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全球各國都面臨財政吃緊，連“合法避稅天堂”新加坡也坐不住了，開始加稅。
01 新加坡也坐不住了
今年1月1日，新加坡15年來首次提高消費稅，從7%升至8%，併計劃在2024年進一步提高到9%。
而提高消費稅，在一定程度上誘發了搶購潮，大家都趕在漲稅漲價前多添置一點東西，就連情侶求婚都有的都因此提前。
不要小看這一個點的稅率，也不要認為新加坡是發達國家，人們就不在乎這點“小錢”。
實際上，大部分人都是普通公司的普通職員，大部分人過日子都需要精打細算，稅率上漲一個點對大部分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
更何況，2022年新加坡整體通脹率為6.1%，很多人的收入並沒有趕上通脹，所以很多新加坡人抱怨，他們的實際收入縮水了。
能省一點是一點，這是大多數人的樸素想法，所以大家才會趕在稅率上漲前搶購。
新加坡政府回應了民眾的呼聲，在新預算案中向中低收入者傾斜，為他們提供更多補貼。
在2023年預算案中，新加坡將加強永久性消費稅補助券發放計劃，再撥款30億新元為相關援助政策提供配套，包括發放各種補貼等。
與此同時，為了實現收支平衡，新加坡政府決定給富人加稅，讓更有能力的富裕階層支付更多的稅。
新加坡這些措施背後的邏輯是“扶危濟困”，說直白一點，其實就是“劫富濟貧”，因此很容易贏得民心。
但是這麼做，真的好嗎？可能未必。
02 新加坡的做法值得羨慕嗎？
從評論來看，國人對新加坡這些惠民措施，還是有一定好感和認可。
另外再加上，新加坡政府的最高補助金額是700新元，約合人民幣3600多元。
而我們的類似補貼好像和這個數字差距比較大，也有人因此覺得新加坡政府做得更實在。
還有種觀點認為，“是發錢不是印錢，這錢是新加坡國庫裡的錢，是收稅收上來了不是開啟機器印的，所以不會導致通脹。”
但是，把國庫裡的錢發給窮人“不會通脹”“沒有害處”這個觀點也是錯的。
因為本質上，新加坡政府做的僅僅是一種轉移支付，國庫裡的錢每一分都是來自稅收。
而在這個轉移支付過程中，必然會伴隨著損耗，必然會有部分財富的滅失。
如果只是看到了“扶危濟困”、“劫富濟貧”的好處，卻看不到背後的害處，那就是犯了經濟學家巴斯夏所指出的錯誤：只看見“看得見的”結果，卻忽略了那些“看不見的”後果。
那些“看不見的”的害處，無法統計和顯現，只能通過邏輯推理來認識。
最明顯的一個問題是，增加消費稅影響最大的可能是中產，而不是富人。
窮人可以申請補助，從而抵消稅負的增加。富人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避稅，比如出國旅遊一趟可能就可以買到更好更便宜的產品。
而中產面臨的實際情況是，既無法像窮人那樣申請補貼，也無法像富人那樣合理合法避稅，只能是硬著頭皮面對稅負的增加。從新聞報導的描述來看也是這樣。
另外稅負的增加還會打擊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這一點邏輯上也不難理解。
現如今收稅的形式都是貨幣，納稅人必然要放棄部分產品來納稅。
對於消費者而言，放棄的是消費品，而對於生產者而言，放棄的可能就是部分資本品。
而這些資本品，原本是可以用來為消費者生產更多消費品的，原本可以從消費者那裡獲得更多利潤，進而僱傭更多工人或者給工人漲工資，但現在卻只能變成貨幣上繳國庫。
很明顯，這個過程是一個生產力降低的過程，而不是生產力提高的過程。
邏輯上，稅收的轉移支付是通過傷害一部分人去滿足另外一部分人。
而通過市場完成的交易，通過生產力的提高來提高人們的收入，邏輯上我們找不到受害者。
03 “合法避稅天堂”可能不再
眾所周知，新加坡是一個彈丸之地，國土面積733.1平方千米，比上海市還要小一點，總人口大約545萬，公民和永久居民只有399萬。
但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新加坡，在2022年全球最富有經濟體榜單中排名第二，人均GDP高達13萬1580美元。
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髮展學院發布的2022年世界競爭力排名中，新加坡居亞洲第一，全球第三，中國香港全球第五。
小小的國家，強勁的經濟實力，必然有其成功的地方。
從2022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來看，新加坡富豪前十名中大約有一半是來自中國內地。
不僅中國富豪被吸引，像金融大亨羅傑斯、Facebook聯合創始人薩維林、澳大利亞礦業大亨廷克勒等其他國家的富豪也被新加坡吸引。
很明顯，富豪們並不是衝著新加坡那點“補貼福利”來的，他們看重的是新加坡的經濟自由度。
“全球合法避稅天堂”，想必是吸引他們的一個重點。
但是就在去年，新加坡現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黃循財卻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稱，“新加坡政府考慮從5個方面向富人增稅，包括重啟遺產稅、徵收資本利得稅、開徵財富稅、減少慈善稅收優惠，將現有稅率增加等等。”
疫情導致新加坡政府連續三年出現預算赤字，應該是主要原因。
一方面為了填補虧空，另一方面為了迎合民意，讓財富分配看上去更平均，所以“對最富有的1%人群增稅”的聲音就開始越來越大。
於是在2022年財政預算案中，新加坡宣布了對富人增稅的方式：自2023年（2024年）開始，將調高個稅稅率、調高房產稅、調高豪車附加註冊費等等。
實際上，這些措施對於龐大的財政支出來說，恐怕都是杯水車薪，所以他們才會考慮重啟遺產稅、開徵財富稅、徵收資本利得稅等措施。
然而毫無疑問，這些措施勢必會破壞新加坡原有接納財富的精神，勢必會破壞新加坡的經濟自由度以及全球競爭力。
不說別的，就單單遺產稅這一條，如果新加坡此前是一個有遺產稅的國家，全球那些富豪，會選擇新加坡作為移民目的地嗎？我想答案顯而易見。
而如果新加坡真的這麼做，對香港或者中國內地城市來說也許是一個機會。
想要達到像新加坡那樣的繁榮程度，想要留住自己本土產生的富豪，或者想要同樣吸引全球富豪或投資者來中國，很顯然應該做的不是加稅而是減稅，不是開徵遺產稅而是避免遺產稅。
對於新加坡，我們既要看到它成功的一面，同時要仔細辨別和區分，避免其錯誤的一面。
然而要做好這種辨別並不容易，甚至可以說很難，因為我們很容易受到情緒的干擾，情緒會影響我們的判斷。
如果用最簡單的邏輯來判斷的話，可以藉鑑一下18世紀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讓·巴蒂斯特·薩伊的一句話：“最好的財政計劃應是盡量少花費，最好的賦稅是最輕的賦稅。”（冰川思享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