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帶來的生產率提升最終歸誰所有？
十多年前，一個年輕帥氣、畢業於牛津大學的男青年站在雜貨店的貨架前，猶豫著要買那一種早餐麥片。他心裡算著，如果堅持一年購買更便宜的品牌，省下來的錢，是否足以挽救一個人的生命？
這個人就是英國哲學家威廉·麥卡斯基爾。他後來成為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的重要倡導者。這套思想的核心是，將有限的資源投入能夠產生最大社會效益的事情，並儘可能通過理性分析和效果評估，讓每一筆錢幫助更多的人。
如今，有效利他主義已經成為矽谷科技圈一股頗具影響力的思想潮流。尤其對AI領域部分創業者和投資人而言，他們相信，技術進步不僅能夠創造巨額財富，也可能帶來關乎人類未來的重大風險。如何確保AI安全，如何應對技術對就業和社會結構的衝擊，開始成為這群科技精英關注的議題。
美國新一代科技富豪們已經採取了一些措施。即將成為下一個史上最大IPO的AI公司Anthropic在上市前一周宣佈了一項特殊安排：將公司5%的股份投入新設立的Anthropic Public Benefit Fund。按照外界對其IPO估值的預期，這部分股權潛在價值可能達到數百億美元，但這並非一筆已經兌現的現金捐款。基金還可以在董事會酌情決定下，隨著公司估值增長而獲得更多股份。具體估值基準和治理安排，Anthropic表示將在後續披露。
消息次日，世界首富馬斯克便在X上表示，計畫從2027年開始，向美國每個孩子贈送一股SpaceX股票，並稱這只是“許多計畫中的第一步”。按照美國約7200萬名未成年人的規模，以及SpaceX股票當時每股約146美元的價格估算，這項計畫潛在價值約105億美元。
這些通過技術創造出巨大財富的富豪們，正在聲勢浩大地關心人類命運，他們企圖通過慈善行為來為他們的財富攫取提供正當性。這些做法區別於傳統的慈善行為，不是簡單的把財富作為資源直接回饋社會，就像過去富豪們熱衷捐款、捐物資、建學校、建圖書館一樣，他們往往選擇具有長期潛在回報的社會問題，設定可衡量的目標，通過資本、技術和人才放大影響力，允許失敗，並根據結果調整資源配置。
聽上去是不是有點像在做風險投資？
而這正是基於有效利他主義的核心，資源應該流向能夠產生最大社會效益的地方。但問題是，技術進步的收益與風險並不總是由同一群人承擔。一項AI技術可能顯著提高社會整體生產力，也可能讓一部分勞動者失去工作。單純計算技術帶來的總收益，並不能回答損失應該由誰承擔，增長的成果又應該如何分享。
這也把問題引向了更深一層：當少數企業掌握了AI模型、算力和資本，普通人是否只能等待企業或富豪決定如何補償自己？他們能否參與技術創造的財富分配，甚至成為這些財富的擁有者？
當捐贈成為企業資本結構的一部分
10月26日，Anthropic正式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公開遞交招股說明書，計畫以股票程式碼ANT登陸納斯達克。據市場機構和投資者估算，其IPO估值可能達到1.5兆至2兆美元。如果這一估值實現，Anthropic有望刷新全球資本市場IPO紀錄，這家公司甚至超過了世界上不少國家的全年生產總值。
Anthropic在招股書裡提到，其正在開發的AI技術可能對人類構成災難性或者存在性風險。檔案顯示，公司各位聯合創始人已作出承諾，將個人所持 Anthropic 股權的 80% 用於慈善事業。今年1月，創始人阿莫代伊在一封公開信裡談到，富人有責任幫扶那些會被人工智慧時代拋下的勞動者及其家庭。
如前文所述，Anthropic在招股書公開前一周提出設立公益基金，但是該基金以有限責任公司形式設立，而非傳統的非營利組織，以便在不同捐贈方式之間保留靈活性。公司同時表示，基金持有的股權不會用於遊說或政治捐贈。
同樣締造過史上最大規模IPO之一的馬斯克，對Anthropic的安排並不認同。在Anthropic公佈公益基金計畫後，他直接在相關帖子下回覆：“我建議直接把股份給公眾。”於是，馬斯克提出了他的股票贈送計畫，但這是一項個人承諾，目前尚未公佈具體實施細節，包括受贈兒童的資格範圍、股票轉讓方式和是否設定鎖定期等。
與Anthropic通過公益基金統一管理股權不同，馬斯克提出的是直接向公眾分配企業股份。受贈者得到的不只是一次性現金，也將成為SpaceX的股東，分享公司未來可能產生的資本收益，同時承擔股價波動的風險。
馬斯克的承諾也有一個特殊背景。2026年6月，SpaceX完成上市，成為當年全球資本市場最受關注的IPO之一，募集資金約857億美元。公司上市後，馬斯克持有的股份有了更明確的市場定價。此次他提出贈送的，是個人持有的SpaceX股票，並非SpaceX公司直接拿出資金。
在馬斯克之前，SpaceX總裁兼首席營運官格溫·肖特韋爾也曾作出類似安排。2026年7月，她與丈夫承諾向超過200萬名兒童贈送SpaceX股票，主要面向德州低收入家庭。按照當時股價估算，這筆捐贈價值約3.2億美元。報導顯示，這部分股份約佔肖特韋爾持有或有權購買的A類股票的五分之一。她的捐贈規模遠小於馬斯克，但同樣選擇了直接轉讓企業股權，而非捐出現金。
相較Anthropic和SpaceX而言，戴爾科技創始人邁克爾·戴爾的做法就要直截了當的多。他與妻子蘇珊·戴在去年承諾捐贈62.5億美元，為美國2500萬名兒童的投資帳戶各注入250美元。這些帳戶屬於美國政府推出的川普帳戶計畫，旨在為兒童建立長期投資帳戶。戴爾夫婦的資金主要面向符合條件的低收入地區兒童。
與馬斯克贈送SpaceX股票不同，戴爾夫婦承諾的是現金資金，通過家族慈善安排進入兒童帳戶，並非戴爾科技公司直接撥款。帳戶資金將用於長期投資，孩子成年後可以獲得相應資產。這種方式將慈善捐贈與個人資產積累結合起來，受益者獲得的不只是眼前的救助，也有機會分享資本市場的長期回報。
把這幾筆捐贈放在一起看，我們可以發現，矽谷科技富豪的慈善方式已經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
首先，捐贈的資產從現金擴展到企業股權。戴爾夫婦拿出現金，馬斯克和肖特韋爾選擇轉讓SpaceX股票，Anthropic則將公司股份放入公益基金。股權的價值會隨著企業發展而變化，捐贈的規模也因此與企業未來的增長聯絡在一起。
其次，捐贈的時間點有所提前。傳統慈善往往發生在財富積累之後，富豪將已經兌現的財富轉移給基金會或非營利組織。Anthropic的做法則是在公司仍處於高速增長、尚未完成IPO時，就把一部分股權納入公益安排。捐贈不再只是財富終點的分配，也開始成為企業資本結構的一部分。
再者，受益方式不再侷限於傳統慈善機構。戴爾夫婦將資金注入兒童投資帳戶，馬斯克提出直接向兒童贈送股票，Anthropic則為未來向特定群體分配資金留下空間。受益者有機會直接持有資產，參與企業和資本市場的長期增長。
這種變化也不只是少數富豪的個人選擇。OpenAI的公司架構提供了另一種參照。2025年完成重組後，原有非營利機構更名為OpenAI Foundation，並持有營利性OpenAI Group約26%的股權。按照當時的估值，這部分股權價值約1300億美元。基金會還保留了對OpenAI Group的控制權，可以任命和更換董事會成員。這並非某位創始人新近捐出一筆財富，而是通過公司治理結構，讓非營利組織持有商業公司的權益，並參與企業方向的決策。
誰決定普通人的財富分配
富豪熱衷慈善並不是新鮮事。1889年，鋼鐵大亨安德魯·卡內基發表《財富的福音》，提出了後來廣為人知的觀點：“擁巨富而死者恥辱。”
在卡內基看來，工業社會必然帶來財富集中。少數人憑藉商業能力積累巨額財富，本身並非壞事，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財富最終如何處置。他反對富人將財產留給後代揮霍，也不讚成等到去世後再將財富捐出。他主張，富人應該在有生之年承擔起財富管理者的責任，將私人財富用於興建圖書館、大學、醫院等公共事業，讓財富轉化為社會資源。
這套理念為美國現代慈善事業奠定了重要基礎。此後，洛克菲勒、福特等工業巨頭相繼建立大型基金會，私人財富開始以制度化的方式進入公共領域。一個延續至今的邏輯也由此形成：財富可以由少數人創造和佔有，但富人有責任決定如何將其中一部分回饋社會。
一個多世紀過去，這套邏輯正在發生變化。
傳統工業巨頭的慈善，主要圍繞財富積累之後的社會回饋展開。他們通過捐贈建設學校、醫院和公共設施，改善公共服務。但今天的科技富豪面對的情況有所不同。他們創造的技術本身，就可能成為改變財富分配和社會結構的力量。
尤其是AI。它不只是一個新的商業賽道，還可能改變企業的生產方式、勞動者的就業機會和收入來源，重新調整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係。這也讓科技富豪對慈善有了新的想法，他們認為自己不僅有權決定錢怎麼賺，還應該有權決定錢怎麼花，以及社會應該優先解決什麼問題。
這種想法背後離不開矽谷長期存在的一種技術樂觀主義，相信技術創新能夠解決社會問題，也相信擁有專業知識、資本和執行能力的少數人，能夠比傳統機構更有效地推動社會進步。在這樣的價值體系中，企業家不僅是財富創造者，也被賦予了社會問題解決者的角色。
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進一步為這種角色提供了方法論。它強調，行善不能只看捐贈者的主觀意願，還要衡量資金究竟能夠產生多大的實際效果。不同慈善項目之間應該進行成本收益比較，資源應當投向能夠產生更大社會效益的領域。這套理念將科學研究、資料分析和投資回報式的評估方法引入慈善決策。
長期主義（Longtermism）則把這種思考延伸到了更遙遠的未來。它認為，未來世代的利益同樣值得重視，人類當下的選擇可能影響未來數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命運。威廉·麥卡斯基爾在《我們欠未來什麼》中系統闡述了這一觀點。按照這一邏輯，人工智慧失控、重大技術風險以及人類長期生存等問題，可能比許多眼前的社會問題具有更高的優先順序。
兩套思想結合起來，改變了慈善資源的配置方式。捐贈者不再只是將錢交給傳統慈善機構，再由受贈方決定如何使用，而是試圖像投資人一樣介入整個過程：尋找值得解決的問題，判斷技術路徑，篩選執行團隊，衡量項目效果，並根據實際進展持續投入。
這也是所謂“慈善資本主義”（Philanthrocapitalism）的核心特徵。它將商業世界的管理方法、績效標準和投資邏輯帶入慈善領域。慈善不再只是財富從私人帳戶向公共領域的轉移，也開始成為一種主動配置資源、影響社會發展方向的方式。
因此，科技富豪的慈善行動並非完全發生在商業之外。它與他們的財富來源、產業利益以及對未來的判斷緊密相連。Anthropic將部分股權投入公益基金，是對AI社會影響的一種回應，也是在公司資本結構中提前安排未來收益的分配方式。馬斯克提出向兒童贈送SpaceX股票，同樣試圖將個人財富與公眾分享企業增長聯絡起來。
但這是當富豪開始主動參與社會財富分配時，究竟是誰賦予了他們這樣的權力？
史丹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羅布·賴希在《Just Giving: Why Philanthropy Is Failing Democracy and How It Can Do Better》中提出，大型私人慈善基金會並不天然符合民主價值。它們可以將私人財富轉化為公共影響力，卻不必像政府一樣接受選舉、公共審議和同等程度的問責。捐贈者不僅決定拿出多少錢，還能夠決定那些問題值得優先解決，那些研究應該獲得資金，那些群體應該首先受益。
這恰恰是科技慈善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創造財富的能力，並不天然等於決定公共利益的資格。一個人可以憑藉商業判斷成為億萬富翁，卻未必因此擁有判斷整個社會發展方向的正當性。尤其當AI可能影響數以億計普通人的工作、收入和生活時，技術所有者通過私人基金會和公益項目參與分配，無法替代更廣泛的公共討論與制度安排。
普通人參與財富分配，通常要經過稅收、財政預算、公共政策和社會保障等制度安排。這些機制雖然不完美，但至少存在公共討論和制度約束。而私人慈善基金會的決策權高度集中在捐贈者及其管理團隊手中。富豪可以憑藉自己的財富，選擇資助什麼技術、支援什麼研究、解決什麼問題。其影響力甚至可能延伸到政府政策和產業發展。這就產生了一個悖論：技術進步越可能影響所有人，決定技術發展方向的權力卻可能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AI帶來的生產率提升最終歸誰所有？
分錢也好，分股份也好，需要先釐清的是，私人慈善與公共財政始終不是同一種資源配置機制。
公共財政通過稅收形成，預算支出原則上需要經過立法程序、公共討論和審計監督。政府決策可能遲緩，也可能低效，但至少存在相對明確的公共問責管道。私人慈善則不同。捐贈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設定基金宗旨，決定資金投向和受益對象，也可以調整甚至終止項目。即使資金用於公共事業，決策過程也未必向公眾開放。
政治學者羅布·賴希討論過這一問題。他指出，富人能夠通過慈善捐贈將私人財富轉化為公共影響力，卻不必像政府一樣接受民主程序的約束。慈善規模越大、影響越深遠，私人財富對公共議題的塑造能力就越值得審視。
AI時代，這一矛盾被進一步放大。Anthropic這樣一家AI公司參與決定技術變革造成的損失應該如何補償時，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表受影響的勞動者？馬斯克提出向兒童贈送SpaceX股票，也試圖讓公眾分享企業增長的收益。但對於沒有獲得股票的人，以及可能因技術變革失去工作和收入的人，這種安排又談何保障？
我想，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之一在於AI帶來的生產率提升最終歸誰所有。如果新增收益主要轉化為企業利潤和股東回報，那麼事後再通過慈善捐贈拿出一部分財富，並不能解決整個社會如何分享技術進步成果的問題。捐贈可以幫助一部分人，卻不能替代勞動保障、稅收制度和社會福利體系，更不能改變財富創造過程中已經形成的所有權結構。
有效利他主義強調通過理性計算和效果評估，讓有限資源產生最大的社會效益。但當技術企業既是變革的推動者，也是相關風險的參與者，捐贈者與受益者之間就未必擁有相同的利益訴求。單純計算那種方案能幫助更多人，未必能回答什麼才是公平的。
比如，一家超市引入AI收銀系統，減少了人工收銀崗位，經營成本下降，利潤隨之增加。隨後，企業拿出一筆錢資助被替代員工參加職業培訓。從慈善效果看，這筆錢或許能夠幫助一部分人重新就業，甚至比直接發放補貼幫助更多人。但對失去工作的員工來說，他們需要的可能是失業期間的收入保障、轉崗機會，也包括參與企業技術改造和崗位調整的權利。企業可以計算培訓項目的投入產出，卻不能僅憑這套計算，就替員工決定什麼樣的補償才算合理。
這讓我想到前兩天，以太坊聯合創始人Vitalik Buterin在《矽谷101》的播客節目中，也談到了技術發展、安全與權力分散的問題。作為加密貨幣領域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Vitalik長期關注去中心化技術及其社會價值。他提出的d/acc，即防禦性加速主義，主張繼續推動技術進步，同時優先發展能夠增強社會防禦能力的技術，讓更多人擁有保護自己的工具，而不是將安全完全寄託在少數中心化機構身上。
他以防疫為例。如果擔心AI幫助人製造危險病毒，一種辦法是限制最強大的模型，阻止它提供相關資訊；另一種辦法則是發展病毒檢測、空氣過濾和疫苗研發能力，讓社會在風險出現時能夠更快發現、更有效應對。前一種思路試圖控制危險能力，後一種思路則希望把防禦能力交到更多人手中。
如果將這種思路延伸到財富分配，普通人需要的不只有技術進步之後的補償，更應該包括分享技術進步收益的所有權，以及參與決定技術發展方向的權利。 (東四十條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