大內需”的現實關切，也著眼於“如何應對金融博弈”的長遠佈局，為我們在複雜國際環境中統籌發展與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與實踐路徑。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5年第6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應對川普關稅戰與金融戰的三件大事自從2025年4月2日川普宣佈所謂“對等關稅”的美國經濟“解放日”以來，中國政府、學界和民間形成了廣泛共識：最好的應對方案是擴大內需。習近平主席2025年10月30日在韓國釜山和川普的會談使得中美貿易衝突暫時有所緩解，但我們必須有應對川普貿易戰和金融戰的中長期方略。實際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雙循環”是在2020年5月23日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界委員時，他說：“面向未來，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建構完整的內需體系……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早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國政府就提出了擴大內需。201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也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等人的研究，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依然顯著低於發達國家，甚至其他大型開發中國家：2022年中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為GDP的60.8%，比日本（70.3%）、德國（69.5%）低10個百分點左右，比美國（84.9%）低20個百分點以上。同時，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增速，也低於國民收入的增速。有鑑於此，為了應對川普關稅戰，擴大內需，需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切實採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這件大事可以從推廣“華為模式”入手。1990年，華為首次提出員工持股的概念，當時職工參股的價格為每股10元，華為稅後利潤的15%作為股權分紅。2001年，華為推出“虛擬受限股”改革，此類“虛擬股票”享有一定分紅權和股價升值權，但不能轉讓和出售，員工離職時即失效。這和西班牙蒙德拉貢合作社的“職工內部資本帳戶”概念有一些共同點。2008年，華為進一步給所有工齡一年以上的職工配股，每股4.04元；如果員工沒有足夠現金購買股票，華為以公司名義向銀行提供擔保，讓職工可以貸款購買股票。2013年，華為又實施了“時間單位計畫”（Time-Based Unit Plan，TUP），這是一項以5年為一個周期的對中外職工都適用的利潤分享計畫。華為這一制度安排，屬於初次分配，但顯然不能用籠統的“靠市場”來解釋。正如《哈佛商學評論》的一篇文章指出的，華為選擇員工持股和利潤分享，是任正非的公平和效率相統一的理念所致。實際上，華為的員工持股制度（任正非本人至今只佔華為總股份的1.4%）是在初次分配上也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共同富裕”的成功案例。在初次分配上兼顧效率與公平，使得勞動者能夠分享企業生產率提高帶來的利潤增長，是擴大內需的關鍵。當然，我所說的推廣“華為模式”，並不是說所有企業都必須採用華為的員工持股制度，而是要借鑑其精神，即十二五規劃（2010年）中初次提出的“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其實，“福特生產方式”的發明者亨利·福特在1914年就把福特公司工人的工資提高到每天5美元，這是當時行業平均工資的兩倍，他說這樣才能讓福特汽車公司的工人買得起他們生產的T型車。“後福特主義”經典著作《第二次工業分水嶺》進一步論述了通用汽車公司和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的工資增長與生產率增長掛鉤的合約的重要性，認為這是在“非凱恩斯國家”的美國實行了“凱恩斯式收入政策”。令人欣慰和興奮的是，2025年10月發佈的中共中央十五五規劃建議稿明確提出：“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分配結構得到最佳化，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社會保障制度更加最佳化更可持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升。”這進一步為提高勞動者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比例指明了前進方向。除此之外，應對川普關稅戰，切實擴大內需所需要做的第二件大事，是通過再分配去吃“福利國家的免費午餐”。加州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彼德·林德特根據多國資料研究發現，一個國家在1880~2000年的社會轉移支付（退休金、失業救濟金、醫保和住房保障等補貼措施）和該國的經濟增長之間沒有大的負相關性，越是發達國家，社會福利就越發達。這說明“福利國家”是潛在的“免費午餐”，高達GDP的25%~35%的社會轉移支付並沒有降低經濟增長率，反而促進了經濟增長。與這一趨勢相反，盛松成等人的研究發現，“2000年以來，中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續低於居民部門佔初次分配收入比重，這反映出中國再分配的調節不夠合理，且居民部門轉移支付支出大於收入，致使再分配後居民部門的收入比重反而低於初次分配時”。也許正是因為中國建立“福利國家”的處理程序與成為經濟大國的處理程序不夠同步，最近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和中國證監會原主席郭樹清都提出了農民養老金過低問題（平均每月260元）。為此，郭樹清建議，統籌基本養老保險改革和國資國企改革，劃撥更高比例國有資本充實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彼德·林德特認為，“福利國家是免費午餐”的謎底在於，累退的消費稅（增值稅是消費稅的一種）和普遍主義的社會公共支出（較少對福利接受者的資格審查）的政治結合：前者提高了政府的徵稅效率，後者則以社會支出的普遍增加抵消了前者的累退性。增值稅之所以是累退的，核心原因在於：低收入者承擔的稅負佔其收入的比例，反而高於高收入者。儘管增值稅名義上是“統一的比例稅率”（中國以13%為標準檔），但由於消費佔收入比重隨收入上升而下降，導致其實際稅負分佈呈“倒金字塔”狀。因此，累退的增值稅需要用普遍化的公共支出來增加合法性。2024年全國人大通過的《增值稅法》將於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這可以成為給累退性增值稅注入普遍性社會公共支出的合法性的改革契機。在初次分配中增加勞動者收入，在再分配中改善勞動者收入，是我們擴大內需應對川普關稅戰需要做的兩件大事。但最近的跡象表明，川普關稅戰遇到了挫折，因為很多重要產品的供應鏈都在美國之外（例如，蘋果手機的很多配件在中國生產），川普關稅戰的自傷程度相當大。因此，他正在對包括中國出口在內的一些產品進行關稅豁免。不過，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關稅戰之後是金融戰，川普很可能對流入美國的資本徵稅。關於川普關稅戰和金融戰的關係，他新任命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史蒂芬·米蘭在所謂的“海湖莊園協議”裡已經做了系統的論述。“海湖莊園協議”的關鍵是關稅、美元和對同盟國的“安全保護傘”的“三位一體”，其主旨是改造布列敦森林體系，克服“特裡芬悖論”。聯準會前主席沃爾克在2013年接受米蘭的哈佛導師馬丁·費爾德斯坦的訪問時認為，1971年尼克松使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特裡芬悖論”仍然存在，只是美元和黃金掛鉤在美國巨大貿易逆差下的不可持續性，轉化為美國國庫券的價值穩定和各國對美順差（中國首當其衝）所積累的巨額美元之間的不可持續性。川普關稅戰部分受挫，不足以改變他改造布列敦森林體系，克服“特裡芬悖論”的決心，因此他下一步很可能將重點轉向金融戰。在“海湖莊園協議”的設計中，關稅本來就主要是談判手段，“對等關稅”的數值並非關鍵。但4月2日川普宣佈“解放日”後，出現了一個他沒有意料到情況，即國債市場的波動導致市場對美元的價值儲藏功能的信心下降。在貨幣的三種功能——計價單位、支付手段和價值儲藏中，美元的前兩種功能比較容易被替代。例如，在巴西與中國的大豆交易中，完全沒有必要以美元來記帳和支付。但是，由於美國擁有流動性和深度最強的國債市場，美元的價值儲藏功能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仍難被替代：在次貸危機縱深發展之時，美元竟然發生了大幅度升值。這在巴西和阿根廷等開發中國家的金融危機發生時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些國家的危機總是伴隨著貨幣貶值。“美國例外”的發生，和各國投資者在高度不確定的危機時期尋求價值儲藏的避風港有關，而美國國債市場的流動性和深度提供了這種避風港——儘管購買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並不高。正如康奈爾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薩德在《美元陷阱》一書中所形象比喻的那樣：當前以美元為“價值儲藏”的國際貨幣體系像一座沙丘，各國已經認識到其基礎不穩，但仍然不得不繼續維護這個體系，以免沙丘的倒塌傷及自身。但這次川普關稅戰後美元的下跌，顯示出國際市場對美元價值儲藏功能的懷疑在加深。著名國際經濟學家巴裡·艾肯格林等人用“原罪”一詞，比喻開發中國家本幣的長期國債市場不發達，以及無法用本幣在國外市場發債的情形。當然，開發中國家克服“原罪”並不容易，甚至連歐盟至今也沒能發展出統一的“歐洲債券”（Eurobond）。可喜的是，總部位於上海的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已經把克服這種“原罪”當成了重中之重。2017年，我應新開發銀行之邀為金磚國家廈門首腦峰會提供背景報告，其中建議新開發銀行借鑑“亞洲債券基金2”（ABF2），以之作為美元價值儲藏功能的替代。“亞洲債券基金2”是在新加坡註冊的單位信託（unit trust），並在中國香港股市上市。它由9個分基金構成，8個基金是單個成員基金（包括中國基金、中國香港特區基金、印尼基金、韓國基金、馬來西亞基金、菲律賓基金、新加坡基金和泰國基金），第9個基金則是上述8個基金的指數基金，其目的是吸引更多對具體債券產品瞭解不多的被動投資者。我們可以設想，金磚國家也像“亞洲債券基金2”一樣，分別在各成員國建立債券基金，同時再建立成員國債券基金的“指數基金”，這將使金磚國家在克服“原罪”上邁出更大一步，逐步替代美國國債市場的價值儲藏功能，為建立一個真正的多極化的國際社會做出貢獻。現在看來，我在2017年提出的這個建議，也正是我們應對川普的關稅戰和金融戰所需要做的第三件大事。在2023年金磚國家擴員後，用“金磚國家債券基金”來逐步替代美元的價值儲藏功能更具有現實可行性。 (文化縱橫)

假期復工首日，中國國家發改委重磅發聲來了！ 10月8日上午10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佈會，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鄭柵潔和副主任劉蘇社、趙辰昕、李春臨、鄭備介紹“系統落實一攬子增量政策 紮實推動經濟向上結構向優、發展態勢持續向好”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此次中國國家發改委“一正四副”領導集體出席發佈會，較為罕見。 會上，鄭柵潔介紹稱，從宏觀全域看，面對更加錯綜複雜的國內外環境，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新質生產力加快形成，民生保障不斷加力，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風險取得新的積極進展，高品質發展深入推進，社會大局保持穩定。 從發展態勢看，鄭柵潔指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市場潛力大、經濟韌性強等有利條件沒有改變，隨著各項存量政策效應繼續釋放特別是增量政策出台實施，近期市場預期明顯改善，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回升較快，股票市場回暖上漲，“十一”假期市場消費旺盛。“我們對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充滿信心，對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平穩健康發展充滿信心。”

3月6日，十四屆中國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經濟主題記者會舉行，邀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鄭柵潔、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商務部部長王文濤、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吳清就發展改革、財政預算、商務、金融證券等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鄭柵潔：發行使用超長期特別國債是重大的政策舉措 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鄭柵潔表示，今年將5%左右作為中國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是經過科學論證的，符合“十四五”規劃的年度要求，與經濟增長的潛力基本匹配，是奮力一跳能夠實現的目標。 鄭柵潔表示，2024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強於不利因素，經濟回升向好態勢將進一步鞏固和增強。 不論是從經濟發展的短週期還是長週期看，都有強有力的支撐。

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黨組書記、主任鄭柵潔，在北京研究人工智慧產業發展情況，與智源研究院、百度、第四範式、百川智能等研究機構和企業進行交流，鼓勵大家主動順應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加強技術研發，拓展產業賦能應用，加速推動我國人工智慧產業高品質發展。 著力打造人工智慧等新增長引擎 3月1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官方公眾號發布的《新質生產力的內涵特徵和發展重點》文章稱，培育壯大新質生產力是一項長期任務和系統工程。要堅持系統觀念，堅持以實體經濟為根基，以科技創新為核心，以產業升級為方向，著力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和質變。 文章指出，創造和應用更高技術含量的勞動資料。促進數位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縱深推動產業數位轉型，強化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工業互聯網等數位科技整合應用，大力推廣應用數位化、網路化、智慧化生產工具，加速建置數位車間和智慧製造示範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