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1）
——關於人工智慧導致貨幣消亡處理程序的幾個問題
2026年6月12日，SpaceX上市，埃隆·馬斯克（Elon Reeve Musk，1971—）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位兆富翁。而就在通往這一刻的數月裡，這位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卻在反覆宣講一個看似自毀的命題：金錢終將變得無關緊要。當主持人彼得·戴曼迪斯（Peter H. Diamandis，1961—）當面點破這一悖論：“就在你成為兆富翁的當口，金錢反而開始貶值？”馬斯克的回答平靜而徹底：那些財富“只代表我所創辦公司的某個百分比的所有權，並不是躺在銀行帳戶裡的東西”。（2）
本文循一條貨幣思想史的長線索，即從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的貨幣消亡論，經二十世紀的慘烈實驗與“社會主義計算大論戰”，到列昂惕夫（Wassily WassilyevichLeontief，1905—1999）的矩陣、數字貨幣與普遍基礎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的預演，最後抵達馬斯克的工程師政治經濟學。最終回答為什麼AI不是強化，而是削弱貨幣？
1.超級預見：看到AI推動貨幣走向消亡
乍看之下，“人工智慧將導致貨幣消亡”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命題。AI正在讓貨幣變得前所未有地強大：演算法交易以微秒為單位為萬物定價，移動支付把貨幣化作無摩擦的位元流，央行數字貨幣讓每一分錢都可程式設計、可追蹤。貨幣似乎正處於它有史以來技術含量最高的黃金時代。然而，歷史一再告訴我們：一種社會形式往往正是在其最完善、最純粹的時刻，暴露出自身的可替代性：蠟燭工業的頂峰恰在電燈發明前夜，帆船工藝的巔峰之作下水時，蒸汽船已在同一片海上冒煙。貨幣歷史也將是如此：當它因為技術而生化、完美和純粹的時候，很可能它作為一件獨立“事物”而存在的理由，卻開始弱化和消失。對於漫長的貨幣現象而言，21世紀的第二個四分之一世紀很可能是這樣的時刻。
2.傳統和經典貨幣與生俱來的基本功能
要理解貨幣為何面臨消亡的命運，首先要剝去金銀的外殼，理解貨幣不被歷史影響的三個基本功能：其一，資訊壓縮器。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1945年在《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對此的闡述是清晰的：分散在億萬人頭腦中的、關於“特定時空情境”的知識，無法被任何中央機構收集，而價格把這一切壓縮為一個數字。（3）價格體系是一部電報機，貨幣是它的通用訊號。其二，對他人稀缺勞動的債權。一張鈔票的本質，是社會欠持有者一份勞動的憑證。馬克思把這一點上升為價值理論：貨幣計量的是凝結於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貨幣的權力，歸根結底是支配他人勞動的權力。（4）這正是它同時成為自由與奴役之雙重象徵的原因。其三，社會的記憶。1998年，經濟學家科切拉科塔（Narayana Rao Kocherlakota，1963—）那篇著名論文的標題就是“貨幣即記憶”（Money Is Memory）。（5）在一個人人互為陌生者、無法記住誰曾為誰做過什麼的社會裡，貨幣是一種分佈式記帳裝置，我曾貢獻，故我持幣；我持幣，故可索取。所以，貨幣存在的前提就是：分散的資訊，稀缺的勞動，陌生和健忘的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在AI產生和應用之前，沒有任何機器能替代市場去完成經濟計算。
3.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認知的貨幣消亡的歷史邏輯與途徑
馬克思是歷史上最早注意到貨幣與技術關係的思想家。馬克思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著名的“機器論片段”寫下來驚人預言：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財富的創造將越來越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勞動量，而越來越多地取決於科學的力量，取決於他所謂的“一般智力”，社會知識作為直接生產力的對象化。（6）一旦如此，以勞動時間為尺度的價值規律將自我瓦解，建立在交換價值之上的生產將隨之崩潰。也就是說，貨幣的消亡包含著自動化的技術邏輯裡：當機器體系吸收了人類的一般智力，勞動不再是價值的實體，作為價值之表現形式的貨幣便失去了它所要表現的對象。今天的大模型與人形機器人，恰是“一般智力”的矽基化身。馬克思描述的正是AI，只是他沒有這個詞。馬克思還是最早闡述所有制和貨幣消亡的關係的思想家。1875年，幾乎是一個半世紀之前，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勞動產品不再通過交換來實現其社會性，因而不再是商品；個人憑“勞動券”領取消費品，而勞動券不流通、不積累、不生息，記錄勞動，卻不是貨幣；到了“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高級階段，連勞動券也歸於消失。（7）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得更直白：社會一旦佔有生產資料，就可以直接用勞動時間與實物量核算生產，無需再繞經“價值”這一迂迴的表達，價值概念本身將失去存在的意義。（8）請注意這句話的份量：恩格斯設想的不是“更好的貨幣”，而是一套直接的實物核算體系，即一個世紀後投入產出表、再一個世紀後AI調度系統的思想雛形。同時也應注意其前提：這是生產力與科學技術極度發達之後的高級社會形態，而非現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以強行套用的政策。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是敏感的，不僅全方位關注自然科學的進展，從時間和空間、天體演化、物理和有機無機化學；而且關注蒸汽機帶動的科技創新的進展；而且關注世界市場，1825年以來周期性爆發的生產過剩危機，生產的社會化與佔有的私人性之間日益擴大的裂縫，以及機器體系把活勞動一步步逐出直接生產過程的長期趨勢。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推斷：事後靠價格波動、危機與破產來協調的市場，終將被事前的、自覺的社會計畫取代，貨幣將與商品生產一同退場。遺憾的是，馬克思以為社會記帳簡單到人人可為，全然未預見到協調一個複雜經濟需要何等規模的資訊與計算。這個缺口，要由下一個世紀的論戰和再下一個世紀的機器來填補。
4.奧斯卡·蘭格：貨幣歸結為一個計算問題
1920年，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1881—1973）發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提出那個著名的世紀難題：沒有生產資料私有制，就沒有生產資料市場；沒有市場，就沒有真實價格；沒有價格，就沒有經濟計算。（9）計畫者縱有天使般的善意，也是在黑暗中摸索。哈耶克繼而把論證推向更深處：癥結不在算力，而在知識本身，關於每一台機床、每一塊田地、每一個轉瞬即逝的機會的特定時空知識是默會的、分散的、變動不居的，根本不會以資料的形態呈交給任何中央機構；價格之所以不可替代，因為它是唯一能把這些知識動員起來的通訊系統。
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Oskar Ryszard Lange，1904—1965）在1936年做出回應。（10）他不再否認價格的必要性，而是釜底抽薪：價格何必來自市場？中央計畫機構完全可以模擬市場。沿用泰勒（Fred Manville Taylor，1855—1932）首創的試錯法思路，公佈一套試驗價格，觀察各處的過剩與短缺，過剩則降價、短缺則提價，如同瓦爾拉斯（Marie-Esprit-Léon Walras，1834—1910）的“拍賣人”那樣迭代逼近，直至供求均衡；企業只須遵守兩條規則：使價格等於邊際成本，使生產成本最小化。米塞斯所要求的“計算”，計畫委員會用紙筆照樣完成。反對者譏其為讓官僚扮演拍賣人的烏托邦，但蘭格模式的真正歷史意義在於：它把貨幣與市場的存亡，從一個意識形態問題改寫成了資訊處理與計算能力的技術問題。
約三十年後，蘭格在臨終前寫道，倘若今日重寫當年的答辯，事情會簡單得多：把聯立方程組交給電子電腦，頃刻即得其解；對手所指控的求解困難在很大程度上已成虛幻，市場那種笨拙的試錯，不過是前電子時代的一種計算裝置。論敵們把這稱作“電子電腦烏托邦”。但同樣值得記住的是蘭格的清醒：他明確指出，電子電腦非常適合編制計畫，卻不能取代複雜多變的市場；電腦與市場，是當代經濟管理者手中的兩件核算工具。這句留有餘地的話為半個世紀後的爭論預留了席位：決定性的問題從來不是“機器能不能算”，而是“機器能算到什麼程度、市場還剩下什麼不可替代”。
5.列昂惕夫的“投入-產出”矩陣：沒有市場的價格是可能的
如果說蘭格給出了綱領，列昂惕夫就鍛造了工具。1936年，這位哈佛的俄裔經濟學家發表了投入產出技術的第一篇論文《美國經濟制度中投入產出的數量關係》（Quantitative Input and Output Relations in the Economic Systems of the United States），把整個國民經濟寫成一張棋盤式的矩陣：每個部門既吸收其他部門的投入，又向其他部門供給產出；四個像限分別刻畫部門間技術聯絡、最終使用、增加值構成。只要給定最終需求向量，對（I−A）矩陣求逆，便可一舉算出所有部門所需的總產出。（11）國民經濟第一次在數學上成為一個“可解的系統”。這項工作使他獲得1973年第五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同一年，中國編製出首張覆蓋61種產品的實物型投入產出表，1987年起確立五年定期編制制度。耐人尋味的是，這張表被計畫與市場兩種體制同時採用。美國用它核算國民經濟，蘇聯國家計委的物資平衡表則是它的粗糙表親。它在意識形態上是中立的：一台透視經濟解剖結構的X光機。
比列昂惕夫更進一步的是蘇聯數學家康托羅維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1912—1986）。1939年，他為解決膠合板托拉斯的機器分配問題發明了線性規劃，並證明了一個哲學意味深遠的定理：任何資源最優配置問題的對偶解，都是一組“客觀制約估價”，即影子價格。（12）這意味著價格可以不經任何交易而被計算出來：價格不再必然是市場博弈的產物，也可以是最佳化運算的副產品。米塞斯斷言沒有市場就沒有價格；康托羅維奇用數學回答：有目標函數與約束條件就有價格。他因此與庫普曼斯（Tjalling Charles Koopmans，1910—1985）分享了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6.馬克思的“資產階級權力“理論和20世紀的非貨幣化實驗
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闡述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的按勞分配原則時，提出了"資產階級權力"（"bourgeois right"）這一重要概念：儘管生產資料已經公有化，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但按勞分配仍然遵循著與商品交換相同的等價交換原則——每個生產者按其提供的勞動量領取相應的消費資料。這種"平等的權利"實質上仍是一種"資產階級性質的法權"，因為它只承認勞動量這一單一尺度，而忽視了勞動者在體力、智力、家庭負擔等方面的天然差異，從而在形式平等的背後掩藏著事實上的不平等。"資產階級法權"只能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而逐步被超越。
1917年十月革命直到1970年代，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背景下，有過非貨幣化實驗。實驗一，蘇俄的“戰時共產主義”（1918—1921）：餘糧徵集、實物工資、取締自由貿易，普列奧布拉任斯基（Yevgeni Alexeyevich Preobrazhensky，1886—1937）甚至把印鈔機贊為向資產階級貨幣制度後方掃射的機關槍。結果是工業產出崩塌、農民抗征、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列寧（Vladimir Lenin，1870—1924）以罕見的坦率承認此路不通，1921年轉向新經濟政策，恢復貨幣、市場與商業信用。貨幣被請了回來，這不是出於理論偏好，而是出於饑荒的脅迫。實驗二，中國1958年的大躍進。以陳伯達（1904—1989）為代表的一些人把馬克思關於遙遠未來的論斷演繹為現實政策，鼓吹“貨幣消亡論”“貨幣無用論”，借當年特殊的經濟政治形勢大刮“共產風”，供給制、公共食堂、無償平調盛行一時，搞生產關係的強制過渡。與此相呼應，張春橋（1917—2005）在其《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中，將商品貨幣關係、按勞分配等原則歸納為“資產階級法權”殘餘，主張通過政治運動加以徹底破除，為激進的平均主義和供給制提供了理論依據。（13）事實上，張春橋曲解了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關於“資產階級權力”（ "bourgeois right"）的思想。（14）
這些實驗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共同指向一條鐵律：只要稀缺仍在、資訊仍分散、協調技術仍然缺位，貨幣就不可能被法令廢除。人們可以創造消滅它的形式，但是，其功能會立即寄生到別的宿主身上，而且往往更壞。貨幣只能被替代。問題轉化為拿什麼替代？
7.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控制論的實驗
在20世紀，控制論者試圖把這些部件組裝成整機。1962年，蘇聯控制論之父格盧什科夫（Victor Mikhailovich Glushkov，1923—1982）提出OGAS方案，覆蓋全國的電腦網路，即時採集企業資料、最佳化計畫，進而以電子個人帳戶取代現金，讓貨幣溶解進國家帳本。在部門利益與財政系統的抵制下，這個激進的改革方案最終沒有得到實驗的機會。
1971年至1973年，智利阿連德（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1908–1973）政府實施的控制論實驗，核心項目名為協同控制工程（Project Cybersyn）。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嘗試利用電腦技術和控制論原理，在國家級範圍內實現即時經濟管理與去中心化決策的激進實踐。該項目由英國控制論專家斯塔福德·比爾（Anthony Stafford Beer，1926—2002）主導設計，旨在避免蘇聯式僵化的中央計畫，轉而建構一個具有適應性的“國家神經系統”。改系統由四個關鍵部分組成：Cybernet的通訊網路；Cyberstride的統計軟體；CHECO的模擬系統和位於聖地亞哥的Opsroom（操作室）。
阿連德政府試圖走一條區別於蘇聯集權模式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設計理念與政治意圖：實現反官僚主義，即時響應和工人參與。1972年是智利控制論實驗的高光時刻，面對反對派發起的卡車司機大罷工導致的物資短缺，Cybersyn成功整合了民間運輸資源資料，幫助政府繞過罷工封鎖調配食品，維持了城市基本運轉，被視為系統最成功的實戰應用。1973年9月11日，皮諾切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1915—2006）發動軍事政變推翻阿連德政府。新軍政府視該系統為“社會主義威脅”，將其裝置全部銷毀或廢棄，實驗隨之終止。
雖然阿連德政府始終維持價格管制與貨幣流通，但是，該實驗常被後世“數字社會主義”理論引用，作為演算法替代市場的早期案例。阿連德在智利搭建Cybersyn系統，無疑是在理念和技術上都是早產兒。技術層面的歷史侷限性包括：算力不足，一台大型機的性能不及今日一部手機的百萬分之一；資料不通，資訊靠紙表逐級上報、層層失真；維度爆炸，數百萬種商品的聯立規劃遠超求解能力；偏好黑箱，計畫者不知道消費者明天想要什麼；激勵失靈，企業謊報產能，米塞斯所說的所有者責任無處安放。
阿連德代表的實驗之後繼續存在影響。例如如丹尼爾·薩羅斯（Daniel Earl Saros，?—）提出的“總目錄”模型，設想用“效用點數”替代貨幣，屬於21世紀的理論推演。(15)
8.1990年代：俄羅斯自由主義貨幣實驗和啟發
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的自由主義貨幣與經濟改革實驗，同樣以失敗收場。葉戈爾·蓋達爾（Yegor Timurovich Gaidar，1956—2009）主導的價格自由化與貨幣休克療法，試圖在極短時間內建立市場化的貨幣與價格體系，結果卻引發惡性通膨、盧布信用崩潰與社會財富的劇烈重新分配，鮑裡斯·葉利欽（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1931—2007）執政期間的俄羅斯經濟陷入長期動盪，其代價至今仍在俄羅斯社會結構中留下深刻痕跡。僅憑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設計的貨幣制度，無法單獨承擔穩定貨幣秩序的歷史重任。
當今時代已不存在純粹意義上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式的貨幣選擇，貨幣問題正在超越傳統意識形態框架，進入一個結構與功能同時發生深刻變化的歷史階段。貨幣的結構正從主權國家垂直髮行的單一體系，轉向多層次、多主體、多技術路徑並存的復合形態，貨幣的功能也從單純的交換媒介與價值儲藏，擴展至可程式設計、可追溯、可自動執行的資訊載體。俄羅斯的貨幣改革未能真正化解自身的貨幣困境，根源在於其改革路徑始終未能跟上這一結構性轉變，無論是貨幣局制度，還是隨後的自由放任市場化改革，都停留在傳統主權貨幣的框架之內進行調整，未能觸及貨幣本身正在發生的技術性重構。
貨幣正在加速與意識形態若近若離，向中性化與技術化傾斜的歷史。這是理解當代貨幣變遷最重要的前提。當貨幣的設計逐漸由演算法、協議與分佈式共識機制主導，而非某一政治哲學或經濟學派的理念主導之時，貨幣本身的政治屬性正在被技術屬性逐步稀釋。這一處理程序尚未完成，卻已經構成貨幣消亡這一歷史命題最重要的前置條件。未來貨幣演化必將超越任何單一意識形態所能規定的邊界。急於求成的激進改革所付出的代價，卻需要由最普通的民眾來償還。
9.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阿根廷貨幣制度崩潰與重建
20世紀90年代末，阿根廷為了消除惡性通貨膨脹，實行了嚴格的貨幣局制度，規定阿根廷比索與美元按1:1的固定匯率自由兌換。隨著美元國際市場走強，阿根廷比索實際匯率被嚴重高估，導致出口競爭力下降，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政府只能靠大量借外債來維持這一體系。央行喪失了通過貨幣政策調節經濟的自主權，面對1998年以來的經濟衰退束手無策。2001年12月，隨著市場對政府償債能力產生疑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拒絕發放貸款，引發了嚴重的資本外逃和銀行擠兌。2002年初，阿根廷新政府正式宣佈放棄實行了11年的比索與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
2002年阿根廷貨幣崩潰，本質上是一場自由主義貨幣改革方案的整體失敗。在20世紀90年代，阿根廷貨幣局制度試圖以固定匯率與美元完全掛鉤為基礎，借助規則約束徹底消除財政赤字與貨幣超發的政治空間，結果卻以銀行體系崩潰、社會秩序瓦解而告終。
至2002年5月，阿根廷官方失業率已超過20%(16)。在這樣的情況下，阿根廷的民間信用券體系正是在這一邏輯下誕生，數百萬阿根廷人湧入所謂“以物易物俱樂部”（clubes de trueque），以自制的“信用券”（crédito）維繫日常交換，這一現象最早可追溯至1995年布埃諾斯艾利斯附近貝爾納爾鎮的一次庭院集市，此後迅速擴展為覆蓋數百萬參與者的全國性網路。其運作最初依託互助交換網路（local exchange trading system，LETS）的記帳原理，隨後演變為印刷發行的實體票券，由“全球多重互惠交換俱樂部網路”（Red Global de Clubes de Trueque Multirecíproco）統一組織管理。參與者多為在20世紀90年代末經濟衰退中失業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層，這一群體構成，恰恰揭示了正式貨幣體系失靈時，社會資本與互信網路如何填補制度真空。以物易物俱樂部網路的參與規模在此期間急劇擴張。據統計，2001年至2003年間，貨幣局制度取消，約有250萬阿根廷人參與此類信用券體系。其規模之大，足以說明官方貨幣體系失效後民間自發秩序重建之速與之烈。(17)
從2001至2023年，直到2023年哈維爾·米萊（Javier Gerardo Milei，1970—）執政，阿根廷在20年的時間中，實際上處於民間信用制度和沒有完全消亡的政府信用制度並存的“二元信用體系狀態。真實歷史是，一旦貨幣的官方形式死亡，貨幣作為交換媒介、價值尺度與儲藏手段的功能，更為原始的民間自救形態重新顯現。這一規律並非阿根廷獨有，英國經濟學家拉德福德（Richard A. Radford，1919—1984年）在其發表於《Economica》期刊的經典論文《戰俘營的經濟組織》（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a P.O.W. Camp）中早已系統記述，二戰戰俘營內香菸因其勻質、耐存、便於分割的物理特性，自發演化為承擔貨幣全部職能的通貨，甚至遵循格雷欣法則，品質較劣者驅逐品質較優者流通。(18)短缺經濟中烈酒充當支付手段的現象，同樣印證了這一規律的普遍性。簡言之，貨幣的產生與消亡，從來不取決於理想的設計，而取決於稀缺與信用能否維持交換的連續性。
米萊執政之後，阿根廷經濟仍未真正解決通貨膨脹頑疾，雖然2025年通膨率降至31.5%，為八年來最低水平，其絕對水平依然遠高於國際正常區間，貨幣信用尚未真正重建。(19)試圖將加密貨幣引入阿根廷政策，因為2025年爆發“LIBRA”加密貨幣醜聞而失敗。(20)自由放任式貨幣治理在面對新型技術貨幣時的制度性無力。阿根廷未能跟上貨幣結構與功能變化的時代節奏，恰是這場失敗最深層的註腳。
10.加密貨幣：一種隱蔽的貨幣消亡模式
加密貨幣的歷史作用不在於取代法幣，而在於把貨幣的三重本質，即資訊、勞動債權、社會記憶，從金銀和國家信用裡剝離出來，還原為純粹的可計算對象。而AI的介入，恰恰加速了這場剝離，同時也抽掉了加密貨幣自己腳下的地板。第一,加密貨幣證明了貨幣可以是一套無需國家的協議，這是對貨幣物性的第一次徹底祛魅。比特幣的真正貢獻不是它的價格，而是它在工程上證明了科切拉科塔那句“貨幣即記憶”可以被字面實現。一個全球共享、不可篡改的帳本，就是社會記憶的機器化身。一旦貨幣被公認為帳本上的一條記錄，它作為獨立“事物”存在的理由就被掏空了一半。第二，AI與加密的結合，正在催生一種機器對機器交易層，而這一層根本不需要人類意義上的貨幣。這是最關鍵、也最少被談及的一點。加密貨幣（尤其是穩定幣和可程式設計代幣）意外地找到了它真正的歸宿：不是給人用的，而是給AI用的。當無數AI智能體在鏈上以毫秒級、零信任、可程式設計的方式彼此支付，如為一次推理付費、為一份資料流付費、為一段算力租用付費，這套系統就成了一個純粹的能量與算力的記帳層。它在形式上還叫貨幣，功能上已經是馬斯克設想的那個直接核算物質流的系統的雛形。人類貨幣在這裡不是被打敗，而是被繞過。第三,當AI讓價格發現變得近乎完美、讓每一種資源都能被即時精確定價、讓智能體網路能夠直接以能量和算力為單位清算，那麼投機—價格波動—財富儲藏這一整套圍繞加密貨幣生長出來的金融敘事就會枯萎。加密資產退化為純粹的機器清算單位（此時它是記帳工具，不是財富）。貨幣這個身份都在它身上瓦解。它幫著殺死了法幣的物性與國家壟斷，然後AI又抽掉了它自己的貨幣性。
加密貨幣證明貨幣可以是一套無需國家的協議；央行數字貨幣則證明貨幣可以是一條可程式設計的帳本記錄，可以設定用途、期限乃至負利率的智能票券。兩個方向殊途同歸：都剝掉了貨幣最後的物性與匿名性，把它還原為純粹的資訊。而一旦貨幣被公認為資訊，科切拉科塔的命題就從隱喻變成工程說明書：貨幣即記憶，支付即記帳。可程式設計貨幣其實已是半個計畫。一張規定了用途與期限的數字券，與其說是貨幣，不如說是配給憑證的高技術形態。這就是為什麼說數字貨幣是貨幣消亡的預演：它不是貨幣的強化，而是貨幣的臨終形態，先化為帳本裡的數字，再化為演算法裡的變數，只待被吸收進一個更大的分配系統。
簡言之，加密貨幣不是貨幣消亡的替代者，而是它的解剖刀和預演。它通過對貨幣的祛魅和去人化，最終連自身的貨幣身份也一併消解。可以說，數字貨幣是貨幣消亡的第一階段，加密貨幣把它演繹得最激進、最赤裸。
11.token預示：用一種新的貨幣形態推動經典貨幣消亡
token有三重含義：其一，金融/加密語境的 token（代幣）。這是通常說的加密代幣、穩定幣、平台積分、“萬物代幣化”（tokenization of everything）裡的那個token。其二，AI語境的 token（詞元）。這是大模型處理文字的最小單位，也是AI算力定價的基本單位，“每百萬token多少錢”。其三，是這兩者正在悄悄合流的那個東西。
經典貨幣（法幣）的三大支柱是：國家主權信用、作為統一價值尺度的壟斷地位、作為財富儲藏手段的功能。token形態從三個方向同時侵蝕它們：在計價尺度上，當“算力—能量”本位提供了一個比法幣更穩定、更貼近物理現實的尺度，法幣作為"價值標準"的權威被架空，就像有些國家央行今天調控的早已是利率而非貨幣數量，貨幣在自己的理論殿堂裡已先行淪為幽靈。在流通中介上，token化讓資產直接互兌，掏空了貨幣作為交換中介的必要性。在財富儲藏上，這是法幣最後、也最頑固的堡壘。只要還存在不可再生產的稀缺物，如特定區位的土地、原作、聲譽、注意力，就仍需要某種儲藏和索取權憑證。token會退守到這裡，但此時它已不再是貨幣，而更像稀缺資源的所有權登記。
所以，token確實預示了一種新形態，但這個形態的歷史意義是貨幣的自我了斷，而非貨幣的改朝換代。加密意義的token取消了貨幣與資產的界限，AI意義的token提供了取代貨幣的實物本位，兩者合流指向一個以“算力—能量”為基礎、可程式設計、去中介的核算系統。它推動經典貨幣消亡的方式，不是打敗它，而是讓它變得多餘。先奪走它的計價權，再奪走它的中介權，最後把它擠壓到稀缺資源登記這個殘餘角落，而在那個角落裡，它已經不再是馬克思、馬斯克所討論的那個貨幣了。
12.UBI的超前歷史意義：貨幣蛻變為純粹資訊
UBI（全民基本收入）則是分配一側的預演。表面看，UBI在發錢，似乎強化了貨幣；辯證地看，它切斷的恰是貨幣最深的根系，即貨幣與勞動的紐帶。工資是貨幣流入千家萬戶的主動脈，也是貨幣驅人勞動的鞭子；UBI以普遍性、無資格審查、不強制勞動為特徵，讓收入與勞動脫鉤，貨幣便從生存的強制退化為消費份額的憑證。這在馬克思的坐標系裡位置精確：勞動券把消費與勞動貢獻相捆綁（按勞分配），UBI把兩者解綁，恰是從按勞分配滑向按需分配的中間形態，一種半貨幣。當AI承擔了勞動，把消費資格繫於勞動貢獻將日益荒謬；UBI的興起不是貨幣的勝利，而是貨幣邏輯開始退役的訊號。
13.馬斯克的邏輯與遠見：一個工程師的政治經濟學
馬斯克大概從未通讀《資本論》，卻用工程師的語言獨立推匯出了相鄰的結論。他的推理鏈條值得完整復原。
13.1.重新定義貨幣。2025年末的一次播客訪談中他說得直截了當：貨幣說到底是一個勞動分配的資料庫，是社會用來記錄誰有權支配多少勞動的資訊系統；他進而斷言，貨幣作為一個概念終將消失。（21）在一個任何人可以擁有任何東西的未來，你不再需要這個資料庫。請注意這個定義的譜系：它與科切拉科塔的“貨幣即記憶”、與本文第二節的“資訊壓縮器”完全同構。馬斯克不從價值論出發，而從資訊理論出發，抵達了同一個貨幣本體論。
13.2.物理學框架。馬斯克習慣把經濟學還原為物理學：產出約等於能量乘以智能對能量的使用效率。在他看來，一旦AI提供近乎無限的智能、機器人提供近乎無限的勞動，經濟的最終約束就只剩能量與物質，這正是卡爾達肖夫文明等級的語言。他多次表示貨幣屆時將不再相關，並打過一個精妙的比方：貨幣會變得像氧氣，極度充裕，以至於人們根本不再想起它，儘管它仍在背景中存在。這個比方比廢除高明得多：氧氣無人定價，不是因為被禁止，而是因為不稀缺。他還坦言靈感部分來自伊恩·班克斯（Iain Menzies Banks，1954—2013）的“文化”系列科幻，那個由超級智能管理的後稀缺文明裡，貨幣根本不存在。
13.3.親手搭建全端。這是馬斯克區別於一切書齋預言家之處：特斯拉的太陽能與儲能對應能量，xAI與自動駕駛對應智能，Optimus人形機器人對應勞動，星艦對應物質與空間。特斯拉2025年發佈的第四篇總體規劃，強調“可持續的富足”（sustainable abundance）。（22）他給出的時間表是：十到二十年內工作變為可選項，無人為生存而勞作；社會將實行“全民高收入”而非全民基本收入，商品與服務不虞匱乏；2025年12月他甚至公開表示，未來將不再有貧困，因而無需為孩子儲蓄。他自估這一“良性情景”約有八成機率，並承認在其餘情形下一切皆無定數；他同樣看到了彼岸的深淵，如果電腦和機器人事事強於你，你的生命還有何意義？這一問，與馬克思設想的“勞動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恰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就馬斯克的遠見基於他看見了三條成本曲線：每美元的智能、每美元的能量、每美元的靈巧，正同時指數下墜並將在某點交匯，而交匯之處就是貨幣諸前提的塌方之處；並且他不滿足於看見，而把自己變成了壓低這三條曲線的最大工程力量。他的邏輯一言以蔽之：貨幣是為勞動稀缺加資訊分散這一格局設計的資料庫，而這兩個前提正在被他自己的產品線拆除。
14.馬克思和馬斯克：兩位先知，遇見貨幣消亡的兩種結局
馬克思和馬斯克具有驚人的共同點：其一，兩人都拒絕把貨幣視為自然物，而視之為歷史範疇，一種與特定稀缺格局繫結的制度，格局變則制度亡。這在思想史上源遠流長：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約公元前384–前322）早已指出貨幣因約定而非自然而存在，故可因約定而改變（23）；莫爾（Thomas More，1478—1535）的烏托邦人用黃金鑄造便桶（24）；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1888年的《回顧》設想了無貨幣的信用卡社會（25）；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1930年預言百年之後經濟問題將獲解決，對金錢的貪愛將被視為一種可厭的病態（26）。馬克思與馬斯克站在這個譜系的兩端。其二，兩人都是生產力一元論者。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寫下名句：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27）那麼，智能磨產生什麼社會？馬斯克用成本曲線給出了同一結構的回答。其三，兩人鎖定的引爆機制是同一個。“機器論片段”中那個吸收了社會一般智力、把活勞動排擠到生產過程之旁的自動機器體系，與馬斯克的“AI加Optimus”是同一事物的兩次命名；馬克思由此推出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將崩潰，馬斯克由此推出貨幣作為概念將消失。一個從勞動價值論出發，一個從資訊理論與物理學出發，殊途同歸。這種相隔百年的獨立收斂，正是我們應當認真對待這一預言的最強理由。
馬克思和馬斯克的差異同樣具有教科書般的對稱性。馬克思生活在計算科學尚不存在的時代，他的望遠鏡看得見階級，看不見程式碼：他以為奪取所有權之後社會記帳不過是簡單簿記，全然未料協調問題需要一整個世紀的數學與矽片方能攻克。這個盲區，讓二十世紀替他的急躁信徒付出了學費。馬斯克生活在政治想像力貧乏的時代，他的望遠鏡看得見程式碼，看不見階級：他從不追問那個馬克思視為全部問題之核心的問題：機器歸誰所有？如果Optimus大軍是私人資本，富足完全可能不通向貨幣消亡後的自由王國，而通向一種更古老的東西：領主向依附者發放實物配給的莊園制，只不過領主換成了演算法的主人。一句話：馬克思有目的地而沒有機器，馬斯克有機器而沒有追問。每個人都看見了對方時代所遮蔽的那一半真相。
由此可以給出分階段展開，包括過渡路徑的版本：現金消亡（已基本完成）；貨幣全面帳本化、可程式設計化（進行中）；工資在分配中的比重持續下降，UBI走向全民高收入（初現端倪）；計畫飛地從企業內部向電網、物流、醫療、公共採購擴張，市場收縮為系統之間的介面協議；可複製品進入免費層，貨幣退守區位、原作與聲譽等殘餘稀缺；至於最終形態，則取決於四個前提能否同時滿足，即近乎無限的廉價能源、成熟可靠的機器人勞動、可問責的分配演算法，以及被正面回答的所有權問題。缺任何一項，貨幣都將繼續存在；而強行超越任何一項去消滅貨幣，1921年的彼得格勒早已給出判詞。
所以，貨幣消亡本身並無褒貶。它可能是自由王國的門票：人從必然王國中解放，勞動成為第一需要，貨幣如氧氣般沉入背景：馬克思的高級階段與馬斯克的良性情景在此重合。它也可能是數字莊園的門禁：須知貨幣雖是異化之物，卻也是底層民眾兜裡最後一份通用權力。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1821—1881）在西伯利亞獄中寫道，貨幣是鑄造出來的自由。（28）消滅了貨幣而不解決權力，人失去的恰是這份無須向任何演算法申請許可的自由；屆時的配給憑證可以被設定用途、期限與忠誠條款，那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技術封建制。
蠟燭熄滅之後，房間是被眾人共有的黎明照亮，還是只剩一盞由他人掌握開關的燈，這才是“AI與貨幣消亡”這道題真正的題眼。技術回答了馬克思的時代無法回答的“能不能”，卻把馬克思的時代早已提出的“歸誰、由誰、為誰”原封不動地推回到我們面前。馬斯克造出了蘭格夢想的電腦；歷史則在等待有人回答馬克思的問題。貨幣的黃昏已經可以望見。黃昏之後是長夜還是黎明，不取決於機器的算力，而取決於人類此刻的制度想像力。
15. AI推進和完成對傳統貨幣體系支柱的解構
15.1.算力支柱解構。當年困死蘇聯計委的百萬維線性規劃，在今天的資料中心裡是常規作業；強化學習求解的高維動態最佳化，其複雜度遠超戈斯普蘭面對過的任何問題。證據不必求諸未來，只需看現在的企業內部：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10—2013）的企業理論早已點破，企業本是市場汪洋中的計畫孤島，其邊界取決於內部組織成本與市場交易成本的相對高低。（29）AI壓低內部協調成本的速度，遠快於壓低市場交易成本的速度，企業內部經濟規模超過許多主權國家的GDP，其內部沒有討價還價，只有演算法調度：預測、分倉、路由、定價一體完成。市場曾是人類擁有的唯一一台經濟電腦；如今它只是諸多演算法中的一種，且未必是最快的那種。“電子電腦烏托邦”之譏，正在變成平淡無奇的維運日誌。
15.2.資訊支柱的解構。哈耶克最深的論點是默會知識無法被中央獲取，但感測器、交易流水與行為資料正把默會變為顯明。平台在你表達需求之前就預測了你的需求：C2M反向定製讓工廠按預測資料開工，亞馬遜早在2013年就註冊了“預判式發貨”專利。（30）價格是滯後的、低頻寬的訊號；資料是前瞻的、高頻寬的訊號。哈耶克說價格體系是奇蹟般的電報機。（31）他說得對，但電報終究被光纖取代了。
15.3.勞動價值支柱的解構。當AI與人形機器人使勞動的邊際成本趨近於零，貨幣所計量的那個實體，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本身就在蒸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工資萎縮，貨幣失去主動脈；生存強制解除，貨幣失去鞭子。產品價格將坍縮至其能源與物料含量，正如資訊產品的價格已坍縮至近於零。屆時貨幣並非在所有領域同時死亡，而是節節退卻：先從可無限複製的資訊品退出（已經發生），再從可機器人化生產的物質品退出，最後固守於不可再生產的稀缺物，特定區位的土地、原作、聲譽與注意力；而即便在那裡，配給也未必採取貨幣形態，排隊、抽籤、聲望與社會協商都是候選者。信任之牆同樣在消解。當全民帳本基於區塊鏈和央行資料庫，賦予社會完美的記憶，作為分佈式記憶裝置的貨幣就成了冗餘備份。支付退化為記帳，記帳退化為日誌；代幣溶解於帳本，帳本溶解於分配演算法。
結語
AI對貨幣的第一重作用確實是完善，使其無摩擦、可程式設計、全知全能；但完善即掏空。當每一筆交換都可被預測、被撮合、被記錄、被清算於無形，“一般等價物”就退化為系統日誌中的一個欄位。貨幣的黃昏不會以廢除法令的形式到來。會像煤氣燈在電網時代那樣，無人下令，自然熄滅。貨幣的完成，就是貨幣的消亡。
值得關注的是，主流貨幣理論早已悄悄把貨幣從模型裡寫掉：威克塞爾（Johan Gustaf Knut Wicksell，1851—1926）一個多世紀前就構想了“純信用經濟”；法瑪（Eugene Francis Fama，1939—）與布萊克（Fischer Sheffey Black，1938—1995）在1970—1980年間論證了“沒有貨幣的金融體系”在邏輯上完全自洽（32）；伍德福德（Michael Dean Woodford，1955—）2003年的《利息與價格》（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當代中央銀行的案頭書，提出徹底的在“無現金極限”下建構整個貨幣政策理論。（33）有些國家央行調控的早已不是貨幣數量而是利率；貨幣在自己的理論殿堂裡，已先行淪為幽靈。
晚唐代表詩人李商隱（約813年—約858年）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留下“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登樂游原》）著名詩句，描繪的是絢爛的夕陽景色，對美好事物短暫的惋惜之情溢於字面。在人類文明歷史上，貨幣歷史悠久而絢麗，在21世紀的此時此刻，因為AI對經濟主體、形態和基礎結構的根本性改變，正在不可逆轉的走向黃昏，人們現在所看到貨幣經濟的所有精彩，終究都是黃昏的餘暉。 (New Econom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