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歌
週末愉快,靜心觀世面。
為什麼這期想寫胡歌,是因為欣賞他在《生命樹》裡完全融入藏地的角色生命力,以及突然流出來的發佈會等視訊裡他明顯的鬱鬱寡歡、魂不守舍的狀態。
其實,一個穿行過生死罅隙、在烈火車禍中重塑肉身的人,本該早已通透,能自如地在煙火俗世中取暖。何以至此?同為經歷過車禍的人,我明白那種感受,就算你通透了還是會痛苦。
因為人生的功課,從來不是一通百通。那怕靈魂已在千錘百煉中變得堅韌,依然會有繞進迷霧、困於孤寂的時刻。百煉鋼與繞指柔本就一體。這不是修行不夠,而是人性的必然。
另外我想,人在理想的創作之境、生發之作裡浸潤過,重新生活在人情世故之間,是很不適應的。
創作時的他是完整的、燃燒的,那是他與世界最深情的對話。可一旦戲散場,那些從骨子裡生發出的生命力,便成了他在庸常生活裡的負擔。
為了扮演多傑,胡歌在三江源的土地上,對他者的生命進行了可謂骨血級的像素拓印,從物理到心理層面,完全接納了自己是個當地人。
他解除安裝了那個精緻、克制、帶有傷痕的海派胡歌,強行安裝了一個粗糲、虔誠、與大地共生的藏地新歌。
以前的胡歌,無論是梅長蘇還是阿寶,身上都有一層厚厚的文明修飾感,那是海派文化的精緻與克制。但在《生命樹》裡,他在那片土地上呈現出的狀態,是皮膚與紫外線的肉搏,是呼吸與稀薄氧氣的迴響。
他的藏語,他的口音,愛者見魂。在利者見秤的大環境下,他獨有他的魂。
有一個鏡頭,多傑獨自坐在三江源的河灘上,面對著遠處的雪山。此時鏡頭切近景,胡歌的眼神裡完全沒有了“戲”。那是一種近乎枯禪的空,像蠟燭燒到頭、燈芯泡在蠟油裡那種慢慢暗下去的光。
當他面對生命的消亡或自然的脆弱時,他的哭泣沒有設計感,甚至沒有鏡頭美感。他的肩膀是縮著的,動作是笨拙的。他在鏡頭前展現出了一種人之為人的侷限性。他沒有用演技去粉飾痛苦,而是允許那種“悲喜同源”的震盪直接貫穿身體。那一刻,他二十幾歲的舊傷口才完全融入他生命裡。
還有一個,他在勞作間隙,滿臉塵土,卻對著鏡頭露出的一個極其短暫的,甚至是恍惚的笑。那個笑裡,沒有了胡歌標誌性的精緻嘴角,而是一種“見解脫”後的鬆弛。
那是他在這場“成為自己”的戰爭中,暫時停火的白旗。他在那片荒野裡,給自己蓋了一座無形的草堂。草堂不要求成功,甚至不要求做最好的自己。因為“最好”本身就是一種貪婪,是另一種形式的枷鎖。
真實是極其耗費能量的,每一個手起刀落的決定,都在命運的變遷中濺起耀眼的火花。
極致的真,本質上是對生命能量的越級抽取。他在最好的年華裡,已經把能燒的、想燒的,都燒得太盡了。所以,他現在的安穩,其實是一種灰燼後的餘溫。他不需要更強烈的光了。你看,他的老婆並不耀眼,人們還揣測了半天究竟為什麼。
我最近覺得,“成為自己”就跟“心想事成”一樣難。“心想事成”依賴的是運氣,而“成為自己”依賴的是主權意志。做最好的自己,其實又要運氣又要主權意志。人海茫茫,總有很多陰陽變數。在那個環境下生存都有不測的風雲。也許,可能只有草堂,才不管外界的風雲。
胡歌的簡歷裡藏著兩次極其驚心動魄的歸零重啟。
2006年,他在巔峰時刻遭遇車禍,他的助理也喪生,心理層面他面臨極大的壓力和挑戰。在那張滿是縫補的臉上,他不得不開始學習內在接管。
人如何降伏其心?其實是很不容易的。在名利喧囂與倖存者的愧疚之間,要修出一段清淨的定力,其間的掙扎與內耗,外人終究只能窺見冰山一角。
他前幾年還會深夜發抑鬱的狀態照片,其實是善意地向外界說明真相,坦露實相,表明在積極自救。後來他有了女兒很快樂,也毫不保留地宣佈自己的快樂。但後來也失去了母親,母親抗癌31年,他坦言6年都沒有從喪母之痛走出來。
他整個人很需要愛的投射和寄託的,因此他並不會完全自洽。他此生應該都會長期在深刻的矛盾中。
他並沒有在一場場生生滅滅中修得圓滿,反而像是一個在極晝與極夜之間奔跑的孩子,必須抓著點什麼,才能不被虛無吞噬。他選擇了一種最辛苦也最動情的活法。
多情人應修無情道,可他終究沒修成,因為他那些驚心動魄的真,本質上是他在現實與理想的裂縫裡,用血肉在填補。他不肯無情,所以他註定要魂不守舍。他有那麼多人生要演繹,不真不多情,不行啊。
2006年,他被迫從“偶像”系統離線,開始在漫長的康復中尋找那一點“定”。他曾一度很灰暗,想去做和尚,但一襲青衣大機率遮不住滿身瘡痍。也許要自建草堂。
2015年,他的精神主權才得以重建。《琅琊榜》的梅長蘇,是他對自己苦難的一次巔峰變奏。他用林殊的重生,置換了自己的歸來。他不再掩飾傷痕,而是把傷痕變成了勛章。這一階段,他確立了自己在演藝工業中的技術主權。
幾個媒體開始描述他的近況——那雙空蕩蕩的鞋跟、缺了一角的牙齒、領口莫名的鼓包……
特別是缺了一角的牙齒令我一驚,因為我也一樣。我也沒什麼向別人求救的具體的事項,只是需要空間和時間。對,可能也需要自建草堂。
當我看到訪談節目中他跟魯豫比劃的那個手勢,還是挺有共鳴的。這個手勢源自胡歌演了十年的話劇《如夢之夢》的手勢。戲中,他扮演的“五號病人”是一個瀕死者,他不斷地舉起手,試圖向這個世界、向愛人、向命運求援。在劇場那個特定的磁場裡,那個手勢是絕望的視覺符號。
他無意識地比劃出這個動作時,說明他已經不再是扮演那個病人,而是那個病人的生命邏輯已經侵蝕了他的現實。他不需要向魯豫解釋,是因為這個暗號是發給那些同樣在精神廢墟上跋涉的人。
解釋,就意味著你要把最隱秘的傷口攤開給一個不理解的人看,這會極大地損耗你內心的能量。
我們普通人的時間是加法,我們看重的是“我已經活了多久”“我取得了多少成就”,這是一種處於增長慣性中的、向前看的邏輯。在這種邏輯裡,40歲是壯年,是起點。
經歷過死裡逃生、目睹至親離去的人來說,時間是減法。他看重的是還剩多少時間。所以他才40多歲,他宣佈開始倒計時了,向死而生。
倒計時不是恐懼死亡,而是極度的清醒。當你意識到人生是一場無法回頭的折返跑,你就會像胡歌那樣,任由鞋跟空著,任由臉頰凹陷。因為你正忙著剔除生命中所有虛偽的裝飾,只為了在歸零前,能更輕盈地跨過那道門。
我倒是沒有緊迫感。我只是覺得很多人事物也變得可有可無。以前把更好的自己創作出來,是給自己當靠山的,現在發現,人世間可以留戀的人事物好像也挺少的,成為最好版本的自己,難度又跟心想事成一樣那麼難。
活得太認真極致的人,痛苦是必然的。坦然自己不成功,不失敗,隨緣自適,才能長長久久。
我想,那個手勢的意義是,他不需要路人來拉他,因為他知道沒人拉得動。他只是在告訴自己,“我知道你在這裡,我知道你還沒睡,我們一起把這剩下的路走完”。
在藏地那片離天最近、也離死亡最近的土地上,樹的生長不是為了供人觀賞,而是為了在乾旱與風暴中,死死抓牢那一層薄薄的土壤。
多傑在那裡的哭泣和勞作,其實就是胡歌在現實裡的突圍:既然無法從廢墟中全身而退,那就乾脆把自己種進廢墟裡,也是另一種自建草堂。
當我們的生命邏輯不再是向外攀爬,而是向內深扎,那麼這種紮根的過程,必然伴隨著皮肉的磨損與精神的缺位,但那恰恰是真實生長的代價。
你我經歷的一切,依然天大地大,萬物生生不息。最後的答案還是生生不息,那我就放心了。 (秦朔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