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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求是》雜誌發表了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有句話非常關鍵，為未來中國頂級城市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要推動超大特大城市‘強身健體’，做強做精核心功能，控制超大城市規模，合理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打造高品質發展主引擎。”
針對超大城市，“控制規模”與“疏解非核心功能”成為新的更高要求。這意味著，中國城市發展的頂層邏輯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截至目前，北京仍是全國唯一一個系統推進“減量發展”的超大城市。
2017年，北京率先拉開“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幕。這場近十年的實踐，核心目的並非單純的規模收縮，而是在疏解中實現功能重構與能級躍升，為其他超大城市探索了可行路徑。
北京的“系統性”體現在完整的閉環體系：2017年黨中央、國務院批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將“減量發展”確立為戰略方向；在全國率先建立規劃“一年一體檢、五年一評估”機制；累計退出一般製造和污染企業近3000家，疏解提升區域性專業市場和物流中心近1000個，城鄉建設用地實現歷史性減量。
如今，中央的最新指示表明：疏解，不再是北京的“獨有標籤”，而是超大城市的“共同使命”。
根據住建部2023年公佈的《2022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鑑》，全國共有10座超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上海（2475.89萬）、北京（1912.8萬）、深圳（1766.18萬）、重慶（1617.5萬）、廣州（1369.7萬）、成都（1257.24萬）、天津（1160.07萬）、東莞（1082.44萬）、武漢（1080.64萬）、杭州（1002.1萬）。
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為這十座城市佈置了共同課題，但不等於每座城市都必須立刻、同等地啟動大規模疏解。課題是統一的，“解題思路”必將因城施策。
每座超大城市在國務院批覆的國土空間總體規劃中，都明確了核心功能定位。這是它們在全國城市體系中的“身份證”，也是疏解非核心功能的根本依據：
疏解的邏輯正在於此：凡是與這些核心功能關聯度弱、資源消耗大的產業，都將成為有序疏解的對象。
根據公開檔案，廣州和深圳已明確將“疏解”作為官方行動綱領。
廣州：《廣州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明確要求“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2024年市兩會提出“疏解中心城區非核心功能”；《廣州東部中心總體規劃》定位為“承接中心城區人口和功能疏解”。
深圳：2025年規劃部署“有序疏解非核心非法定功能”，並已立項編制《深圳市低效用地盤整及非核心功能疏解規劃（2024-2035年）》。
上海：較少直接使用“疏解”一詞，更多強調“新城發力”和“區域協同”。但2024年4月，鹽城市明確表示“積極承接上海非核心功能疏解”，簽約18個項目、總投資298億元，表明上海非核心功能向長三角腹地的疏解已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關鍵在於 “系統”二字。
北京是“命題作文”，其他城市是“自選題”。北京疏解是中央直接賦予的政治任務，疏解範圍、力度和配套政策都是國家層面統籌。
北京已形成“制度閉環”，其他城市尚在“規劃探索”。北京經過近十年實踐，已建立起從總規到年度體檢、從產業退出到高精尖匯入的完整政策鏈條。而廣深目前更多體現在規劃文字中，大規模實施尚未完全顯現。
北京實現“規模減量”，其他城市側重“結構最佳化”。北京已實現城鄉建設用地規模的歷史性拐點，而廣深當前重點是通過低效用地再開發最佳化空間結構。
理解“疏解非核心功能”，必須跳出“簡單搬遷”的誤區。其本質是城市發展戰略的 “主動進化”：
中央定調標誌著中國超大城市進入 “功能決定論”新階段。規模擴張時代已過去，通過功能篩選實現質量躍升，將成為頂級城市競爭的新賽道。
北京提供了先例，但遠非終點。廣州、深圳已亮明旗幟，上海以“區域協同”推進功能重組，東莞、武漢、杭州等新晉超大城市也將探索各自路徑。
疏解，不只有北京。當所有超大城市都開始圍繞國家賦予的“核心功能”做文章，中國城市高品質發展的主引擎，必將爆發出前所未有的澎湃動力。 (財富情報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