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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2個城市租金暴跌,是否引發全國地產危機?
今天我們來聊一個讓美國的房東引發恐慌的話題:美國正在發生一場系統性的租金暴跌,全美有12個城市已經提前進入“地產冰河期”。你可能以為這是局部現象,但我要告訴你:這個趨勢會慢慢蔓延到美國更多城市。如果你在美國持有投資房、做多戶公寓、做基金投資、甚至自己租房——這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周期訊號。為什麼?因為這波下跌,不是小幅的的震動。這是由 過量供應 + 高息打擊 + 人口回流 + 再融資危機 四種現象疊加的結果。今天,我將借用大量資料、實戰邏輯案例,帶你走一遍這 12 個城市到底發生了什麼,這輪危機真正的底層邏輯是什麼?本文分成5部分:第1:這些降租是偶發現象還是共性?第2:這12 個暴跌城市的真實情況第3:租金崩盤的7個核心原因第4:2026–2028 投資策略第5:老郭給投資人的提醒?一、 這些降租是偶發現象還是共性?先給大家三個數字,看看目前問題有多嚴重:① 有城市租金一年暴跌 48%② 有城市空置率飆到 10%③ 甚至有房東把整棟房子850美元一個月甩租,只求不被法拍說到空置率,你可能沒有感覺,我說個數字:2008 金融危機前部分市場空置率剛突破 9–10% ,然後就是房價的暴跌,這個數值被認為是房租市場即將進入完全失控的區間了。這不是個別區域的隨機事件, 而是對200多萬套出租房的資料做了系統分析,總結出來的“必然發生”的市場周期。全美租金暴跌的這12 個城市,並不都是由同一種原因導致的崩盤。每一個市場都對應著房地產基本面裡一種完全不同的“失敗模型”。而理解這些失敗模式之間的差別,決定你是被市場收割,還是賺到下一波周期的財富。我會逐個帶大家走一遍這 12 個城市,並用這些“失敗模型”幫你理解每個市場的崩盤方式。二、12 個暴跌城市的真實情況1. 第一名:薩拉索塔 —— 供應崩盤 + 保險災難薩拉索塔現在是全美最慘的租賃市場,沒有之一。租金一年暴跌 48%,從3,290 美元下降到 1,868 美元,空置率衝到12–16%,租賃市場完全失控。而形成這一切的主要理由,2022 年,當地市議會搞了一場所謂的“住房建設閃電戰”:推行混合用途分區政策(mixed-use zoning)給高密度社區獎勵(density bonuses)還拿出4,000 萬美元補貼經濟適用房結果,這些政策直接引發了一場瘋狂的建設潮。一個一年只能消化 1200 套 的市場,硬是被塞進 3800 套新公寓房。還有一個再次催化房價崩盤的事件,就是海倫(Helene)和米爾頓(Milton)兩場颶風的破壞,大量人口流出,不僅減少了需求,保險費還暴漲 40–60%,15%的出租房還在掛牌出售,為了搶客戶,很多房東甚至提出3 個月免租、免押金。看似是在出租,但更像在止贖前做最後掙扎。2. 第二名:奧斯汀  —— 科技泡沫破裂奧斯汀作為全美前列的科技城市,是疫情時代“投機過度”的典型代表,這次房租崩塌也驗證了科技市場過渡投機的危險!空置率衝到 10.01%租金下跌 17.44%房產估值跌了 22.6%2021–2023 年間,奧斯汀每 1,000 名新增居民就批准新建造 546 套公寓。正常健康市場只能承受每千人150–200 套,奧斯汀實際【新增房產對比新增人口的比率】 在15-20%。正常市場,比率在15%左右比較合理,但奧斯汀又批准了近 50,000 套新的租賃公寓。而同一時期只增加了 100,000名居民。【新增房產對比新增人口的比率】直接飆升到50%。這是正常市場去化能力的 3–5 倍。結果是:2021–2022 年那波高價融資的房產,如今面臨再融資困境:• 租金比高峰下跌17.44%• 空置率飆到10年來最高• 債務服務覆蓋率(DSCR)跌破 1,意思是連還利息都不夠這也導致技術性違約(technical defaults)。為了逃避債務,大量業主被迫“割肉”賣房,虧 30–40% 都算正常。更可怕的是:納什維爾、夏洛特、鳳凰城,目前正顯示出完全類似的訊號3. 第三名:拉斯維加斯 —— 需求破壞型崩盤拉斯維加斯的崩盤,不是因為建太多——是因為需求沒了。由於旅遊業衰退,全城的經濟基本面出現重大問題。租金掉 4.6%,空置率一路往上衝。一個月內,獨棟住宅出租掛牌量飆升 15%,庫存量從2125套暴增到2450套。這肯定不是正常的市場波動。這明顯是市場的恐慌情緒。與此同時,多戶公寓的供應和恐慌性拋售也在增加,更關鍵的是:4年前,疫情期間搬來的那撥加州人——根本不是長期租戶,是“短期虛假需求”。現在遠端辦公收緊,他們不是回沿海城市,就是搬去更便宜的二級城市4. 第四名:亞特蘭大 —— 增長神話破滅亞特蘭大本應該是“最穩的大城市之一”:經濟多元、人口增長快、企業湧入……理論上怎麼都不應該出問題。結果現在租金一年跌 9%,租金從歷史高點算起跌了 13.6%。原因很直接:亞特蘭大也犯了“建設速度過快”的錯誤——但更致命的是需求端出了問題。原本的核心租客:千禧一代(Millennials)與 Z 世代租戶(Gen Z)隨著生活成本的攀升,為了不減少生活質量,要麼和家人合住,或者直接離開這個大都市圈,大量住房需求正在瓦解。現在全城40%的高層出租項目在無底線讓利,已經提供超過90天的免租優惠期。高端A級公寓瘋狂讓利,那讓B/C 等級公寓更是活不下去。這不是短期供應過剩,而是市場需求的底盤不在存在了5. 第五名:丹佛 ——供應海嘯丹佛的崩盤,是教科書式的“供應超過極限”。空置率:7%(創15年來最高)租金下降:3.7%(伴隨讓利連鎖反應)光2024年一年,就交付了 18,000多 套新公寓,2025 年第一季度再交付 6,000 套。15 個月裡合計 24,000 套。而丹佛正常一年只吸收 8,000–10,000 套。供應硬是被做到了正常值的兩倍以上,房租自然會崩。截至2024 年底,入住率跌至 94%。這一低入住率直接觸發一場:房東讓利競賽,而且目前還在持續升級。即便在通膨時代,平均租金還是跌到202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丹佛市中心空置率已經7.7%:情況如果再惡化一點點,就是系統性風險——大量房東會還不上貸款。6. 第六名:邁阿密 —— 高端市場的崩裂即便邁阿密擁有“全球財富磁石”的地位,但高端市場還是撐不住了,租金開始下跌。平均下降:6.7%。這說明:即便是有錢的租戶,他們也有價格的極限。目前邁阿密市中心平均租金是:3,634 美元/月;空置率達到 7.8%。戴德縣出現空前的“外遷潮”,尤其是疫情後湧入的年輕專業人士,現在也在往外跑。主要還是因為:邁阿密保險成本飆升監管不確定生活成本太高7. 第七名:鳳凰城 —— 吸收幻象破滅鳳凰城的問題不在需求不夠——需求看起來還不錯,每年可以去化17,000 套,是歷史均值的兩倍。但問題是:同一時期,市場交付有 23,000–24,000 套。也就是說:每吸收1套,就有 1.4 套供應入市。當供應超過吸收能力35%–40%時:空置率必然上升,這與需求強度無關。這也證明了一個關鍵事實:只要供應遠超過去化能力,需求再強也沒用。儘管鳳凰城是美國增長速度最快的大都市區之一,但空置率目前已經到8.5%了,逼近10年新高。8.第8-12名:佛羅里達 的I-4 走廊城市比如奧蘭多、坦帕、邁爾斯堡、科勒爾角等——主要是因為連鎖調整危機(Florida correction cascade)這些城市都在經歷同一種危機的不同階段。怎麼理解?這其實不是某一個城市單獨出事,而是整個佛羅里達州的租賃市場一起“連鎖跳水”。因為佛州正被“四連擊”同時打到:供應暴漲保險費飆升自然災害頻發需求跟不上節奏當這四個因素疊在一起,就是“多米諾式”調整——一個倒了,後面一排跟著倒。原本 2024 年應該交付的一堆新房,被颶風 Milton 一下子全部拖延。結果就是——所有推遲的庫存,在 2025 年一口氣集中入市。這一“遲到的供應潮”:將 I-4 走廊(奧蘭多—坦帕一帶)的空置率推到 20 年來的最高點。像邁爾斯堡(Fort Myers)與科勒爾角(Cape Coral)這兩個城市,是所有 12 城市中最極端的。空置率從 10% 一路衝到 16%(位居全國第二高),出租房直接變成“甩賣房”,整棟房屋每月850–900美元掛牌出租。這個價位已經不是“競爭”,而是:而是標準的困境定價(distressed pricing), 這就是市場完全投降(capitulation)的典型場景。。這 12 城市的崩盤,並不是“租金下跌”那麼簡單。三、租金崩盤的7個核心原因12個城市租金崩盤,總結起來是由7個核心原因驅動:原因1:原來的建設演算法崩潰每一個成功的房地產市場,都依賴一個簡單演算法:“新增供應量 ≈ 去化量 + 3–5% 的健康空置緩衝”。而疫情,完全打破了這個演算法。比如奧斯汀,正常市場每 1,000 人只需要 150–200 套新房。奧斯汀直接批了 546 套/每千人——足足超標 2–3 倍。供應早就註定崩潰原因 2:遷移逆轉這是所有人都沒預料到的。疫情時期,遠端辦公和高房價需求製造了人為的需求激增,開發商誤以為這是新常態,於是瘋狂建設。但事實是:“疫情遷移是一次性事件,而非長期趨勢。”遠端辦公政策推動了超過30萬加州居民遷往德州、佛州和亞利桑那。資料顯示:目前有“40% 的疫情移民正在離開當地的市場。”原因 3:租戶投降這是需求端正在崩潰的關鍵因素。租客已經撐不住了。疫情後,美國年輕人的壓力一下子疊滿:1. 學生貸款還款恢復很多年輕人每月要還 $400–600。預算被直接掏空。2. 通膨削弱15–20%的購買力工資漲 3–4%,結果房租漲 25–40%。生活的體面性完全沒法維護。3. 年輕租戶只能“投降式調整”要麼合租,要麼逃離大城市。需求端被掏空,租金當然撐不住。原因4:保險費暴漲自然災害和監管變化,對原本就脆弱的市場再補一刀。保險費每年上漲 40–60%,把原本水深火熱的房東逼得法拍出售。尤其在沿海市場,簡直是災難級衝擊。Factor 5:再融資海嘯這是最驚悚的部分之一。2021–2022年買的房:原本利率 3–4% → 現在變成 6–8%資產估值下降 20–30%租金收入下降 15–40%債務覆蓋率掉到1以下導致:業主貸款還不上銀行要增資不補錢就違約大量業主的資產可能被迫拋售這種再融資危機將在2025年第四季度達到頂峰。原因 6:讓利螺旋(Concession Spiral)當房東開始降價競爭 ,市場就回不去了。3 個月免租 聽起來不多,但其實等於把有效租金直接砍掉 25%。高端帶頭讓利,中端、低端只能被迫下調價格,最後就是整個市場的租金體系全線塌掉。原因7:機構倉位切換有意思的是:當散戶房東在“扛著”“撐著”“等等看”時,機構投資人已經悄悄整裝待發了。過去幾年,他們瘋狂開發;現在,他們在幹嘛?✔ 開始募集“困境資產基金(Distressed Debt Funds)”✔ 準備用40–60 美分/美元的價格收購過度槓桿房產。✔ 從“開發賺錢”切換到“抄底賺錢”如果你現在正在持有美國出租房,或打算入場,下面一部分是最重要的。四、2026–2028 投資策略1.如果你是買家:①  供應周期,就是指未來一段時間的交付量。前瞻供應 < 6 個月,代表有機會,恢復較快比如拉斯維加斯部分區域(Vegas),這些市場供應壓力相對有限,有望在 2026 年初穩定。前瞻供應 > 12 個月 ,代表趕緊遠離,恢復較晚比如薩拉索塔(Sarasota)、奧斯汀(Austin),這些市場供應量遠超可持續吸收能力,要到 2027 年才可能恢復。② 盯準困境資產多談判:現在是典型的買方市場,談判空間大③ 只做現金流為王的項目:不要賭未來、不要賭漲租金,現在是現金流時代。2.如果你是房東:根據現金流分三類:① 過度槓桿的房東:考慮“戰略放棄”收入撐不住貸款的,評估下你還能扛多久?所在市場低谷期有多久?② 現金流穩定的房東:此類房東,反而是下一輪抄底的主力,請捏好你的錢!③ 勉強收支平衡的房東:做好撐 18–24 個月的準備!3.那個城市最先恢復?① 2026–2027年恢復:比如奧斯汀、夏洛特、丹佛。這些城市主要是因為供應錯配,基本面還是很強的② 2027–2028年恢復:比如佛羅里達 I-4城市。這些城市是結構性傷害,不是短期失調五、老郭給投資人的提醒今天恐慌的房東,正是三年前堅信 “房地產永遠漲” 的那群人。未來三年,美國投資人分成兩類:能看懂周期的人,會在低谷佈局;看不懂周期的人,會在高點接盤。市場不會獎勵僥倖,永遠獎勵認知。 (老郭聊地產)
大爆發,中國各省老二老三城市迎來罕見機遇
中國各省的老二、老三城市正在迎來自己的高光時刻。按照國家規劃,各省正在大力發展自己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中央最近發佈的《關於推動城市高品質發展的意見》,提到要“推動有條件的省份培育發展省域副中心城市”。這是一個關鍵表述,我分析這是在以省為單位的行政區劃上,再設定一個新的“發展型重點區域”。什麼叫“省域副中心”?簡單來理解,如果把一個省比作一個家庭,省內的各個城市是這個家庭裡的各個兄弟,那麼省會城市必然就是這個家裡的“大哥”,其他城市都是緊隨其後的兄弟。過去,家長的注意力和資源一般都傾向於往“大哥”這個中心去傾斜。現在,家長決定從其餘“小弟”裡,再選出一些有潛力的苗子作為“副中心”,來輔助“大哥”這個中心、帶動全家共同協調發展。對很多普通人來說,過去中西部省份的優質資源高度集中在省會,他們求職、創業、升學往往只能流向省會。副中心城市的培育意味著,省內將出現新的產業和本地就業崗位集聚區。同時,我判斷副中心城市的土地、房產、商業設施等資產價值有望進入“重估階段”,不一定會漲,但是對於一些地段好、人口密集、交通密集的城內版塊,也會慢慢顯露出不錯的性價比。早在之前,最高層就明確提出:積極培育中西部城市群,發展壯大一批省域副中心城市,標誌“省域副中心”戰略被作為各省新的增長極,受到了國家最高層面的定性和支援。後來陸續已有河南、江西、湖南、雲南、安徽、四川、貴州7個省份,正式出台專門政策,支援並落實建設省域副中心。那麼為什麼現在決定由“一城獨大”,轉為“雨露均霑”呢?答案就四個字:時代變局。在過去數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期裡,各省已在各自的發展歷程中,生長出了截然不同的區域發展模式。我們把各省份過去的城市發展做了一個系統性歸納,總結出兩種最顯著的發展模式:“均衡模式”和“強省會模式”。“均衡模式”,顧名思義,指的是省內各城市各個城市實力相近,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不大。遵循均衡型發展模式的省份,又可以被進一步分成兩大類:“均富”和“均貧”。“均富”大類下的省份,主要包括江蘇、浙江等,這些省份憑藉沿海地理位置,以及毗鄰珠三角、長三角等都市叢集的優勢,省內各城市普遍都比較發達。而內蒙古、遼寧等“均貧”省份,則受制於周邊大城市的虹吸能力有限,以及自身先天發展條件不足,出現“被動均衡”的情況。在均衡模式下發展起來的省份,不論是“均貧”還是“均富”,地區經濟的發展,都基本具備公平性和協調性,從而有利於集中更多精力,全力推進全域增長。問題的關鍵,在於一部分“強省會模式”省份。“強省會模式”,指的則是發展過程中優先發展省會城市,從而形成省會城市強、其他城市弱的“一強多弱”格局的相應省份。典型的案例,包括四川、安徽、江西等,這些省份中,分別是成都、合肥、南昌這些省會城市,佔據著“一覽眾山小”的高地——省會城市動輒能擠進全國十強,但周邊部分其他城市,卻常年是排在全國中下游的後進生。另外,像吉林、黑龍江、湖北、湖南、江西、陝西、河南、寧夏、甘肅等省份,都屬於這一發展模式。總結這些省份的共性,就能發現它們的兩個關鍵標籤:中西部&內陸。改革開放的歷史處理程序中,受制於地理位置、資源、資金等條件,迫使這些省份將有限資源用於集中優先發展省會這一先進城市;否則,如果單個省份內沒有一個城市“能打”,就可能面臨難以吸引更多資源入省、錯失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窘境。看懂了以上各省在經濟高速發展期過後留下的遺弊,自然就能回答我們開篇提出的:“為什麼現在需發展副中心”這個問題。一方面,從總量上來看:過去數十年間,改革開放和經濟列車高速前進的大背景,要求一部分先天稟賦不強的省份,依靠集中力量發展“強省會”,為全省吸引更豐富的發展資源,進而“以強帶弱”。但發展到一定階段,國家整體的經濟增速和單城的城市容量都面臨天花板時,就出現了“規模不經濟”現象,即:投入更多的資源,卻難以得到更多的產出。因此,就像打工人認識到自己的工資始終有封頂:在職場上努力更多,也並不意味著工資更高的時候,選擇以“副業”開啟自己的“第二增長曲線”一樣——國家以及中西部各個省份,在意識到了繼續“死磕”省會的性價比日漸降低、甚至會造成更大資源浪費的時候,也選擇以“副中心”的方式,來開啟地方經濟新的增長曲線。另一方面,從公平協調的角度來看:過去的經驗已經證明,一旦“強省會模式”的虹吸效應太過,甚至會造成周邊城市被虹吸的負效應。以四川為例,成都作為當之無愧的“強省會”,在過去20年的發展中,像一台巨大的虹吸機器,幾乎吸納了全省的資金、資源、支援政策,同時不斷席捲著周邊的人口和產業。如今,人們經常笑稱應該叫“成都省四川市”了,因為成都目前佔據著四川約40%的稅收、40%的GDP、30%的人口和近50%的產業。而這個現象,在過去的增量發展時期並未成為一個顯著的問題,因為只要經濟總量在高速增長,周邊城市多少都能獲益;但隨著“增量時代”正在演變為“存量時代”,周邊城市在難保增長的情況下,被“虹吸”的感覺就愈發明顯,以這個趨勢發展,部分城市甚至會陸續凋零,變為“空心化、去工業化、逆城市化”的城市空殼。所以,對於這些擁有“強虹吸省會”的省份來說,可以稱得上已來到“分權”的危急之秋。最後,需要說明的是,“強省會”和“副中心”並不矛盾,建設“雙核心”乃至“多核心”城市,共同帶動全省發展才是王道。對照東南沿海的各經濟強省,無一例外都是“雙核”甚至“三核”,而江蘇更是達到了“十三核”。未來,更多“省域副中心”的落實建設,不僅是整個國家公平分配和協調發展的新里程;更為現實的是,隨之而來的地方競爭格局重塑、產業供應鏈變遷,對於每個身處其中的普通人來說,都可能成為財富轉移和洗牌的新契機。 (馬江博說趨勢)
【十五五】鄭永年:謀“融合”,防“脫實”,讀懂中國城市發展的新邏輯
當“十五五”規劃的藍圖徐徐展開,香港與上海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戰略支點——正以各自的方式探索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路徑。一邊是香港如何超越地域侷限,成為國家“出海”的樞紐與科創協同的關鍵節點;另一邊是上海如何避免“脫實向虛”,以實體經濟為本築牢“五個中心”的根基。本文梳理和節選了鄭永年教授近期在兩場重要論壇上的核心論述。他為香港開出了深度融入國家大局的“五維藥方”,從共建大科創體系到打造“出海”樞紐;同時為上海把脈,強調其“五個中心”建設必須由實體經濟“領航”,建構基礎科研、應用轉化與金融支援的“三駕馬車”良性循環。兩者路徑雖異,核心相通:即以科技創新為引擎,以產業升級為根基,在開放協作中強化內生動力。香港可從五方面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2025年12月18日,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在潤維創坊成功舉辦“香港如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主題論壇,論壇旨在助力特區政府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匯聚金融、創科、航運、貿易、教育等領域的行業翹楚,圍繞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議題展開深入研討。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受邀出席論並行表主旨演講。鄭永年發表主旨演講(圖源:主辦方)鄭永年表示,香港可從五方面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一是與內地大學和科研機構合作,建構大科創體系,致力於發展新質生產力。“香港雖大學數量不多,但有多所高校位列全球百強,其中生物醫藥、人工智慧等領域處於國際先進水平。”他指出,香港可以加強與內地高校如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以及科研機構的深度合作,整合創新資源,聚焦關鍵核心技術研發,進一步形成可與美國加州系統媲美的創新體系。二是深化產業協同,共建先進製造業叢集。通過與內地企業攜手合作,大力發展製造業,打造特色鮮明、優勢互補的產業叢集,夯實香港產業發展根基。三是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強化與深圳的協同聯動。建構功能融合、優勢互補的跨境城市群,拓展香港發展空間。四是融入大灣區建設,培育大灣區共同市場。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動要素自由流動與資源最佳化配置,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灣區共同市場。五是打造“出海”樞紐,助力建構“中國人經濟”生態。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緊密協作,發揮香港國際化優勢,成為內地企業的“出海”第一站,助力建構聯動全球的“中國人經濟”網路。與會嘉賓合影(圖源:主辦方)鄭永年指出,習近平主席在廣東考察時強調,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錨定“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與世界級城市群”目標,需深化粵港澳合作,加強科技創新合作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規則機制“軟聯通”,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這一重要論述,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上海“五個中心”建設須以實體經濟“領航”在12月7日舉辦的上海加快“五個中心”建設專題研討會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發表主旨演講。他從“十五五”時期中國面臨的國際戰略格局深刻調整出發,提出上海肩負國家發展戰略使命,必須以實體經濟為根基、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通過建構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與金融服務協同發力的“三駕馬車”體系,推動“五個中心”高品質協同發展。鄭永年指出,當前國際秩序正經歷四重結構性變化: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持續弱化;聯合國等多邊機制功能嚴重受限;全球治理呈現碎片化和“再封建化”趨勢;與此同時,美國推行高關稅政策與“新現實主義”外交,明確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在鄭永年看來,這一變局使得科創能力的突破與產業體系的韌性重構,成為決定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核心根本。而發展新質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正是“十五五”時期的核心任務——這與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的戰略定位高度契合。“上海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窗口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核心引擎,在這一國家戰略處理程序中肩負的使命與發揮的作用,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位於北外灘的世界會客廳舉辦各類重磅國際活動,日益成為全球資源配置的“引力場”(圖源:新華社)“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關鍵,在於建構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金融服務這‘三駕馬車’深度協同的大科創體系。”鄭永年強調,回溯歷史,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等東亞發達經濟體之所以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核心邏輯正在於長期聚焦科創領域的持續投入,以技術突破推動重大產業升級,最終形成“技術進步-產業提質-就業擴容-稅收增長-再投入創新”的閉環式良性循環。“當前中國人均GDP已達約1.3萬美元,正處於從中等收入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跨越的關鍵窗口期。在這一決定性階段,唯有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全力建構現代化產業體系,築牢科創驅動與產業升級的雙重支撐,方能穩步實現這一戰略目標。”而上海正憑藉長三角區域協同優勢,成為建構這一良性閉環的核心承載地。鄭永年分析表示,上海的獨特優勢體現在全鏈條生態的精準佈局與區域資源的高效聯動:一方面,上海集聚了密集的頂尖高校與科研院所,且已啟動“基礎研究先行區”建設,通過載體搭建為基礎科研築牢保障;另一方面,江蘇、浙江、安徽均為製造業強省,產業基礎雄厚、應用場景豐富,為技術成果從實驗室走向生產線提供了廣闊轉化空間;與此同時,作為國家金融中心,上海匯聚了多元資本力量,能夠為硬科技項目提供覆蓋研發、中試、量產全周期的長期耐心資本支援。“必須強調的是,建設國家金融中心必須堅守實體經濟之本。”鄭永年以英美“去工業化”的深刻教訓為鑑,著重闡述了“脫實向虛”的潛在風險。他直言,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四中全會已明確“十五五”時期的核心任務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釋放出了中國不會過早或過度推動實體經濟金融化的清晰訊號——意味著金融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助推器”,而不是自我循環的“泡沫池”。故而,上海應聚焦發展風險投資、產業基金、科技金融等“好金融”——以長期價值為導向,能夠精準匹配硬科技項目高風險、長周期、重投入的特性,為技術研發、成果轉化到應用落地的全流程提供資本支援,最終實現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共生共榮。上海白玉蘭廣場頂層320米高空觀景台對外開放,成為又一個360度俯瞰浦江兩岸城市風貌的絕佳去處(圖源:中國網)放眼全球科創格局,第四次產業革命的“主戰場”高度集中於中美兩國。“美國依託矽谷與波士頓-紐約創新帶,中國則形成三大戰略支點:北京強在基礎科研,粵港澳大灣區重在市場應用,而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兼具科研、製造與金融優勢,最具系統整合潛力。”鄭永年建議,上海下一步應優先完善風投生態,同時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理順“五個中心”之間的內在邏輯,讓科創、產業與金融形成高效閉環。 (大灣區評論)
中國高鐵第一大省,又易主了
高鐵一響,黃金萬兩。01高鐵第一大省,再次易主。剛剛,廣湛高鐵、汕汕高鐵(汕頭南至汕頭段)雙雙開通。其中,廣湛高鐵是粵西首條設計時速350公里高鐵,通行時間從2.5小時縮短到1.5小時。廣湛高鐵開通,不僅帶動佛山、肇慶、湛江、茂名、陽江等集體邁向350高鐵時代,更意味著廣東大幅反超山東,重回高鐵第一大省之位。以時速200公里及以上為基準,加上廣湛高鐵以及汕汕高鐵全線貫通,廣東高鐵營運里程達3400公里。目前,全國只有廣東、山東兩省高鐵營運里程超過3000公里,而超過2000公里的省份則有10多個。作為大陸南端省份,廣東沒有中部地區四面逢源的區位,沒有西部廣袤的土地面積,而是憑藉密集的高鐵網路脫穎而出。與中西部早期普遍依託國家投資,借助八縱八橫“過路”高鐵而躍升不同,廣東高鐵建設基本都靠自身。那怕是欠發達的粵東西北,更多也是自力更生。廣東之所以能建如此之多的高鐵,除了充沛的財力保障外,更重要的是來自客流的強支撐。作為中國人口第一大省,廣東常住人口超過1.27億,即時人口更是高達1.5億,其中大灣區就聚集了8700多萬人。人口密度、客流規模,是所有大基建的核心指標,也是推動廣東拚命建高鐵的終極支撐。02“市市通350高鐵”第二省,呼之欲出。早在2021年,隨著贛深高鐵開通,廣東就已完成“市市通高鐵”的拼圖,“市市通350高鐵”成為新的目標。此前,廣東已有京廣、廣深港、贛深、廣汕、汕汕、梅龍等“350高鐵”,這一次開通的廣湛高鐵,更一次性將佛山、肇慶及粵東地區集體推向350時代。作為全國行政區劃最多的省份,廣東共有21個地市,目前已有17市接入350高鐵,只有中山、珠海、江門、潮州成了空白。不過,隨著廣中珠澳高鐵、珠肇高鐵、漳汕高鐵持續推進,未來幾年廣東有望完成“市市通350高鐵”閉環。此前,江西成為全國首個“市市有350高鐵”的省份,打破“環江西高鐵圈”尷尬,但多數地市只是接入,350高鐵尚未串聯成網。未來幾年,廣東有望成為繼江西之後的“市市通350高鐵”第二省,高鐵網路更為密集,也更具連通效應。借助高鐵網路,大灣區之間將形成1小時乃至半小時交通圈,珠三角與粵東西北也將形成90分鐘交通圈。時空距離收縮,帶來顯著的經濟產業協同效應,助力粵東西北與大灣區比翼齊飛。03第一高鐵大省,還在建高鐵。從高鐵網路圖來看,廣東高鐵明顯以廣州為中心。京廣、廣深港、廣深、貴廣、南廣、廣湛、廣汕汕等高鐵,均交匯於廣州,詮釋了國際鐵路樞紐的競爭力。雖以廣州為中心,但深圳鐵路地位也在提升。普鐵時代,深圳只是邊緣角色,但在高鐵時代,深圳一躍成為新的樞紐。目前,贛深、深廈、深茂及廣深港、廣深等高鐵交匯,在建的則有深南高鐵、深汕高鐵等路線。無論廣州還是深圳,都不侷限於鐵路,而是集海陸空鐵為一體,均躋身20個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之列。目前,廣深之間已有眾多鐵路、城軌、地鐵連通,但面對龐大的客流,仍然不夠。根據廣東省“十五五”規劃建議,未來5年,廣東將推進廣州新機場、廣深第二高鐵、廣清永高鐵、深珠通道、藏粵直流等一批標誌性工程項目。這其中,廣深第二高鐵著眼於廣深,廣清永高鐵則要打造廣東與湖南的第二通道。不僅如此,連通海南自貿港、跨越瓊州海峽的湛海高鐵,連接廣西的合浦高鐵都在推進之中,離全面動工都只有一步之遙。面向未來,廣東不只要繼續建高鐵,甚至連磁懸浮也被納入日程。在廣東及廣州的省市相關規劃中,多次提及“預留京港澳高速磁懸浮、滬(深)廣高速磁懸浮”等通道。高速磁懸浮,設計時速在600公里左右,介於民航與高鐵之間,在民間素有“超級高鐵”之稱,被視為未來交通的代表。當然,考慮到技術限制、資金壓力以及大基建建設的周期,高速磁懸浮從規劃到落地,或許沒有那麼快。要不要繼續建高鐵,能不能建磁懸浮,考驗的既是財力,更是人口密度與客流強度。 (國民經略)
2025 全美生活成本最高的 20 個城市!
關鍵要點紐約市是全美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舊金山位居第二,整體價格比紐約便宜約15%。美國各地生活成本差異巨大,對搬遷或費用對比的人來說,這些差異至關重要。本資訊圖根據 Numbeo 資料,排名2025年全美生活成本最高的前20城市。紐約市:全美標竿美國各地生活成本究竟差異多大?以下表格以紐約市為基準(指數=100),展示主要城市相對於全美最貴都市圈的相對昂貴程度。排名基於2025年年中的食品、交通、餐飲、公用事業和房租平均價格。紐約市:全球生活成本標竿紐約市位居榜首,是全球百萬富翁數量最多的城市。因其高密度設施、高工資水平和住房需求,常被用作全球生活成本基準。2025年市中心一居室平均租金:$4,107/月單人平均生活開支(不含房租):$1,700/月加州城市:科技驅動的高成本舊金山(85.3):受科技行業高薪和住房短缺推動聖何塞(80.4)、聖地亞哥(73.5):矽谷輻射效應 + 太平洋沿岸溢價低成本城市:性價比之選達拉斯、新奧爾良:日常開支比紐約低40%以上中部與南部城市(納什維爾、夏洛特、坦帕)提供高性價比生活資料來源:Numbeo 2025年中資料基準城市:紐約市(指數=100)包含項目:食品、交通、餐飲、公用事業、房租結論:紐約仍是“黃金之城”,但舊金山、波士頓等科技與金融中心緊隨其後。對搬遷者來說,選擇達拉斯、納什維爾或坦帕,可在生活品質與成本間實現最佳平衡。 (格外教育)
中國官方定調,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東西、南北,差異太大了
01持續推動區域協調發展12月19日,國家發改委在其官方發佈了一篇文章《持續深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文章總結了過去“十四五”區域協調發展的成功,同時對“十五五”區域協調發展提出了建議。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是去年召開的重要會議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明令要求。國家發改委的最新文章,是對過去要求的進一步深化,以及對即將到來的“十五五”謀篇佈局。文章對未來五年持續深入推薦區域協調發展制定的要求:第一,關於三大頂級城市群的要求。也即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這三個頂級城市群分佈在中國的華北、華東和華南。《發展》要求:提升北京城市副中心綜合服務功能。以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為牽引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當好科技和產業創新開路先鋒,協同推進引領性制度型開放。發揮橫琴、前海、南沙、河套等合作平台先行先試作用,帶動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這段話點名提到了北京副中心通州,上海,珠海橫琴、深圳前海、廣州南沙以及深港合作的河套。由此來看,這些被點名的片區,被寄予了促進各自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任務。第二,對於華北、華中、華南、華東、東北、西部每個區域的要求。西部:圍繞大保護、大開放、高品質發展,在西部地區實施一批重要生態系統保護修復工程,加快對外開放通道建設,大力發展特色優勢產業。東北:支援東北地區聚焦維護國家“五大安全”,持續鞏固提升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推動科教、農業、生態等資源優勢轉化為發展成效。華中:鞏固提升中部地區“三基地一樞紐”功能,推進先進製造業發展、糧食能源資源保障能力提升和內陸高水平開放。華東:鼓勵東部地區加快推進現代化。推動浦東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浙江共同富裕示範區、山東綠色低碳高品質發展先行區等建設。華南:推動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高標準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02胡煥庸線以東,人口占比93.5%無論是去年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還是發改委最新發佈的《持續深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對於區域發展強調的關鍵詞是“協調”而非均衡。因為無法均衡。發改委發佈的《持續深入推進區域協調發展》也強調了這一點:“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要在發展中促進相對平衡”“協調發展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更注重發展機會公平、更注重資源配置均衡”。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是客觀事實,只有認清、基於這個客觀事實,才能更好地去執行區域協調發展的策略,有針對性地解決當中的困難。本篇文章的目的,就是用資料來呈現一下當下的中國東西、南北發展的客觀差異。中國地大物博,地形條件、資源稟賦、交通成本、政策導向,決定了各省市之間的發展程度註定是巨大的。平原地區(如東部沿海、華北平原)交通建設成本低,便於形成產業叢集和物流網路,更易發展製造業、服務業。山地、高原地區(如西南、西北部分省份)交通不便,基礎設施建設難度大,產業發展受限。沿海省份依託港口優勢,最早參與全球貿易,形成外向型經濟。而內陸省份則需通過 “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 等戰略逐步彌補區位差距。先天因素再疊加後天的政策導向,形成了目前東南強、西北弱的格局。先看東西差異。由於東西沒有明確的分界線,無法進行量化分析,因此只能引用“胡煥庸線”來做一個大概分析。“胡煥庸線”是著名地理學家胡煥庸提出所提出的,這條線北起黑龍江璦琿(今黑河市),南至雲南騰沖,大致為傾斜45度直線,將中國人文自然地理版圖一分為二。這條線1935年被提出,根據胡煥庸當時的計算,線以東的中國東半部面積約佔全國的36%,而人口卻佔全國的96%;線以西的中國西半部面積佔全國的64%,而人口僅佔全國的4%。九十年過去了,這個比例依舊大差不差。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東側人口占中國總人口的93.68%,西側人口占比為6.32%。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胡煥庸線”西側區域人口占比6.5%,東側區域人口占比93.5%。經濟差距,同樣巨大。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四巨頭,均在東南沿海。經濟倒數五省中,除了海南,均在胡煥庸線西側。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省市自治區統計局經濟第一強省廣東的GDP是倒數第一西藏的51.22倍。03中國南北差異有多大與東西相比,南北則有以秦嶺淮河為界限的明確分野,對比起來南強北弱的局面會更加直觀。版圖遼闊的中國,北方與南方強弱之勢,縱觀歷史,曾幾度變換。古代的中華文明,其實就是兩河文明,和已經消失的美索不達亞文明一樣(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構築了其文明的基座)。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且是唯一一個沒有斷代、延續至今的中國,也是標準的兩河文明,黃河與長江。只不過有先後之分。在東晉之前,以黃河文明為主導的北方佔據絕對優勢。那時候,西安與洛陽,成為正統王朝定都的首選。南方還處於蠻荒地帶,尤其是東甌和南越,也即今天的浙江、福建、廣東等地。長江文明在戰國時期的屈原時代,才開始嶄露頭角。以長江文明為主導的南方,在歷史上第一次北人南渡,也即東晉的衣冠南渡之後,才開始逐漸與黃河文明形成並駕齊驅之勢。自東晉開始,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原文化毫無保留地移植到了南京,在此生根發芽,並與長江文明碰撞出了更加絢爛的華夏文明。但是,在南宋之前,黃河文明的北方,依舊是主角。北方實力遠超南方。那怕是在宋朝建立之前五代十國,北方的五代(後樑、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由於佔據中原之地,被周圍各國視作正統。直到北宋建立,雖然都城定在開封,但在當時,南方經濟已經超越北方。蘇杭的繁華已然形成。這時候,南方人口超越了北方。在以農業為主的古代中國,人口多意味著財賦多、甲兵多、財力強。來源:歷史文獻元明清時代,這種南強北弱的格局依然沒有改變。朱元璋創立明朝時,甚至把都城定在了南京,直到他兒子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摘取勝利果實後遷都至北京。打破這種格局要到清末、民國。清朝末年,歐洲工業革命的成果——堅船利炮——轟開了清政府封閉的大門,逼著清朝與他們做生意。北方的天津、青島在這種背景下強勢崛起。彼時東北在沙俄、奉系軍閥、日本輪番坐鎮下,工業也得到了長足發展,直到新中國成立後20年,東北一直都是中國的經濟擔當。這段時間,中國經濟的重心重回北方,南強北弱再次變成北強南弱。打破這種格局的,是改革開放。1978年改革開放,為沿海城市送來了發展東風,紛紛強勢崛起。同時,管理層在南方劃定了五個經濟特區,深圳、廈門、珠海、汕頭、海南。改革開放,讓老牌的千年商都廣州強勢崛起,代替了天津,與北京、上海一起組成了中國三個一線城市,北上廣。後來深圳以奇蹟般的速度崛起,成功躋身一線城市,組成了北上廣深內地四個一線城市。北強南弱再次變成南強北弱。而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則是南北差距拉大的四十多年。改革開放,打開了東南沿海地區的思維,東南沿海先是從最基本的轉口貿易做起,積累了一定的原始資金。此後利用三來一補政策,大面積開展密集型勞動產業。在這種模式下,資本進一步積累,同時也在積累技術,推動了產業走向仿造階段,也就是山寨階段。這一階段,資本與技術繼續積累,最終擺脫以往的複製模式,走向自主模式,新興產業在東南沿海遍地開花。而北方始終跟不上步調,尤其是東北,計畫經濟的慣性太重,一步沒跟上步步沒跟上,產業老舊,跟不上時代發展,漸漸被南方甩開。資本和人口用腳投票,湧向南方。所以,我們看到,如今GDP十強城市,北方只有一個北京,其餘全是南方城市。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城市統計局經濟二十強城市中,南方15個,北方5個。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城市統計局非省會地級市十強,隨著溫州取代徐州,北方城市僅2個,南方8個。這是中國經濟、產業、人口繼續南移的又一佐證。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城市統計局工業10強城市,北方僅2個,南方8個。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城市統計局一般預算內財政收入20強城市,北方6個,南方14個。創稅能力15強城市,北方3個,南方12個。資金總量(年末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餘額)20強城市,北方5個,南方15個。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城市統計局A股上市公司數量30強城市,北方6個,南方24個。人口超千萬的17個城市,南方佔10個,北方7個。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城市統計局2022年人口下降以來至2024年,人口增量二十強城市,北方僅4個,南方16個。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城市統計局人口第一大省,是南方的廣東。人口前十的省,7個在南方。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省市自治區統計局人口減少最多的省份,前五中有四個在北方。人口減少最多的區域,前三都在北方。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省市自治區統計局綜上可以看到,這一次南北的轉向,幾乎在所有維度有利於南方。更重要的是,這種差距並非周期性波動,而是結構性結果。當前中國正處在從“工業化後期”向“創新驅動階段”轉型的關鍵時期,而這一階段對城市和區域的要求,恰恰放大了南方的優勢、壓縮了北方的空間。因此,今天的“南強北弱”,不僅是現實狀態,更是一種趨勢判斷:只要人口、資本、產業和創新繼續沿既有方向流動,這一格局在相當長時期內都將延續,甚至進一步強化。正因如此,中央協調區域發展,顯得尤為必要,尤為迫切。 (城市財經)
【十五五】上海「五個中心」建設的一個思路|獨思錄x 鄭永年
編者按「十五五」即將啟幕,在全球秩序加速重組、第四次工業革命深化演進的背景下,如何走出一條具有韌性的國際經濟中心之路?本文穿透「五個中心」的政策表述,指向一個根本性命題:沒有強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與實體經濟根基,金融、貿易、航運、科創都將成為無本之木。文章以英美“去工業化”的教訓為鏡,提出上海必須依託“基礎科研-應用轉化-金融服務”的“三駕馬車”,走出一條以科技創新驅動、金融反哺實體的新路,讓“五個中心”協同服務於一個目標——打造以實體經濟為本的國際經濟中心。作者給予清晰的發展思路。上海的抉擇不僅關乎一座城市的能階躍升,更關乎中國會走向“英美式過度金融化”,還是走出一條以實體經濟為本的新型全球城市道路。本期獨思內容錄是根據在上海發改委主辦的「上海加快'五個中心'建設研討會」(2025年12月7日)上的發言整理而成。01. 亞太新地緣政治格局及對中國的影響「五個中心」建設是中央政府賦予上海的重大使命,也是上海「十五五」期間的首要任務。 「十五五」期間的「五個中心」如何發展,離不開國家的國際大環境和國內小環境。「十五五」時期我們面臨的地緣政治格局展現出以下主要特徵:基於美國聯盟體系之上的「自由國際秩序」繼續處於解體過程之中;川普「退群」政策進一步導致了基於聯合國體系之上的國際秩序的持續惡化;國際秩序的惡化導致了世界性的「再封建化」現象,出現群雄崛起、群雄逐鹿的局面;在世界經濟領域,川普領導下的美國再次回到19世紀和20世紀初、基於關稅主義之上的貿易保護主義;在地緣政治領域,則開始實踐一種可以稱之為「新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這些充分反映在美國剛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中。這項戰略列出美國的五大核心利益:一是把戰略重心先從全球範圍內轉移到“國內-周邊-後院”,確保西半球的穩定與主導地位;二是維護經濟安全與印太地區的自由開放;三是保障歐洲的安全與文化健康;四是防止中東被敵對勢力主導;五是建立科技優勢與掌控全球標準。這種新地緣政治格局將對中國產生很大的影響。第一,美國地緣經濟的重心會轉移到亞太地區。在今後相當長的歷史時間裡,亞太地區會是世界經濟的重心,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的地緣經濟重心都會轉移到亞太地區。也就是說,美國的戰略傾向於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的重合,這對美國來說是一種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國際戰略。同時也表明,美國越來越成為亞太國家。第二,與此相應,川普政府想和俄羅斯妥協,並且讓歐洲應付俄羅斯,而自己則聚焦與中國競爭。第三,東亞的美國盟友恐懼於中美走得太近而會竭力阻止和破壞G2的形成,因為G2顯示這些盟友會失去戰略空間。第四,隨著美國的繼續“退出”,區域秩序會繼續惡化,周邊甚至會面臨失序的情況。美新版安全戰略是一份重塑世界秩序的路線圖,這份報告顯示美國政府對價值同盟不感興趣,也不想對其他國家發動色彩革命,顛覆政權(圖源:美國之音)這種趨勢於中國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會。挑戰,即隨著各列強聚焦亞太,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壓力會急劇增加。機遇,即川普的戰略調整也賦予中國更多的戰略空間。川普對意識形態不感興趣,對戰爭也不感興趣,其戰略聚焦經貿和科技。這意味著,儘管中國在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賽道的壓力會減輕,但經貿和科技領域則會大大增加。02. 中美競爭的核心是建構現代化產業體系說到底,中美競爭的焦點是經濟發展,尤其是誰來掌控「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競爭。無論對美國或中國而言,新的產業革命既是內部永續發展的基礎,也是外部地緣政治力量的基礎。如果不能掌控和主導“第四次工業革命”,那麼其他方面就無從說起。對我們來說,中美競爭的核心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無論是貿易、投資、技術,或是地緣政治等,中美雙方競爭的焦點在於經濟體系的韌性,而一個經濟體的韌性往往取決於其產業體系。現代化產業體系建構對內部更為重要。在一個國家內部,產業結構往往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而經濟結構又會影響社會階層結構。因此,產業結構的失衡將導致社會結構的失衡,最終導致政治的失衡。今天,許多國家在捲入外部衝突的同時,內部也因為產業失序而面臨「革命」的局面。無論是美國面臨的問題,或是歐洲面臨的問題,都是產業體系失調的產物。正因為這樣,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中國「十五五」規劃的核心內容。如果沒有新技術的產生和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任何一個大型經濟體都很難提升自己成為已開發經濟體。世界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在一個經濟體經濟成長與發展過程中,技術要素的重要性是不斷遞增的。從低度發展到中等發展程度的過程相對比較簡單。在發展早期,經濟要素成本低廉,包括勞動力和土地,發展早期人們對環保的要求也不那麼高;再者,發展早期更存在著大量的經濟成長空間,包括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透過現有技術的應用而來的製造業等等。只要找到啟動發展的資本,配置於有效的政策,成長就可以實現。在這個階段,對企業來說,做什麼都可以賺錢。機器人在北京小米汽車工廠車間流水線上工作(圖源:新華社)這個階段的發展推動一個經濟體從低度發展到中等收入水準。但是,從中等收入水準到高收入水準的過程則比第一個階段困難得多。一是生產要素成本提高,二是新經濟成長空間匱乏。因此,學術界和政策研究界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世界銀行《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再次更新了其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研究,發現各國隨著財富增長,通常會在人均GDP達到美國年度水平的10%左右時——相當於今天的8000美元——掉入一個世銀所定義的「中等收入陷阱」。自1990年以來,僅有34個中等收入經濟體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國家要麼得益於加入歐盟,要麼得益於新發現的石油資源。今天,中國的人均GDP在13,000美元左右,離進入高收入經濟體已經是一步之遙,但離四中全會設定的目標,即到2035年成為中等發達經濟體,還有較大的距離。在東亞,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和中國香港)。這五個經濟體的成功主要是這些經濟體實現了可持續的、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這些經濟體在達到中等收入水準後,大量投入科創,幾乎每十年實現一次重大的產業升級。如果沒有產業升級,那麼很難想像這些經濟體是如何成功的。如果說這些經濟體的政策是成功的,那麼成功的核心就在於政策促成了技術進步。技術進步不僅促成了傳統產業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增加新的經濟活動。對社會來說,新增經濟活動擴大了就業,勞工增加收入,中產階級規模持續擴大;對政府來說,增加稅收,有能力擴大對科學研究的投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一句話,我們要實現在2035年成為中等已開發國家這個目標,唯有透過加速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03. 「新三駕馬車」與上海「五個中心」建構的內在邏輯1. 新「三駕馬車」理論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是什麼?我們的研究團隊經過多年的研究,提出了新「三駕馬車」理論,即基礎科學研究、應用技術轉換和金融服務。我們總結了近代工業化以來的經濟發展史經驗,發現在實現科技突破過程中,這三者缺一不可。基礎科研的主體是大學和研究機構。諾貝爾獎得主的研究活動一般都是基礎科學研究。應用技術轉化的主體是企業。金融服務的主體一般是金融機構。政府透過財政系統支援基礎科學研究沒有問題,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是這樣做的。在已開發國家,許多私人企業也以不同方式搞基礎科研,或大力支援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基礎研究。但是,政府很難支援應用技術轉化,因為應用技術轉化風險極高,政府很難用納稅人的錢去做高風險的事。「三駕馬車」把教育(科研和人才培養的主體)、應用技術轉化、企業和產業化一體化了,也就是人們所說的“產學研一體化”,理順了科創的整體邏輯。人們可以把這新「三駕馬車」稱為大科研體系。2. 發展上海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上海的引領作用怎麼說都不會過分。可以這麼認為,這也就是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賦予上海加快建造「五個中心」(國際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科技創新中心)這項重要使命的根源。從建構上海現代化產業體係而言,我認為科技創新是基礎,國際經濟中心是目標,而金融、貿易和航運既是國際經濟中心的自然產物,也是國際經濟中心的有效配套措施。科技創新不僅導向新技術和基於新技術之上的新經濟活動,而且新技術可以賦能傳統實體經濟和製造業。而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的發展不僅產生貿易和航運,也產生對金融服務的巨大需求。04. 新自由主義路徑的經驗與教訓經驗地看,魚與熊掌不能同時兼得。一個經濟體很難同時實現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的同樣強大,也很難同時實現服務業與製造業的同樣強大。美國金融經濟強大的代價是其實體經濟的薄弱,美國服務業強大的代價是製造業的薄弱。川普發動的對等關稅戰爭牽涉到的只是貨物貿易,而沒有把服務貿易計算在內。美國在貨物貿易領域存在巨額逆差,而在服務貿易領域存在巨大順差。如果兩者總和地看,美國的貿易逆差沒有那麼大。那麼,美國為什麼會出現目前面臨的局面呢?簡單地說,這是數十年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產物。在這一點上,英美國家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經驗教訓。1. 英國的教訓在英國,柴契爾革命開始之後,金融業被視為是最具現代性並且是主導未來經濟的產業,英國政府因此全面放棄了製造業而把發展重心轉向金融業。儘管這項產業政策塑造了日後人們所見的倫敦金融城,英國也從此告別了製造業。英國本來存在一個比較完整的製造業體系,但這項政策使得英國製造業大量流失。這一巨大的判斷錯誤對英國造成了災難性後果,即傳統實體經濟消失、新製造業與英國無緣。今天英國所擁有的,便是一個畸形的產業結構,就業不足,地方稅收減少,中產萎縮,社會高度分化等幾乎所有病狀都與此有關。這也是英國前一年脫歐的主要因素。2. 美國的教訓美國的情況稍好一些,但也類似。二戰之後,美國形成了一個最具系統化和完整的產業體系。但如同英國一樣,雷根革命之後,美國也放寬了金融管制,促成了美國資本帶著美國的科技和實體經濟離開了美國本土,流向全球各地。美國在變成金融和服務業強國的同時也很快演變成實體經濟和製造業弱國。今天美國所面臨的「去工業化」局面,美國幾乎放棄了基於中低端技術之上的產業。美國儘管一直牢牢佔據著世界的前沿技術,但沒有能力生產中低端技術工業品,日常商品市場充斥著外國產品。「去工業化」一直被視為是美國經濟的致命傷,技術、就業和稅收流失,中產階級規模迅速縮小。中低階技術產品高度依賴進口,而高科技出口被視為對國家安全產生影響。這樣,中低端產品進口所產生的貿易逆差就不能得到高科技出口的平衡,這樣就自然導致貿易不平衡。再者,實體經濟和製造業是美國傳統中產的經濟基礎,它們的流失顯示中產階級基礎的弱化甚至消失。更嚴重的是,儘管美國擁有龐大的基礎科學研究能力和強大的金融創新能力,但沒有了實體經濟和製造業,就很難把基礎科研轉化成為應用技術,而金融創新也失去了服務對象。在這一點上,美國副總統范斯的觀點是對的。范斯認為,一個國家的所有創新都必須以製造業為最終的依歸,沒有了製造業,所有創新都是空談。2025年10月美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從9月的49.1%下滑至48.7%,連續八個月低於50%的榮枯線(圖源:德國之聲)3. 美國的探索這種局面當然不能持續下去。就美國而言,川普「再工業化」的決定是正確的。問題不在於這個判斷,而在於川普所使用的對等關稅的方法。一旦川普使用關稅來解決這個問題,那就導致國內的通膨,影響人民的生活。很多年來,美國就一直處於這種狀況。這也是這些年右派民粹主義崛起的經濟社會根源。無論川普未來怎麼做,美國必然受制於這樣一個經濟邏輯:美國若推動再工業化與製造業回歸,其金融霸權空間可能被相應壓縮,從而為其他國家金融地位的提升創造機會;反之,若美國繼續維持金融霸權與服務業主導地位,則將繼續為全球製造業發展留出空間。例如,二戰之後美國曾經是航運大國,這是因為當時美國是製造業大國,有大量的貨物要運送。但隨著日本和韓國的崛起,這兩國許多製造業領域超越美國,因此航運也轉移到這兩國,美國相對衰落。之後,隨著中國崛起成為製造業大國,航運也隨之轉移到中國。如果美國能夠實現川普所計畫的製造業,那麼美國有機會再次成為航運大國;但如果不能再次成為製造業大國,那麼美國很難再次成為航運大國。再如,美國之所以成為金融大國是因為很多國家都要使用美元,而這背後又是因為美國對這些國家開放龐大的市場。美國為什麼擁有龐大的市場?很簡單,因為美國已經不再生產。如果美國再次工業化,自己能夠生產大部分產品了,那就不需要那麼多進口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沒有那麼多國家使用美元了,美元自然衰落,美國的金融地位也會跟著衰退。05. 上海如何以“五個中心”建構現代化產業體系美國這項經濟邏輯應對上海的五個中心建設具有參照意義。應當強調的是,上海「五個中心」的建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並且依然具備巨大的潛力來提升「五個中心」的能階。2024年,上海城市經濟規模已進入5兆元以上的新階段,在全球城市排位中繼續提升;金融市場交易總額達到3650兆元,繼續處於全球城市前列;口岸貿易總額達到11.07兆元,穩居全球口岸貿易城市首位;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達到5150.6萬箱為全球首個年吞吐量超過5000萬標準箱的世界大港;上海機場航空貨郵和旅客吞吐量分別達到420.6萬噸、1.25億人次,排名分別升至世界第二、第三;上海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相當於全市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4.4%左右,“上海-蘇州”叢集在全球連續第五位中排名第五。從長遠看,「五個中心」均衡與永續的發展需要協調五個中心之間的發展邏輯關係,要以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為基礎,以建構現代化產業體係為目標。如果實體經濟和製造業衰落,那麼就很難實現航運中心建設的目標;如果實體經濟過早或過度金融化,那麼金融崛起的過程也是實體經濟衰落的過程。一旦實體經濟和製造業衰落,航運和貿易就失去了基礎。上海具備所有的條件來建構基於科技創新之上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或是國際經濟中心。或者說,上海具備了我們所謂的「三駕馬車」。上海擁有眾多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具備足夠的基礎研究能力。並且,上海已經提出了「基礎研究先行區」建設計畫。再者,上海和周邊的長三角其他地區擁有強大的應用技術轉換能力,無論是浙江、江蘇或安徽都是以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為主體的經濟體。停靠在上海港的遠洋巨輪,上海港是全球首個突破5,000萬大關的貨櫃碼頭(圖源:新華社)更重要的是,上海也是中國的金融中心,能夠提供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轉換所需的足夠的金融服務。應當強調的是,這也說明了上海金融的發展方向,即金融要為四中全會所強調的「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服務。因為金融是最賺錢的領域,很多年來,無論是地方政府或企業和金融機構都很難遏止金融的發展。四中全會科學地把「十五五」的核心規定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和發展實體經濟,這顯示中國在今後相當長時間裡不會過早地把實體經濟金融化,更不會把實體經濟過度金融化。從前述英美的教訓而言,實體經濟和製造業永遠是我們國家的立國之本。無疑,上海金融的發展方嚮應是類似美國的創投那樣的金融,而非投機的和虛擬的金融。自二戰以來,美國許多實體經濟和製造業都是創投的產物。創投是美國金融的「好」的部分,而投機金融和過早過度地把實體經濟金融化的金融則是「壞」的部分,我們應當把這兩部分金融區分開來。儘管猶太人主導著世界各地的金融業, 但以色列則是以實體經濟和製造業立國的。自發生在英國的第一次產業革命開始,每一輪新產業的發生、發展和壯大都是和「三駕馬車」緊密相關。因為各種原因,我們錯過了先前數次產業革命。但這次則很不一樣。人類自從進入網路時代以來,科技和產能越來越集中在中美兩國。從目前的發展動能來看,「第四次產業革命」基本上會發生在中美兩國。上海建造五個中心就是要引領世界的「第四次產業革命」。一旦建成基於科技創新之上以實體經濟為核心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上海就可以自然而然成為“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也自然而然就能夠實現“國際經濟中心”建設的目標。同樣,這也會是一種均衡且永續的發展,賦能上海引領中國式現代化,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引擎。(大灣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