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25年的尾巴上回望，全球經濟的陰雲並未完全遮蔽中國財富金字塔頂端的閃光。根據瑞銀（UBS）發佈的《2025年億萬富豪雄心報告》（連結請點選“閱讀原文”），中國大陸依然坐擁470位億萬富豪，數量僅次於美國。而且，中國富豪比他們的歐美同行更年輕，而且，更多是“白手起家”！對比一下，歐美的財富榜單不少是家族傳承模式（特別是歐洲），比如沃爾瑪家族、路易威登家族等“老錢”家族，但中國這批新晉的億萬富豪們——許多人只有40多歲甚至30多歲——正憑藉著新能源、人工智慧和新消費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登頂。這是一幅極具生命力的圖景：市場依然活躍，階層躍升的通道大大敞開，技術創新正在兌現為真金白銀。不過，這股力量狂飆突進的背後，我們也需要警惕一些“沉默暗礁”。01 從 “尋租人” 到 “創造者”首先，我們必須看到的一個事實是：2025年的中國富豪，比十年前的那批人，更值得尊敬。回看2015年以前，佔據富豪榜的都是誰？不少都是搞房地產的、搞投資的，那是一個“膽大騎龍騎虎”的時代，財富往往來自於槓桿、土地紅利和監管套利。而現在，請看看坐在牌桌上的年輕人：比亞迪系的工程師軍團、米哈游的遊戲極客、跨境電商Shein的供應鏈操盤手、以及寧德時代產業鏈上的技術大拿。其實，在討論富豪的影響時，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兩類：企業家型富翁：靠技術創新、商業模式突破、產業組織升級而積累財富；尋租型富翁：通過資源壟斷、權力勾結、制度套利獲得財富。根據摩根斯坦利經濟學家魯奇爾·夏爾馬（Ruchir Sharma）的研究，尋租型億萬富翁多集中在建築、房地產、採礦等行業，這些行業通常涉及到對資源的控制，而不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市場競爭來實現價值。夏爾馬的著作，中文翻譯成：國家興衰，好富翁與壞富翁夏爾馬的研究還發現，尋租型億萬富翁比例較高的國家，其經濟增長往往較慢。一個例子是：2010年印度尋租型億萬富翁控制的財富佔該國GDP的12%，而中國僅為1%。此後，印度的經濟增長速度明顯低於中國。但企業家型富翁不一樣，企業家型富翁們創造的不僅是“公司”，而是“生態”，並且擁有這種富翁越多的城市，越有生命力。美國諾獎經濟學家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的計算表明：企業家的顛覆性創新，帶來的社會收益遠高於個人收益。企業家本人往往只“拿走”不到2.2%的價值，其餘都進入了消費者福利、社會創新與生產力提升。幸運的是，這新一代的中國富豪，幾乎都是“產品經理”或“首席技術官”出身，他們大多是企業家型富翁，是通過“解決問題”來賺錢——解決電池續航的問題、解決算力成本的問題、解決供應鏈效率的問題。這種財富，是實打實的“新質生產力”。他們的崛起，也意味著中國經濟的驅動核，已經真正從“金融地產”切換到了“先進製造”。而且，一個非常顯著的不同是——以前的中國首富，賺的是中國人的錢；現在的年輕富豪，賺的是全世界的錢：從TikTok到Temu，從電動汽車到太陽能元件，這批年輕人的視野是全球化的，他們敢於在墨西哥建廠，敢於在歐洲打官司，敢於在矽谷搶人才。瑞銀的分析師驚嘆於這種活力——中國依然擁有全球最高效的供應鏈和最勤奮的工程師紅利。 只要給一點陽光，這片土地上的種子依然會瘋狂生長。02 極致的效率那為什麼中國能批次製造年輕富豪？因為我們進化出了一種獨特的“中國式加速器”，也就是“舉國體制 + 市場叢林”的混血兒。怎麼理解呢？比如，在新能源、人工智慧應用、低空經濟等領域，一旦國家認定方向，地方政府會提供廉價的土地和高效的基建，而民營企業家則像飢餓的狼群一樣衝進去廝殺。這種廝殺極其殘酷，但也極其高效。比如，在新能源汽車領域，通過內部“血戰”，把每一個零部件的成本都壓到了全球最低，最終磨礪出的是整個中國供應鏈對外無與倫比的成本優勢。2024年，我們的產銷量突破1000萬輛大關 佔據全球總銷量的60%以上在這種環境下勝出的“年輕富豪”，都是經歷過地獄模式洗禮的“六邊形戰士”。他們對成本的控制精確到小數點後三位，他們對技術的迭代速度是以“周”為單位。所以，當我們看到榜單上那些陌生的年輕名字時，其實是中國製造業四十年積累的厚積薄發，是無數工程師熬夜禿頂換來的技術壁壘。這確實是值得我們驕傲的“盛世一角”。03 被拉高的門檻與消失的草根然而，在為這股硬核力量鼓掌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光芒背後的陰影。首先那就是——遊戲的入場券，正在變得越來越貴。以前，一個初中畢業的溫州小夥，靠著勤奮和膽色，能從小作坊做到上市公司。但現在，你看看這批新富豪的履歷：清華、交大、史丹佛、海歸博士。“硬科技”時代的創業，需要“智商與資本的雙重高門檻”，如果你沒有頂尖的學歷，看不懂技術趨勢；沒有巨額的啟動資金（動輒上億的研發費），根本上不了牌桌。換句話說，普通人是有逆襲點通道，但它正在變窄，財富越來越向“高知精英”和“擁有特殊資源的人”集中。而且，值得警惕的是——資本的“國家隊化”。最近這些年，為了支援這些硬科技，一級市場的主力軍已經變成了國資。這雖然保證了戰略方向的正確，但也帶來了一個副作用：創新的路徑依賴。能拿錢的項目，必須是符合“國家戰略”的。而那些純粹由興趣驅動、看不清商業前景、甚至有點離經叛道的“非共識創新”，很難活下來。我們可能會投出不少“寧德時代”，但我們是否正在錯過下一個“字節跳動”？如果說門檻變高是產業升級的必然代價，那麼“失敗機制”的缺失，則是我們必須直視的制度性短板。在中國，創業依然是一項“無限責任”的高危職業。當你看到那470位成功登頂的富豪時，請想像一下在山腳下倒下的47萬個創業者。在矽谷，失敗者可以申請個人破產，保留基本的生活尊嚴，等待東山再起。但在很多其他地方的商業語境下，中小企業主往往背負著“個人無限連帶責任”。一次硬科技研發的失敗，一次供應鏈的斷裂，公司就會走向死亡，創業者家庭資產或許會清零，甚至成為“失信人”。這種機制，正在成為扼殺創新的最大阻力。所以，在如此高昂的代價面前，理性的年輕人開始分流：最頂尖的大腦，一部分去了體制內追求絕對安全；另一部分則緊抱“確定性”的大腿，只做國家鼓勵的事，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創業“不敢輸”，那麼創新的活力就會慢慢喪失。04 讓大樹參天也讓小草生長2025年的中國富豪榜，會讓人情緒有點複雜——喜的是，它證明了中國經濟的活力，我們依然擁有全球最頂尖的工程師，最渴望成功的企業家，以及最強大的產業鏈。這股向上的力量，是任何外部封鎖都擋不住的。憂的是，這股力量正在變得越來越“精英化”和“體制化”。未來的中國經濟，不能只有470個年輕的億萬富豪和無數個不敢創業的打工人。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熱帶雨林式的生態：既要有參天的紅杉（硬科技巨頭），也要有遍地的灌木和苔蘚（中小微創新）。而要實現這一點，我們需要做的不僅僅是給富豪鼓掌，更是要給失敗者鬆綁，給誠實的失敗者以尊嚴，讓民間資本更能流動起來；以及讓企業家敢於做長期主義的夢。 (TOP創新區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