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年代，聰明人都往外走。
學校待不住，研究院待不住，大公司更待不住。外面有錢，有新牌桌，有一張幾個人圍著坐到半夜的白板，外賣盒子摞在旁邊，誰都覺得自己馬上要改變世界了。
十九世紀的淘金者往西走，二十世紀的矽谷工程師離開仙童，移動網際網路那幾年，產品經理從大廠辭職，發的朋友圈總要配一句類似“重新出發”的話。
也有些年代，聰明人往回走。
往外走聽起來像冒險，往回走聽起來像認輸。可這回不能這麼看。往回走的人，不是認了輸，是他們要做的那件事忽然變重了。重到幾個人、一間辦公室、一筆融資、一腔熱血，全都不太夠用。
二十世紀中後期，物理學也經歷過這麼一回。它本來是一間實驗室裡的黑板、粉筆、儀器和幾個天才。後來它長成了對撞機、國家預算、巨型工程和上千人的協作。有人把它叫作“大科學”。
有些問題要解決，你得有機器，有電，有制度，有預算，有一群人長期把錢往一個看不見底的洞裡砸。
現在輪到 AI 了。
2023 年，最體面的野心是往外走。大公司是用來離開的，留下的人顯得不夠勇敢，好像沒趕上時代的衝鋒號。
2026 年，風向掉頭了。
幾個最受關注的年輕 AI 人才，開始走進大廠。
羅福莉，四川宜賓鄉村出身，北大碩士，DeepSeek-V2 作者之一。被雷軍點名後，“天才少女”四個字在熱搜上掛了很久。她去了小米，負責大模型 MiMo。
孫天祥，1997 年生，復旦博士。他主導的 MOSS，是國內最早向公眾開放的類 ChatGPT 模型之一。自己創辦過日行跡，後來加入百度，出任基礎模型研發部負責人，進入模型委員會。
姚順雨，清華姚班出身，普林斯頓博士，長期研究語言模型推理和智能體。他參與推動的 ReAct 和 Tree of Thoughts，讓很多人第一次看見，模型不只是會聊天，還可以呼叫工具、觀察反饋、繼續行動。他二十七歲就成了騰訊首席 AI 科學家。
這幾個人其實坐在同一張牌桌上，桌上就一個問題。當模型變成生意，論文變成崗位，理想變成組織目標，一個人到底要把自己放進多大的機器裡，才不算糟蹋了自己的聰明。
鳳毛麟角
去年 12 月，小米發佈會上，羅福莉第一次公開亮相。
有記者寫，她稍顯緊張，講的主要是技術解讀。台下很多人認識她，並不是從技術開始的。雷軍點名，千萬年薪傳聞，“天才少女”，熱搜，短影片切片。一個人被這些東西包裹起來，最容易找不著的，反而是這個人自己。
她其實說過自己想要什麼。
全網刷屏那陣子，她發過一條朋友圈，大意是請網際網路還她一片安安靜靜做事的氛圍。她說自己不是天才少女，只想安安靜靜做難而正確的事情。
難而正確，難在那裡。很多人以為難在技術，可到了大模型，技術只是第一層。
第二層是錢，第三層是組織，第四層是時間。第五層最難辦，是一個人怎麼在這些東西中間，保住自己一開始的信仰。
羅福莉七年前就知道這事不簡單。碩士畢業時，她拿過多家大廠的頂級校招 offer。別人挑 offer，看錢，看職級，看食堂和健身房，看那家 HR 更會說話。
她寫過自己的標準。
國內絕大多數 AI 團隊做不到研究和業務的平衡，要麼只讓你幹活，要麼讓你做和高校沒差別的研究。兩樣都佔的地方，鳳毛麟角。
她要找的，就是那個鳳毛麟角。
那時 ChatGPT 還沒出現，她先去了阿里達摩院，後來去了 DeepSeek，再後來到了小米。從表面看，大廠研究院，創業公司，大廠業務部門，像一個人在幾種陣營之間來回站隊。
可把她七年前寫的標準翻出來，就都對上了。
這也解釋了孫天祥後來為什麼會走進百度。
2023 年 2 月，復旦發佈 MOSS。那不是國內最強的模型，卻是國內最早把類 ChatGPT 模型推到公眾面前的項目之一。發佈當天，訪問的人多到把伺服器擠崩了。
一個學術實驗室突然被全社會看見，像一間教室的門被撞開。外面站滿了投資人、媒體、大廠和看熱鬧的人。大家都很興奮。興奮到不太管這間教室原來是幹什麼的。
孫天祥那時還在讀博士，他年輕、鋒利，站在一個突然變大的問題前面。
他的導師邱錫鵬後來說，一個學術實驗室做不出能力和 ChatGPT 相近的模型。
MOSS 的意義從來不是追平 OpenAI。它的意義是把門打開，讓很多人第一次意識到，大模型不是論文裡的遠方，它馬上就要變成產業裡的現實。
門一開，風就灌進來了。王慧文發英雄帖，自己掏五千萬美元，說要做中國的 OpenAI。王小川辦百川智能，楊植麟做月之暗面。大廠高管看完 ChatGPT，很快離職創業。這類故事成了那一年的標準開頭。投資人見創業者，常常先不問你要做什麼，先問你還能叫來誰。到那年年中，國內已發佈的十億參數以上大模型有七十九個。許多公司剛成立沒多久，估值已經被抬到了幾十億美元。
幾位有名的大模型創業者，都來邀請過孫天祥。他沒去，理由是博士還沒讀完。
他不是沒有野心。恰恰相反，一個人如果真的很有野心，他會對時機特別小心。不是每一班看上去很快的車，都該跳上去。
後來孫天祥畢業，自己開了公司，叫日行跡。
你每天在同一時刻給太陽拍一張照，拍滿一年，把所有位置連起來，天上會出現一個閉合的八字，這就是天文學裡的日行跡。太陽看起來每天都在換地方，可一年下來走的是同一條軌跡。
孫天祥沒有立刻進大廠，也沒有立刻去最熱的那幾張牌桌。他在上海創智學院當助理教授，一邊做科研智能體，一邊創業。按照 2023 年的劇本，下一步他應該把公司做成獨角獸，在某場發佈會上和百度、阿里、騰訊同台競技。
劇本沒這麼走。
曠野
創業敘事最漂亮的時候，總讓人忘記成本。2023 年的大模型創業潮，像一場新淘金熱。每個人都知道遠處有金子，很少有人先問這一路要吃多少糧。那時候，離開大廠是一種姿態。大公司慢，流程多，層級厚。出來的人顯得更接近未來。大廠像舊城，創業公司像曠野。
這話好聽，可問題是基礎模型不是移動網際網路。
移動網際網路時代，一個小團隊拿到一筆錢，可以先做產品，先搶使用者，先跑增長。頁面上線了，增長起來了，故事就能接著講。
基礎模型時代不一樣。
第一張帳單就能把人拍醒。幾萬張卡，穩定電力，資料工程，訓練框架，推理成本，長期現金流。模型不是一間辦公室裡幾個人熬夜就能熬出來的東西。它更像一座礦，金子還沒挖出來，鐵路就得先鋪上。
最響的那聲槍，最先啞了。王慧文半年後因健康原因退場，光年之外被美團收購，港交所公告裡的總對價約二十點六五億元人民幣。
那時很多人把這看成一個人的意外。現在回頭看，它更像一部預告片。後來，據媒體報導，百川把重心轉向醫療，零一萬物不再硬衝兆參數以上超大基模預訓練。李開復說，現階段超大基模預訓練對創業公司 ROI 極低，意思就是帳算不過來。
MiniMax 的招股書裡寫，預期每月現金消耗約 2790 萬美元。這個數字放在移動網際網路時代，夠一家公司燒很久。放在基礎模型時代，只夠燒一個月。
智譜和 MiniMax 衝向資本市場，最重要的意義是給它們帶來了補給。模型公司要活下去，需要源源不斷的糧草。
有人可能會拿 DeepSeek 反駁。它不是傳統大廠，不也做出了基礎模型。可 DeepSeek 背後站著幻方，一家早早建起萬卡 A100 叢集的量化基金。它穿著創業公司的衣服，懷裡抱著大廠尺寸的家底。羅福莉在 DeepSeek-V2 作者名單裡出現的時候，她腳下踩著的，也是這份家底。
到這裡，孫天祥走進百度，就不再突然了。
MOSS 上線，他證明的是一件事可以發生。日行跡時期，他試著把科研智能體做成公司。到了基礎模型時代，問題就不再只是一個聰明團隊能不能把 demo 做出來，模型還得長期訓練下去，要能穩定跑起來，接進產品裡，承受每天真實使用者和真實業務的反覆敲打。
百度不是一張白紙。它有搜尋，有雲，有文心一言，有自動駕駛，有長期 AI 積累。不過舊積累有時是地基，有時也是包袱。
這和羅福莉面對的小米很像。小米要的不是一個放在實驗室裡好看的模型。它有手機，有汽車，有 IoT，有供應鏈，有使用者每天要摸到的東西。MiMo 如果只是論文裡的名字，意義很有限。它要變成裝置裡的回答、車機裡的判斷、家庭場景裡的聯動。業務就不再只是一個抽象詞。
所以羅福莉那句“安安靜靜做難而正確的事情”，到了小米反而更難。因為越靠近真實使用者，越難安靜。
姚順雨二十七歲出任騰訊首席 AI 科學家。清華姚班，普林斯頓，OpenAI 那樣的地方練出來，研究語言模型推理和智能體。ReAct 讓模型不只回答問題，還能呼叫工具、觀察反饋、繼續行動。Tree of Thoughts 讓推理從一條鏈變成一棵樹。一個年輕人推動了大模型從“會聊天”往“會做事”走的那一步。
騰訊把他放到這個位置上，不是為了給年輕人頒獎。騰訊有微信，有騰訊會議，有遊戲，有辦公協同，有中國網際網路最密集的使用場景之一。
它不缺入口，也不缺使用者。
它缺的是把模型能力組織成產品能力的人。
一個方法在論文裡成立，不代表它能在微信裡成立。在論文裡，同行看的是創新性。而在大廠裡，組織還要問成本、穩定性、風險等各種問題。
姚順雨坐上了那把椅子，這串問題就歸他了。
過去，一個研究者可以慢慢成長。先發論文，再做項目，再帶小組，再讓組織把複雜問題交給他。可現在行業等不及，公司等不及，媒體也等不及。
一個人只要在關鍵的這兩三年裡做出過東西，就會被推到聚光燈下，頂上熱搜。
熱搜喜歡結果，不喜歡過程。可人的命運，通常都藏在過程裡。
同一盞聚光燈，也照到了另一些人臉上，只是他們沒有往燈最亮的地方走。
羅福莉站到了小米發佈會的台上，孫天祥走進百度的基礎模型部門，姚順雨被騰訊推到首席科學家的位置。另一邊，有人聽見同樣的風聲，反而把門關小了一點。
同一代人，在同一個路口分開。
另一條岔路
曾國洋沒有走向聚光燈下。他 1998 年出生，成都人，八歲學程式設計，高二拿資訊學競賽金牌，後來保送清華。2022 年，他和導師劉知遠一起創辦面壁智能，當技術一號位。面壁押的是端側小模型，二十億參數量級，圈子裡叫“小鋼炮”。
去年有傳聞說，曾國洋要帶八人核心小組去騰訊混元。公司出來闢謠，說他本人對此“一臉懵逼”。
傳聞也染上了時代的氣味。幾年前，謠言最愛編的是某某大廠高管離職創業。現在，謠言裡的年輕技術一號位總要被安排一個大廠歸宿。
曾國洋的小團隊沒有厚墊子，錢少，窗口短。可端側小模型這件事，本來就不是和基礎模型正面碰撞。
基礎模型像修水庫。水庫壯觀，要山谷，要堤壩，要工程隊，要很多年不見回報的投入。端側小模型更像打井。
它磨的是另一件事。模型能不能更小，更快，更便宜，能不能跑在手機、電腦、車和機器人上，能不能離使用者近一點，近到不用每一次請求都繞回雲端。模型一定要回雲端嗎？
水庫能改地貌。井能救一個村子。
這就是分叉的路口。
同一代年輕人，被同一個時代推到模型面前。有人發現，自己要做的事必須進大廠，因為問題已經大到個人扛不住。有人發現，自己要做的事反而不能進太大的機器，因為機器太大，手感就沒了。
幾種忍耐的方式
回大廠不是種被收編，留在牆外也不是種堅守。
很多事情沒有那麼好歸類。成年人的世界不像學生時代做選擇題，A 是理想，B 是現實，C 是妥協，D 是以上皆非。真實世界裡，四個選項經常混在一起，還不讓你重選。
2023 年出走是合理的，錢在外面。2026 年走進去也是合理的，機器在裡面。
太想把事做成的人，才會對條件特別敏感。一個真正在乎問題的人，不會為了名片上印著創業者，就假裝幾萬張卡可以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會為了名片上印著首席科學家，就相信組織天然理解科學。
所以這批人不是分成了進大廠的人和沒進大廠的人，他們分成了幾種不同的忍耐方式。
進大廠的人忍耐組織，留在牆外的人忍耐資源，做基礎模型的人忍耐帳單，做窄方向的人忍耐天花板。
這是這一輪 AI 人才回流裡最動人的地方。不是誰拿了多少錢，也不是誰坐到多高的位置。是一些年輕的天才，第一次撞上了比個人才華更大的東西。
他們沒有資格像上一代網際網路創業者那樣，把世界想像成一張可以憑膽子掀翻的桌子。模型時代的桌子太沉了。掀不動的時候，一個人只好先坐下來，看看自己能不能把手裡的那顆釘子釘進去。
不過同在曹營，有人活成了郭嘉，有人活成了孔融。郭嘉在官渡前能改曹操的主意，孔融只是許都名士榜上一個好看的名字。
今天這些年輕人進大廠，真正要看的是權力。路線能不能由他改，卡歸不歸他調，人是不是他自己挑的，模型最後有沒有進產品。如果只是拿一份高薪，坐一個虛職，在發佈會海報上當年輕科學家，那用不了幾年就會被耗乾。反過來，要是這幾樣他真的說了算，那就不是普通的入職，大廠真的把一部分權力讓了出來。
悉達多在河邊
黑塞在《悉達多》裡寫過一個這樣的人。
婆羅門之子，全城最有前途的年輕人，人人以為他會接父親的班。後來他跟著苦行僧走了，幾年後又離開苦行僧。他遇見佛陀，敬佩得五體投地，還是拒絕留下當弟子。他進城做了富商，後來又把這些全扔下，去河邊擺渡。
站在任何一次離開的現場看，他都是個背叛者。父親眼裡他背叛了家族，苦行僧眼裡他背叛了修行，富商世界眼裡他背叛了財富。可這幾次離開擺在一起看，是同一件事，他一路扔下的不是家族、修行和財富，是別人遞過來的現成答案。單看那一次，都像變節，連起來看，才是一條路。
直到晚年，他在河邊聽懂了水。河在源頭，也同時在入海口。一條河，不能只按眼前流過的這一段來理解。
我們總喜歡替別人劃陣營。羅福莉去了阿里，又去了 DeepSeek，又去了小米。孫天祥拒絕過創業者邀請，自己開過公司，又走進百度。姚順雨從學術前沿走進騰訊。曾國洋留在牆外，被傳聞推著往牆裡走，又站住了。
從地上看，他們一會兒偏北，一會兒偏南，像天天在改主意。可是人的一生不能按某一天的影子來判斷。
日行跡之所以迷人，就在這裡。每天同一時刻看太陽，它的位置都不一樣。看一天，會覺得它飄忽。看一年，才知道那些偏移連起來，是一個閉合的八字。
羅福莉七年前寫下的標準沒變。孫天祥從 MOSS 到日行跡再到百度，做的還是讓模型進入現實的那件事。姚順雨從推理方法走向智能體落地，面對的仍然是模型如何從會聊天變成會做事。曾國洋們留在牆外，也不是站著不動，他們只是把問題縮到手還能摸到邊的地方。
他們不是為公司而來，是為事情而來。那天條件再變，他們還會再走。到時候他們不會覺得背叛了誰，大廠也不該覺得意外。一個真正被問題牽引的人，不會永遠忠於某個組織。
他忠於的，是那條自己也未必能完全說清的路。
夜裡，幾個地方的螢幕都還亮著。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有人在大廠會議室裡改路線圖，有人在小團隊裡盯推理延遲，有人在發佈會前一遍遍過技術稿，有人在沒跑完的實驗旁邊寫下下一次嘗試。
螢幕的光照在臉上，看不出一個人是在牆內，還是牆外。
日行跡裡，太陽每天都像換了位置，其實它從來沒變過主意，變的是季節。 (虎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