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獨立日，美國迎來建國250周年。兩個半世紀，足以讓人以為一個國家已近乎恆久，彷彿它自古就在這裡，也必將永遠存在下去。但那些在《獨立宣言》上籤下姓名的建國者明白，他們押下的是一場前途未卜的賭注，而不是拿到了一份成功的保證。正因為結局並不確定，他們才以自己的生命、財富和榮譽相互許諾、共同擔保。兩個半世紀之後，每一代繼承這項事業的人，仍在繼續押下同一場賭注。這才是今年夏天真正值得慶祝的事實：美國仍是一項未完成的事業。
但這一切不應遮蔽另一項事實：這場押注已經取得了可觀成就。兩個半世紀以來，這場人民自治實驗把原本互不相干的陌生人吸納為公民，把許多人帶入安定與富足之中，並且比此前任何國家都更大程度地把權力交到普通男女手中。美國的示範也使國境之外的許多人受到鼓舞，敢於要求同樣的權利與生活。在其最好的時刻，這個國家一直是人類自由事業的盟友。這本歷史帳簿並非清白無瑕，但任何公允的核算都會顯示：這個國家更多時候是把自己的巨大力量用於善，而不是用於相反的方向。
美國人很容易把這個國家的建國視為一種毫無瑕疵的天才創舉，或者一種不可救贖的原罪。但它兩者都不是。它是由一群並不完美的人提出的一項革命性道德主張，而這些人自己並未完全踐行這項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出自一個奴役同類的人之手；承諾與背叛，在同一句話中同時到來。然而，一旦這項承諾被寫下，就再也無法被取消。
在這一奠基性承諾之後，又接續出現了三項承諾：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美國早期的大部分鬥爭，主要圍繞誰能被納入生命與自由的保障範圍展開；後來的許多爭論，則更多圍繞追求幸福展開。這些爭論關乎共同生活的制度規則：問題不再只是那些人被允許進入這個共同體，而是這個共同體對其成員負有何種義務，以及我們所有人對尚未出生的後代負有何種責任。歸根到底，問題在於，一個自由的人民能否通過自治建立起這樣一種社會，使每個人都真正擁有實現自身充分發展的機會。
本傑明·富蘭克林曾用一句流傳甚廣的話概括美國建國。今天，許多美國人仍能背出這句話。據記載，當有人問制憲者究竟創造出了一種什麼政府時，富蘭克林回答：“一個共和國，如果你們守得住的話。”這句話真正沉重的地方，在於其中那個表示條件的“如果”。每一代人都要重新面對這個“如果”；而現在，它正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
未來幾十年裡，這項任務很可能歸結為少數幾個問題，而這些問題的答案確實尚不確定。
第一個問題是，實行自治的人民是否仍然擁有共同的現實基礎。民主依賴一種我們常常忽視的前提：人們對於什麼是真實的、究竟發生過什麼，至少要有大體一致的判斷。如今，這一基礎正在開裂。曾經負責界定事實的機構正不斷失去信任，而人工智慧可以在幾秒鐘內炮製出足以取信於人的謊言。一個無法就現實本身達成一致的公民共同體，也就無法進行公共審議，只會分裂為彼此對立的陣營。當人們退回部落化的封閉圈層，這種狀態就會助長道德自義感和受害者心態。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是否仍然輸得起。自治在一定意義上，是一套無需訴諸流血即可處理分歧的制度；而它不可或缺的政治習慣，是失敗者願意承認失敗、交出權力，並在制度之內保留來日繼續爭辯的可能。要養成這種習慣並不容易，因為它要求我們把競爭規則置於自己想要的結果之上。今天，越來越多美國人不再把政治分歧另一邊的鄰人視為意見相左的同胞公民，而是視為必須擊敗的敵人。一種圍繞敵意和災難化敘事組織起來的政治，很難容納那種需要耐心、缺少政治光彩卻不可或缺的妥協，也很難承認另一方或許是在出於誠意地爭論。問題在於，我們能否重新確立這樣一種信念：一場經過公正計票而產生的失敗，並不是災難，而是一套值得維繫的制度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第三個問題，是這個國家是否仍能守住其核心的物質承諾：依靠勞動生活的人能夠向上流動，他們的子女還能夠走得更遠。今天，美國的不平等程度近乎前所未有；近些年來，相當一部分國民的生活水平也陷入停滯。這個國家的承諾從來不只關乎經濟結果，也關乎公平，關乎誰有機會為自己創造更好的生活。以這些標準衡量，過去50年足以令人清醒，也足以令人不安。
第四個問題，是美國最古老的問題在當代形式下的重現：歷史上這個最具多元主義色彩的國家，是否仍能作為同一個人民共同體維繫下去。沒有那個國家嘗試過美國正在嘗試的事情：把出身、信仰和語言各不相同的人，不是憑藉血緣或土地，而是憑藉對一套理念的認同，聯結成一個公民整體。過去幾代人曾英勇地擴展“我們人民”的含義：廢奴主義者援引《獨立宣言》反對奴隸主，爭取女性選舉權的人反對剝奪她們投票權的男人，塞爾瑪的遊行者面對橋上等候他們的州警，石牆酒吧的顧客面對前來突襲的警察。同一個根本問題仍擺在我們面前：所有美國人都算作“人民”嗎？我們是否還會繼續歡迎更多陌生人進入我們的共同生活？
第五個問題關乎未來：我們能否經受住那些緩慢顯現、卻要求當下付出代價的考驗。正在以危險方式變化的氣候，就是這樣的考驗之一。另一個考驗，則是把今天借下的債務，留給未來那些無從參與決策的人承擔。
美國過去曾回答過同樣重大的歷史難題，其中一些甚至更為嚴峻。我們不應僅僅因為必須再次作答，便陷入絕望。這個國家曾一分為二，並埋葬了75萬餘名自己的國民，但它沒有失敗。它沒有倒在大蕭條時期排隊領取救濟面包的長隊前，沒有倒在隨後那場反法西斯的存亡之戰中，也沒有倒在20世紀60年代城市燃燒的煙霧裡。冷戰期間，當一個敵對國家宣稱要埋葬我們時，它同樣沒有失敗。每一次，共和國都證明自己比那些提前為它唱輓歌的人所預言的更加堅韌。原因並不在於制度本身具有某種神奇力量，而在於有足夠多的人認定，另一種結局不可接受，於是起而行動。民主不是一座建好之後便可供我們棲身其中的庇護之所。民主是一種公共習慣：踐行，才能保有；荒廢，便會失去。
因此，不要讓這個周年只剩煙火與旗幟，儘管煙火與旗幟也理當屬於這個時刻。讓它成為一次重新承諾：重新承擔這項尚未完成的事業，並提醒我們，自治的權利，也意味著把自身治理好的義務。它要求我們走入公共生活，學會傾聽，講述真實，並給予彼此共同公民身份所要求的基本善意。
未來50年，不是一則等待解讀的預言，而是另一場有待押下的賭注。建國者交到我們手中的，是一個他們無法獨自兌現的承諾；我們同樣無法獨自兌現。但我們可以比前人稍好地回答他們留下的問題，可以把這個共和國守護得比接手時稍好一些，然後再把它傳下去。這就是美國事業。如此，便已足夠。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