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準會前主席格林斯潘於6月22日逝世，享年100歲。
這位有著“大師”之稱的聯準會主席有著怎樣的生平？他對聯準會和美國經濟有什麼影響。讓我們看看素有“聯準會傳聲筒之稱”的華爾街日報記者Nick Timiraos如何評論。
本文基於Timiraos發表的文章“Alan Greenspan, a Fed Chairman Whose Legacy Defined the 90s, Dies at 100”翻譯整理而成。
在這篇文章我們能看到：
- 格林斯潘看跌期權是怎麼回事。
- 格林斯潘有著怎樣的溝通風格。
- 在擔任聯準會主席之前格林斯潘有著怎樣的人生。
- 在擔任聯準會主席的18年半之間，格林斯潘又有那些高光時刻。
- 2008年的次貸危機又和它格林斯潘有什麼關係？
以下為翻譯全文：
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幼年是個靦腆的獨生子女，由單身母親撫養長大，後來超越了中央銀行家這一角色，對美國金融與商業施加了非凡影響，並在一個空前繁榮的時期享有舉世無雙的威望。然而，當他以百歲高齡離世時，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已經重塑了他那“技術官僚無所不能”的光環。
2006年，當格林斯潘結束長達18年半的聯準會主席任期時，昔日同事以及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佛里曼（Milton Friedman）都稱讚他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央行行長。僅僅兩年後，金融危機促使人們以嚴苛的目光重新審視他的政績。他在1990年代及21世紀初所持的“市場能夠有效自我監管”的觀點，一度成為監管政策的主導力量。
格林斯潘畢生致力於理解美國經濟如何運轉。二戰後，美國正崛起為經濟超級大國，他最初以私營部門預測師的身份開啟職業生涯；後來，隨著科技、全球貿易和金融化重塑商業格局，他獲得了堪比美國總統的聲望與影響力。格林斯潘是聯準會歷史上任期第二長的主席（僅次於1951—1970年在任的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他審慎運用這份權力，鞏固了央行的政治獨立性。
格林斯潘是一個謎：他既是精明的政治操盤手、頗受女性歡迎的人，又是個內向之人；他曾在比波普爵士樂隊裡擔任技藝精湛的薩克斯手，當樂隊夥伴們在幕間抽菸、抽大麻時，他卻埋頭閱讀金融與工業巨擘的傳記。儘管他是共和黨總統的顧問，卻與比爾·克林頓總統及其民主黨高級經濟顧問們相處融洽。
格林斯潘的遺孀是記者安德烈婭·米切爾（Andrea Mitchell）。她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格林斯潘於周一在家中因帕金森病併發症去世。
“他是一位巨人，在兩黨總統治下的數十年間幫助塑造了美國經濟，並且總是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米切爾說，“對我而言，他是我1984年第一次約會起就改變了我一生的丈夫。”
“格林斯潘看跌期權”
1959年，秉持自由意志主義立場的格林斯潘曾警告，央行可能讓市場誤以為經濟周期已被馴服，從而滋生投資者的自滿與冒險情緒。據塞巴斯蒂安·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在傳記《知者》（The Man Who Knew）中所述，他早期的學術著作甚至將聯準會稱為美國歷史上“歷史性的災難之一”。
但作為聯準會主席，他將央行打造成抵禦不穩定的堡壘。市場普遍認為他傾向於遏制恐慌，這一名聲為他贏得了一個綽號——“格林斯潘看跌期權”（Greenspan put），彷彿聯準會本身就是一份為投資者防範損失的看跌期權。在1987年股災、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破產之後，聯準會都為市場提供了緩衝；並在1994年墨西哥債務危機後發揮了關鍵作用，安排了紓困方案。
每當格林斯潘在國會山作證時，華爾街都會屏息凝神。他一雙憂鬱的棕色眼睛，用溫和的嗓音發表著單調而冗長的宣言。1987年，在他擔任聯準會主席後的某次聽證會上，他打趣道：“自從成了央行行長，我學會了用極大的含糊來咕噥。如果我說的話對您來說過於清楚，那您一定是誤解了我的意思。”
1990年代，隨著冷戰結束，美國進入長期經濟擴張，格林斯潘作為一名政策制定者達到了搖滾巨星般的高度。1999年，他登上《時代》周刊封面，成為該雜誌所稱的“拯救世界委員會”的核心人物——此前他剛剛化解了亞洲與俄羅斯的金融危機。
在2000年的一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辯論中，當被問及是否會留任格林斯潘為聯準會主席時，亞利桑那州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道出了全國共識：“我不僅會重新任命他，就算他去世了，我們也會像電影《老闆度假去》（Weekend at Bernie’s）裡那樣把他撐起來、戴上墨鏡。”
渴望逃離
艾倫·格林斯潘1926年3月6日出生於紐約，是家中獨子。父親赫伯特（Herbert）是一位自學成才的股票經紀人。格林斯潘年幼時父母離異，母親羅絲（Rose）帶著他住在華盛頓高地社區一套擁擠的公寓裡，與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大蕭條時期，她在布朗克斯區一家家具店工作以維持生計。
年幼的格林斯潘與父親關係並不親密。父親1906年以海姆·格魯恩斯潘（Haim Grunspann）之名、年僅4歲時從埃利斯島移民而來。但1930年代末，艾倫隨赫伯特去芝加哥出差後，他對外面更廣闊世界的嚮往變得愈發堅定。在穿越鋼鐵之鄉的火車旅途中，他懷著敬畏注視著巨大的工業熔爐噴吐著煙火。他開始收集火車時刻表，卻不敢告訴母親原因：“我正逃離的，正是她的世界，”他在2007年的回憶錄中寫道。
格林斯潘單簧管演奏出色，就讀於喬治·華盛頓高中。（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他高一時的學長，不過兩人要在30年後才會相遇。）醫生發現他肺部有一處疑似結核的陰影，因此他未能入伍，轉而進入著名的茱莉亞音樂學院學習音樂，並在舞廳樂隊中演奏。
1975年，財政部長威廉·西蒙在空軍一號上向記者講話。格林斯潘戴著眼鏡坐在地板上，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坐在右側椅子上聆聽。
戰後，他在紐約大學獲得經濟學學位。當時許多學生為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學說著迷，其思想正革命性地改變這一學科。格林斯潘卻宣稱自己對經濟政策不感興趣，更願意專注於技術層面的挑戰。
在加入商業研究機構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 Board）後，他翻閱圖書館資料，挖掘自內戰以來鐵路貨運裝載量以及短絨棉價格走勢的資料。“與其讀《飄》（Gone with the Wind），我更樂意沉浸在《智利銅礦床》（Copper Ore Deposits in Chile）裡，”他寫道。
作為一名大體上自學成才的經濟學家，他於1950年代創辦了一家成功的經濟預測公司，商業客戶包括美孚石油（Mobil Oil）和美國鋁業公司（Alcoa）。1957年，格林斯潘向一家大型鋼鐵公司的首席執行長預警，稱庫存已過度飽和、經濟衰退可能來臨，從而進一步奠定了自己“分析奇才”的聲譽。次年，那位首席執行長為當初忽視格林斯潘的正確預測而道歉。
“預測不過是對當前各種失衡最終將如何解決的一種推演，”格林斯潘後來寫道。企業未必會“聽信一個30歲年輕人對經濟走向的判斷，但他們很可能會聽聽他認為各處存在那些失衡。”
商業上的成功打亂了他跟隨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的計畫。格林斯潘在長島買了一套複式公寓，與母親同住；還買了一輛1959年款的紅色皮座、帶尾鰭的別克敞篷車，在高速公路上轟鳴著巴赫協奏曲。在此後二十年裡，伯恩斯時常取笑格林斯潘的論文幾乎毫無進展。（1977年，紐約大學接受了他此前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作為博士論文，格林斯潘這才獲得博士學位。）
“殯葬師”前往華盛頓
儘管他在1968年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總統競選提供了建議，但格林斯潘起初拒絕了入白宮任職的懇請。直到1974年，在伯恩斯等人的力勸下他才鬆口。那時伯恩斯已被尼克松任命為聯準會主席。格林斯潘在得到保證——因水門事件而焦頭爛額的尼克松不會再度實施工資與物價管制——之後才答應。格林斯潘痛恨這種措施，並對那麼多經濟學家對此表示支援感到震驚。
1974年8月8日下午，他出席參議院就任命其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舉行的確認聽證會，幾小時後尼克松便宣佈辭職。質詢期間，來自特拉華州的年輕參議員喬·拜登（也就是後來的拜登總統）對尼克松的選擇表示讚賞：“如果他要選一個保守派，我希望他選的是一個正直且聰明的人。”
雖然格林斯潘與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並不熟絡，但兩人很快建立了默契。當時高通膨正肆虐經濟，當格林斯潘得知福特的顧問們計畫發起一場草根運動，通過發放寫著“立即戰勝通膨”（Whip Inflation Now）的徽章來鼓勵個人儲蓄時，他大為反感。他警告白宮，這套把戲行不通：小店主們利潤太薄，不會自願放棄提價。
1960年代，格林斯潘每周都會前往自由意志主義哲學家安·蘭德（Ayn Rand）位於曼哈頓的公寓，參加一個知識分子圈子，他的思想深受其影響。兩人由格林斯潘第一任妻子瓊·米切爾（Joan Mitchell）的一位朋友介紹相識。瓊是來自加拿大的藝術史學家。（米切爾與格林斯潘於1952年結婚，但不到一年便離婚。）
蘭德給他起了個綽號“殯葬師”（the Undertaker），因為他舉止嚴肅，總是身著深色西裝、繫著領帶。格林斯潘對自己的推理能力頗為自負，認為自己在智識辯論中可以擊敗任何人。但他寫道，與蘭德爭論“就像開局時以為自己棋藝不錯，突然卻發現自己已被將死”。“在遇到她之前，我的智識是受限的。”兩人一直保持友誼，直到1982年蘭德去世。
模棱兩可的求婚
格林斯潘大半生未婚，1970年代曾與女記者芭芭拉·沃爾特斯（Barbara Walters）交往。沃爾特斯在自傳中寫道：“他不是那種走進房間就會引起注意的男人。我經常不得不把朋友們介紹給他不止一次，因為他們記不住他。”
1974年，一則八卦專欄披露了他們的戀情，福特總統把它轉給辦公廳主任，並附了一張便條：“我不信。”
沃爾特斯後來常拿1977年格林斯潘給她的理財建議開玩笑。當時他以紐約市的財政困境為由，勸她不要購買第五大道的一套公寓。然而接下來十年，那套公寓的價格漲了三倍。“所以現在每當他告訴我不要買某處房產時，我就去買，”她打趣道。
沃爾特斯與格林斯潘仍是朋友，但並未結婚，部分原因是她對音樂的熱愛與他的不盡相同。“這是我區分自己如何看待女性的一個過濾器，”格林斯潘告訴馬拉比。
1984年，他與安德烈婭·米切爾開始約會，因對音樂的共同熱愛而走到一起，並成為群星雲集的盛典上常見的權勢情侶。1987年，格林斯潘克服了羞怯，向反對未婚伴侶出席正式活動的南希·里根詢問，自己出席白宮國宴的邀請能否帶上米切爾作為賓客。
在他們第一次約會近12年後，格林斯潘問米切爾，想要一場小型婚禮還是盛大婚禮。米切爾向馬拉比回憶，這個求婚“就像他在政府委員會作證時的一些表態一樣模棱兩可”。大法官魯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主持了兩人1997年的婚禮。
聯準會歲月
1987年，當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選中格林斯潘接替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擔任聯準會主席時，一位政府高級官員對《紐約時報》說：“如果你覺得沃爾克是含糊其辭的大師，那就等著聽艾倫的吧。”
投資者們不確定他會帶來怎樣的變化，有人認為格林斯潘可能比沃爾克更順從白宮。1970年代末的高通膨，已因1980年代初兩場痛苦的衰退而被馴服；格林斯潘將自己的首要任務視為鞏固這些成果。這使他陷入了與議員及老布希總統的政治衝突。
在格林斯潘早期的一次國會作證中，他暗示聯準會將不得不通過加息來給勞動力市場降溫，結果遭到了參議員們的一頓數落。聽證會後，他向協助準備證詞的政策顧問唐納德·科恩（Donald Kohn）草草道了謝，然後對科恩說：“以後你再也別想讓我說出任何關於提高失業率的話。”科恩在接受採訪時說，這正體現了格林斯潘“敏銳的政治天線”。
1990—91年衰退後，格林斯潘不願更激進地降息，這導致他與財政部長尼克·佈雷迪（Nick Brady）的關係格外冷淡；佈雷迪取消了兩人原定在美國奧古斯塔國家高爾夫球場的球約以及每周早餐會。“他們確實給他施加了很大壓力，但據我所知，他沒有讓步，”後來成為聯準會理事及副主席的科恩說。
多年後，老布希將1992年競選失利歸咎於格林斯潘。“我重新任命了他，他卻讓我失望，”老布希冷冷地說。但在格林斯潘看來，整件事可悲可嘆。他在2007年接受《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採訪時表示，美國經濟“在1992年確實正在上行，如果他（老布希）無法借此贏得連任，那不是我的錯”。
大選結束但克林頓尚未就職前，格林斯潘飛往阿肯色州的小岩城會見這位新總統。兩人一拍即合。幾個月後，在克林頓總統的首次國情咨文演講中，格林斯潘發現自己坐在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頓與副總統夫人蒂珀·戈爾（Tipper Gore）之間。
總體而言，格林斯潘先後被來自兩黨的四位總統五次任命，其中包括老布希之子小布希。
“在深思熟慮、具有政治敏銳性但又不被政治驅動的政策制定方面，沒有人比他更具代表性，”1999年至2001年擔任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的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說。
格林斯潘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就各類國內政策提出建議。在一次國會聽證會後，他主張降低資本利得稅，科恩追問他：“你真的需要就那件事表態嗎？那不是我們該管的事。”
“這是我一生都在思考的問題，”格林斯潘回應道，“我現在不會改主意，也不會迴避這個問題。”
與當今聯準會領導人常以“希望堅守在狹窄的政策車道內”為由、迴避捲入熱點政治議題不同，“格林斯潘的車道涵蓋了整條經濟高速公路，”科恩說，“他在全國性辯論中影響力之大、為各類經濟議題設定議程的能力之強，令我驚嘆。”
這也偶爾導致失誤。1990年代末，他誤判了聯邦預算盈餘的可持續性，後來又支援了大規模減稅，最終使赤字問題更加棘手。
清晰是敵人
格林斯潘樂此不疲地將自己的觀點包裹在複雜而晦澀的句法之中，讓市場和政客們捉摸不透。1995年，他開玩笑說：“我花了大量時間努力迴避問題，還極其擔心到頭來自己說得太清楚。”
他在國會作證時，會一邊想像第二天早上報紙的標題；如果他不喜歡自己腦海中浮現的標題，他就會立刻變得讓人不知所云。在2009年接受聯準會工作人員採訪時他說：“有時我意識到一句話說到一半又不想說完，就會幾乎不著邊際地岔開，因為我根本不在乎文字記錄會怎麼寫。”
儘管言辭如此費解，格林斯潘卻在央行掀起了一場長達數十年的“公開化”運動，揭開了聯準會的神秘面紗。1994年之前，聯準會從不公佈利率調整。但那年2月，格林斯潘告訴同事們，他希望發佈一份聲明，以預示一系列加息的開始。經過多年將利率維持在低位後，宣佈加息周期的啟動無異於“敲響一面大鑼”，他說，“我認為我們應當站起來，敲響它。”
這場溝通革命部分反映了聯準會政策操作方式的變化。它不再以貨幣供應量增長為目標，轉而設定短期基準利率。隨著時間的推移，官員們意識到，向市場說明自己的行動或許能改善政策的傳導效果。
這些變化也源於政治需要。對央行秘密審議的擔憂，為國會中的聯準會批評者提供了口實；尤其是在1993年，格林斯潘披露了過去數十年來近乎逐字逐句的政策會議文字記錄的存在之後。為了防止議員們採取更激進的舉措——例如允許攝影機錄下聯準會會議，格林斯潘帶領同事們批准以五年滯後期發佈政策會議文字記錄。
兩次大膽決斷
1990年代，格林斯潘憑藉兩次大膽決斷鞏固了自己作為政策“大師”（maestro）的聲譽。第一次是在1994年，聯準會敲響了那面象徵性的鑼，對通膨發起先發制人的打擊：一年內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從3%上調至6%。債券投資者遭受巨額虧損，加利福尼亞州奧蘭治縣破產，墨西哥比索貶值。但美國經濟卻成功避免了下滑——這是聯準會為數不多的所謂“軟著陸”之一。
幾年後，當失業率屢創30年新低時，格林斯潘頂住同事要求激進加息的壓力，再次贏得讚譽。傳統預測依賴所謂的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該理論認為，當失業率降至某種無法直接觀測的自然可持續水平以下時，工資和物價會加速上漲。
但格林斯潘關注的是企業利潤率。他整理資料指出，一場由個人電腦推動的生產力繁榮正在進行。他認為，強勁的生產力意味著單位勞動成本下降或保持穩定，這將使經濟在更高增速下仍不引發更高通膨。
格林斯潘對統計資料的熟稔，使他對經濟走向和何處正在積聚壓力有一種直覺。他大量使用聯準會賴以運轉的經濟模擬模型，儘管當工作人員把模型結果寫進簡報材料時，他經常對這些模型嗤之以鼻。
2000年代初，一位工作人員經濟學家在為一場社會保障聽證會做準備時，把一疊人口預測紙張鋪在會議桌上，以便直觀展示嬰兒潮一代的代際浪潮。現任瑞銀（UBS）首席美國經濟學家的喬納森·平格爾（Jonathan Pingle）說：“他對那種細緻入微的資料完全著迷。”
在與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另外11名成員的貨幣政策審議中，格林斯潘首先發言並給出自己的建議。他的副手、紐約聯儲主席會緊隨其後表示熱烈支援。其餘人則紛紛附和。“一旦他們倆先表態，就很難提出異議了。真正的政策討論變得非常困難，”科恩說。
同事們不敢違逆他，也很少嘗試。“如果我是第8號發言人，前面每個人都說‘是的，先生，我支援您的提議’，輪到我時，我實在很難有勇氣說出別的話，只能也說‘是的，先生，我也支援您的提議’，”1994年至1997年擔任聯準會理事、後來出任聯準會主席和財政部長的珍妮特·葉倫（Janet Yellen）說。
監管盲區
格林斯潘相信自律能夠有效平衡金融市場，這一信念最終被證明是他的盲區。“他像一位大師般執掌貨幣政策，”曾在1990年代於格林斯潘手下擔任聯準會副主席的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艾倫·布林德（Alan Blinder）說。但他的監管遺產卻截然不同。“它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布林德說。
格林斯潘認為，金融機構有不拿股東利益冒險的自利動機；同樣，他覺得它們有天然的動機通過合乎道德的行為來維護自身聲譽價值。在格林斯潘任內，聯準會並未對那些風險更高的放貸行為發出警告——華爾街運用金融煉金術，把可疑的抵押貸款變成了高評級證券。
到2000年代初，低通膨帶來了新的挑戰——即他們（央行）的成功本身可能會讓投資者行為更加魯莽。穩定的經濟環境並不能保證金融市場也會穩定。
格林斯潘曾發出著名警告：股市正變得極具投機性——出現了“非理性繁榮”。
格林斯潘曾發出著名警告：股市正變得極具投機性——出現了“非理性繁榮”。
“要保證不出現泡沫，唯一的辦法是採取不穩定、高通膨的貨幣政策，”格林斯潘在2013年接受聯準會工作人員採訪時說。“朝鮮沒有泡沫；蘇聯時期也沒有泡沫。……所以貨幣政策存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如果你做得太好，就像我喜歡說的，好心沒好報。”
1996年，格林斯潘發出著名警告，稱股市正變得極具投機性，出現了“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此後三年，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漲幅超過80%。儘管如此，他仍認為，鑑於收益不確定而潛在成本可能很高，聯準會不應試圖通過加息來刺破泡沫。
2001年網際網路泡沫破裂後，並未給整體經濟留下太多痕跡，格林斯潘因此感到被證明是正確的。在2004年的一次演講中，他辯稱：“我們沒有試圖通過後果多半不可預知的激烈行動去遏制一個所謂的泡沫，而是選擇……把重點放在‘當泡沫破裂時減輕其影響，並希望為下一輪擴張鋪平道路’的政策上。”批評者認為，這種不對稱——在限制泡沫膨脹時只採取小步措施，而在事後清理時卻大動干戈——只會助長更多冒險行為。
危機迫近
2006年1月，任期限制迫使格林斯潘退休。當時經濟穩健、通膨低迷，股價與房價均堅挺。但隱患正在積聚。當房價停止上漲，房屋建設轉弱，稽核不嚴的抵押貸款的違約率不斷攀升。到2008年，美國陷入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等華爾街標誌性機構相繼倒閉，數百萬美國人因喪失抵押品贖回權而失去住房。
在2007年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前聯準會理事愛德華·格拉姆利希（Edward Gramlich）表示，他曾在2000年前後私下敦促格林斯潘打擊掠奪性貸款。“他反對這樣做，所以我也就沒有繼續推進，”格拉姆利希說。從2000年到格林斯潘任期結束，聯準會僅就抵押貸款相關公平貸款違規問題向司法部移交了三家機構。
聯準會領導人和其他監管者並不理解，信用證券化等金融創新如何將風險分散到整個金融體系——貸款被打包，其現金流被出售給投資者。許多人認為，正是格林斯潘和兩黨總統所力推的華爾街去監管與自我監管，剝除了原本可以防止膨脹的房地產市場顛覆金融體系的保障。
“真正的問題是，艾倫·格林斯潘這位影響力巨大的大師，本可以更好地敲響警鐘。而他確實可以做到，”科恩說，“他有點過於自滿。”
2000年代初，格林斯潘曾警示房地產市場過熱以及以房屋淨值提取來支撐消費支出的風險。但他“沒有預見到當這些市場崩潰時，金融體系會如此脆弱，”科恩說。
這位前聯準會主席在2008年10月最後一次出席國會時，默認了自己的錯誤。“我們這些指望放貸機構的自利動機來保護股東權益的人，尤其是我自己，都處於一種震驚的難以置信之中，”他說。
格林斯潘認為，自己為危機承擔了不相稱的指責，同時也為1990年代末的經濟繁榮獲得了不應得的讚譽。他將自己在維持低通膨方面最大的成就歸因於冷戰結束以及中國和其他亞洲經濟體融入全球經濟。
“我被稱讚的那些事，其實並不是我做的，”他在2008年的一次採訪中說，“而現在我被指責的那些事，其實也不是我做的。” (聊聊F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