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派特種兵強擄走馬杜洛總統後,1月9日,川普召集歐美石油資本家們開了一場“發佈會”,介紹他的新產品——委內瑞拉,攛掇他們踴躍投資;然而,油老闆們的反響十分冷淡,沒有一家油企給出明確承諾。
正如此前挪威最大的能源諮詢公司Rystad Energy發佈報告中預計的那樣,川普奪取更多當前狀態下委內瑞拉油田的控制權,在短期內基本是一件無利可圖的事情。具體而言,根據他們對委石油工業基礎設施的評估,若想使委石油產量在目前的水平上增長三倍(從而達到可能足以滿足川普預期的收益水平),要麼需要每年80-90億美元、一直持續到2040年的超大規模投資,要麼只能請川普一次性梭哈1000億美元!
似乎出於對MAGA“不干涉”派系“給個交待”的甩鍋心態,大失所望的川普暗示,委內瑞拉的奇葩行動中,他扮演的角色其實是“無能的總統”,事件本身可能只是他瘋狂反共的國務卿——魯比奧——對古巴的報復。
“我曾誇口說,有一天,我一定會帶領一支流亡者大軍推翻菲德爾·卡斯特羅,成為‘自由古巴’的總統!”——《美國之子》,魯比奧(著),2012年
現在,川普與他充滿反骨的古巴裔奴僕之間,形成了某種認知落差:在79歲的川普自己看來,67歲的革命古巴是“強硬派”、似乎是美國永遠無法推翻的;而在魯比奧看來,今天的古巴已變成了一座破房子,只要在門上踢一腳就會整個垮下來。
2026年,兩個“佛州男子”掌握著美國的聯邦大權。然而,他們一個是刻板印象的抽象“巨嬰”,另一個則是懷著對故鄉人民刻骨仇恨、一心妄圖上槓桿“尾巴搖狗”實現個人復辟夢想,不惜為之拿收留自己的美國當成工具、拿它的前途命運下注梭哈的“南霸天”。
隨著“第二波加拉加斯打擊”的威脅暫時散去,在面對“接下來是什麼”這類問題時,川普開始繼續表現出其一以貫之的模糊不清、毫無章法和“我全都要”思維方式。和之前對委內瑞拉一樣,他開始對古巴釋放各種自相矛盾的資訊:
當被記者問到“是否會對古巴發動下一步打擊”時,他回答“它看起來正在走向衰落……不需要採取任何行動”,隨後就“一鍵三連”了某個“魯比奧將成為古巴總統”的川粉帖子。然而,緊接著被慫恿“加大對古壓力”時,他反駁道:“除了進去把那兒炸爛之外,你還能施加多大的壓力呢?”他臆想古巴將會“自願衰落”。
魯比奧說:“如果這兩天我在哈瓦那身居政府要職,我至少會有些焦慮。”
而1月11日,川普在其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再次語無倫次地叫囂:“不會再有石油或資金流向古巴——一分錢也不會!”
這一系列進展,進一步加深了全世界古巴革命支持者們長期以來的擔憂:古巴共產黨和革命政府需要優先“焦慮”的,已不再是簡單“鬥獸棋”式的軍事鬥爭,而是抑制和阻擋可能由委內瑞拉引發的兩種次生災害——物質危機和“士氣困境”,避免它們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對於前者,具體來說,古巴在自身長期存在的糧食安全困境之上,增加了自本世紀以來賴以維持的主要物質基礎——石油,以及其支撐的重要二級能源——電力的危機。
川普在1月11日的威脅帖子裡稱“多年來,古巴一直依靠委內瑞拉提供的大量原油……”。不幸的是,一貫滿嘴跑火車的他,在這點上說的基本是實話。
眾所周知,蘇聯解體後的1990年代,古巴進入了“特殊時期”,其機械化農業、國營工業尤其電子元件等先進製造業(例如1987年剛剛建成的河松省格瓦拉電子元件廠)完全停擺,居民原有的工業券福利(和食品配給籃子在一起,可定期以超低價“配給”工業品)崩潰、食品籃子遭到嚴重削減,並因此爆發了1994年的哈瓦那動亂和大規模偷渡事件。最終,主要依靠國企轉產和開放旅遊業賺取的外匯,古巴從“特殊時期”走了出來,進入了直到疫情前“雖困難但也能大致維持”的喘息階段。
然而,在美國複雜的制裁政策下,古巴“搞到外匯”、與“獲得工業社會的根基——能源”,是不能直接劃等號的。
與美國決裂後的三十年間,古巴人已深度依賴廉價的蘇聯石油,依託其建成了一定程度的工業和現代軍隊、建立了可在經互會內運作的計畫經濟。蘇東劇變後,雖然葉利欽仍向古巴出口原油、同屬石油出口國的墨西哥和古巴“扶植”的安哥拉等也能補充一部分,但價格或落地成本都大幅超出了當時古巴財政的承受能力,使古巴工農業一直處於“無法開動、產量下降、創匯不夠、能源不足、無法開動”的惡性循環狀態。
1998年查韋斯上台後,委內瑞拉逐漸與古巴簽署“石油換醫生”等一系列協議,古巴才部分跳出這一困境,進入了前述的喘息期。馬杜洛執政初期,委內瑞拉每天可向古巴供應原油10萬桶以上;雖然無法使古巴工業和機械化農業恢復至蘇東劇變前的水平,但加上墨西哥、俄羅斯、安哥拉等友好國家供應和古巴本國每天5萬桶的油田產量後,足以大致維持古巴的交通工具、陸軍訓練和居民電網運作。
然而,最近十餘年來、尤其新冠疫情暴發後,委內瑞拉石油產量在包括美國製裁在內的多重因素影響下持續走低。到近期,委對古巴的原油供應至少已下降了65%,一些悲觀估計甚至認為下降了75%至90%。一般估計認為,2025年,委內瑞拉對古巴的實際供油能力已低於辛鮑姆領導下的墨西哥。
與此同時,在新冠疫情(導致古巴封國,喪失了最重要的旅遊業來源長達一年十個月)加上隨後連續發生的颶風、洪水等自然災害衝擊下,古巴經濟出現大幅下滑。疫情暴發前幾年,古巴每天的原油消費需求至少15萬桶(西恩富戈斯超級煉油廠的設計產能),疫情初期尚有12萬桶,目前在盡力勒緊褲腰帶的情況下,進一步降至約10萬桶,基本逼近維持國家運轉可接受的底線。
綜合埃菲社、PBS、新加坡《商業時報》和路透社等資料,哈瓦那去年從委內瑞拉獲得的原油平均每天為2.65-2.74萬桶;綜合其他信源,川普開始在加勒比海上公開搶劫各國油輪之前的最近三個月,委內瑞拉每月向古巴派出三到四條船,平均下來每天對古輸送原油3-3.5萬桶。
“1·3”事件後,美國的海盜行動大幅加碼;雖然1月11日委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再次表態,不會屈從美國要求、切斷對古供油,但就AIS船舶應答資料看,目前從委內瑞拉駛往古巴的油輪已經清零。雖然理論上仍存在關閉應答器、繞開海面美軍艦隊對古輸油的可能性,但至少在公開層面,截至筆者完稿時,委內瑞拉對古巴的石油輸出已經完全被攔截——由上文可知,這每天3萬餘桶的原油補給缺口,相當於古巴當前總能源需求的四分之一和總石油缺口的一半。
現在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是:對古巴來說,如不考慮替代能源形式,這些來自委內瑞拉的石油虧空在短期內有代替方案嗎?
實際上是有的,但是非常難辦到,而且需要其他兄弟國家的強力進場支援。
從境外來源角度,俄羅斯這個傳統盟友自從蘇聯解體後一直不靠譜,早在去年加勒比局勢緊張之前,俄羅斯對古巴售油平均每天僅5000桶,還不到墨西哥(13000-19000桶)的一半。為什麼是墨西哥?因為後者的左翼政府是革命古巴的強力支持者——最近兩屆執政的奧夫拉多爾和辛鮑姆在內政和拉美外交事務上通常被視為“激進左翼”,他們頂著華盛頓外交施壓,對古巴提供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幫助。
問題在於,墨西哥全國上下在美國手中的把柄實在太多,當美國壓力超過某個閾值時,他們是會慫掉的。不久前的“被迫對華加征關稅”事件充分證明,墨西哥執政黨的“民主社會主義”理念不足以壓倒全方位的短期利益權衡。當同樣大幅加碼的對古壓力真正落到墨西哥政府頭上時,他們大機率同樣會慫掉。
事實上,根據AIS資料,川普二次上台以來的2025年1-10月,古巴從墨西哥的石油進口量已逐漸降至每天5000桶,比2024年同期下降了73%,剩下的部分是辛鮑姆以“人道主義援助”的名義才得以維持。如果川普就此對墨西哥再次極限施壓,古巴面臨石油進口管道完全斷絕的風險。
好的一面在於,古巴其實並非貧油國,只是開採十分麻煩。
位於古巴北部海岸的重質原油邊緣地帶(HCNF),2017年估計有原位油儲量13億桶,這還未計算位於遠海的海底油田;但易開採的巴拉德羅油田可採儲量估計僅7300-9100萬桶。自本世紀以來,古巴油氣公司通過引入水平井法(HPM),大幅提高了開採能力。綜合不同來源資料,疫情前的產能峰值時期,巴拉德羅油田可日產3.1萬桶,而全國每日產能可達5-6萬桶;當時的西方分析甚至認為,如能解決投資問題,古巴有希望擺脫委內瑞拉,變成石油淨出口國。
2021年時,古巴在當地打出了長達7710米的1011號水平井;2024年3月,在中國幫助下,他們再次打出了長達8047米的1012號水平井,刷新了古巴的技術紀錄。據馬坦薩斯26號廣播電台報導,2024年古巴全國油氣產量同比增長11%,而2025年的預測表明,即使不動深海儲量,北方重質原油帶仍存在繼續鑽探的可能性。
然而,石油的開採和使用並不是像策略遊戲裡那樣簡單的。油井的生產一經開始就難以關閉,其產出原油的轉運、儲備和使用,應當是一個通暢的連續過程;一旦某個中間環節未理順,就可能產生大量的浪費。
古巴國產的高硫重質原油如果直接使用,基本只能用於火力發電和製造瀝青;而古巴的重油火電廠近年頻繁遭到颶風等襲擊停工檢修,運轉的也遠低於裝機容量。交通工具和武器裝備使用的精煉油、尤其高品質油,需要煉油廠,但由於能源缺乏,古巴的煉油廠目前大都處於關閉或低水平運行狀態。更糟的是,2022年馬坦薩斯油庫事故損失的大約100萬桶儲量至今可能還未完全恢復——總之,幾乎每個環節都存在磕絆之處。
一些跡象表明,近年古巴可能在進口石油同時,賤賣了一些自己開採出來、卻無法在合理周轉空間內精煉或消耗的重質原油。這是一個單靠提升採油能力無法解決的惡性循環,就像泥坑陷車一樣,唯一的破局方法是外力以大規模投資介入,將車輪從坑裡推出來。
對古巴來說,油料不足,意味著輕重工業無法運轉、農機和交通工具趴窩、軍隊的雷達和防空導彈陣地無法保持值班、化工廠和建築工地缺乏原料,國家的另一個重要外匯來源——鎳礦採掘行業無法正常開工。然而,最大的直接問題在於,重油火力發電廠的發電量,在目前古巴全國總發電量中的佔比高達84%;如果算上全部化石燃料,則高達95%(以裝機容量計算)。
筆者在去年7月的文章(《川普要強化制裁!內外交困,古巴革命如何突出重圍?》)中曾多次提及古巴最近兩年嚴重的停電問題。這與頻繁過境的颶風和其他自然災害、輸變電系統老化、火電廠年久失修、電網不穩定等許多因素均有關,但一些長時間的限電停電,包括但不限於2024年3月的大規模停電(當時聖地亞哥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10月的全國限電、剛剛過去的2025年12月首都大停電等,普遍認為根本原因是重油供應不穩(以及尚在修復中的馬坦薩斯油庫庫容問題)導致的地方性火電燃料缺口。
根據“社會主義中國之友”網站的報導,去年古巴用電缺口平均約1200-2000兆瓦;古巴總理馬雷羅在去年12月宣佈向電力系統撥款11.5億美元時指出,當時的電力缺口已超過2000兆瓦。
對於能源危機,古巴政府並非什麼準備都沒有做。早在2001年,古巴就將上文提到的河松省格瓦拉電子元件廠(該廠原本面向經互會華約國家的電子工業體系,因此建成即崩盤,整個1990年代該廠的電子工程師們實際上靠做水果罐頭維持生計)重建成了當時還算是技術前沿的太陽能廠,2008年時,他們製造的太陽能電池板已能向委內瑞拉出口。古巴自身缺乏高純度的矽原料和太陽能輔材,但疫情前幾年,該廠已與中國建立了供貨關係。
太陽能產業最初只是古巴作為社會主義政府為脫離於國家火電電網之外約2萬戶農村零散無電戶準備的“補缺”工程,但在委內瑞拉麵臨石油減產乃至最近的生存危機後,突然變得對整個國家異常重要起來。
2020年7月,古巴政府開放個人免稅進口太陽能裝置部件自用(由於複雜的涉外行業、移民僑匯情況加上勞爾十餘年的個體私營改革,古巴境記憶體在一個持有足夠現金的相對富裕階層,這個在後面會進一步講到);2021年冬季,就在古巴從“封國”中重新開放時,國營電子科技集團Copextel開始銷售直接從中國進口的1千瓦並網太陽能電池板,在古巴晴天可發電5度,雖無法帶動空調和早年古巴政府曾大量當成福利發到基層的電飯鍋等,但能滿足一戶普通家庭的大部分基礎用電(如照明等)需求。
2024年起,在中國裝置支援下,古巴原有的太陽能發電計畫大幅提速,升級為一個規模空前的“發電太陽能化”計畫,要求在2025年底前建成55座太陽能發電廠、建成總裝機容量1200兆瓦,並在2028年前再建37座,以期屆時能大幅緩解委內瑞拉石油缺失帶來的衝擊。例如,去年11月底在西部阿特米薩省並網發電的“巴巴多斯烈士二號”電站一期工程,裝機容量5兆瓦,每年能減少國家1.8萬噸石油進口需求。
然而,儘管截至2025年1月古巴電力行業對石油的總體依賴已從100%下降至95%、晴好天氣時刻的太陽能並網發電量已可達全國即時發電總量的30%,但即使新計畫一切順利,要將電力行業對石油的總體依賴降至75%,也要等到2030年。川普的動作不僅比原本預計的要快,而且猛烈得多。
這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古巴需要撐到自己浴火重生的時刻。
相對石油問題更容易被忽視的是,考慮到古巴的糧食自給現狀,川普近期對涉委內瑞拉油輪“海盜式”追捕的行為模式,給古巴的糧食安全也引入了新的潛在變數。
古巴糧食困難其實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從革命以來古巴一直實行基本食品配給制度,雖然各種食品都存在短缺,但曾長期在總體上避免了饑荒和拉美國家普遍存在的、出現一個穩定營養不良下層階級的現象。後來委內瑞拉也學去了這種制度,但馬杜洛在連任壓力下將投票記錄與配給“領取權”掛鉤,造成了極差的內外觀感。
目前古巴糧食供應主要是按戶發放超低價配給的“糧食本”(Libreta de Abastecimiento),在糧店Bodegas和副食店Placitas兌現。但自蘇聯東歐劇變以來,糧本通常無法滿足一戶家庭的營養需求,實際上古巴人都仍需要去市場自購一部分糧食,包括但不限於內貿部管理的自由農業市場(MLA)、農業部管理的限價農業市場 (Mercado de Productos Agrícolas a Precios Topados)、城市(花園農業)市集、副食品商店、每月一次的集貿市場(Ferias Agropecuarias)、青年勞動軍(EJT)的供銷社,以及黑市和“社交”(Sociolismo)——“社交”是古巴在漫長短缺歲月裡發展出的互助文化,本身並非是壞事,但當參與者挪用自己受權掌管的國有財產去“互助”別人時,就構成了客觀腐敗。
蘇聯解體前後至2000年,古巴糧食進口依存度逐漸下降;但這並非本土糧食生產獲得了大幅增加,而只是由於缺少外匯進口糧食,伴隨發生的是古巴人消費的食品總量也一併下降了。進入本世紀後,隨著古巴經濟恢復,人民對食物品種和數量的需求增加,古巴糧食進口依存度再次回升;川普二次上台前的最後幾年,古巴國內大約70%的食品需求依賴進口,已逼近蘇聯解體前依賴經互會時期的最高水平(1980年及之前)。
問題是,如今這個世界沒有經互會,只有冷冰冰的國際資本市場。疫情期間古巴“封國”,完全喪失了旅遊業收入,加上第一屆川普政權末期加碼的對古制裁中禁止了美籍古巴人對古巴國內的僑匯,而拜登政權將這部分制裁基本維持下來;“外匯見底”、“制裁加碼”與國際糧價暴漲三大因素共同作用,導致古巴能購得的糧食也進一步減少。
那麼,古巴人為什麼沒有起碼對主糧實現自力更生呢?
以中國人熟悉的大米為例。大米是古巴重要主食,僅次於木薯和紅薯。在實施配給包制度、實際消費尚有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古巴人均大米年需求量超過120斤,全國1100萬人口年需求量約70萬噸。
蘇聯解體前,古巴的最高稻米年產量為53.9萬噸(1986年);蘇聯解體後,優惠化肥、石油來源全部斷絕(後者導致農機利用率驟降),加上美國製裁和一些政策失誤,古巴的國營集體農場均出現嚴重減產和大片稻田拋荒。
1991年後至疫情前,巔峰時期的豐年,古巴也只能生產稻米30余萬噸(因統計口徑、如稻穀是否脫粒等,不同部門數字有差異),且這個產量驚人地不穩定,個別歉收年份甚至只生產了9萬噸。雖然這一時期古巴逐漸發展出了城市居民在陽台、屋頂、廢棄地段等開荒的“花園農業”文化,但能解決的主要是蔬菜,城市生產的極少量澱粉作物不足以影響全國糧食大局。
“糧食不能自給”在失敗國家扎堆的中美洲-加勒比地區其實並不罕見。但作為社會主義政權,為了保障人民生活、維持配給包制度總體持續運轉,古巴政府不得不每年優先花費數以億美元計的寶貴外匯,從越南等國進口大米40-60萬噸;這個量換算成船數也不多,卻意味著受制於人,不僅對海上封鎖敏感,而且白白消耗了本應投入農業的財政預算。由於缺乏投資,數百萬公頃國有或集體肥沃土地拋荒、被一種叫“marabú”的灌木覆蓋,砍伐這些灌木燒炭的“消滅marabú運動”一度成為古巴一項創匯來源。
古巴黨和政府早就意識到,這種“外購口糧-無錢種糧-主糧低產-外購口糧”的惡性循環是非常危險的。
早在2008年,剛執政的勞爾就下令向民間分配國有土地,私人可以申請領取一定數量土地的十年免費耕作權自己開荒,農產品歸自己所有、且可以在自由市場上出賣,實際上推行了類似“包產到戶”的政策。從那時起,約有149.7萬公頃國有土地被分給了17萬法人,其中97% 是個體戶。
然而,由於缺乏農機水利投資、青壯年人口不足,筆者可找到的最新資料裡,古巴可耕地拋荒率仍高達51.2%;加上古巴歷史上城市化速度太快導致今天返貧的一代城市人忘記了農村生活,77%領到土地的人缺乏農業技能經驗,加上當時政策仍有許多教條主義限制、化肥嚴重短缺等,收成並未獲得顯著提高。
2012年,古巴進一步放寬政策,允許國家土地的私人使用者建造糧倉等必要設施。當年通過的《2012-2016年水稻整體發展規劃》要求,到2016年,全國水稻播種面積應恢復到253萬公頃,水稻產量應恢復到53.8萬噸歷史峰值,其中國家應掌握46.2萬噸,從而實現2/3的自給,但該計畫最終並未實現。
由於這樣極差且不穩定的自給水平,古巴的大米極度依賴越南等國出口(以前還依賴美國和巴西。早年美國對古制裁不限制農產品)。雖然目前尚無類似委內瑞拉油輪被美海軍直接圍捕那樣的封鎖實例,但之前越南因疫情無差別限制糧食出口時,古巴就已經出現了嚴重問題。食品供應在古巴社會契約中是政府的保障義務,糧食和一些其他基本生活消費品短缺,是古巴2021年7月“祖國和生活”動亂的根本內因。
上面糧食部分只討論了大米一種作物,容易給人造成一種“他們什麼糧食都種不好”的印象。其實,古巴人最重要的主食、繼承自加勒比泰諾土著的古老口糧:木薯(cassava)和紅薯,是可以自給的,而且近年產量可能略微超出全國消費量:
事實上,古巴的基本配給籃子(即“糧食本”)雖然近年來通常都無法按時完整到貨,但其包含的貨品清單卻一點也不“基本”,完全不同於中國1990年代前糧店僅有粗糧、細糧與油料的局面。除米、油、豆類和木薯產品外,它包含了一大堆副食品,從粗糖、精糖、食鹽,到咖啡、牛肉、火腿、鮮雞蛋、兒童鮮奶,乃至餅乾、奶粉之類中國人直到30-40年前還視為一定程度上“奢侈品”、且位於熱帶的古巴按常理就不可能自給的東西。
在蔗糖不斷減產、大米等基本糧食安全未解決的情況下,古巴政府將大量農業科研資源投入到在熱帶種小麥、培育熱帶荷斯坦奶牛這樣的項目上,每年為補貼乃至直接進口這些東西耗費數以十億計的外匯美元;甚至在與美國左派組織對接支援時,會點名請求捐贈乃至購買魚肝油、嬰兒奶粉和一些中國人視角裡更加離譜的東西,每次都數量頗大,顯然不是為了個別高幹“權貴”,而是對某種地域/行業/身體狀況分類的群眾集體發放的。
按中國人自己上個時代經驗得出的慣性思維,可能難免會想:困難時期還搞這些有的沒的,集中保證幾種主糧供應、剛夠所有人飽腹,不比這樣“列一大堆名目全缺貨”強多了嗎?
對當年的我們自己,這是可以的,因為解放初期的新中國處於明顯可感的爬坡趕超處理程序中,而且除了廣東幾個靠近香港的村鎮、新疆伊塔邊境和存有強烈舊時代記憶的上海之外,絕大多數地方的城鄉居民,潛意識中缺乏直觀的“敵人在吃什麼”對照。
然而,對古巴而言,這兩個條件都不具備:
一方面,自從蘇聯解體後,古巴就缺乏一種“參與世界進步宏大敘事”的使命感,在漫長而看不到希望的美國封鎖中,“維持”從革命的短期代價逐漸變成了生活本身;
另一方面,古巴全國緊貼著美國佛羅里達州,民間還存在昔日與美國各種交往的模糊集體記憶,十分之一的古巴人在美國有親友。古巴兩個最大的城市中,首都哈瓦那是“天子守國門”(古巴島離美國的最近點),而東南一隅的聖地亞哥緊靠著革命勝利之初未能趕走的美軍基地,駐紮著古巴唯一的陸上邊防部隊。
這種環境決定了古巴遠比“左”右兩種敘事刻板印象複雜的移民形勢和“士氣”分佈,並直接影響“古巴領導人是否可能被一波‘1.3’式‘搜打撤’行動帶走”這類問題的答案。限於篇幅,筆者將在另一篇文章中討論。 (底線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