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當前面臨的系統性困境：債務風險已從“規模擔憂”質變為“成本失控”。01. 困境：被“成本”鎖死的財政1、雙重壓力：長期赤字與短期到期高峰長期“失血”：2026-2035財年，財政赤字累計將達22.7兆美元（佔GDP的6.1%），為債務膨脹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燃料”。短期“洪峰”：未來五年，約70%的存量美債將集中到期，意味著當前的高利率環境將直接鎖定未來龐大的再融資成本，構成巨大的市場壓力。圖表1：未來五年約七成美債到期，再融資壓力集中釋放資料來源： Bloomberg，MERIT ASSET MANAGEMENT2、成本失控：利息從“配角”變為“主角”利息支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其增速已遠超基本赤字。預計到2035年，年度淨利息支出將激增至約1.8兆美元，而基本赤字僅為0.8兆美元。圖表2：未來十年利息成本將翻倍，預計2035年達到約1.8兆美元資料來源：CRFB，MERIT ASSET MANAGEMENT這標誌著財政壓力源的徹底轉變：利息支出已成為推高赤字和債務的首要驅動力。政府正在耗盡資源為債務本身融資。圖表3：利息支出越漲越快，財政就越被“借錢成本”牽著走資料來源：CRFB，MERIT ASSET MANAGEMENT3、惡性螺旋：“政策-利率-債務”的死亡循環情景推演發出嚴厲警告：若將“大美麗法案”等臨時支出政策永久化，在利率較高環境下，美國債務佔GDP比重將被急劇推升至134%（遠高於基線預測的118%）。這揭示了一個危險機制：財政政策選擇（如擴大支出）會通過推高市場利率，反過來非線性地加劇債務問題，形成政策自我挫敗的螺旋。圖表4：“大美麗法案”的臨時政策一旦永久化，高利率會把債務率推向134%資料來源：CRFB，MERIT ASSET MANAGEMENT02. 破局：理論上的“三步走”求生路徑1、短期：鎖成本，為改革爭取時間核心目標：一次性鎖定長期低息資金，避免在利率更高時滾動債務。具體路徑：利用特定收入（如關稅）填補減稅缺口，並以此為支點，推動財政一次性大幅上調債務上限，在利率回落窗口加大發行超長期國債、拉長久期，將未來的利息成本“鎖死”在利率回落窗口期。2、中期：化存量，通過改革溫和消化債務核心目標：通過結構性改革與適度通膨，讓存量債務“溫和蒸發”或實際價值縮減。具體路徑：支出改革：為減稅和補貼設定上限並分段續期，同時推動社保、醫保改革，控制最大法定支出項目。通膨管理：維持適度通膨水平，使債務的實際價值被緩慢稀釋。3、長期：做增量，以真實增長跑贏利息核心目標：確保經濟的長期增長率持續超過債務的利息增長率。具體路徑：通過對人工智慧、現代化電網、能源轉型等能夠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未來產業進行戰略性投資。只有把經濟的“蛋糕”做大，才能最終覆蓋並消化債務存量，走出循環。美國債務問題是一場“成本”與“增長”、“存量”與“增量”之間的殘酷賽跑。短期操作空間逼仄，中期改革政治阻力巨大，長期增長能否兌現存疑。最終結局，不僅取決於華盛頓的政治決策，更將取決於市場對這條“三步走”路徑的信心與耐心。美國能否打破自身（及全球）的“債務-利率-低增長”循環，將成為未來十年全球經濟穩定與走向的決定性考驗。 (邁睿資產管理)

徐瑾：從國際對比來看，早苗經濟學看似帶有濃厚的凱恩斯主義色彩，強調財政擴張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但結合保守政治特質，本質是新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回歸。日本，重歸世界輿論中心。高市早苗的壓倒性勝利出人意料，日經股市當日大漲。這不僅暴露出外界對其支援度的低估，更暗示對她即將帶來的早苗經濟學變化或有誤判。國際社會可以不贊同高市早苗的政治觀點，也可以反對她的經濟主張，但不得不承認，對其政策動態必須給予重新審視。從經濟角度而言，早苗經濟學的出現是偶然還是豪賭？也許，與阿根廷的米萊經濟學、聯準會主席華許的政策主張類似，它暗示了保守主義在經濟學領域的趨勢抬頭。2026 年 2 月 8 日，日本選舉開票結果揭曉。這場歷時僅 16 天的閃電選舉，讓上任僅三個月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了蛻變：從最初被認為執政根基脆弱，到一躍而起成為手握絕對立法權的強勢領導人。此次，高市早苗領導的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斬獲 316 席。這一數字具備特殊政治意義 —— 自民黨單獨席位突破眾議院三分之二多數，意味著其有能力推翻參議院的否決意見，在憲法規定範圍內推動爭議法案的立法。可以說，日本政壇進入了 “高市時刻”，這一結果突破了不少人的預判。此次高市早苗帶領自民黨拿下的席次，突破了 2009 年民主黨獲 308 席以來的戰後單一政黨紀錄，成為二戰後日本單一政黨在眾議院獲得的最高席次。這是自民黨之得，也意味著在野黨之失。以往自民黨始終與公明黨聯合執政，形成經典的 “自公體制”，而此次自民黨單獨席位已達絕對多數。日媒評價，這標誌著 “自公體制” 的實際終結，日本邁入高市早苗主導的強勢執政時代。相較於昔日的安倍晉三，高市早苗不僅手握更穩固的立法權，民意基礎也更為堅實，這也讓日本政壇的保守化傾向愈發明顯。不僅東京金融街的從業者關注這一話題，海外經濟圈也在關注，核心問題直指：作為安倍經濟學的繼承者，高市早苗將把日本經濟帶向何方？答案其實早已暗藏在其政策主張中 —— 她提出的經濟政策被稱作 “早苗經濟學”(Sanaenomics)，也被外界視為安倍經濟學的 2.0 版本。高市早苗在政治上的保守化和進攻姿態自不待言，其經濟政策，同樣體現出鮮明的保守特質。早苗經濟學被視為安倍經濟學的加強版，實則比起安倍經濟學，它的施策更為進取。核心邏輯是通過激進且有針對性的手段，刺激日本長期低迷的內需。首先，以財政政策主導擴張，主張通過大規模財政投入，重點向高科技、國防產業等戰略性領域傾斜。其次，貨幣政策傾向寬鬆。當前日本已經走出通縮，甚至顯現通膨壓力，日本央行為此已有升息舉措，而高市則對此保持高度謹慎，主張維持寬鬆的貨幣環境，避免過快加息扼殺經濟復甦勢頭。最後，配套經濟政策試圖通過提升勞動生產率推動薪資增長。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明確反對過早加稅，在大選之前更是階段性取消食品消費稅，這一舉措也成為其選舉獲勝的一大助力。高市早苗的經濟主張，尤其是財政政策，遭遇不少非議。對內，日本掌握財權的財務省長期主張平衡預算，是政府中秉持財政穩健理念的強勢機構，對於擴張性財政政策始終態度審慎；對外，日本的國債規模一路高漲，繼續強調擴張性財政，引發外界對日本債務可持續性的深度擔憂，市場不乏對日本或將陷入債務深淵的預判。該如何評價早苗經濟學？對應於高市的口號 “工作、工作、再工作”，其背後的經濟邏輯正是 “發展、發展、再發展”。一方面，從財政層面而言，其寬鬆並非無差別的廣泛 “撒錢”，而是有條件、有導向的寬鬆。高市早苗對財務省的財政健全化主張早有公開批判，認為過度強調財政健全化會束縛日本的發展步伐，其戰略扶持和補貼的行業也多聚焦於半導體、AI、量子計算等高科技領域。另一方面，對於外界的債務擔憂，她的應對策略其實中國人並不陌生，那就是讓問題在發展中解決，所有政策均圍繞經濟復甦核心展開。貨幣政策上明確反對過快加息，本質是為了避免抑制居民消費與企業投資意願。對比直接發錢的福利政策，早苗經濟學更偏向供給側改革，同時通過食品消費稅減免等舉措貼合工薪階層的切身利益。可以說，這些舉措也暗中契合了不少日本選民的集體認知 —— 這是日本最後一次爭奪大國地位的關鍵機會。無論對這場選舉的結果感到多麼意外，這一結果的本質，都是日本民眾對穩定與強勢領導的迫切渴望。這一切是否讓你想到川普的競選口號 “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重新偉大）？確實，兩人某種意義上都屬於保守主義陣營，其政策主張均貼合了本土民眾對國家發展的期待。站在安倍晉三的政策延長線上，高市早苗無疑擁有更好的起點，得益於日本經濟的階段性復甦，其經濟政策也有了更多揮灑空間。評判經濟政策，不能單純以 “寬鬆與否” 為唯一標準。在過去，日本深陷 “失去的 20 年” 甚至 “失去的 30 年” 時，單純的寬鬆政策收效甚微，彼時的日本經濟如同不願喝水的馬，再怎麼推動貨幣與財政寬鬆，也無法啟動內生增長動力。這正契合貨幣政策中的經典 “推繩子效應”（pushing on a string）—— 貨幣政策如同繩子，“能拉不能推”，收緊政策容易見到效果，但寬鬆政策在經濟低迷期卻往往乏力。但如今的日本經濟已今非昔比，正逐步走出漫長的衰退期，進入復甦通道，就業市場也同步回暖，此時的寬鬆政策才有可能真正發揮效用。經濟政策的價值，從來不在於政策本身的優劣，而在於政策與當下經濟體制、發展周期的匹配度。從外界批判最多的財政政策來看，2026 年的日本預算堪稱日本史上最具擴張性的預算草案，總預算首次突破 120 兆日元，達到 122.3 兆日元，較上一年增長 6.3%。對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而言，沒有比財政帳單更能反映核心導向的資訊，錢投向那裡，政策關注就在那裡，選民的支援也往往聚焦在那裡。審視日本的核心支出方向，便能清晰看到日本社會的現實壓力。一方面，社會保障因老齡化加劇成為最大支出項，達 39.1 兆日元；其次，日本的債務償還壓力隨利率升高而持續加大，利息支出大幅反彈，2026 年日本國債費（利息與本金償還）首度突破 30 兆日元；最後，高市將政策核心放在成長戰略行業，投入 18.3 兆日元，重點用於半導體、量子計算和 AI 產業的補貼與研發支援。如果扣除利息支出，再剔除通膨影響，日本基礎性財政支出實際增長率約為 3.8%。這一數字看似仍處於高位 —— 安倍晉三時期財政支出的實際增長率通常僅在 1%-2%，但關鍵差異在於資金的使用方向。若按照消費性支出（如養老金、基礎福利）和投資性支出（如 AI、數字基建、高端製造）劃分，此次投資性支出的增幅創下歷史新高。可見，其政策核心是試圖通過 “適度舉債” 換取未來的稅收增長，讓債務成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而非單純的財政負擔。日本經濟的核心痛點之一是人口老齡化，社會財富大量集聚在老年群體手中。在過去，因日本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老年選民在選舉中佔比居高不下，觸動福利尤其是老年人既得利益的政策基本等同於政治自殺，甚至有日本政界人士對筆者感嘆日本政壇存在 “銀髮獨裁” 的現象。無論是在野黨還是自民黨內，多數政客都不敢輕易觸碰福利體系的改革。高市早苗作為日本政壇的異類，恰恰體現在福利改革與財政支出的重構上。她推動將部分消費性支出從養老金等傳統領域，轉移到國家戰略產業的投資上；針對高資產老年群體，推行 “按負擔能力繳費” 的原則，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財政壓力，也緩和了年輕群體對福利分配失衡的不滿。早苗經濟學的實際效果尚未可知，日本剛好站在經濟復甦的周期節點上。企業盈利持續改善、薪資增長推動個人所得稅增加，讓日本的稅收預測連續創下新高，2025 年度稅收預測達 83.7 兆日元，實現了不計算利息開支的財政盈餘。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一財政盈餘目標，並未將利息支出納入計算範圍。可見，早苗經濟學其實是希望打一個時間差：利用稅收大增的窗口期，將新增稅收更多投入國防和科技產業，實現 “發展優先” 的核心政策目標。也正因此，即便財政政策飽受 “揮霍” 的批評，日本政府仍宣稱將在 2026 年實現 28 年來的首次財政盈餘（黑字）。這一目標的底氣，主要來自稅收的持續增長，而稅收增長背後，是經濟實質性增長的推動。高市政府似乎認定，即便日本政府的財政支出繼續增加，經濟增長也能讓債務問題在發展中逐步解決，日本的債務佔 GDP 比例甚至已呈現下降趨勢：得益於名義 GDP 的持續增長，按照 BIS 資料，日本政府債務佔 GDP 比例從 2022 年的 227% 回落，目前維持在 209% 左右。如何評價早苗經濟學？在全球化的順風時代落幕、逆風時代來臨的當下，各國的經濟政策都愈發注重本土性與針對性，不再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濟 “萬靈藥”。從國際對比來看，早苗經濟學看似帶有濃厚的凱恩斯主義色彩，強調財政擴張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但結合高市早苗的保守政治特質，其本質是新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回歸。這一趨勢並非日本獨有，而是呈現出全球特徵，高市早苗（日本）、哈維爾•米萊（阿根廷總統）、克里斯托弗•華許（聯準會主席）的政策主張，雖形式迥異，卻折射出同一底層邏輯。三人的主張雖路徑不同，但深層均指向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回歸，核心都是反對左翼民粹主義的無度擴張，只是因各國國情差異，選擇了不同的實施路徑。高市早苗代表國家保守主義，主張政府強力引導經濟，重點扶持核心戰略產業，支援財政與貨幣的適度擴張；米萊則是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選擇極限緊縮的休克療法，極度排斥通膨，甚至不惜以通縮換取經濟穩定，以此大幅度降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華許代表聯準會的鷹派保守主義，主張縮減聯準會資產負債表，讓貨幣政策回歸中立，強調物價穩定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前提。可以說，早苗經濟學中的產業扶持思路，與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經濟學自然不同，倒是與國民經濟學之父弗裡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理念暗通，李斯特堪稱保守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也正是保守主義開創了大規模產業政策的先河。早苗經濟學背後的底層邏輯十分清晰：用溫和通膨配合名義 GDP 增長稀釋債務，用經濟實質性增長掩蓋財政擴張的短期影響。這一策略的實施，建立在日本經濟走出通縮的關鍵節點上 —— 在漫長的通縮期，財政擴張只會帶來更多的壞帳與產能閒置，而在經濟復甦期，適度的財政政策發力，能有效推動經濟增長，對民眾就業和企業經營而言都是利多，這正是順應市場經濟周期的理性選擇。從 1991 年經濟泡沫破裂至今，日本嘗試了零利率、量化寬鬆、負利率、財政刺激等諸多政策，始終未能真正走出衰退，而如今的日本，正處於經濟周期的關鍵轉折期。此時的政策選擇，不再是 “踩剎車”，而是 “踩油門”，用適度的擴張推動經濟徹底走出低迷，這一判斷存在現實合理性。當然，高市早苗的政策，也是一場巨大的政治豪賭。地緣政治的爭議暫且不論，單是經濟層面，就始終伴隨著巨大的風險：日本的債務佔 GDP 比例長期超過 200%，2025 年約 230%，仍處於全球主要經濟體的高位，若債務擴張失控，高市早苗或將成為日本經濟的罪人。但如果這場豪賭成功 —— 讓日本的名義 GDP 增長持續超過債務激增的速度，通過稅收增加實現包含利息支出的真正財政盈餘，推動日本經濟進入新的增長周期，那麼高市早苗將被寫入日本歷史，成為帶領日本走出 “失去 30 年” 的關鍵領導人。而如果賭輸了，她個人即便日後賠上政治生命，在政策實施的窗口期也已獲得了政治收益。這其實正是現代政治的一大弊端：決策者不承擔自身錯誤的實質性代價，所以政客往往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會選擇豪賭，為了看似觸手可及的勝利鋌而走險。學者塔勒布將其稱之為圍繞 “非對稱風險（Skin in the Game）缺位” 的困境 —— 權力日漸與風險脫節，存在 “收益歸己、損失轉人” 的代理問題。經濟學的殘酷之處，就在於其自有運行規律，甚至比政治更為不確定。所有經濟政策都需要在未知中下注，而歷史只會記住最終結果；對政治家而言，更是如此，人們往往只會記住你最壞的決策，而忽略你所有正確的選擇。當然，這種全球範圍內的保守主義經濟學回歸，與上世紀 80 年代里根 - 撒切爾時期的保守主義截然不同。如今的保守主義更強調供給側的革命性重塑，尤其是 AI 技術驅動的產業升級；各國對財政紀律都有清晰的認知，反對無底線的債務擴張；更重要的是，地緣政治與經濟政策的融合愈發緊密，各國不再單純強調全球化的自由貿易，而是追求安全邊界內的經濟繁榮。這些組合拳，本質上是回歸本地化，呼應了李斯特式的經濟理念 —— 以國家為核心，通過產業扶持、適度貿易保護等手段，實現民族經濟的崛起，而非亞當•斯密式的自由放任。這一趨勢也意味著，未來 10 年，全球經濟政策重心與學術風潮將迎來重大轉變：從過去強調公平分配的進步主義敘事，回歸到效率與秩序的保守敘事。當然，這一轉變並非簡單的歷史重複，AI 技術的迭代、地緣政治的重構、貧富差距的擴大等新議題，都將被融入這一新的時代變奏中。 (FT中文網)

隨著川普提名華許擔任下一任聯準會主席，其長期主張的一項核心議題正引發華爾街的高度關注：呼籲聯準會與美國財政部達成一項新的協議，以重塑兩大機構之間的關係。這一構想旨在效仿1951年的歷史性協議，其影響或將波及30兆美元的美國國債市場，並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管理方式。2月9日，據彭博報導，儘管具體細節尚未公開，但華許此前已表明，此類協議應“清晰且深思熟慮地描述”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規模，並與財政部的發債計畫相配合。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也對長期實施量化寬鬆（QE）持懷疑態度，認為應僅在緊急情況下並在政府協調下使用。報導指出，市場人士辯論的焦點在於，這僅僅是一次官僚層面的微調，還是針對聯準會目前超過6兆美元證券組合的重大重組。若涉及大規模的資產組合調整，可能會引發規模達30兆美元的美國國債市場波動加劇，並引發外界對央行獨立性的深切擔憂。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國政府債務的年度利息成本約為1兆美元，這加劇了市場對於聯準會可能通過某種形式的“收益率曲線控制”來協助財政融資的猜測，從而直接影響通膨預期與美元資產的吸引力。01 重回1951？華許的政策構想據報導，華許在競選聯準會主席期間提出了諸多政策構想，其中最令華爾街感到晦澀卻又影響重大的，莫過於他呼籲與財政部達成新協議。華許曾表示支援通過新版本的“1951年協議”來徹底改革兩大機構的關係。歷史上的1951年協議極大地限制了聯準會在債券市場的足跡，確立了央行在貨幣政策上的自主權，並結束了二戰期間及戰後聯準會為壓低聯邦借貸成本而限制國債收益率的做法。然而，華許去年4月指出，在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期間，聯準會實施的數兆美元證券購買實際上違反了1951年的原則。他在採訪和演講中辯稱，這些行動鼓勵了魯莽的政府借貸。華許曾在接受CNBC採訪時表示，一項新協議可以明確界定聯準會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同時由財政部制定其債務發行計畫。02 貝森特的立場與“軟否決權”報導指出，美國財長貝森特與華許在批評長期量化寬鬆方面立場一致。貝森特曾指責聯準會堅持QE的時間過長，甚至破壞了市場發出重要金融訊號的能力。作為負責篩選鮑爾繼任者的關鍵人物，貝森特主張僅在“真正的緊急情況”下，並與政府其他部門協調時，才實施聯準會的QE政策。因此，一種“精簡版”的新協議可能規定，除日常流動性管理外，聯準會僅能在獲得財政部認可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國債購買，並致力於在市場條件允許時盡快停止QE。然而，Evercore ISI的Krishna Guha指出，這種讓財政部介入聯準會決策的方式可能會引發其他解讀。投資者可能會認為，這意味著貝森特對任何量化緊縮（QT）計畫擁有“軟否決權”。03 資產組合轉向：從債券到票據除了政策框架的調整，市場普遍預期一項更具實質性的協議可能涉及聯準會資產持有結構的重大轉變：即從中期和長期證券轉向期限在12個月或更短的國庫券（T-bills）。這種轉變將允許財政部減少票據和債券的發行，或至少不再像原本那樣大幅增加發行量。美國財政部在上周三發佈的季度債務管理聲明中，已將聯準會的行動與其發行計畫聯絡起來，稱其正密切關注央行近期增加購買國庫券的舉動。Brandywine Global的Jack McIntyre表示：“我們已經走上了聯準會與財政部更緊密協調的道路，問題在於這種協調是否會進一步放大。”據報導，德意志銀行的策略師預測，華許領導下的聯準會可能會在未來五到七年內成為國庫券的積極買家。在一種情景下，他們預計國庫券在聯準會持倉中的佔比可能從目前的不到5%升至55%。不過，財政部若相應地轉向出售國庫券而非計息證券，將面臨巨額債務不斷展期的風險，這可能會增加財政部借貸成本的波動性。04 市場風險與獨立性隱憂報導稱，儘管加強協調可能旨在降低美國借款人的利息成本，但任何根本性的轉變都伴隨著風險。SGH Macro Advisors的首席美國經濟學家Tim Duy警告稱：一項公開同步聯準會資產負債表與財政部融資的協議，明確將貨幣操作與赤字掛鉤，與其說是隔離聯準會，不如說更像是一個收益率曲線控制的框架。Columbia Threadneedle Investments的投資組合經理Ed Al-Hussainy更為直白地指出，如果協議暗示財政部可以指望聯準會在可預見的未來購買部分債務或收益率曲線的某些部分，“那將是極其、極其成問題的。”最壞的情況是，投資者認為聯準會的行動偏離了其抗擊通膨的任務，從而推高波動性和通膨預期，甚至可能削弱美元的吸引力和美國國債的避險地位。05 部分人士對正式協議的可能性持懷疑態度除了國債市場，部分專家還提出了更為廣泛的設想。Evercore ISI的Guha提出了聯準會將其2兆美元的抵押貸款債券（MBS）組合與財政部交換國庫券的想法。雖然這面臨諸多障礙，但其目標之一可能是降低抵押貸款利率，這也是川普政府的一個重點關注領域。Pimco的前聯準會副主席克拉里達也撰文指出，新協議可能為聯準會與財政部，甚至房利美和房地美等住房機構協同工作提供框架，以縮小資產負債表規模。然而，RBC BlueBay Asset Management的首席投資官Mark Dowding認為，華許可能會致力於保持聯準會的獨立性，“這並不排除加強合作，但這使得達成正式協議的可能性降低。”Brandeis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George Hall警告稱，直接協調以壓低利息成本“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有效”，但從長遠來看，投資者擁有替代美國資產的選擇。“人們會想出繞過這一點的辦法，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會把錢轉移到其他地方。” (追風交易台)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任僅3個月就解散眾議院，並決定於2026年2月8日舉行眾議院議員總選舉。這一舉動旨在直接向國民尋求對其政權基礎加強和大膽政策轉變的信任，但同時也引發日本國債市場的劇烈動盪，長期利率上升尤為顯著。4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突破4%，創下歷史新高，財政紀律擔憂在市場迅速蔓延。政治背景與解散動機高市早苗首相於2025年10月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獲勝，成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這是前任石破茂在2024年和2025年選舉中與黨大幅失利、失去兩院多數後被迫辭職的接任。就任初期，內閣支援率一度攀升至70%左右，在日本乃至多數議會民主國家都屬罕見高位。但自民黨支援率卻低迷在30%左右，主要原因是長期存在的政治資金醜聞（秘密資金醜聞）。數十名自民黨高層涉嫌多年甚至數十年將非法回扣納入秘密資金庫，公眾對此深感不滿。高市首相將多名涉案政客納入內閣，進一步加劇了負面印象。自民黨在2024年和2025年選舉中失去兩院多數，這是15年來首次。高市政權的聯合夥伴公明黨維持26年後決定脫離。公明黨是和平主義佛教政黨，一直制約自民黨的國防野心。高市早苗立場與之對立，關係迅速破裂。就任僅6天，她就短缺37席多數，被迫尋求新安排。她與日本維新會達成信心供給協議，維新會是右翼民粹政黨，願意支援其議程。這使政府依賴持續談判，每項投票都面臨叛變或僵局風險。此次提前選舉是穩定安排的嘗試。高市希望利用個人人氣，將其轉化為清晰的保守派授權，在蜜月期鎖定自民黨主導多數，並在通膨經濟痛苦侵蝕支援前完成。此外，高市還需要選舉鞏固黨內地位。在日本，首相實力取決於派系支援。高市作為安倍晉三門徒，雖是資深議員，但缺乏派系基礎。多數派系因醜聞和選舉慘敗解散。她競選總裁時，主要靠85歲國王製造者麻生太郎派系支援。作為交易，她任命麻生為副首相，內閣塞滿其盟友，其妹夫鈴木馨一任自民黨幹事長。高市政權的實質是麻生內閣，她必須避免疏遠他，否則派系支援撤離，政府內部崩塌。沒有自家派系，她需通過壓倒性勝利迫使全黨服從。這場選舉不僅是與反對黨的較量，更是利用選民槓桿對自民黨的敵意收購。維新會的加入意義重大。21世紀以來，公明黨一直抑制自民黨在軍事開支和修憲上的激進衝動。維新會則相反，成為加速器，推動政府比單獨執政或與公明黨聯盟時更右傾。供給協議包括12項政策要求：在大阪建立第二首都、推進核能擴張、取消國防出口法律限制等。反對黨於2026年1月組成中間派改革聯盟，由立憲民主黨與失業的公明黨聯手。聯盟僅因共同在野而存在，平台聚焦“以人為本經濟”和永久取消食品消費稅，這對通膨擔憂選民有吸引力。但在高市最脆弱的國防政策上，聯盟分裂：立憲主張抑制開支，公明品牌是和平主義。兩者都無法提出連貫替代方案，尤其在高市已與中國對峙、川普要求日本軍事採購狂歡之際。反對黨碎片化，無法利用自民黨品牌不滿。沒有可信替代政府，高市勝利機率高，唯一問題是幅度。若自民聯盟獲眾院三分之二席位，高市可啟動改寫和平憲法。財政政策與債券市場動盪高市政權的“危機管理投資” doctrine 實質是政府在戰略重要領域大舉支出。2026年度預算草案達122.3兆日元（約7800億美元），創紀錄。支出針對17個國家韌性關鍵領域：人工智慧基礎設施、半導體生產、cyber安全等。哲學是經濟安全優先於財政紀律。選舉核心是臨時暫停食品8%消費稅2年，以應對數十年通縮後打擊家庭的通膨。成本約每年5兆日元（330億美元）。高市稱可通過“非稅收入增加”和“支出審查”填補，即預算術語“以後再說”。市場不買帳。長期國債收益率上升，日元貶值。日本債務/GDP比率已超250%，發達國家最高。疊加紀錄支出提出無資金減稅，令投資者困惑。高市被比作2022年英國首相特拉斯，其49天任期因迷你預算崩盤金邊債券市場。兩者都在債券脆弱時提出無資金減稅，都面臨債券 vigilantes 反抗。但有關鍵差異：特拉斯同時崩盤英鎊和金邊債券，英國通膨危機且貨幣主權有限，日銀不願印鈔購債時市場無處可去。日本控制印鈔機，日銀理論上可無限購債，釋放閥是貨幣貶值。財政主導（fiscal dominance）下，央行決策受制於債務可持續性而非物價穩定。這對高市個人有利，但對日元不利。債券持有人的對抗選舉宣佈後，JGB市場賣壓加劇。40年期收益率創4.2%新高，30年期達3.87%，呈現主權信用風險重新定價趨勢。市場要求期限溢價，作為政府同時提出無資金減稅和紀錄支出的“危險津貼”。傳統長債買家——壽險和養老基金——罷買，拍賣缺席。這非政治抗議，而是波動率所致。收益率劇烈波動觸發VaR模型，機構被迫自動減倉。機器賣盤形成自我強化循環：波動→賣出→更多波動→更多賣出，最終流動性危機。這將日銀行長置於兩難。政策利率目前0.75%，是日本30年高位，但全球仍極低。政治壓力要求壓低借貸成本以維持債務服務，但印鈔控收益率會摧毀日元；放任收益率上升則債務服務成本失控，財政不可持續。無好選項，只有危機選擇。政策癱瘓加劇市場波動。日元套利交易倒計時數十年來，日元套利交易是全球金融最可靠策略之一：低息借日元，換成美元/歐元，投資高收益海外資產（美股、新興市場債券、巴西房地產等）。規模超1兆美元，是最大槓桿資本池之一。日本永不大幅加息，融資成本廉價，海外資產上漲即盈利。高市政策正在拆解這一邏輯。JGB長端收益率近4%，國內安全資產無匯風險即可獲4%。機構投資者無需承擔貨幣/地緣風險購買美債4.5%，資金回流東京：賣海外資產、買日元。這導致新興市場資金外流、貨幣崩盤（印度盧比、墨西哥比索、巴西雷亞爾等）。高收益資本十年流入逆轉。日本是美債最大外國持有者，購債放緩加壓已脆弱的美債市場。風險是類似2024年8月全球崩盤的“套利平倉衝擊”，但此次驅動是財政，無法通過降息修復主權債務危機。降息只會弱化貨幣、惡化通膨、迫使央行反向加息。當前，日元一度飆至159日元/美元，後在紐約聯儲“利率檢查”（外交暗語：擔憂，可能支援干預）後回至154附近。日本政府拚命守住160關口前選舉日，否則進口成本推高物價，選民投票時不利高市。諷刺的是，其財政政策正是日元下跌部分原因。挑釁熊市高市強硬外交加劇壓力。就任首舉強調日本生存與台灣命運繫結，激怒北京。中國禁止日本海產品進口、限制稀土出口、對半導體前體發起反傾銷調查，貿易衝突持續升級。同時，2026年美國國防戰略要求盟友防務支出GDP5%（北約2%標準），日本需大致三倍國防開支。高市利用外部壓力作為藉口，推動撕毀和平憲法、再軍事化。日本選舉幾乎肯定給自民聯盟多數，可能首次實現修憲發議權。展望與風險評估高市賭注是個人人氣換政權強化，但犧牲財政/貨幣穩定。選舉大勝可能加速積極財政，日銀政策更受束縛。日元貶值與通膨再燃或致家計負擔激增，支援率崩盤。若過半失敗，按公約即辭職，政局混亂。全球視角，日本引發的流動性收縮可能觸發新興市場和美國市場的“火山衝擊”。日銀選舉後將忙於穩定市場，但財政主導結構性困境難解。此次選舉既是日本經濟轉折點，也是全球金融脆弱性的試金石。無論結果如何，債券市場動盪將持續，政策難度大幅提升。 (周子衡)

（歐聯網2月3日電）據歐聯通訊社報導，當地時間2月2日，在法國議會否決兩項不信任動議後，法國2026年財政預算案終於獲得通過，核心目標為削減赤字、控制支出、加稅增收。預算案削減了3000個公共部門崗位，凍結養老金與福利年度漲幅，醫保支出增幅減半；除國防、內政、司法外，其他部門支出削減90億歐元；取消2個公共假日，預計節省數十億歐元；延長高收入者特別稅，年收入超25萬歐元（夫妻50萬歐元）最低稅率20%，預計增收6.5億歐元；對收入超10億歐元的企業徵收附加稅，預計增收73億歐元……2月2日，法國總理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尼在國民議會發表講話該財政預算案是在法國政府動用憲法第49.3條款的情況下通過的，法國憲法第49.3條款是一個允許政府在議會無表決的情況下通過法案的機制。在法國總理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尼（Sébastien Lecornu）1月30日宣佈就國家財政預算案動用這一條款後，引發左翼與極右翼提出不信任動議。2月2日，法國國民議會先後否決了這兩項不信任動議案，預算案正式通過。勒科爾尼隨後在社交平台X上寫道：“法國終於有了預算。”同時也表示，將把預算案提交給憲法委員會，“以確保財政法案完全符合憲法的規定”。 (Oliannews歐聯網)

據央視新聞，記者當地時間29日獲悉，美國總統川普已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起訴美國財政部和國稅局（IRS），指控其在他的首個總統任期內非法洩露其個人稅務申報資訊，並要求至少100億美元的賠償。據悉，該訴訟已提交至佛羅裡達州邁阿密聯邦法院。川普方面稱，相關稅務資訊未經授權披露，構成對川普個人隱私和合法權利的嚴重侵犯。 (第一財經)

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對“強勢美元政策”的確認未能逆轉美元跌勢。美元反彈戛然而止，29日再度下挫。美元指數29日一度下跌至96.03，跌幅約0.3%。美國彭博新聞社當天報導，美元重拾跌勢，原因是“貨幣貶值交易”捲土重來，其影響超過貝森特先前發表的穩定美元匯率言論。“貨幣貶值交易”是指投資者擔心美元購買力將長期下降而轉向其他替代資產。這是2019年9月18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拍攝的美元紙幣。新華社記者劉傑攝貝森特28日說：“美國始終奉行強勢美元政策。”此前一天，美國總統川普暗示自己對美元貶值持開放態度，認為這對美國企業有利，從而引發一輪美元拋售潮。雙線資本首席執行長傑佛瑞·岡拉克接受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採訪時說，一段時間以來，投資者更傾向於選擇黃金這類有形的避險資產，而美元未表現出避險貨幣的特性。對比美元匯率下挫，國際現貨黃金價格29日一度上漲至每盎司5598.75美元，再創歷史新高。隨著“拋售美國”現象再次上演，彭博社23日爆料，美國資產管理巨頭貝萊德公司近期加入做空美債的隊伍。貝萊德高級投資經理湯姆·貝克爾說，市場低估了美國和英國通膨將持續存在的風險，他一直在拋售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債券。貝克爾與他人共同管理約41億美元規模的“貝萊德戰術機遇基金”。自去年年底以來，他一直在增加長端美債和英債的空頭頭寸，因為他預計這兩國物價居高不下將阻礙降息。除美國資本，歐洲多家養老基金已開始拋售美元資產，擔心美國財政和債務狀況以及美國政府政策的“不可預測性”帶來金融風險。 (新華國際頭條)

當地時間1月28日，美國財長貝森特在梅隆禮堂主持“川普帳戶”峰會並行表演講，鼓勵家長們為孩子註冊“川普帳戶”，並稱之為專為兒童設計的新投資工具。什麼是“川普帳戶”？所謂的“川普帳戶”是美國於2025年通過立法設立的一項面向新生兒的稅收優惠型長期投資帳戶計畫，正式名稱為“530A條款帳戶”，作為《大而美法案》中工作家庭減稅法案的核心組成部分，以川普本人命名。“川普帳戶”的具體內容是，2025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出生的每一位美國嬰兒，在家長為其開設帳戶後都將獲得1000美元的初始投資資金，由美國財政部直接撥入帳戶。對於2025年以前出生的兒童，儘管無法獲得1000美元的政府贈款，但只要年齡未滿18歲，也可以開設帳戶並由家長自行出資投資。貝森特在峰會上反覆強調這1000美元的“種子基金”是給全美嬰兒的禮物，並給全美家長編織了一幅利滾利的美麗畫卷：只要註冊開設了“川普帳戶”，成年時就有望積累百萬美元的財富。聽起來非常美好，父母開戶，聯邦發錢，每個美國孩子啥也不用干，成年的時候就自動躋身百萬富翁的行列。但是現實真的能有這麼理想嗎？只要看看“川普帳戶”列下的諸多條款，就知道這一切又只是川普畫下的一個大餅，而且是一個“世紀超級大餅”，逐條分析一下。第一，聯邦政府為所有合規新生兒直接注資1000美元，作為帳戶啟動資金。這筆錢看似是政府的慷慨，實則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大而美法案》中，這筆開戶金的預算並非來自超額稅收，而是直接削減了原本用於低收入家庭的糧食券和兒童健康保險。這種做法相當於將眼前的基本生存需求強行轉化為18年後的股市期權。對於一個貧困家庭的孩子來說，這1000美元是在犧牲他童年時期的蛋白質攝入，去賭一個華爾街的複利幻象。第二，父母每年可額外存入5000美元，享受類似401(k)或IRA的延稅待遇，且可跨代繼承。這條規則是貝森特這位“華爾街之狼”最得意的手筆。因為它將進一步拉高美國民眾的貧富差距。為此我們必須避開貝森特口中的宏大敘事，去看一看美國家庭銀行卡里的真實餘額。根據聯準會近年來的財務調查，約有四成的美國家庭拿不出400美元的應急現金。在通膨壓力和高生活成本的夾擊下，這些底層家庭處於零存款甚至負資產狀態。這種情況下，對於年薪20萬美元的精英家庭，5000美元只是零花錢，通過複利，18年後這將是幾十萬美元的“原始資本”，但對於那四成連400美元都湊不齊的家庭來說，這個追加額度完全是“畫餅”。這種差距，從出生那一刻起就由國家政策固化了。第三，帳戶內的初始1000美元、父母追加資金、僱主配資以及所有的投資收益全部定向投資標普500，在受益人年滿18周歲之前，嚴禁以任何理由取現。而違約取錢的代價也相當之高。任何試圖在18歲前強制提前支取的行為，將面臨所得稅、20%的懲罰性罰款，且政府投入的初始資金及相應收益可能被全額沒收。這一條完全就是綁架條款，直接創造了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金融人質”。18年的強制鎖定期，意味著這筆錢在任何金融危機面前都只能坐以待斃。該條款設計的目的是為瞭解決美國股市的長期流動性問題，但是結果就是將整整一代人的命運綁在了標普500的戰車上。當家庭遭遇變故需要用錢時，帳戶裡的數字再漂亮也救不了命。這種“流動性鎖定”實際上剝奪了底層家庭應對風險的能力。現在，美國政府是在通過立法手段，讓全美嬰兒成為美股點位的“定海神針”。一旦股市在未來18年內出現長時間的橫盤，這筆錢的實際購買力將在通膨中被徹底稀釋，最終受益的只有收取管理費的華爾街基金巨頭。為什麼限制如此嚴苛？因為貝森特作為前避險基金經理，深知資本市場最怕的就是拋售。當全民都成為標普500的股東時，任何針對大企業的懲罰性稅收、分拆反壟斷或嚴格監管，都將直接損害普通選民的帳戶餘額。這實際上將勞工階級的利益與華爾街的利益進行了深度繫結。再通過法律手段鎖死這數千萬個帳戶18年的支取權，川普政府實際上為華爾街創造了一個只買不賣的超級買方。這筆錢成了美股點位的永久支撐點，那怕經濟基本面再差，只要有這筆源源不斷的、無法贖回的“嬰兒資金”在，股市就能維持虛假的繁榮。那既然未成年的時候取不出來，那滿了18歲就可以取出來隨便使用了嗎？還是不行，還有條款限制。第四就是，這筆錢18歲之後確實可以提取出來用於各種開銷，包括交大學學費、支付首付或是買車。但這裡有一個關鍵的財稅陷阱，如果你將這筆錢用於一般的日常消費，雖然不再有提前支取的罰金，但必須補繳過去18年裡累積的所有資本利得稅。但是如果這筆錢直接轉入購房首付帳戶或作為小微企業創業資金，則可以享受高額的稅收減免。這那是在鼓勵消費，而是在二次收割，通過稅收槓桿，迫使這些人把存了18年的錢，再次投入到高風險的初創企業中，繼續為美國脆弱的資產價格泡沫接盤。此外，如果受益人在18歲後提取該帳戶資金，這筆錢將被計入其“資產評估”。很多出身底層家庭的孩子，在申請大學助學金或申請政府公共住房補助時，會因為帳戶裡這筆“巨款”而失去申請資格。眾所周知，美國的大學不是一般的貴，這點“巨款”對於學費來說九牛一毛。但是作為一向奉行“效率至上”的川普，這次在這麼一個看起來周期極長的項目上大費周章，是否還有針對當下現實目的呢？貝森特在峰會上的發言露了底：還有38%的美國家庭不持有股票。在川普的邏輯裡，如果這三成多的“非持股人群”對現狀不滿，他們就會嚮往某種“社會性福利”，甚至轉向所謂的“社會主義”。那麼，還有什麼比讓每個嬰兒睜眼就成為“小股東”更能消解反抗情緒的呢？與其說是為瞭解決貧富差距，不如說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手術。當每一個美國家庭的未來財富都取決於標普500指數的漲跌時，就沒有人會去反對那些有利於大公司的減稅和去監管政策。所謂的“川普帳戶”不過是財政部給華爾街準備的又一份長期合同。它利用了普通民眾對財富增長的渴望，通過複雜的稅務抵免和鎖定條款，將本應用於公共保障的資金轉移到了金融市場。這種模式下，財富不是在流動，而是在加速聚集。這種建立在“存款荒”基礎上的全民炒股，最終只會讓有錢人擁有更多的籌碼，而讓普通家庭在數字幻象中，徹底喪失向上流動的可能。這筆由財政部直接背書的龐大資金流向，最終只會讓摩根大通、先鋒領航這些華爾街巨頭賺得盆滿缽滿。這種“公帑養肥華爾街”的操作，真的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利益輸送？貝森特在峰會上信心滿滿地說：“五年、十年後，如果再做民調，結果會截然不同”。當所有人的利益都被鎖死在那個名為“川普帳戶”的數字裡時，人們確實會變得更關心股價，而非關乎公平。當國家不再通過健全的醫療、優質的教育和公平的就業來保障未來，而是試圖通過一個虛擬的投資帳戶來收買人心，我們看到的並不是一個黃金時代的開啟。相反，這更像是一個龐大帝國在面對深層矛盾時施展的幻術。當潮水退去，那些被承諾過“財富自由”的孩子們，真的能靠那一紙帳戶，撐起搖搖欲墜的美國夢嗎？ (有理兒有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