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鄭永年：謀“融合”，防“脫實”，讀懂中國城市發展的新邏輯

當“十五五”規劃的藍圖徐徐展開，香港與上海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戰略支點——正以各自的方式探索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路徑。一邊是香港如何超越地域侷限，成為國家“出海”的樞紐與科創協同的關鍵節點；另一邊是上海如何避免“脫實向虛”，以實體經濟為本築牢“五個中心”的根基。

本文梳理和節選了鄭永年教授近期在兩場重要論壇上的核心論述。他為香港開出了深度融入國家大局的“五維藥方”，從共建大科創體系到打造“出海”樞紐；同時為上海把脈，強調其“五個中心”建設必須由實體經濟“領航”，建構基礎科研、應用轉化與金融支援的“三駕馬車”良性循環。兩者路徑雖異，核心相通：即以科技創新為引擎，以產業升級為根基，在開放協作中強化內生動力。

香港可從五方面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2025年12月18日，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在潤維創坊成功舉辦“香港如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主題論壇，論壇旨在助力特區政府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匯聚金融、創科、航運、貿易、教育等領域的行業翹楚，圍繞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議題展開深入研討。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受邀出席論並行表主旨演講。

鄭永年表示，香港可從五方面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一是與內地大學和科研機構合作，建構大科創體系，致力於發展新質生產力。“香港雖大學數量不多，但有多所高校位列全球百強，其中生物醫藥、人工智慧等領域處於國際先進水平。”他指出，香港可以加強與內地高校如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以及科研機構的深度合作，整合創新資源，聚焦關鍵核心技術研發，進一步形成可與美國加州系統媲美的創新體系。

二是深化產業協同，共建先進製造業叢集。通過與內地企業攜手合作，大力發展製造業，打造特色鮮明、優勢互補的產業叢集，夯實香港產業發展根基。三是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強化與深圳的協同聯動。建構功能融合、優勢互補的跨境城市群，拓展香港發展空間。四是融入大灣區建設，培育大灣區共同市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動要素自由流動與資源最佳化配置，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灣區共同市場。五是打造“出海”樞紐，助力建構“中國人經濟”生態。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緊密協作，發揮香港國際化優勢，成為內地企業的“出海”第一站，助力建構聯動全球的“中國人經濟”網路。

鄭永年指出，習近平主席在廣東考察時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錨定“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與世界級城市群”目標，需深化粵港澳合作，加強科技創新合作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規則機制“軟聯通”，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這一重要論述，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

上海“五個中心”建設須以實體經濟“領航”

在12月7日舉辦的上海加快“五個中心”建設專題研討會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發表主旨演講。他從“十五五”時期中國面臨的國際戰略格局深刻調整出發，提出上海肩負國家發展戰略使命，必須以實體經濟為根基、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通過建構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與金融服務協同發力的“三駕馬車”體系，推動“五個中心”高品質協同發展。

鄭永年指出，當前國際秩序正經歷四重結構性變化：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持續弱化；聯合國等多邊機制功能嚴重受限；全球治理呈現碎片化和“再封建化”趨勢；與此同時，美國推行高關稅政策與“新現實主義”外交，明確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

在鄭永年看來，這一變局使得科創能力的突破與產業體系的韌性重構，成為決定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核心根本。而發展新質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正是“十五五”時期的核心任務——這與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的戰略定位高度契合。“上海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窗口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核心引擎，在這一國家戰略處理程序中肩負的使命與發揮的作用，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關鍵，在於建構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金融服務這‘三駕馬車’深度協同的大科創體系。”鄭永年強調，回溯歷史，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等東亞發達經濟體之所以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核心邏輯正在於長期聚焦科創領域的持續投入，以技術突破推動重大產業升級，最終形成“技術進步-產業提質-就業擴容-稅收增長-再投入創新”的閉環式良性循環。“當前中國人均GDP已達約1.3萬美元，正處於從中等收入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跨越的關鍵窗口期。在這一決定性階段，唯有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全力建構現代化產業體系，築牢科創驅動與產業升級的雙重支撐，方能穩步實現這一戰略目標。”

而上海正憑藉長三角區域協同優勢，成為建構這一良性閉環的核心承載地。鄭永年分析表示，上海的獨特優勢體現在全鏈條生態的精準佈局與區域資源的高效聯動：一方面，上海集聚了密集的頂尖高校與科研院所，且已啟動“基礎研究先行區”建設，通過載體搭建為基礎科研築牢保障；另一方面，江蘇、浙江、安徽均為製造業強省，產業基礎雄厚、應用場景豐富，為技術成果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提供了廣闊轉化空間；與此同時，作為國家金融中心，上海匯聚了多元資本力量，能夠為硬科技項目提供覆蓋研發、中試、量產全周期的長期耐心資本支援。

“必須強調的是，建設國家金融中心必須堅守實體經濟之本。”鄭永年以英美“去工業化”的深刻教訓為鑑，著重闡述了“脫實向虛”的潛在風險。他直言，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四中全會已明確“十五五”時期的核心任務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釋放出了中國不會過早或過度推動實體經濟金融化的清晰訊號——意味著金融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助推器”，而不是自我循環的“泡沫池”。故而，上海應聚焦發展風險投資、產業基金、科技金融等“好金融”——以長期價值為導向，能夠精準匹配硬科技項目高風險、長周期、重投入的特性，為技術研發、成果轉化到應用落地的全流程提供資本支援，最終實現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共生共榮。

放眼全球科創格局，第四次產業革命的“主戰場”高度集中於中美兩國。“美國依託矽谷與波士頓-紐約創新帶，中國則形成三大戰略支點：北京強在基礎科研，粵港澳大灣區重在市場應用，而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兼具科研、製造與金融優勢，最具系統整合潛力。”鄭永年建議，上海下一步應優先完善風投生態，同時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理順“五個中心”之間的內在邏輯，讓科創、產業與金融形成高效閉環。 (大灣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