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
這個東南亞小國從不避孕,人口已經過億,是全球最開放的國家
在這個東南亞小國,民眾不願避孕,墮胎不被允許。30萬平方公里的地方,硬是塞進了1.17億人。人口數字飆升的背後,是越來越深的貧困泥潭,400多萬人在垃圾堆裡討生活。這樣的開放,究竟給菲律賓帶來了什麼?為什麼人多力量大的好處,在這裡變成了甩不掉的包袱?01、500年前埋下的定時炸彈1565年,西班牙人登陸菲律賓那天,沒人想到他們帶來的不只是十字架。還有一顆埋在這片土地深處的定時炸彈,名叫生育神聖化。西班牙人統治菲律賓足足333年,把天主教當成控制工具使得爐火純青。教會教義簡單粗暴:生孩子是上帝的恩賜,避孕墮胎都是罪過。民眾大多是農民,被逼著種甘蔗、椰子這些出口作物。日子苦哈哈的,還得聽教會的話多生多養。結果,人口慢慢漲,到19世紀末,差不多150萬左右,主要靠自然增長和移民補充。1898年,美國接手了,換了套玩法。他們建學校、醫院,表面幫菲律賓現代化,其實想培養廉價勞動力。人口政策沒大變,天主教還是主流,避孕工具貴得離譜,還被貼上不道德標籤。1946年獨立後,菲律賓表面自由了,可經濟結構沒改。靠賣農產品和輸出勞工過日子,人口從1903年的760萬,跳到1970年的3680萬。年增長率常年2%以上,這增長不是巧合。天主教徒佔全國80%以上,教會反對一切人工干預。政府想推計畫生育,也得看教會臉色,結果意外懷孕一大堆。每年310萬懷孕中近一半是意外來的,可墮胎禁令讓這些孩子必須生下來。與此同時,青少年性暴力行為也日漸嚴重。這顆定時炸彈,在500年後終於爆了。02、當神父比總統更有話語權在菲律賓,有個現象特別奇怪——總統的話不如神父好使。這話聽起來像段子,可在人口政策上,還真是這麼回事。2014年,菲律賓人口正式破億,成了世界第12個人口大國。那時候不少人想,這麼多勞動力,肯定能像鄰國一樣起飛。可十年過去,2024年人口已到1.15億,2025年估計1.17億。增長率雖降到1.5%左右,但總量還是龐大得嚇人。為何控制不住?因為教會的威望超越了總統。菲律賓政府為了改善生育過度的情況,提出了生育衛生法。在國會經過辯論、修改,15年都沒有通過,就是因為教派人物的反對。他們動輒舉辦上萬人的集會,民眾又被教會牽著走,一味地附和舊思想。讓菲律賓歷任總統都頭疼不已。2012年的時候,該法案好不容易通過了,但僅僅生效3個月。菲律賓政府還沒看到成效,就因為國內反對聲音太大,而被緊急叫停。這就導致,有些總統只能避其鋒芒,從其他方面想辦法。比如說第15任總統阿基諾,他主張的節育法案,也是遭遇了重重阻礙。他便提出了加強性教育的措施,從五年級開始教授相關知識。減少女性意外懷孕的情況,還有第16任總統杜特爾特。他在任時還做出過給窮人家的婦女免費發避孕藥具的具體行動,可教會成員沒有一個同意的。他們的固執思想,正是導致菲律賓陷入困境的一大根本。畢竟遏制不住生育速度,窮人生下一串窮人,那裡有翻身的希望呢?放任這種情況發展下去,菲律賓也就陷入了惡性循環。03、人口紅利變成發展包袱鄰居越南靠人口紅利賺得盆滿缽滿,菲律賓卻越生越窮。這帳本怎麼算都不對勁。經濟跟不上是關鍵,菲律賓GDP靠服務和匯款,農業佔大頭,可土地就那麼多。農民多得擠破頭,失業率常年5%以上。年輕人畢業後多去端盤子或護理,沒工廠吸納,就像豆腐地基上蓋摩天大樓。越高越危險,馬尼拉這樣的城市,貧民窟佔滿地。10平米房子住七八口人,學校50個學生一教室,課本都不夠。人口密度367人/平方公里,東南亞最高之一,交通堵塞,污染嚴重。調查顯示,貧困率20%左右,人口多放大這問題。孩子教育醫療跟不上,就是一個惡性循環。教會作用還在,80%人是天主教徒,教會遊說政府,反對避孕教育。2008年資料,每年意外懷孕一半以上,可避孕套藥片被標籤不道德。使用率低,2017年,17%已婚婦女沒避孕需求滿足,單身活躍女性49%。這導致非法墮胎多,風險高。人口過億後,勞動力本該是優勢,可教育偏服務,技術人才缺。產業升級慢,海外打工緩解了點,可疫情後匯款波動大。總之,這開放生育,帶來的人口規模大,卻沒轉成財富。同樣是人口出生率大國,菲律賓為什麼沒有吃上人口紅利?第一,菲律賓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經濟過度依賴服務業。佔GDP超50%,尤其是海外勞工匯款,而製造業發展滯後。未能形成完整的產業鏈,相比之下,中國通過承接全球產業轉移。建立了強大的製造業體系,將勞動力優勢轉化為出口競爭力。並且菲律賓耕地僅佔國土面積的30%,且頻繁遭受颱風和地震災害。糧食自給率不足,農業生產力低下。第二,菲律賓教育與技術短板明顯,基礎教育普及率低。高等教育質量參差不齊,導致勞動力技能與產業需求不匹配。中國則通過大規模教育投資培養了大量技術工人和工程師。第三,菲律賓人口質量存在巨大差異,人口增長率達1.9%。遠高於中國的0.3%,但貧困率高達21%,導致勞動力過剩與低效並存。這樣的人口紅利,要它何用?04、數字時代的救贖機會不過話說回來,絕境中也有轉機。菲律賓的困境,從來不是簡單的人太多。是500年殖民留下的依賴病,讓它學不會自己搞發展。是教會對生育的過度干預,讓人口增長失控。是產業升級的無力,讓勞動力找不到用武之地。這些問題纏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人越多就業越難,越窮越想靠生孩子碰運氣。孩子越多負擔越重,最後只能在貧困裡打轉。但希望還是有的,首先是新生代變化帶來的希望曙光。菲律賓城市年輕人觀念正在轉變,大學生避孕率從20%上升到45%。社交媒體傳播的現代觀念衝擊傳統思維。馬尼拉等大城市出現少生優育新理念,為未來改革積蓄力量。其次是數字經濟轉型的新機遇,菲律賓英語普及率高。IT服務外包產業發展迅速,年產值超300億美元。如果能抓住數位化轉型機遇,將龐大人口轉化為技術人才。有望實現人口包袱向人才紅利的轉換。聯合國人口基金專家指出,菲律賓面臨未富先老風險。雖然生育率從3.2降至1.9,但人口慣性巨大。預計2050年人口將達1.5億,專家警告:沒有產業升級支撐的人口增長。只會加劇貧困循環,世界銀行向菲律賓提供數十億美元人口發展援助。但效果有限,問題不在資金,而在執行。教會阻撓、政府軟弱、民眾抗拒,國際專家認為。外部援助無法解決內部制度性問題。鄰國成功經驗提供了啟示路徑,印尼通過家庭計畫項目成功控制人口。關鍵在於政府強力推行、宗教領袖支援、經濟激勵配套。馬來西亞通過產業多元化吸納勞動力,製造業、服務業並重發展。這些經驗為菲律賓提供了可行的改革參考。2025年6月3日,菲律賓衛生部建議將艾滋病列為國家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新增病例主要集中在15-25歲年輕人群。菲律賓成為西太平洋地區新增病例最多的國家。反映出性教育缺失與避孕抗拒導致的連鎖社會問題。關鍵看菲律賓能不能抓住這根救命稻草,突破傳統桎梏。實現制度創新,才能真正把人口壓力轉化為發展動力。結語菲律賓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道理:人多不一定力量大,關鍵看你有沒有用好這些人。在全球化的今天,那些敢於打破傳統枷鎖的國家,才能把人口壓力變成發展動力。面對傳統與現代的較量,你覺得菲律賓的出路在那裡? (讀史)
為什麼麥肯錫用最簡單的柱狀圖,卻讓整個拉美感到恐慌?
人生有很多窗口期。考大學的窗口期是18歲前後幾年,錯過了就要付出數倍的代價。買房的窗口期是某個城市起飛前的幾年,錯過了可能一輩子追不上。創業的窗口期是某個行業紅利爆發的前夜,晚一步就只能看別人吃肉。窗口期最殘酷的地方不在於它會關閉,而在於:當它正在關閉時,大多數人渾然不覺。國家經濟也有窗口期,叫做"人口紅利"——當勞動力充沛且年輕時,即便生產效率不高,也能靠"雇更多的人"來實現增長。很多開發中國家都享受過這個紅利期:中國用了30年,日韓用了40年,而拉丁美洲已經用了60年。但2023年,麥肯錫發佈了一張圖,用91年的資料告訴拉美一個殘酷的事實:你們的窗口期,還剩不到20年。今天,讓我們深度拆解這張看似簡單的時間序列圖,看看麥肯錫如何用最樸素的柱狀圖,製造出最強烈的緊迫感。01. 這張圖在講一個什麼故事?圖表的基本構成這是一張橫跨91年(1960-2051)的勞動力時間序列柱狀圖。核心元素:深藍色實心柱:1960-2020年的歷史勞動力資料(從76M增長到286M)淺藍色空心柱:2025-2051年的預測勞動力資料(從315M緩慢增至333M)分段增長率標註:用箭頭和數字標註不同時期的年均複合增長率1960-2000: 2.7%2000-2020: 1.0%2020-2040: 0.6%2040-2051: -0.2%三個時代的斷層但這張圖真正講的不是數字,而是三個截然不同的時代:黃金時代(1960-2000)年均增長2.7%,40年時間勞動力從76M增長到246M,翻了3.2倍。這是拉美"躺著都能增長"的時代——只要把年輕人招進工廠,GDP就能漲。減速時代(2000-2020)年均增長1.0%,增速暴跌63%。雖然勞動力還在增加(從246M到286M),但增長動力已經明顯衰竭。這是警鐘敲響的20年,但很多人沒有警覺。停滯時代(2020-2051)年均增長0.6%,31年時間只增加47M。更要命的是,2040年後增長率轉負(-0.2%),這意味著勞動力開始淨流失——不是"增長慢",而是"開始萎縮"。最致命的不是現在,而是拐點這張圖最觸目驚心的地方,不是某個具體數字,而是2040年那個從正轉負的拐點。在此之前,無論增長多慢,至少勞動力還在增加。你可以安慰自己"雖然慢一點,但方向是對的"。但2040年後,增長率變成-0.2%,這是一個質變:勞動力從"增長緩慢"變成"淨流失""靠加人實現增長"的模式徹底失效人口老齡化從"趨勢"變成"危機"從"增長放緩"到"開始萎縮",只需要一個拐點。而這個拐點,就在17年後。這就是麥肯錫要傳遞的核心資訊:時間窗口正在關閉,而且關閉的速度比你想像的快。02. 為什麼必須用時間序列柱狀圖?現在進入關鍵問題:麥肯錫為什麼選擇柱狀圖來呈現這個故事?圖形選擇的戰略邏輯麥肯錫要傳遞的不是"勞動力有多少"(這是資料),而是"窗口期還有多久"(這是敘事)。要講好這個"倒計時"的故事,圖形必須滿足四個條件:能展示長時間跨度的趨勢能突出"階段性轉折"而非平滑變化能清晰區分"歷史事實"和"未來預測"能標註關鍵拐點和增長率變化只有時間序列柱狀圖能同時滿足這四個條件。為什麼不用折線圖?折線圖是展示時間序列最常見的選擇,為什麼麥肯錫沒用?因為折線圖會"平滑"掉麥肯錫最想強調的東西:斷層感。想像一下,如果把這91年的資料用一條連續的曲線呈現:你會看到一條從左下到右上、逐漸趨平的拋物線視覺上是"自然的減速",就像汽車慢慢停下來2040年的負增長只是曲線的一個小拐彎但用柱狀圖:每一根柱子是一個獨立的"時間刻度"從深藍到淺藍的顏色切換,像地質斷層一樣2040年後柱子高度的微降,在視覺上被放大成"萎縮的開始"柱狀圖把"時間"離散化,讓每一年都成為一個可見的"倒計時刻度"。這就像倒計時器:折線圖是鐘錶的指針,平滑地轉動柱狀圖是數字跳動的秒錶,每一跳都提醒你"又少了一秒"當你要製造緊迫感時,後者的心理衝擊力遠大於前者。深藍vs淺藍:歷史與預測的視覺對話這張圖最微妙的設計在於顏色的選擇和轉換。深藍色(實心柱)= 歷史 = 已經失去的機會從1960到2020,60根柱子持續攀升視覺上是"蓬勃向上"的繁榮景象但這個時代已經結束,無法回頭淺藍色(空心柱)= 預測 = 還能抓住的窗口從2025到2051,26根柱子幾乎持平視覺上是"停滯"甚至"衰退"但它是空心的,暗示"這還不是宿命,你還能改變"這種視覺對比製造了強烈的情緒張力:你習慣了過去60年的快速增長(深藍色的陡峭上升)但未來31年將是完全不同的遊戲(淺藍色的平緩停滯)過去的成功經驗,在未來會成為致命的路徑依賴更重要的是,空心柱的設計傳遞了一個微妙的訊號:這是預測,不是宿命。如果你現在改變策略,還有機會改寫這條曲線。這就是麥肯錫的高明之處:既要製造危機感,又要留出"解決方案"的空間(而解決方案恰好是他們的諮詢服務)。增長率標註:把"加速度"可視化很多人做時間序列圖,只標註具體數值(76M、100M、132M……),但麥肯錫做了一個關鍵的設計:在圖表頂部標註分段增長率。2.7% → 1.0% → 0.6% → -0.2%這四個數字用箭頭連接,像一條下墜的軌跡。為什麼這個設計如此重要?因為人類的認知系統對"絕對值"不敏感,但對"變化率"非常敏感。如果只看柱子高度:從286M到333M,增加了47M讀者會想:"嗯,還在增長,雖然慢一點,但也不算太差吧。"有了增長率標註:從2.7%暴跌到-0.2%讀者立刻意識到:"這不是緩慢增長,這是從高速公路衝向懸崖的剎車失靈。"這就是從"量變"到"質變"的認知轉換。更妙的是,這個標註不是平鋪直敘,而是用箭頭連接。箭頭在視覺語言中代表"方向"和"運動",當四個箭頭組成一條下墜的軌跡時,它在暗示:這是一個不可逆的衰退過程,除非你主動干預。03. 如果換圖形會怎樣?讓我們做一個思想實驗:如果麥肯錫用其他圖形,能達到同樣的效果嗎?方案A:折線圖把勞動力數量用一條連續的曲線表示,歷史資料用實線,預測資料用虛線。優勢:能清晰展示整體趨勢連續性強,適合看長期變化致命問題:平滑曲線掩蓋了"階段性斷層":從2.7%到-0.2%的斷崖式變化被溫和的曲線弱化缺乏"倒計時"的緊迫感:連續的曲線讓人覺得"這只是自然的趨勢演化"拐點不夠觸目驚心:2040年的負增長只是曲線上的一個小轉折,視覺衝擊力弱適用場景: 當你要強調"長期趨勢的連續性"而非"階段轉折的緊迫性"時,用折線圖。方案B:面積圖用填充的面積展示勞動力規模的累積。優勢:能展示"總量的積累"視覺上有"體量感"致命問題:過於臃腫,弱化了增長率變化:大面積的填充色讓人關注"有多少勞動力",而非"增長速度在變化"難以標註分段增長率:箭頭和百分比沒有合適的位置失去"倒計時刻度"的感覺:面積圖是連續的,缺乏柱狀圖的"一年一個刻度"的儀式感適用場景: 當你要強調"規模的龐大"或"累積效應"時,用面積圖。方案C:散點圖每一年用一個點表示勞動力數量,可以用不同顏色區分歷史和預測。優勢:資料點清晰,不受連線干擾可以突出個別異常年份(如2020年COVID-19沖擊)致命問題:失去時間敘事的連續性:幾十個散落的點,視覺上是"碎片"而非"趨勢"缺乏"從繁榮到停滯"的對比:散點圖不能像柱狀圖那樣製造"攀升vs平緩"的視覺落差難以製造"倒計時"感:點是離散的,但缺乏柱狀圖那種"一格一格往下數"的儀式感適用場景: 當你要探索"資料點的分佈規律"或"異常值"時,用散點圖。方案D:堆疊面積圖把勞動力分為"年輕勞動力(15-40歲)"和"中老年勞動力(40-65歲)",用堆疊面積展示結構變化。優勢:能同時展示總量和結構可以揭示"老齡化"的內部機制致命問題:偏離核心論點:麥肯錫的論點是"勞動力總量增長在放緩",而非"勞動力結構在惡化"資訊過載:引入年齡結構會分散讀者注意力,削弱"2040年負增長"這個關鍵資訊的衝擊力適用場景: 當你的論點是"人口老齡化"或"結構性矛盾"時,用堆疊面積圖。小結:為什麼柱狀圖是唯一解?當你的核心論點是"時間窗口正在關閉"時,只有柱狀圖能把時間"離散化",讓每一根柱子都成為一個"倒計時刻度"。 (諮詢與管理)
比起痛失「人口紅利」, 扼住中國的真正「拐點」浮出水面?
人口紅利vs. 機器紅利✪ 許怡 中山大學本文節選自《機器時代:科技如何改變我們的工作與生活》一書中國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經濟的持續快速成長得益於以土地、勞動力和環境成本相對低廉的比較優勢融入全球生產網路。透過設立經濟特區和出口加工區,吸引境外資本和技術,並依靠來自農村地區的廉價勞動力作為「人口紅利」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成為舉世矚目的「世界工廠」。然而,這種全球代工生產(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模式也導致了對出口訂單的高度依賴,一旦歐美國家市場疲軟、經濟危機或消費不振,中國的加工企業就會面臨很大的生存壓力,甚至出現破產倒閉潮。這種全球代工生產模式不僅讓中國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歐美市場,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尤其是勞動權益問題。當勞動力被視為一種「人口紅利」的時候,從中獲利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往往伴隨著低工資、弱保障、超長勞動時間以及惡劣的工作環境,因為節約勞動成本就是讓利潤最大化的直接途徑。事實上,基於勞動力成本而進行「逐底競爭」的產業大轉移在全球範圍內主要發生過兩次:第一次是在20 世紀七、八十年代,德國、日本等國家將輕紡、機電等附加價值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成本較低的「亞洲四小龍」和部分拉美國家;第二次則發生在20 世紀90 年代,美國歐洲國家等發達國家,美國歐洲國家與歐洲國家發展到美國四國聯盟。正如美國社會學者貝弗裡·西爾弗所言:「資本流向那裡,勞工和資本的衝突很快就會跟到那裡。」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中國的勞資矛盾頻發,勞資糾紛的增長趨勢與外商直接投資及出口​​總額的增長趨勢幾乎一致。而在諸多企業類型中,發生在外資企業的勞資爭議率(即每10 萬名員工發生勞資爭議的數量)是最高的,比私營企業、集體企業、國有企業高出幾倍甚至十倍以上。2010 年發生的兩個重大事件給這種逐底競爭的模式敲響了警鐘。第一件事是發生在深圳富士康的連環跳樓事件。該年的1 月至8 月,富士康科技集團,全球最大的代工企業,發生了17 宗工人跳樓自殺事件,造成13 死4 傷的悲劇,這一系列自殺事件被媒體稱為「連環跳」。事件發生後不久,我參與了一支由多所高校師生組成的調研團隊,在富士康位於深圳龍華和觀瀾的兩個廠區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實地調查。在這座由鋼筋水泥和機器構築的工業巨鎮裡,工人每天工作10—12 個小時(「連環跳」事件發生之前每天普遍工作12 個小時),每月平均收入約為2000 元,但其中一半的收入都靠加班獲得。工廠裡實行的是准軍事化的管理制度,工人將其戲稱為「人訓話管理」——管理人員經常使用粗俗、難聽的話語對下級員工進行訓斥甚至辱罵。廠區和車間有著嚴格的門禁制度,工人們進出車間需要接受兩道安檢,不能攜帶手機及任何金屬物品進出車間,如觸發安檢報警,則將面臨被搜身、沒收個人物品,甚至被要求剪掉扣子或脫掉腰帶的處置。難怪工廠周邊的小商店都在販售「無鐵內衣」「無金屬腰帶」「無鐵褲」!為了防止工人跳樓,廠方在其員工宿舍樓四個星期及所有的陽台、窗戶都裝上了「防自殺網」。遠遠望去,大片的宿舍樓被防護網包裹得密不透風──它們既是包裹工人肉身物理之網,也是束縛工人精神的無形之網。其中的諷刺意味顯而易見──如果一個地方讓人身體極度疲憊,精神飽受煎熬,人格尊嚴被踐踏,那麼,再高的護欄也未必攔得住那些對生活絕望的年輕人。裝上防護網的富士康宿舍樓如果說富士康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全球代工企業的典型,其嚴苛的管理模式讓一小部分工人走上絕路,那麼發生在同一年的本田工人罷工則讓大眾看見了另一種可能性。 2010 年5 月17 日,廣東南海本田汽車零件製造公司近百名工人因對薪資制度不滿而發起罷工,罷工歷時18 天,最後以工人爭取到每月加薪500 元而結束。這次罷工不僅在本田汽車的生產鏈中引起了連鎖反應,還在整個汽車汽配行業掀起了一場罷工潮。天津豐田、天津三美電機、廣州電裝等40 多家外資企業的工廠工人先後發起罷工行動。在本田罷工結束後,基於工人提出的重整工會訴求,廣東省總工會派出巡視員聯同地方工會對南海本田工會進行重建,並且在工會改選後推行了多次工資集體協商。這些勞資集體談判的實踐經驗後來被總結提煉為解決勞資糾紛的“廣東模式”,並獲得官方工會的好評和推廣。本田罷工被視為“中國新工人運動的轉折點”,因為它引發了一系列罷工潮,不僅凸顯了工人的利益訴求正在從“底線型”轉向“增長型”,也為汽車行業後續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樹立了典範。相較於富士康工人所表現出的決絕或隱忍,本田工人展現出的勇氣和集體力量為爭取體面工作開創了一種新的路徑。在2010 年前後,由於勞動力成本上漲以及季節性「用工荒」現象的出現,東南沿海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向中國內陸以及東南亞國家轉移,富士康的悲劇和本田罷工事件則被認為加劇了這一處理程序。不少媒體報導,在「漲薪潮」下,珠三角的港台資企業紛紛另覓出路,例如搬遷至勞動力價格較低廉的地區和國家,或者引入機器裝置以加快轉型升級。儘管時不時出現的用工荒和薪資上漲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也僅僅意味著廉價勞動力作為一種「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並不意味著工人的薪資上漲到了「合理」的水平,更不意味著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進入了短缺時代。對於外資企業主抱怨的「漲薪潮」和勞動成本上升,我們不能只看表象。資料顯示,勞動報酬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佔比重從1993 年的49.5% 下降到2007 年的37%(表1)。這說明勞動者的收入並沒有隨著經濟的成長而同步成長。而在製造業領域,“最低工資標準”則被工人戲謔為“最高工資”,原因是幾乎所有的製造企業都按照當地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來設定工人的基本工資,更不要說那些未按照相關法規支付工資的企業了。相較於體現全體勞動者勞動報酬的社會平均工資,最低工資的變化更能反映製造業工人的工資變化,而最低工資相對社會平均工資的比例,在20 世紀90 年代初之後十幾年裡也呈下降趨勢(表2)。以上海為例,該比例從1993 年的44.6% 下降到了2008 年的20.4%。十幾年來兩個比例的持續下降趨勢說明了一個問題,即勞動報酬的增長跟不上經濟的增長,製造業工人工資的增長又遠遠跟不上社會平均工資的增長。在漲薪的表象之下,工人的實際收入水準和購買能力並未真正提高。表1 1993—2007 年勞動報酬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表2 五城市最低工資與職工平均工資比(%)關於勞動市場是否進入短缺時代,則是另一場討論,這場討論在學界被稱為「劉易斯拐點」之爭。所謂“劉易斯拐點”,指的是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勞動力從過剩變為短缺的轉折點。然而,根據國家統計局歷年發布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在2008 年之後的十年,不管是全國農民工的總數量,還是外出農民工的數量,一直呈現出增長的態勢(表3),十年間總量增長了6000 多萬人。這說明中國的廣大農村地區作為「世界工廠」的勞動力供給庫, 遠遠還沒有到枯竭的階段。表3 2008—2017 年全國農民工數量及年齡變化所謂的勞動力短缺,實際上是青年勞動力的佔比逐漸下降。換句話說,農民工的總數量並沒有減少,他們只是在逐漸變老。北京大學學者章錚把該現象解釋為“中國特色的劉易斯拐點”,即青年勞動力短缺和中老年勞動力剩餘並存的拐點。年輕的勞動力意味著更好的體力、視力,更高的身體靈敏度,可以忍受高強度或長時間的勞動,也意味著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因此最受製造業資本的青睞。但在「最優勞動力」越發緊俏的情況下,放寬對勞動者的年齡和性別等要求,招募“次優勞動力”,成了許多企業主的無奈之選。上述的各種矛盾和分歧將中國的全球代工生產模式推到了分水嶺:製造企業認為中國正在失去作為「世界工廠」的比較優勢,同時他們還要面對工人逐漸覺醒的維權意識和頻繁出現的勞資糾紛;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體的工人群體愈發無法忍受微薄的薪資、超長的勞動時間和嚴苛的工廠制度;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意味著企業不僅過分依賴歐美市場和出口貿易,也無法在全球價值鏈上獲得更大的收益。當製造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似乎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早在2010 年之前,一些製造企業就已經開始了技術升級的嘗試。作為資本密集產業的代表,汽車及其零配件製造企業是自動化和「機器換人」升級改造的排頭兵。在我調研的案例中,個別企業自2002 年起便開始使用工業機器人,到2009 年的時候生產線上的機器人就已經相當普及。另有同行學者研究發現,位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汽配企業在2010 年後加大了機器化和自動化的投入,主要原因是2010 年之後的工資集體協商導致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該研究發現,實質性的工資集體協商為工人們爭取到了較高的工資待遇,不僅遠高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而且每年工資漲幅均超過10%,遠遠高於其他行業的工資增長率。即使是被譽為「代工之王」的富士康,推動「機器換人」的步伐也不落人後。 「連環跳」事件發生後,富士康總裁郭台銘於隔年7 月宣佈了一項「百萬機器人計畫」——三年內用100 萬台工業機器人取代工人。而當時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工人數大約也是100 萬。然而,誇下這個海口的不可思議之處並不在於機器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應用於精細的電子加工流程並全面取代工人,而是當年全球的工業機器人供應量僅有16 萬台。儘管「百萬機器人計畫」在引入機器人的數量上可能存在誇張成分,但「機器換人」的策略在富士康早有先兆,「連環跳」事件無疑加快了這一步伐。有媒體報導,富士康早在2000 年就開始使用ABB 的機器人進行工件打磨作業;2007 年,富士康的自動化機器人事業處在深圳成立,專職研發工業機器人;2009 年,一些攜帶攝像機的機器人可以在手機上進行精細的擰螺絲操作;2010 年,富士康自行研發的機器人可以在手機上進行精細的擰螺絲操作;2010 年,富士康自行研發的機器人晉昇製造商在陸城開發2015 年,中國製造業正式進入「機器換人」的加速期。國務院分別在2015 年和2016 年推出了「中國製造2025」和「創新驅動發展」 兩大戰略。根據《中國製造2025》的戰略規劃,中國將在2025 年,製造業整體素質大幅提升,創新能力顯著增強,全員勞動生產率明顯提高,兩化(工業化和資訊化)融合邁上新台階;到2035 年,製造業整體達到世界製造強國陣營中等水平;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製造業地位更加強,製造業整體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強。智慧製造被視為未來二十年中國製造的主攻方向。其中,包括工業機器人、自動化高檔數控機床等智慧裝備及智慧生產線的研發被列為重點發展領域。該規劃預計在十年內,將中國的機器人產業培育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導產業,並建立完善的機器人產業體系,成為世界領先的機器人研發、製造及系統整合中心。在明確的國家政策導向和產業內部的升級轉型需求驅動之下,中國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兩大工業重地率先開始了以「機器換人」 為特徵的生產自動化和資訊化升級改造。中國成為工業機器人安裝量和機器人密度成長最快的國家。自2013 年以來,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機器人銷售市場,每年新增安裝量遙遙領先排名第二的國家。機器人密度於2022 年達到了392 台/ 萬人(表4),首次超過了美國。由於機器人安裝總量和機器人密度是衡量一個國家製造業自動化水準和先進製造程度的重要指標,因此由上述資料可見,中國製造業在過去十年正在快速趕超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正在超越“世界工廠”模式,以“機器紅利” 取代先前的“人口紅利”,以科技創新驅動發展代替“人海戰術”。在新技術升級的趨勢下,勞動者將面臨怎樣的處境和挑戰是本書關注的問題。表4 2013—2023 年中國工業機器人的年安裝量與機器人密度變化趨勢他們會迎著技術升級的浪潮,獲得技能提升的機會從而實現勞動升級嗎?還是說,「機器換人」的浪潮會把那些沒有掌握技能的勞動者淘汰,把他們擠向勞動條件更惡劣的工廠,或者擠出製造業,流向技能需求更低的部分服務行業?面對機器的大量出現,工人是什麼樣的態度?以往製造業工廠常出現的勞資矛盾和糾紛會發生什麼變化?這些變化對工人而言,意味著利益和權利的成長,還是進一步的削弱?從企業或產業轉型升級的角度來看,「機器換人」是否為他們帶來了期待中的增產提效?當同業競爭者都已經透過「機器換人」大幅提升了生產率和產能之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又在那裡?當然,本書的目標並不是討論企業的經營管理策略,對於企業的發展狀況、競爭力以及工人管理策略等問題的關注只是基於以往資本與勞動者之間既對立又共生的矛盾關係。然而,這種共生關係似乎正在被打破,因為技術正在朝向一個擺脫勞動力的趨勢發展。本書的落腳點將圍繞著「技術升級下的勞動變遷」:勞動者在技術革新趨勢下將何去何從,勞資關係發生何種變遷,其更廣泛的社會影響是什麼?當下科技革命及新技術的應用已經開始影響到各行各業,本書所討論的製造業和交通運輸業的技術變革與勞動變遷也許可以作為一枚透鏡,折射出當下資本、勞動者與技術之間的關係。同時,我們也可以藉此思考工作的未來以及人類社會可能面臨的社會關係的轉型。 (文化縱橫)
莫迪的豪賭:正在引爆一顆“人口炸彈”!
親愛的藏金洞友們:全世界都在說,印度是下一個中國。連華爾街的資本大鱷們,都把熱錢和希望,像下注一樣砸向了這個南亞次大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它未來幾年GDP增速高達6.5%,冠絕全球。14.5億的人口,剛剛超過我們,成了世界第一。看似一片潑天富貴。但洞主我走南闖北,見過最危險的繁榮,就是今天的印度。莫迪正在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豪賭,賭桌上是印度的國運,而他手中的王牌——所謂的人口紅利,正在變成一顆倒計時的炸彈。我有一個搞投資的朋友,前年雄心勃勃殺去孟買,想抓住“下一個中國”的風口。去年底他回來了,一臉的困惑。他說,哎呀,印度這個地方真是邪門。在孟買的金融區,高樓林立,西裝革履的精英們,講著流利的英語,做著幾十億美元的軟體外包生意,那派頭,比華爾街還華爾街。可車子一拐,開出不到二十公里,就是一望無際的貧民窟。牛在垃圾堆裡找吃的,衣衫襤褸的年輕人,眼神空洞地蹲在牆角。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他問我,你知道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如果你看懂了這冰火兩重天,就看懂了莫迪這場豪賭的全部真相。一場豪賭,名為“印度夢”這些年,莫迪給全世界講了一個動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他學著我們當年的路子,砸下血本搞基建。一個叫“國家基礎設施管道”(NIP)的計畫,準備在2020到2025年間,豪擲111-160兆盧比,這手筆不可謂不大。他還推出了總額約260億美元的生產掛鉤激勵(PLI)計畫,想把蘋果、三星這些巨頭的生產線,都從中國搬到印度去。效果有沒有?有,而且表面上看起來很美。PLI計畫已經吸引了1.23兆盧比的投資,創造了大約80萬個就業崗位。尤其是在電子行業,印度的手機出口額飆升到了110億美元,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手機生產國。再加上IMF和世界銀行都預測它未來幾年能保持6.5%的GDP增速。這劇本,眼熟不?太眼熟了。這不就是當年我們經濟起飛的前夜嗎?但魔鬼,藏在細節裡。莫迪的基建大計,79%的錢都得靠政府自己掏,私營部門只佔21%。這就引出了一個要命的問題:政府的錢,能撐多久?更詭異的是,外國直接投資(FDI)的流向,根本不聽他的指揮。大部分熱錢,一頭紮進了服務業(佔19%)和電腦軟硬體(佔16%)。而莫迪心心唸唸的製造業,雖然有所增長,但還是個小角色。這說明什麼?說明資本比誰都精明。它們看得到這身華麗長袍底下,藏著一個致命的畸形。致命的失衡印度的經濟,就像一個得了巨人症的怪人。他有一條腿,粗壯得不成比例。這就是他的服務業。IT、軟體、金融,這些高大上的行業,撐起了印度經濟的半壁江山,對總增加值(GVA)的貢獻率高達54.7%,增速達到驚人的9.3%。但他的另一條腿,製造業,卻像侏儒一樣,細弱不堪。製造業對GVA的貢獻率,常年趴在17%左右,死活上不去。莫迪政府設定的25%目標,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夢。這就見了鬼了。正常的國家發展,都是先搞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讓農民進城當工人,有工作,有飯吃,等有了積累,再慢慢升級到服務業和高科技。我們是這麼走過來的,日韓也是。製造業,是一個國家的腰。腰不硬,你站不直。印度倒好,直接“跨越”了製造業階段,從農業社會,一蹦子就想跳進服務業社會。這一蹦,把自己的腰給閃了。後果是什麼?是那14.5億被吹上天的人口,成了懸在印度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紅利還是炸彈?我們常說“人口紅利”。但“紅利”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得有足夠多的工作崗位,把這些年輕人用起來。你有人,但沒工作,那不叫紅利,那叫負債,叫社會不穩定的根源,叫一顆隨時會引爆的炸彈。現在,請看一組讓你脊背發涼的資料。這個號稱擁有全世界最多年輕人的國家,其勞動參與率(LFPR),竟然低到只有50.4%!世界平均水平是多少?60.63%!更觸目驚心的是,印度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只有32.8%。啥意思?就是100個能幹活的人裡,有將近一半,連找工作的心思都沒有,直接選擇躺平。為什麼?因為沒工作啊!那個強大的服務業,是精英的遊戲。一個程式設計師,可以創造巨大的產值,但他只需要一台電腦,他沒辦法給成千上萬的低技能勞動力提供崗位。而那個孱弱的製造業,本該是吸納就業的主力軍,卻根本扶不起來。這就造成了一個巨大的“斷層”。數以億計的年輕人,上不去,下不來。他們沒受過高等教育,進不了班加羅爾的軟體公司當白領。他們也找不到工廠裡的流水線崗位,因為根本就沒那麼多工廠。他們能去那?只能回到農村,或者在城市裡打零工,構成那高達89%的非正規就業大軍。資料再次揭示了真相:印度有44%的勞動力,擁擠在只貢獻了17.7% GVA的農業裡。而在貢獻了54.7% GVA的服務業裡,只僱傭了34%的人。這是何等的諷刺!經濟增長的果實,被少數精英摘走了。而剩下的大多數人,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分享不到一絲一毫。這就是印度經濟“無就業增長”的殘酷現實。走鋼絲的錢袋子這種內部的畸形,還讓印度的國本,變得異常脆弱。它的錢袋子,外強中乾。它每年都要進口大量的商品,貿易逆差是個無底洞。拿什麼來補?就靠服務業那條腿,拚命給國外打工賺錢。整個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都懸在服務業出口這一根線上。這就像走鋼絲,看似瀟灑,實則步步驚心。IMF預測,印度的經常帳戶赤字將從GDP的-0.9%擴大到-1.3%。這個缺口正在變大。萬一那天全球經濟衰退,歐美的公司自己都活不下去了,開始縮減IT預算,這根線一斷,印度經濟就會立刻休克,引發貨幣危機。這就是單一引擎的脆弱性,是把國運押在別人身上的賭博。洞主有話說江湖上,最忌諱的就是根基不穩,強練上乘武功。內力平平,卻非要學“吸星大法”,結果就是走火入魔,經脈寸斷。印度,就是這樣一個武林中人。它跳過了扎馬步、練內功的苦活,也就是發展製造業,直接就想一步登天,玩轉服務業這個“上層建築”。這種模式,在風調雨順的時候,或許能風光一時。但只要風浪一來,立馬就會被打回原形。莫迪的這場豪賭,賭的太大,也太懸。他把國家的未來,押在了虛幻的空中樓閣上。記住洞主一句話:沒有一個強大的製造業作為“腰”,任何人口紅利最終都會變成人口炸彈。 (藏金洞)