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怎麼了,將往何處去?這是每個人都關心的問題。在中歐Global EMBA課程近期舉辦的“中國經濟展望”論壇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斌指出,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再平衡”的過程中,這是關係到每個中國人的錢包、每個家庭的未來、每個企業生死的深刻變革。他提出的三個“再平衡”方向和對2026年的宏觀判斷,或能為我們撥開迷霧,助我們看清前路。
今天,我想從一個不同的視角,與大家探討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的深刻變革。
在開始之前,我想與大家分享我繪製的一張新圖。這張圖對比了中國政府設定的GDP增長目標和實際實現的GDP增長率。我用綠色虛線將2001—2025年這個時期一分為二,2001—2011年是前一個時期,2012年至今是後一個時期。
“增長奇蹟期”(2001—2011年)
如圖所示,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的十年,政府在設定經濟增長目標時很是謹慎,將目標定在7%~9%的區間內。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推出了四兆元人民幣的財政刺激計畫,當時的目標也是適度地設定在8%。
但是,在這十年間,中國實際GDP增長率遠高於目標。雖然四兆刺激計畫對中國經濟是好是壞尚無定論,但它確實拯救了世界,當其他國家和地區陷入困境時,中國保持了約10%的增長率,為全球經濟復甦提供了有力支撐。中國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奇蹟的根由,可以用一個公式來解釋,那就是“成功=IQ×EQ×機遇”。其中,IQ(“智商”)和EQ(“情商”)影響供給端,而機遇影響需求端。
IQ指的是一個國家的資源稟賦,如勞動力和資本等。這一時期中國擁有豐裕且年輕的勞動力(即“人口紅利”)和高儲蓄率帶來的高資本供應量。
EQ指的是一個國家利用資源的效率,在經濟學中被稱為全要素生產率(TFP)。這一時期中國在技術上快速追趕,同時改革開放政策帶來了制度紅利,讓中國能夠高效地利用資源。
在IQ和EQ兩者共同作用下,中國形成了強大的生產供給能力。但是,如果生產的東西賣不出去,儘管其價值作為存貨投資計入了當期的GDP,這種靠存貨投資帶來的增長不可能持續。幸運的是,中國經濟遇到了全球化時代這個機遇,全球市場為中國產品提供了巨大的需求,中國生產的東西不愁沒有買家。
這個時期的中國經濟處於一個扭曲型高增長均衡。
➊高儲蓄支撐高投資,帶來高產出;高儲蓄意味著低消費,從而形成對出口的高依賴。
➋對出口的高依賴導致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目標是延緩人民幣升值步伐。為此央行需要發鈔購進高出口帶來的大額外匯。高外匯累積的結果就是高外匯儲備,它對應的就是央行購匯的高人民幣發行量(被稱為外匯佔款)。
➌高外匯佔款意味著貨幣持續超發,增發的貨幣流向房地產,導致房地產價格高企,財富分配愈益不均,社會矛盾積累,進一步改革阻力重重。
“新常態期”(2012—2025年)
扭曲型高增長的終結是必然的。從2012年開始,中國進入了“新常態”時期。“新常態”這個詞意在表達中國經濟告別由數量驅動的舊發展模式,轉向由質量驅動的新發展模式。
這些年來,儘管GDP增長目標已從7.5%下調到5%左右,但實現起來仍有壓力。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來看,都有很多掣肘和不利因素。雖然很多人希望政府出台強勁的宏觀刺激政策來讓經濟恢復快速增長,但我認為這不會發生。在通盤考慮和權衡長期目標、中期轉型與短期困難後,政府的短期政策導向看來是以穩定為優先項。
所以,我認為我們首先必須接受正處於“新常態”的現實,即中國經濟不會再像2010年之前那樣高速增長了。
1 全球化時代終結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世界進入了“逆全球化”時代。中國貨物出口占GDP的比重從2007年的34.1%下降到了2025年的19.3%。曾經為中國產品提供巨大需求的全球市場,現在正遭受貿易保護主義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劇烈衝擊。
2 人口紅利消失
自2010年以來,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與非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不僅是勞動力短缺,更是儲蓄率和投資率的下降。如下圖所示,中國的儲蓄率從2010年的50.6%下降到了2024年的43.4%,同期投資率從46.1%降至40.6%。
3 全要素生產率負增長
最令人擔憂的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負增長。據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問題專家伍曉鷹教授的研究,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在2001—2007年為2.1%,在2007—2023年期間為負增長,其中2007—2012年為-2%,2012-2023年為-1%。
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可能源於技術倒退,但中國的技術水平在這個時期無疑是在不斷進步的。那麼,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只能歸因於資源配置機製出現了問題,導致資源使用效率變低。
面對這些挑戰,中國經濟需要實現三個關鍵的再平衡。
一是在國有部門政策和民營部門政策之間實現再平衡,落實好兩個“毫不動搖”的國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援、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目前,這第一個再平衡的方向須是將政策支援向民營部門傾斜。
十年前我曾提出過一個“門縫理論”,被羅振宇在他的“羅輯思維”節目中介紹過。這個理論的核心假設是中國的民營部門沒有得到足夠的自由和空間去做事情,它們是通過一道“門縫”做事,在夾縫中生存。由此我得出結論:如果能把政策門縫開大一些,給民營部門更多空間,經濟就會向上向好。
不過,最近兩三年總有學生對我說:“教授,你的門縫理論不靈了。即使門縫變寬了,也沒人進去,因為擔心進去後門會被關上。”確實如此,門縫效應的實現需要民營部門對政策有信心、有信任。所以,在政府方面,最重要和緊迫的是建立政策的可信性。
二是在投資和消費之間實現再平衡。大家都在談論促消費的重要性,但如何才能讓消費增長呢?我認為最關鍵的還是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方面,中國是相對較低的。根據經合組織(OECD)資料,以居民可支配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在2010—2023年的平均值作為衡量指標,巴西為84.2%,美國為82.6%,法國為77.5%,俄羅斯為73.7%,日本為72.4%,韓國為61.9%;北歐福利國家這一比重較低,最低的挪威是54.4%。而以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國民收入計算,同期中國的這個比重為43.2%。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得不到提高,他們的消費就難以提高。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明確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是實現投資和消費之間這第二個再平衡的方向。
三是在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上實現再平衡。當今世界,中美兩國的經濟總量已遠超其他國家;在即將重塑全球經濟的新技術開發應用上,中美兩國也處於領先地位。而此時川普奉行新“門羅主義”(他自稱為“唐羅主義”),將注意力集中在美國及其周邊地區,這為中國打開全球新格局中的“中國空間”提供了機遇。
我認為,現在是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塑造負責任全球領導者角色的時候了。作為一個在經濟和科技等方面都很強大的國家,中國可以展現出有擔當的領導力,倡導求同存異、合作包容的開放區域主義,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廣交朋友,推動建立一個開放包容的全球合作共同體。在全球事務中實現從競爭向合作的再平衡,不僅對中國有利,也對世界有利。
如果用一個詞來描述2026年,我會選擇“機遇”(Opportunity)這個詞,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萬事開頭難”,對第一步我們總是會更認真和謹慎地對待。我相信,在中國政府將穩定作為短期優先項而不出台強刺激政策之時,會更倚重“門縫效應”,在更多的經濟領域開大“門縫”,讓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發揮更大作用。
其次,今年的國際形勢對中國有利。人們總說川普帶來不確定性,但實際上,在川普第二任期開啟一年之後,川普想做什麼變得很確定了。川普的所有行為都圍繞著“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這個總綱,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國和周邊地區。遏制中國的發展是美國的長期目標,但不是川普政府目前的優先事項。中美元首去年在韓國見面,今年4月川普將訪華,這為2026年定下了一個中美更多合作、更少對抗的基調。
當然,對抗仍將是中美之間的主旋律,但這將是一個漸進的、長期的過程。從長遠來看,兩國會在經濟、科技、地緣政治等方面更加防範對方。但在短期內,我認為兩國之間的合作可能會比大家所預期的要多。
整體來看,今年的國內外條件相對有利,為希望有所作為的人們,如年輕人和企業家提供了機會窗口。希望大家利用好這個機會窗口,在個人事業和企業發展等方面積極行動。
我知道,過去幾年我們經歷了一段較為困難的時期,大家並沒有太多的樂觀情緒,因為經濟發展緩慢,就業機會不足,收入增長也不如預期。
但我們應該認識到,人有起起落落,經濟自然也有起起伏伏。中國經濟正處在艱難的轉型期,這個過程中會有積極的一面,也會有消極的一面。中國經濟中的部分領域,比如人工智慧和新能源等增長很快,而其他一些領域則處境艱難。雖然很艱難,但中國經濟轉型和再平衡勢在必行。這個過程中會有機會窗口,我們應該保持積極敏銳的態度,去抓住機會。
在中國經濟艱難轉型的過程中,我們應直面困難,始終保持信心。中國從來不缺充滿幹勁、富有雄心壯志的人,這也是“內卷”的緣由之一。同時,當情況不樂觀時,也會有一部分人滑向另一端陷入躺平的陷阱,認為“不管做不做,一切都不會有什麼不同”。但功不唐捐,做與不做,結果大不相同。“躺平”不是中國人的傳統,在這個經濟轉型期我們需要充滿勇氣,心懷樂觀,尋找機會,努力去做一些能改善自己、家庭和企業的事情。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只有繼續卷才是出路。就像國家經濟需要再平衡,我們每個個體也需要在“卷”和“躺”之間找到平衡。“內卷”和“躺平”都不是出路。能夠帶我們走向成功和幸福的,是有智慧的平衡。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