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貿易戰”已演變為“補貼戰”

導語：

自2017年以來，美國對中國加徵了多種關稅，對中國技術企業實施多種出口管制。拜登上台後延續了這一策略，進一步加大了在技術領域的封堵，並通過國內補貼推動美國產業轉型。8月15日，Project Syndicate網站刊登了一篇題為《從貿易戰到補貼戰》（From Trade War to Subsidy War）的文章稱，拜登非但沒有取消特朗普執政時期的貿易壁壘，反而全力支持產業政策，為國內製造商提供大量補貼。雖然這種舉措可能會在短期內提高製造業能力，但也有可能引發一場耗費財力且沒有明顯贏家的“全球補貼戰”。

文章作者是安妮·奧斯本·克魯格（Anne Osborn Krueger），曾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IMF代理總裁，現擔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教授。以下為文章主要內容。

令很多經濟學家失望的是，美國總統拜登保留了前任的大多數關稅和貿易壁壘。事實上，和很多分析師期望相反的是，美國實施了額外的保護主義舉措，比如拜登的“購買美國貨”（Buy American）政策，導緻美國消費者和納稅人擔負更高的成本。

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對進口鋼和鋁分別加徵了25%和10%的關稅。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起了貿易戰，退出了前總統小布什和奧巴馬談判達成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並重新談判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將其重新命名為《美加墨協定》。儘管美國通過世貿組織、採取多邊手法的做法更有效，對盟友的傷害更小，但特朗普還是選擇了單邊行動。然而，拜登政府變本加厲，全力支持產業政策，出台並實施了價值4300億美元的《通脹削減法案》和價值2800億美元的《芯片與科學法案》，前者包含對綠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數百億美元的補貼，後者旨在重振強勁的美國半導體產業。

白宮的說法是，《芯片與科學法案》將支撐國內半導體的生產，創造數以萬計的高薪工作和數千個高技能製造業工作崗位，並催化數千億美元的私人投資。為了促使芯片生產的“回流”，該法案分配了520億美元用於研發和崗位培訓，並對國內製造商提供了25%的稅費抵免。然而，該法案在補貼美國國內企業的同時，實際上排斥和歧視了外國及海外生產商。同樣，《通脹削減法案》為消費者購買美國產電動車提供7500美元每輛車的補貼，讓美國產車型比中國和日本製造的競爭車型更有優勢。

但是，研究一再表明，補貼往往會損害實施補貼的國家。這種措施往往會減少競爭、扼殺創新、提高成本，並使依賴進口的銷售商處於不利地位。更糟糕的是，當一個國家採取補貼措施來提高國內生產商的競爭力時，其他國家通常會出台自己的保護主義政策予以反擊。彼此報復和以牙還牙的升級，損害了其他國家及其貿易夥伴的經濟。

很顯然，即將到來的“補貼戰”不會有贏家。外國不同規模的報復性補貼，可能會抵消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國內這些補貼最初想要提供的競爭收益。這種勢頭在半導體、電池和電動汽車等行業尤為明顯。例如，為了響應拜登的產業政策，歐盟最近批准了一項430億歐元（約合470億美元）的計劃，以扶持其半導體產業，而韓國和日本也推出了補貼國內芯片生產的計劃。與此同時，歐洲、日本和韓國公司正在美國建立相關設施，或對美進行相關投資，以獲得《通脹削減法案》中的補貼和稅收抵免。

雖然拜登的補貼措施可能會提高美國國內的半導體製造能力，尤其是考慮到美國的補貼能力超過了大多數競爭對手，但這是有代價的。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Morris Chang）最近估計，美國的芯片製造成本比台灣高出50%，而目前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都產自台灣。張懷疑美國現有的補貼力度是否足以縮小這一成本差距。但正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波森（Adam Posen）所說，經濟脫鉤的真正代價“不是貿易壁壘（儘管它們很糟糕），而是生產率增長的下降”。

此外，美國用於工業補貼的大部分資金很可能會被浪費掉，增加美國納稅人的負擔。如果美國將這些資金轉而投入教育、就業培訓、研究和基礎設施建設，對提高國內和全球的工業競爭力會有更大的幫助。令人遺憾的是，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最近將《芯片與科學法案》作為支持其他國內產業的一個藍圖。鑑於其他國家肯定會出台同樣政策以示回應，特朗普與中國的貿易戰似乎已演變成一場誰也贏不了且消耗預算的“全球補貼戰”。(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