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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突然談崩, 一份核戰推演圖令人不寒而慄
據外媒2026年2月11日報導，美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於 2026年2月5日失效後，俄羅斯表示若美國繼續遵守該條約，則其也會繼續遵守。川普則表示希望中國加入美俄軍控談判，中方明確拒絕。分析人士指出，在當代大國博弈中，核武器仍然是份量最重、同時也是最具壓倒性的戰略底牌。美俄兩國掌握著全球絕大多數核彈頭，在全球核裁軍與戰略穩定問題上負有特殊責任；而美方試圖將中國拉入現有雙邊軍控框架，其重要動機之一，在於試圖長期維持對中國核力量的顯著數量與能力優勢，防止中國可實際部署和使用的核力量規模在未來接近美國。在美俄核軍控框架終結、三邊乃至多邊軍控前景高度不確定的背景下，如何理解美國政策圈內部對核威懾、核穩定與核治理未來走向的判斷，已成為觀察國際安全形勢演變的重要窗口。
在上述背景下，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佈的一本青年研究者文集，為外界提供了一份觀察美國核問題研究的重要材料。該文集集中呈現當前美國核政策研究圈對若干關鍵議題的最新關注方向：第一，圍繞核威懾與戰略穩定的新變化，系統討論中美戰略博弈、俄烏衝突背景下的核風險、高超音速武器等的影響；第二，聚焦核擴散與核治理壓力，分析AUKUS核潛艇合作、核出口控制、小型模組化反應堆等新技術對現有國際規則體繫帶來的挑戰；第三，分析未來核戰爭“高發區”，推演核戰爭的發生邏輯和應對方式，關注核問題與新型交叉風險，例如網路安全對核指揮控制體系的影響、氣候變化對核設施安全與核穩定的潛在衝擊，以及核裁軍核查能力的技術前沿。
該文集是“核問題項目”（Project on Nuclear Issues，PONI）的階段性成果。該項目成立於2003年，核心宗旨是培養新一代核政策、技術與行動領域的專業人才，並建構面向政策實踐的青年研究者共同體。這些青年學者未來大多將進入政府部門、智庫機構或涉核技術與安全領域工作，其對核威懾、核治理與風險管控的理解方式，具有現實的政策觀察價值，也有助於外界更準確把握美國核政策討論內部的關注重心與潛在走向。為便於國內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勢之變，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摘譯編寫該報告，供讀者批判性閱讀。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核問題：
美國新一代智囊的代表性觀點
1 當核領域被AI化會發生什麼
（一）人工智慧與核指揮控制：信任如何建立？
在以智能化為趨勢的工業4.0時代的背景下，人工智慧、雲製造等新技術與核領域的融合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這些智能技術的應用既為核安全、核指揮控制等帶來最佳化機遇，也引發了信任、風險管控等一系列新挑戰。
首先，在核指揮的控制與通訊（NC3）系統中，人工智慧有望最佳化態勢監測、作戰計畫制定、決策支援等關鍵流程，大幅提升系統運行效率。但核控制系統的特殊性在於，任何微小失誤都可能引發災難性後果，這就要求人工智慧必須在最壞情況下也能保持完全可靠，而這種極致可靠性的驗證，成為阻礙其廣泛應用的核心障礙。
其次，當前人工智慧的發展還面臨“黑箱”難題，演算法決策過程難以被人類完全理解和解釋，這在核領域的風險尤為突出。更棘手的是，人工智慧的定義模糊且難以界定，不同場景下的解讀差異較大，導致相關監管政策的制定舉步維艱。為了清晰界定人工智慧在核控制系統中的應用邊界，在核控制系統中安全使用AI，研究者提出了一種分級分類思路，從0級的經典訊號處理到5級的完全自動化，不同等級對應著不同的風險與應用場景。
綜上，建立對核領域人工智慧的信任，本質上是解決責任歸屬與系統可靠性的問題。在軍事領域，指揮責任原則明確指揮官需為下屬行為負責，這一原則同樣適用於人工智慧的部署，即決策者必須充分掌握技術風險才能授權使用。傳統的核系統安全分析範式已難以應對人工智慧帶來的新挑戰，需要借鑑土木工程的驗證邏輯，通過嚴謹的數學建模和形式化方法，從設計階段就確保系統滿足安全需求。同時，還需認識到人工智慧的統計本質，其性能依賴海量資料訓練，而核領域的極端場景資料稀缺，僅靠測試難以窮盡所有風險，這就要求在技術驗證中結合理論推演與模擬訓練，彌合模擬與現實應用中的技術鴻溝。
（二）工業4.0與雲製造：核設施如何現代化？
隨著全球核安全環境的變化，核設施的現代化改造成為了核大國的重要任務。當前美國核安全企業正面臨著設施老舊、技術人才短缺、項目超支等多重困境，現有能力已難以支撐核現代化計畫的推進。這些冷戰時期或更早建造的設施，數十年缺乏有效維護，部分實驗室超過半數的設施使用年限已達50年以上，嚴重制約了核部件生產和核武庫維護的效率。而工業4.0理念下的雲製造技術，為破解這一困局提供了創新思路，成為推動核安全現代化的重要助力。
雲製造的核心的是建構一個集中式的數字平台，將分散在各地的製造資源進行虛擬化整合，形成一個互聯互通的智能製造網路。就像人們在電商平台上選購商品一樣，核領域的製造需求方可以通過雲製造平台上傳零件的設計檔案，平台會自動匹配具備生產能力的供應商，並快速估算出生產成本和交貨周期，從而實現製造資源的最佳化配置。雲製造的應用具有顯著優勢。
首先，它能有效解決核製造中資源分散、效率低下的問題。核領域的製造涉及多個實驗室和工廠，不同機構的裝置和產能存在差異，雲製造平台可以打破機構間的壁壘，讓閒置的製造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同時縮短零件生產的周期。例如，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作為核領域的重要研究機構，其內部擁有眾多機械車間，通過雲製造平台可以整合這些車間的減材製造、增材製造能力，快速響應武器製造和實驗室裝置的生產需求。
其次，雲製造有助於提升核製造的精準性和成本控制能力。通過電腦視覺演算法，平台可以自動識別零件的製造特徵，結合供應商的裝置能力、材料特性等資料，利用離散事件模擬等方法，精準估算生產時間和成本，避免了傳統製造中因資訊不對稱導致的成本超支和進度延誤。同時，平台還能即時監控製造過程中的瓶頸環節，識別稀缺材料和資源，為最佳化採購管道、提升生產效率提供資料支援。因此，雲製造的核心邏輯是建構一個共享的數位化平台，將分散在各地的製造資源進行虛擬化整合，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與協同運作。
（三）演算法核威懾中的人機心理：誰能做出精準判斷？
核威懾的本質終究依賴人類的判斷與決策，而人工智慧的融入正深刻改變著核威懾的運作邏輯，這種改變背後蘊含著複雜的人機關係心理學博弈。在演算法核威懾體系中，人工智慧不再僅僅是工具，更成為影響人類認知、理解和決策的重要因素，其帶來的不僅是效率提升，還有三類潛在風險：幻覺風險、視域風險和演算法焦慮風險，這些風險從不同維度考驗著人機協同的有效性。
其中，幻覺風險源於人工智慧系統的潛在缺陷，系統可能輸出看似權威卻與事實不符的虛假資訊，這種“演算法幻覺”在核領域可能導致決策者對局勢的誤判。演算法的“黑箱”特性進一步加劇了這一風險，人類難以追溯演算法決策的過程，無法有效甄別錯誤資訊。視域風險則主要來自海量資料的衝擊，人工智慧能快速處理海量資訊，但過量資訊可能讓人類操作員陷入“資訊迷宮”，反而喪失對關鍵態勢的把握能力，這種“資料過載”帶來的認知負擔，可能導致決策遲緩或偏差。而演算法焦慮風險則源於人工智慧系統本身的存在及其運行速度，機器的高速運算會壓縮決策時間窗口，讓決策者在壓力下產生焦慮，進而影響判斷質量，甚至引發倉促決策。
要應對這些風險、最佳化人機關係，需要建構以人為本的協同框架。系統設計應堅持透明性、可信度原則，讓人類能夠理解並適度干預演算法決策；不同軍事機構和部門之間應加強協作，通過跨領域整合提升資料處理和決策支援的有效性；同時需要制定明確的指導檔案，清晰界定人工智慧與人類的職責邊界，為實際操作提供規範；還要重視人類智慧的核心價值，通過培訓強化操作員的專業能力和風險識別能力，使其既能高效運用系統，又能在關鍵時刻發揮主觀能動性。在高壓的核威懾場景中，人機協同的核心不是追求機器替代人類，而是讓兩者各自發揮優勢，確保核威懾的有效性與安全性。
（四）核領域中的人工智慧應用：想像與現實之間
每當討論AI與核武器，人們常會聯想到科幻電影中的情節：機器失控引發核戰爭，或是全自動系統取代人類按下核按鈕。這些想像雖然吸引眼球，卻常常模糊了技術現實。科幻電影如《奇愛博士》《戰爭遊戲》中描繪的人工智慧失控引發核災難的場景，以及歷史上的彼得羅夫事件、愛國者導彈誤擊事件等，成為人們討論核領域人工智慧風險的常用參照，但這些案例往往被過度解讀，忽視了技術發展的現實狀況。
虛構作品中的人工智慧往往被塑造成具有自主意識、能脫離人類控制的“末日機器”，這種敘事雖具戲劇性，卻與當前人工智慧的技術水平相去甚遠。實際上，現實中的人工智慧在核領域的應用更為務實和細緻，主要集中在預警系統最佳化、裝置預測性維護、資料篩選與分析等輔助性環節，而非主導核發射決策。歷史類比同樣存在侷限性，彼得羅夫事件中，蘇聯早期預警系統的誤報源於技術不成熟，而當前的人工智慧系統在資料處理精度和多源資訊融合能力上已實現質的飛躍，能夠有效降低誤報機率；2003年愛國者導彈誤擊事件的核心問題是人機協同不當和操作員培訓不足，而非自動化技術本身的缺陷，這些歷史經驗應成為最佳化系統設計的參考，而非否定技術應用的依據。
因此，過度依賴虛構敘事和歷史類比，會讓討論偏離技術本身的風險與潛力，陷入對“末日場景”的無端擔憂。事實上，人工智慧在核控制系統中的應用，更多是通過技術手段提升系統的可靠性、效率和安全性。當前AI在核控制系統中的應用更多是輔助性的、局部的，例如提升預警系統精度、最佳化資料分析、輔助維護決策等。絕大多數國家公開反對全自動核發射系統，並強調人類必須保留最終決策權。將AI“妖魔化”反而會妨礙我們對技術真實風險與機遇的理解。例如，通過人工智慧演算法最佳化雷達和紅外感測器的資料處理，可提高預警系統的精準性；利用機器學習對核設施裝置資料進行分析，能實現故障的早期預警和預測性維護；在指揮決策環節，人工智慧可輔助整合多源資訊，為人類決策者提供更全面的參考，縮短決策時間的同時降低誤判風險。
要理性看待人工智慧在核控制系統中的應用，首先需要打破虛構想像的束縛，基於技術現實開展討論。核領域的人工智慧應用不是要打造“無人掌控”的自動化系統，而是建構“人機協同”的最佳化體系，人類始終掌握最終決策權。工業4.0與核領域的融合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
2 核技術進步與大國對抗中的風險升級
近年來，地緣政治競爭的白熱化與技術創新的加速度，讓核技術進步不再是單純的國防能力升級，反而逐漸成為大國對抗中升級風險的核心誘因。從俄羅斯的高超音速導彈到東方核大國的核力量擴張，從人工智慧融入核指揮系統到中小國家的核威懾佈局，核技術的每一步突破都在重塑全球核格局，同時也埋下了誤判、意外升級、技術擴散等多重隱患。在這樣的背景下，釐清核技術進步的現狀、剖析大國對抗的核心矛盾、識別潛在的升級風險，成為維護全球戰略穩定的關鍵議題。
（一）新核時代：當技術變革遇上大國競爭
當今世界，核技術進步已成為大國彰顯戰略威懾力、爭奪國際話語權的核心賽道。主要核大國紛紛加大投入，推動核武庫、運載系統、指揮控制體系的全面現代化，各類新型核技術與武器系統不斷湧現，徹底改變了傳統核威懾的形態。
俄羅斯是核技術創新與實戰應用的積極推動者。自2018年以來，普丁政府公佈了包括“匕首”、“先鋒”、“鋯石”在內的多款新型核武器系統，這些武器普遍具備高超音速飛行能力，據稱能突破現有導彈防禦體系。在烏克蘭戰場上，俄羅斯先後投入這些新型核武器導彈。其中，以“奧列什尼克”中程高超音速導彈為例，其最大速度可達11馬赫，射程覆蓋歐洲主要首都。
表1：俄羅斯新型武器系統的運載能力
報告中指出，中國的核技術進步則呈現出規模發展與質量提升平行的特點。具體而言，冷戰時期，中國核武庫規模始終保持在較低水平，而近年來為了應對美國帶來的戰略壓力，其已實現跨越式增長。美軍評估 2024年中國現役核彈頭數量已超過600枚，較冷戰峰值翻倍。在運載系統方面，中國部署了DF-31、DF-41等公路機動洲際彈道導彈，新建了超過200個導彈發射井，同時打造了由核潛艇、戰略轟炸機、洲際導彈組成的核三位一體體系。尤為引人關注的是，中國在高超音速武器領域實現了技術突破，DF-17中程導彈搭載的超高速滑翔飛行器具備核打擊能力，成為少數能在該領域領先美國的技術優勢項目。
美國作為傳統核大國，正加速推進核安全體系現代化。美國國家核安全管理局（NNSA）啟動了耗資巨大的核安全企業（NSE）現代化計畫，涉及生產設施、科技基礎設施的全面改造，預計全周期成本將高達1.5兆美元。在技術應用上，美國積極探索工業4.0、雲製造等先進技術在核安全領域的應用，試圖通過數位化、網路化提升核設施的生產效率與安全性。同時，美國也在強化核指揮、控制與通訊系統的現代化，融入人工智慧技術以提升態勢感知和決策效率，但這一過程也面臨著信任建構、風險管控等多重挑戰。此外，美國還通過向盟友提供精確制導武器、加強北約防務協同等方式，建構多層次核威懾體系。
除了中美俄三大國，其他國家的核技術發展也讓局勢更趨複雜。印度近年來大力推進海軍核力量現代化，先後服役“阿利漢特”級核潛艇，打造海基核威懾能力，其國產航母與反艦導彈的部署，使印度洋地區成為中印巴三國核競爭的新戰場。巴基斯坦則採取非對稱戰略，通過與中國合作建造“漢戈爾”級常規潛艇、部署核能力潛射巡航導彈，應對印度的核威懾，形成了南亞地區獨特的核平衡格局。朝鮮作為事實上的核國家，持續推進核裝置試驗與彈道導彈研發，其核指揮控制體系的不透明性，進一步增加了東北亞地區的核風險，誰有權授權核打擊、發射命令如何傳遞、是否存在防誤射保障等問題，始終是國際社會的擔憂焦點。
表2：中印巴三國海軍作戰艦艇數量選編
（二）技術進步與風險升級：從誤判到失控的多重隱患
核技術的快速進步在提升大國威懾能力的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升級風險。這些風險既源於技術本身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也來自大國對抗中的戰略誤判、資訊不對稱與機制缺失，從AI融入核系統到雙重用途技術的濫用，從決策時間壓縮到指揮控制透明度不足，多重風險相互交織，可能將局部衝突推向核升級的邊緣。
首先，人工智慧在核系統中的應用是當前最突出的風險點之一。隨著AI技術在核指揮、控制與通訊系統中的深度融入，其帶來的機遇與風險並存。AI確實能提升態勢感知、資訊處理和決策效率，比如幫助分析海量感測器資料、識別潛在威脅，但核領域的特殊性對AI的可靠性提出了極高要求，核控制系統的微小失誤都可能引發災難性後果。其次，高超音速武器的普及顯著壓縮了決策時間，增加了倉促決策與誤判的風險。這類武器的最大速度可達數倍甚至數十倍音速，能在短時間內突破防禦體系，使傳統預警系統的預警時間從數十分鐘縮短至幾分鐘。在這樣的時間壓力下，大國領導人可能被迫在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作出是否動用核武器的決策，任何誤判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
雙重用途技術的廣泛應用模糊了常規衝突與核衝突的界限，成為升級風險的重要誘因。許多新型核技術同時具備常規打擊能力，比如中國的DF-26導彈既可搭載常規彈頭打擊航母，也可搭載核彈頭實施戰略威懾，俄羅斯的“匕首”導彈同樣具備雙重打擊能力。在衝突中，一方發射此類導彈時，對手很難在短時間內判斷其搭載的是常規彈頭還是核彈頭，極易引發戰略誤判。例如，若俄羅斯向烏克蘭發射“匕首”導彈打擊軍事目標，北約可能誤判為核攻擊的前兆，進而採取核威懾回應，導致衝突從常規層面升級至核層面。
核指揮控制體系的透明度不足與技術漏洞，加劇了意外升級的風險。不同國家的核指揮控制模式差異巨大，部分國家的體系缺乏足夠的防誤射、防非法使用保障。以朝鮮為例，其核指揮控制體系高度保密，國際社會無法確認其是否存在有效的“人機協同”機制，是否有防止領導人單獨決策濫用核武的約束，這種不透明性在危機時刻極易引發誤判。即使是美俄這樣的核大國，其指揮控制體系也面臨技術挑戰，網路攻擊、感測器故障、通訊中斷等問題都可能導致系統失靈。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美軍愛國者導彈因電磁干擾和操作員誤判，擊落兩架己方戰機，這一案例警示我們，在核領域，任何技術漏洞或人為失誤都可能引發災難性後果。此外，大國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機制，在核力量動態、技術發展意圖等方面存在資訊不對稱，也讓誤判的機率大幅增加。
技術擴散與核材料管控不力進一步放大了全球核風險。隨著核技術的不斷普及，一些敏感技術有向更多國家擴散的風險，部分地區性大國可能尋求發展核能力以提升國際地位，而恐怖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獲取核材料的風險也不容忽視。哈薩克等無核國家的案例表明，放棄核武器、加入防擴散體系能帶來和平與發展，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為讓部分國家對安全保證產生懷疑，可能動搖其堅持無核地位的決心。此外，核技術的商業化應用也增加了管控難度，民用核設施的核材料若管理不當，可能被用於核武器研發，給全球防擴散體繫帶來新的挑戰。
（三）應對路徑：在技術洪流中繫緊安全繩
第一，大國應保持戰略克制，避免核軍備競賽失控。核技術的發展不應以絕對優勢為目標，而應追求相對安全，任何一方試圖通過技術突破打破現有平衡的行為，都將引發連鎖反應。中美俄作為核大國，應重啟核軍控對話，完善現有軍控機制，明確核力量發展的“紅線”與“底線”。例如，可就高超音速武器、AI在核系統中的應用等新型議題制定專門的管控規則，避免技術優勢轉化為戰略脅迫，可加強核力量動態的透明度建設，通過通報核演習、武器部署等資訊，減少誤判風險；可建立危機時刻的緊急溝通管道，確保在突發情況下能及時止損，避免衝突升級。
第二，規範新技術在核領域的應用，降低技術本身的不確定性。對於AI在核系統中的應用，應確保人類在核決策中的最終控制權，禁止將核發射的完全自主權交給AI系統。國際社會可制定AI核應用的技術標準與安全規範，要求核國家對相關系統進行嚴格的可靠性測試與漏洞排查，加強對AI技術的出口管控，防止敏感技術擴散。對於高超音速武器、雙重用途技術等，可推動建立國際核查機制，通過技術手段確認武器類型與部署意圖，減少因資訊不對稱引發的誤判。同時，核國家應加大對核指揮控制體系的投入，提升系統的抗干擾、抗攻擊能力，完善防誤射、防非法使用的保障措施。
第三，強化國際防擴散體系，遏制核技術擴散風險。《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是全球防擴散的基石，國際社會應共同維護其權威性與有效性，加大對違反條約行為的制裁力度。對於有核潛力的國家，應通過外交談判、經濟合作等方式，滿足其和平利用核能的需求，同時阻止其發展核武器。無核國家的作用不容忽視，哈薩克放棄核武器後，通過參與核裁軍、推動防擴散外交、建立國際原子能機構低濃縮鈾銀行等方式，為全球核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這種“無核影響力”的模式值得其他國家借鑑。國際社會應加強對無核國家的安全保證，完善《布達佩斯備忘錄》等安全機制的法律效力，讓無核國家無需通過發展核武器就能獲得可靠的安全保障。
第四，加強區域核安全合作，化解局部地區的核風險。在南亞、東北亞等核競爭激烈的地區，應推動建立區域性的核安全對話機制，促進相關國家就核力量發展、導彈防禦部署等議題交換意見。
3 核安全格局將重新洗牌
當今世界的核安全格局早已告別冷戰後美國主導的單一秩序，邁入多極核力量崛起、新型武器不斷湧現、區域衝突交織的複雜階段。中俄核力量的快速發展、非核戰略武器的實戰化應用、伊朗核問題的持續發酵、朝鮮半島的威懾困境，以及各國在核保障機制上的信任赤字，共同構成了全球核安全的新格局。在這一格局中，沒有絕對的贏家，任何一方的決策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而戰略穩定與防擴散則成為各方尋求平衡的核心目標。
（一）裝備競賽：新型武器“競爭焦慮”
在全球軍事技術迭代的浪潮中，新型武器系統的出現正在重塑戰略威懾的底層邏輯。美國正在推進的新型彈道導彈防禦系統搭載多殺傷飛行器，成為爭議的焦點。這種武器的一個攔截器攜帶多個殺傷彈頭，既能增強對來襲導彈的攔截效率，又能降低單枚攔截器的成本，還能提升區分誘餌與真實彈頭的能力。對美國而言，這意味著可以用更少的資金實現更強的反導效果，剩餘資源還能投入到感測器升級、遠端雷達建設等其他防務領域，尤其針對朝鮮這類難以部署大規模分導式多彈頭導彈的國家，威懾效果更為明顯。
然而，多殺傷飛行器的部署很可能打開“潘多拉魔盒”。就像20世紀70年代分導式多彈頭的出現引發了美蘇之間的軍備競賽一樣，這種新型武器會讓俄羅斯、中國等大國感到戰略安全受到威脅，進而被迫增加武器部署或加快軍事技術研發，最終加劇升級風險。更關鍵的是，它會削弱“先發制人穩定性”—— 也就是雙方都不敢輕易先動手的穩定狀態。當一方覺得自己的反導能力足夠強，可能會降低對對手報復的忌憚；而另一方為了避免被壓制，可能會傾向於“先下手為強”，這種心理博弈會讓危機中的誤判風險大幅上升。
除了核相關武器，非核戰略武器的崛起同樣值得警惕。這類武器不用核彈頭，卻能發揮戰略等級的作用，比如直接打擊敵方核設施、提升自身核力量的生存能力，甚至能打擊遠洋航行的核潛艇。從進攻角度看，非核戰略武器可以減少核打擊的目標數量，讓常規打擊就能實現類似的戰略效果；從防禦角度看，它能增強核力量在敵方首次打擊後的生存機率，讓二次報復更有保障。但這種“非核戰略化”趨勢也帶來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如果非核武器能精準打擊核潛艇這類核心戰略資產，會讓對方的二次打擊能力大打折扣，打破相互確保摧毀的平衡，反而讓對方更傾向於在危機中採取激進行動。比如，能摧毀出海核潛艇的非核武器，會讓擁有核潛艇的國家陷入不先動手就可能失去反擊能力的焦慮，這種焦慮很可能引發誤判。
（二）核安全保障：美國盟友間的“信任困境”
核威懾的核心不僅在於武器本身，更在於“讓對手相信你會使用武器”的可信度，而延伸威懾——也就是大國給盟友提供的“核保護傘”，則是這種可信度的終極考驗。美國作為全球最主要的核威懾提供者，其給盟友的保障承諾卻常常陷入雙重的困境，這背後藏著複雜的政治心理博弈。美國的延伸威懾承諾覆蓋了歐洲、亞太等多個地區，比如對韓國的《華盛頓宣言》、對沙烏地阿拉伯的潛在安全保障，以及通過北約給歐洲盟友提供的核共享機制。這些承諾的初衷是讓盟友放心，不用自己研發核武器就能獲得安全保障，從而維護防擴散體系。但現實中，盟友對美國的信任總是打折扣。
這種懷疑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源於深刻的心理因素。從政治心理學角度看，盟友之間天然存在“利己主義”傾向——每個國家都優先考慮自身安全，就像群體之間總會不自覺地劃分朋友和敵人，盟友關係也不例外。而且，損失規避的心理讓盟友更擔心失去現有的安全保障，而不是感激已經獲得的保護。就像歐洲盟友在冷戰時期，即便美國承諾提供核保護傘，法國總統戴高樂依然堅持發展自主核力量，因為他堅信美國不會用紐約來換取巴黎的安全。這種心理在當今依然存在，例如波羅的海國家雖然歡迎英國加入北約核共享、派遣駐軍，但仍覺得英國的常規軍事投入不夠，核威懾的可信度不足。
英國在歐洲的核角色很能說明問題。為了強化對波羅的海盟友的保障，英國不僅派遣駐軍，還宣佈加入北約核共享任務，採購F-35A戰機攜帶美國的B61-12戰術核彈，試圖通過核共享提升盟友的安全感。但波羅的海國家很清楚，英國的核武庫規模遠不如美國，而且嚴重依賴美國的技術支援，比如“三叉戟”潛射導彈的維護離不開美國，一旦美英關係出現波動，英國的核威懾就可能“掉鏈子”。更重要的是，英國在常規力量上的投入不足，讓盟友覺得英國可能不敢真的為了波羅的海動用核武，畢竟，常規力量的短板會讓核威懾顯得底氣不足。
因此，報告認為，美國作為全球最主要的核威懾提供者，即便美歐之間存在一定的信任困境，但歐洲國家面對俄羅斯的生存焦慮，也只有美國有能力給他們提供安全保障。為瞭解決這一問題，美國可以通過強化北約防禦規劃，在核衝突情況下部署四種關鍵武器系統，幫助其盟友抵禦潛在核威脅。
表3：強化北約防務規劃的建議態勢方案
（三）區域性衝突：核戰爭風險“高發區”
對於如果說全球核格局是一張大網，那麼中東、歐洲、朝鮮半島就是這張網上最脆弱的節點，任何一個節點的異動都可能牽動全域。中東地區的伊朗核問題便是一個定時炸彈。數十年來，國際社會圍繞伊朗核計畫的談判從未真正停歇，而 2025年美國對伊朗核設施的打擊，讓局勢進一步升級。伊朗的核計畫一旦實現，整個中東的安全格局將徹底改寫：一方面，以色列會堅持認為其生存安全受到直接威脅，荷姆茲海峽的石油運輸通道可能被伊朗掌控；另一方面，這會引發核武研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例如沙烏地阿拉伯已經明確表態，如果伊朗擁有核武器，沙烏地阿拉伯必將跟進。
歐洲的安全焦慮則來自俄羅斯的核武戰略。俄烏衝突以來，波羅的海國家等北約東翼國家對此深感不安。這些國家人口少、軍事力量有限，完全依賴北約和美國的保護，但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注意力提升，可能會縮減在歐洲的常規軍事投入，這讓波羅的海國家不得不另尋出路。北約雖然推出了《綜合防空反導政策》，英國也加強了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但俄羅斯的導彈庫規模龐大，包括核導彈、常規彈道導彈、高超音速武器等，而且俄羅斯的作戰理念強調戰爭初期的先發制人打擊，試圖通過快速打擊瓦解北約的防禦意志。對歐洲而言，單純的防禦已經不夠，必須建構損害控制策略，既要提升防空反導能力，承受俄羅斯的初期打擊，又要發展常規遠端打擊能力，從而遏制其核脅迫。
表4：俄羅斯“奧列什尼克”導彈打擊歐洲主要首都所需飛行時間
朝鮮半島的核威懾則陷入一種“囚徒困境”。朝鮮的核計畫從20世紀50年代起步，經過多次核試驗和導彈研發，已經具備了打擊美國本土的能力，而朝鮮與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係更是讓局勢雪上加霜。韓國作為直接受威脅的國家，陷入了“要不要搞核武”的糾結：一方面，超過三分之二的韓國民眾更傾向於自主研發核武器，而不是依賴美國的戰術核武器；另一方面，韓國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自主核武化會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美國在韓國部署戰術核武器的提議，同樣爭議巨大：支持者認為這能增強威懾，讓朝鮮不敢輕舉妄動；反對者則擔心，這會引發朝鮮的軍備競賽，而且韓國國內民眾對美國核武的信任度並不高，他們擔心美國會為了自身利益，把韓國拖入不必要的戰爭。
（四）核戰爭推演：未來核安全困境的“破解之道”
報告認為，美國針對印太衝突的核反擊桌面推演，揭示了未來戰略博弈的關鍵邏輯。在這次核衝突推演中，作者設定對手國家用低當量核武器，來打擊美軍海上裝備。美軍制定的核反擊方案既要打擊對手國家的航母編隊、人工島嶼等目標施加代價，又要避免打擊中國大陸本土引發全面核戰爭。這凸顯了升級管控的重要性，因為核武器的使用一旦突破臨界門檻，就可能失控，但過度克制又會讓威懾失效。
報告中的核衝突推演還發現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常規力量與核力量的配合至關重要。參與推演的團隊普遍希望能有常規武器的支援，比如用常規打擊削弱對手國家的防空體系，再進行核反擊，但由於推演設定只能使用核武器，導致決策受限。這說明，未來的戰略態勢不能孤立看待核力量，必須實現常規與核力量的協同；二是武器的實用性比規模更重要。能打擊移動目標的核反艦導彈受到青睞，而陸基核導彈因為不夠靈活，沒有團隊選擇使用，這說明武器的針對性比數量更能影響威懾效果。
因此，報告認為，面對複雜的核安全格局，美國單純依靠增加武器數量或強化威懾已經行不通，需要多維度的“破解之道”。首先，要重建軍控機制。冷戰時期的《反導條約》通過約束技術發展維護了戰略穩定，如今面對多殺傷飛行器、非核戰略武器等新型裝備，國際社會需要重啟軍控對話，制定新的規則，避免軍備競賽失控。其次，要提升延伸威懾的可信度。大國給盟友的“核保護傘”不能只停留在口頭承諾，需要通過聯合軍演、資訊共享、軍事部署等實際行動增強信任，同時要尊重盟友的安全關切，避免“家長式”的干預。
其次，對於區域熱點問題，需要因地制宜的設計有效的解決方案。中東地區，國際社會應通過外交談判推動伊朗核問題的政治解決，同時給沙烏地阿拉伯等國提供更明確的安全保障，避免核擴散；歐洲方面，北約應強化常規力量建設，彌補常規短板，同時建構一體化的防空反導體系，讓“損害控制策略”能夠落地；朝鮮半島，美韓應深化協作機制，通過更頻繁的戰略資產展示、更透明的資訊溝通增強威懾，同時保持與朝鮮的對話管道，避免誤判。最後，要重視心理因素在核安全中的作用。美國盟友之間的信任赤字、對手之間的認知偏差，往往是引發危機的導火索。通過外交溝通、民間交流等方式增進互信，減少“利己主義”、“損失規避”等心理帶來的負面影響，讓戰略穩定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才是最可持續的核安全之道。
總體而言，核技術進步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大國對抗的現實也難以在短期內改變，但這並不意味著核衝突是必然結果。只要大國能夠保持理性與克制，通過完善機制、加強溝通、規範技術應用等方式管控風險，就能在維護自身安全的同時，避免滑向核戰爭的深淵。全球核安全體系的建構需要所有國家的共同參與，無論是核大國還是無核國家，都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通過對話而非對抗、合作而非競爭，共同守護一個沒有核戰爭的未來。畢竟，在核陰影之下，沒有贏家，維護戰略穩定才是所有國家的共同利益所在。 (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