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川普、委內瑞拉和那套不死的理論

長久以來被視為已成歷史陳跡的門羅主義，如今再度被援引，作為美國強勢外交政策的藍圖。耶魯大學歷史學家格雷格·格蘭丁（Greg Grandin）追溯了這一模糊信條的興起、衰落與重生。

我們或許該稱它為“門羅信條”（Monroe Creed），因為嚴格來說，它更像一種信仰，而非國際法意義上的主義。“我堅定地相信門羅主義、我們的憲法以及上帝的律法，”基督教科學派創始人瑪麗·貝克·埃迪（Mary Baker Eddy）在1905年如此寫道。

多年來，詹姆斯·門羅總統於1823年發表的聲明——最初是對西屬美洲獨立運動的回應，並警告歐洲不得再對西半球進行新的征服——已逐漸被神聖化，成為一種受人尊崇的象徵，或一條通道，通過它，美國永恆的力量得以彰顯。政界人士屢次宣稱該主義已然過時、失效乃至死亡，卻一次又一次眼睜睜看著它以愈發咄咄逼人的形式復活。

不到13年前，巴拉克·歐巴馬的國務卿約翰·克里曾宣佈“門羅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可惜好景不長。川普政府最近明確將門羅主義確立為華盛頓處理西半球鄰國關係的框架，並以此為其對委內瑞拉的軍事打擊提供正當性。

“門羅主義回來了，而且全面生效，”川普的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如是說。

當初門羅發表原始聲明時其實頗為猶豫，因為他清楚意識到當時美國國力的侷限。他的發言篇幅很短，在一篇超過六千字的國情咨文中，僅以幾段非連續的文字散落其間。他兩個最重要的觀點——警告歐洲不要干涉美洲事務，以及斷言西班牙顯然已失去對其殖民地的控制——中間竟夾著一大段關於郵政道路擴建的討論。

門羅還提出了另外兩點：一是華盛頓保留在整個美洲範圍內評判任何事件的權利，標準是這些事件是否影響美國的“和平與幸福”；二是新世界擁有某些不同於舊世界的共同利益與理念——儘管他並未具體說明這些利益和理念究竟是什麼。

“這為我們設定了航向，”托馬斯·傑斐遜評價門羅的講話，“指明了我們穿越時間之海應駛向的航道。” 如果真是如此，那這枚羅盤指向的方向完全取決於持有者的心意。門羅話語之所以具有持久影響力，其魔力恰恰在於它的模糊性——能夠調和相互矛盾的政策衝動：它所描繪的西半球團結願景，反映了傑斐遜式的擴張主義國際主義；而它未經協商便單方面宣佈規則的做法，則強化了時任國務卿、被視為門羅主義主要起草人的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那種“獨自行動”的單邊孤立主義。

彼時，西屬美洲的獨立領袖們正站在擊敗西班牙帝國的勝利門檻上，他們將門羅的承諾解讀為一份支援其激進共和主義國際法改革的法庭之友簡報（amicus brief）。他們之所以歡欣鼓舞，是因為門羅的言論似乎印證了他們反殖民的基本前提：舊有的統治正當性已然瓦解。他們彷彿聽到門羅在宣告：征服主義已然無效；新世界已無“無主之地”（terra nullius），不再有等待歐洲人“發現”的空白領土；整個西半球及其新興國家皆為主權實體。

然而，門羅主義並非對征服的否定。對美國建國者而言，地平線是無限的。

起義者本應更仔細通讀門羅整篇國情咨文。因為在其他段落中，總統熱情洋溢地為征服辯護。他說，自建國以來，美國迅速擴張，定居者正湧入“廣袤的新領土”。曾經“無人居住、荒蕪一片”的土地，如今已人煙稠密（門羅在別處也承認這片土地並非空無一人，只是其原住民必須被驅逐，否則將面臨“滅絕”）。這段對擴張的頌歌通常不被視為門羅主義的一部分，但它理應被納入——因為它清楚表明，無論門羅主義還有什麼其他含義，它絕非對征服的放棄；對美國建國者而言，地平線沒有邊界。“我們人口的快速增長，”托馬斯·傑斐遜早年曾致信門羅，“終將覆蓋整個北美大陸，甚至南美大陸，形成一個使用同一種語言、採用相似政體與法律的民族。”

門羅話語中蘊含的這種矛盾——既同情反殖民，又懷抱征服野心——持續令觀察者困惑。多年後，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坦言自己曾多次試圖釐清門羅主義的確切含義，卻始終徒勞。“我可以私下向你坦白，”他說，“每當我試圖定義它時，卻發現它根本無法被分析。” 這種水銀瀉地般的滑溜特質，恰恰契合了美國自身的身份認知：既誕生於反帝鬥爭，又在建構一個龐大的非正式帝國。

現實追上修辭需要時間。數十年間，美國缺乏足夠實力執行門羅主義，該主義長期停留在理想層面，甚至被英國人譏諷為美國人自視過高的例證。1862年美國內戰期間，安東尼·特羅洛普（Anthony Trollope）寫道：“這個北美佬已經畫好了他的帝國版圖，囊括整個美洲大陸，並宣講門羅主義，彷彿那是神諭一般。”

但隨著聯邦在內戰中獲勝，西屬美洲革命者一度誤以為代表團結的模糊性逐漸消散——美國政客越來越傾向於將門羅主義重新詮釋為單邊干預的許可證，而非對共和自決的捍衛。

到19世紀末，隨著大陸邊疆的關閉和美國工業強國地位的確立，門羅主義在意識形態上將國內整合與對外管理（尤其是對鄰近國家如墨西哥、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及加勒比諸島）緊密聯結起來。

例如，1895年，在與英國就英屬圭亞那與委內瑞拉邊界爭端發生衝突時，格羅弗·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的國務卿理查德·奧爾尼（Richard Olney）大幅擴展了門羅主義的內涵，將其解釋為：在西半球，“美國的命令即是法律”。奧爾尼宣稱，美國無疑是西半球的霸主，因其“無窮的資源加上孤立的地理位置，使其掌控全域，實際上可抵禦任何其他國家、甚至所有國家的聯合挑戰”。

真正使美國成為美洲主宰的，不是所謂“新世界價值觀”或共和美德，而是赤裸裸的實力。

1904年，西奧多·羅斯福總統進一步拓展了奧爾尼的擴張邏輯，聲稱美國擁有“國際警察權”，可鎮壓“長期作惡”的政權。門羅最初的防禦性警告，至此已演變為積極干預的許可狀；政治穩定取代主權投射，成為門羅主義的核心價值。

在整個19世紀，政客們常以門羅主義為戰爭口號，用以合理化吞併德克薩斯、奪取墨西哥近半領土、驅逐原住民、獲得波多黎各以及佔領古巴等行動。1898年，平民主義者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甚至提議將門羅的“盾牌”延伸至菲律賓，以合法化對這個亞洲群島的吞併。

20世紀的干預行動持續不斷——華盛頓在拉丁美洲成功策動了40多次政權更迭——但援引門羅主義為之辯護的做法卻日漸式微。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睦鄰政策”在二戰前為拉美事務提供了更具合作性、更少沖突的框架；即便冷戰期間緊張局勢加劇，美國決策者也刻意避免提及門羅。尼克松有他的“尼克松主義”，里根有他的“里根主義”，而“門羅主義”一詞則逐漸淪為與炮艦外交、軍事佔領和領土掠奪相關的陳舊符號。政客們（如2013年的克里）更多時候只是借其名頭，以便宣佈它已壽終正寢。

然後，川普登場了。他常常像是剛在歷史垃圾堆裡翻找了一番，只為尋得一句修辭上可用的口號。他曾短暫嘗試復興“邊疆”神話，但很快放棄了這一意象。如今，他選中了門羅主義。“我們好像把它忘了，”在俘獲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洛後，川普說道，“但它非常重要。”

川普或許需要別人提醒才想起門羅主義，但該主義與他所代表的“美國優先”民族主義之間，其實早有深厚淵源。

“美國優先”常被誤解為孤立主義，實則不然——其最熱忱的倡導者歷來推崇美國在西半球投射力量。“美國優先”更準確的描述應是“反普世主義”：一種部落式民族主義，拒絕承擔全球治理責任，卻頑固堅持區域霸權。在這一世界觀中，門羅主義佔據特殊地位，尤其在川普治下，它承諾一種“無需糾纏的支配”。援引門羅，川普政府劃出了一片全球區域，在此美國無需說服、整合或普世化——只需以命令列事。

對米勒這類人而言，門羅主義宛如伊甸園。他將整個戰後自由國際秩序——“二戰後西方開始道歉、卑躬屈膝、乞求原諒，並推行大規模賠償計畫的整個時期”——視為被逐出盎格魯-撒克遜花園的墮落時代。門羅主義早於自由國際主義；早於聯合國與美洲國家組織；早於去殖民化；早於普選權、大規模移民與民權運動；早於人權法；甚至早於廢奴運動。在美國優先民族主義者眼中，它堪稱“遺產法”（heritage law）——未經投票，未經法院認可，更遑論全球官僚批准，而僅僅是一紙宣告。門羅主義喚回了一個前規範時代，在那裡，權力的行使無需道歉。

委內瑞拉成為川普復興門羅主義的首個試驗場，可謂順理成章。一個多世紀以來——遠在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或尼古拉斯·馬杜洛登場之前——該國就是一片衝突地帶，圍繞債務、邊界、主權與資源的爭鬥，深刻塑造了後來的國際法。如今，川普對委內瑞拉的襲擊——不僅包括俘獲馬杜洛及其妻子西莉亞·弗洛雷斯（Cilia Flores），還包括擊斃快艇特工、單方面制裁委內瑞拉石油、實施海軍封鎖——只是其更大圖謀的一部分：讓現行國際法歸於無效。

美國的力量已被簡化為一場表演；而要讓表演保持威力，就必須不斷重複。身為表演大師的川普深知這一點。

川普版本的門羅主義，與過去大相逕庭。以往至少還會以道德工程為區域控制辯護，聲稱是在保護門羅原始講話中提到的那些未具名卻“共享的價值”。如今，它已淪為赤裸裸的“支配”工具。對米勒而言，它是確保“美國國家利益”的手段；對赫格塞思而言，它是美國“隨時隨地投射意志”的授權書。布萊恩曾將該主義想像為保護西半球主權國家的“盾牌”；而在川普手中，它變成了一紙產權證書，用於宣稱他對所謂“我們的家園地區”——不僅指美國本土，而是整個西半球——的所有權。

委內瑞拉突襲之所以奏效，關鍵在於其表演性：它公開重申了美國仍能單邊行動、懲罰反抗、施加代價——包括公然索要價值28億美元、滿載數百萬加侖原油的油輪作為“貢品”——且無需承擔任何責任。

儘管川普與赫格塞思堅稱相反，但將門羅主義簡化為脅迫與掠奪，恰恰是虛弱的標誌——表明這個區域霸主既無法有效整合其後院，更無力應對自身設定的挑戰。

對於一個軍費接近兆美元的國家而言，發動成功的“抓了就跑”式突襲輕而易舉；但要重建區域內的合作關係，所需的外交努力則困難得多。自然，一貫堅決捍衛主權的墨西哥已強烈反對門羅主義的合法性。“美洲不屬於任何主義或任何強權，”總統克勞迪婭·辛鮑姆（Claudia Sheinbaum）表示，“美洲大陸屬於組成它的每一個國家的人民。” 即便與川普立場一致的拉美政客，也將陷入被動，被迫為一項遭到廣泛抵制的主義辯護——根據最近一項涵蓋12國的民調，超過80%的受訪者拒絕門羅主義：“拉丁美洲不是美國的後院。”

美國的力量已被簡化為一場表演；而要讓表演保持威力，就必須不斷重複。身為表演大師的川普深知這一點。“我們還得再幹一次。我們也能再幹一次。沒人能阻止我們，”他在福克斯新聞上說道。但表演不僅需要重複，還需以越來越大膽的方式重複。而對川普而言——他知道自己的基本盤對傷亡極為敏感——要在委內瑞拉行動之後再創高峰，並回歸他鍾愛的“一擊即走”模式（如對伊朗、奈及利亞的打擊），將異常困難。他已威脅哥倫比亞和墨西哥，但對這些國家發動攻擊的可能性很低。古巴無疑在打擊名單上。

還有格陵蘭。川普派駐該島的特使傑夫·蘭德里（Jeff Landry）表示，格陵蘭“完全符合門羅主義的範疇”。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