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債逼近紅線，加息也救不了美國！——前財長葉倫和經濟學家警告羅馬帝國式的崩潰

2026/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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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即將突破38兆美元大關之際，歷史似乎在重演。兩千多年前的羅馬帝國，也曾面臨類似的困境：政府要花的錢越來越多，卻不願通過加稅彌補缺口。最終，羅馬皇帝們想出了“歪招”——不斷減少硬幣裡的銀含量，讓貨幣慢慢變“不值錢”，以此偷偷轉嫁成本。

這種做法的風險不只是物價飛漲（惡性通貨膨脹），更致命的是會摧毀人們對貨幣的信任——一旦大家不信手裡的錢能買到東西，整個經濟秩序都會亂套。

如今的美國沒有“剪硬幣”，但麻煩一點沒少。2026年剛開局，美國債務佔GDP的比例已經衝到120%，前聯準會主席、現任財政部長葉倫等頂尖經濟學家發出警告：美國可能正走向另一種“貨幣貶值”，也就是“財政主導”。

“財政主導”聽起來很專業，其實可以簡單理解為：政府借錢過日子的需求，反過來捆住了聯準會對抗通膨的手腳。

我們可以把美國經濟比作一輛汽車：財政部是“司機”，負責按政府指令花錢；聯準會是“剎車”，本來該在政府花太多錢、物價漲太快時，通過加息降溫。但現在，這輛車後面掛著一個38兆美元的“超級拖車”——債務太重了。

如果聯準會敢用力“剎車”（大幅加息），後果就是“剎車片爆炸”：政府要支付的債務利息會暴漲，甚至可能還不上錢（違約）。所以，那怕經濟已經朝著“過度花錢”的懸崖沖，聯準會也只能被迫松剎車——最終的結果，就是物價失控飆升。

葉倫在近期的經濟學家會議上明確表態：“財政主導的條件正在變得越來越成熟”，她還指出，未來30年美國債務佔GDP的比例會進一步飆升到150%，情況只會更糟。

弗吉尼亞大學教授、前聯準會經濟學家埃裡克·利珀對“財政主導”有更直白的解讀：問題的核心是美國人的心態變了——以前大家默認“政府今天借的債，未來一定會通過稅收盈餘還清”，但這個共識在2020年徹底沒了。

他把這個共識叫做“漢密爾頓規範”（以美國開國元勛、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命名，代表美國長期的財政信用基礎）。利珀認為，是川普和拜登政府的疫情刺激計畫打破了這個規範。

“川普把自己的名字印在給民眾的刺激支票上，”利珀說，“如果這些支票附帶一張紙條，寫著‘這錢以後要靠你們多交稅還’，你覺得他還會簽名嗎？他想傳遞的是‘這是給你的禮物’，而不是暫時的貸款。”

這種心態變化很關鍵：如果大家都覺得政府發的錢是“白拿的禮物”，而不是未來要還的債，就會立刻把錢花掉——這直接推高物價。在這種情況下，通膨就不是“意外”，而是聯準會為了避免債務崩潰，不得不接受的結果。

利珀還提到，葉倫本人也有責任：她擔任財政部長期間，一邊呼籲國會在疫情期間“大規模花錢”，一邊安撫民眾“別擔心，聯準會有辦法控制通膨”。但實際上，一旦陷入“財政主導”，聯準會的那些工具根本沒用。

他拿2008年金融危機做對比：當時歐巴馬政府剛通過刺激計畫，五天內就承諾要把赤字減半；而現在的政府連“未來會賺錢還債”的口頭承諾都沒有，直接把債務當成了“永久增加的貨幣”。

在普通人的認知裡，聯準會加息是為了讓大家少花錢、降溫通膨，但現在美國的債務規模，讓這個基本邏輯失效了——加息反而變成了“加速器”。

因為債務太多，美國政府每年要支付的債務利息已經超過1兆美元。這些利息不是憑空消失的，而是直接發給了買美國國債的投資者（比如個人、企業、其他國家），最終流入了私營部門。

“私營部門的收入因為利息支付變多了，這不僅不會讓大家少花錢，反而會刺激消費，進一步推高物價，”利珀解釋道。他提到，上世紀80年代聯準會前主席沃爾克靠加息壓制通膨時，美國債務佔GDP只有25%，利息支出對經濟的影響很慢，政府有時間調整；但現在債務佔比120%，加息的影響立刻就顯現，完全是適得其反。

這些風險不只是學術理論，債券市場已經給出了訊號。海軍聯邦信用合作社首席經濟學家希瑟·朗說：“現在美國的債券市場已經成了新的王者。”

她解釋，對大多數國家來說，債務佔GDP超過120%就是“遊戲規則改變”的節點——此時債券投資者對經濟的影響力會變得極大。這種影響最終會落到普通人身上：抵押貸款、汽車貸款的利息越來越高，而且這些利率越來越不聽聯準會的指揮。

如果投資者不再相信美國會恢復“漢密爾頓規範”（靠未來盈餘還債），就會要求更高的“風險補償費”（也就是原文說的“期限溢價”）——不管聯準會想降利率還是維持利率，所有人借錢的成本都會被迫上升。

利珀補充說，美國現在還沒到阿根廷、羅馬帝國那種惡性通膨崩潰的地步，但已經站在了危險邊緣。因為政府連“未來會還債”的口頭承諾都放棄了，大家開始直接把“政府花錢”和“物價上漲”劃等號。

他引用丘吉爾的話說：“美國總是在窮盡所有其他選擇後才做出正確的決定。在大家對美國財政的信心真正破裂之前，我們還能撐住；但如果這份信心開始動搖，我們就真的陷入大麻煩了。” (跬步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