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見證歷史。
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總額正瘋狂地“野蠻生長”，彷彿一輛卸掉剎車的汽車：
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規模已經突破31萬億美元，離31.4萬億美元的法定債務上限僅“一步之遙”，遠超美國2021年約23萬億美元的GDP。
有經濟學家警告，“人們將在以後付出沉重代價”。大家似乎都在等待巴菲特所說的“當潮水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那個時刻的到來。
但另一方面，美國經濟強勁反彈，第三季度的增長率達到2.6%，美國企業也依舊在世界各地“攻城拔寨”，舉世關注的新能源議題頻現美國的身影。
到底該怎麼看美國經濟、美國債務和全球能源革命未來的發展？
光大證券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經濟學家，《框架：中國經濟、政策路徑與金融市場》作者高瑞東對此頗有研究。此前（11月中旬），我們採訪了高瑞東，和他深度聊了聊上述這些焦點話題，集結成本文。希望對你有所啟發。
01 債務危機“問題不大”，流動性風險值得關注
問：美國國家債務總額之前是達到了31萬億，大家都覺得這個數值非常高，因為它幾乎是十年前規模的兩倍，也超過了美國2021年的GDP總值。這個債務對美國經濟來說是不是一個巨大的風險？是否會傳導到全球範圍？
高瑞東：
1. 債務危機“問題不大”
目前美國國家債務規模確實處在一個相對比較高的水平，但應該還不至於發生債務危機。為什麼這麼說呢？
回溯歷史，我們會發現，國家債務危機的出現往往是因為政府無力負擔外債，也就是說，國家層面的債務危機實際上可以理解為，美元貨幣體系下的國際收支失衡。
如果站在這個角度來理解，那麼美國發生債務危機的風險是很小的，一方面，美國是美元的發行國，可以通過美元貶值對存量債務進行稀釋；另一方面，在全球能源價格維持高位的背景下，美國今年以來的國際收支呈現出明顯改善。
2. 流動性風險值得關注
雖然美國目前面臨債務危機的風險不大，但美債市場明年可能會存在流動性風險。2020年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美國實施了多輪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計劃，期間國債融資量明顯上升。
隨著這一部分債務再融資需求的增強，明年美債市場可能會面臨體量比較大的再融資需求，但是美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環境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利率水平大幅上行，同時美聯儲也由投放流動性轉變為了回收流動性。明年在美國財政部再融資的過程中，市場是否可以承接國債再融資的新增體量更為值得關注。
那這種流動性風險會有什麼樣的潛在影響呢？也是兩個：
1）可能導緻美國經濟由淺衰退轉向深度衰退。因為如果美債市場發生流動性風險，可能會進一步推升美國全社會的綜合融資成本，導緻美國企業和居民部門融資意願進一步下降。
企業部門融資意願的下降，對應著投資擴產意願的下降；居民融資意願下降代表著消費意願的下降，也就是支出意願的下降，這會進一步抑制美國的經濟增長，從而增加美國經濟硬著陸的風險。也就是說，美國明年本來可能就是一個淺衰退，流動性危機風險可能會推動淺衰退加深。
2）可能導緻美國政府部門“停擺”。第二方面的影響可能就牽扯到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博弈了。如果美國財政部想要去償還它的到期債務，無論通過什麼樣的方式，都很有可能會使得整個美國的債務，逐漸去逼近設定的債務上限。
如果說債務真的達到上限，兩黨卻不能達成提高債務上限的一致決議，很有可能會導緻美國的政府部門，再次出現“停擺”。
考慮到全球經濟正處在一個波動比較大的時期，美國的通脹水平、利率水平都比較高，明年美國還面臨淺衰退的風險，期間如果再疊加政府部門“停擺”或者可作為的空間減小，對美國整體的經濟也是一個比較大的風險。
02 美國經濟基本面，韌性與通脹共存
問：前段時間網上出現了不少“美國崩潰論”的聲音，從您剛提到的一些情況來看，說“崩潰”言過其實了，但風險的確存在。能不能請您跟我們分享一下目前美國經濟的基本面到底如何？前段時間美股一邊調整一邊下跌的邏輯又是什麼？
高瑞東：從美國近期的各項經濟數據來看，我們認為當前美國經濟相對有韌性，但同時美國通脹也相對有韌性。展開來看：
1. 經濟有韌性
美國經濟主要靠消費拉動，私人部門消費占美國GDP的70%左右。2020年疫情以來，美國財政部發放多輪萬億美元級別的直接派現和補貼，在疫情限制消費場景的情況下轉化為居民超額儲蓄，對需求端形成持續支撐。
截至2022年9月，美國居民超額儲蓄仍有1.7萬億美元，距完全耗盡尚有較大距離，依然可以在未來1-2年內支撐居民消費。
但是，超額儲蓄分佈不均衡問題突出，只能延緩消費回落速度，而難以支撐消費增速向上回升。目前剩餘的超額儲蓄主要屬於中高收入群體，而中低收入群體的儲蓄水平相對較低，且其超額儲蓄在財政刺激退坡後被快速消耗。
針對中低收入群體的“入不敷出”的現狀，拜登政府正在推動“學貸計劃”。這一計劃的主要目標是，減免個人和家庭收入低於一定標準的群體在校期間的助學貸款。計劃總額達到5000億美元，預計將在明年上半年進入立法流程，具體進展需要關注民主黨的推動力度。
目前來看，除民主黨之外，部分共和黨人也表示支持，所以“學貸計劃”的通過阻力不大。如果明年上半年“學貸計劃”能通過，美國經濟就會達到一個比較有韌性的狀態，中高收入群體有超額儲蓄，中低收入群體又能通過“學貸計劃”進行貸款減免。
2. 通脹同樣有韌性
目前美國抑制通脹的方式是依靠美聯儲加息，主要作用於需求端，影響個人按揭貸款和企業信貸等，但在供給端，我們還可以看到三座大山：
一是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摩擦；二是服務性產品在供給剛性的情況下，會通過漲價來實現收支平衡。比如餐飲企業一天能就餐的人數有限，為了維持生存普遍會選擇漲價；三是能源價格高企，主要原因在於俄烏衝突帶來的供給衝擊，以及拜登政府大力支持清潔能源，限制傳統能源資本開支和相關開採。
因此，儘管美聯儲加息在需求端抑制了通脹，但供給端的這三座大山依舊形成了美國通脹的助力，故而我們認為美國的通脹也相對有韌性。
3. 美股之前跌與漲的邏輯何在？
此前美股跌跌不休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美國經濟相對有韌性，同時美國通脹持續高企，則美聯儲就會持續大幅加息，而加息本身是回收流動性，對於金融資產價格有明顯的壓製作用。
而近期美股止跌回升的原因，是美國通脹見頂跡像已現。十月份美國CPI數據低於預期後，美聯儲相關官員就表態加息節奏可能放緩，因此美股就相應迎來了比較明顯的上行。
03 全球能源革命，政治與經濟的博弈
問：剛才您在聊美國通脹在供給端的壓力時，其中有一點是新能源價格的高企。我們注意到在您的新書《框架：中國經濟、政策路徑與金融市場》中，新能源革命相關的內容也非常重磅，並且安排在了本書的最後一章作為結束。
其中您將新能源革命稱為一場全球政治與經濟的博弈，原因是什麼？如果中國要在這場政治和經濟的博弈中佔據優勢，哪些因素是比較關鍵的？最後就是，在這種博弈之下，對於企業來說，他們在其中會扮演怎樣的角色？
高瑞東：我們在去年進行了全球能源革命的系列研究。當時歐洲以及拜登上台之後的美國都在加速推進碳中和、碳達峰，我們國家提出的“雙碳”目標也讓大家對這個話題格外關注。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認為，全球氣候變化議題本質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學話題。全球氣候戰略的製定和形成要從國際互動關係來入手和分析。從博弈論的角度，全球各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並不是一場“囚徒困境”，而是“協調博弈”。這場博弈中，歐盟、美國與中國對於氣候問題戰略表態的背後有何深意？我們進行了深刻探討。
首先，歐洲一直是推動全球氣候變化議題的積極領導者。自美國2001年退出《京都議定書》後，歐盟一直領導推動全球氣候變化議題的進行。
20世紀80年代末期，歐盟最早提議要求將氣候變化議題納入國家議程。此後從《京都議定書》到《巴黎協定》，歐盟在全球氣候議題中發揮著關鍵協調者的角色，並在談判中多次做出幅度更高的減排承諾，成為推動全球氣候談判的積極領導者。那麼如何理解歐洲的這種行為？我們認為有四方面的因素。
第一，歐洲地區受氣候變化的影響更大。北大西洋暖流是歐洲冬季的“暖氣片”。相比於美洲、亞洲地區，全球氣候變暖對於歐洲地區的確會帶來顯著的影響，北大西洋環流的減弱，氣溫調節功能喪失，可能會使得歐洲冬季更冷、夏季更熱，進而對歐洲社會產生更大影響。
第二，兩次石油危機後，歐洲對能源危機關注與日俱增。兩次石油危機引發的經濟衰退，使得歐洲對能源危機問題愈發關注，並在此後開始了能源革命，積極尋求替代能源，開發節能技術。為解決歐洲在能源方面的壓力，疊加民眾對氣候問題的關心，歐盟開始變身全球環保先鋒，近年來出台了非常激進的清潔能源計劃。
第三，歐洲試圖通過低碳革命重塑全球領導地位。歐盟在低碳行動上領先全球，碳排放已處於下降階段。倘若未來實現全球碳排放權交易，那麼歐盟無疑是最大的受益者。
因此，掌握氣候問題的領導權，意味著掌控了製定全球碳排放標準的話語權。歐洲碳交易成交額佔據全球88%以上的規模，在碳交易市場中，歐元超越美元，成為主要計價貨幣，決定了歐洲在全球碳金融中的主導地位。
第四，在歐洲，關注氣候成為一種“政治正確”。歐洲的政權中，綠黨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民調也顯示，歐洲的年輕人關注“氣候問題”甚於“病毒蔓延”。
諮詢公司益普索集團2020年10月至11月開展了一項以線上為主的民意調查，要求20多個歐洲國家2.2萬多名年輕人列舉“人類面臨的三大嚴重問題”。結果顯示，其中近50%選擇了“全球氣候變暖”。
其次，為何美國在全球氣候議題上“三心二意”，如此多變？與歐洲不同，美國在全球氣候議題上“三心二意”，並且氣候政策具有明顯的周期性和易變性，這明顯與美國歷來在全球極力塑造的霸權地位形像不相匹配，那麼導致這個的原因是什麼？
第一，在美國，氣候議題成為兩黨博弈核心，氣候政策具有周期性與易變性。美國歷任總統在氣候問題上表態不一，核心是來源於共和黨與民主黨所代表的利益集團差異，這使得美國政府氣候變化政策有很強的“週期性”和“易變性”。
第二，與歐洲不同，美國的能源儲備充足，能源安全並不是首要考慮因素。石油危機後，美國快速實現了頁岩油開發的技術突破，成功實現能源獨立。憑藉頁岩油的成功開發，美國一舉扭轉了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原油產量下滑頹勢，原油自給能力大幅提高，世界石油格局重塑。
此外，美國通過對外政權干預，進一步掌控了世界原油市場的話語權。一方面，“阿拉伯之春”以來，美國推行對中東有限軍事干預的政策，積極利用中東內部固有的民族、宗教矛盾製造地緣政治和安全熱點，推動中東地區動蕩的長期化；另一方面，美國以製裁為手段，限制敵對產油國的原油出口，典型目標是委內瑞拉和伊朗，謀求顛覆兩國現有政權，改變兩國能源對外合作格局。
最後，為何我國近年來在低碳戰略上跑步入局？與歐美已經步入去工業化階段不同，我國工業化程度全球最高，並且大多數產業鏈處在全球中下游，經濟發展對碳密集型產業依賴較高。從實現“碳中和”的年限來看，中國比發達國家預留時間更短，“碳中和”壓力更大。那麼為何在低碳佈局上，我國邁的步伐如此之大？
第一，我國碳排放居首，能源結構嚴重依賴煤炭，在全球對氣候問題的關注與日俱增的背景下，我國碳減排的推進必然成為全球焦點。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居於世界首位，是美國、歐盟的2倍和4倍。
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工業主導的產業結構導致碳排放增速較快，碳排放壓力在國際倡導低碳減排的背景下日益劇增。在這場氣候議題中，一旦我們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參與全球碳排放體系，今後就可能會被排除在全球供應鏈之外，失去參與全球碳排放規則制定的主動權。
第二，在雙碳戰略的背景下，能源轉型帶來的工業再造，或將成為我國未來經濟穩增長的重要調節變量。
雙碳戰略下，以新能源、光伏、風電等為代表的新興能源產業需求加速擴張，進入高景氣發展期，同時能夠帶動上游原材料、中游設備製造、下游消費的全產業鏈進入高速發展期，電網、儲能等設施的需求擴張也會帶來新基建的投資機遇，對我國經濟增長形成較強的動能支撐。
第三，氣候領域涉及的是一場全球大變革，需要全球廣泛合作，也是一輪新的全球戰略合作格局的重塑。早在2014年，總書記就提出“中國要推動能源消費革命、能源供給革命、能源技術革命、能源體制革命並全方位加強國際合作，實現開放條件下的能源安全。”
在中美長期博弈大背景下，氣候變化已成為中美之間開展對話的重要出發點。今年以來，中美兩國雖然在半導體等多個問題上存在爭議，但在氣候議題上始終存在對話合作空間。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說全球能源革命實際上是一場政治和經濟的博弈。
第二個問題，中國要在這場政治和經濟的博弈中佔據優勢，哪些因素是比較關鍵的？我們認為關鍵礦物、關鍵技術、關鍵人才的儲備非常重要。
第一，新能源經濟下，全球對關鍵能源的爭奪也會逐步衍變為對關鍵礦物的爭奪。歷史上的資源衝突表現為石油、天然氣等燃料礦物之爭。全球綠色轉型的加速，使得一些非燃料礦產如鋰、鈷、錳、稀土等地位凸顯。
根據IEA估計，一輛典型的電動汽車需要的礦物投入是傳統汽車的六倍，而陸上風力發電廠需要的礦物資源是類似規模的燃氣發電廠的九倍。隨著全球氣候目標的實施，各國將加速對關鍵礦產資源的部署和定價權掌握。
第二，新能源經濟下，清潔能源關鍵技術的競爭也成為焦點。新能源經濟下，孕育著一場全新技術革命，關於關鍵技術的爭奪也將成為未來全球的競爭著力點。
低碳技術創新已經開始重塑全球的能源格局。得益於成本的快速降低，包括太陽能光伏和風能在內的可再生能源大規模部署已經顯著降低了電力部門的碳排放強度，電動汽車的普及也為交通運輸行業的去碳化提供了技術路線。
第三，新能源經濟下，新能源領域的就業將成為勞動力市場重要的增長點，其增長或將抵消傳統化石燃料供應部門就業的下降。根據IEA的估計，到2030年，在各國承諾的碳減排情境下，清潔能源及相關行業將創造1300萬的就業機會，而在全球碳中和情境下，這個數字可能翻倍。
最後一個問題，這場博弈中，政府是戰略制定者，企業是重要的參與者。未來企業可在新能源基礎設施、綠色低碳改造等方面參與其中。
在全球性的能源革命中，企業蘊含的投資機會巨大。根據IEA估計，如果到2050年全球實現碳中和，那麼風力渦輪機、太陽能電池板、鋰離子電池、電解槽和燃料電池製造商創造的市場機會將累計增長10倍，創造的收入有望達到1.2萬億美元，單單這五個行業就足以超過今天的石油行業及其相關收入。
對於傳統能源企業來講，能源革命也將推動新一輪結構性投資機會，推動其進行綠色改造。
2021年12月，工業和信息化部印發了《“十四五”工業綠色發展規劃》。《規劃》指出，以實施工業領域碳達峰行動為引領，著力構建完善的綠色低碳技術體系和綠色製造支撐體系，系統推進工業向產業結構高端化、能源消費低碳化、資源利用循環化、生產過程清潔化、產品供給綠色化、生產方式數字化等6個方向轉型。（正和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