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咚咚咚！”
“有人在家嗎？”
10月初，美國洛杉磯韓國城，34歲的塔爾·利維和36歲的凱爾·斯科布林手捧一疊傳單，在一棟普通的公寓樓裡挨家挨戶地發放宣傳單。
當天，在“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協會”（DSA）的號召下，約300名志願者在洛杉磯各個社區敲門。
這些人平均年齡不超過30歲，近一半人是頭一次參加這類活動——沒有電視廣告，沒有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大額支票，手裡只有一份門牌號清單和用來錄入選民資訊的手機應用程式。
“我其實不太會去投票，”30多歲的餐廳服務員丹尼爾開門後提醒道，想說服他可不容易。他說：“如果候選人沒有大公司的資金支援，我才會投票。”
利維回答：“我們的候選人不像其他人，不會接受任何企業捐款。”
聽到這句，丹尼爾才接過傳單，還留下了自己的信箱地址。
法國《世界報》稱，這正是美國“新左翼”採取的“草根打法”：挨家挨戶走訪、動員志願者、建立選民資料庫，靠年輕人對現狀的不滿，一步步把DSA候選人送進市、州、聯邦各級議會。
DSA異軍突起的聲勢，早已不止於街頭。
過去兩年，DSA這個自稱“運動”而非政黨的組織，會員從十年前的幾千人增至12萬，成為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主義”組織。今年夏天，DSA支援的候選人在科羅拉多、紐約、密歇根、賓夕法尼亞等州的民主黨初選中接連掀翻建制派。美媒稱之為DSA的“勝利之夏”。
美媒觀察到，DSA的上升勢頭已經在主流民主黨人中引發了驚愕，有時甚至是恐慌。不少民主黨人將其視作“特洛伊木馬”，唯恐被DSA“奪舍”。同時，共和黨忙著把DSA和民主黨棍捆綁在一起，貼上“共產主義”標籤，敲響所謂“紅色警鐘”。
儘管如此，“社會主義”這個在美國長期敏感的詞，已經被美國“新左翼”力量推到台前。蓋洛普9月資料顯示，43%的美國人對“社會主義”持正面看法，18至34歲群體中這個數字是57%。
11月中期選舉在即，民主黨被普遍預期重奪眾議院，在參議院縮小與共和黨的差距。但也有人認為，DSA對民主黨來說，既是助力，也是風險。《華爾街日報》提出一個觀點：中期選舉結果如何，還要看選民更厭惡總統川普，還是被刻意妖魔化的“社會主義”。
01. DSA迎來黃金時刻？
DSA不是政黨，是一個全國性的“民主社會主義”組織，活躍成員約12萬，在50個州都有分支。
它的組織形態在美國左翼歷史上相當罕見。英國《衛報》觀察指出，這是一個“完全民主運作的組織”，允許成員設定目標、選舉領導人並修改章程，各派系以“核心小組”形式公開爭奪權力，領導人有明確任期限制。這種機制也讓DSA避開了美國左翼歷史上內訌分裂的老路。
在綱領上，DSA比民主黨主流激進得多：全民醫保、免學費教育、全民住房保障、帶薪家庭假、免費兒童保育，向最富有階層加稅、批評財富集中，廢除爭議纏身的移民執法局（ICE），削減警察預算，並反對美國軍事援助及“與以色列的特殊關係”。
2016年和2020年，佛蒙特州獨立參議員桑德斯兩次衝擊總統初選，把“社會主義”一詞帶進了主流政治話語，也點燃了整整一代年輕人。桑德斯並非DSA成員，但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
去年11月，DSA成員佐蘭·馬姆達尼擊敗建制派，當上了紐約市長。這成為DSA發展的又一個轉折點，此後會員幾乎翻倍，分會也在佛羅里達、德克薩斯、堪薩斯這些並非傳統左翼溫床的州生根。
2026年中期選舉周期，DSA總部和地方分會支援了數百名候選人。
據布魯金斯學會8月的研究，大約282名候選人獲得DSA各分會支援或推薦，其中包括64名國會候選人、15名州級公職候選人、104名州議員候選人和99名地方公職候選人。初選季結束後，DSA自稱已在全美贏得67場選舉。
布魯金斯學會分析指出，DSA支援的候選人多數集中在地方和州議會，聯邦層級勝率並不高。
但美國智庫安全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達莉婭·阿基迪認為，DSA的策略很清楚：不必說服全國多數人放棄資本主義，只需在精心挑選的深藍選區拿下民主黨初選，就能把成員送進國會。
她認為，DSA將在中期選舉期間迎來迄今為止最大的政治突破，並進入“黃金時刻”。
02. “美國年輕人自認為過得不如父母”
在以私營企業、個人抱負和經濟機會為基礎的美國，“民主社會主義”為何能找到如此多的擁躉。
阿基迪8月刊文稱，答案很大程度上在於年輕美國人以及左翼思想在大學校園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多年來，進步活動家和學生組織一直挑戰資本主義，他們認為經濟不平等是由一個根底子上不公正的制度造成的，並倡導“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替代方案。
這一資訊引起了正苦苦掙扎於高昂房價、學生貸款和不確定經濟前景的年輕一代的共鳴。
通膨疊加住房、學費、醫保帳單，讓“美國夢”對年輕人而言越來越像傳說。對於他們來說，免費大學教育、全民醫保和更大的經濟平等等承諾很容易在政治上獲得支援。
皮尤研究中心7月的調查顯示，認為購房困難的年輕人從2021年的70%增至87%，認為支付大學學費困難的比例從71%增至82%，認為就業困難的比例從40%增至64%。
“X世代和千禧一代算得上是第一代認為自己不會比父母過得更好的人。”DSA聯合主席羅默表示。
在CNN的報導中，一名DSA成員這樣定義他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意味著醫療保健，意味著住房，意味著兒童保育。政府有責任切實保障公民享有這些權利，因為這是我們生活所必需的。”
DSA全國聯合主席阿希克·西迪基在接受採訪時說，DSA希望代表那些被政治體系排除在外的勞動者——他們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同時打幾份工才能維持生計，卻眼看著億萬富豪越來越富有。
桑德斯、馬姆達尼的作用同樣不可替代。分析指出，桑德斯的兩次參選總統“重組了左翼組織”，使選舉制度成為爭奪權力、建構群眾政治的宏大戰略的一部分。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則證明，“民主社會主義者”可以在全美最大的城市贏得行政權力。
當然，DSA的崛起也離不開其組織方式的變化。它不再只關注政治理念的傳播，而是將選舉視為建立群眾基礎、爭取政策影響力的重要手段。
03. 民主黨人害怕被“奪舍”
對民主黨人來說，DSA既是機會，也是麻煩。
DSA候選人幾乎都打著“降低生活成本”的旗號，這和整個民主黨的主旋律一致。但他們走得更遠：全民醫保、對富人大幅加稅、廢除ICE、強烈反對美以特殊關係。在深藍選區，這些主張能贏初選；但在搖擺選區，建制派擔心會把中間選民嚇跑。
皮尤資料顯示，18至29歲選民中，39%喜歡“民主社會主義”；民主黨自由派中，有52%持正面態度。但對民主黨傳統票倉的少數族裔，這個標籤反而是毒藥：支援“民主社會主義”的白人佔40%，亞裔30%，黑人21%，拉美裔僅20%；古巴裔、委內瑞拉裔選民更是持負面態度。
路透社分析師也指出，即使民主黨因川普低支援率和物價問題佔優，真正競爭席位只有40至50個，預計拿回眾議院後多數也有限。共和黨把民主黨整體往“社會主義者”方向貼標籤，在膠著選區可能把優勢縮小一兩個百分點。
除選情因素外，建制派民主黨人還擔心DSA的影響力過大，導致黨派進一步左傾。
而且，DSA並不滿足於在民主黨內部爭取幾個席位，而是希望改變民主黨的政策方向，乃至重新定義美國政治討論中的經濟議題。
值得注意的是，在眾議院席位差距極小的情境下，即便是一個規模不大的DSA黨團，也可能在議長選舉、委員會席位分配和關鍵立法投票中獲得不成比例的槓桿。
美國社會學家大衛·普魯克指出，如果這些“民主社會主義者”借助民主黨的“藍色浪潮”成功當選，他們可以與更多自認為進步派的民主黨人一起組成“一支凝聚力強的立法力量”。他說：“如果民主黨在國會贏得多數席位，黨內領導層就必須直接與這群人打交道，才能推動任何法案獲得通過。”
“這或許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可能達成的最大成就，”阿基迪表示，“即在從未贏得大多數美國人支援的情況下，改變了美國兩大政黨之一的格局。”
她同時指出：“這或許是民主黨的黃金時刻，但也可能標誌著民主黨政治身份危機的開始——最大威脅或許並非來自對面的共和黨人，而是來自其內部的‘民主社會主義者’。”
04. 川普和共和黨人猛敲“紅色警鐘”
DSA的崛起，也為共和黨提供了一個現成的攻擊目標。
川普和共和黨人把“民主社會主義者”與民主黨整體聯絡起來，試圖將中期選舉包裝成一場關於“社會主義還是美國傳統價值”的選擇。
DSA聯合主席梅根·羅默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對組織綱領中的一些主張作出了明確回應。當主持人詢問是否支援廢除參議院、改變現有總統和最高法院制度、廢除ICE、削減五角大樓預算，以及在長期目標中廢除監獄時，羅默對其中多項主張表示贊同，並將部分目標描述為長期計畫。
這番表態讓共和黨獲得了攻擊素材，也使外界更容易將DSA的綱領與民主黨全面繫結。儘管DSA的組織綱領並不等於所有民主黨人的政策立場，甚至不等於所有“民主社會主義者”的完整主張。
根據多項民調結果，“民主社會主義”在美國的市場不小，但在不同陣營中差距很大。
福克斯新聞9月的一項民調顯示，55%的登記選民對DSA持負面看法。CNN發現，近三分之一民主黨人自認為是“民主社會主義者”。另一項調查發現，近六成民主黨人對“民主社會主義”持積極態度。
此外，54%的登記選民根本不會考慮投“民主社會主義”的總統候選人。
這些資料說明，美國選民對“民主社會主義”的態度存在明顯分化。有人支援提高最低工資、降低醫療成本，卻未必願意接受“民主社會主義者”身份；也有人反感川普，卻同樣不希望民主黨向左轉得太遠。
因此，多家美媒分析認為，共和黨能否利用DSA爭取選票，取決於它能否把抽象的意識形態爭論與具體政策後果聯絡起來。反過來，如果共和黨只顧著給民主黨貼上“共產主義”標籤，卻無法拿出降低房租、食品和能源成本的實際方案，選民也可能認為這只是一場轉移視線的政治表演。
05. “更大的難關等著DSA”
如果把DSA在2026年初選中的表現視為美國政治全面左轉的訊號，可能為時過早。
首先，DSA的勝利高度集中在深藍城市初選。布魯金斯學會的結論是，DSA今夏的成功“被誇大了”，因為其勝選選區在普選中本就不會落入共和黨之手。分析進一步指出，在最有可能翻盤的眾議院選區，民主黨初選選民提名的主要是更溫和的候選人。
其次，年輕選民的熱情能否轉化為持續投票，仍是一個問題。中期選舉的投票率通常低於總統選舉，而住房、醫療等議題帶來的不滿，也不一定會自動轉化為對“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支援。
今年8月，威斯康星州州長初選提供了一個冷水樣本：DSA支援的弗朗西斯卡·洪在民調中領先，最終卻在黨內初選中輸給了對手。Politico認為，這代表了DSA和左翼力量的“瓶頸”。
而且，DSA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紅星黨團”、主張以武力奪取政權為最終目標的“共產黨黨團”。它與自家明星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OC）的關係也一波三折——2024年，DSA全國政治委員會曾威脅撤回對她的支援，理由是她“反對以色列的力度不夠”。
美國“社會主義”雜誌《雅各賓》指出了DSA更深層的困境：贏得與民主黨建制派的初選是首要挑戰，但“如何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駕馭‘社會主義’治理的複雜性和矛盾性，才是更難踰越的障礙”。
文章進一步指出，過去十年，左翼基本解決了“能否在民主黨內部開展工作”的問題，但尚未解決“如何有效地開展工作，同時避免重蹈覆轍，像以往許多美國左翼人士那樣在與民主黨合作時陷入困境”。
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孟維瞻表示，美國的選舉制度採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贏者通吃）規則。候選人除非在選區內得票最高，否則無法當選。這一機制不同於比例代表制，極大壓縮了小黨生存空間。簡單多數制選舉天然傾向於產生兩黨制。總統選舉中的選舉人團制度進一步強化了兩黨主導格局。
美媒分析認為，2028年總統初選時，左翼需要一個能把階級議題、反建制情緒和可治理性結合起來的候選人，而不是只靠“反川普”或身份政治。桑德斯證明了可能性，但如何在資本主義國家裡真正治理，而不是永遠當批評者，仍是更大的考驗。
06. DSA或推動民主黨人改變對華立場？
整體上，DSA主流在對外政策上的立場是明確的。
DSA在2021全美大會通過的《政治綱領》中提出四大議題：結束美國的戰爭機器，削減五角大樓預算；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對以色列的一切經濟和軍事援助；結束封鎖、禁運和制裁，停止對伊朗、古巴等國的經濟戰；以及，廢除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
同時，DSA在多項檔案中指出：拒絕美國對華“新冷戰”。該協會反對美國以“大國競爭”為框架的對華對抗，反對貿易戰，反對將資源投入海外軍事對抗，主張通過氣候和公共衛生等議題與中國尋求合作。
DSA綱領承諾，將致力於推動美國政府“結束對中國的民族主義姿態，包括當前貿易戰和任何未來的侵略性經濟、外交或軍事行動”。
此外，DSA成員的公開表態，也能說明推動美國外交政策進一步“向內”的傾向。
《世界報》採訪的志願者斯拉馬蒂說，她希望納稅人的錢更多用於改善基礎設施和民眾生活，而不是戰爭與加薩局勢。西迪基則強調，DSA希望改變由富豪和戰爭利益集團主導政治的局面。
有分析認為，如果這一趨勢延續，美國對外軍事援助、長期的大國競爭和海外部署，或許會面臨更嚴格的國內審查。 (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