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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豪賭：新保守主義經濟學回歸
徐瑾：從國際對比來看，早苗經濟學看似帶有濃厚的凱恩斯主義色彩，強調財政擴張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但結合保守政治特質，本質是新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回歸。
日本，重歸世界輿論中心。
高市早苗的壓倒性勝利出人意料，日經股市當日大漲。這不僅暴露出外界對其支援度的低估，更暗示對她即將帶來的早苗經濟學變化或有誤判。國際社會可以不贊同高市早苗的政治觀點，也可以反對她的經濟主張，但不得不承認，對其政策動態必須給予重新審視。
從經濟角度而言，早苗經濟學的出現是偶然還是豪賭？也許，與阿根廷的米萊經濟學、聯準會主席華許的政策主張類似，它暗示了保守主義在經濟學領域的趨勢抬頭。
2026 年 2 月 8 日，日本選舉開票結果揭曉。這場歷時僅 16 天的閃電選舉，讓上任僅三個月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了蛻變：從最初被認為執政根基脆弱，到一躍而起成為手握絕對立法權的強勢領導人。
此次，高市早苗領導的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斬獲 316 席。這一數字具備特殊政治意義 —— 自民黨單獨席位突破眾議院三分之二多數，意味著其有能力推翻參議院的否決意見，在憲法規定範圍內推動爭議法案的立法。
可以說，日本政壇進入了 “高市時刻”，這一結果突破了不少人的預判。此次高市早苗帶領自民黨拿下的席次，突破了 2009 年民主黨獲 308 席以來的戰後單一政黨紀錄，成為二戰後日本單一政黨在眾議院獲得的最高席次。這是自民黨之得，也意味著在野黨之失。以往自民黨始終與公明黨聯合執政，形成經典的 “自公體制”，而此次自民黨單獨席位已達絕對多數。日媒評價，這標誌著 “自公體制” 的實際終結，日本邁入高市早苗主導的強勢執政時代。相較於昔日的安倍晉三，高市早苗不僅手握更穩固的立法權，民意基礎也更為堅實，這也讓日本政壇的保守化傾向愈發明顯。
不僅東京金融街的從業者關注這一話題，海外經濟圈也在關注，核心問題直指：作為安倍經濟學的繼承者，高市早苗將把日本經濟帶向何方？答案其實早已暗藏在其政策主張中 —— 她提出的經濟政策被稱作 “早苗經濟學”(Sanaenomics)，也被外界視為安倍經濟學的 2.0 版本。
高市早苗在政治上的保守化和進攻姿態自不待言，其經濟政策，同樣體現出鮮明的保守特質。
早苗經濟學被視為安倍經濟學的加強版，實則比起安倍經濟學，它的施策更為進取。核心邏輯是通過激進且有針對性的手段，刺激日本長期低迷的內需。
首先，以財政政策主導擴張，主張通過大規模財政投入，重點向高科技、國防產業等戰略性領域傾斜。其次，貨幣政策傾向寬鬆。當前日本已經走出通縮，甚至顯現通膨壓力，日本央行為此已有升息舉措，而高市則對此保持高度謹慎，主張維持寬鬆的貨幣環境，避免過快加息扼殺經濟復甦勢頭。最後，配套經濟政策試圖通過提升勞動生產率推動薪資增長。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明確反對過早加稅，在大選之前更是階段性取消食品消費稅，這一舉措也成為其選舉獲勝的一大助力。
高市早苗的經濟主張，尤其是財政政策，遭遇不少非議。對內，日本掌握財權的財務省長期主張平衡預算，是政府中秉持財政穩健理念的強勢機構，對於擴張性財政政策始終態度審慎；對外，日本的國債規模一路高漲，繼續強調擴張性財政，引發外界對日本債務可持續性的深度擔憂，市場不乏對日本或將陷入債務深淵的預判。
該如何評價早苗經濟學？對應於高市的口號 “工作、工作、再工作”，其背後的經濟邏輯正是 “發展、發展、再發展”。一方面，從財政層面而言，其寬鬆並非無差別的廣泛 “撒錢”，而是有條件、有導向的寬鬆。高市早苗對財務省的財政健全化主張早有公開批判，認為過度強調財政健全化會束縛日本的發展步伐，其戰略扶持和補貼的行業也多聚焦於半導體、AI、量子計算等高科技領域。另一方面，對於外界的債務擔憂，她的應對策略其實中國人並不陌生，那就是讓問題在發展中解決，所有政策均圍繞經濟復甦核心展開。貨幣政策上明確反對過快加息，本質是為了避免抑制居民消費與企業投資意願。對比直接發錢的福利政策，早苗經濟學更偏向供給側改革，同時通過食品消費稅減免等舉措貼合工薪階層的切身利益。
可以說，這些舉措也暗中契合了不少日本選民的集體認知 —— 這是日本最後一次爭奪大國地位的關鍵機會。
無論對這場選舉的結果感到多麼意外，這一結果的本質，都是日本民眾對穩定與強勢領導的迫切渴望。這一切是否讓你想到川普的競選口號 “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重新偉大）？確實，兩人某種意義上都屬於保守主義陣營，其政策主張均貼合了本土民眾對國家發展的期待。
站在安倍晉三的政策延長線上，高市早苗無疑擁有更好的起點，得益於日本經濟的階段性復甦，其經濟政策也有了更多揮灑空間。
評判經濟政策，不能單純以 “寬鬆與否” 為唯一標準。在過去，日本深陷 “失去的 20 年” 甚至 “失去的 30 年” 時，單純的寬鬆政策收效甚微，彼時的日本經濟如同不願喝水的馬，再怎麼推動貨幣與財政寬鬆，也無法啟動內生增長動力。這正契合貨幣政策中的經典 “推繩子效應”（pushing on a string）—— 貨幣政策如同繩子，“能拉不能推”，收緊政策容易見到效果，但寬鬆政策在經濟低迷期卻往往乏力。
但如今的日本經濟已今非昔比，正逐步走出漫長的衰退期，進入復甦通道，就業市場也同步回暖，此時的寬鬆政策才有可能真正發揮效用。經濟政策的價值，從來不在於政策本身的優劣，而在於政策與當下經濟體制、發展周期的匹配度。
從外界批判最多的財政政策來看，2026 年的日本預算堪稱日本史上最具擴張性的預算草案，總預算首次突破 120 兆日元，達到 122.3 兆日元，較上一年增長 6.3%。
對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而言，沒有比財政帳單更能反映核心導向的資訊，錢投向那裡，政策關注就在那裡，選民的支援也往往聚焦在那裡。審視日本的核心支出方向，便能清晰看到日本社會的現實壓力。一方面，社會保障因老齡化加劇成為最大支出項，達 39.1 兆日元；其次，日本的債務償還壓力隨利率升高而持續加大，利息支出大幅反彈，2026 年日本國債費（利息與本金償還）首度突破 30 兆日元；最後，高市將政策核心放在成長戰略行業，投入 18.3 兆日元，重點用於半導體、量子計算和 AI 產業的補貼與研發支援。
如果扣除利息支出，再剔除通膨影響，日本基礎性財政支出實際增長率約為 3.8%。這一數字看似仍處於高位 —— 安倍晉三時期財政支出的實際增長率通常僅在 1%-2%，但關鍵差異在於資金的使用方向。若按照消費性支出（如養老金、基礎福利）和投資性支出（如 AI、數字基建、高端製造）劃分，此次投資性支出的增幅創下歷史新高。可見，其政策核心是試圖通過 “適度舉債” 換取未來的稅收增長，讓債務成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而非單純的財政負擔。
日本經濟的核心痛點之一是人口老齡化，社會財富大量集聚在老年群體手中。在過去，因日本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老年選民在選舉中佔比居高不下，觸動福利尤其是老年人既得利益的政策基本等同於政治自殺，甚至有日本政界人士對筆者感嘆日本政壇存在 “銀髮獨裁” 的現象。無論是在野黨還是自民黨內，多數政客都不敢輕易觸碰福利體系的改革。
高市早苗作為日本政壇的異類，恰恰體現在福利改革與財政支出的重構上。她推動將部分消費性支出從養老金等傳統領域，轉移到國家戰略產業的投資上；針對高資產老年群體，推行 “按負擔能力繳費” 的原則，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財政壓力，也緩和了年輕群體對福利分配失衡的不滿。
早苗經濟學的實際效果尚未可知，日本剛好站在經濟復甦的周期節點上。企業盈利持續改善、薪資增長推動個人所得稅增加，讓日本的稅收預測連續創下新高，2025 年度稅收預測達 83.7 兆日元，實現了不計算利息開支的財政盈餘。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一財政盈餘目標，並未將利息支出納入計算範圍。可見，早苗經濟學其實是希望打一個時間差：利用稅收大增的窗口期，將新增稅收更多投入國防和科技產業，實現 “發展優先” 的核心政策目標。
也正因此，即便財政政策飽受 “揮霍” 的批評，日本政府仍宣稱將在 2026 年實現 28 年來的首次財政盈餘（黑字）。這一目標的底氣，主要來自稅收的持續增長，而稅收增長背後，是經濟實質性增長的推動。高市政府似乎認定，即便日本政府的財政支出繼續增加，經濟增長也能讓債務問題在發展中逐步解決，日本的債務佔 GDP 比例甚至已呈現下降趨勢：得益於名義 GDP 的持續增長，按照 BIS 資料，日本政府債務佔 GDP 比例從 2022 年的 227% 回落，目前維持在 209% 左右。
如何評價早苗經濟學？
在全球化的順風時代落幕、逆風時代來臨的當下，各國的經濟政策都愈發注重本土性與針對性，不再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濟 “萬靈藥”。
從國際對比來看，早苗經濟學看似帶有濃厚的凱恩斯主義色彩，強調財政擴張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但結合高市早苗的保守政治特質，其本質是新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回歸。這一趨勢並非日本獨有，而是呈現出全球特徵，高市早苗（日本）、哈維爾•米萊（阿根廷總統）、克里斯托弗•華許（聯準會主席）的政策主張，雖形式迥異，卻折射出同一底層邏輯。
三人的主張雖路徑不同，但深層均指向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回歸，核心都是反對左翼民粹主義的無度擴張，只是因各國國情差異，選擇了不同的實施路徑。高市早苗代表國家保守主義，主張政府強力引導經濟，重點扶持核心戰略產業，支援財政與貨幣的適度擴張；米萊則是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選擇極限緊縮的休克療法，極度排斥通膨，甚至不惜以通縮換取經濟穩定，以此大幅度降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華許代表聯準會的鷹派保守主義，主張縮減聯準會資產負債表，讓貨幣政策回歸中立，強調物價穩定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前提。
可以說，早苗經濟學中的產業扶持思路，與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經濟學自然不同，倒是與國民經濟學之父弗裡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理念暗通，李斯特堪稱保守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也正是保守主義開創了大規模產業政策的先河。
早苗經濟學背後的底層邏輯十分清晰：用溫和通膨配合名義 GDP 增長稀釋債務，用經濟實質性增長掩蓋財政擴張的短期影響。這一策略的實施，建立在日本經濟走出通縮的關鍵節點上 —— 在漫長的通縮期，財政擴張只會帶來更多的壞帳與產能閒置，而在經濟復甦期，適度的財政政策發力，能有效推動經濟增長，對民眾就業和企業經營而言都是利多，這正是順應市場經濟周期的理性選擇。
從 1991 年經濟泡沫破裂至今，日本嘗試了零利率、量化寬鬆、負利率、財政刺激等諸多政策，始終未能真正走出衰退，而如今的日本，正處於經濟周期的關鍵轉折期。此時的政策選擇，不再是 “踩剎車”，而是 “踩油門”，用適度的擴張推動經濟徹底走出低迷，這一判斷存在現實合理性。
當然，高市早苗的政策，也是一場巨大的政治豪賭。地緣政治的爭議暫且不論，單是經濟層面，就始終伴隨著巨大的風險：日本的債務佔 GDP 比例長期超過 200%，2025 年約 230%，仍處於全球主要經濟體的高位，若債務擴張失控，高市早苗或將成為日本經濟的罪人。但如果這場豪賭成功 —— 讓日本的名義 GDP 增長持續超過債務激增的速度，通過稅收增加實現包含利息支出的真正財政盈餘，推動日本經濟進入新的增長周期，那麼高市早苗將被寫入日本歷史，成為帶領日本走出 “失去 30 年” 的關鍵領導人。而如果賭輸了，她個人即便日後賠上政治生命，在政策實施的窗口期也已獲得了政治收益。
這其實正是現代政治的一大弊端：決策者不承擔自身錯誤的實質性代價，所以政客往往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會選擇豪賭，為了看似觸手可及的勝利鋌而走險。學者塔勒布將其稱之為圍繞 “非對稱風險（Skin in the Game）缺位” 的困境 —— 權力日漸與風險脫節，存在 “收益歸己、損失轉人” 的代理問題。
經濟學的殘酷之處，就在於其自有運行規律，甚至比政治更為不確定。所有經濟政策都需要在未知中下注，而歷史只會記住最終結果；對政治家而言，更是如此，人們往往只會記住你最壞的決策，而忽略你所有正確的選擇。
當然，這種全球範圍內的保守主義經濟學回歸，與上世紀 80 年代里根 - 撒切爾時期的保守主義截然不同。如今的保守主義更強調供給側的革命性重塑，尤其是 AI 技術驅動的產業升級；各國對財政紀律都有清晰的認知，反對無底線的債務擴張；更重要的是，地緣政治與經濟政策的融合愈發緊密，各國不再單純強調全球化的自由貿易，而是追求安全邊界內的經濟繁榮。這些組合拳，本質上是回歸本地化，呼應了李斯特式的經濟理念 —— 以國家為核心，通過產業扶持、適度貿易保護等手段，實現民族經濟的崛起，而非亞當•斯密式的自由放任。
這一趨勢也意味著，未來 10 年，全球經濟政策重心與學術風潮將迎來重大轉變：從過去強調公平分配的進步主義敘事，回歸到效率與秩序的保守敘事。當然，這一轉變並非簡單的歷史重複，AI 技術的迭代、地緣政治的重構、貧富差距的擴大等新議題，都將被融入這一新的時代變奏中。 (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