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中國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作政府工作報告。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著力建設強大中國市場”“持續擴大內需”“堅持內需主導”等表述被多次提並置於重要位置。具體政策方面，報告提到，2026年，將設立1000億元財政金融協同促內需專項資金，組合運用貸款貼息、融資擔保、風險補償等方式，支援擴大內需。事實上，在2025年底召開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便有“2026年要加強財政金融協同，放大政策效能”的表述。今年1月20日，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聯合發佈六項財政金融政策，聚焦促進居民消費、激發民間投資。從過往政策看，在消費端，政策主要發力在針對個人消費貸款和服務業經營主體貸款的貼息政策。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對此也有提及，“擴大個人消費貸款和服務業經營主體貸款貼息政策支援領域，提高貼息上限，延長實施期限。”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政策自2025年9月1日起正式實施，根據相關政策，對符合條件的個人消費貸款給予年貼息比例1%的財政支援，大體相當於目前商業銀行個人消費貸款利率水平的三分之一。貼息範圍涵蓋單筆5萬元以下的日常消費，以及單筆5萬元及以上的家用汽車、養老生育、教育培訓、文化旅遊、家居家裝、電子產品、健康醫療等重點領域消費。對於有購置新車計畫的消費者來說，家用汽車消費可享受貼息支援；對於計畫提升自己的職場人，職業技能培訓的貸款成本也能相應降低。2026年1月20日，貼息政策進一步最佳化後，不僅將個人消費貸款貼息政策的實施期限統一延長至2026年12月31日，還將信用卡帳單分期業務納入其中，單筆消費最高貼息500元的限制也被取消。當前，消費者若在國有大行、股份行以及監管評級在3A及以上的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外資銀行、消費金融公司、汽車金融公司等機構獲得了消費貸款，其中實實在在發出去的用於消費的部分都可以享受貼息支援。在支援服務業經營主體方面，貸款貼息政策實施更早，2025年3月便已有實行。政策最佳化後，目前，該政策覆蓋餐飲住宿、健康、養老、托育、家政、文化娛樂、旅遊、體育、數字、綠色、零售等11類服務業經營主體。政策實施期限同樣延長至2026年12月31日。除了惠及消費端，政策同樣關照民間投資，發佈實施中小微企業貸款貼息政策、設立民間投資專項擔保計畫、建立支援民營企業債券風險分擔機制、最佳化實施裝置更新貸款財政貼息政策，進一步降低企業融資門檻和成本。此次，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千億促內需專項資金，是財政金融協同擴內需一攬子政策的又一重要抓手。分析人士認為，一方面，政策從“事後補貼”向“事前支援”延伸，通過降低消費門檻，讓老百姓敢消費、願消費；另一方面，政策同步發力投資端，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形成消費與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隨著政策持續落地，從居民的汽車購置、文旅出行、數位消費，到小微企業的經營周轉、製造業的裝置更新，越來越多百姓和企業將從擴內需政策中受益。 (21世紀經濟報導)

近日，曾任歐巴馬政府財政部顧問的史蒂文·拉特納（Steven Rattner）、如今掌管著巨額資本的華爾街老兵，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引發華盛頓與華爾街劇烈震動的評論文章——《I Just Returned From China. We Are Not Winning》（我剛從中國回來，我們並沒有贏）。這就好比一位久經沙場的將軍，在視察完對手的營地後，回到大本營說的第一句話不是“優勢在我”，而是“我們可能要輸了”。拉特納是典型的美國建制派精英，華爾街的資深投資人。他最出名的戰績，應該是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汽車業瀕臨崩潰（通用、克萊斯勒可能倒閉），歐巴馬任命拉特納領導總統汽車特別工作組，負責拯救汽車產業，因此他獲得了Car Czar（汽車沙皇）的稱號。他的視角，代表了美國一部分清醒的實權派開始正視一個事實：在實體經濟、高端製造和基礎設施建設的硬碰硬中，美國原本引以為傲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正在敗給中國的“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01被“去魅”的美國優越感電動汽車、AI、醫藥拉特納的焦慮，始於視覺上的衝擊。他提到了小米汽車的工廠，看到了“龐大的機械裝置像機械恐龍一樣，將裸露的鋁板精準地拼裝成汽車車身”；體驗了只需1.5萬美元就能買到的具備高階智駕功能的電動車，他還在大廳裡，他看到了一輛外形酷似保時捷的黃色跑車（小米SU7 Ultra）……而它們的背後，是令底特律窒息的成本控制能力和生產效率。請注意這個比喻——“機械恐龍”。這個“汽車沙皇”表現出來的，不僅是對規模的驚嘆，更是對工業統治力的敬畏。拉特納還參觀了一家機器人公司，那裡生產的機器像“塑料兒童玩具”般靈活，卻能以驚人的速度完成複雜的分揀任務。文章提到了福特CEO吉姆·法利（Jim Farley）的“認輸時刻”——吉姆·法利在去年夏天公開承認，中國的電動車技術“優於”美國，並感嘆這是一種“最令人謙卑的超越”。甚至，福特自己不得不考慮調整其王牌產品F-150電動皮卡的生產計畫。為什麼？因為他們發現，即便加上關稅，也擋不住那種系統性的競爭力。如果說製造業的差距還可以用“先發優勢”來解釋，那麼在AI領域的追趕，則是拉特納最不願看到、卻又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在華盛頓的設想中，只要鎖死了高端晶片（GPU）的出口，中國的AI發展就會被鎖死在石器時代。但拉特納指出了一個被美國決策層嚴重忽視的盲點：算力的盡頭，是能源。“中國擁有人工智慧所需的另一關鍵資源——電力。中國的發電能力是美國的兩倍多，一些資料中心的用電成本僅為美國的一半。”當矽谷的科技巨頭們因為老舊的電網和漫長的環保審批而在這個冬天瑟瑟發抖時，中國正在利用國家主導的基建能力，為AI大模型提供源源不斷的“血液”。拉特納特別提到了DeepSeek。它以驚人的速度和極低的成本迅速崛起，這背後，是中國工程師的“暴力美學”。文中說“人力資本是中國成功的關鍵。我見到了無數年輕創業者，他們的精力至少可以與矽谷同行匹敵，其中一位億萬富翁甚至仍然睡在辦公室。”這場AI競賽，歸根結底是“我們的中國人”對陣“他們的中國人”……更讓拉特納感到不安的是醫藥領域的逆轉。幾年前，中國還在求著買西方藥品的授權；如今，中國向外授權（Out-licensing）的新藥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進入中國的數量。中國已經從一個“模仿者”變成了一個“原創者”：當你的對手開始向你輸出智慧財產權時，任何簡單的封鎖策略都將失效。經濟學人：不僅是AI，中國醫藥也在驚豔世界……長期以來，美國習慣用名義GDP來衡量國力。在那個維度上，美國依然遙遙領先。但拉特納文中隱含著的還有這兩個維度的競爭：1, “位元”的競爭（Bits）：軟體、金融、網際網路演算法。美國依然是霸主。2，“原子”的競爭（Atoms）：鋼鐵、能源、汽車、造船、基礎設施。中國已經形成了碾壓優勢。拉特納的焦慮在於他意識到：一個國家不能只靠印鈔票和寫程式碼生存。當戰爭、瘟疫或供應鏈危機來臨時，你需要的不是華爾街的衍生品，而是口罩、抗生素、炮彈和變壓器。中國的雙軌制經濟——一個相對疲軟的消費端，和一個極其強悍、甚至“產能過剩”的生產端——正在重塑全球貿易流向。美國人驚訝地發現，他們眼中的“產能過剩”，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全球南方）表現為“極具性價比的工業普惠”。5000億美元的真相：西方眼中的“產能過剩”，其實是中國給全人類的“工業紅利”……02金融資本V.S.產業資本拉特納在文中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美國需要向中國學習產業政策。這句話在美國政治語境下，無異於一種“離經叛道”。那為什麼他還會這麼說？因為中美經濟的底層驅動力的不同，而且美國精英看到了自身的不足。首先是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帶來的利潤的短期化。過去40年，美國企業的核心KPI是“股東回報率”。波音公司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波音曾是工程學的奇蹟，但在過去十年，它花費了數百億美元回購股票以推高股價，而不是用於研發下一代客機或改進質量控制。結果我們都看到了：艙門脫落、信任破產。波音787印度墜機，247條生命的背後，警惕金融對製造業的異化……相比與美國，中國的“產業資本”造就的是規模的極致化。中國的邏輯是“國家意志+殘酷的市場競爭”。以新能源汽車為例，中國政府確立了賽道，通過補貼通過前期引導，然後讓成百上千家車企在市場中廝殺（“卷”）。這種“卷”雖然造成了資源浪費（倒閉了多少新勢力？），但活下來的倖存者（如比亞迪、理想、寧德時代）練就了世界級的成本控制能力和迭代速度。比亞迪刀片電池拉特納看懂了這一點：中國的“浪費”是在為產業升級交學費，而美國的“效率”（指砍掉研發搞分紅）是在透支未來。他提到中國在電網、綠能上的投入，這些是典型的“正外部性”極強但短期回報率低的基礎設施。美國私人資本不願投，但中國投了。結果是，中國擁有了世界上最廉價、最穩定的工業能源網路，這成為了中國製造業新的護城河。03關稅的詛咒文章中，拉特納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表達了失望。在他看來，這不過是在建構一條毫無意義的馬奇諾防線。“儘管實施了關稅，我們並沒有贏得貿易戰。”拉特納擺出了一個天文數字：去年，亞洲的貿易順差創下了1.2兆美元的紀錄。為什麼關稅失效了？拉特納敏銳地觀察到：“許多中國商品只是通過中間國家轉運後再進入美國市場。關稅在到達美國海岸之前就被稀釋了。”比如，美國對中國加征100%的電動車關稅，能阻止比亞迪崛起嗎？不能。因為比亞迪會去墨西哥、匈牙利、巴西、泰國建廠。中國商品正在通過越南、墨西哥等“中間國”洗澡後進入美國，或者直接佔領非美市場。美國市場雖然大，但只佔全球人口的4%。中國企業正在學會如何在沒有美國市場的情況下生存，並活得很好。關稅只是幻象，中國的全球出口潮可能才剛剛開始……此外，當中國製造的成本優勢達到30%甚至50%時，任何關稅都只是在懲罰本國消費者。拉特納提到的1.5萬美元的優質電車，如果引入美國，將是對美國通膨的巨大平抑。但美國為了保護底特律（傳統車企），選擇了拒絕，這導致了一個荒誕的結果：美國為了“國家安全”，讓國民用著更貴、更落後的產品，從而降低了整個社會的運行效率。更諷刺的是，美國關稅的目的非但沒有達成，反而倒逼了中國的全產業鏈突圍：過去，中國企業樂於做組裝，買美國的晶片和裝置。但現在，從光刻膠到作業系統，中國正在建構一個“去美化”的備份系統，為國產替代創造了巨大的市場空間。Financial Times：為什麼說，中國正在讓貿易變得“impossible”？04美國想學但可能學不會對此，拉特納的建議是——抄中國作業！比如他呼籲美國建立自己的“產業政策”，呼籲政府直接干預戰略行業（如《晶片與科學法案》），呼籲扭轉對科學投資的削減，甚至呼籲重新發展本土採礦業。但事實是，美國學不會。這並非美國缺乏聰明人，而是政治體制和利益集團的結構性鎖死。首先，產業政策需要十年磨一劍的定力。但美國總統任期只有4年，眾議員2年一選，誰願意在這個任期種樹，讓下個任期的對手乘涼？加上各個利益集團的撕逼，比如環保組織可以阻礙鋰礦開採十年；工會（UAW）可以阻礙電動車工廠的自動化處理程序；NIMBY（鄰避主義）可以阻止輸電網路的建設。在中國，當國家決定發展AI或電力時，資金、土地、綠燈隨之而來。而在美國，拜登的《晶片法案》雖然撥了錢，但因為各種環評、勞工要求，台積電亞利桑那工廠的進度一拖再拖，成本是台灣的三倍。還有一點，美國現在缺少合格的工程師，這種斷層，不是靠幾千億美元補貼就能在三五年內補回來的。雖然拉特納在文中大讚中國，但也提到，中國模式並非無懈可擊。地方債務問題限制了新一輪大規模基建的能力；內需不足迫使產能必須外溢；此外，雖然在工程應用端（從1到100）中國無敵，但在原始創新端（從0到1），能否持續湧現顛覆性技術，依然是未知數。但不管如何，當對手的精英階層開始認真研究你的優點並試圖模仿時，意味著博弈將進入深水區。美國不再輕敵，未來的遏制將更加精準和系統。真正的比賽，或許才剛剛開始。誰能更好地解決國內的分配問題，誰能持續激發年輕人的創造力，誰才是下一個周期的贏家。 (TOP創新區研究院)

更有力的宏觀經濟刺激、更完善的社會保障，以及對房地產部門的財政支援，將有助於提振國內需求，尤其是消費面對多重衝擊，中國經濟在強勁出口和財政刺激的支援下表現出了韌性，依然是全球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中國經濟在2025年增長了5%；而我們預測，其今年將增長4.5%，相較10月預測提高了0.3個百分點。儘管呈現出這種韌性，但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增長模式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國內需求疲軟，部分原因是房地產長期低迷和社會保障體系薄弱抑制了消費者的支出意願。這導致了通縮壓力，並使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外部需求。但是，中國今後無法靠不斷增加出口來推動持久增長。因此，轉向消費拉動型增長便成為最重要的政策優先事項。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認識到了這些挑戰，正沿著正確方向採取措施。他們在2025年採取了更具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立場，包括提供有針對性的社會補貼，減少對某些行業的過度投資；同時，他們還放鬆了貨幣政策。展望未來，“第十五個五年規劃”（2026年至2030年）的一個重點是通過增加消費來推動經濟增長。此外，在2024年改革的基礎上逐步提高退休年齡，將有助於減少勞動力萎縮帶來的不利影響並提振經濟前景。這些措施是有益的，但中國還能更進一步，以便在今後若干年增加消費和內需。更有力的宏觀經濟擴張至關重要。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和支援房地產行業復甦也非常重要。財政刺激我們建議當局採取一攬子全面的宏觀經濟政策措施，重點關注推出額外的財政刺激；同時作為支援，應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並提高匯率的彈性。這些措施的搭配實施將推動通膨上升至健康水平，並擴大內需，從而降低經濟對出口的依賴程度。與此同時，政策制定者需要調整財政支出的構成。為此，需要削減對某些行業的公共投資和產業政策支援。此舉進而將改善資源配置並讓市場力量發揮出更大的作用，從而提高生產率。這也將釋放預算資源，使更多資金能夠用於提高社會支出，並應對房地產行業的萎縮，包括為未完工住房的購房者提供支援。完善社會保障財政政策應重點加強社會保障，增強民眾信心以增加消費。在醫療衛生、養老金、失業救濟和社會援助等領域，都存在增加福利和擴大覆蓋面的空間。這將減少脆弱群體為防範意外衝擊或重大生活事件而過度儲蓄的需求。IMF最近一篇工作論文指出，將農村地區的社會支出增加一倍，五年內可使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累計提高2.4個百分點。放寬戶籍要求也會有所幫助。戶籍制度將居民劃為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這實際上使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無法充分享受大城市的社會福利。放寬戶籍要求可以顯著降低儲蓄率。我們估計，讓2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獲得城市戶口，可使消費佔GDP的比重進一步提高0.6個百分點。最後，提高勞務稅的累處理程序度並增加資本稅，可以降低不平等，增加低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而這些群體往往會將更大比例的收入用於支出，這將進一步促進消費。綜合來看，IMF的政策建議將顯著推動中國向消費拉動型經濟的再平衡，可使消費佔GDP的比重在五年內提高約4個百分點。釋放龐大國內市場的潛力將降低經濟增長對外部需求的依賴，從而使其更具韌性。別忘了：考慮到中國對全球增長的貢獻在30%左右，更加均衡的中國經濟也意味著更強勁、更健康的世界經濟。*****Sonali Jain-Chandra是IMF赴中國代表團團長。Siddharth Kothari是代表團副團長。Daniel Garcia-Macia是亞太部的高級經濟學家，徐繹之是該部門的經濟學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美國財政當前面臨的系統性困境：債務風險已從“規模擔憂”質變為“成本失控”。01. 困境：被“成本”鎖死的財政1、雙重壓力：長期赤字與短期到期高峰長期“失血”：2026-2035財年，財政赤字累計將達22.7兆美元（佔GDP的6.1%），為債務膨脹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燃料”。短期“洪峰”：未來五年，約70%的存量美債將集中到期，意味著當前的高利率環境將直接鎖定未來龐大的再融資成本，構成巨大的市場壓力。圖表1：未來五年約七成美債到期，再融資壓力集中釋放資料來源： Bloomberg，MERIT ASSET MANAGEMENT2、成本失控：利息從“配角”變為“主角”利息支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其增速已遠超基本赤字。預計到2035年，年度淨利息支出將激增至約1.8兆美元，而基本赤字僅為0.8兆美元。圖表2：未來十年利息成本將翻倍，預計2035年達到約1.8兆美元資料來源：CRFB，MERIT ASSET MANAGEMENT這標誌著財政壓力源的徹底轉變：利息支出已成為推高赤字和債務的首要驅動力。政府正在耗盡資源為債務本身融資。圖表3：利息支出越漲越快，財政就越被“借錢成本”牽著走資料來源：CRFB，MERIT ASSET MANAGEMENT3、惡性螺旋：“政策-利率-債務”的死亡循環情景推演發出嚴厲警告：若將“大美麗法案”等臨時支出政策永久化，在利率較高環境下，美國債務佔GDP比重將被急劇推升至134%（遠高於基線預測的118%）。這揭示了一個危險機制：財政政策選擇（如擴大支出）會通過推高市場利率，反過來非線性地加劇債務問題，形成政策自我挫敗的螺旋。圖表4：“大美麗法案”的臨時政策一旦永久化，高利率會把債務率推向134%資料來源：CRFB，MERIT ASSET MANAGEMENT02. 破局：理論上的“三步走”求生路徑1、短期：鎖成本，為改革爭取時間核心目標：一次性鎖定長期低息資金，避免在利率更高時滾動債務。具體路徑：利用特定收入（如關稅）填補減稅缺口，並以此為支點，推動財政一次性大幅上調債務上限，在利率回落窗口加大發行超長期國債、拉長久期，將未來的利息成本“鎖死”在利率回落窗口期。2、中期：化存量，通過改革溫和消化債務核心目標：通過結構性改革與適度通膨，讓存量債務“溫和蒸發”或實際價值縮減。具體路徑：支出改革：為減稅和補貼設定上限並分段續期，同時推動社保、醫保改革，控制最大法定支出項目。通膨管理：維持適度通膨水平，使債務的實際價值被緩慢稀釋。3、長期：做增量，以真實增長跑贏利息核心目標：確保經濟的長期增長率持續超過債務的利息增長率。具體路徑：通過對人工智慧、現代化電網、能源轉型等能夠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未來產業進行戰略性投資。只有把經濟的“蛋糕”做大，才能最終覆蓋並消化債務存量，走出循環。美國債務問題是一場“成本”與“增長”、“存量”與“增量”之間的殘酷賽跑。短期操作空間逼仄，中期改革政治阻力巨大，長期增長能否兌現存疑。最終結局，不僅取決於華盛頓的政治決策，更將取決於市場對這條“三步走”路徑的信心與耐心。美國能否打破自身（及全球）的“債務-利率-低增長”循環，將成為未來十年全球經濟穩定與走向的決定性考驗。 (邁睿資產管理)

徐瑾：從國際對比來看，早苗經濟學看似帶有濃厚的凱恩斯主義色彩，強調財政擴張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但結合保守政治特質，本質是新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回歸。日本，重歸世界輿論中心。高市早苗的壓倒性勝利出人意料，日經股市當日大漲。這不僅暴露出外界對其支援度的低估，更暗示對她即將帶來的早苗經濟學變化或有誤判。國際社會可以不贊同高市早苗的政治觀點，也可以反對她的經濟主張，但不得不承認，對其政策動態必須給予重新審視。從經濟角度而言，早苗經濟學的出現是偶然還是豪賭？也許，與阿根廷的米萊經濟學、聯準會主席華許的政策主張類似，它暗示了保守主義在經濟學領域的趨勢抬頭。2026 年 2 月 8 日，日本選舉開票結果揭曉。這場歷時僅 16 天的閃電選舉，讓上任僅三個月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了蛻變：從最初被認為執政根基脆弱，到一躍而起成為手握絕對立法權的強勢領導人。此次，高市早苗領導的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斬獲 316 席。這一數字具備特殊政治意義 —— 自民黨單獨席位突破眾議院三分之二多數，意味著其有能力推翻參議院的否決意見，在憲法規定範圍內推動爭議法案的立法。可以說，日本政壇進入了 “高市時刻”，這一結果突破了不少人的預判。此次高市早苗帶領自民黨拿下的席次，突破了 2009 年民主黨獲 308 席以來的戰後單一政黨紀錄，成為二戰後日本單一政黨在眾議院獲得的最高席次。這是自民黨之得，也意味著在野黨之失。以往自民黨始終與公明黨聯合執政，形成經典的 “自公體制”，而此次自民黨單獨席位已達絕對多數。日媒評價，這標誌著 “自公體制” 的實際終結，日本邁入高市早苗主導的強勢執政時代。相較於昔日的安倍晉三，高市早苗不僅手握更穩固的立法權，民意基礎也更為堅實，這也讓日本政壇的保守化傾向愈發明顯。不僅東京金融街的從業者關注這一話題，海外經濟圈也在關注，核心問題直指：作為安倍經濟學的繼承者，高市早苗將把日本經濟帶向何方？答案其實早已暗藏在其政策主張中 —— 她提出的經濟政策被稱作 “早苗經濟學”(Sanaenomics)，也被外界視為安倍經濟學的 2.0 版本。高市早苗在政治上的保守化和進攻姿態自不待言，其經濟政策，同樣體現出鮮明的保守特質。早苗經濟學被視為安倍經濟學的加強版，實則比起安倍經濟學，它的施策更為進取。核心邏輯是通過激進且有針對性的手段，刺激日本長期低迷的內需。首先，以財政政策主導擴張，主張通過大規模財政投入，重點向高科技、國防產業等戰略性領域傾斜。其次，貨幣政策傾向寬鬆。當前日本已經走出通縮，甚至顯現通膨壓力，日本央行為此已有升息舉措，而高市則對此保持高度謹慎，主張維持寬鬆的貨幣環境，避免過快加息扼殺經濟復甦勢頭。最後，配套經濟政策試圖通過提升勞動生產率推動薪資增長。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明確反對過早加稅，在大選之前更是階段性取消食品消費稅，這一舉措也成為其選舉獲勝的一大助力。高市早苗的經濟主張，尤其是財政政策，遭遇不少非議。對內，日本掌握財權的財務省長期主張平衡預算，是政府中秉持財政穩健理念的強勢機構，對於擴張性財政政策始終態度審慎；對外，日本的國債規模一路高漲，繼續強調擴張性財政，引發外界對日本債務可持續性的深度擔憂，市場不乏對日本或將陷入債務深淵的預判。該如何評價早苗經濟學？對應於高市的口號 “工作、工作、再工作”，其背後的經濟邏輯正是 “發展、發展、再發展”。一方面，從財政層面而言，其寬鬆並非無差別的廣泛 “撒錢”，而是有條件、有導向的寬鬆。高市早苗對財務省的財政健全化主張早有公開批判，認為過度強調財政健全化會束縛日本的發展步伐，其戰略扶持和補貼的行業也多聚焦於半導體、AI、量子計算等高科技領域。另一方面，對於外界的債務擔憂，她的應對策略其實中國人並不陌生，那就是讓問題在發展中解決，所有政策均圍繞經濟復甦核心展開。貨幣政策上明確反對過快加息，本質是為了避免抑制居民消費與企業投資意願。對比直接發錢的福利政策，早苗經濟學更偏向供給側改革，同時通過食品消費稅減免等舉措貼合工薪階層的切身利益。可以說，這些舉措也暗中契合了不少日本選民的集體認知 —— 這是日本最後一次爭奪大國地位的關鍵機會。無論對這場選舉的結果感到多麼意外，這一結果的本質，都是日本民眾對穩定與強勢領導的迫切渴望。這一切是否讓你想到川普的競選口號 “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重新偉大）？確實，兩人某種意義上都屬於保守主義陣營，其政策主張均貼合了本土民眾對國家發展的期待。站在安倍晉三的政策延長線上，高市早苗無疑擁有更好的起點，得益於日本經濟的階段性復甦，其經濟政策也有了更多揮灑空間。評判經濟政策，不能單純以 “寬鬆與否” 為唯一標準。在過去，日本深陷 “失去的 20 年” 甚至 “失去的 30 年” 時，單純的寬鬆政策收效甚微，彼時的日本經濟如同不願喝水的馬，再怎麼推動貨幣與財政寬鬆，也無法啟動內生增長動力。這正契合貨幣政策中的經典 “推繩子效應”（pushing on a string）—— 貨幣政策如同繩子，“能拉不能推”，收緊政策容易見到效果，但寬鬆政策在經濟低迷期卻往往乏力。但如今的日本經濟已今非昔比，正逐步走出漫長的衰退期，進入復甦通道，就業市場也同步回暖，此時的寬鬆政策才有可能真正發揮效用。經濟政策的價值，從來不在於政策本身的優劣，而在於政策與當下經濟體制、發展周期的匹配度。從外界批判最多的財政政策來看，2026 年的日本預算堪稱日本史上最具擴張性的預算草案，總預算首次突破 120 兆日元，達到 122.3 兆日元，較上一年增長 6.3%。對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而言，沒有比財政帳單更能反映核心導向的資訊，錢投向那裡，政策關注就在那裡，選民的支援也往往聚焦在那裡。審視日本的核心支出方向，便能清晰看到日本社會的現實壓力。一方面，社會保障因老齡化加劇成為最大支出項，達 39.1 兆日元；其次，日本的債務償還壓力隨利率升高而持續加大，利息支出大幅反彈，2026 年日本國債費（利息與本金償還）首度突破 30 兆日元；最後，高市將政策核心放在成長戰略行業，投入 18.3 兆日元，重點用於半導體、量子計算和 AI 產業的補貼與研發支援。如果扣除利息支出，再剔除通膨影響，日本基礎性財政支出實際增長率約為 3.8%。這一數字看似仍處於高位 —— 安倍晉三時期財政支出的實際增長率通常僅在 1%-2%，但關鍵差異在於資金的使用方向。若按照消費性支出（如養老金、基礎福利）和投資性支出（如 AI、數字基建、高端製造）劃分，此次投資性支出的增幅創下歷史新高。可見，其政策核心是試圖通過 “適度舉債” 換取未來的稅收增長，讓債務成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器，而非單純的財政負擔。日本經濟的核心痛點之一是人口老齡化，社會財富大量集聚在老年群體手中。在過去，因日本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老年選民在選舉中佔比居高不下，觸動福利尤其是老年人既得利益的政策基本等同於政治自殺，甚至有日本政界人士對筆者感嘆日本政壇存在 “銀髮獨裁” 的現象。無論是在野黨還是自民黨內，多數政客都不敢輕易觸碰福利體系的改革。高市早苗作為日本政壇的異類，恰恰體現在福利改革與財政支出的重構上。她推動將部分消費性支出從養老金等傳統領域，轉移到國家戰略產業的投資上；針對高資產老年群體，推行 “按負擔能力繳費” 的原則，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財政壓力，也緩和了年輕群體對福利分配失衡的不滿。早苗經濟學的實際效果尚未可知，日本剛好站在經濟復甦的周期節點上。企業盈利持續改善、薪資增長推動個人所得稅增加，讓日本的稅收預測連續創下新高，2025 年度稅收預測達 83.7 兆日元，實現了不計算利息開支的財政盈餘。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一財政盈餘目標，並未將利息支出納入計算範圍。可見，早苗經濟學其實是希望打一個時間差：利用稅收大增的窗口期，將新增稅收更多投入國防和科技產業，實現 “發展優先” 的核心政策目標。也正因此，即便財政政策飽受 “揮霍” 的批評，日本政府仍宣稱將在 2026 年實現 28 年來的首次財政盈餘（黑字）。這一目標的底氣，主要來自稅收的持續增長，而稅收增長背後，是經濟實質性增長的推動。高市政府似乎認定，即便日本政府的財政支出繼續增加，經濟增長也能讓債務問題在發展中逐步解決，日本的債務佔 GDP 比例甚至已呈現下降趨勢：得益於名義 GDP 的持續增長，按照 BIS 資料，日本政府債務佔 GDP 比例從 2022 年的 227% 回落，目前維持在 209% 左右。如何評價早苗經濟學？在全球化的順風時代落幕、逆風時代來臨的當下，各國的經濟政策都愈發注重本土性與針對性，不再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濟 “萬靈藥”。從國際對比來看，早苗經濟學看似帶有濃厚的凱恩斯主義色彩，強調財政擴張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但結合高市早苗的保守政治特質，其本質是新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回歸。這一趨勢並非日本獨有，而是呈現出全球特徵，高市早苗（日本）、哈維爾•米萊（阿根廷總統）、克里斯托弗•華許（聯準會主席）的政策主張，雖形式迥異，卻折射出同一底層邏輯。三人的主張雖路徑不同，但深層均指向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回歸，核心都是反對左翼民粹主義的無度擴張，只是因各國國情差異，選擇了不同的實施路徑。高市早苗代表國家保守主義，主張政府強力引導經濟，重點扶持核心戰略產業，支援財政與貨幣的適度擴張；米萊則是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選擇極限緊縮的休克療法，極度排斥通膨，甚至不惜以通縮換取經濟穩定，以此大幅度降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華許代表聯準會的鷹派保守主義，主張縮減聯準會資產負債表，讓貨幣政策回歸中立，強調物價穩定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前提。可以說，早苗經濟學中的產業扶持思路，與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經濟學自然不同，倒是與國民經濟學之父弗裡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理念暗通，李斯特堪稱保守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也正是保守主義開創了大規模產業政策的先河。早苗經濟學背後的底層邏輯十分清晰：用溫和通膨配合名義 GDP 增長稀釋債務，用經濟實質性增長掩蓋財政擴張的短期影響。這一策略的實施，建立在日本經濟走出通縮的關鍵節點上 —— 在漫長的通縮期，財政擴張只會帶來更多的壞帳與產能閒置，而在經濟復甦期，適度的財政政策發力，能有效推動經濟增長，對民眾就業和企業經營而言都是利多，這正是順應市場經濟周期的理性選擇。從 1991 年經濟泡沫破裂至今，日本嘗試了零利率、量化寬鬆、負利率、財政刺激等諸多政策，始終未能真正走出衰退，而如今的日本，正處於經濟周期的關鍵轉折期。此時的政策選擇，不再是 “踩剎車”，而是 “踩油門”，用適度的擴張推動經濟徹底走出低迷，這一判斷存在現實合理性。當然，高市早苗的政策，也是一場巨大的政治豪賭。地緣政治的爭議暫且不論，單是經濟層面，就始終伴隨著巨大的風險：日本的債務佔 GDP 比例長期超過 200%，2025 年約 230%，仍處於全球主要經濟體的高位，若債務擴張失控，高市早苗或將成為日本經濟的罪人。但如果這場豪賭成功 —— 讓日本的名義 GDP 增長持續超過債務激增的速度，通過稅收增加實現包含利息支出的真正財政盈餘，推動日本經濟進入新的增長周期，那麼高市早苗將被寫入日本歷史，成為帶領日本走出 “失去 30 年” 的關鍵領導人。而如果賭輸了，她個人即便日後賠上政治生命，在政策實施的窗口期也已獲得了政治收益。這其實正是現代政治的一大弊端：決策者不承擔自身錯誤的實質性代價，所以政客往往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會選擇豪賭，為了看似觸手可及的勝利鋌而走險。學者塔勒布將其稱之為圍繞 “非對稱風險（Skin in the Game）缺位” 的困境 —— 權力日漸與風險脫節，存在 “收益歸己、損失轉人” 的代理問題。經濟學的殘酷之處，就在於其自有運行規律，甚至比政治更為不確定。所有經濟政策都需要在未知中下注，而歷史只會記住最終結果；對政治家而言，更是如此，人們往往只會記住你最壞的決策，而忽略你所有正確的選擇。當然，這種全球範圍內的保守主義經濟學回歸，與上世紀 80 年代里根 - 撒切爾時期的保守主義截然不同。如今的保守主義更強調供給側的革命性重塑，尤其是 AI 技術驅動的產業升級；各國對財政紀律都有清晰的認知，反對無底線的債務擴張；更重要的是，地緣政治與經濟政策的融合愈發緊密，各國不再單純強調全球化的自由貿易，而是追求安全邊界內的經濟繁榮。這些組合拳，本質上是回歸本地化，呼應了李斯特式的經濟理念 —— 以國家為核心，通過產業扶持、適度貿易保護等手段，實現民族經濟的崛起，而非亞當•斯密式的自由放任。這一趨勢也意味著，未來 10 年，全球經濟政策重心與學術風潮將迎來重大轉變：從過去強調公平分配的進步主義敘事，回歸到效率與秩序的保守敘事。當然，這一轉變並非簡單的歷史重複，AI 技術的迭代、地緣政治的重構、貧富差距的擴大等新議題，都將被融入這一新的時代變奏中。 (FT中文網)

隨著川普提名華許擔任下一任聯準會主席，其長期主張的一項核心議題正引發華爾街的高度關注：呼籲聯準會與美國財政部達成一項新的協議，以重塑兩大機構之間的關係。這一構想旨在效仿1951年的歷史性協議，其影響或將波及30兆美元的美國國債市場，並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管理方式。2月9日，據彭博報導，儘管具體細節尚未公開，但華許此前已表明，此類協議應“清晰且深思熟慮地描述”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規模，並與財政部的發債計畫相配合。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也對長期實施量化寬鬆（QE）持懷疑態度，認為應僅在緊急情況下並在政府協調下使用。報導指出，市場人士辯論的焦點在於，這僅僅是一次官僚層面的微調，還是針對聯準會目前超過6兆美元證券組合的重大重組。若涉及大規模的資產組合調整，可能會引發規模達30兆美元的美國國債市場波動加劇，並引發外界對央行獨立性的深切擔憂。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國政府債務的年度利息成本約為1兆美元，這加劇了市場對於聯準會可能通過某種形式的“收益率曲線控制”來協助財政融資的猜測，從而直接影響通膨預期與美元資產的吸引力。01 重回1951？華許的政策構想據報導，華許在競選聯準會主席期間提出了諸多政策構想，其中最令華爾街感到晦澀卻又影響重大的，莫過於他呼籲與財政部達成新協議。華許曾表示支援通過新版本的“1951年協議”來徹底改革兩大機構的關係。歷史上的1951年協議極大地限制了聯準會在債券市場的足跡，確立了央行在貨幣政策上的自主權，並結束了二戰期間及戰後聯準會為壓低聯邦借貸成本而限制國債收益率的做法。然而，華許去年4月指出，在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期間，聯準會實施的數兆美元證券購買實際上違反了1951年的原則。他在採訪和演講中辯稱，這些行動鼓勵了魯莽的政府借貸。華許曾在接受CNBC採訪時表示，一項新協議可以明確界定聯準會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同時由財政部制定其債務發行計畫。02 貝森特的立場與“軟否決權”報導指出，美國財長貝森特與華許在批評長期量化寬鬆方面立場一致。貝森特曾指責聯準會堅持QE的時間過長，甚至破壞了市場發出重要金融訊號的能力。作為負責篩選鮑爾繼任者的關鍵人物，貝森特主張僅在“真正的緊急情況”下，並與政府其他部門協調時，才實施聯準會的QE政策。因此，一種“精簡版”的新協議可能規定，除日常流動性管理外，聯準會僅能在獲得財政部認可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國債購買，並致力於在市場條件允許時盡快停止QE。然而，Evercore ISI的Krishna Guha指出，這種讓財政部介入聯準會決策的方式可能會引發其他解讀。投資者可能會認為，這意味著貝森特對任何量化緊縮（QT）計畫擁有“軟否決權”。03 資產組合轉向：從債券到票據除了政策框架的調整，市場普遍預期一項更具實質性的協議可能涉及聯準會資產持有結構的重大轉變：即從中期和長期證券轉向期限在12個月或更短的國庫券（T-bills）。這種轉變將允許財政部減少票據和債券的發行，或至少不再像原本那樣大幅增加發行量。美國財政部在上周三發佈的季度債務管理聲明中，已將聯準會的行動與其發行計畫聯絡起來，稱其正密切關注央行近期增加購買國庫券的舉動。Brandywine Global的Jack McIntyre表示：“我們已經走上了聯準會與財政部更緊密協調的道路，問題在於這種協調是否會進一步放大。”據報導，德意志銀行的策略師預測，華許領導下的聯準會可能會在未來五到七年內成為國庫券的積極買家。在一種情景下，他們預計國庫券在聯準會持倉中的佔比可能從目前的不到5%升至55%。不過，財政部若相應地轉向出售國庫券而非計息證券，將面臨巨額債務不斷展期的風險，這可能會增加財政部借貸成本的波動性。04 市場風險與獨立性隱憂報導稱，儘管加強協調可能旨在降低美國借款人的利息成本，但任何根本性的轉變都伴隨著風險。SGH Macro Advisors的首席美國經濟學家Tim Duy警告稱：一項公開同步聯準會資產負債表與財政部融資的協議，明確將貨幣操作與赤字掛鉤，與其說是隔離聯準會，不如說更像是一個收益率曲線控制的框架。Columbia Threadneedle Investments的投資組合經理Ed Al-Hussainy更為直白地指出，如果協議暗示財政部可以指望聯準會在可預見的未來購買部分債務或收益率曲線的某些部分，“那將是極其、極其成問題的。”最壞的情況是，投資者認為聯準會的行動偏離了其抗擊通膨的任務，從而推高波動性和通膨預期，甚至可能削弱美元的吸引力和美國國債的避險地位。05 部分人士對正式協議的可能性持懷疑態度除了國債市場，部分專家還提出了更為廣泛的設想。Evercore ISI的Guha提出了聯準會將其2兆美元的抵押貸款債券（MBS）組合與財政部交換國庫券的想法。雖然這面臨諸多障礙，但其目標之一可能是降低抵押貸款利率，這也是川普政府的一個重點關注領域。Pimco的前聯準會副主席克拉里達也撰文指出，新協議可能為聯準會與財政部，甚至房利美和房地美等住房機構協同工作提供框架，以縮小資產負債表規模。然而，RBC BlueBay Asset Management的首席投資官Mark Dowding認為，華許可能會致力於保持聯準會的獨立性，“這並不排除加強合作，但這使得達成正式協議的可能性降低。”Brandeis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George Hall警告稱，直接協調以壓低利息成本“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有效”，但從長遠來看，投資者擁有替代美國資產的選擇。“人們會想出繞過這一點的辦法，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會把錢轉移到其他地方。” (追風交易台)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任僅3個月就解散眾議院，並決定於2026年2月8日舉行眾議院議員總選舉。這一舉動旨在直接向國民尋求對其政權基礎加強和大膽政策轉變的信任，但同時也引發日本國債市場的劇烈動盪，長期利率上升尤為顯著。4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突破4%，創下歷史新高，財政紀律擔憂在市場迅速蔓延。政治背景與解散動機高市早苗首相於2025年10月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獲勝，成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這是前任石破茂在2024年和2025年選舉中與黨大幅失利、失去兩院多數後被迫辭職的接任。就任初期，內閣支援率一度攀升至70%左右，在日本乃至多數議會民主國家都屬罕見高位。但自民黨支援率卻低迷在30%左右，主要原因是長期存在的政治資金醜聞（秘密資金醜聞）。數十名自民黨高層涉嫌多年甚至數十年將非法回扣納入秘密資金庫，公眾對此深感不滿。高市首相將多名涉案政客納入內閣，進一步加劇了負面印象。自民黨在2024年和2025年選舉中失去兩院多數，這是15年來首次。高市政權的聯合夥伴公明黨維持26年後決定脫離。公明黨是和平主義佛教政黨，一直制約自民黨的國防野心。高市早苗立場與之對立，關係迅速破裂。就任僅6天，她就短缺37席多數，被迫尋求新安排。她與日本維新會達成信心供給協議，維新會是右翼民粹政黨，願意支援其議程。這使政府依賴持續談判，每項投票都面臨叛變或僵局風險。此次提前選舉是穩定安排的嘗試。高市希望利用個人人氣，將其轉化為清晰的保守派授權，在蜜月期鎖定自民黨主導多數，並在通膨經濟痛苦侵蝕支援前完成。此外，高市還需要選舉鞏固黨內地位。在日本，首相實力取決於派系支援。高市作為安倍晉三門徒，雖是資深議員，但缺乏派系基礎。多數派系因醜聞和選舉慘敗解散。她競選總裁時，主要靠85歲國王製造者麻生太郎派系支援。作為交易，她任命麻生為副首相，內閣塞滿其盟友，其妹夫鈴木馨一任自民黨幹事長。高市政權的實質是麻生內閣，她必須避免疏遠他，否則派系支援撤離，政府內部崩塌。沒有自家派系，她需通過壓倒性勝利迫使全黨服從。這場選舉不僅是與反對黨的較量，更是利用選民槓桿對自民黨的敵意收購。維新會的加入意義重大。21世紀以來，公明黨一直抑制自民黨在軍事開支和修憲上的激進衝動。維新會則相反，成為加速器，推動政府比單獨執政或與公明黨聯盟時更右傾。供給協議包括12項政策要求：在大阪建立第二首都、推進核能擴張、取消國防出口法律限制等。反對黨於2026年1月組成中間派改革聯盟，由立憲民主黨與失業的公明黨聯手。聯盟僅因共同在野而存在，平台聚焦“以人為本經濟”和永久取消食品消費稅，這對通膨擔憂選民有吸引力。但在高市最脆弱的國防政策上，聯盟分裂：立憲主張抑制開支，公明品牌是和平主義。兩者都無法提出連貫替代方案，尤其在高市已與中國對峙、川普要求日本軍事採購狂歡之際。反對黨碎片化，無法利用自民黨品牌不滿。沒有可信替代政府，高市勝利機率高，唯一問題是幅度。若自民聯盟獲眾院三分之二席位，高市可啟動改寫和平憲法。財政政策與債券市場動盪高市政權的“危機管理投資” doctrine 實質是政府在戰略重要領域大舉支出。2026年度預算草案達122.3兆日元（約7800億美元），創紀錄。支出針對17個國家韌性關鍵領域：人工智慧基礎設施、半導體生產、cyber安全等。哲學是經濟安全優先於財政紀律。選舉核心是臨時暫停食品8%消費稅2年，以應對數十年通縮後打擊家庭的通膨。成本約每年5兆日元（330億美元）。高市稱可通過“非稅收入增加”和“支出審查”填補，即預算術語“以後再說”。市場不買帳。長期國債收益率上升，日元貶值。日本債務/GDP比率已超250%，發達國家最高。疊加紀錄支出提出無資金減稅，令投資者困惑。高市被比作2022年英國首相特拉斯，其49天任期因迷你預算崩盤金邊債券市場。兩者都在債券脆弱時提出無資金減稅，都面臨債券 vigilantes 反抗。但有關鍵差異：特拉斯同時崩盤英鎊和金邊債券，英國通膨危機且貨幣主權有限，日銀不願印鈔購債時市場無處可去。日本控制印鈔機，日銀理論上可無限購債，釋放閥是貨幣貶值。財政主導（fiscal dominance）下，央行決策受制於債務可持續性而非物價穩定。這對高市個人有利，但對日元不利。債券持有人的對抗選舉宣佈後，JGB市場賣壓加劇。40年期收益率創4.2%新高，30年期達3.87%，呈現主權信用風險重新定價趨勢。市場要求期限溢價，作為政府同時提出無資金減稅和紀錄支出的“危險津貼”。傳統長債買家——壽險和養老基金——罷買，拍賣缺席。這非政治抗議，而是波動率所致。收益率劇烈波動觸發VaR模型，機構被迫自動減倉。機器賣盤形成自我強化循環：波動→賣出→更多波動→更多賣出，最終流動性危機。這將日銀行長置於兩難。政策利率目前0.75%，是日本30年高位，但全球仍極低。政治壓力要求壓低借貸成本以維持債務服務，但印鈔控收益率會摧毀日元；放任收益率上升則債務服務成本失控，財政不可持續。無好選項，只有危機選擇。政策癱瘓加劇市場波動。日元套利交易倒計時數十年來，日元套利交易是全球金融最可靠策略之一：低息借日元，換成美元/歐元，投資高收益海外資產（美股、新興市場債券、巴西房地產等）。規模超1兆美元，是最大槓桿資本池之一。日本永不大幅加息，融資成本廉價，海外資產上漲即盈利。高市政策正在拆解這一邏輯。JGB長端收益率近4%，國內安全資產無匯風險即可獲4%。機構投資者無需承擔貨幣/地緣風險購買美債4.5%，資金回流東京：賣海外資產、買日元。這導致新興市場資金外流、貨幣崩盤（印度盧比、墨西哥比索、巴西雷亞爾等）。高收益資本十年流入逆轉。日本是美債最大外國持有者，購債放緩加壓已脆弱的美債市場。風險是類似2024年8月全球崩盤的“套利平倉衝擊”，但此次驅動是財政，無法通過降息修復主權債務危機。降息只會弱化貨幣、惡化通膨、迫使央行反向加息。當前，日元一度飆至159日元/美元，後在紐約聯儲“利率檢查”（外交暗語：擔憂，可能支援干預）後回至154附近。日本政府拚命守住160關口前選舉日，否則進口成本推高物價，選民投票時不利高市。諷刺的是，其財政政策正是日元下跌部分原因。挑釁熊市高市強硬外交加劇壓力。就任首舉強調日本生存與台灣命運繫結，激怒北京。中國禁止日本海產品進口、限制稀土出口、對半導體前體發起反傾銷調查，貿易衝突持續升級。同時，2026年美國國防戰略要求盟友防務支出GDP5%（北約2%標準），日本需大致三倍國防開支。高市利用外部壓力作為藉口，推動撕毀和平憲法、再軍事化。日本選舉幾乎肯定給自民聯盟多數，可能首次實現修憲發議權。展望與風險評估高市賭注是個人人氣換政權強化，但犧牲財政/貨幣穩定。選舉大勝可能加速積極財政，日銀政策更受束縛。日元貶值與通膨再燃或致家計負擔激增，支援率崩盤。若過半失敗，按公約即辭職，政局混亂。全球視角，日本引發的流動性收縮可能觸發新興市場和美國市場的“火山衝擊”。日銀選舉後將忙於穩定市場，但財政主導結構性困境難解。此次選舉既是日本經濟轉折點，也是全球金融脆弱性的試金石。無論結果如何，債券市場動盪將持續，政策難度大幅提升。 (周子衡)

（歐聯網2月3日電）據歐聯通訊社報導，當地時間2月2日，在法國議會否決兩項不信任動議後，法國2026年財政預算案終於獲得通過，核心目標為削減赤字、控制支出、加稅增收。預算案削減了3000個公共部門崗位，凍結養老金與福利年度漲幅，醫保支出增幅減半；除國防、內政、司法外，其他部門支出削減90億歐元；取消2個公共假日，預計節省數十億歐元；延長高收入者特別稅，年收入超25萬歐元（夫妻50萬歐元）最低稅率20%，預計增收6.5億歐元；對收入超10億歐元的企業徵收附加稅，預計增收73億歐元……2月2日，法國總理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尼在國民議會發表講話該財政預算案是在法國政府動用憲法第49.3條款的情況下通過的，法國憲法第49.3條款是一個允許政府在議會無表決的情況下通過法案的機制。在法國總理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尼（Sébastien Lecornu）1月30日宣佈就國家財政預算案動用這一條款後，引發左翼與極右翼提出不信任動議。2月2日，法國國民議會先後否決了這兩項不信任動議案，預算案正式通過。勒科爾尼隨後在社交平台X上寫道：“法國終於有了預算。”同時也表示，將把預算案提交給憲法委員會，“以確保財政法案完全符合憲法的規定”。 (Oliannews歐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