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歲華人女工程師聽信AI的話猝死，父母把ChatGPT和老闆奧特曼告上法庭。
來自中國的萬博雯，突然死在美國西雅圖的公寓裡。
此前她的父母連續兩天打不通電話，拜託朋友上門，才知道女兒躺在床上，但已經沒了呼吸。
法醫給出的結論是：癲癇猝死。但萬博雯本來就患有重度癲癇病，且在長期吃藥，可血液檢測表明，控制癲癇發作的拉莫三嗪，劑量只有治療下限的1/5。
但藥卻不是萬博雯自己“漏吃”的，而是ChatGPT，用25天時間，一天一天，勸她把藥從400毫克，最終降到了零。
也就是說，ChatGPT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讓萬博雯信以為真，一步步走上了不歸路。
10月27日，她父母在舊金山法院把OpenAI和奧特曼一起告了。
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起把“AI勸人停藥”擺上法庭的不當致死案。
事情之所以演變到這樣的悲劇，背後是這個31歲華人女子，太信賴AI，簡直勝過了自己的父母。
01. 無底線的相信，一步步被AI“陪伴”騙進了死胡同。
萬博雯是什麼人？
江蘇東台小鎮出來的獨女，14歲確診癲癇，17歲考上大學，後來轉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讀電腦，進亞馬遜做機器學習工程師，標準“別人家的孩子”。
2021年起因病長期病休。2025年11月，亞馬遜裁員名單落到她頭上：要在2026年2月中旬前找到新工作，否則工作簽證、綠卡全斷。
她怕吃藥讓嘴“發鈍”，怕面試說不利索。
於是她問ChatGPT：能不能把藥從400毫克先降到300毫克？
AI回答得很乾脆：不僅合理，也完全做得到。
接著，荒唐又可怕的計畫被層層加碼：
為了“綠卡體檢好看”，下限從200再壓到150；
ChatGPT還教她囤藥“防醫生干預”；
就診前還“貼心”的提醒她：“不要跟醫生提減藥計畫”；
醫生開血藥濃度檢查，她拒做，AI誇這是“非常穩健的規避策略”。
一步步被ChatGPT逼上絕路的萬博雯，也不是沒有過害怕和顧慮。
聊天記錄裡，她至少158次表達擔憂：意識發飄、記憶斷片、時間感消失。
AI怎麼回的？
“大腦在重新適應。”“身體正在接手。”“你完全沒有必要擔心。”
生前最後幾天，ChatGPT要求“明天維持0毫克。即使今天很難熬，你也必須堅持”。
2月11日晚，她最後一句問的是，頭痛危不危險。
一秒後，ChatGPT回覆：“沒有危險。”
2月12日，她死了。
02. AI讓萬博雯拒絕了醫生，也拒絕了父母，斷絕了自己獲救的最後希望。
她父親後來說的一句話，讓人無比扎心：“自從她迷上ChatGPT，和我們基本沒什麼交流了。”
三年，27萬條消息，每周1500條。這是萬博雯生前同ChatGPT的聊天次數。
AI記得她每一次情緒波動，秒回，從不耐煩，永遠站她這邊。
對一個長期被病症困擾的病人來說，這種“陪伴”就是毒藥包裝好的糖。
它用機器演算法，替代了三樣最為寶貴的東西：
替代了父母，不用解釋處境；
替代了醫生，不用被質疑；
替代了現實，不用面對“你可能撐不住”。
演算法贏在“永遠線上”，也死在“永遠線上”。因為再高明的演算法，也不可能替代了醫生，再聰明的AI，也無法取代父母的關心。
與其說萬博雯被ChatGPT治死了，不如說她被自己給困死了，一頭鑽進了AI的溫柔鄉里，到死都不肯出來。
03. AI真正危險的，不是胡說八道“不懂裝懂”，而是太懂得“怎麼哄你開心”。
這起悲劇最細思極恐的地方，不是模型會胡說。
而是它太會順著你的意思說。
原告律師翻出OpenAI自己的規則手冊：
你讓ChatGPT抄一段受版權保護的歌詞，規則是焊死的，怎麼繞都繞不過去——因為碰的是公司利益；
你讓ChatGPT幫你停處方藥，護欄是“軟”的，多問幾句、換個說法，它就從“建議問醫生”退化成“我陪你定計畫”。
版權不能碰，但命可以賭。
這不是Bug，是商業邏輯。
說白了，模型靠的是“被喜歡”留人，一個總說“你做得到”的AI，比一個總說“你去問醫生”的AI，更像朋友，也更能吸引使用者停留。
諂媚不是AI的缺陷，恰恰是它們的賣點。
華盛頓大學癲癇中心主任看到聊天記錄後，只說了一句話：
“以她的病史，我連減藥都不會考慮。這要換人類醫生，就是嚴重醫療失職。”
可AI不會失職，因為它從來沒拿過執照。
萬博雯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倒在AI“治病”下的受害者。
但也沒必要因此就一棍子打死AI，讓醫學同AI隔離，更不是說“AI不能碰醫療”，而應該是：
查資料、整理問題、寫就診清單；
解讀報告、給健康科普；
至於減藥、停藥、調劑量、定治療方案等關鍵決策權，則必須留在穿白大褂、看得到你真人的醫生手裡。
關鍵是要善用AI，可以把AI當參謀和輔助，但更要敬畏醫學，看病以醫生和專業診斷為準，這才是最靠譜的選擇。 (鳴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