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tune雜誌—被“截胡”二十年：馬來西亞如何在中美夾縫中復興？

12月中旬的一個周四，上海浦東香格里拉酒店二樓的一間會議室裡，李廷漢（Lee Ting Han）已經連續工作了一整天。

作為馬來西亞柔佛州的州議員，他陪同州長帶隊來到上海，任務很明確：說服更多中國企業去柔佛州投資。這個招商團隊在為期8天的上海行程中，很多時間就駐守在這間會議室裡，一家接一家，與中國企業閉門會談。大馬最大的銀行——馬來亞銀行（Maybank）作為行程的組織方，顯然也在為自己物色來自中國的客戶。

這一天，從清晨到傍晚，7家中國企業陸續進入會議室，每家獲得了40分鐘與柔佛州最高決策團隊的單獨會面機會。

會議室門外，依稀傳來酒店大堂歡快的聖誕頌歌，但偶爾進出的中國公司代表和馬方工作人員都神情嚴肅，三三兩兩壓低聲音交流。

“有幾家只差最後的臨門一腳了，”一位馬方工作人員告訴《財富》，“他們想和州長最後確認一些細節。”這些企業來自半導體材料、特殊化學品、精密電子電機、航空材料等行業。

最後一家中國企業離開會議室後，柔佛州州長——拿督翁哈菲茲（Datuk Onn Hafiz Ghazi）也在一眾隨從的簇擁中起身離開，他握住每隻伸向他的手，用英文說：“歡迎來柔佛。”

站在州長身邊的李廷漢是位身材頎長的“90後”華裔，來自馬來西亞最大的華人政黨馬華公會，在州政府掌管投資、商貿、消費與人力資源，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可以直接與中國公司對話。他與我回到會議室，在散落著招商檔案、便簽紙和咖啡杯的會議桌前坐下。

中美貿易摩擦前景不明，全球供應鏈正經歷一場“去風險化”重構，中國企業加速出海——這是一個馬來西亞必須抓住的窗口期，李廷漢說。

“上一次，我們的工業化處理程序被中國加入WTO給‘截胡’了。這一次，我們希望通過承接中國製造業出海，實現馬來西亞的‘再工業化’，”他笑著說。

被打斷的工業化

“這個世紀初，馬來西亞的工業化進展到一半，初見成效時，中國加入WTO，資金、技術就都往中國跑了，因為中國市場大啊，我們基本上就不用搞了”，李廷漢說。

馬來西亞自1957年獨立後開始發展自己的輕工業和資源加工業。1980年代，它開始承接歐美日韓的產業轉移，工業化加速升級，電子製造、紡織服裝等行業快速發展，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製造業佔其GDP比重已達23%。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全球資本和技術迅速湧入中國。2010-2020年，馬來西亞製造業佔GDP比重不升反降，有“去工業化”跡象，在吸引外資規模上也被越南、泰國等鄰國超越。

近幾年，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疫情引發全球供應鏈重塑，讓馬來西亞看到了新的機會。與四十年前不同，它要承接的不再是美國和日韓企業，而主要是中國製造業。更重要的是，它希望借鑑過去幾十年“中國製造”的晉級模式——不再停留於轉口貿易，也不再滿足於外商的單點投資，而是要在重點領域發展出自己的產業鏈。

“在馬來西亞，我們的說法是，要從Made in Malaysia 轉變成Made by Malaysia，”李廷漢說。“前者指的是傳統的轉口貿易，來我們這裡只是組裝一下，這對我們來說沒有實際的附加價值。後者就是希望大公司來投資時，把上下游的產業鏈也一起帶過來——簡單說，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天也能夠學一學中國的模式。”

但馬來西亞很清楚自己的定位，那就是它只想佔據產業鏈的中間環節，太低或太高都不碰。“太低端的裝配製造已經幹不了，因為我們的成本已經高過周邊國家，太高端的也幹不了，因為核心技術都控制在中美手上。”

李廷漢說，作為卡在中美之間的一個middle power（中等實力）國家，馬來西亞很清楚，自己無力參與進這兩個超級大國間的競爭，最佳策略就是選擇可以同時服務中美兩國的產業。“我們的戰略目標就是，不管未來的世界變化格局怎麼樣，往下走，總會有我們的一席之地，不會說是站錯位或者選錯邊。”

馬來西亞政府制定的“2030工業大藍圖”，就框定了五個重點產業：航空航天、資料中心、電子製造、特殊化學產品、醫療器械和生物產品。

此次上海之行，柔佛官員們會見的都是來自上述行業的中國企業，並且鼓勵它們帶著自己的上下游配套產業一起去柔佛。

再下南洋：中國企業的動力和顧慮

根據李廷漢的觀察，近三四年來，中國企業佈局馬來西亞有兩個核心驅動力。

首先是關稅。中國公司在馬來西亞設廠生產，產品打上“馬來西亞製造”的標籤，出口美國的關稅會比從中國出口低得多。根據最新的談判結果，馬來西亞對美出口的普遍稅率為19%，而中國對美出口關稅總水平約為37%。

但馬來西亞對美國做出了一些妥協：更嚴格地審查“洗產地”的做法。要拿到這個原產地標籤，中國企業必須證明自己在大馬的生產中，有40%-50%以上的原材料採購自東南亞，80%的員工聘自當地。

第二個驅動力更微妙，但可能更重要，那就是降低產品中“中國製造”的比重，這是很多下遊客戶對中國公司提出的要求。

這反映的是全球供應鏈中日漸明顯的“China+1”趨勢，即跨國企業和中國公司在保持中國製造基地的同時，在東南亞等地建立第二生產基地，實現供應鏈的“去風險”。蘋果、三星、富士康等跨國巨頭已經東南亞大舉投資，現在輪到中國企業自己實施這一戰略了。

來自中國的吉利、比亞迪等車企已投資數億美元在馬來西亞建廠，鋼鐵、新材料、新能源也已有多起大額投資。截至去年6月，中國企業在馬製造業投資項目已達531個，投資額達797億林吉特（約合人民幣1303億元），創造近9萬個工作崗位。

但對很多第一次出海的中國製造業企業來說，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在東南亞，馬來西亞也面對多個競爭者——越南、泰國、印尼等鄰國也紛紛向中國企業伸出橄欖枝。我問李廷漢，他在上海這幾天會面的中國公司，對投資馬來西亞表現出的最大顧慮是什麼？

他坦承，首先還是成本。

2024年，馬來西亞製造業工人平均月薪約4000令吉（約合7000人民幣），遠高於越南的450萬越南盾（約合1300人民幣）。如果只看成本，越南、印尼、泰國都比馬來西亞更有吸引力。

對於一些高技術行業，比如半導體行業的頭部企業來說，他說，還有一個更敏感的問題：出海批文。“這些企業要考慮在中國的市場、和中國政府的關係。本來出海本來是為了去風險，那如果反而增加了在中國國內的風險呢？”

此外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問題：產業配套。馬來西亞在半導體封測領域擁有全球13%的市場份額，形成了成熟的產業生態，但在其他領域，產業鏈配套並不完善。

比如製藥。雖然馬來西亞對美出口的部分藥品也享受關稅豁免，理應對中國藥企去馬投資有吸引力，但李廷漢說，中國藥企去的不多，因為當地缺乏完整的原料藥、中間體供應鏈。

儘管如此，他認為馬來西亞有著鄰國不具備的一些優勢，包括更為成熟的工業基礎、更完備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和法律保障、更穩定的政治環境、更年輕的人口。“我們是世界範圍內為數不多人口還在增長，還有城市化需求、數位化需求的一個地區。我們現在7億人口，平均年齡只有35歲，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市場。”

他來自的柔佛州又具備一項獨特優勢：位於馬來西亞最南端，毗鄰新加坡。

今年年初，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政府高調宣佈在柔佛州設立“柔新經濟特區”。在各種官方和民間話語中，這個特區被打上了“馬來西亞的深圳”標籤，因為柔佛州與新加坡的位置關係頗似深圳與香港——一水之隔，通過陸路口岸連接。深圳崛起於來自香港的製造業轉移、資本與技術溢出，柔佛也希望複製這個模式。在特區的規劃者看來，一種理想的安排是，企業將區域總部設在新加坡，以充分利用這個城市的資本和研發優勢，同時將工廠建到經濟特區，以便利用柔佛州腹地廣闊的廉價土地、人力和低營運成本。

特區中的企業將享受稅收減免、跨境貿易便利以及技術人才跨境流動自由化等多項措施。更重要的是，它享有一事一議的靈活性。“我們設立經濟特區的時候特別拜訪了深圳，學到了很多經驗，包括‘特事特辦’，”李廷漢說。

資料中心：柔佛州的一場豪賭

新加坡的“外溢”效應已經體現在了柔佛州一個爆發式增長的產業上：資料中心。過去幾年，柔佛頻頻以“全球下一個資料中心霸主”的形象出現在國際媒體頭條。

李廷漢介紹說，2022年他剛上任時，柔佛州的資料中心規模僅為1兆瓦，到2025年時，已急劇擴張到將近2000兆瓦，已經獲批的項目總規模高達5500兆瓦。作為對比，新加坡作為亞洲資料中心樞紐，十年累計約1000兆瓦，而美國弗吉尼亞州作為北美“資料中心走廊”，十年累計約2500兆瓦。

“三年之前，若問全球科技巨頭的CEO們，柔佛在何處？他們恐怕連名字都沒有聽過，更遑論在地圖上指認。而今，這裡已經成為必爭之地。”位於新加坡的資料中心營運商普平資料集團（Princeton Digital Group）CEO蘭古·薩爾蓋姆說。

這輪爆發始於2019年，當時新加坡因缺水缺電叫停了資料中心建設（2022年部分放寬但標準嚴苛），迫使科技巨頭們將擴張需求轉向僅一橋之隔的柔佛州。柔佛的電力價格約為新加坡的三分之一，土地成本僅為新加坡的五分之一。

過去三年，全球科技界將數百億美元砸向柔佛，其中既有輝達、微軟、Google、甲骨文等科技巨頭，也有美國Equinix、日本NTT Data這樣的專業資料中心營運商。來自中國的字節跳動、華為雲、萬國資料、秦淮資料等公司也已重金佈局柔佛。

在李廷漢口中，柔佛是一塊“blessed（被祝福）”的土地，“我們不缺水不缺電，也沒有天災。”2026年，連接新加坡與柔佛的地鐵開通後，兩地通勤時間只需要幾十分鐘。

但巨量資料中心的建設已經在馬來西亞引發爭議，首先還是因為它們對資源的大量消耗。一個40-50兆瓦的中型資料中心的年耗電量可滿足12.5萬戶家庭用電；而與新加坡一樣，馬來西亞也是全球水資源最緊張的國家之一，未來五年可能面臨大範圍缺水危機。

但對中美兩國的技術企業來說，一個更大的懸念是，在今天的柔佛，它們的資料中心可以肩並肩做鄰居，但會不會有一天，柔佛被要求在兩個競爭大國之間選邊站？

美國商務部一直擔憂中國公司通過境外資料中心購買原本對中國禁運的AI晶片。如果中美科技競爭加劇，美國可能會施壓馬來西亞採取措施限制中國企業在馬建設資料中心，比如嚴審後者的客戶背景、資料流動路徑等。

李廷漢承認大馬政府考慮過這種可能性，而目前中美企業在柔佛的資料中心“就好像楚河漢界，你幹你的，我幹我的”。但他認為馬來西亞未來被迫選邊站的可能性不大。“我們作為一個主要的航道國家，對中美來說都是有一定價值的，沒有必要…… 我們儘可能地保持中立，可能也是一個很好的緩衝區。”

如何避免下一個“鬼城”

近年來中國企業投資馬來西亞，有一片繞不過去的陰影，也恰恰位於柔佛州——中國房企碧桂園與柔佛州政府合資開發的巨型住宅項目“森林城市”。

十年前，這個被寄予厚望的項目被標榜為“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企業與東盟合作的典範，也是中國房企最大規模出海項目。它原計畫總投資1000億美元，用20-30年時間，在柔佛州新山市西南海邊填海造島，在島上建設約30萬套住宅，最高可容納100萬人口。這個人造島與新加坡只隔著一條窄窄的新馬海峽，直線距離2公里。項目當時的招商口號在今天聽上來頗為耳熟：吸引新加坡外溢人口與投資，打造“新馬協同增長極”。

但自2015年開工以來，這個項目命運多舛。先是大馬政權更迭，新任首相馬哈蒂爾收緊外資購房優惠政策，之後中國政府加強資本出境監管，中國“買房團”斷流。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中國樓市進入寒冬，一眾開發商包括碧桂園疲於保命，令這個項目雪上加霜。迄今，“森林城市”實際完工的只有第一期填海區域（約佔總規劃面積20%）上的部分住宅和基礎設施，且入住率極低，多家西方主串流媒體在報導中用上了“鬼城”一詞，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多個“鬼城探秘”視訊裡，小區裡樓宇高聳密集但空空蕩蕩，夜間只透出零星燈光。

當我向李廷漢詢問“森林城市”的最新進展時，他分享了幾個數字：那裡已經建成26,000套住房，目前8,000套房有活躍的用電量，說明已經有人入住。

他說，能達到今天的入住率，要感謝柔佛州政府在新冠疫情之後出台的大量政策扶持，包括將整個住宅區劃成免稅區，在區內可以以低門檻設立家族辦公室，享受稅收優惠等。據他透露，碧桂園已經與柔佛州有過初步接觸，表示“有興趣再繼續”。

但柔佛州對碧桂園也提出了要求——已經建蓋好的這26,000套房，最少要達到70%-80%的入住率後，再考慮重啟項目。“不要再蓋一個新的鬼城出來，”他說。

“森林城市”的境遇，對中國企業是一個提醒：跨國經營往往會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從政局與政策變動、貿易摩擦、地緣博弈，到技術迭代、產業周期興衰…… 成敗往往超越商業範疇。

在李廷漢看來，決定未來世界格局的最大因素，依然是中美之間的競爭。在這個大勢之下，不論是中國企業，還是像馬來西亞這樣夾在大國之間的中小國家，都必須做一件事，就是對衝風險，馬來西亞的避險方式是發展可以在中美兩邊下注的產業，中國企業的避險方式是走出國門分散產能。

他注意到，十年前，很多中國企業是在“一帶一路”的政策倡議下，“國家要你去那，你就去那”，而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企業自己已經感受到了出海的必要。

“我們的感觸是，中國企業已經意識到，中美競爭不會這麼快分出一個勝負，企業總是要逐利的，要有一個保險，有一個出海項目就增加一些保障。”

採訪最後，他不忘強調馬來西亞在文化上與中國天然的親近感。在東南亞國家中 ，馬來西亞華人佔比23%，僅次於新加坡。“不管換了幾屆聯邦政府，我們對華的友好態度都是一貫的，這也是我們的優勢。”（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