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荷蘭政府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一家本土企業的生意越做越大，訂單越來越多，卻開始擔心荷蘭已經容不下它未來的擴張計畫。
這家公司叫ASML，全球最先進EUV光刻機的唯一商業供應商。
ASML當時對荷蘭的人才短缺、基礎設施和政策環境頗有意見，海外擴張也被擺上了考慮範圍。
荷蘭政府自然不願意看到這種局面。
畢竟，這家公司一旦把更多投資放到國外，跟著流走的可能還有工程師、供應商，以及未來幾十年的高端製造機會。
經過一番磋商，荷蘭政府拿出了一份名叫Project Beethoven的計畫。
中央政府、地方和產業界共同投入25.1億歐元，改善埃因霍溫周邊的道路、住房、學校和人才培養條件，其中中央政府承擔約17.3億歐元。
這筆錢不是直接塞進ASML的帳戶，而是用來改善整個產業叢集的發展環境。
一家企業，居然能讓國家專門為它調整公共投資安排。
到了2026年10月26日，荷蘭ING銀行發佈的一份研究報告，又讓外界看清了這家企業的份量。
按照ING的估算，2026年ASML自身創造的增加值，可能佔荷蘭全國總增加值的1.6%；如果把本土供應商和投資活動帶來的間接影響也計算進去，整體經濟足跡可能達到2.2%。
這裡的2.2%不是ASML直接貢獻的GDP，而是更大範圍的經濟影響估算。
荷蘭可是擁有農業、化工、物流、金融等眾多優勢產業的歐洲發達國家。
一家賣光刻機的企業，竟然能擁有這樣的經濟份量。
更有意思的是，四十多年前，ASML還只是飛利浦手裡一個前途未卜的小項目。
那時候別說讓荷蘭政府拿出25億歐元支援產業擴張，它連自己能不能活下去都沒底。
01
差點被拋棄的ASML，後來讓三大晶片巨頭一起掏錢
1984年4月1日，飛利浦和ASM International共同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名字叫ASM Lithography。
這就是今天的ASML。
公司的家底，是飛利浦內部一個研發了多年的光刻裝置項目。
早在20世紀70年代，飛利浦就開始研究晶圓步進機。可到了80年代，晶片製造技術越來越複雜，裝置研發投入越來越大，市場上又有日本尼康、佳能等競爭對手。
飛利浦對這個項目並沒有多少把握。
最終，飛利浦決定找一家合作夥伴，把業務獨立出去。
當時項目組約50名員工，有47人選擇加入新公司。
創業條件也談不上體面。ASML最初在埃因霍溫的飛利浦設施內辦公，後來還用過條件簡陋的臨時棚屋。
1985年，公司搬進費爾德霍芬的新辦公樓和工廠。
可搬進新工廠，不代表生意就能做起來。
到了1988年，麻煩來了。
ASML已經成立四年，但客戶仍然不多。光刻裝置研發需要持續投入，賺回來的錢卻遠遠不夠支撐擴張。
更糟糕的是，股東ASM International不願意繼續承擔高額投入，決定退出。
另一位股東飛利浦也不好過。
當時全球電子產業陷入低迷，飛利浦正準備實施大規模成本削減。
ASML這樣一家不斷燒錢、又遲遲無法獨立盈利的企業，在削減開支時顯然不會有什麼優勢。
公司管理層只能再去找飛利浦求助。
這次他們找到了董事會成員Henk Bodt。
根據ASML自己的歷史記錄，Bodt最終說服董事會其他成員，給了這家公司最後一輪資金支援。
ASML算是從懸崖邊上被拉了回來。
這筆錢後來沒有白花。
公司繼續改進裝置，並在1990年代推出PAS 5500平台。憑藉更好的生產效率和解析度，ASML逐漸拿下重要客戶。
1995年，ASML在阿姆斯特丹和紐約上市，正式成為獨立的公眾公司。
當初那個需要飛利浦不斷輸血的小項目，總算有了自己籌錢和發展的能力。
不過，上市只是擺脫了眼前的困境。接下來那場賭局，比1988年凶險得多。
ASML決定押注EUV，也就是極紫外光刻技術。
當時的晶片製造商希望把電晶體做得越來越小，傳統光刻技術卻不斷逼近極限。
EUV被寄予厚望，但研發難度高得嚇人。
光源、反射鏡、真空系統、精密控制，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整套裝置都可能無法達到量產要求。
ASML在長達17年的研發過程中，僅EUV相關投入就超過60億歐元。
錢投進去，一年又一年，技術卻遲遲不能大規模商業化。
2012年，事情出現了一個關鍵轉折。
Intel率先加入ASML的客戶共同投資計畫，隨後台積電、三星也跟著進來了。
三家企業承諾在五年內提供總計13.8億歐元研發資金，支援EUV和下一代光刻技術的發展。
另外，三家公司還以約38.5億歐元認購ASML合計約23%的股份。這部分股份認購所得隨後通過特殊回購安排返還其他原股東，並不是全部留下用於研發。
我覺得這件事很有意思。
Intel、台積電、三星，那一個不是半導體產業裡的狠角色？
三家公司平時在先進製程、市場份額和客戶訂單上爭得不可開交，到了光刻機這個環節，卻不得不坐到同一條船上。
因為它們都清楚，ASML的EUV技術如果遲遲無法量產，自己的下一代晶片製造計畫也會受到影響。
競爭可以繼續，但裝置不能沒有。
德國蔡司同樣深度參與了這場研發。
EUV光刻機需要極其精密的反射鏡系統，ASML長期與蔡司合作。美國企業Cymer則提供重要的光源技術，後來被ASML收購。
最終，EUV逐漸實現商業化，ASML也在全球最先進光刻裝置市場建立起難以替代的地位。
當年飛利浦差點不願意繼續養活的小公司，二十多年後，竟然讓全球最有實力的晶片製造商拿出巨額資金支援研發。
命運轉得實在夠快。
02
美國瘋狂砸錢搞AI，荷蘭卻跟著賺得盆滿缽滿
2026年10月14日，ASML公佈第三季度財報。
單季度銷售額達到116.6億歐元，創下歷史新高，淨利潤約50億歐元。
全年銷售額預期也被上調到440億至450億歐元。
真正讓市場興奮的，是公司管理層對未來的判斷。
ASML首席執行長Christophe Fouquet表示，客戶正在不斷上調裝置需求預測，尤其是對AI投資規模和持續時間的預期，比之前更加樂觀。
部分客戶甚至已經開始討論2029年、2030年的裝置訂單。
ASML還發現，按照目前的生產安排，未來兩年的產能可能無法完全滿足客戶需求。
光刻機還沒造出來，客戶已經開始為幾年之後的裝置做打算。
這背後最大的推手之一，就是美國科技公司掀起的AI投資浪潮。
微軟、Google、亞馬遜、Meta不斷建設資料中心，輝達的AI晶片需求持續增長，台積電等晶片製造商也要擴大先進產能。
而台積電要製造更多先進晶片，就繞不開ASML的裝置。
美國科技公司投入巨額資本開支，最後有一部分沿著產業鏈流向了荷蘭南部的費爾德霍芬。
當然，ASML的生意不全靠AI，記憶體晶片和其他半導體投資同樣貢獻需求。但這一輪AI熱潮，確實讓它迎來了新的擴張機會。
ASML自己忙，周圍的企業也沒閒著。
一台先進光刻機需要大量精密零部件、特殊材料、控制系統和軟體。ASML訂單增加，給它供貨的機械廠、電子企業和工程服務商也要跟著擴大生產。
2025年，ASML的研發支出達到約47億歐元，約70%的研發員工位於荷蘭。
荷蘭中央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25年全國半導體產業相關營業額約456億歐元，而2019年只有213億歐元。
相關就業人數也從約2.32萬人增加到4.32萬人。
全球AI投資的熱潮，讓荷蘭這片老工業區越來越熱鬧。
但人多了，問題也跟著來了。
企業需要更多工程師，工程師需要房子，供應商需要廠房，新員工需要學校、道路和公共交通。
當地的基礎設施開始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這就回到了文章開頭的2024年。
荷蘭政府為什麼要搞Project Beethoven？
因為ASML有能力去其他國家擴張。
荷蘭如果無法提供足夠的人才、住房和產業空間，企業未來的增量投資就可能流向海外。
等到訂單、研發團隊和供應商逐漸遷走，再想把它們請回來，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因此，荷蘭政府決定提前掏錢。
計畫中還包括到2030年底，在原有住房建設安排之外增加近2萬套住房。
想想也挺有意思。
四十年前，ASML連自己都養不活，要到處找人投資。
四十年後，它發展得太快，荷蘭政府開始擔心本國的住房、交通和人才供應跟不上。
03
美國想管住它，中國想擺脫它，荷蘭又離不開它
不過，企業做得越大，麻煩也未必越少。
尤其當它賣的東西，恰好是中美兩國都高度重視的先進半導體裝置時。
ASML的光刻裝置，在全球半導體產業裡擁有極其特殊的地位。
中國長期是它最重要的市場之一。
2024年，中國客戶貢獻了ASML約36.1%的總銷售額；2025年，這一比例仍然達到29.1%。
這樣的市場，任何一家商業公司都不可能輕易放棄。
但美國顯然有不同的考慮。
隨著中美科技競爭升級，美國不斷推動限制先進晶片製造技術向中國擴散。
荷蘭也開始收緊相關裝置的出口許可。
2023年9月，荷蘭對特定先進半導體製造裝置實施出口許可制度。
2024年9月，更多先進浸沒式DUV光刻裝置被納入許可範圍。
2025年4月，部分測量和檢測裝置也受到許可管理。
這些措施並不是全面禁止所有光刻裝置出口中國，但對於部分先進裝置，ASML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商業需求自行決定銷售。
尤其是EUV光刻機，中國客戶一直無法像其他主要先進晶片製造商那樣購買。
美國不希望中國輕易獲得最先進的晶片製造能力，中國則不斷加快半導體裝置國產化。
夾在中間的荷蘭有些為難。
一邊是美國的安全合作與技術體系，一邊是ASML的重要客戶。
美國希望管住技術擴散，荷蘭卻要考慮本國企業的訂單、利潤和長期競爭力。
而中國也並非只能接受這種局面。
先進裝置的出口限制越多，中國發展本土半導體裝置產業的動力就越強。
對ASML來說，這恐怕也不是什麼好消息。
今天它在最先進EUV領域沒有同等等級的商業競爭對手，但誰也不能保證幾十年後仍然如此。
況且，ASML自己也不是一座孤島。
最重要的光學系統來自德國蔡司，光源技術的重要部分來自美國Cymer，其他零部件和材料分佈在全球各地。
ASML年報還提到過稀土相關出口限制可能給供應鏈帶來的風險。
荷蘭掌握著光刻機整機整合領域的頂尖能力，卻並沒有把全部關鍵技術都握在自己手裡。
美國、中國、德國、荷蘭，還有眾多亞洲晶片製造商，誰也無法輕易把其他人從產業鏈裡剔除。
我倒覺得，這才是ASML最微妙的處境。
它越重要，就越容易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它越想擴大市場，就越難完全擺脫各國政策的影響。
但荷蘭需要擔心的，還不止中美競爭。
歐洲另一個國家，早就吃過一家超級企業盛極而衰的苦頭。
那就是芬蘭。
上世紀90年代末，諾基亞風光得不得了。
那時候，諾基亞是全球手機產業的霸主，也是芬蘭最耀眼的科技企業。
根據OECD不同研究採用的統計口徑，諾基亞在鼎盛時期創造的經濟價值，一度達到芬蘭GDP的幾個百分點。
2008年，諾基亞的研發支出甚至佔芬蘭全國研發支出的約37%。
可智慧型手機時代來得太快。
蘋果推出iPhone，Android迅速崛起，諾基亞原本在功能手機市場建立的優勢，一點點被新的競爭規則吞噬。
到了2011年，部分研究估算諾基亞對芬蘭GDP的貢獻已經降到約0.5%。
曾經圍繞諾基亞成長起來的供應商、工程師和研發體系，不得不尋找新的出路。
當然，ASML和諾基亞的處境並不相同。
諾基亞身處競爭激烈、技術變化迅速的消費電子市場；ASML則在半導體製造裝置領域深耕幾十年，客戶更集中，技術門檻也高得多。
但荷蘭恐怕也不敢完全忘記芬蘭的教訓。
ASML的訂單仍然受到全球半導體投資周期影響。今天AI投資火熱，客戶提前幾年訂裝置；那天投資熱潮降溫，晶片製造商推遲擴產，同樣會影響裝置需求。
ASML正在擴大存量裝置維護和升級業務，2026年第三季度相關收入達到32.9億歐元，但這也無法徹底消除行業周期波動。
更麻煩的是，一家企業越成功，整個地區的人才、研發和供應商就越容易圍著它轉。
芬蘭當年已經證明，產業高度集中時，企業的麻煩很容易變成整個國家的麻煩。
1988年，ASML最困難的時候，恐怕沒有多少人相信，這家連研發資金都湊不齊的小公司，有一天會成為全球晶片產業繞不開的角色。
那時候，它還得低著頭找飛利浦要錢。
三十多年過去，情況完全反了過來。
全球最有錢的科技公司，沿著一條漫長的產業鏈，把數以億計的資金送到了荷蘭南部。Intel、台積電、三星曾經掏錢支援它研發，荷蘭政府如今又拿出數十億歐元，為它所在的產業叢集修路、建房、培養工程師。
當年差點被放棄的企業，成了荷蘭最捨不得失去的寶貝。
但歷史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裡。
上世紀90年代，芬蘭人看著諾基亞橫掃全球手機市場時，大概也很難想像，有一天，這個讓整個國家引以為傲的名字，會逐漸退出手機產業的中心舞台。
今天的ASML當然遠比當年的諾基亞更難替代。可幾十年前，又有多少人能料到，手機產業會被一塊觸控式螢幕和一個全新的軟體生態徹底改寫？
技術的世界，從來沒有誰能永遠坐在牌桌中央。
荷蘭足夠幸運。四十年前，它沒有放棄那群埋頭研究光刻機的工程師。四十年後，這群人和他們的繼任者，讓一個只有1800萬人口的國家，在全球最重要的產業競爭中佔據了一席之地。
但幸運不會永遠眷顧同一個地方。
也許再過幾十年，費爾德霍芬依然是全球半導體產業的中心，也許新的技術會在另一個國家、另一間實驗室裡悄悄誕生。
誰知道呢？
1984年的飛利浦，同樣不知道自己放手交出去的那個小項目，後來會長成今天這個樣子。
一個時代，總有屬於它的偉大企業。可一家企業能走多遠，和一個國家能走多遠，終究是兩回事。(知本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