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歐盟工業戰略專員斯特凡納·塞茹爾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表示，將更系統地擴大進口配額和關稅等貿易防禦措施，以應對中國商品給歐洲帶來的“生存威脅”。
5月29日，歐盟委員會就中歐關係舉行委員團方向性討論，會後重申“去風險而非脫鉤”，承認中國仍是關鍵夥伴，“我們的目標並非與中國決裂，而是要實現真正的再平衡。”該消息與會前盛傳的歐盟將對華採取貿易防禦措施相比，看似暫緩一步，但也凸顯了歐盟內部舉棋不定與“既愛又恨”的複雜情緒。
歐盟的“三明治”困境與全球價值鏈重構
歐盟對華“既愛又恨”的矛盾心理，根子還在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結構性變化。中國商品開始大量走入歐洲市場要從25年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說起。從最初輕紡、玩具，以及其他貼牌加工的輕工業出口，到物美價廉的家電、家具等消費級工業品，後上升到科技含量稍高的太陽能太陽能板等多種類的電子元件，而今的中國製造又往造船、航空、生物醫藥以及關鍵礦業等價值鏈上游大幅邁進，更不用說出口增速節節攀升，甚至具備一定技術壁壘的動力電池和整車製造。
歐洲一直引以為傲的汽車工業、精密器械、航空航天以及高端化工等正在被中國追趕。據歐洲工會聯合會（ETUC）的資料，2008年至2023年間，歐洲製造業崗位累計流失約230萬。其中，僅2019年至2023年四年間就減少了85.35萬個崗位，德國、法國、波蘭等工業大國均有明顯下降。世行的資料則顯示，製造業增加值佔歐盟GDP比重從2000年前後的18%—20%降至2024年的14.02%。
一邊是高端領域難以守住絕對優勢，另一邊則在中端市場被快速擠壓，形成所謂的“三明治”困境。太陽能和電動汽車是這一困境的典型縮影。在太陽能領域，IEA（國際能源署）2025年《太陽能太陽能全球供應鏈》報告顯示，中國在多晶矽、矽片、電池片和元件等全產業鏈關鍵環節的全球產能佔比已超過80%，部分上游環節（如多晶矽和矽片）基於在建產能的預測，到2025年將接近95%。歐盟雖然是全球重要的太陽能應用市場，但本土製造能力大幅萎縮，高度依賴中國供應鏈。這既降低了歐洲綠色轉型的成本，也讓歐盟在供應鏈安全上感到焦慮。
在電動汽車領域，情況同樣突出。中國對歐盟的電動汽車出口從2020年的低基數開始快速增長，2025年已超過百萬輛，在歐盟新增電動汽車銷量中佔據越來越大的份額。與此同時，歐盟傳統車企在中國市場的份額卻持續下滑，德國品牌從較高水平明顯回落。這不是簡單的貿易逆差問題，而是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環節被重新分配的“優勢置換”。
歐盟試圖通過反補貼調查和關稅保護本土產業，但同時又難以割捨中國供應鏈帶來的成本優勢和市場機會。認識到這一點，就不難理解歐盟狠狠揮起“規則規制”的大棒、又不時表現出“有話好說”的擰巴狀態。
美國因素與歐盟的“戰略自主”困境
美國因素正在把歐盟推入一種更深層的戰略自主困境：既要回應來自華盛頓的安全與產業壓力，又要維護自身對華政策的獨立性和現實經濟利益。這種張力造成了歐盟“既愛又恨”的姿態，也進一步放大了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三明治”困境。
美國主要通過兩套政策工具施加影響。一是拜登時期推出的《通膨削減法案》（IRA），以巨額補貼和本地優惠政策吸引清潔技術製造向北美轉移；二是以國家安全為名推動的對華先進技術出口管制，要求歐洲盟友保持一致。前者直接挑戰歐盟的產業留存能力，後者則壓縮了歐盟在對華技術政策上的自主空間。歐盟既不想完全被美國裹挾，成為其對華戰略的附庸，又必須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以換取安全保障和跨大西洋協調。這使得歐盟在處理對華關係時，常常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
比如，拜登時期出台的IRA吸引了大量歐洲重資赴美建廠。法國 Stellantis 等多家歐洲企業宣佈在電動汽車和電池領域對美投資，德國和瑞典等國企業也在太陽能、氫能和電池供應鏈上跟進。這些投資原本被視為避險中國競爭、抓住美國綠色轉型紅利的機會。然而，隨著川普再次上台，美國政策出現明顯轉向。川普政府暫停部分IRA資金發放，通過“大而美法案”等舉措修改或限制清潔能源稅收抵免，並轉向優先發展化石能源。這讓許多已在美投資或計畫投資的歐洲企業陷入項目停滯。
在半導體裝置領域也是如此，ASML是全球極端紫外光刻機（EUV）的唯一供應商，也是深紫外光刻機（DUV）的主要生產商。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荷蘭對EUV和部分DUV裝置實施對華出口管制，中國曾佔ASML收入約26%，限制措施直接影響其在華業務，也讓歐盟在半導體供應鏈問題上更難保持完全獨立的對華政策。歐盟希望通過《晶片法案》發展本土產能，實現戰略自主，但礙於美國的技術和市場槓桿，歐盟在對華技術出口問題上難以自主。
美國因素與歐盟自身工業能力衰退相互疊加。一方面，美國推動的“友岸外包”和供應鏈去風險政策，要求歐盟減少對中國的依賴，這與德國等國深度嵌入中國市場的現實利益存在衝突；另一方面，歐盟若完全跟隨美國強硬路線，又會失去在中國市場的機會，並可能引發中國反制，進一步損害歐洲產業。川普2.0進一步放大了這種困境，讓歐盟深刻意識到，過度依賴單一外部力量的產業政策，本身就蘊含著新的脆弱性。
歐盟新一代規則武器的影響與侷限
當下，歐盟正在加速建構一套以“規則”為核心的新一代貿易防禦工具箱，其影響比傳統關稅更為深遠。這些工具包括《數字服務法》（DSA）、《外國補貼條例》（FSR）、《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企業可持續發展盡職調查指令》（CSDDD）以及正在醞釀的《工業加速器法案》（IAA）和網路安全相關修訂等。表面上看，這些機制旨在糾正貿易失衡、防範供應鏈風險、重塑競爭條件，但本質上更像一種精巧的談判籌碼，即既能回應內部政治訴求，又能在不徹底脫鉤的前提下對中國施加制度約束。
這些“規則壁壘”對中歐經貿關係的實際塑造，對歐盟而言有利也有弊。最直接的影響是制度性排除機制的落地。以《網路安全法修訂案》的草案為例，該案擬引入基於供應商來源國的非技術性排除機制，將中國列為“高風險國家”，通過建立黑名單，對能源、電信、金融、物流、製造業等18個關鍵行業的中國供應商實施強制替換。再如《工業加速器法案》，擬限制官方融資項目使用中國產儲能裝置、逆變器等，針對中國在歐洲新能源和綠色轉型的優勢環節，可能向太陽能、風電、電池、充電設施等領域外溢。《外國補貼條例》則賦予歐委會以“外國補貼扭曲市場”為由，阻斷中企參與公共採購和併購交易，再疊加“全球門戶”戰略中可能的“歐洲優先”條款，中企參與歐盟政府資助項目、基礎設施建設和第三方市場合作的空間將被進一步縮小。這些措施比單純的關稅和最低售價更具穿透力，它們能夠嵌入供應鏈、標準和監管流程，迫使中國企業接受歐盟標準以維持市場准入。
話雖如此，企業層面的操作往往比政治敘事更加務實。許多歐洲企業早已學會在規則縫隙中尋找空間，比如通過本地化生產、第三方市場佈局、供應鏈重組或合規技術升級，來繞過或弱化這些障礙。歐洲的政客不可能沒有看到這一點，將中國商品完全拒之門外是不可能的事，這些規則類的“新武器”建立，意在延緩、拖延中國工業全面掌控歐洲的速度。
不必對中歐貿易摩擦過於擔憂
有貿易就必有摩擦，貿易摩擦是兩國經貿關係的常態，不必對歐洲頻頻出台的新規做過敏反應。自中國2001年入世以來，中歐貿易摩擦就沒有斷過，只是當問題比較嚴重時才被放上了檯面。從中方角度看，入世後的中國經歷了一個“規則適應期”到“戰略競爭期”的過程。
第一，規則適應期（2001—2010年）。入世初期，中國需要履行大量過渡承諾，歐盟市場逐步開放，雙方摩擦主要集中在個別產品反傾銷等規則適用問題上，整體仍以對話和WTO爭端解決機製為主。比如2005年的紡織品事件。當時配額取消後中國出口激增，為緩解歐盟壓力，中國主動提高74種紡織品出口關稅，最終達成自願出口管理協議，避免了貿易戰升級。歐盟前貿易委員曼德爾森在接受《南方周末》採訪時還肯定中國舉措展現了國際責任感。不過這種“蜜月”並沒有維持很久。
2010年，歐盟針對中國鞋類等產品維持的反傾銷措施引發中國回應，中國於2010年啟動WTO爭端（DS405），挑戰歐盟的“個別待遇”做法。當時，雙方在WTO框架內的磨合已進入後期，歐盟更主動利用多邊機制，而中國也從被動適應轉向主動應訴，但整體框架仍未脫離通過協商解決問題的軌道。
第二，產能與補貼爭議期（2010—2019年）。這一時期中歐貿易打得有來有往。正值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出口結構升級加速，歐盟對“補貼扭曲”和過剩產能的關注上升，摩擦從WTO爭端逐步轉向雙邊談判和貿易防禦工具箱的頻繁運用。
2013至2018年，歐盟對華太陽能產品實施“雙反”（反傾銷、反補貼）及最低限價協議（MIP）。反傾銷/反補貼措施短期保護了部分歐洲產能與就業，但顯著延緩了本土企業轉型步伐，同時刺激中國太陽能企業加速技術迭代並向東南亞產能佈局，客觀上讓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韌性進一步增強，而歐盟消費者與下游產業則承擔了更高的成本。事實上，也正是在2013-2018年間，中國太陽能企業為了應對歐美的高貿易壁壘，被迫從相對低效的多晶矽路線，瘋狂向高效的單晶矽（Mono）、PERC電池技術迭代，並推動矽片大尺寸化以降低度電成本（LCOE）。貿易壁壘倒逼中國企業將競爭維度從“低價競爭”升級為“技術與效率競爭”，促成了隆基、晶科等技術驅動型巨頭的崛起。
經歷過這個時期，歐盟應該也認識到，試圖用貿易壁壘來保護缺乏核心技術迭代能力的本土製造端，往往只能買來短期的苟延殘喘。而對於具備全產業鏈規模效應的競爭對手而言，這種壓力反而會轉化為其全球化佈局和技術升級的催化劑。
第三，戰略競爭期（2020年至今）。2019年底歐盟戰略展望發佈後，這一階段摩擦範圍進一步擴大，從傳統製造業延伸到高科技和綠色產業，歐盟政策也從單純貿易救濟轉向“去風險化”工具箱的綜合運用。新冠疫情和地緣因素則進一步強化了歐盟對供應鏈安全的擔憂。
2024年歐盟啟動對中國電動車的反補貼調查並宣告加征額外關稅，當時，德國和匈牙利等國表達了明確的反對聲音。最終中歐就電動汽車關稅爭議達成共識，允許汽車製造商提出限制從中國出口數量，並為相關車型設定最低售價。短期看，這抬高了中國品牌進入成本，可以延緩部分出口增速。長期看，這就能推動中國企業在歐洲本地建廠（匈牙利電池項目、潛在乘用車項目）與供應鏈本地化。然而，歐盟對中國新能源汽車加征關稅並不是目的，迫使中國企業在地投資並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才是目的。
回顧前兩個階段，可以看出，在規則適應期，雙方還能通過單方面讓步換取和平。如今中國產業實力已顯著提升，尤其是製造業正在往更高價值鏈攀登，已逐步具備平等談判的條件，無需復現2005年的做法。而第二階段的太陽能反傾銷案則表明，歐盟防禦工具雖然起效，但副作用也不小。回到當前階段的問題，更多在於歐盟製造業內部的問題，例如能源成本高企、工業生產連年負增長、化工等行業產能大規模關停等。雖然德國和匈牙利等國不同程度上也面臨這些問題，但是礙於對華市場的深度依賴，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歐盟內部的政策制衡。這種分化，為中歐經貿關係的未來留下了務實合作的窗口。
中國－歐盟關係將在“愛恨交加”中前進
拋開德國和匈牙利的“特殊情況”不說，歐洲的政治精英和產業界也能看明白，歐洲工業競爭力的系統性衰退，根源在於長期的去工業化趨勢以及俄烏衝突後持續高企的能源成本。在這一背景下，強行推動對華“全面脫鉤”或構築貿易壁壘，不僅無法重振本土製造，反而將直接導致供應鏈斷裂、通膨加劇與綠色轉型延誤。對於當下的歐盟而言，最符合其實際利益的選擇，依然是與中國工業體系保持深度的互補共進。
中歐產業之間其實存在很強的互補性，歐盟的汽車、清潔能源、化工和製藥等行業，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程度並不低。中國的投資則為這些領域帶來了就業機會和技術落地支援。
拿汽車行業來說，歐洲車企正利用中國的新能源供應鏈維持其全球競爭力。德國奔馳、寶馬、大眾等整車巨頭不僅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實現規模效應，更在本土生產中深度嵌入了中國的電池供應鏈。近年來中國對歐直接投資（FDI）中，與電動車（EV）相關的“綠地投資”佔據主導，寧德時代等企業在歐洲的建廠，實質性地填補了歐洲本土電池產能的巨大真空。
在清潔能源領域，歐洲的儲能與太陽能需求呈井噴態勢，但本土產能難以匹配。據歐盟統計局資料，歐盟進口的太陽能面板中極高比例來自中國。中國企業在元件製造、全產業鏈規模效應與成本控制上的絕對優勢，是支撐歐盟以可承受財政代價推進其宏大氣候目標的核心支柱。
基礎化工與製藥則更加迫切需要與中方合作了。歐洲化工企業（如巴斯夫等）正面臨嚴峻的能源成本和關停壓力，而中國在基礎化工原料和中間體供應上形成了極具性價比的穩定網路。在製藥領域，歐洲藥品中有極高比例的活性藥物成分（APIs）依賴中國供應。中國供應鏈不僅為歐洲醫療系統極大壓降了公共財政成本，也為中歐藥企的聯合研發釋放了資金空間。
這些領域的依賴關係，不是單向的“誰離不開誰”，而是雙方在就業、技術互補和市場共享上的實際利益交匯點。中國入世25年以來，中歐合作仍然是利大於弊。合作帶來的機遇其實雙方都很清楚。中國FDI在歐盟創造的就業崗位，以及在綠色轉型中的技術支援，能幫助歐洲企業降低成本、加快轉型步伐。歐盟則可以在精密製造、工業軟體和材料技術上為中國產業升級提供經驗。雙方在新能源、儲能、智能製造等新興賽道上，完全可以從簡單的買賣關係，升級到聯合研發、標準共建和市場共享的深度融合。
儘管合作有利於彼此，但中歐關係再也回不到中國入世前十年那種“和氣談判”的階段了。我們必須客觀看待歐盟頻頻出台的經貿新規及“去風險”戰略，如果將其僅僅視為“談判籌碼”或“政治表演”也就過於輕慢競爭對手了。尤其是經歷了地緣政治危機後，歐盟的產業政策邏輯已發生根本性轉變，經濟安全與供應鏈韌性開始凌駕於純粹的成本和效率的考量，歐盟正試圖用制度性工具強行重構雙邊價值鏈。
因此，中歐經貿的未來走向，將在“安全泛化”與“務實合作”中平行。歐洲決策者深知與中國硬脫鉤的災難性經濟後果，企業資本也會趨利避害地尋找合作空間。在新能源、高端製造等核心賽道上，未來的雙邊互動將不再是樂觀的“買賣關係”與“雙向奔赴”，而是在合規審查、技術壁壘與本地化生產要求下，進行更加艱難的利益切割與利益重構。這將是一對攻防兼備、愛恨交加的共生關係。 (騰訊新聞大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