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剛剛過去的周末，全球首富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又發表了震撼的新觀點：人工智慧（AI）將在三年內終結美國愈演愈烈的“債務危機”。在上周日播出的一檔播客節目中，馬斯克表示，美國債務問題只有一個出口：人工智慧。“擺脫美國日益加深的財政漏洞的唯一途徑是由人工智慧和機器人驅動的生產力（提高）。這幾乎是解決美國債務危機的唯一辦法，但這可能會導致嚴重的通貨緊縮，”他補充道。根據美國財政部的資料，截至11月26日，美國國債達到38.34兆美元，是十年前的兩倍多。馬斯克進一步指出，人工智慧尚未將生產力提高到足以推動經濟產出增速超過通貨膨脹的程度，但這種情況即將改變。“我估計，三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商品和服務產出將超過通貨膨脹率，”他補充說。▌其他AI預言馬斯克還表示，人工智慧和機器人技術的進步將使未來工作將成為 “可選項”，而非“必選項”，而這可能在未來二十年內發生。他將這種結果描述為“普遍高收入”，在這個世界裡，“生產力如此之高，商品和服務如此豐富，人們不必為滿足基本需求而工作”。在過去的幾周裡，馬斯克數次概述了他對人工智慧如何重塑全球經濟的看法。例如，在上個月的特斯拉股東大會上，他表示，其Optimus機器人可以消除貧困和對人力的需求。“人們經常談論消除貧困，讓每個人都能享受到優質的醫療保健。實際上只有一種方法可以做到這一點，那就是使用Optimus機器人。”他在股東大會上說：馬斯克還在上個月的美國-沙烏地阿拉伯投資論壇上表示，在人工智慧的未來世界裡，金錢將“不再重要”。“電力等方面仍然存在限制但我認為，在某些時候，貨幣會變得無關緊要。”他說。▌AI改變經濟科技領袖一直直言不諱地吹捧稱，人工智慧有能力重塑全球經濟。Google首席執行官桑達爾·皮查伊上個月表示，人工智慧具有“潛在的非凡效益”，但也會引發“社會混亂”。“這將創造新的機會。它將演變和轉變某些工作，人們需要適應。同時，它也會對某些領域的就業產生影響，所以我認為，作為一個社會，我們需要就此展開討論。”他說。矽谷億萬富翁、科技風投巨頭維諾德·科斯拉（Vinod Khosla）此前也表示，到2030年，人工智慧將取代80%的高價值工作。他說這種轉變將削弱人類勞動力的價值，讓人們有更多的空閒時間。科斯拉還稱，為了避免不平等加劇，各國政府需要採取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當然，也並不是每個人都認為人工智慧的影響是積極的。經常被稱為“人工智慧教父”的Geoffrey Hinton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儘管人工智慧將帶來“利潤的大幅增長”，但大部分財富將流向一小部分頂層人士。“它會讓少數人變得更富有，而大多數人變得更窮，”Hinton在9月份表示，並補充說人工智慧可能會造成“大規模失業”。他還說，問題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資本主義制度”，它決定了誰將獲得人工智慧創造的價值。 (科創日報)

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近期在公開場合多次警示美國的債務風險。他指出，美國正面臨高達12兆美元的債務融資需求，這一規模龐大的融資包含約1兆美元的債務利息支出、2兆美元的財政赤字填補，以及9兆美元的到期債務。達利歐預測，如果不進行調整，大約三年左右美國經濟將出現由債務問題引發的“心臟病”。01 在債務深淵邊緣徘徊美國債務規模的持續膨脹是長期結構性失衡與短期政策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從支出端來看，一是剛性支出不斷增長。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國債利息已成為美國財政的三大主要支出項目。2024財年，醫保、社保等強制性支出佔總支出的比例達60%。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相關支出仍在持續攀升。二是地緣政治緊張刺激軍事投入。2024年美國國防預算增加了5.7%，達到9970億美元，較上一年增加533億美元，佔總支出的13%。三是政策驅動支出增長。疫情期間的大規模刺激政策顯著提升債務水平，2020年的債務規模增加約4.5兆美元。此外，近年來《通膨削減法》《晶片科學法》等大規模補貼政策的推行，進一步擴大了支出規模。四是利息負擔持續加重。當前美國國債總額達到驚人的38兆美元，2024財年美國聯邦債務佔GDP的123%，國債利息支出增加29%，達到1.13兆美元。從收入端來看，稅收收入增長乏力加劇了收支失衡。川普政府7月簽署了《大而美法案》，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測算，該法案預計在未來10年使美國赤字增加約3.3兆美元，並減少國家幾十年內的稅收收入。此外，美國經濟增長動能出現結構性衰退，消費疲軟、住房市場萎縮與商業投資回落共同削弱了稅收基礎，使得財政收入增長長期滯後於支出增長。“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是川普政府 2025 年推動並簽署生效的綜合性稅收與支出立法，核心是延續升級 2017 年企業和個人減稅政策、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增加國防與邊境投入、調整能源政策，同時提高債務上限。02 美國債務困境難解面對不斷膨脹的債務，美國現有應對措施要麼不可持續，要麼因政治阻力難以落地，債務困局正在陷入無解循環。關稅政策曾被寄予希望，然而其合法性和實際效果飽受質疑。在國內層面，川普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推出的大規模“對等關稅”遭國內團體上訴，被美國國際貿易法院、巡迴上訴法院裁定越權，隨即川普上訴至最高法院。11月5日，美國最高法院就川普“對等關稅”的合法性展開辯論。在國際層面，關稅政策容易招致對象國反制政策，最終損害美國國內企業與消費者利益，其帶來的財政收入遠不足以填補兆等級的債務缺口。削減支出作為解決債務問題的核心路徑，因兩黨政治極化舉步維艱。兩黨在財政政策上的分歧已多次導致聯邦政府停擺，今年10月開始的政府停擺持續至11月中旬，創下史上最長停擺紀錄之一，根源便是兩黨圍繞醫保等支出項目的激烈爭執。這種政治極化使得任何實質性的財政改革都難以推進。債務上限的不斷提高則從制度上縱容了債務擴張。債務上限的設定原本是為限制債務的無限擴張，而美國政府屢屢提高債務上限的行為嚴重損害這一制度約束。自二戰以來，美國調整債務上限超過了100次，《大而美法案》一次性提高債務上限五兆美元，該法案通過後的37天內美債便激增7800億美元。1945-2025年美國法定債務上限以及受此上限約束的聯邦債務03 美國債務困境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美元霸權支撐了美國的債務成癮，當債務雪球滾到一定程度，壓垮的或許不僅是美國經濟，更是全球經濟發展和貨幣秩序。對美國而言，限制財政靈活性。高債務導致的高利息支出擠佔了大量財政資源，2024財年美國債務淨利息支出首次超過國防支出。更高的利息支出意味著可用於基礎設施、教育、研發等生產性投資的資源減少，使得政府更加難以通過政策工具避險經濟衰退風險。損傷美債信用。“借新還舊”“寅吃卯糧”的債務模式從長期來看損傷美債信用，推高長期融資成本，加速全球“去美元化”處理程序。對全球而言，金融波動風險提升。美債是全球金融市場的核心資產，其收益率波動直接影響全球借貸成本。若美國債務違約或市場對其償債能力擔憂加劇，可能導致全球債券、股票市場動盪。對於新興市場國家而言，如果美國債務融資需求導致資本回流，可能加劇這些國家的本幣貶值與外債償付壓力。此外，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是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安全資產，其信用因債務問題受損，可能推動全球儲備貨幣體系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對中國而言，美國債務困局既帶來了短期挑戰，更孕育著長期機遇。短期來看，美國國內需求疲軟與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可能對中國出口產生一定壓力，而中國作為美國國債主要海外持有國之一，也面臨著美債估值波動的風險。但從長期來看，美國債務問題引發的美元信用削弱，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重要契機。近年來，全球多國開始探索本幣結算、調整美債倉位，中國可借此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在跨境交易中的使用範圍，提升人民幣在全球儲備貨幣中的佔比。中國相對穩健的財政狀況與持續推進的金融市場開放，使其成為全球資本尋求避險的重要目的地，有助於提升中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如何在應對短期外部波動的同時，把握人民幣國際化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長期機遇，將成為中國亟待探索的重要課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發所)

債務問題作為當代全球經濟體系的核心挑戰，已深刻影響金融穩定、地緣政治格局以及市場動態。這一問題並非突發事件，而是長期財政政策失衡、生產力下降以及貨幣體系脆弱性的結果。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其公共債務從20世紀中葉的相對可控水平，迅速膨脹至當今的龐大規模，不僅考驗國內經濟韌性，還波及國際貿易、貨幣霸權和安全格局。2025年9月的資料顯示，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已達37.3兆美元，債務/GDP比率超過119%，遠高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建議的發達國家閾值（60%-80%）。這一危機通過債券市場收益率上升、全球去美元化趨勢以及地緣政治緊張顯現，預示著潛在的貨幣體系重設。理解債務危機的成因、表現和潛在後果，對於投資者、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而言至關重要。一、債務增長的歷史演變與現狀美國公共債務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建國初期，但現代債務危機的根源主要源於二戰後。1945年，二戰結束時，美國公共債務約為2590億美元，佔GDP的比例高達120%。戰後經濟復甦迅速降低了債務負擔，至1960年代，債務水平相對穩定，約在2860億美元左右，債務/GDP比率降至53%以下。然而，從1970年代開始，債務增長加速。越南戰爭開支、通貨膨脹以及社會福利擴張，推動債務從1970年的3713億美元上升至1980年的9070億美元。進入21世紀，債務膨脹進入新階段。2001年“9·11”事件後，反恐戰爭和國防支出激增；2008年金融危機引發大規模刺激計畫，債務從2000年的5.67兆美元躍升至2010年的13.56兆美元。歐巴馬政府時期，債務繼續攀升，至2016年達19.57兆美元。川普任期內，稅改和疫情應對進一步加劇債務負擔，至2020年底突破27.75兆美元。拜登政府延續寬鬆財政，債務於2023年超過31.99兆美元。進入2025年，隨著持續的赤字融資，美國公共債務已達37兆美元以上。根據美國財政部資料，截至2025年9月，公共債務總額約為37.3兆美元，這一數字較2024年底增長約1.8兆美元。其中，公共債務（由外部投資者持有）約為29.5兆美元，政府內部債務（例如社會保障信託基金）約為7.3兆美元。債務規模的巨大差異可以通過時間尺度直觀理解。一億秒約為3.17年，回溯至約2022年；但一兆秒則相當於約3.17萬年，追溯至公元前約3萬年。這一比喻凸顯從億級到兆級的指數級躍升。歷史上，債務增長往往與戰爭、經濟衰退和社會變革相關聯。譬如，羅馬帝國的債務擴張導致貨幣貶值和帝國衰落；英國在19世紀的債務高峰後，通過工業革命實現復甦。美國當前債務路徑類似於歷史上的債務陷阱，需警惕其可持續性。當前債務資料與指標進一步凸顯嚴峻性。截至2025年9月，美國公共債務總額為37.3兆美元，其中持有者包括外國投資者（約30%，中國、日本等為主要持有國）、國內機構（如聯準會和社會保障基金）和公眾。債務/GDP比率已超過119%，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24年為123%，2025年預計升至125%。歷史研究顯示，當債務/GDP超過100%時，經濟增長率平均下降1/3，正如18世紀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所言，跨越這一“盧比孔河”將抑制生產力。家庭債務同樣令人擔憂。美國聯邦儲備局資料顯示，2025年第二季度，家庭債務總額達18.39兆美元，債務/收入比率約為95%。其中，抵押貸款佔70%以上，學生貸款和信用卡債務分別約為1.61兆美元和1.14兆美元。企業債務亦高企，總額約19.2兆美元，槓桿率創歷史新高。政府債務中，利息支出已成為主要負擔。2025財年，利息支付預計達1.1兆美元，佔聯邦預算的18.4%以上。結合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國防開支，這些剛性支出已佔預算的72%，而2016年僅為65%。稅收收入難以覆蓋支出。2024年聯邦稅收約為4.9兆美元，但赤字高達1.8兆美元。IMF預測，若無改革，2030年債務/GDP將達140%。這些資料表明，債務不僅是財政問題，還反映出結構性失衡：生產力增長放緩（2020-2025年平均年增長率僅1.3%）、老齡化人口（社會保障基金預計2035年枯竭）和全球競爭加劇。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預測，2025財年的預算赤字預計將達到1.9兆美元，較2024財年的1.8兆美元略有上升。2025年上半年的財政資料顯示，截至6月底，聯邦政府的累計赤字為1.33兆美元。儘管6月因稅收集中繳納而出現了270億美元的盈餘，但這實際上受到財政支付時間調整的影響。若正常計算，6月的赤字將達到710億美元，全年赤字可能接近1.6兆美元，超過2023年的水平。二、債務危機的成因分析美國聯邦債務的快速增長主要源於長期的預算赤字。自2001年以來，美國政府幾乎每年都出現赤字，2025財年的預計赤字為1.9兆美元，相當於GDP的6%。赤字的來源包括稅收減少、支出增長和經濟波動。川普政府於2017年推出的減稅政策以及2025年的進一步減稅措施顯著降低了聯邦收入。CBO估計，2025年至2034年間，稅收政策將導致赤字增加3.4兆美元。儘管稅收減少刺激了經濟增長，但其對財政收入的負面影響更為顯著。支出增長是另一關鍵因素。強制性支出（例如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以及利息支付的快速增長是赤字擴大的主要推動力。2025年，聯邦總支出預計達到6.9兆美元，佔GDP的23%。此外，新冠疫情後的刺激措施、邊境安全和移民執法支出的增加進一步加劇了財政壓力。經濟波動如疫情、自然災害通常需要額外的政府支出。例如，新冠疫情期間，聯邦債務佔GDP的比例在2020年第二季度達到133%的歷史最高點。雖然2025年的經濟預計將保持溫和增長（1.9%），但任何意外的經濟衝擊都可能進一步推高赤字。高企的利息成本加劇了問題。隨著債務規模的擴大和利率的上升，聯邦政府的利息負擔顯著增加。2025年，預計利息支出將達到9520億美元，佔聯邦收入的18.4%，超過1991年的歷史高點。與2020年和2021年的約3000億美元相比，當前的高利率環境（10年期國債收益率約為4.1%）使得利息成本激增。根據CBO的預測，到2035年，利息支出將攀升至1.8兆美元，佔聯邦預算的比重將進一步上升。高利率不僅增加了政府的借貸成本，還對私營部門的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CBO估計，每增加1%的債務/GDP比率，長期利率將上升2個基點，進而減少33美分的私人投資。這種現象可能抑制經濟增長，進一步惡化財政狀況。三、近期債務相關危機事件債務危機通過具體事件顯現。2019年，回購（repo）市場危機凸顯流動性短缺。9月，回購利率一度飆升至10%，聯準會被迫注入數千億美元流動性。這一事件源於銀行儲備不足和國債供給過剩，暴露了信用市場的脆弱性。2020年3月，新冠疫情引發全球賣盤，美國國債和股市同步暴跌。道瓊斯指數一周內下跌20%，10年期國債收益率降至0.3%。聯準會實施無限量化寬鬆（QE），購買數兆美元資產，方才穩定市場。這並非單純股市危機，而是信用凍結的體現。2022年，英國養老金危機波及全球債券市場。美國通膨高企，聯準會加息導致國債價格下跌，引發流動性壓力。2023年，矽谷銀行（SVB）、簽名銀行等五大銀行倒閉，總資產損失超5000億美元。這些失敗並非銀行管理失誤，而是持有國債的帳面虧損所致——加息環境下，債券價值貶損高達20%。2025年4月危機進一步印證債務主導性。當時，川普政府宣佈“解放日”政策，包括對華關稅升級，但次日國債拍賣遇冷，無人競標。收益率飆升至5%以上，迫使政策迅速調整。這一“川普兩步舞”事件本質上是債券危機，反映投資者對財政可持續性的疑慮。總體而言，這些事件顯示，債券市場（信用市場）是經濟晴雨表，債務問題往往先於股市顯現。四、債券市場與借債挑戰美國政府通過發行國債（包括短期國庫券、中期國庫票據和長期國債）來融資赤字。2024年，財政部發行了4.67兆美元的國債，佔美國債券市場新發行債務的45%。然而，2025年的國債拍賣顯示出需求疲軟的跡象。例如，2024年5月的兩年期國債拍賣的認購倍數（bid-to-cover ratio）從4月的2.66降至2.41，表明投資者對國債的興趣減弱。供需失衡的原因包括外國投資者需求下降、聯準會政策變化和高企的債務供應。由於貿易緊張局勢加劇，中國等傳統國債購買國的持有量減少。外國中央銀行對國債的需求更多出於外匯管理而非收益率考慮，而其他投資者的收益率敏感性更高。聯準會自2022年起通過量化緊縮減少國債持有量，導致市場上的國債供應增加。這推高了國債收益率，增加了政府的借貸成本。2025年第一季度，財政部預計發行8100億美元的新國債，第二季度為1220億美元。如此大規模的發行可能導致收益率進一步上升，因為市場需要更高的回報來吸收額外的供應。全球債券市場正面臨一場重大轉變，長短期政府債券收益率在多個主要經濟體同步上升。這一現象並非單純的技術調整，而是預示著潛在的貨幣體系重設，可能直接影響美元價值、通膨壓力以及全球經濟增長。2025年9月的資料顯示，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升至約4.06%，日本30年期國債收益率達到3.15%，歐元區10年期債券收益率約為3.2%。這些上升趨勢覆蓋美國、日本、歐洲以及其他地區，如法國、加拿大和英國，反映出投資者對財政不確定性和通膨持久性的擔憂。債券收益率作為金融體系的核心指標，其集體上升將波及抵押貸款、信用卡、汽車貸款、企業信貸乃至股票市場估值。更深層的影響在於資本流動的重塑，可能削弱美國國債需求，並放大黃金和白銀等資產的避險吸引力。債券的基本原理是理解這一警告的關鍵。債券本質上是政府或企業為籌集資金而發行的債務憑證，類似於一份承諾未來償還本金並支付利息的借條。收益率即為投資者獲得的回報率，受供需關係主導。當債券需求下降時，發行方需提供更高收益率以吸引投資者，從而推高借貸成本。目前，全球債券收益率上升表明需求疲軟，根源在於財政赤字膨脹、債務規模紀錄高企以及中央銀行信譽受質疑。2025年第一季度，全球債務總額已超過324兆美元，公共債務突破99.2兆美元。在發達經濟體中，美國債務負擔尤為突出，總債務佔GDP比重持續攀升，服務債務的成本已佔聯邦預算顯著份額。日本作為全球最大債權國，其政策變動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尤為關鍵。日本銀行的政策轉向是當前債券市場動盪的核心。日本長期實施收益率曲線控制、近零利率和債券回購策略，以刺激經濟並維持低借貸成本。然而，2025年，日本開始逐步退出這些措施，導致其30年期政府債券收益率升至1990年代以來高位，最新資料為3.15%。這一變化源於日本國內財政不確定性加劇，包括人口老齡化、養老金壓力和通膨回升。收益率上升意味著日本債券需求減少，投資者要求更高回報。作為回應，日本投資者可能將資金從海外轉向本土，以捕捉更高本土收益率。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日本是美國國債的最大單一持有者，截至2025年6月，其持有量約為1.15兆美元。日美收益率差的縮小改變了投資算式：日本投資者通常對美元資產進行日元避險，但當本土收益率接近或超過美國時，海外投資吸引力下降。2025年9月的資料顯示，美國10年期收益率4.06%與日本30年期3.15%的差距已顯著縮小。若日本投資者開始減持美國國債，將進一步壓低需求，推動美國收益率上行。這一動態對美國的影響尤為深刻。美國長期享有所謂的“囂張的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美元地位，確保了對美國國債的持續需求。然而，這一特權近年來面臨挑戰。2022年以來，美國對俄羅斯實施美元武器化，包括凍結和沒收其美元儲備，導致全球加速去美元化處理程序。2025年，數兆美元債務到期，而需求已顯疲軟。日本潛在減持將加劇資金危機，推動美國收益率進一步上升。2025年9月，美國10年期收益率已達4.06%，服務巨額債務的成本飆升。這將傳導至實體經濟：抵押貸款利率上升，抑制房地產市場；企業借貸成本增加，制約投資和擴張；消費者信貸緊縮，影響消費支出。最終，可能引發失業率上升和經濟增長放緩。2025年8月，美國失業率已升至4.3%，為近四年高點。同時，通膨率達2.9%，顯示出滯脹苗頭。2024年8月的日元套利交易解體事件提供了生動案例，揭示了日美金融體系的緊密聯絡。多年來，全球基金以低息日元借款，槓桿投資於美國國債、企業債和股市。這一策略依賴日元貶值和日美利率差擴大。但當日本銀行開始退出寬鬆政策，日元走強，套利交易逆轉。數兆美元槓桿倉位被迫平倉，導致美國國債收益率激增，股市劇烈拋售。雖然未演變為全面崩盤，但波動性暴露了系統脆弱性。2025年，這一風險並未消退；相反，隨著日本收益率持續上升，類似事件可能重演，規模更大。全球收益率上升的逆常現象加劇了擔憂。通常，中央銀行降息或持穩時，長期債券需求應增加，收益率下降。但2025年9月，情況相反：法國、加拿大、英國等國收益率均上行。原因包括赤字飆升、全球債務紀錄高企、通膨頑固以及中央銀行信譽動搖。2025年，全球公共債務預計達GDP的100%。聯準會面臨兩難：2025年9月會議預計降息25個基點至約4.1%，以應對勞動力市場疲軟。但通膨加速至2.9%，降息可能刺激物價進一步上漲；反之，維持高利率將加劇失業。2025年8月，失業救濟申請激增27,000人，為四年高點。這一矛盾預示滯脹風險——高失業、高通膨與經濟停滯並存。滯脹並非新概念。1970年代，美國經歷類似困境：美元脫鉤黃金後，債務失控，經濟增長停滯，通膨飆升。工資購買力下降，抵押貸款利率達雙位數，政府債券被戲稱為“沒收證書”。期間，金價從35美元/盎司躍升至850美元，漲幅近2300%。2025年，情勢更嚴峻：債務規模更大，全球互聯更緊。債券市場訊號表明幻覺破滅——儘管央行降息，收益率仍升，預示結構性重設。五、債務與市場的聯動債券、股票和貴金屬市場高度互聯。債券市場規模達50兆美元以上，是全球最大信用體系。債務膨脹推動聯準會維持低利率環境，但加息周期放大風險。2022-2025年，聯準會基準利率從近零升至5.5%，導致債券熊市。股市受債務影響顯著。標普500指數從2020年的低點上漲逾100%，但依賴於QE和赤字支出。2025年，股市市值/GDP比率達195%，遠超歷史平均（120%），表明泡沫風險。貴金屬作為避險工具崛起。黃金價格從2020年的1770美元/盎司升至2025年的3682美元，反映對貨幣貶值的擔憂。中央銀行黃金儲備增加，2024年全球央行淨購金超1080噸。在此背景下，黃金作為避險資產脫穎而出。2025年9月，金價已達3682美元/盎司，月漲幅10.09%，年漲幅40.47%。央行和投資者湧入黃金，以避險貨幣貶值。歷史顯示，貨幣重設期，黃金表現優異。當前美元貶值、債務膨脹、降息預期和國債需求衰退，將推動金價進一步上行。預測顯示，2025年末金價可能達3800美元，2026年接近4200美元。債務貨幣化是關鍵機制。聯準會資產負債表從2020年的4兆美元膨脹至2025年的8.9兆美元，通過購買國債“印鈔”融資。這種“滑鼠點選貨幣”雖暫緩危機，但加劇通膨和不平等。股市財富90%集中於前10%人口，放大社會分層。高企的聯邦債務對經濟和市場產生了多方面的負面影響：利率壓力、信用評級下降和財政擠出效應。債務供應的增加推高了國債收益率。2025年2月，10年期國債收益率達到4.8%，為近年來的高點。高收益率不僅增加了政府的借貸成本，還推高了私營部門的融資成本，抑制了投資和消費。2025年5月，穆迪將美國政府債務評級從Aaa下調至Aa1，反映了對持續赤字和債務負擔的擔憂。評級下降可能進一步削弱市場信心，導致借貸成本上升。CBO估計，赤字每增加1美元，私人投資將減少33美分。這可能導致長期經濟增長放緩。六、地緣政治與債務的交織高債務限制外交靈活性。債務/GDP超119%時，政策制定者受制於債權國。美國對華政策受債務影響——中國持有約7800億美元國債。川普的關稅戰旨在重振製造業，但增加財政壓力。2025年“解放日”事件即為例證。全球去美元化趨勢加速。布列敦森林體系崩解後，美元霸權依賴石油美元和國債需求。但2020年代，沙烏地阿拉伯等國接受人民幣結算；金磚集團擴展至10國，推動非美元貿易。2024年，非美元貿易佔比升至28%-30%。多國央行轉向黃金，視其為一級資產，預示貨幣重設。債務還影響國防。2025財年國防預算約8950億美元，但利息支出擠壓空間。歷史上，高債務帝國往往轉向戰爭而轉移輿情，如羅馬帝國和西班牙帝國，債務危機常伴隨戰爭紅利，通過通膨和資源掠奪緩解。社會影響深遠。財富不均達歷史高點，股市90%財富集中前10%。中產挫敗感上升，社會動盪風險增。公民自由衰退，如愛國者法案侵蝕權利，健全貨幣憲法性死亡。債務危機還引發了廣泛的社會和政治爭論。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聯邦預算赤字是國家的“重大問題”。然而，兩黨在減赤問題上的分歧使得改革難以推進。共和黨傾向於通過減稅刺激經濟增長，而民主黨主張增加稅收和福利支出。這種對立導致財政政策缺乏連貫性，加劇了債務問題。七、財政帳戶與現金管理美國財政部一般帳戶（TGA）是政府的“支票帳戶”，用於管理日常現金流。2025年第一季度末，TGA餘額為4100億美元，遠低於目標的8500億美元。過去十年，美聯邦政府因支出規模擴大（2025年約為6.9兆美元）而將TGA的最低餘額要求提高至8000億美元左右。低餘額迫使財政部頻繁借貸以維持流動性。2025年第四季度，美財政部計畫借入1.05兆美元以上，2026年第一季度預計借入5900億美元。這種高頻率的借貸加劇了債券市場的壓力，可能進一步推高利率。美國政府的債務結構以短期債務為重，超過22%的現有債務將在2025財年內到期，78%將在10年內到期。這種短期的債務結構使政府對利率波動極為敏感。一旦利率上升，債務再融資的成本將迅速增加。此外，政策不確定性（如稅收政策、緊急支出）進一步加劇了現金管理的複雜性。美國聯邦債務受法定債務上限的約束。2025年1月2日，債務上限被設定為36.104兆美元，但財政部預計在1月14日至23日間將達到上限。在此之後，美財政部將採取“非常措施”（如暫停聯邦員工退休基金的投資）以避免違約。然而，這些措施只能暫時緩解問題，預計到2025年8月將耗盡。債務上限的反覆調整（自1960年以來已調整78次）凸顯了美國財政政策的不確定性。如果國會無法及時提高或暫停債務上限，可能引發市場動盪，甚至導致美國歷史上首次違約，帶來災難性的經濟後果。八、解決方案的困境與未來展望化解債務需多管齊下，但選項有限。首先，增長驅動：重振製造業，提升GDP中的生產要素。川普的DOGE計畫旨在削減官僚，發放75%華盛頓“粉紅單”（裁員通知），但效果有限。降低利率25基點可節省250億美元利息，遠超支出削減收益。其次，支出控制：剛性支出佔預算72%，餘地小。奧地利經濟學派主張“創造性破壞”，允許周期性衰退淨化經濟。但政客迴避緊縮，以免影響選舉。第三，通膨策略：通過負實際利率稀釋債務。2022-2025年，官方通膨率5%-7%，但真實感受更高。正如英國前央行行長默文·金所批評的，聯準會模型思維偏向最佳化，忽略災難準備。第四，默認或重設：這一做法歷史罕見，阿根廷採用了，但多次違約。米萊政府通過激進改革穩定經濟，通膨從2023年的200%降至2025年的20%。其他選項包括關稅增收和軍事擴張，但均加劇債務。歷史顯示，債務危機需誠實的化債人，像米萊一般直言不諱的領導人，在發達經濟體中很少見。多數政客缺乏經濟學素養，優先權力而非可持續性。聯準會依賴模型最佳化，忽略複雜性。前聯準會官員托馬斯·赫尼格批評模型天真。須承認的是，化解債務的經濟理論並不成熟，且有其盲點，實際操作的債務動態變化尤其值得關注。短期措施包括提高債務上限、最佳化債務結構和加強債券市場流動性。為避免違約，國會必須在2025年8月前提高或暫停債務上限。歷史經驗表明，及時調整債務上限是維持市場穩定的關鍵。財政部應延長債務的平均到期期限，減少對短期債務的依賴，從而降低利率波動的影響。財政部計畫在2025年重啟債券回購計畫，以提高市場流動性並穩定收益率。長期改革包括平衡預算、經濟增長驅動和貨幣政策協調。通過控制強制性支出並最佳化稅收政策，逐步實現預算平衡。CBO建議，減少非必要支出和提高高收入群體的稅收可有效降低赤字。通過投資基礎設施、教育和研發，促進長期經濟增長，提高稅收基礎，從而減輕債務負擔。聯準會應在控制通膨和支援經濟增長之間找到平衡。川普提議將聯邦基金利率從4.5%降至1.5%，但這可能引發通膨風險。因此，降息需謹慎實施，並輔以其他財政措施。國際合作也至關重要。鑑於外國投資者對美國國債的需求下降，美國應通過改善貿易關係和加強國際金融合作來吸引更多海外資金。例如，緩解與中國的貿易緊張局勢可能促使其增加國債持有量。債務危機加速全球變革。然而，去美元化非一夜間事，而是漸進的：BRICS貨幣籃子、金本位復興。中央銀行黃金儲備從2010年的3萬噸增至2025年的3.9萬噸。中國黃金儲備約2250噸。市場崩盤不可避免，除非國家化干預。但歷史顯示，泡沫破滅後重生，如1929大蕭條後新政。投資者需多元化：貴金屬、實物資產，而非共識觀點。根據CBO的預測，若不採取有效措施，到2035年，美國聯邦債務佔GDP的比重將達到118%，利息支出將佔聯邦預算的15.6%。這種趨勢可能導致財政危機，甚至引發全球金融市場的動盪。然而，通過合理的財政改革和經濟增長戰略，美國仍有機會扭轉這一局面。儘管短期內債務上限的調整和債券市場管理的最佳化可以緩解壓力，但長期的財政可持續性需要兩黨的共同努力。公眾對赤字問題的關注為改革提供了契機，但政治分歧和利益集團的阻力可能使處理程序複雜化。九、結論美國債務危機是系統性挑戰，源於政策失誤，影響全球。37.3兆美元的債務規模、1.9兆美元的預算赤字以及日益增長的利息負擔凸顯了財政管理的重要性。供需失衡的債券市場、高企的債務-GDP比率和信用評級的下降進一步加劇了危機的緊迫性。全球債券市場警告不容忽視。日本政策轉向放大美國脆弱性，可能引發資金危機、通膨加劇和經濟放緩。投資者應關注收益率動態、通膨資料和央行決策。歷史教訓表明，及時轉向避險資產如黃金，可緩解貨幣重設衝擊。這一轉變雖充滿不確定性，但也提供審視全球金融體系的機會，推動更可持續的債務管理與政策協調。變革需勇氣與現實主義。證據顯示，貨幣貶值與地緣緊張已現，投資者應警惕灰天鵝，而非黑天鵝。長遠，建設性破壞或重塑可持續體系。通過短期措施和長期改革，美國可以逐步走出債務困境。這需要政治意願、經濟智慧和國際合作的結合。未來十年將是決定美國財政命運的關鍵時期，唯有果斷行動，才能確保經濟的長期穩定與繁榮。 (周子衡)

達利歐警示：美國債務困局下的貨幣秩序與美元前景在全球金融格局中，美國經濟與美元地位一直是備受矚目的焦點。近日，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創始人瑞·達利歐在慧眼中國環球論壇上的一番言論，如巨石入水，激起千層浪。他直言美國政府的高額債務正危及貨幣秩序，且未來20年美元作為財富資產的價值將大幅下降 ，這一觀點引發了各界對美國經濟和全球金融體系穩定性的深入思考。一、美國債務現狀：債台高築，遠超負荷美國長期以來的超額支出，已讓其債務規模達到令人咋舌的地步。2025年，美國國債總額已突破37兆美元，佔GDP比重高達124%，達到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 。以近期資料來看，美國今年支出預計達到7兆美元，而收入僅5兆美元，超額支出30%，需要出售12兆美元債務。這一數字令人震驚，意味著美國政府的債務負擔已遠超負荷，財政收支嚴重失衡。從歷史資料來看，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政府為刺激經濟，不斷加大財政支出，債務規模持續攀升。2008 - 2020年間，美國國債從10兆美元左右激增至27兆美元。疫情的爆發更是雪上加霜，為應對疫情衝擊，美國政府推出多輪大規模財政刺激計畫，使得債務規模進一步膨脹。僅僅在2020 - 2022年期間，國債又新增了約6兆美元。債務的飛速增長也讓美國政府的利息支出水漲船高。2025年，美國國債利息支出預計達到1.2兆美元，佔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已然成為聯邦第二大支出項目。這一龐大的利息支出，嚴重擠壓了其他財政支出空間，使得政府在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投入捉襟見肘。二、債務失控根源：人性與政治的雙重枷鎖達利歐將信貸失控歸咎於人性弱點和政治運作方式，這一觀點切中要害。從人性角度看，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民眾，都存在著過度消費和短視行為。政府為追求短期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傾向於擴大財政支出，而忽視了債務的長期積累風險；民眾則在福利制度的庇佑下，過度依賴政府補貼，對政府削減福利的舉措極為牴觸。在政治層面，美國的政治體制和選舉制度使得政客們更關注短期選民利益，而非國家的長期經濟健康。為了贏得選民支援，政客們往往承諾“不會加稅”“不會削減福利” 。這就導致政府在面對債務問題時，難以採取有效的財政整頓措施。增稅會引起納稅人的不滿，削減福利又會失去受益群體的支援，使得政府在債務困境中進退兩難。美國兩黨在債務問題上的分歧和博弈，也進一步加劇了債務失控的局面。在預算制定和債務上限問題上，兩黨常常爭吵不休，難以達成共識。為了實現各自的政治目標，兩黨往往將債務問題作為政治籌碼，導致債務上限多次逼近甚至突破極限，引發市場對美國債務違約風險的擔憂。這種政治極化現象，嚴重削弱了政府應對債務問題的能力，使得債務問題積重難返。三、對貨幣秩序的威脅：供需失衡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美國政府高額債務導致的供需失衡，正威脅著全球貨幣秩序。由於美國需要出售大量債務來填補財政缺口，但全球市場對這些債務的需求卻不足，這就造成了美債供需失衡。當市場對美債失去信心，拋售美債的行為就會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美債收益率會大幅上升，增加美國政府的融資成本，進一步加重債務負擔。美元的價值也會受到衝擊，引發美元貶值。由於美元在全球貨幣體系中佔據主導地位，美元貶值會導致全球金融市場的不穩定。以大宗商品市場為例，美元貶值會使得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引發輸入性通貨膨脹，給其他國家的經濟帶來壓力。美元的不穩定還會影響全球投資者的信心，導致資本流動的異常波動。許多國家的外匯儲備中持有大量美元資產，美元貶值會使這些國家的外匯儲備縮水，造成資產損失。為了降低風險，這些國家可能會調整外匯儲備結構，減少美元資產的持有，增加其他資產的配置，這又會進一步加劇美元的貶值壓力，形成惡性循環。四、美元未來走勢：貿易貨幣地位猶存，財富價值顯著下降達利歐預計未來20年美元仍會是主要國際貿易貨幣，但作為財富資產的價值將大幅下降。從貿易貨幣角度看，美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仍佔據主導地位，許多大宗商品如石油、黃金等都以美元計價。全球貿易體系長期以來對美元的依賴，使得美元在短期內難以被其他貨幣完全取代。然而，隨著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美元的貿易貨幣優勢正逐漸受到挑戰。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夥伴，出口和進口總額都超過美國，以人民幣計價的貿易正在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國家在貿易結算中開始尋求多元化的貨幣選擇，以降低對美元的依賴。一些新興經濟體之間的貿易，開始更多地使用本幣結算，減少美元的中間環節。在財富儲值方面，美元的地位正在逐漸動搖。由於美國債務高企，法定貨幣貶值，投資者對美元資產的信心下降。黃金已成為全球第二大儲備資產，其保值增值的特性在貨幣貶值的背景下愈發凸顯。比特幣等非法定貨幣也在財富儲值方面變得日益重要，它們的去中心化特性和有限的供應量，吸引了部分投資者的目光。從資料上看，近年來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呈下降趨勢。2000年，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超過70%，而到了2025年，這一比例已降至約55% 。預計未來20年，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份額將降至約40%，作為財富和儲值手段的作用將顯著下降。五、全球視角下的債務問題：美國並非孤例，危機程度各異儘管美國的債務問題備受關注，但並非獨一無二。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也面臨著債務問題。英國在脫歐後，經濟面臨諸多不確定性，政府為維持經濟穩定，財政支出增加，債務規模不斷擴大。法國則長期面臨高福利制度帶來的財政壓力，債務佔GDP的比重也處於較高水平。與美國不同的是，歐洲國家在應對債務問題上有一定的優勢。歐盟內部的經濟合作和協調機制，使得各國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上有一定的協同性。歐洲央行可以通過統一的貨幣政策，對歐元區國家的債務進行調控，降低債務風險。歐洲國家在社會福利改革方面相對較為靈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削減福利支出，緩解財政壓力。中國也存在一定的債務問題，但與美國有著本質的區別。中國的債務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和企業部門，且以國內債務為主。中國政府對債務問題有著嚴格的管控和規劃，通過加強債務監管、規範地方政府融資行為等措施，有效控制了債務風險。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龐大的國內市場，也為債務的消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與美國相比，中國的債務結構更為合理，償債能力更強。中國的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相對較低，且外匯儲備充足，能夠有效應對外部風險。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科技創新等領域的投資，能夠帶動經濟的持續增長，進一步提升償債能力。六、投資者應對策略：多元化投資，分散風險在當前複雜的經濟形勢下，投資者應遵循多元化原則，分散投資債券、股票等資產。債券市場方面，投資者應避免過度集中投資美國國債，可適當增加其他國家優質債券的配置。對於那些財政狀況良好、經濟增長穩定的國家發行的債券，可以納入投資組合，以降低單一債券市場的風險。在股票市場，投資者應關注不同行業和地區的股票表現。新興產業如人工智慧、新能源等領域，具有較高的增長潛力，可適當配置相關股票。投資者也不應忽視傳統行業中具有穩定盈利能力和現金流的企業。不同地區的股票市場也存在差異，除了美國股市，還可以關注歐洲、亞洲等地區的股票市場，尋找投資機會。實物資產如黃金等，也應成為投資組合的一部分。黃金作為一種傳統的避險資產，在經濟不穩定和貨幣貶值時期，能夠發揮保值增值的作用。當美元貶值或市場出現動盪時，黃金價格往往會上漲，為投資者提供一定的風險避險。投資者可以通過購買黃金ETF、實物黃金等方式，參與黃金投資。投資者還應密切關注全球經濟形勢和政策變化，及時調整投資策略。關注各國央行的貨幣政策調整、財政政策變化以及地緣政治局勢等因素，這些都會對金融市場產生影響。通過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和判斷，投資者可以提前佈局，降低風險，實現資產的保值增值。 (i財經)

知名投資人 瑞·達利歐建議，投資組合中可將最高 15% 分配至 比特幣和黃金，以對沖美國債務不斷攀升及經濟不確定性加劇的風險。對沖基金巨頭 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 創辦人達利歐強調，這項資產配置可在「中性」投資策略中優化風險回報比。他指出，此建議也反映了傳統投資者日益普遍的趨勢，即將加密資產納入投資組合以應對宏觀經濟風險。日益嚴峻的美國債務危機達利歐發出警告的背景是美國的財政問題。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已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125%，超過年度財政收入的六倍。預計未來數年還需新增 12 兆美元的借款，加劇了市場對財政可持續性的擔憂。他將當前情勢與 1930 年代及 1970 年代歷史性的貨幣貶值相比較，認為在經濟動盪時期，以美元為代表的法定貨幣可能相對黃金等硬資產貶值，因此需要尋求替代性的價值儲存手段。比特幣與黃金的角色達利歐認可 比特幣（BTC） 的有限供應量、交易實用性以及全球普及潛力，但也指出，其隱私問題與監管障礙可能限制其作為儲備貨幣的角色。他個人偏好黃金，認為其是「最純粹的價值儲存方式」。然而，他建議的資產配置中也包含比特幣，承認對於希望獲得加密貨幣敞口的投資者而言，比特幣是可行選項。達利歐本人同時持有兩種資產，但黃金佔比更高。他認為，央行主動採用比特幣的可能性較低，原因包括缺乏隱私功能和監管挑戰。儘管如此，他自 2021 年 5 月首次購買比特幣以來一直持有，顯示其對比特幣長期價值的信心。這一動向也促使更多散戶重新考慮加密資產配置。Snorter Bot：尋找熱門 Solana 代幣的新方法雖然大公司正在大量購買 SOL，但 Solana 網路上的新迷因幣，尤其是 BONKfun 平台上的代幣，引起了許多興奮。問題在於，這些新代幣大多未在一般人通常購買加密貨幣的熱門交易所上架。這正是 Snorter Bot (SNORT) 的用武之地。這個新項目旨在提前發現有潛力的代幣，在它們變得流行並價格飆升之前。來源：Snorter BotSnorter 是一款透過 Telegram 使用的交易機器人，專為 Solana 網路設計，這意味著它能以超快速度幫助你提前發現優質投資機會。Snorter 背後的公司目前正在進行早期銷售，你可以在 $SNORT 代幣對所有人開放前購買。到目前為止，他們已從相信該項目的投資者籌集了超過 240 萬美元。如果你想早早參與，現在每枚 $SNORT 代幣的價格為 0.0995 美元。此價格僅在 24 小時內有效，隨後將因其兩天定價系統而上調。按此瀏覽原文免責聲明 加密貨幣投資風險高，價格波動大，可能導致資金損失。本文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請自行研究（DYOR）並謹慎決策。

2025 年 6 月 18 日，高盛在《Top of Mind》第 140 期中專訪橋水基金 (Bridgewater Associates) 創始人 Ray Dalio，圍繞 “美國是否正逼近債務危機” 提出 8 個關鍵問題。Dalio 基於其 “大債務周期” 研究指出：“We are on the verge of a debt crisis. All the warning signs are flashing, but most people don’t recognize them yet.”“美國正處在債務危機的前夜，所有預警訊號已經點亮，只是大多數人尚未察覺。”本文為此次專訪內容的中文翻譯實錄，完整呈現達利歐對赤字、印鈔、儲備貨幣地位等問題的系統判斷。問題 1：您廣泛研究了過去的大型債務周期，市場又常常誤解它們。是什麼驅動了這些周期？Ray Dalio：大型債務周期可以從三個維度來衡量：政府利息支出在財政收入中的佔比；政府債務供給是否超過市場需求；央行為填補需求缺口而印鈔購買債務的規模。這些指標通常會在幾十年中逐步惡化，直到引發 “極限事件”：利息支出嚴重擠壓預算；債務過剩推高利率，打擊經濟；央行大規模印鈔，引發通膨與貨幣貶值。債券回報將持續低迷，直到出現以下兩種情況之一：一是債券價格足夠便宜，重新吸引買家；二是債務本身被重組。這些債務惡化的跡象可以被量化，也正是判斷危機是否臨近的重要訊號。最終的結果，往往是一次 “債務誘發型的經濟心臟病發作”。問題 2：歷史上有沒有類似當前情形的案例？Ray Dalio：我在書中研究了近 35 個案例，但類似的情形，其實在歷史上已有數百個先例，最早可追溯至人類有記載的時期。幾乎所有國家都經歷過這樣的過程，很多還不止一次。而這種過程最終都會導致貨幣體系的崩潰 —— 包括英鎊、荷蘭盾等曾經的儲備貨幣。這類貨幣體系的瓦解，通常每一代人才會經歷一次，因此相關學術研究極為有限。我之所以開始研究這些歷史案例，是因為親身經歷了主權債務市場的動盪。也正是這套理解框架，使我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和 2010–2015 年歐洲債務危機中受益匪淺。問題 3：美國是否真的面臨 “債務心臟病” 的風險？我們該有多擔憂？Ray Dalio：我認為，我們確實應當高度警惕。因為我前面提到的那些惡化條件，如今都已具備，我所跟蹤的各項指標也在同步發出預警訊號。但市場對此的關注，遠遠不夠。很多人並不瞭解這種危機的真實運行機制，而過去那些 “狼來了” 式的頻繁警告，也讓公眾變得麻木。這種心態就像一個血管堵塞、不鍛鍊卻還大吃高脂食物的人，對醫生說：“你以前也警告過我可能會出問題，但我現在不還是好好的嗎？這次我為什麼要相信你？”問題 4：是什麼會真正引發美國債務危機？Ray Dalio：如果前面提到的三個因素同時發生並相互強化，將極有可能成為引發債務危機的導火索。而政策選擇將決定這個臨界點是被推遲，還是被加速。舉例來說，如果能將財政赤字從目前普遍預測的 GDP 的 7%，壓縮至約 3%，就能顯著降低危機爆發的風險。問題 5：有人說美國有美元儲備貨幣地位，債務危機沒那麼容易爆發。您怎麼看？Ray Dalio：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無論是債務還是貨幣，若無法承擔 “儲藏財富” 的功能，最終都會被市場拋棄，並走向貶值。歷史經驗與基本機制都已反覆證明這一點。所有曾失去儲備貨幣地位的國家，最終都走過這同一條路徑。問題 6：日本債務那麼高，卻沒爆發危機。這不能說明危機可以避免嗎？Ray Dalio：日本的情況，正是我理論的一個現實例證。日本政府長期債務高企，使得其國債投資回報極差。為了在超低利率環境下維持債券市場的運作，日本央行被迫大規模印鈔購債。結果如何？自 2013 年以來：相比持有美元計價國債，日本國債投資者損失了 45%；相比持有黃金，損失則高達 60%；若以美元口徑計算，日本普通工人的實際工資相比美國工人下降了 58%。表面看，日本並沒有爆發 “劇烈危機”，但投資者和勞動者已經在貨幣價值與實際收入方面，付出了長期且深刻的代價。問題 7：美國現在要怎麼做，才能避免危機？Ray Dalio：政府應將財政赤字縮小至 GDP 的 3%，並通過支出削減與稅收提升的平衡組合加以實現，以避免對經濟造成劇烈的 “財政衝擊”。據我估算，這樣的調整可能使利率下降約 150 個基點（降至約 1.5%），從而每年節省相當於 GDP 2% 的債務利息支出。同時，利率下降還將刺激資產價格與經濟活動，而經濟增長又能進一步帶動政府收入的提升。總結而言，若能謹慎、平衡地壓縮支出並提高收入，將有助於在降低債務風險的同時，增強經濟基本面。問題 8：面對這些風險，您建議投資者如何應對？Ray Dalio：我的建議有三點：保持資產與國家的多元配置投資組合應在不同資產類別與國家之間保持多樣化，並優先配置那些財政穩健、政治環境穩定的國家。降低債務類資產的持倉比例特別是像國債這樣的政府債務工具，應逐步減少配置。增加非政府支援型貨幣資產比如黃金，甚至可以小比例配置比特幣等替代性資產。那怕只配置一小部分黃金，也有助於降低整體組合的風險，並有可能在未來提升投資回報。 (複利貓的慢思考)

美國總統川普的《大而美法案》，觸發市場對美國財政及債務憂慮，甚至連“親密戰友”馬斯克都大肆抨擊。究竟，措施對美國債務帶來多大影響？形同虛設的美國“債務上限”不斷調升，美債規模同時也當然不斷攀高。根據美國財政部資料，2008年金融海嘯前，美債尚不足15兆美元或GDP的70%；隨著聯準會啟動量寬印鈔買債，債務膨脹彷彿一發不可收拾，數年內已突破20兆美元或GDP的100%；2020年因疫情故更超越30兆美元，截至去年已升到35兆美元以上，即相當於GDP的123%。《大而美法案》一旦落實，無黨派的智庫聯邦預算責任委員會（CRFB）估計，10年後，即2034年美國國債將額外增加3兆美元，如果法案永久實施增幅將達5兆美元，即較現水平再增約8至15個百分點。這是計及發債利息而言，期內相關開支料將翻倍至1.8兆美元，即相當於GDP的4.2%——相對來說，今日美國財赤相當於GDP約6%，可見美國償還利息的負擔有多沉重。財赤高企、債台高築的美國會否破產？或難過早斷言。但可肯定，押注美國債務違約正在升溫。(香港商報)

美國總統川普與美國企業家、前“政府效率部”負責人馬斯克矛盾公開後，5日迅速升級為隔空罵戰。川普威脅削減馬斯克相關企業的政府補貼和合同，特斯拉市值立即蒸發超1500億美元。從2024年7月馬斯克公開支援川普到關係破裂，不到一年的時間，兩人就因為一項被冠名“宏大而美麗”的法案，走向徹底反目。（當地時間5月22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微弱優勢通過了川普政府提出的一項大規模稅收與支出法案。馬斯克隨後表達不滿，稱這項法案將增加聯邦赤字。）1 川普與馬斯克決裂 開啟隔空罵戰6月5日，美國總統川普談及馬斯克，稱馬斯克對川普政府撤銷電動汽車“強制令”感到很不高興。不知道還能不能與其保持良好的關係。川普當天還表示，埃隆·馬斯克此前瞭解“宏大而美麗”法案的內情，且對此毫無異議，直到發現要撤銷電動汽車“強制令”才意識到問題。馬斯克：川普應該被彈劾在川普發表對馬斯克的評價後，馬斯克迅速在社交媒體上回應並反駁稱，“大錯特錯，這項法案一次也沒有給我看過，而且是在深夜迅速通過的！”當天，馬斯克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表態，認為美國總統川普應該被彈劾。此外，馬斯克還表示，如果沒有他的幫助，川普無法成功贏得總統選舉。川普：馬斯克瘋了似乎是回應馬斯克的批評，美國總統川普隨後又在其社交媒體平台發文稱，他要求馬斯克離開，撤銷了馬斯克強推的電動汽車“強制令”，結果“馬斯克瘋了”。此外，川普還對馬斯克發出威脅，在數十億美元的預算中，最簡單的省錢方法就是終止埃隆·馬斯克的政府補貼和合同。而川普在發文中所說的“撤銷了馬斯克強推的電動汽車‘強制令’”，正是稅改法案中的一項。此番馬斯克與川普之間罵戰的開端，正源於5月22日美國會眾議院通過的稅改法案。2 所謂“大而美”的稅改法案 卻是“劫貧濟富”+推高債務5月22日，共和黨議員佔多數的美國國會眾議院以微弱優勢通過了川普政府提出的一項大規模稅收與支出法案。川普政府將該法案描述為“大而美”。法案內容總體可概括為兩個方面：削減稅收、醫療補助、食品援助、教育和清潔能源支出，並將以此途徑節約出的資金用於軍事與邊境安全；提高債務上限，允許聯邦政府繼續借款為債務融資。多家美國媒體預計，該項法案將招致巨大後果，一是聯邦政府赤字大幅增加；二是沒有生活保障的人數將激增。“劫貧濟富”也是基於這兩種後果，有反對該法案的美國政界人士表示，該項法案是在“劫貧濟富”。美國民主黨籍參議員克里斯·墨菲認為，這項法案是以上千萬美國人的醫保為代價，“給最富有的1%群體再送上兆美元減稅大禮”。就連一些共和黨議員都因質疑該法案是在“開具無法兌現的支票”而表示反對。擴大財政缺口至於該法案被反對的另一大理由，則是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將必然擴大。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6月4日公佈的預估資料顯示，該法案將使36.2兆美元的美國債務再增加約2.4兆美元。△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美國無黨派機構“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6月3日公佈的預測資料則更加驚人，如果將利息支出考慮在內，該法案所招致的債務在十年內可能會上升到3兆美元，如果臨時減稅政策永久化，則債務成本將上升到5兆美元。據分析，馬斯克強烈反對該法案的原因也在於此。3 不止稅改法案 川普還要無限制“舉債開源”川普政府似乎並不想止步於這次的稅改法案，當地時間6月4日，美國總統川普在其社交媒體平台上表示，債務上限應該徹底取消，以防止經濟災難的發生。川普稱，債務上限“太具破壞性”，不應該被那些想利用它的政客們掌控。這也是本次馬斯克與川普持續罵戰的焦點——稅改法案中包括一條，將債務上限提高4兆美元。川普4日的表態，則表達了想要直接取消債務上限，無限量舉債“開源”的意圖。截至6月5日，美國當前的債務總額已超過36兆美元。美財長貝森特曾在上個月發出預警，美國財政部或將在8月底前耗盡資金，致使美國觸及債務上限，若屆時無法提高或取消債務上限，美國將發生政府違約的局面。若川普稅改法案得以落實，而又無法取消或再提高債務上限，美國政府的債務違約將必然發生，屆時將引發新一輪的金融危機。但相較於未來的美國政府債務違約，當前川普與馬斯克公開反目已經產生了一個受害者——特斯拉。6月5日，馬斯克與川普反目互懟後不久，由馬斯克任首席執行官的電動汽車企業特斯拉的市值迅速蒸發了約千億美元，特斯拉股價當日一度暴跌16%。截至當天收盤，特斯拉股價較開盤時跌去14.26%，市值蒸發超1500億美元。特斯拉董事會此前曾在4月30日被曝正在尋找馬斯克的繼任者作為新的首席執行官，儘管隨後其董事長立刻闢謠，並表示完全相信馬斯克作為特斯拉首席執行官繼續執行令人振奮的增長計畫的才能。但在馬斯克與川普矛盾公開化的當下，已經從“政府效率部”“失業”的馬斯克，預計作為特斯拉的首席執行官的未來還將繼續承壓。 (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