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25年的尾巴上回望,全球經濟的陰雲並未完全遮蔽中國財富金字塔頂端的閃光。根據瑞銀(UBS)發佈的《2025年億萬富豪雄心報告》(連結請點選“閱讀原文”),中國大陸依然坐擁470位億萬富豪,數量僅次於美國。
而且,中國富豪比他們的歐美同行更年輕,
而且,更多是“白手起家”!
對比一下,歐美的財富榜單不少是家族傳承模式(特別是歐洲),比如沃爾瑪家族、路易威登家族等“老錢”家族,但中國這批新晉的億萬富豪們——許多人只有40多歲甚至30多歲——正憑藉著新能源、人工智慧和新消費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登頂。
這是一幅極具生命力的圖景:
市場依然活躍,階層躍升的通道大大敞開,技術創新正在兌現為真金白銀。
不過,這股力量狂飆突進的背後,我們也需要警惕一些“沉默暗礁”。
首先,我們必須看到的一個事實是:
2025年的中國富豪,比十年前的那批人,更值得尊敬。
回看2015年以前,佔據富豪榜的都是誰?
不少都是搞房地產的、搞投資的,那是一個“膽大騎龍騎虎”的時代,財富往往來自於槓桿、土地紅利和監管套利。
而現在,請看看坐在牌桌上的年輕人:
比亞迪系的工程師軍團、米哈游的遊戲極客、跨境電商Shein的供應鏈操盤手、以及寧德時代產業鏈上的技術大拿。
其實,在討論富豪的影響時,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兩類:
根據摩根斯坦利經濟學家魯奇爾·夏爾馬(Ruchir Sharma)的研究,尋租型億萬富翁多集中在建築、房地產、採礦等行業,這些行業通常涉及到對資源的控制,而不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市場競爭來實現價值。
夏爾馬的研究還發現,尋租型億萬富翁比例較高的國家,其經濟增長往往較慢。一個例子是:2010年印度尋租型億萬富翁控制的財富佔該國GDP的12%,而中國僅為1%。此後,印度的經濟增長速度明顯低於中國。
但企業家型富翁不一樣,
企業家型富翁們創造的不僅是“公司”,而是“生態”,並且擁有這種富翁越多的城市,越有生命力。
美國諾獎經濟學家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的計算表明:
企業家的顛覆性創新,帶來的社會收益遠高於個人收益。企業家本人往往只“拿走”不到2.2%的價值,其餘都進入了消費者福利、社會創新與生產力提升。
幸運的是,這新一代的中國富豪,幾乎都是“產品經理”或“首席技術官”出身,他們大多是企業家型富翁,是通過“解決問題”來賺錢——
解決電池續航的問題、解決算力成本的問題、解決供應鏈效率的問題。這種財富,是實打實的“新質生產力”。
他們的崛起,也意味著中國經濟的驅動核,
已經真正從“金融地產”切換到了“先進製造”。
而且,一個非常顯著的不同是——
以前的中國首富,賺的是中國人的錢;
現在的年輕富豪,賺的是全世界的錢:
從TikTok到Temu,從電動汽車到太陽能元件,這批年輕人的視野是全球化的,他們敢於在墨西哥建廠,敢於在歐洲打官司,敢於在矽谷搶人才。
瑞銀的分析師驚嘆於這種活力——中國依然擁有全球最高效的供應鏈和最勤奮的工程師紅利。 只要給一點陽光,這片土地上的種子依然會瘋狂生長。
那為什麼中國能批次製造年輕富豪?
因為我們進化出了一種獨特的“中國式加速器”,
也就是“舉國體制 + 市場叢林”的混血兒。
怎麼理解呢?
比如,在新能源、人工智慧應用、低空經濟等領域,一旦國家認定方向,地方政府會提供廉價的土地和高效的基建,而民營企業家則像飢餓的狼群一樣衝進去廝殺。
這種廝殺極其殘酷,
但也極其高效。
比如,在新能源汽車領域,通過內部“血戰”,把每一個零部件的成本都壓到了全球最低,最終磨礪出的是整個中國供應鏈對外無與倫比的成本優勢。
在這種環境下勝出的“年輕富豪”,都是經歷過地獄模式洗禮的“六邊形戰士”。他們對成本的控制精確到小數點後三位,他們對技術的迭代速度是以“周”為單位。
所以,當我們看到榜單上那些陌生的年輕名字時,其實是中國製造業四十年積累的厚積薄發,是無數工程師熬夜禿頂換來的技術壁壘。
這確實是值得我們驕傲的“盛世一角”。
然而,在為這股硬核力量鼓掌的同時,
我們也不能忽視光芒背後的陰影。
首先那就是——遊戲的入場券,正在變得越來越貴。
以前,一個初中畢業的溫州小夥,靠著勤奮和膽色,能從小作坊做到上市公司。但現在,你看看這批新富豪的履歷:清華、交大、史丹佛、海歸博士。“硬科技”時代的創業,需要“智商與資本的雙重高門檻”,如果你沒有頂尖的學歷,看不懂技術趨勢;沒有巨額的啟動資金(動輒上億的研發費),根本上不了牌桌。
換句話說,普通人是有逆襲點通道,但它正在變窄,
財富越來越向“高知精英”和“擁有特殊資源的人”集中。
而且,值得警惕的是——資本的“國家隊化”。
最近這些年,為了支援這些硬科技,一級市場的主力軍已經變成了國資。這雖然保證了戰略方向的正確,但也帶來了一個副作用:
創新的路徑依賴。
能拿錢的項目,必須是符合“國家戰略”的。而那些純粹由興趣驅動、看不清商業前景、甚至有點離經叛道的“非共識創新”,很難活下來。
我們可能會投出不少“寧德時代”,
但我們是否正在錯過下一個“字節跳動”?
如果說門檻變高是產業升級的必然代價,
那麼“失敗機制”的缺失,則是我們必須直視的制度性短板。
在中國,創業依然是一項“無限責任”的高危職業。
當你看到那470位成功登頂的富豪時,請想像一下在山腳下倒下的47萬個創業者。在矽谷,失敗者可以申請個人破產,保留基本的生活尊嚴,等待東山再起。
但在很多其他地方的商業語境下,中小企業主往往背負著“個人無限連帶責任”。
一次硬科技研發的失敗,一次供應鏈的斷裂,公司就會走向死亡,創業者家庭資產或許會清零,甚至成為“失信人”。
這種機制,正在成為扼殺創新的最大阻力。
所以,在如此高昂的代價面前,理性的年輕人開始分流:
最頂尖的大腦,一部分去了體制內追求絕對安全;
另一部分則緊抱“確定性”的大腿,只做國家鼓勵的事,不敢越雷池一步。
如果創業“不敢輸”,
那麼創新的活力就會慢慢喪失。
2025年的中國富豪榜,會讓人情緒有點複雜——
喜的是,它證明了中國經濟的活力,
我們依然擁有全球最頂尖的工程師,最渴望成功的企業家,以及最強大的產業鏈。這股向上的力量,是任何外部封鎖都擋不住的。
憂的是,這股力量正在變得越來越“精英化”和“體制化”。
未來的中國經濟,不能只有470個年輕的億萬富豪和無數個不敢創業的打工人。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熱帶雨林式的生態:既要有參天的紅杉(硬科技巨頭),也要有遍地的灌木和苔蘚(中小微創新)。
而要實現這一點,我們需要做的不僅僅是給富豪鼓掌,更是要給失敗者鬆綁,給誠實的失敗者以尊嚴,讓民間資本更能流動起來;以及讓企業家敢於做長期主義的夢。 (TOP創新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