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青年想“成為中國人”？老外狂歡，華裔委屈

“白色的龍也是龍。自古以來，‘中國人’就意味著說中文、寫中文、像中國人一樣思考，中國人是一個‘文化’概念，而非種族概念。”曾在孔子學院學習過的小格用流利的漢語半開玩笑地對我說道，“作為一個幾周前才公開自己是華裔的白人，我想我永遠也無法原諒日本人對我族人所做的一切。”

話題轉到當下，他感慨道：“宇樹機器人的春晚表演視訊在海外刷屏了。幾年前我們看波士頓動力的機器人表演驚為天人，而今中國的機器人飛速進步，大有趕超之勢，而波士頓動力卻依然原地踏步，幾乎沒有什麼新東西拿得出手。越來越多的人覺得，世界的未來在中國。”

當我再問他：“真的有很多老外要成為中國人（Becoming Chinese）嗎？”他告訴我，這確實是最近幾個月在西方國家乃至全世界興起的熱潮。

晨起第一件事喝熱水、居家穿棉拖鞋、做八段錦、熬製銀耳湯、看中醫、打麻將……這些在華人圈裡常見的行為逐漸開始風靡TikTok和Instagram，來自不同國家的年輕人開始效仿。歐美的Z時代年輕人（出生於1995年至2010年）甚至發明了一個新詞——“將中國化拉滿”（Chinamaxxing）。這些平時自詡為世界文明燈塔的歐美新一代突然放下了手中的冰鎮酸奶碗，捧起了熱氣騰騰的紅薯粥，甚至用一種極其誇張的口吻宣告：“現在大家都是中國人了。”

“社交媒體太重要了！”小格告訴我，過去，外國人只能通過西方媒體來“看見”中國，而那個中國，早已按照他們的需要被重新編碼。在老外眼中，中國往往是一幅被西方濾鏡過濾過的畫面——一幅帶著落後與神秘色彩的東方主義水墨畫。

但現在，社交媒體和短影片平台像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切開了傳統西方媒體的議程設定，將一個高度現代化、高科技、甚至有些超現實的中國直接塞進了西方青年的視網膜。

“以前印象中的中國是落後、封閉的國家。中國人就是戴著草帽在烈日下種地的農民，或是面無表情、機器般工作的工人。”來自墨西哥的莫妮卡對我說，“但通過TikTok，當我刷到中國摩天大樓的視訊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長期以來，西方媒體佔據著全球媒體的中心位置，世界各國關於國際新聞的報導大多直接轉載或基於其內容製作。這造成了一個現實：西方媒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世界各國的形象與偏見。中國被塑造成封閉、落後的國家，墨西哥則被描繪成“被毒梟控制、毫無安全可言的地獄”——整個世界都在這種敘事下被扭曲。

而社交媒體和短影片的興起，打破了西方媒體的壟斷。在TikTok上，過去幾年裡重慶和深圳成為中國視覺革命的雙子星。

對於未曾踏足中國的西方網民而言，重慶那打破吉尼斯世界紀錄、由11787架無人機組成的龐大夜空矩陣，以及依山而建、錯綜複雜的立體交通系統，簡直像是《銀翼殺手》在現實世界中的翻版。景象過於超現實，以至於有不少美國網民在看到重慶的爆款視訊時，本能的第一反應是：“這肯定是電腦合成的CGI”“一定是虛假宣傳”。

而深圳，這個曾經的小漁村，如今在TikTok上催生了數十萬個帶有“#chinatravel”標籤的科技旅遊視訊，向西方遊客展示著掃碼支付、機器人餐廳和完美的城市基建。

而改變外國年輕人對中國印象的關鍵，是那些融入日常生活的中國科技與時尚產品：當西方年輕人的口袋裡揣著中國製造的智慧型手機，街頭駛著全面超越特斯拉的比亞迪電動車，螢幕上玩著又酷又好玩的《黑神話：悟空》，辦公桌上擺著拉布布公仔，購物車裡塞滿時尚平台希音（Shein）的產品，甚至在不知不覺中用著各種中國AI大模型時，老一輩西方人那種居高臨下的“技術優越感”已被徹底擊碎。甚至有玩家在中國遊戲的英文論壇上留言：“玩中國遊戲久了，真的會被潛移默化地影響。我每年都盼著春節皮膚上架，而且經常會買一個——春節怎麼能不給自己買份禮物呢？”

“作為一個華裔美國人，過去幾年我越來越覺得自己是中國人，部分原因是終於看穿了自己國家一直以來散佈的謊言。我的中國情結今年確實突飛猛進，甲亢哥（ishowspeed，美國黑人網紅，曾在2025年來中國旅行帶動海外的中國風潮）的影響力實在太出乎意料、太瘋狂了，再加上川普的無能，簡直把中國推向了巔峰，也推向了許多白人的心中。”

我以前在美國的老友Amy向我吐槽，當她體驗到中國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就越來越嫌棄美國年久失修的地鐵和公路了。“這些想‘變成中國人’的美國人，更多的是在發洩對美國的失望，給自己找一個完美的‘幻境’，就像中國人以前為了發洩對中國不滿，把美國當作‘燈塔’一樣。”Amy坦白道。

在這個由演算法精心建構的“完美中國”幻境裡，沒有令人作嘔的政治爭吵，沒有令人絕望的通貨膨脹，只有令人驚嘆的城市天際線、龐大的清潔能源投資以及如蜘蛛網般密集且永遠準時的高速鐵路網路。當西方青年將這個科幻般的中國，與美國國內破敗的地鐵、滿是坑洞的公路和動輒延期的工程對比時，他們越是狂熱地擁抱這個“抽象的中國”，就越是深刻地表達著對自身所處社會停滯不前的極度蔑視。

想像這樣一個畫面：

在美國中西部一座正經歷著去工業化陣痛的鐵鏽帶小鎮，或者紐約布魯克林一間租金高得令人窒息的地下室裡，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正陷在破舊的沙發中。他身上穿著一件帶有復古盤扣的阿迪達斯聯名唐裝夾克，手裡端著一個印有牡丹圖案的搪瓷杯，杯裡泡著滾燙的銀耳枸杞茶。

窗外，是年久失修、坑窪不平的公路，是因通貨膨脹而物價飛漲的超市，是遊蕩著流浪漢、充斥著抗議喧囂的街頭。但他的視線根本沒有在窗外停留，而是死死地釘在發光的手機螢幕上。螢幕裡，中國重慶那座被稱為“8D魔幻城市”的立體都市正閃爍著賽博朋克般的霓虹燈，輕軌列車如巨蟒般悄無聲息地穿行於居民樓腹地；手指輕輕一劃，畫面切到深圳街頭，無人駕駛計程車在1800萬人口的科技都市中穿梭，無人機正精準地將外賣空投到公園草坪。

他喝了一口有些燙嘴的銀耳茶，隨後在自己的TikTok帳號上敲下了一行文字：“你遇見我時，我正處於生命中一個非常‘中國’的時期。”（You met me at a very Chinese time of my life.）

在西方確立其全球文化與經濟霸權大半個世紀之後，一場無聲卻異常猛烈的底層文化地震，正在歐美新生代中悄然蔓延。如果你只把它看作年輕人博眼球的網路狂歡，那就徹底誤讀了這個時代西方社會最深層的心理危機。

“美國百年恥辱”？

文化現像永遠是經濟基岩發生斷裂時的地表回聲。如果說“Chinamaxxing”是表層的狂歡，那麼支撐這場狂歡的，則是西方社會內部正在發生的結構性坍塌。當下的歐美Z世代，正身處一場被稱為“幻滅經濟學”的嚴酷風暴之中。

這些年輕人很難回憶起一個不被危機定義的經濟時代。他們伴隨著2008年金融海嘯的餘波蹣跚學步，在新冠疫情的全球停擺中孤獨地盯著螢幕完成學業，當他們終於戴上學士帽步入社會時，迎面撞上的卻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停滯不前的工資，以及AI對普通白領工作的大規模摧毀。

曾經那個光芒萬丈的“美國夢”——只要努力工作，就能獲得住房、組建家庭、實現階層躍升——在當代美國青年身上已經徹底破產。資料是冷酷無情的：2025年，美國Z世代背負的平均個人債務高達94101美元，創下歷史新高；16至24歲人群的失業率徘徊在10.8%的高位。自1960年以來，美國房價的上漲速度是通貨膨脹率的兩倍以上，導致三分之一的Z世代悲觀地認為自己此生都將與擁有住房無緣。

伴隨經濟絕望而來的，是宏大敘事的崩塌。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時，日裔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曾拋出“歷史終結論”，斷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將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形態。然而三十年後，這一論調在Z世代眼中已淪為徹頭徹尾的地獄笑話。蓋洛普民調顯示，年輕人對美國國會、新聞媒體乃至大型科技公司的信任度均已降至歷史冰點。

在極度的幻滅中，甚至出現了一種讓中國人哭笑不得的網路熱梗。Z世代開始戲謔地將當前的美國時代稱為“美國百年恥辱”（American  Century of  Humiliation）。這個詞直接挪用了中國歷史上的“百年國恥”概念，並將其倒置，用來形容美國在經濟衰退、基礎設施腐爛和國際領導力喪失下的頹勢。當他們穿上印有“American  Century of Humiliation”的惡搞T恤時，實際上是在用最辛辣的反諷，宣告對“美國夢”的徹底埋葬。

1960年代美國黑人曾用針灸戒毒

太陽底下無新事。如果我們將歷史的鏡頭拉長，會發現當下Z世代的精神流亡，與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反主流文化運動”有著驚人的內在同構性。

1960年代，美國同樣經歷了一場劇烈的社會撕裂。青年一代發現自己深陷越南戰爭的道德泥潭，國內則充斥著種族隔離、暗殺與政治壓迫。對美國“軍工複合體”和虛偽中產階級道德的極度不信任，促使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號：“開啟心智，調整狀態，脫離體制”（Turn  on, tune in, drop  out）。嬉皮士和新左派拒絕主流文化，他們留長髮、建立公社，並瘋狂地將目光投向東方，試圖在禪宗、佛教和東方神秘主義中尋找治癒資本主義異化的解藥。

在這段歷史中，中國生活方式和中醫理念也曾風靡美國。當時，紐約南布朗克斯區正遭受海洛因氾濫的毀滅性打擊。白人主導的公立醫療系統不僅對此漠不關心，還試圖用另一種成癮藥物美沙酮來維持對少數族裔的控制。面對這種充滿系統性種族歧視的醫療霸權，黑人民權組織黑豹黨和青年領主黨直接接管了破敗的林肯醫院，建立了由社區主導的“林肯戒毒所”。

在瞭解到中國用針灸治療鴉片成癮，並受到中國“赤腳醫生”運動的啟發後，包括夏庫爾（美國說唱教父級人物Tupac的繼父）在內的革命者，開始將針灸（特別是耳穴五針療法）作為一種核心的治療與抵抗手段。

對於當時的黑豹黨而言，針灸絕不僅僅是一種異國醫術，而是一種被稱為“工具箱護理”的革命性政治工具。它成本極低、非侵入性，且完全脫離了西方醫療資本的控制。在他們看來，採用中國的針灸，就是對當時美國霸權主義醫療體系的一次偉大的“脫鉤”與反抗，是在踐行“為人民服務，治癒身心”的政治哲學。

將時鐘撥回2026年，當今天的西方青年為了逃避動輒上百美元的全科醫生掛號費，而在TikTok上瘋狂學習中醫、堅持喝熱水、煮銀耳湯時，這與半個世紀前黑豹黨利用針灸對抗美國醫療體系的內在邏輯如出一轍。

只不過，上世紀60年代的青年是在物理世界中走上街頭建立公社，而如今被原子化和數位化的Z世代，則是通過演算法在網際網路上建立起“數字公社”。他們用“Chinamaxxing”作為數字元碼，表達著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生存壓力的反抗。這是21世紀反主流文化運動的開端。

解構“很中國的時刻”

要真正觸摸到這場新反主流文化運動的靈魂，我們必須回到那個引爆一切的模因（meme）：“你遇見我時，我正處於生命中一個非常‘中國’的時期。”

這句話直接戲仿了大衛·芬奇執導的電影《搏擊俱樂部》結尾處的經典台詞——“你遇見我時，我正處於生命中一個非常奇怪的時期。”（You  met me at a very strange time in my  life.）要理解這句改寫的真正威力，我們必須先潛入原版電影那黑暗而深邃的哲學核心。

《搏擊俱樂部》是一部探討現代人精神危機、資本主義異化與虛無主義的黑暗寓言。愛德華·諾頓飾演的男主，是一個典型的現代“白領奴隸”。他被困在單調乏味的格子間，試圖通過瘋狂購物來填補內心的巨大空虛。正如電影中所說：“你擁有的東西，最終會擁有你。”

為了對抗這種被消費主義異化的“美國式生活”，男主的潛意識分裂出了泰勒（布萊德·皮特飾）——一個像征著絕對自由、原始力量與無政府破壞慾的反叛化身。泰勒帶領男主成立了地下搏擊俱樂部，試圖通過肉體的痛苦來重新確認真實的存在感，隨後更是發展出了意圖摧毀整個現代文明基礎的恐怖組織“大破壞計畫”。

在電影的高潮與結尾，男主終於覺醒，他開槍打穿了自己的臉，以此在物理與精神上殺死了那個代表著盲目破壞慾的另一個自我。此時，男主與女主角牽手站在落地窗前。窗外，象徵著現代資本主義金融霸權與債務枷鎖的信用卡公司大樓，在炸藥的威力下接連爆炸坍塌。背景音樂響起了Pixies樂隊那首空靈而迷惘的《Where  Is My Mind?》。

就在這一刻，男主轉頭說出了那句經典的台詞：“你遇見我時，我正處於生命中一個非常奇怪的時期。”

這個“奇怪的時期”，標誌著一場極其痛苦的“精神重生”。在這一刻，他既摧毀了過去那個被消費主義定義的虛假中產階級自我，也埋葬了試圖用暴力反抗世界的極端自我。大樓的倒塌象徵著社會強加於人的債務、身份、期望和敘事被徹底清零。在這個滿目瘡痍但卻獲得了自由的廢墟之上，他終於能夠以一個真實的靈魂，去面對真實的情感連接。

當我們理解了這層精神底色，再來審視當今Z世代所創造的“你遇見我時，我正處於生命中一個非常‘中國’的時期”,就會發現這絕不是一次輕浮的文字遊戲。

這句模因底層的精神潛台詞其實是：“你遇見我時，我正在厭棄並拒絕那個令人絕望的‘美國時刻’。”

什麼是普遍的“美國時刻”？它是高昂得令人破產的醫療帳單，是無家可歸者帳篷遍地的城市街道，是社會分裂和政治仇恨，是剝削性的零工經濟，是那種需要用不斷購買無用商品來麻痺自己的消費主義牢籠，是川普的帝國主義，是底層的“斬殺線”和頂層的“蘿莉島”。美國夢的敘事，已經像電影結尾的大樓一樣，在西方青年的精神世界裡坍塌。

面對這種廢墟般的未來，這一代人沒有像電影裡那樣選擇製作炸藥去炸燬華爾街的大樓，也沒有像1960年代的前輩那樣走向暴力的街頭對抗。相反，他們選擇了精神上的“遁逃”。他們將“奇怪”取代為“中國”，宣告自己正在剝離那個令他們痛苦的西方資本主義身份。

在這一語境下，“真實的中國”其實並不重要，它被高度抽象化為一個與當前美國現實完全對立的烏托邦符號。如果“美國時刻”代表著個體的原子化、昂貴的醫療和破敗的基建；那麼“很中國的時刻”就代表著集體的溫情（比如聚在一起吃火鍋打麻將）、低成本且強調內在平衡的自我療愈（喝熱水、看中醫）、令人安心的強大社會秩序與未來主義的科技景觀。也代表著中國式世界觀——人類命運共同體，這裡沒有霸權和征服，只有合作和共贏。

“就像遊戲《文明》一樣，中國的目標是文化勝利，而美國則轉向了統治勝利。”小格向我解釋道。

這是一種防禦性的反諷，更是一種深切的渴求，但這只是一種逃避，一種找不到路的流浪。Z世代在《Where  Is My  Mind?》的迷惘旋律中，通過穿戴被視為“中國編碼”的文化符號，假裝自己已經不再屬於那個令他們絕望的西方系統，但出路在何方？他們依然迷茫。本質上，這並非對中國文化真實的嚮往，而是對腐朽的“美國時刻”的無力又撒嬌般的嘲弄和叛逆。

“成為中國人”熱潮的冷思考

然而，正當歐美青年在網路的濾鏡中進行著一場宏大的“精神流亡”時，這股風潮在華裔群體中，卻引發了一陣刺痛。

對於許多在西方長大的華裔來說，社交媒體上那些大口吞嚥白粥、穿著唐裝宣稱自己“被診斷為中國人”的白人網紅，不可避免地喚醒了他們記憶深處的“中餐時刻”創傷。曾幾何時，在學校裡打開裝滿中國菜的飯盒，迎接他們的往往是白人同學捏著鼻子的群嘲和一句刺耳的“好臭”。為了融入主流，他們曾拚命地隱藏自己的文化根基，審視自己的“他者”身份，懇求父母給自己準備三明治以逃避霸凌。

如今，命運開了一個玩笑：那些曾讓他們遭受系統性歧視的文化符號，竟搖身一變成了西方Z世代用來標榜叛逆的“社交貨幣”。

華裔網紅Emma   Chang就在社交媒體上指出這場風潮的虛偽之處。“正如平權運動中的一句箴言所指出的：‘他們想要羽毛，卻不想參加葬禮’。西方青年瘋狂攫取著早茶、漢服和中醫帶來的感官刺激，卻對伴隨真實華裔身份而來的歷史沉重感與現實壓迫感視而不見。這場風潮是一種文化挪用。”

這正是那個誕生於《搏擊俱樂部》廢墟之上的模因——“非常中國的時期”最荒謬的破綻所在。對於歐美青年而言，這僅僅是一個“時期”，一件可以隨時穿脫的戲服，用來反叛令他們不滿的“美國時刻”；而狂歡過後，他們仍能安全地退回主流特權構築的堡壘中。

但不管西方的反主流文化浪潮將中國推向何等超現實的神壇，當電影落幕、大樓坍塌、短影片的狂歡散場後，留在原地的，依然是那些必須在現實的“玻璃天花板”與“中餐時刻”中，負重前行的華人。

“真實的情況是，近年來，尤其是川普上任以來，歐美針對華裔的種族歧視事件越來越多了，將中國視為威脅的西方人的比例也在不斷上升。”我的朋友Amy談道。

這也在提醒我們，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需要在這個“非常中國的時期”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既不被外界的喧囂所左右，也不被內部的挑戰所擊垮。 (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