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起底: 以色列、日本、俄羅斯爭搶印度移民，背後心思截然不同
【導讀】聯合國資料顯示，2023年印度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而長期以來，印度還是世界最大勞務輸出國。近期，日本、俄羅斯、以色列、紐西蘭、歐盟等均與印度政府就促進人員交流、引入印度專業技術人才與勞工達成協議並逐步推動落實。如2025年8月，日本首相石破茂與印度總理莫迪發表《面向未來十年的日印共同願景》，提出在未來五年內實現50萬人次的雙向交流，並計畫引進五萬名印度專業技術人才；12月，俄羅斯總統普丁簽署俄印勞動力流動協議。俄第一副總理曼圖羅夫還表示，俄已準備好接收“無限量的”印度技術工人。但與此同時，在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歷史上吸納大量印度勞工並已形成規模可觀的印度裔社區的西方國家，印度人與非印度人社區的矛盾也不時見諸報端。在全球出生率持續下降的背景下，一批又一批來自不同邦、社會文化背景各異的印度年輕人背井離鄉赴外謀生，對印度、人力輸入國乃至全球可能產生那些影響？
印度人力，湧向全球
▍印度人力輸出成為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環
印度次大陸自古以來便以廣袤的耕地、濕熱的氣候供養了數量可觀的人口。但古代印度各邦國未發展出嚴格限制人口流動的國家制度和行政能力，長期存在的跨國人口流動以及人口買賣是日後印度軍警、體力勞動工人、專業技術人員三類現代人力輸出現象的早期雛形。
在古代印度，具備祭祀、法律、文教等領域專業知識的人員流動是印度文明向外擴散的重要載體。白馬馱經來到漢地的竺法蘭、禪宗祖師菩提達摩、密宗祖師善無畏等印度佛教僧人是古代印度知識分子出海發展的經典案例。人口規模大且流動限制較少的印度次大陸，在13世紀由德里蘇丹國主導後逐步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僱傭兵市場之一。除少數不事生產的軍事將領外，大多數在戰場搏殺的騎兵及其步兵扈從都是閒時務農、戰時從軍的農民兵。至近代早期，以異地用兵、俸地薪酬、定期轉封等制度維繫軍事強權的莫臥兒王朝（16～19世紀）事實上是當時次大陸最大的傭兵僱主。與人口流動相伴而生的是人口貿易，彼時印度還同時輸出和輸入奴隸。
17～18世紀，蓬勃發展的種植園經濟對奴工的需求旺盛，不斷提升的航運能力和貨運量也讓大規模人口貿易成為可能。除從西非獲取黑奴的大西洋奴隸貿易外，奴隸商人們從桑給巴爾、蒙巴薩、開普敦等東非和南非港口城市收購黑奴，並用一次可容納多至700人的販奴船將他們賣往各國種植園。彼時印度商人，尤其是西印度古吉拉特商人憑藉航運和金融實力，與阿拉伯和歐洲商人一同躋身印度洋奴隸貿易重要的投資人與獲益者之列。19世紀30年代起，奴隸貿易逐步廢止，但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是種植園經濟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依然強勁。於是，各國轉而從印度、中國、爪哇島等人口稠密的農耕國家和地區招募契約勞工前往海外從事重體力工作。19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初，超過100萬印度人以契約勞工的身份赴外務工，主要在模里西斯、馬來西亞以及加勒比地區的種植園從事重體力勞動。早年許多種植園勞工的境遇與黑奴相差無幾。迫於國內外壓力，英印殖民當局逐步建立起規範的契約勞工招募、衛生保健、長途運輸、海外權益保護等相關制度，跨國郵政服務也承擔起了海外勞工僑匯的職能。儘管許多契約勞工在完成合同後返回故鄉，但也有部分印度勞工選擇留在種植園所在殖民地發展。如今模里西斯、斐濟、蘇里南等國的海外印度人社區便由當年的契約勞工社區發展而來。例如200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出生於千里達及托巴哥的印度裔作家奈保爾，其祖上便是從印度來到蔗糖種植園工作的契約勞工。在這一過程中，海外勞工權益保護也成為英印殖民當局外交實踐的重要領域。1923年，英印殖民當局組建以印度人文官為骨幹力量的教育、衛生與土地部，該部職責之一便是幫助在其他英國殖民地的印度人爭取政治權利與公平的工資待遇。
與此同時，印度還向外輸送了大量城市中產階級和軍警。18～19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逐漸成為印度統治者，許多不滿殖民統治的穆斯林知識分子遁走中東。如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領導人霍梅尼的祖父、印度什葉派學者艾哈邁德·欣迪便於1830年前後離開印度遷居伊朗。與此同時，英國自1835年起在印度推行西化教育政策後，部分熟稔英語和西方文化的現代中產階級也得以在英帝國框架下獲得更多發展選擇。在軍警輸出方面，英國殖民者以印度的稅賦為殖民帝國養兵，並用其拓展和鞏固英國在亞太、中東、非洲甚至歐洲的霸權。僅兩次世界大戰便有數百萬印度士兵赴外為英國作戰。在這個過程中，印度軍警及其親族循著殖民網路在各前英殖民地和租界飛地之間流動，在英國倫敦、美國加利福尼亞、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以及伊拉克巴士拉、衣索比亞亞的斯亞貝巴、新加坡等地都形成了以軍警為移民主體的印度人社區。2015～2021年任加拿大國防部長的哈爾吉特·辛格便出生於由旁遮普移民至加拿大的錫克人軍警家庭。
至20世紀上半葉，印度已形成作為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一環的人力資源輸出業。在這個以人力資源為產品的產業中，輸出國的產品生產（人口生育和撫養及基礎教育）、收購（人員招募）、加工（專業技能培訓）、運輸（衛生檢疫與人員轉運）、分銷（抵達人力輸入國後的再次派遣）環環相扣，並以眾多海外印度勞工的血淚為代價形成了基本的勞工權益和領事保護等制度安排。這一產業將印度的農業經濟盈餘轉化為現代產業亟需的廉價勞動力，印度則通過海外勞務僑匯獲得一定資金與勞動技能提升作為補償，而這些補償中的相當一部分又重新匯入不斷產出勞動力、以農業為基礎的國民經濟體系。以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義後至1947年印度獨立前為英印軍隊輸送了超過半數軍人的旁遮普省為例，父輩的工資、退休金和撫卹金用於投資農田開墾和水利工程，而在這些家庭中成長起來的不少年輕人仍會通過親友網路進入軍中服役。在殖民帝國不斷向外擴張的一個多世紀中，印度的農業—人力資源輸出業循環也得以不斷擴大和再生產。
▍印度獨立後人力資源輸出業兩次升級
通過和平移交權力實現獨立的印度也從英印時期繼承了全球第一的人力資源輸出業及其配套制度。此時，契約勞工制度已被流動更加自由的移民勞工取代，在人力輸入國逐步站穩腳跟的印度人社區也憑藉親族、鄉黨身份與勞力行，成為印度人前往各國發展的重要落腳點。英帝國解體後，印度本土軍警及文職人員不再承擔殖民擴張的任務，但開始參與聯合國授權的維和行動，並成為派遣維和人員數量最多的國家。隨著聯合國維和行動的規模不斷擴大以及薪資費用制度化，赴海外參與維和行動的印度軍警也以一種得到國際社會授權的方式為國家和家庭賺取一份數倍甚至十余倍於國內收入水平的薪資。但另一方面，由於印度軍警、商人和專業技術人員殖民時期在殖民地國家機器和統治秩序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印度勞工與本地勞工競爭就業機會等原因，緬甸、斯里蘭卡、南非、烏干達等前殖民地國家在獨立後均發生了有組織的驅逐印度人事件。
憑藉石油出口在20世紀60～70年代步入經濟發展快車道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很快成為印度人力資源的新買家。海灣阿拉伯國家自身人口難以提供基礎設施建設、石油開採、社會服務等領域所需的大量廉價勞動力。自古以來便存在於海灣阿拉伯國家與印度之間的商貿網路，很快融入從印度引進勞工的市場。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印度勞工數量自20世紀70年代初迎來快速增長，勞工僑匯成為當時印度最重要的外幣來源。據世界銀行資料，至1990年，總計約22億美元的印度僑匯中有約12億美元來自海灣阿拉伯國家。1990年8月第一次海灣戰爭爆發後，來自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僑匯受阻，飆升的石油價格讓印度本就糟糕的經濟雪上加霜。印度儲備銀行（即印度央行）資料顯示，1990～1991財年，印度國家外匯儲備跌至12億美元，外儲僅為僑匯的一半多。同年，印度啟動經濟自由化改革後外儲增至約92億美元，僑匯佔比仍然可觀。僑匯之於印度經濟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而對缺乏專業技能的普通民眾而言，赴海灣阿拉伯國家務工則為個人和家族擺脫貧困提供了寶貴機會。通過各種管道匯回印度的收入被轉化為印度普通家庭穩步提升的生活消費和教育投入，這既拉動了印度國內工商業發展，也為印度在人力資源輸出市場上的“產業升級”注入了資本。隨著越來越多普通家庭的孩子得以完成基礎教育、高等教育或專業技能培訓，印度向海外輸出的勞工也從以低技能的建築工人、家政幫傭等勞動力為主，向建築和製造業工人等半技能勞動力，以及軟體工程師、醫生等高技能勞動力升級。英國殖民時期的農業—人力資源輸出業循環也進一步加入了職業技能教育、教培金融信貸服務等新產業，形成了規模更大的產業叢集。1990年美國通過的《移民法》建立面向專業技術人員的H-1B簽證之後，印度軟體公司、勞力行、培訓機構及擁有一定家庭經濟和教育基礎的年輕人紛紛把握新興產業機會，將美國以及倣傚美國建立類似制度的發達經濟體作為出海發展的目的地。然而，儘管美國取代海灣阿拉伯國家成為印度第一僑匯來源國，但據印度外交部資料，目前總計約3500萬海外印度人中，仍有約888萬人生活在海灣阿拉伯國家。據印度央行的僑匯調查資料，2023～2024年，印度近四成僑匯仍來自沙烏地阿拉伯、阿聯、科威特、卡達等國。其中，阿聯既是海灣地區海外印度人最多的國家（約357萬），也是印度人佔所在國居民人數比例最高的國家（約36%），還是印度僑匯第二大來源國（佔比19.2%，約230億美元/年）。
僑匯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了人力資源輸出事務在印度外交中的地位。相較1947年以後才由印度政府獨立處置的大國外交，印度政府處置僑務和海外領保工作的歷史更加悠久。三位在冷戰時期對印度外交影響深遠的外交文官，即獨立後印度首任外交秘書長吉爾賈·尚卡爾·巴傑帕伊、首任外交秘書庫馬爾·帕德馬納帕·西瓦尚卡爾·梅農和第三任外交秘書蘇比馬爾·杜特，早年都曾在負責海外勞工權益事務的教育、衛生與土地部工作。然而，與歷史上的美洲和非洲殖民地不同，海灣阿拉伯國家人口較少，並不歡迎勞工轉為移民入籍。故在使用廉價勞動力的同時，海灣阿拉伯國家也運用賦予僱主控制勞工出入境、就業變更之權的“卡法拉”制度管理外來勞工，並在外來勞工服務年限、生活空間等方面施加嚴格限制，印度勞工人身和財產安全被侵害的情況時有發生。為協調大規模勞工輸出引發的問題、保護海外印度勞工權益，印度於1983年通過《移民法》，規範向外輸出勞力的管理制度，並從1985年開始陸續與卡達、阿聯、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等主要勞工輸入國簽署雙邊勞務協議，建立處理涉勞工事務的雙邊機制。在此背景下，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印度政府協調各方力量在63天內從海灣地區撤回了約17萬名印度勞工，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撤僑行動。2014年，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還赴伊拉克組織撤回46名被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圍困在薩拉赫丁省首府提克里特的印度護士。
▍正在開啟新一輪人力輸出擴張
殖民時期在英帝國框架下的人力流動、20世紀70年代後向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勞務輸出、1990年代後向美國的高技術勞務輸出是印度人力資源輸出業的三輪擴張。但是，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也出現了印度人與非印度人社區之間的隔閡與矛盾。尤其是2025年9月，川普重返白宮後提高印度技術人才倚重的H-1B簽證申請門檻，將更多高薪工作留給美國人成為川普政府的施政主張。儘管如此，印度官方仍與日本、俄羅斯、以色列等國高調啟動第四輪面向新市場的印度人力資源輸出。
從印度各級政府的角度來說，印度年輕人尋求出海發展的民意難以阻擋，持續推動勞力輸出對國家經濟和政治更是意義重大。自1991年開啟經濟自由化改革以來，印度經濟實現穩步增長，但國內就業市場仍難以吸納龐大的青年人口，國內外薪資水平差距也讓許多年輕人更願意赴海外發展。儘管隨著喀拉拉邦、馬哈拉施特拉邦、泰米爾納德邦等沿海人力輸出大邦本地經濟的發展，尤其是相較農業部門薪資水平更高的製造業和高端服務業工作崗位增加，當地年輕人赴外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的意願已經開始下降，但印度仍然存在多個人口基數大、經濟發展滯後的內陸農業邦，如約有2.38億人口的北方邦、約有1.29億人口的比哈爾邦、約有8800萬人口的中央邦、約有4000萬人口的賈坎德邦。據印度央行發佈的《2024～2025財年印度各邦資料手冊》，這幾個邦的人均邦內生產總值（GSDP）分別約合667美元、432美元、838美元和813美元。相較之下，喀拉拉邦、馬哈拉施特拉邦、泰米爾納德邦的人均GSDP分別約合2069美元、2103美元、2354美元。由於邦內就業機會有限，這些內陸農業邦的年輕人除前往相對富裕的沿海各邦務工外，也逐漸在海灣阿拉伯國家等人力輸入國從印度沿海各邦勞工手中接過低技能和半技能崗位。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四個內陸農業邦都屬於北方印地語區，是印度總理莫迪及執政黨印度人民黨（印人黨）的重要票倉。推動勞務輸出既可以帶動印地語區各邦經濟發展，並通過以僑匯持續擴大的印度國內消費市場對外講好“印度發展故事”，更有助於鞏固和提升印人黨在北方選民中的支援度。
現代世界經濟體系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一直存在，青年人口就業率不足也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開發中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但人力流動和商品生產及貿易一樣並非僅有供需兩端便可“水到渠成”。以人力輸出的歷史基礎、持續輸出人力的規模和質量、人力輸出的產業覆蓋面、人力資源輸出業的市場化程度和配套制度的完善程度而言，印度都可以說是各人力輸入國的最佳選擇之一。在僑匯大國中，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的中國向外輸出人力的規模已遠小於印度，且主要集中於由大型企業主導的建築業。墨西哥和菲律賓的人力規模、技能水平和人力輸出產業的國際化程度皆不如印度。近期高調宣佈將大規模引入印度勞動力的經濟體都有長期輸入外籍勞工的傳統，但各國具體情況不盡相同，以俄羅斯、日本、以色列三國為例：
俄羅斯本就面臨人口結構老齡化問題，長期延宕的烏克蘭危機加劇了勞動力短缺問題。除戰場傷亡外，具備一定技能水平的部分年輕人為逃避兵役出走海外。2025年7月，俄羅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長科佳科夫公開表示，到2030年，俄羅斯的勞動力缺口可能擴大至約1100萬人。此前，俄羅斯長期引入獨聯體國家（尤其是中亞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勞工從事低收入的高強度工作，許多獨聯體國家勞工也逐漸通過各種方式獲得了在俄常居甚至入籍的機會。但俄民間已對中亞勞工湧入感到不滿，2024年3月，來自中亞的恐怖分子襲擊了莫斯科近郊的“克羅庫斯城”音樂廳後，這一情緒被放大。2025年底，俄政府對2026年俄羅斯聯邦境內從事部分經濟活動的經營主體允許使用的外國僱員比例設定上限，這也可被用於限制中亞勞工在俄務工的數量。相較之下，未追隨美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的印度，不僅可為俄羅斯僱主提供期望薪資水平更低且具備從低到高各層次技能水平的人力資源，由印度向海灣阿拉伯國家輸出勞工過程中形成的“固定合同+最長服務年限”的約束性制度還有助於緩解俄羅斯國內對外來移民的擔憂。此外，進口印度人力資源也有助於印俄貿易的可持續發展。2022年烏克蘭危機升級以來，印俄貿易發展迅速，但印度從俄羅斯大量進口廉價原油導致雙邊貿易存在巨額逆差。2025年，印度對俄貿易逆差約600億美元，佔雙邊貿易總額八成以上。由於俄羅斯受美西方金融制裁，俄印貿易當前主要使用兩國本幣進行。這就導致俄羅斯手上持有大量在國際市場上流動度較低的印度盧比。若赴俄務工的印度勞工薪資能以僑匯的形式部分匯回印度，將有助於俄羅斯盤活至少部分印度盧比。
日本長期受到人口規模減少、人口結構老齡化加劇困擾。為此，日本自20世紀90年代起通過官方雙邊協定和市場化運行相結合的方式，從中國、韓國以及東南亞國家引入青年勞動力。但隨著日本最大的外籍勞工來源國中國自身經濟飛速發展與中日兩國綜合國力對比顯著變化，中國年輕人赴日工作意願持續下降。為此，日本將人力資源來源國延展至印度。日本一直是印度重要的外商投資來源國，且自2017年美國提出“印太戰略”以來，日印在防務、經貿、外交合作方面穩步發展。日印官員都曾表示，希望通過輸入或輸出印度人力資源進一步帶動兩國的產業和科技合作。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理事長鈴木隆表示，相較其他印度人，日企更希望招募來自印度東北地區體貌特徵更接近東亞人、也更願意接受日本文化的少數族群人士赴日工作。但是，考慮到印度東北地區的人口基數較小、文教水平和人力資源輸出業的發展程度相對較低，日企的願望未必能充分實現。
印度猶太人社區歷史悠久，而以色列也需要引進印度勞工來填補勞動力空缺。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印度孟買、科欽等主要城市的猶太人不乏移居以色列者，喀拉拉邦的科欽猶太人社區一直是印度和以色列之間重要的僑民紐帶。儘管受多方質疑，印度東北部米佐拉姆邦的社會活動家拉爾昌希瑪·賽羅仍推動以色列在2005年承認自認為是《聖經》提到的“瑪拿西支派”後裔的印度人的猶太人身份，並推動該群體向以色列移民。但是，當前以色列計畫大舉引入印度勞工主要是為了改變長期引入巴勒斯坦勞工的局面。以色列一直是印度重要的防務供應商，2014年莫迪上台執政以來兩國關係持續升溫。印人黨政府也調整了印度在國大黨執政時期同情、支援巴勒斯坦的政策方針。加上印度人力資源輸出業已有在中東開展業務的豐富經驗，印度勞工成為以色列替換本國境內巴勒斯坦勞工的重要選項並不令人意外。2023年5月，兩國正式簽署勞務合作協議，允許建築業和護理業從印度引入4.2萬人。新一輪以巴衝突爆發後，以色列出於安全原因吊銷了數十萬巴勒斯坦工人的工作許可，相應地，印度勞工赴以工作的人數穩步提升，但這遠不足以完全填補以色列的勞動力缺口，兩國在引進印度勞工方面的發展空間依然可觀。
▍印度持續輸出人力對全球有何影響
如今，印度人力資源輸出業已經是一個覆蓋除南極洲外的各大洲、深度嵌入印度國內和全球經濟體系、橫跨三大產業的產業叢集。印度廣袤的耕地、印度洋季風降水與該國對農業生產和公辦教育機構的財政補貼，都通過農村家庭源源不斷地向這一產業的金字塔底端輸送青年人口。明碼標價且水漲船高的嫁妝將年輕女性父輩積累的財富轉移至培養年輕男性勞動力的家庭，各金融機構競相向希望獲得教育、技能培訓和出國服務的年輕人發放貸款，而這些資本集中的過程幫助印度青年，尤其是男青年獲得了在國際人力市場上更有競爭力的知識技能和管道資源。在高度市場化的競爭中發展起來的勞力行和遍佈世界各國的印度人社區及在地化營運的企業，成為輸入國承接印度人力的落腳點。過去30多年來印度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其對外資的吸引力不斷提升，但到2024～2025財年，印度外商直接投資淨流入（約810億美元）仍明顯低於海外僑匯（約1400億美元）。同期印度外匯儲備在7000億美元上下波動，對外商品貿易赤字約為2800億美元。因此，海外僑匯帶來的國民儲蓄以及消費拉動效應對印度是否能維持經濟形勢穩定並持續吸引外資、推進產業升級來說至關重要。
但是，人力輸出對印度來說並非經濟社會發展的永動機，更難說是印度發展的最優解。一方面，印度雖然已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且擁有規模可觀的青年人口，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等養育成本抬高，印度的青年人口紅利也將逐步消退。據世界銀行資料，1960～2023年，印度總和生育率已從1964年的最高值6降至2023年的2，預計2025年還將降至1.9。這不僅低於全球總和生育率2.2，也低於世代更替所需的2.1。其中，旁遮普邦（1.63）、喀拉拉邦（1.80）、泰米爾納德邦（1.80）、馬哈拉施特拉邦（1.68）等人力資源輸出業起步較早的邦，出生率均已低於印度全國平均水平，當前青年人力輸出潛力最大的比哈爾邦和北方邦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3.00和2.35，但也顯著低於印度開始大規模向海灣阿拉伯國家輸出勞工的20世紀70年代（5.6～4.8）和向美國開始大量輸出科技勞工的20世紀90年代（4～3.4）。另一方面，僑匯固然貢獻巨大，但相當一部分勞務收入仍會以勞工日常生活消費的形式留在人力輸入國，僑匯對經濟發展的拉動效應低於能同時帶動本國產業和消費升級的本土工業化和產業升級。更重要的是，人力輸出的上下游產業叢集遠比印度本土製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因此，如果無法打破基於比較優勢的資源配置邏輯，包括製造業在內的其他產業更有可能被吸納進人力資源輸出業的產業叢集並長期處於依附地位，無法成長為印度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
印度人在海外發展後大部分選擇衣錦還鄉，但由於其人力輸出的巨大體量，即便僅有少部分印度人選擇紮根海外，也足以改變部分輸入國的人口格局。在原住民較少的國家，尤其是歷史上高度依賴種植園經濟的模里西斯、斐濟、蘇里南等國，印度裔已經成為主體或主要民族。在非印度裔人口較多且接納印度移民的國家，如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南非、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海外印度人社區同樣規模可觀。海外印度人社區既促進了印度文化與其他文化的碰撞交融，印度人社區內部的地區、教派、政見隔閡也會隨著人口流動被引入輸入國。例如，美西方國家長期存在自由派印度裔與支援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科技產業印度移民之間的矛盾；2023年以來，加拿大還多次發生錫克教徒與印度教徒公開集會對峙乃至爆發衝突的事件。
隨著海外印度人社區的不斷發展，儘管印度仍是印度人力尤其是中低技能水平勞動力的核心來源國，但印度人的流動並不再以印度為唯一中心國家。歷史上的印度人力輸入國也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成為印度裔，尤其是高技能水平印度裔勞務人口的輸出國。除前文提到的從千里達及托巴哥移居英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外，英國前首相蘇納克是東非旁遮普卡特利種姓印度教徒移民的後代，美國新任紐約市長祖赫蘭·馬姆達尼也是旅居東非的古吉拉特什葉派穆斯林移民的後代。隨著美西方國家文化保守主義，尤其是美國的白人種族主義回潮，在西方國家接受良好教育的自由派印度裔學者和專業技術人才轉向部分仍積極對接英語學術界和業界規範的歐洲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尋找發展機會。
在上述情況下，印度政府與印度（裔）人力資源輸出業形成的全球網路之間的關係也日益複雜化。印度發展經濟，政府推進政綱，都需要僑匯和海外印度人的支援，海外印度人的權利保護也離不開印度政府。但是，在海外生活甚至定居的印度人亦有自己的行為邏輯。一旦印度政府的國內外舉措觸及人力資源輸出業的現實利益，也會遇到反彈。2020～2021年，以旁遮普邦農民為首的大規模抗議迫使莫迪政府撤回親市場的三項農業改革法案並保留巨額農業補貼。這次農民抗議就得到了加拿大等國錫克人社區的支援和響應。此後，印度情報機構參與跨境暗殺加拿大等國非印度籍的錫克教分離主義者，行動曝光後引發的外交風波讓印度付出了巨大的外交成本。從這場始於印度鄉村、波及大國外交的風波可以看出，歷史更悠久的農業—人力資源輸出業為了自身利益，甚至可以有效對抗印度國內的強勢政府與親市場財團力量間的政治同盟。此外，勞力行和出海求學務工人員為自身利益偽造材料、鑽輸入國政策漏洞，從事走私、販毒、洗錢等非法活動的個案所引發的跨國輿情，最終也會由其他印度人、負責海外領保的印度外交官以及印度國家整體形象買單。
同時，印度各宗教和政黨自然不會放棄獲取這一比國內民眾收入水平更高群體的支援。除上文提到的錫克教全球網路外，印度教社團雅利安社早在19世紀便通過契約勞工網路在加勒比地區建立印度教傳教網路。在富裕的古吉拉特商人群體中影響甚大的斯瓦米納拉揚教團亦在肯尼亞、英國、美國、阿聯、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大興土木、發展組織。其中，2023年在美國紐澤西州羅賓斯維爾鎮區落成的斯瓦米納拉揚神廟佔地超過65萬平方米，是仍在使用的、全球最大的印度教神廟。除印度教外，印度的伊斯蘭教海外傳教同樣受益於遍佈全球的人員網路。以印度北方邦德歐班德伊斯蘭大學為核心的德歐班德運動在中東、東南亞、非洲、歐美均建立了伊斯蘭經學院，而由德歐班德伊斯蘭大學畢業生發起的達瓦宣教團更是全球最大的伊斯蘭宣教組織。
印度各政黨也積極團結海外印度人，並充分利用他們的資金和海外關係服務黨派利益。國大黨早期領導人中的達達拜·瑙羅吉和“聖雄”甘地便分別是旅居英國和南非的西印度人。2013年，國大黨政府任命旅居美國的泰米爾裔經濟學家拉古拉姆·拉詹為印度央行行長。2014～2019年，出生於孟加拉國世家大族的哈佛大學教授、歷史學家蘇嘉塔·鮑斯以草根國大黨人身份出任印度人民院（聯邦議會下院）議員。印人黨及國民志願服務團（RSS）更是成功在海外，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印度人社區中建立了群團組織網路。早年移民美國的印度裔知識分子在政治觀點上更趨近西方自由派，對印度教民族主義持質疑態度；但20世紀90年代後大規模前往美國務工的科技勞工的文化觀念則更趨近保守主義和印度教民族主義，更樂於支援印人黨和RSS的海外組織。2019年莫迪訪美期間，他與川普一同出席了超過五萬名在美印度人參加的大型集會，印人黨在美國印度人社區的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此外，來自喀拉拉邦的印度共產黨人也幫助在海外工作的喀拉拉勞工維權。
綜上所述，在過去兩百年中，印度人力的輸出與跨國流動已發展為一個行為體眾多且涉及產業經濟、外交內政、防務安全、民族宗教、思想輿論等多領域的綜合性全球現象。參與其中的勞動者個體、跨國企業、海外僑社、政府官員、政黨、宗教團體各有利益訴求和行為邏輯。現代資本主義體系將人扁平化為商品化的勞動力，但人類自身的複雜性使其天然不同於其他商品，故僅從可量化的人口、年齡、受教育年限、技能水平等幾項參數入手，無法有效評估印度人力輸出對印度、輸入國和世界的影響。印度人力湧向全球是全球性市場化資源配置的結果，並同時影響排斥和歡迎印度人力的國家：前者需要克服人口規模減少和人口結構老齡化帶來的經濟發展焦慮；對後者來說，如何評估引入外國人力的得失，如何面對國內民意對異族文化背景青年勞動力輸入的不滿情緒，如何應對跨國傳教和政黨活動，如何避免國家外交受制於印度人社區內部矛盾等一系列綜合性國家治理挑戰，更是一場漫長的考試。但更根本的問題是，如果當前的經濟現代化路徑必然導致人口不斷下降，進而只能以跨國多民族人口流動來補償，那麼隨著全球人口出生率普遍下降，經濟現代化與民族國家體系的矛盾又會在何時以何種方式邁過臨界點？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