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唐盛世，到吃人的五代十國

最近大熱的電視劇《太平年》裡，常常出現五代十國軍閥們吃人的片段，這個“吃人”不是魯迅那種比喻，是真吃人，把人殺了取人肉做晚餐的那種。電視劇裡已經採用極溫和的手法去拍，血腥場面一筆帶過，但身處和平年代的我們還是看不得這種，一看就毛骨悚然。

五代十國從公元907年開始到960年結束，短短53年時間，正史上記載的吃人事件至少幾十起，在五代十國之前，還是中國人最為驕傲的盛唐，那為何從盛唐到五代，國家一下子就垮成這樣？國家崩潰的速度是不是來得太快？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才導致國家崩壞？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梳理當中的歷史邏輯。

問題的起源，是盛唐過盛，盛到已經脫離了當時中央的管控能力。

大唐最巔峰時的疆域面積，是唐高宗總章二年，即公元669年的版圖，總疆域約1237萬平方公里，東至朝鮮半島大同江以南，南至越南順化，西至鹹海東岸，北至貝加爾湖，是一個無比巨大的古代帝國。

《舊唐書·地理志》說當時的大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就算有一些領土不是實控，只是羈縻統治，那也超級誇張了。

大唐能打下震鑠古今的領土，是因為當時發生了技術革命，點出了唐制四刀和明光鎧這些超越同代民族的先進科技。

唐制四刀指的是儀刀、障刀、橫刀、陌刀，其中儀刀主要是禮儀用，實用價值低；障刀用於近身戰，到底長啥樣歷史學家現在也沒個定論；這兩把刀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橫刀和陌刀，橫刀是大頭兵人手一把的隨身武器，陌刀則是精銳部隊的大殺器。

橫刀長60-80釐米，刀身厚6-8毫米，單手或雙手均可使用，一把普通橫刀天寶年間造價約900文（當時一斗米13文），將領用的上等橫刀，造價則要2500文，相當於當時七品官員半個多月的俸祿。一刀下去可以破遊牧軍隊的皮甲或鐵甲但不卷刃、不崩裂，後來被日本遣唐使學了去，改製成了後來的日本武士刀。

陌刀長2-3米，重15-20斤，造一把陌刀需要三年時間，造價是橫刀的幾十倍起步，估算當時一個縣令十五年的薪水才能造一把陌刀，是唐軍對付北方騎兵的頂尖武器。

通常陌刀手排列在弓弩手之後、兩側騎兵之間，是全隊最重要的攻堅力量，一旦敵軍騎兵突破箭雨和長槍陣，陌刀隊就會像鋼鐵城牆一樣上前砍死騎兵，號稱“刀刃所向、人馬俱碎”。由於陌刀如此重要和昂貴，不允許陪葬、不允許民間使用、也不允許流通，屬於國家管制軍事資源，極稀少珍貴，所以到現在，考古學家還沒有找到一件完整的唐代陌刀實物。

橫刀和陌刀屬於唐軍進攻武器，明光鎧則屬於防禦武器。

明光鎧是當時性能最頂級的鎧甲，由鐵質甲片、皮革和織物復合製成，甲片疊加後厚度達3-5毫米，重50-60斤。胸前圓護能彈開箭矢，突厥刀猛力劈砍也只能留下刀痕，但製造一副需要200多天，後期修理也要40名工人合作，造價約為上等橫刀的30倍。因為造價太貴，平時也只能給玄甲騎兵、陌刀兵、高級將領穿戴。

普通大頭兵雖然穿不上這麼好的鎧甲，但還有其它鐵甲和皮甲，唐軍著甲率達到了60%。

攻擊力高防禦力強，使大唐雄兵除了一些地形特殊的區域（比如吐蕃），其它地兒都能追著敵人打，常常打出1：20的傷亡率，所以大唐才有那麼驚人的古代疆域。

我在《溫柔如鐵》裡解釋過，中國跟其他民族相比，勝在鐵器時代技術長期領先。唐代時我們已熟練掌握了高溫豎爐冶煉技術，能穩定生產液態生鐵，再採用“炒鋼法”“灌鋼法”製造兵器，像陌刀還需要從國外採購特殊的鑌鐵（烏茲鋼），再通過灌鋼法反覆鍛打而成，因此在硬體上對周邊軍事力量形成碾壓優勢。

唐代國土的大擴張，本質上是中國冶鐵技術大爆發，在生產力上，遙遙領先各民族的成果，並不是某個帝王、某個將軍天賦異稟造成的。

我並不是否認某些帝王和名將的能力，而是人的能力，一定要放在一個合適的平台上才能放大，個人能力是基數，平台是倍數，沒有優質的平台，個人水平再高，一生的成就上限也低。

由於生產力的代差實在太大，唐代打下了罕見的大地盤，但也因此埋下了苦果。

當時從金陵到長安，坐馬車都需要31天，耗銀4兩。而從最東端到最西端，理想狀態下騎馬要136天，實操要200多天，從南到北搞不好就要一年，水陸聯運也要250天左右。

疆域太大，使得大唐帝國的管理成本極高。

軍事上，國家越大邊界越寬，遙遠邊疆60萬軍隊每天都要消耗巨額開支，才能讓將領安心駐防；行政上，一道政令發出去幾個月才能到達基層，行政效率極其低下；後勤上，從中原運一石糧食（120斤）到安西都護府，路上好幾個月時間，運糧的民夫和牲口要吃掉大半，到安西時就只剩一斗糧了（12斤）。

軍事、行政、後勤成了大唐的三大痛點，國家財政不堪重負。

為了降低管理成本，大唐初期被迫採用“核心區直管+邊緣區自治”的管理模式，在邊疆地區讓當地人的頭頭做都督、刺史，並允許其世襲，內部事務自理，軍國大事才找大唐朝廷。也就是讓出部分行政權力，但你們自己養活自己。

而戰略咽喉要地，才設立安西、北庭、安北等大都護府，派駐少量精銳駐防，鎮壓周邊刺頭。

但這套方法用到唐玄宗時期，就玩不轉了，軍事成本越來越高、中央管控越來越弱。

因為唐朝剛建立時採用均田制，將土地分給了民眾，18-59歲的男子授田100畝，其中20畝為永業田，可以世襲也可以買賣，另外80畝是口分田，死後要歸還國家，由國家重新分配。老人或寡妻也可以分到30-40畝田，保證了國家人人有土地。

唐朝原先實行府兵制，從關中、河東地區，挑選經濟條件中等以上水平的農家壯漢當兵，這些壯漢平時邊種田邊訓練，不耽誤生產，一有戰事就自己買把橫刀隨軍出征，有點點建設兵團的意思。

到唐玄宗時，大地主土地兼併嚴重，國家手裡沒地可分，均田制玩不下去。

有些府兵連地都沒了，沒錢上街買橫刀打仗。另一些府兵地倒是有，但邊疆輪班太TM遠了，從河北到新疆一去五六年，回來地都荒了。府兵制跟均田制事實上幾乎同時廢掉，大量府兵沒錢當兵，或者不想當兵，只能選擇逃亡。

唐玄宗也不敢將全國大地主都宰了重新分地，畢竟這種事，歷史上都只有開國之君能幹，後面大地主全是熟人，有的是朋友有的是姻親，下不了手，因此被迫全面推行募兵制。

開元二十五年（737年），玄宗允許各軍鎮招聘終身職業軍人（那時叫“長征健兒”），可攜家眷守遠疆，由國家統一給軍人發放糧食軍餉，賜予田宅、免除賦役，專心在邊疆打仗。

但是大唐面積太大了，“國家統一發放糧食軍餉”這條是行不通的，前面說過，運糧成本太高，還不如就地徵糧買糧，這樣還能減少些損耗，加上邊疆戰亂不斷，為了簡化一切不利於軍事作戰的流程，財權稅權徵兵權只能逐漸下放地方，讓地方老大自己分配稅收軍餉，一切便宜行事。從天寶元年（742年）設立十大節度使開始，大唐隱患已成。

節度使們自己截留當地稅收，自己壟斷鹽鐵礦山賺錢，自己指定當地官員，自己給軍隊發工資，只有出境打仗才找朝廷要錢，基本形成了國中國。

袁世凱當年是怎麼控制北洋軍的？他訓練新軍時，讓士兵們高喊“吃袁大帥的飯、穿袁大帥的衣、替袁大帥出力”，袁世凱當年還沒拿到財權就想實控軍隊，你讓唐朝節度使們有財權軍權，那不是催著他們造反？

職業士兵們離唐玄宗十萬八千里，莫得任何感情，他們只認節度使，是節度使給他們發軍餉，是節度使給他們封官位，是節度使跟他們過年過節時一桌吃飯，皇帝有什麼用？能換幾斗糧食？

當節度使有了財權和軍權後，安史之亂就一定會發生，這不是安祿山的問題，這是節度使制度問題。

大唐有先進的生產力，能生產橫刀陌刀明光鎧，打周邊確實天下無敵，但如果大唐的陌刀，去砍大唐的明光鎧呢？

安史之亂時為收復長安，郭子儀、李嗣業率15萬唐軍，在香積寺與安守忠、李歸仁的10萬叛軍對決，兩支當時地球上最強的軍隊，帶著地球上最強的冷兵器互砍，八個小時內，唐軍傷亡7萬多人，叛軍被斬首6萬人，2萬人被虜，大唐精銳自己把自己打光。

一場大內戰後，大唐就開始走下坡了。

為了獎勵剿滅叛軍的各路人馬，中央朝廷不斷封賞，將藩鎮數量從十個獎到了四五十個，這些藩鎮有的只想自己好好過日子，老老實實交稅，比如淮南、浙東藩鎮；有的平時比較聽命中央，偶爾會頭鐵不服，比如涇源、朔方藩鎮；有的就是給朝廷個面子，不交稅不聽朝廷法令，父死子繼，事實上完全獨立，比如河朔地區的魏博、成德、盧龍三鎮。

河朔三鎮就是今天的河北和山東一帶，人口多糧食足，產健馬，加起來有20萬左右精兵，是當時刺頭裡的刺頭，中央一直壓不下來。

安史之亂後，北方人口大量南逃到江淮地區，因為陸上絲綢之路被吐蕃斷絕，只能從東南沿海重新開闢出海上絲綢之路，加上茶葉開始大流行，賣得出奇的好，東南發了大財，上交全國最多的賦稅，為中央保證了重要財源，才讓大唐又維持了一百年。

兩年前我去嘉興時，當地人帶我參觀本地博物館，才知道太湖這種好地方，並不是天生就適合農業生產，原先也有大片灘涂，是一代代人不斷疏濬治理，才有了周邊漊港圩田、桑基魚塘。

可見那怕江南這種老天爺賞飯吃的溫潤之地，也是需要精耕細作，才能獲得優質產出。而自唐朝開始，北方大量南逃的人口，間接促進了江南的開發。

中央也想削掉這些尾大不掉的藩鎮，唐皇也很努力，想辦法建立了一支中央直屬的神策軍，唐憲宗在位時，用神策軍做出些成績，壓服了諸鎮，“雪夜襲蔡州”就是他在位時，鎮壓淮西鎮的故事。

但唐憲宗死後，各藩鎮還是該咋樣咋樣，而且情況越來越惡化。早先784年德宗因兵變出逃，身邊只有太監保護，被大臣傷透了心，從此只信任貼身太監，任太監竇文場、王希遷為神策軍左、右都知兵馬使，這個禍根便一直留在大唐，憲宗死後沒人鎮場子，太監們日益囂張，神策軍從此便落在了太監集團手裡。

本來藩鎮就不聽話，現在皇帝沒了自己的軍隊，從此任人宰割。後面接盤的唐文宗想反抗，事情洩露，反被太監將數百朝臣一併殺光，即為835年甘露之變，太監勢力從此到達頂峰，晚唐時大唐皇帝已任由太監廢立。

其實到此時，大唐就已經亡了，只是還頂著個名號在那苟延殘喘而已。

甘露之變四十年後，黃巢起義，十年間將忠於中央的軍事力量徹底摧毀，這下節度使更加肆無忌憚。黃巢被李克用和朱溫擊敗後，朱溫控制了朝廷，大肆屠殺宦官朝臣，並在903年一把火燒光長安，對長安造成毀滅性破壞，逼唐昭宗遷都洛陽，徹底斷絕唐王朝政治根基，907年再廢唐哀帝建後樑，289年的大唐就此滅亡。

朱溫以前給黃巢打過工，後來又降了大唐，因戰功升任宣武節度使，他是以節度使的身份奪的權。

五代十國不斷更替的話事人，幾乎都出身於節度使。

五代的後唐李存勖、後晉石敬瑭、後漢劉知遠原都是河東節度使，後周郭威原是天雄軍節度使，這些人都是以節度使的身份奪的權。

十國的前蜀王建原是利州刺史、後蜀孟知祥原是西川節度使、閩國王審知原是威武軍節度使、南楚馬殷原是武安軍節度使、南漢劉龑原是清海軍節度使、北漢劉旻原是河東節度使，《太平年》主角一家的祖上吳越國錢镠，原也是鎮海節度使。

五代十國是什麼？就是唐朝尾大不掉的節度使，換了個名字建立了各個國家，在那又乒乒乓乓打了53年。

說起來還是大唐節度使制度留下的禍根，一直到北宋才得以拔除。

五代十國，就是不斷循環一個節度使，替代另一個節度使的故事，而且這些節度使，很多都還是胡人。

這段歷史跟羅馬崩潰的情景有些像。

羅馬戰力下滑後，招日耳曼蠻族入伍，最後蠻族反吞羅馬。大唐則是在鎮壓藩鎮時，因戰力不夠，招西突厥別部的沙陀人平定藩鎮，並賜他們李姓，讓他們定居在山西北部。後來黃巢起事，沙陀人李克用領命，率3.5萬沙陀騎兵，從山西殺下來幹掉黃巢，遂成河東節度使，駐守太原。

後唐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後晉石敬瑭、後漢劉知遠都是沙陀人，為了統治方便，這些人一直用漢人姓名，導致後世讀歷史書時，很多人都以為出賣幽雲十六州的石敬瑭是大漢奸。

石敬瑭真不是大漢奸，因為這哥們就不是漢人，他是沙陀人。

《太平年》裡契丹大佬耶律德光打到開封，收拾完石敬瑭的叛逆兒子石重貴後，也想做中原的皇帝，因為他覺得“沙陀人能做中原皇帝，為何我契丹人做不得”，對這事就很不服氣。

那現在咋見不到沙陀人了？這些人那裡去了？

沙陀人在爭皇位時，喜歡把競爭對手全族殺光，搞得皇族沒留下什麼後人，少部分沙陀後人，戰亂後隱姓埋名融入漢人社會，變成了中華民族的一員。等到趙光義979年，滅掉沙陀人最後一個據點北漢（太原），沙陀人就從歷史長河裡徹底消失了。

無論多麼蕩氣迴腸王侯將相的往事，到頭來都不過是一捧黃土。

五代十國是節度使制度最黑暗的表現，反反覆覆的朝代更替必定伴隨戰爭，無休止的戰爭，使皇帝極度依賴軍頭，軍頭為了籠絡士卒，放任他們作惡，最終產生了吃人的時代。

在《太平年》裡，常常聽到部分士兵被稱為牙兵，也見軍頭們收有很多義子，這些就都來源於軍頭對士卒的籠絡。

以前軍中主帥會豎一面大旗，因為旗杆邊緣裝飾成獸牙狀，所以叫“牙旗”，牙旗正對著的那個門叫“牙門”，後來演變成了“衙門”，只有守衛在牙門內主帥的親兵，才有資格叫牙兵。

節度使軍頭為了保證貼身軍人對他的絕對忠誠，便用利益收買他們，給他們極高的工資，打了勝仗先分給他們戰利品，收他們為乾兒子，牙兵還可以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漸漸把他們養成了有特權的政治私兵，無法無天的軍事集團，一部分甚至反過來控制節度使。

比如魏博鎮的牙兵，叫“長安天子，魏博牙兵”，意思是他們說話比天子還管用，節度使如果不聽牙兵的話，反而會被牙兵驅逐或砍死。

軍頭們為了哄好下面這些如狼似虎的兵士，那裡還講什麼軍紀，別說姦淫擄掠，吃人也是可以的。

在外作戰難免要圍城或行軍，中原被軍頭們打來打去，人口和農田銳減，常常圍城時沒糧食可吃，當兵的就開始宰殺城中百姓作軍糧，後樑劉守光攻滄州，圍城100多天後，城中糧盡，滄州城內節度判官呂兗便設宰殺務，每天晚上派人抓城裡老百姓，抓到後殺了取肉，拿出僅剩的一點酒麴磨成粉，裹在人肉上下鍋烹煮，分給守城的士兵們吃。

秦宗權出去打仗沒帶軍糧，就一路走一路吃人，把沿途的人都吃光，吃不完的人肉用鹽醃成人肉乾，帶在路上慢慢吃或者賣掉，人肉當時賣100文一斤，狗肉500文一斤，當真人不如狗。

人肉吃多了以後，軍隊就開始習以為常，並且越吃越變態。

後漢趙思綰守長安時，以殺人吃人為樂，每次犒勞軍隊，就殺幾百人給士兵們吃，像殺豬殺羊一樣自然。他還常常當眾將人開膛破肚，取活人肝臟出來下酒吃，還笑稱吃夠一千，可膽氣無敵。

替李存勖賣命的後唐猛將萇從簡，特別愛吃人肉，每到一個地方，就叫兵將搜尋小孩子來吃。

說到底，吃人，是皇帝要討好軍頭，軍頭要討好牙將，牙將拿著刀沒有文官的法律約束，就做出禽獸行為的變態之舉。

五代十國用血淋淋的經驗告訴我們，當一個政權失去了對武人的控制，會出現什麼樣的末日場景。

直到有一天趙匡胤重新統一天下，對武將們杯酒釋兵權，還天下一個太平年。

但趙匡胤又略有些矯枉過正，完全壓死武將，使大宋戰力一直不高，大宋難以開疆拓土。

至於大唐的橫刀陌刀明光鎧，後面生產技術也基本失傳，絕跡於天下。

這一切一切的源頭，是唐玄宗時期的藩鎮制，而藩鎮制的源頭，竟是唐朝煉鐵技術大爆發，唐朝開疆拓土後，為保住遼闊的領土而設立的。

有時候每次讀到這種歷史篇章，我就覺得頗有些慶幸。

再厲害再偉大的人，他所處的歷史時間太短，常常看不到一件大事物發生發展到結局的過程，無論牛逼如李世民、武則天、李隆基，他們都沒有看到陌刀、明光鎧、節度使、藩鎮制度最後的結局，一直沒有看到事物的全貌。

但我們都看到了，看得清清楚楚。

大唐留下兩段重要的治國經驗。

第一是生產力再發達，也一定要匹配相對應的生產關係，大唐打下那麼大的疆土，但沒有良好的管理能力，也只能享一時富貴，後面還得因為管理問題血崩。

第二是無論個人或國家，都一定要在自己能力範圍內行事，不要看到唾手可得的資源就強吞。個人能力不行，卻非要權力和高位，一定會引來殺身之禍；國家管理能力跟不上，就不要沉醉於大面積的開疆拓土。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維持任何系統都有成本，只要整體經濟收入跌破盈虧線，必定引發更為嚴重的反噬。

該放手就要放手，個人面對不應得的名利，要懂得放手，國家面對不應得的疆土或其它資源，也要懂得放手。

每一段重要的歷史經驗，背後都是上百年的血流成河。

閱讀歷史，不是去死記硬背某個人物與事件，而是要從歷史中尋找規律，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法，才是我們讀歷史，真正意義所在。 (盧克文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