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安理會已經投了三輪非正式投票，七個候選人，沒一個能跨過五常的門檻。古特雷斯年底卸任，明年1月1日新秘書長上任，這個人現在連影子都沒有。
《南華早報》9月26日報導說，格林斯潘和羅德里格斯-伯基特都在考慮範圍內，格羅西已被排除。這篇報導披露的候選人名單和投票資料，只是表面。這屆秘書長難產的真正原因，不在候選人身上，在聯合國這個機構本身。
聯合國秘書長這個職位，從來不是一個實權位置。它沒有軍隊，沒有預算，沒有強制力。它有的只是道義權威和斡旋空間。但恰恰因為如此，五常才格外在意誰來坐。秘書長的一句話可以給一場戰爭定性，一次斡旋可以改變一場談判的走向。在俄烏戰爭、加薩衝突、中美博弈同時激化的當下，秘書長站在那一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五常誰都不敢在這個位子上放一個自己拿不準的人。
問題在於，五常對“拿得準”的定義，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沃爾茨說，下一任秘書長必須“符合美國的價值觀和利益”。美國國務院要求每個候選人公開承諾“讓聯合國回歸初心”。這話的潛台詞是，華盛頓想要一個在價值觀和議程上跟美國一致的秘書長。川普政府一度屬意格羅西，川普本人也公開支援過。但格羅西在三輪投票中反對票從2票漲到6票。一個被華盛頓公開力挺的候選人，反對票只增不減，說明反對他的力量很堅定。
俄羅斯副外長阿利莫夫說，俄羅斯將爭取讓新任秘書長重新考慮古特雷斯領導下聯合國秘書處“偏袒烏克蘭”的方針。拉夫羅夫說得更直白，莫斯科在考慮人選時，會把古特雷斯的“親西方傾向”納入考量。這意味著，任何被認為與華盛頓關係過密的候選人，在莫斯科那裡都過不了關。
中國沒有公開表態支援誰，但中國的四條標準是公開的。王毅今年5月系統闡述了中方立場：堅定捍衛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具備豐富的政治外交經驗和綜合協調能力，重大問題上主持公道，尤其重視開發中國家利益和訴求，能夠把准聯合國改革方向。四條標準裡，真正有區分度的是第三條，“重視開發中國家利益”。
三條標準放在一起，問題就出來了。美國要一個符合“美國利益”的秘書長，俄羅斯要一個不“偏袒烏克蘭”的秘書長，中國要一個“重視開發中國家利益”的秘書長。三個標準之間沒有交集。能同時滿足華盛頓、莫斯科和北京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基本不存在。遴選變成了一場沒有贏家的博弈。
但更根本的問題在於，五常之間的信任赤字已經大到連“選人”這件事都談不攏了。過去幾十年，秘書長人選雖然也要經過激烈博弈，但最終總能找到一個各方勉強接受的人。德奎利亞爾、加利、安南、潘基文、古特雷斯，每一個都是妥協的產物，但每一個也都順利上任。因為那時候五常之間還有基本的對話方塊架，還有最低限度的共識。現在這個框架正在瓦解。俄烏戰爭讓美俄關係降到冰點，加薩衝突讓美中在中東問題上的立場尖銳對立。五常在全球治理的每一個重大議題上都在掰手腕，怎麼可能在“選誰當秘書長”這件事上達成一致?
還有一個很少被討論的因素，聯合國自身的處境讓這個職位變成了燙手山芋。國際危機組織全球問題與機構主任理查德·高恩說了一句話：“我真的覺得想坐這個位子的人應該先做一下精神測試。賭注極高，聯合國上下普遍有一種感覺，下一任秘書長可能成就這個組織，也可能毀掉它。”聯合國的財政困難已經到了連日常運轉都捉襟見肘的地步，改革停滯不前，在加薩和烏克蘭問題上的無力讓它的公信力持續受損。誰坐上這個位子，誰就要面對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一個五常互相拆台的環境裡，維持一個正在被邊緣化的國際組織的運轉。
這就是為什麼安理會現在正在考慮最後一刻加入競選的潛在人選。阿聯國務部長努塞貝、荷蘭前副首相卡格、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匈牙利前總理歐爾班，名字都在討論範圍裡。但這些人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公開表示有意參選。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這個位子現在不好坐。
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權衡”，本質上是在回答一個比“選誰”更根本的問題：這屆秘書長，中國到底想要什麼樣的聯合國?一個能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的秘書長，一個能在加薩問題上說公道話的秘書長，一個能推動聯合國改革、增加開發中國家代表性的秘書長。但這個秘書長首先要能過美國那一關，而美國現在對聯合國的態度是“要麼聽我的，要麼我繞開你”。
所以這屆遴選“難”，不是程序出了問題，是這個世界出了問題。當大國之間連“誰當秘書長”都談不攏的時候，聯合國還能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作用，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新任秘書長明年1月上任，接手的將是一個財政困難、改革停滯、在重大危機中日益被邊緣化的國際組織。而選他出來的人，恰恰是那些讓他難以作為的人。
這個悖論，才是這屆遴選最深的困局。秘書長的人選懸念，不過是聯合國困境的冰山一角。這座冰山下面，是五常之間正在擴大的裂痕，是全球治理體系的慢性失血，是這個世界對“集體安全”這四個字越來越深的懷疑。 (時報新徵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