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AI投資浪潮正以算力、資料中心和大模型為核心重塑科技產業與資本結構,形成高強度、短周期、重資產的新型投資循環。本文系統梳理了AI投資的歷史演進、產業層次與融資結構,對比其與網際網路泡沫的異同,本輪AI熱潮技術基礎更穩固,但金融鏈條更複雜、系統性風險更高。文章進一步分析AI泡沫可能的破裂路徑及跨國傳導機制,強調未來更可能經歷結構性出清而非單點崩塌,為政策制定與資產配置提供風險識別框架。
AI的全球性投資浪潮正在重塑科技行業的結構,也重塑著資本市場的邏輯。以大模型、算力基礎設施和資料中心建設為核心的AI鏈,形成了自2008網際網路以來最強烈的一輪跨周期資本累積。巨頭之間的資本開支競賽不斷刷新紀錄,從NVIDIA的GPU出貨與企業市值,到微軟、亞馬遜、Google爭相投建的超大規模資料中心,再到初創公司圍繞模型、Agent與新型AI服務,展現出一種技術突破疊加資本擠兌式投入的發展結構。與傳統科技周期不同,這一輪投資不僅規模更大、節奏更密集、折舊周期更短,也構成了一個容易產生系統性風險的正反饋循環。在未來收益充滿不確定性的背景下,AI產業彷彿踩在紅利與成本現實的雙軌之上,推動市場在繁榮與泡沫之間不斷擺動,債務與融資結構也逐漸複雜化:為支撐資料中心和算力擴張,銀行、ABS與企業債等多管道快速擴張,放大了利率與信用風險的傳導路徑。
(一) 歷史處理程序
AI投資熱潮的發展歷程可以大致分為幾個階段。
1、早期探索階段(1950年代-1980年代)。AI主要以學術研究為主,技術集中在符號主義、邏輯推理和早期神經網路上。雖然計算能力和資料規模有限,但政府和高校的科研資助推動了基礎理論的發展。例如,1956年達特茅斯會議首次提出“人工智慧”概念,1960年代的MYCIN和DENDRAL專家系統在醫療診斷和化學分析中進行了初步應用。此階段的投資主要依賴於政府撥款和科研基金,風險投資尚未形成規模。日本政府在1980年代啟動的“第五代電腦計畫”(FGCS)也試圖推動AI產業化,但整體投資活躍度仍較低。
2、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AI低潮期。即所謂的“AI寒冬”,早期專家系統和神經網路在實際應用中屢屢受挫,技術無法滿足市場預期。計算能力不足、資料匱乏以及投資回報不確定,使得全球範圍內的AI投資大幅減少。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國家紛紛縮減AI相關研發預算,資本市場對AI初創企業的熱情顯著下降。
3、21世紀初(2000年代-2010年代)的復甦期。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和巨量資料技術的發展,AI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統計學習方法逐漸成熟,機器學習和早期深度學習模型開始顯現潛力。與此同時,GPU計算能力提升和雲端運算的發展為AI應用提供了必要的基礎設施。這一時期的投資逐漸恢復,以科技公司和部分風險投資機構為主,重點關注資料驅動型的智能演算法和初創公司。2006年,Hinton提出深度學習概念,為後續的突破奠定基礎;2012年,AlexNet在ImageNet競賽中取得壓倒性勝利,標誌著深度學習技術進入快速發展期。
4、2012年至2020年,AI投資進入快速增長階段。深度學習在圖像識別、語音識別和自然語言處理等領域取得實際應用,帶動了風險投資和企業併購的熱潮。科技巨頭如Google、Facebook、百度等紛紛加大研發投入,同時AI初創企業融資金額屢創新高。例如,2015年,全球人工智慧市場融資規模達到了63億美元。這一階段的投資特點是技術驅動與資本市場熱情共同推動,行業應用開始拓展至金融、醫療、教育等多個領域。
5、2021年至今,生成式AI的快速發展進一步引爆了新一輪投資熱潮。OpenAI發佈的ChatGPT引發全球關注,推動企業和投資者加大對生成式AI及相關基礎設施的佈局。微軟、Google、騰訊等科技巨頭通過戰略投資和併購搶佔技術前沿,AI創業公司融資規模屢創新高,資本熱情從科技行業擴散到金融、醫療、教育、製造等各類應用場景。生成式AI的技術突破和跨行業落地能力,使得AI投資成為全球科技資本追逐的核心方向之一。ChatGPT發佈(2022年11月30日)至今,輝達股價累計上漲964%,其利潤累計上漲1354%;蘋果股價累計上漲91%,其利潤累計上漲12%;微軟股價累計上漲90%,其利潤累計上漲55%;Google股價累計上漲211%,其利潤累計上漲107%。
但近兩年,AI投資逐漸放緩,反映出AI技術發展及其在各行業應用仍處於探索的早期階段。雖然長期市場潛力仍然巨大,但最初的熱情已被在實際應用中推廣人工智慧技術的複雜性和挑戰所削弱。
(二) 產業層次與參與主體
近年來,AI產業的發展逐漸呈現為基礎設施、平台、應用三個層面平行推進,並由不同類型主體共同推動其資本流動與技術落地。
首先,在基礎設施層,AI所需的算力硬體,如GPU、專用加速器、伺服器、儲存、網路裝置等,以及支撐這些硬體的系統成為基礎底座。分析指出,AI伺服器市場近年來經歷爆炸式增長。根據最新統計,全球伺服器市場因AI加速器需求迅速擴張,2024年前三季度伺服器銷售額大幅上升,AI伺服器出貨量與總伺服器平均壽命替換需求疊加,推動整體市場顯著擴容。另一方面,以阿里雲為代表的雲基礎設施提供商,其在中國 AI 基礎設施市場(IaaS)中佔據領先地位。2024年下半年阿里雲在中國AI IaaS市場份額達約23%,在大模型訓練與推理兩大子市場均位列第一。
其次是平台層或雲服務層,即把基礎算力、儲存和網路資源以“雲服務、模型服務、算力租賃、按需呼叫”等形式打包提供給下游使用者。隨著 AI 技術成熟、模型越來越大,對算力和靈活資源調度的需求也越高,使得雲服務商、neo‑cloud租戶、專業AI服務商等成為關鍵中介。業界觀點認為,隨著大模型與雲端運算的融合,傳統雲端運算(IaaS)正在向“AI 原生”(AI‑native)雲服務演進,雲廠商不僅提供通用計算資源,也在提供專門為AI最佳化的算力、調度、儲存、模型部署環境等服務。此外,智算雲服務(AI‑optimized cloud)在中國也形成了較為明確的產業鏈結構,上游含晶片與伺服器基礎設施,中游為雲平台提供商,下游為行業使用者。
最後是應用層,即行業化落地層。當基礎設施和平台服務配備就緒後,大量企業就能夠借助雲+模型服務,把 AI 技術應用到具體場景中:例如網際網路服務、金融、製造、醫療、零售、公共服務等等。報告指出,隨著AI平台服務能力提升,對於中小企業、傳統行業的“上雲+用數+賦智”門檻大幅降低,這推動了AI應用的廣泛普及。
這個體系的推動主體首先是超大科技公司及頭部雲廠商(hyperscalers),其擁有資金、基礎設施、全球資源分配能力,是基礎設施與雲平台能力建構最重要推動者。其次是專業雲、neo‑cloud租戶、中型雲服務提供商及智算雲服務商,它們通過租賃基礎設施、提供靈活、彈性的AI算力及雲服務,把能力下放,為更多中小企業與行業使用者提供門檻更低、按需付費的AI服務。然後是私募和債權市場,基礎設施尤其是資料中心和機櫃建設,需要巨額資金投入,也往往借助債權融資、私募基金或機構資本支援。這使得AI基礎設施本身成為一種資本資產,並連接到更廣泛的金融市場與資本運作中。
綜上,這種多元主體參與的機制,使得AI投資熱潮不僅是技術浪潮,也是基礎設施擴張、服務變現與產業應用同步推進的綜合性變革,也是當前AI產業能夠迅速擴張並持久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融資形式及周期特徵
AI 基礎設施與平台建設需要大量資本投入,因此融資形式呈現多樣化趨勢。一方面,企業常通過企業債、高票息直接貸款獲取建設資金,這類方式利率相對固定、融資成本可控,但增加了短期償債壓力。另一方面,隨著項目規模擴大,也出現了基於長期租約的項目融資模式,即通過未來收入現金流如雲租用、AI服務訂閱等支援融資;進一步衍生的還有資產證券化(ABS),將資料中心、GPU叢集或機房租約收入打包成可交易證券,使投資風險在資本市場分散。
與此同時,部分私募信用也開始進入AI基礎設施領域,為非上市公司提供靈活的信貸支援。這種多元化融資結構在分散風險的同時,也引入了資訊不對稱、信用評級難以精準評估以及流動性錯配的問題。AI硬體尤其是GPU、定製加速器和AI‑optimized 伺服器更新周期短,導致資本支出密集且折舊快速。短周期硬體更新不僅增加了資產殘值不確定性,還會加大再融資壓力,尤其在企業擴張或大規模部署初期。這意味著投資者在衡量 AI 基礎設施項目時,必須同時考慮技術迭代風險、折舊損失、未來現金流以及市場需求變化。在大型AI 資料中心項目中,GPU佔總資本支出約40-50%,伺服器機櫃與網路裝置佔30-35%,折舊周期短的硬體部分對項目財務壓力貢獻顯著。
(一)相似之處
當前的AI投資熱潮與1999年網際網路泡沫之間確實存在明顯的相似關係:高度一致的市場情緒、對技術變革的集體敘事、企業估值大幅上漲、媒體與投資人對新產業的超預期樂觀,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典型的科技繁榮景觀。
市場熱情高漲,資本對新興技術的追逐表現出明顯的“短期高估”傾向。在網際網路泡沫期間,投資者對電子商務、入口網站等前景抱有過度樂觀預期,而在當前AI熱潮中,生成式AI、行業大模型、智能硬體和雲服務等領域的融資額持續攀升,部分初創公司估值迅速膨脹,許多人工智慧公司的估值已遠超行業平均水平,例如,Palantir和特斯拉的市盈率遠遠超過了200倍,而標普500指數成分股公司的平均市盈率約為25倍。其次,風險偏好顯著提高,投資者願意在尚未盈利或尚處於早期研發階段的企業中投入巨額資金,以搶佔潛在市場份額。而市場投機心理與輿論推動相結合,媒體和分析機構對前沿技術的持續炒作進一步放大了資本湧入速度。
(二)關鍵差異
首先,AI熱潮的技術基礎更為穩固。與1999年網際網路泡沫不同,當時許多公司缺乏可落地的商業模式,網際網路技術本身尚不成熟;而當前AI技術已經在電腦視覺、自然語言處理和大模型訓練等領域取得實際突破,生成式AI具有可直接落地的行業應用,從金融、醫療到製造和教育均有明確商業場景。
其次,產業生態和資本結構更加多元。AI投資不僅包括風投和天使投資,還涉及企業資本支出(CAPEX)、私募信用、債券融資以及資產證券化(ABS)等形式,使風險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同時引入了更複雜的流動性和資訊結構管理。
再次,AI投資與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緊密掛鉤,如GPU、資料中心、雲端運算平台和模型訓練服務等,而這些硬體與雲服務資產具有長期使用價值和持續收入潛力,相較於1999年網際網路公司大量依賴短期廣告或電商流量收入,更加穩健。
最後,監管與風險控制環境更加成熟。當前金融市場對AI相關融資有更嚴格的資訊披露和風險評估要求,部分國家和地區也出台政策鼓勵AI技術創新與應用,同時限制過度槓桿和投機行為。此外,從產業長周期發展來看,每一輪過度投資都可能為產業的長期成長做好了鋪墊。1999年網際網路泡沫崩潰後,此前大規模投資的光纖、電腦、移動通訊等裝置大幅度壓低了電子裝置和網路費用,Google、亞馬遜等一批網際網路企業和整個產業得以持續快速發展。
(三)風險複雜性更高
當年的泡沫主要集中在股價上,而今天的風險通過資本開支、長期租約、債務結構、影子銀行體系以及跨國能源和供應鏈瓶頸等多層結構相互疊加,一旦某個環節出現違約或資金緊縮,很可能不是簡單的“科技股下跌”,而是沿著融資鏈條迅速向房地產、信貸市場乃至跨境資金流動擴散,從而引發結構性的金融緊張。AI市場目前面臨的挑戰也更加複雜:技術瓶頸,例如輝達高端晶片供應短缺;應用程式的商業化滯後,大多數人工智慧公司尚未找到可持續的現金路徑;以及技術脫鉤,例如美國和中國的晶片監管。新興人工智慧公司傳統財務估值方法的失敗加劇了這種風險,資本狂熱導致泡沫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AI 泡沫是否會破裂不能簡單地用“會”或“不會”來判斷,而應從估值邏輯、宏觀政策和全球資金流動三條主線分析其潛在破裂方式及時間窗口。
從估值角度看,如果未來2-3年大模型的商業化速度無法匹配當前動輒百億美元的資本投入,市場估值必然進入回呼期,尤其是依賴 AI 敘事驅動漲勢的公司更容易經歷大幅波動。
從宏觀政策角度看,若聯準會與歐洲央行維持高利率或再次收緊流動性,資料中心開發商、AI 獨角獸及依賴長期租約融資的基礎設施項目將面臨更高的再融資成本壓力,信用風險可能從個別企業擴散為行業性調整。
從全球資金流動角度看,美國吸收全球資本將使新興市場、跨境基礎設施項目以及外幣債務敞口較高的經濟體最先感受到壓力,進一步把科技投資的波動轉化為跨國金融波動。
整體而言,本輪AI投資周期大機率不會以1999年網際網路泡沫那種單點式全面崩塌收場,而更可能呈現漫長的結構性出清:先是局部估值回呼,再到資本鏈條的重新定價,最終由宏觀政策變化推動整個系統向新的均衡移動。
如果發生破裂,具體方式主要包括兩個管道:
一是估值重估,觸發因素包括AI商業化速度落後預期、盈利增長未達標或關鍵企業盈利警告,結果是高估值成長股票回呼,指數高度集中導致市場波動放大,回撤集中在“巨頭+AI”股票;
二是信貸與項目融資鏈條斷裂,觸發因素包括利率上升、租戶違約或 neo‑cloud企業現金流緊張,結果是資料中心開發商與特殊目的載體面臨償債壓力,資產價值快速下滑,債權損失擴散至銀行、直接貸方及ABS持有者,將泡沫從股市傳導至實體信貸市場。
在未來政策方面,需要找到一個平衡:不僅要支援龍頭企業突破技術界限,還要培養多元化的應用產業鏈,以建構良性的工業生態。技術革命的本質不是避免泡沫,而是通過持續的技術迭代能力和可行的商業模式,在穩定資本的支援下,推動長期的GDP增長和引領代際飛躍,並將資本狂熱的階段轉變為新的質量生產力。
整體來看,AI 泡沫破裂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一系列結構性調整和局部泡沫破裂的組合,AI熱潮將經歷周期性的回撤,但它在超自動化領域(例如機器人、AGI)具有遠超網際網路時代的長期潛力,出現一次性大規模全面崩塌的可能性取決於貨幣政策和信貸鏈條的健康狀況。
AI 投資熱潮的全球化特徵意味著,一旦出現市場調整,其影響可能跨境傳導。觸發機制主要包括利率和信貸環境的收緊,例如,若美、歐主要央行同時加息並收緊信貸,全球資金快速撤出,將直接衝擊依賴外幣融資的新興市場以及海外AI項目,尤其是資料中心與雲服務廠商。此外,能源供應,尤其是電力,與全球供應鏈瓶頸,也可能放大地區性危機,導致局部市場風險集中爆發。
潛在時間窗可分為短期和中期兩個階段。在短期,若宏觀利率快速上行或發生大型租戶違約,短期內可能看到信用利差迅速擴大,同時項目融資重新定價,資料中心、相關REIT及開發商最先暴露風險。在中期,如果AI商業化鏈條未能形成廣泛盈利,尤其是行業級應用落地緩慢,市場可能從增長溢價向盈利篩選切換,導致估值普遍回呼,資金重點流向盈利能力強的項目和企業。
各國宏觀政策將是跨國傳導的決定性變數之一。一方面,聯準會與歐洲央行的利率與流動性政策會直接影響債務負擔與風險溢價:緊縮將放大企業融資壓力,寬鬆則可能延緩市場調整,但同時積累更高的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財政與產業政策的作用也不容忽視:針對資料中心電力成本或AI研發的補貼和支援,能夠緩衝局部衝擊,但可能延長非盈利項目的資金供給周期,形成“殭屍化”風險。最後,宏觀審慎與監管措施也會調節跨境風險傳導的幅度:加強對非銀行信貸、ABS透明度及應計壓力測試,可降低系統性傳染風險;反之,監管盲點可能放大跨國資本流動和供應鏈壓力造成的風險。
當前的AI熱潮同時包括真實的技術紅利若干高度脆弱的金融鏈條,因此更像是一種局部繁榮與局部泡沫並存的複雜態勢,而非歷史上的單一泡沫復刻。分析的關注點不應停留在“是否存在泡沫”,而應轉向泡沫存在的具體位置、形成機制及其可能通過那些管道傳導至宏觀金融體系。對政策制定者與資產管理者而言,最佳策略是在強化風險監測的基礎上進行選擇性防禦,重點關注資料中心融資結構、租戶信用狀況以及短期再融資節點;在估值重估情形下,應優先迴避高度槓桿化且盈利路徑不明確的投資敞口,從而在享受技術紅利的同時,降低系統性風險暴露。 (IMI財經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