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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平宏觀】印度人口報告：能否複製中國「人口紅利」？
導讀
人口是經濟社會活力的源泉，我們先前推出《中國人口報告》、《日本人口報告》等系列深度報告。目前印度人口結構類似中國的“昨天”，人口總量大、年齡年輕等，本篇報告聚焦印度人口情勢，探討其人口變化。當下印度正處於人口紅利初期，隨著中國進入高齡化社會，印度是否將成為我國未來發展的重要競爭對手？
1.2022年印度人口達14.2億人，粗出生率降至16.4‰（2021年），已超越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預計2060年達16億人口峰值。
2.印度年齡結構較均衡， 2022年65歲以上人口占比僅6.9%，人口金字塔呈擴張型，整體人口較為年輕，年齡中位數僅27.9歲，總和生育率為2.0（2021年） 。
3.印度近八成人信仰印度教，由於宗教和重男輕女思想影響，男女比例失衡，2021年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達1.077:1。目前種姓制度在法律上被廢除，但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其在現實生活中的影響仍然存在，2021年其他「落後階層」OBC人口占比超40%。
4.印度的人口分佈呈現出東北和南部人口兩極聚集的態勢。2022年，農村人口佔比超過64%，相當於中國2000年的水準。印度人口主要流向德里等工業化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區域。然而，由於宗教和種姓制度的影響，印度人口流動主要以邦內的短途為主。從農村到農村的流動是最普遍的方式，佔比超60%。
5.印度目前人口問題：
1）兒童撫養比較大，勞動力負擔重，導致產出轉換為儲蓄較少，2022年總儲蓄率僅30%，低於中國的46%（2021年），一定程度阻礙社會資本積累，影響社會發展。
2）區域教育程度分化嚴重，高等教育入學率低，2022年高等教育入學率僅32%，大幅低於中國、巴西、美國的72.0%、56.8%（2021年）、84.9%（2021），導致合格勞動力數量偏低，阻礙人口紅利的釋放。
3）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加劇印度社會貧富差距和不平等性，社會高種姓階級佔據社會絕大多數財富。
4）勞動法嚴苛，就業機會有限，失業率較高，2022年失業率達7.3% ，高於中國、美國、日本的4.9%、3.6%、2.6%，由於重男輕女等社會因素影響，女性勞動參與率低，居全球末期，2022年僅24%，大幅低於中國、美國、俄羅斯的61%、56%、55%。
5）由於農業生產水準落後，大量糧食出口、人口數量多等，糧食供給有限，導致印度成為「重度飢餓」國家，2023年飢餓指數處於「嚴重」區間。同時，5歲以下兒童發育遲緩率達35.5%、大幅高於俄羅斯、巴西、中國的10.9%、7.2%、4.8%。
綜上所述，目前印度在人口總量和結構上具有一定潛力，但也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且種姓制度、宗教體系短期難以改變，因此複製中國「人口紅利」之路難度較大。如果目前印度未能雷厲風行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可能錯過「人口紅利」最佳窗口期，後續演變成「空有眾多人口，難有紅利發展」。但近年來印度改革開放的力道較大，利用外資、經濟成長、股市等均取得長足進展，有可能逐步釋放人口紅利，值得關注。
風險提示：國外官方數據統計偏差，印度統計人口統計包含領土爭議區域，印度統計城市人口口徑為居住在城市的人口。
目錄
1 印度人口轉型：自古人口眾多，1990年開始人口步入中成長階段
2 印度人口特徵：總量持續上升，人口結構均衡，人口金字塔呈擴張型
2.1 總量：2022年達14.2億人，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2.2 結構：人口年輕，男女比例失衡，其他落後階層佔超40%
2.3 分佈與遷移：東北和南部人口兩極聚集，人口主要流向德里等工業化和都市化程度較高區域
3 印度當前人口問題：撫養負擔重，基礎教育品質低，貧富差距大，女性勞動參與度低
3.1 兒童撫養負擔重，社會資本累積慢，影響經濟發展
3.2 教育程度分化，高等教育入學率低，阻礙人口紅利釋放
3.3 種姓制度根深蒂固，貧富分化嚴重
3.4 就業機會有限，失業率高，重男輕女等社會因素影響，女性勞動參與度低
3.5 人口眾多、糧食供給有限，成「重度飢餓」國家，兒童消瘦、發育遲緩率位居全球前列
4 印度未來能否複製中國「人口紅利」之路？
正文
1 印度人口轉型：自古人口眾多，1990年開始人口步入中成長階段
1600年前：高出生、高死亡、低成長階段：歷經政權更迭和戰爭頻繁，人口成長緩慢，其中西元前400年-1600年，人口年均成長率僅0.07%。西元前2500年，達羅毗荼人建立最初的古印度文明。西元前2000年，雅利安人經由古印度西北部的山口進入印度地區。在雅利安人侵略下，部分達羅毗荼人被迫向南印度轉移，而大部分則留在北部成為雅利安人的奴隸。為了區分人種和維護雅利安人統治，雅利安人建立起種姓制度和以吠陀文化為基礎的宗教體系。直到16世紀後期開始被歐美殖民者侵略，印度仍未形成一個完整且穩定的政權。此階段人口以高出生、高死亡、低成長為特徵。根據權威史料，古印度（包含現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人口自西元前400年的2,700萬增至十六世紀的1億人左右，年平均成長率0.07%。
1600年-1950年：高出生、高死亡、中增長階段：西方列強入侵印度，最終英國將分裂的印度整合，一定程度促進了人口增長，但由於醫療水平有限，飢荒和流行病肆虐造成人口大規模死亡。17世紀，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等西方殖民者開始入侵印度。1600年，英國建立了東印度公司，並在1849年擊敗其他列強，建立了英屬印度，將四分五裂的印度整合在一起。這個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印度的人口成長。此階段的人口特徵為高出生、高死亡和中增長。1600-1900年，印度人口由1.3億增至2.8億，年平均成長0.26%。然而，在1899年，印度中部季風氣候失效，導致長時間乾旱和糧食減產，引發大規模的飢荒和瘧疾肆虐，造成大量人口死亡。1901年-1921年，印度人口僅增加了約1,600萬人，這20年間的成長率降低到了0.2%。其中，1918年至1919年間，因流感而死亡的人數達2,000萬人。
1950年-1990年：高出生、低死亡、高成長階段：印度建國後為因應人口問題推行計劃生育，但宗教和社會抵制情緒強烈，政策效果欠佳，其中，1960-1990年人口淨增長達94%。1950年印度共和國成立起，印度政府注意到人口成長壓力，在第一個五年計畫（1951-1956）中提出計劃生育問題刻不容緩，並撥款650萬盧比支持該政策實施。但早期計生政策較溫和，勸導為主，未強制。1975年英迪拉甘地推行強制計生措施，實施了大規模絕育手術，主要是男性輸精管切除術。但因受宗教等因素影響，抵抗計劃生育政策聲音強烈，大規模的強制計生政策也成為1977年英迪拉·甘地政府選舉失利的重要誘因。至此，後續印度領導人再未推行強硬計畫生育政策，人口成長率出現反彈。根據世界銀行數據，1951-1991年，印度人口淨成長約4.85億，其中1960-1990年人口淨成長93.83%，年均成長2.3%，平均粗出生率37.43‰。由於醫療水準提升，流行病得到有效控制，印度粗死亡率也由1960年的22.18‰降至1990年的10.86‰。
1990年至今：中出生、低死亡、中增長階段：較富裕的邦逐漸接受了計劃生育政策，出生率得到有效控制，疊加避孕用具普及，1990-2021年粗出生率從32‰降至16‰，人口增速降至0.68%。印度各邦間貧富差距和教育程度差距較大，部分邦對計劃生育政策接受度較低，而較富裕的南方邦則逐漸接受了計劃生育政策。根據印度健康與家庭調查(NFHS-5)數據，印度除米佐拉姆邦外，使用計劃生育措施（避孕用具、絕育等措施）的人口比例都呈現增長趨勢，其中超55%的夫婦使用現代避孕方法，女性絕育佔所有避孕措施的2/3。此階段大力推行「計劃生育」措施是人口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根據世界銀行數據，1990-2021年，印度粗出生率從31.5‰降至16.4‰，粗死亡率進一步降至7.27‰，人口增速降至0.68% 。
2 印度人口特徵：總量持續上升，人口結構均衡，人口金字塔呈擴張型
1947年印度獨立後，於1948年頒布《印度人口普查法》，並於1951年起每十年一次進行人口普查，由印度政府民政事務部下屬的註冊總署和人口普查專員負責。截至2011年，已進行了15次。原定於2021年進行的第16次人口普查因新冠疫情延後。
數據說明：印度官方資料和數據將查謨和克什米爾（Jammu & Kashmir）、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我國稱「藏南地區」）、拉達克（Ladakh）統計在內，但查謨和克什米爾的歸屬問題在印巴分治時未獲解決，巴基斯坦和印度各佔一部分；「阿魯納恰爾邦」為實際歸屬我國的藏南地區，1987年2月，印度宣稱建立所謂的“阿魯納恰爾邦”，我國多次嚴正聲明，不承認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和阿魯納恰爾邦，現實際全部為印度佔據；中印劃界問題一直懸而未決，拉達克衝突不斷，該地區是中國西藏的一部分，位於克什米爾東南部，現絕大部分由印度控制。
2.1 總量：2022年達14.2億人，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2022年印度人口達14.2億人，粗出生率降至16.4‰（2021年），已超越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預計2060年達16億人口峰值。從人口總量來看，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印度總人口從1960年的4.5億上升至2022年的14.2億，已超越中國（14.1億人），位居全球第一。從成長率來看，印度人口成長率自1980年代開始下降，2022年人口成長率降至0.68%，高於巴西（0.45%）、中國（-0.01%）。從出生率和死亡率來看，1960-2021年印度粗出生率從42.0‰下降至16.4‰，粗死亡率降至9.5‰，由於新冠疫情等，2021年粗死亡率同比小幅上升。
2.2 結構：人口年輕，男女比例失衡，其他落後階層佔超40%
印度年齡結構較均衡，2022年65歲以上人口佔比僅6.9%，人口金字塔呈擴張型，整體人口較年輕，年齡中位數僅27.9歲，總和生育率為2.0（2021年）。從人口年齡結構來看，1960年以來，印度人口結構較為穩定，0-14歲人口占比從1960年的40.5%下降至2022年的25.3%，65歲及以上人口從1960年的3.1%上升至2022年的6.9%，2022年15-64歲勞動年齡層人口比為67.8%，與中國（69.0%）較為接近，人口金字塔呈現擴張型。從年齡中位數來看，印度人口整體較為年輕，2022年印度人口年齡中位數為27.9歲，低於俄羅斯、中國、美國、巴西的39歲、38.5歲、37.9歲、33.2歲。從總和生育率來看，由於避孕藥具普及等因素，2021年印度總和生育率已下降至2.0，低於世代更換水準（2.1），但仍高於美國、巴西、俄羅斯、日本、中國的1.7、 1.6、1.5、1.3、1.2 。
近八成印地安人信仰印度教，受宗教和重男輕女思想影響，男女比例失衡，2021年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達1.077:1。從宗教來看，79.8%的印度人信仰印度教，14.2%的印度人信仰伊斯蘭教，信仰基督教、錫克教人口佔比分別為2.3%、1.7%,佛教、耆那教、芐教、其他宗教或無宗教人口佔比均小於1%（不含曼尼普爾邦塞納帕蒂區的Mao-Maram、Paomata、Purul subdivisions），而作為本土主要宗教的印度教和外來宗教伊斯蘭教在印度影響力較大。從民族構成來看，印度有100多個民族，其中印度斯坦族約佔總人口的46.3％，其他較大的民族包括馬拉提族、孟加拉族、比哈爾族、泰盧固族、泰米爾族等。從性別比例來看，受宗教和重男輕女思想的影響，印度農村地區經常出現扼殺女嬰的現象，導致長期印度男女比例失衡，2021年印度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為1.077，高於俄羅斯、日本、美國、巴西的1.057、1.051、1.048、1.045。
從種姓來看，印度種姓制度將人分為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和賤民，其中2021年其他「落後階層」OBC人口佔比超40%。印度種姓制度將人分為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四大種姓。婆羅門即僧侶，為第一種姓，地位最高，從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剎帝利即武士、王公、貴族等，為第二種姓，從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即商人，為第三種姓，從事商業貿易；首陀羅即農民，為第四種姓，地位最低，從事農業及各種體力及手工業勞動等。後來隨著生產的發展，各種姓氏又衍生出許多等級。除四大種姓外，還有一種被排除在種姓外的人，即“不可接觸者”或“賤民”，他們的社會地位最低，最受歧視，絕大部分為農村貧僱農和城市清潔工、苦力等。目前種姓制度在法律上被廢除，但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現實生活中的影響仍然存在。根據Statista抽樣調查數據，2021年印度其他「落後階層」OBC(Other Backward Class)人口占比最大，達42%；表列種姓SC（Scheduled Castes）人口占比為22%；一般等級（General Class，又稱Forward Class）人口占比為22%；表列部落ST（Scheduled Tribes）人口比10%；無種姓佔比僅5%。（印度政府已取消各種姓人口數的統計，改為透過表列種姓、表列部落、其他落後種姓、一般等級進行統計，一般等級不屬於SC、ST和OBC的階級，表示其成員在經濟和社會上平均領先其他印度人的種姓。）
2.3 分佈與遷移：東北和南部人口兩極聚集，人口主要流向德里等工業化和都市化程度較高區域
印度現形成東北和南部人口兩極聚集態勢，2022年農村人口佔比超64%，相當於中國2000年水平，僅十個地區城市人口佔比超50%。北部的印度河-恒河平原是印度人口密度最高的兩個地區。從行政區看，印度的34個邦/屬地/國家首都轄區（剔除爭議區域），印度人口委員會發布的《人口預測報告2021-2036》顯示，北方邦、馬哈拉施特拉邦和比哈爾邦是人口最多的三大邦，2021年人口數均超過1億，3個邦人口總和占全國比重高達35.5%。從城鄉結構來看，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22年印度城市人口比為35.9%,相當於中國2000年水準。在印度34個邦/屬地/國家首都轄區中，僅有十個地區的城市人口佔比超過50%，且有十一個邦和屬地的城市人口佔比低於30%。其中德里是城市人口佔比最高的邦，其城市人口佔比為99.4%。從城市人口來看，2022年印度城鎮化率為36.4%，都市化率逐年維持上升。但超過100萬城市人口佔比僅16.3%，顯著低於中國、馬來西亞、埃及、俄羅斯的30.5%、24.8%、24.5%、23.7%，其農村人口佔比高。
印度人口主要流向德里等工業化和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區域；因受宗教及種姓制度的影響，以邦內的短途人口流動為主，農村到農村流動是最普遍方式，佔比超60%。整體來看，根據印度2017年發布《經濟調查》顯示，2001-2011年間，每年約500-600萬的人口流動，其中邦間流動約6000萬，區域間流動高達8000萬，主要是由東北部落後地區向西南部工業化、都市化程度較高地區流動，即人口流出為人口稠密和都市化程度較低的北方邦、比哈爾邦等，主要流入地是工業化和都市化程度較高的馬哈拉施特拉邦、德里、旁遮普等。因受宗教及種姓制度影響，印度遠距離人口遷徙比例遠低於巴西、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印度城鄉間人口流動相對較少，多為邦內的短途人口流動。從邦內流動來看，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數據，從出生地向邦內另一個地方流動的人口為2.6億人，其中70%僅在出生地所在縣內小範圍遷移，只有30%的人口跨縣遷移。值得注意的是，最普遍的人口流動是農村到農村，佔62%，其次是農村到城市，佔20%，城市到城市的流動僅佔13%。
註：雖印度社會早在1947年便頒布廢除種姓制度的法律，並先後推出一系列法律來減輕種姓制度的負面作用，但種姓制度的世襲、分化階級等內容以宗教的形式得以保留，尤其在印度農村地區，種姓制度十分頑固，印度農民對傳統生活方式的傳承，認為特定種姓只能從事與其社會地位相符的工作，因此為找工作而來到城市的農村居民比例並不高。
3 印度當前人口問題：撫養負擔重，基礎教育品質低，貧富差距大，女性勞動參與度低
3.1 兒童撫養負擔重，社會資本累積慢，影響經濟發展
兒童撫養比較大，勞動力負擔重，導致產出轉換為儲蓄較少，2022年總儲蓄率僅30%，低於中國的46%（2021年），一定程度阻礙社會資本累積。印度人口基數大、成長快，新生人口多，扶養比較高，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22年印度兒童扶養比為37.3%，高於巴西、美國、俄羅斯、中國、德國的29.0%、27.7%、26.6 %、25.0%、21.9%，相當於中國1999年水準（37.0%），印度家庭支出中下一代教育、成長支出多，撫養新生人口負擔重。扶養比高，意味著社會扶養負擔重，消費支出高，導致產出轉化為儲蓄較少，使得家庭儲蓄率低、家庭財富累積緩慢。根據CEIC公佈的數據，2010-2022年，印度的總儲蓄率從36.0%下降至30.2%，低於2021年中國45.9%的總儲蓄率，較低的儲蓄率意味著資本累積能力低，缺乏投資條件，無法為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和先進技術，導致高生產力工業部門發展較差，經濟難以實現高品質發展，加重失業困難，進而陷入低生產力、低收入和低資本累積的惡性循環，影響經濟發展。
3.2 教育程度分化，高等教育入學率低，阻礙人口紅利釋放
印度區域教育程度分化嚴重，高等教育入學率低，2022年高等教育入學率僅32%，大幅低於中國、巴西、美國的72.0%、56.8%（2021年）、84.9%（2021），合格勞動力數量偏低，阻礙人口紅利釋放。由於性別偏見和童婚等，女孩繼續接受教育阻礙較大。根據ASER發布的《Annual Status of Education Report 2022》顯示，2022年全印度11-14歲女童未入學的比例為2%，但15-16歲女童未入學的比例達到7.9%，其中有3個邦該年齡層女童輟學率超過10%，即中央邦（17%）、北方邦（15%）和恰蒂斯加爾邦（11.2%）。從高等教育入學看，人口成長過快和高等院校數量不足等因素，印度高等教育入學率偏低，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22年，印度高等教育入學率僅31.6%，大幅低於中國、巴西、美國的72.0%、56.8%（2021年）、84.9%（2021年）。從地區分佈來看，根據人口普查數據，喀拉拉邦、拉克沙群島的識字率超過90%，而識字率較低的比哈爾邦、拉賈斯坦邦僅有65%左右。合格勞動力數量較少，阻礙人口紅利的釋放。
3.3 種姓制度根深蒂固，貧富分化嚴重
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導致了印度社會的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不平等加劇，高種姓階級佔據了絕大多數財富。由於種姓制度的連續性，高種姓階級能夠從代間財富和社會資源的傳遞和累積中受益，從而擁有更多的財富和機會，並享受更優質的教育資源。這使得他們更容易創造財富。相較之下，低種姓和落後階級往往缺乏財富累積和教育機會，難以獲得穩定、可觀的收入來源。從種姓制度內容來看，印度社會中「某一種姓只能從事特定工作」的觀念根深蒂固。與高種姓相比，低種姓和落後階級在就業市場上受到歧視，導致他們只能從事低收入、保障差的工作，缺乏進入高收入產業的機會。根據World Inequality Lab發布的《2022年世界不平等報告》顯示，印度收入前10%的人口擁有57%的國民總收入，而收入後50%的人口僅擁有13%。這顯示印度社會的貧富差距較大，其中以種姓制度為特徵的社會結構加劇了印度社會的貧富分化。
3.4 就業機會有限，失業率高，重男輕女等社會因素影響，女性勞動參與度低
勞動法嚴苛，就業機會有限，失業率較高，2022年印度失業率達7.3%，高於中國、美國、日本的4.9%、3.6%、2.6%，由於重男輕女等社會因素影響，女性勞動參與率低，居全球末期，2022年僅24%，大幅低於中國、美國、俄羅斯的61%、56%、55%。印度勞動法非常嚴苛，根據《1947年工業糾紛法案》、《1948年工廠法案》和《1970年合約工法案》等要求，公司僱用和解僱員工需經過政府同意，並鼓勵公司小型化；成為“正式部門」主體的手續繁瑣、成本頗高，因此大部分企業主選擇留在非正式部門。隨著人口成長快導致大量勞動力湧入就業市場，但就業機會有限，造成就業困難。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22年印度失業率達7.3%，高於中國、俄羅斯、美國、日本的4.9%、4.7%（2021年）、3.6%、2.6%,其中15-24歲青年族群失業率已經達到了23%。此外，由於印度重男輕女等社會因素影響，印度女性勞動參與率居全球末，2022年僅24%，大幅低於中國、美國、俄羅斯、巴西、全球的61%、56%、55%、54 %、47%。
註：印度「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是一國經濟中未進行正式登記、逃避監管或稅收的部分，包括自僱工（Self-employment）和臨時工（Casual Labor），具體指未經政府許可的小規模企業、商店、流動商販和服務業臨時工等。非正式部門的勞工通常收入低且不穩定，缺乏最低工資保障、勞動保險、失業傷殘補貼等社會保障，被剝奪了工人應得的福利。與非正式部門相比，所有提供穩定薪資及規範工時、附帶就業權利並繳納所得稅的就業部門稱為「正式部門」（Formal Sector），具體為各類合法登記的企業和組織等，保障勞工平等就業、取得合理的勞動報酬、休假和社會保險繳納等勞動福利和勞動權益。
3.5 人口眾多、糧食供給有限，成「重度飢餓」國家，兒童消瘦、發育遲緩率位居全球前列
由於農業生產水準落後，大量糧食出口、人口數量多等，糧食供給有限，導致印度成為「重度飢餓」國家，2023年飢餓指數處於「嚴重」區間。同時，5歲以下兒童發育遲緩率達35.5%、大幅高於俄羅斯、巴西、中國的10.9%、7.2%、4.8%。由於農業生產方面缺乏現代化的技術和設備，導致生產效率低下，疊加大量糧食出口等，印度本土糧食供應不足，飢餓人口數量較多。根據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駐印度代表處數據，印度擁有全球約27%的極度飢餓人口，超過一半的印度育齡婦女貧血，營養不良的印度人口將近2億人。根據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IFPRI）發布的2023年全球飢餓指數（GHI）排名顯示，印度在125個國家中排名第111位，屬於「重度飢餓」國家行列，營養不良率達16.6%。2023年，印度的飢餓指數為28.7，處於「嚴重」區間，遠高於同為發展中國家和人口大國的中國、巴西的小於5、6.7。同時，糧食供給不足導致兒童體重減輕、發育遲緩甚至死亡。2023年印度5歲以下體重減輕兒童比例達18.7%，高於馬來西亞、俄羅斯、巴西、中國的9.7%、4.4%、3.1%、1.7%；5歲以下兒童發育遲緩率達35.5%、大幅高於俄羅斯、巴西、中國的10.9%、7.2%、4.8%；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達3.1%，高於馬來西亞、俄羅斯、中國的0.8%、0.5%、0.7%。
4 印度未來能否複製中國「人口紅利」之路？
當前印度在人口總量、結構上具備一定潛力。其中，人口總量已超過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勞動人口數量與中國相近，人口金字塔呈擴張型，人口比中國年輕。人口結構上，2022年65歲以上人口的6.9%，大幅低於中國的14.9%；15-64歲勞動年齡層人口佔比為67.8%，與中國（69.0%）較為接近，人口金字塔呈現擴張型。同時，整體人口較年輕，2022年印度年齡中位數僅27.9歲，低於中國的38.5歲，2021年印度總和生育率雖降至2.0，低於世代更替水準（2.1），但仍高於中國的1.2。
但印度還存在勞動力撫養負擔重、區域教育水平分化嚴重、高等教育入學率低、種姓制度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就業機會有限、失業率較高、女性勞動參與率低、飢餓人口數量大、兒童消瘦、發育遲緩率較高等一系列問題。
具體來看：1）人口基數大、成長快，新生人口多，扶養比較高，2022年印度兒童扶養比為37.3%，高於中國的25.0%，相當於中國1999年水準（37.0%），勞動力負擔重，導致產出轉換為儲蓄較少，2022年總儲蓄率僅30%，低於中國的46%（2021年），一定程度阻礙社會資本累積。
2）區域教育程度分化嚴重，高等教育入學率低，2022年高等教育入學率僅32%，大幅低於中國的72.0%，合格勞動力數量偏低，阻礙人口紅利釋放。
3）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導致印度社會的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不平等加劇，高種姓階級佔據了絕大多數財富。印度收入前10%的人口擁有57%的國民總收入，而收入後50%的人口僅有13%。
4）隨著人口成長快導致大量勞動力湧入就業市場，但就業機會有限，造成就業困難，2022年印度失業率達7.3%，高於中國的4.9%。由於印度重男輕女等社會因素影響，印度女性勞動參與率居全球末，2022年僅24%，大幅低於中國的61%。
5）由於農業生產方面缺乏現代化的技術設備，導致生產效率低下，疊加大量糧食出口等，本土糧食供應不足，飢餓人口數量較多。2023年，印度的飢餓指數為28.7，處於「嚴重」區間。同時，糧食供給不足導致兒童體重減輕、發育遲緩甚至死亡。2023年印度5歲以下體重減輕兒童比例達18.7%，高於中國的1.7%；5歲以下兒童發育遲緩率達35.5%、大幅高於中國的4.8%。
綜上所述，目前印度在人口總量和結構上具有一定潛力，但也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且種姓制度、宗教體係短期難以改變，因此複製中國「人口紅利」之路較難。如果目前印度未能雷厲風行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可能錯過「人口紅利」最佳窗口期，後續演變成「空有眾多人口，難有紅利發展」。但近年來印度改革開放的力道較大，利用外資、經濟成長、股市等均取得長足進展，有可能逐步釋放人口紅利，值得關注。（澤平宏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